长安的荔枝

先看看它的创作思路。

情绪驱动而不是叙事驱动。

在李善德奔赴岭南一段，按常规编剧逻辑，创作者需要展开情节，来呈现路上的艰难，可能是讲如何与猛虎恶斗，也可能是讲和劫匪之间的某些交集。

然而观众看不到主角是如何从虎口逃脱的，替代的是在一首RAP之下，以极快的剪辑节奏，堆叠地形、劫匪、猛虎多个情境，把艰难作为一种情绪输出给观众。

这样做的后果，是弱化了观众以观看和思考的方式进行理解，等同于减少了观众的参与。

人物关系是功能关系，而非情感关系。

配角演员戏份零零散散，大多不是独立角色，只功能性地辅助建设主角弧光。

商业片群星参与影响了创作，以至于故事需要在主线里加太多波折。

它的后果是：为了加快节奏，电影没有更多时间来呈现配角情感的递进与变化，林邑奴、苏谅、阿僮和主角之间的信任的建立，便没有足够多铺垫。

故事一旦未能建立配角和主角之间的平等关系，重心便全部倾斜在了主角身上，主角则依赖于大鹏脸上的情绪表演，翻来覆去、模棱两可，不知道他笑什么，也不知道他哭什么。

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鹏的表演单场是准确的，但整体变化太少，影响了李善德纵深层次。

————对比大家都说及的年会无论演还是导，大鹏过往的电影都在采用这种创作思路。

除了他导演的电影之外，以观众最爱提的《年会不能停！

》为例，通过前两幕呈现打工牛马的残酷困境，试图以情绪引发观众的共鸣，到了第三幕，由于故事缺少细节羽翼，董事长带着青天的光环出场，被当作情绪的宣泄口，影片罗织的荒诞力量便犹如一幢危楼走向了坍塌。

其实，直面现实的是观众，与现实周旋的是观众，备受现实折磨的也是观众，《年会不能停！

》和《保你平安》这样的故事，打的是现实题材的招牌，观众识破它们的面具并不难。

不过，这种创作思路放在《长安的荔枝》有另一种情况。

其一，故事设定在唐朝，观众无法用当下的逻辑审视它，对现实的隐喻能强烈引发观众的联想解读。

其二，影片表面看起来是唐朝职场故事，若只把它理解为古装版“年会不能停！

”又不免偏颇，因为官场不同于职场，观众的观感也有参差。

————为何情绪没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职场元素被挪用在了唐朝：从一个煎字到一个鲜字，是PPT和WORD游戏；圣人荒唐话，小吏跑断腿，是大厂的上听下达；算法是执行的工具，也能计算赋税徭役的重量；大厂做项目常用的甘特图、执行流程表也被化用了。

另一方面，它试图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触碰政治。

“国忠”二字既是人名也是象征，承担了一切原罪；贵妃没有露脸也并未吃荔枝，这个细节似乎把根源直指圣人，但圣人隐身了。

主角李善德科举入仕脱离了底层，与其说电影讲的是底层的牛马，不如说是拍给公务员看的公务员故事，片方瞄准了公务员的钱袋子。

大鹏大概知道观众对《年会》的批评。

影片没有照搬《年会》，修改了跪青天的第三幕，让这位公务员从下跪质问到站起，是一个讨巧的落点。

在文化复兴语境里，“唐朝”既是古代的盛唐，也是一种未来的宏愿。

离开体制，戳破锦绣长安的假象，算有一点反思的姿态，观众会自发解读。

然而，这种反思不经琢磨，很有局限。

“花花轿子众人抬”导向的是人性/人情之恶，这替代了对结构的揭露，简化了对唐代三省六部行政流程的呈现；后期渲染主角的悲情与浪漫，令前面林邑奴、阿僮、驿民遭受的苦难被辜负。

藏在悲情叙事和煽情技巧之间的割裂感来自于：木棉花到了长安尚能如此鲜艳，荔枝保鲜又有何难？

————问题在哪儿？

影片最大的问题，叙事视角糟糕。

比如我看到一个说法，有个观众以为杜少陵会跟大鹏一起去送荔枝，结果没去。

这个说法很有趣，她之所以有这个预判，正是因为影片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暗示。

林邑奴被一碗酒感动那里，视角更多是在表现李善德貌似诚恳的脸。

刘俊谦可以只靠肢体表情来传递信息，但对手戏演员大鹏必须靠嘚吧嘚表达。

第二大问题是视听。

如果创作太过于依赖台词，表达便会受台词和文字限制，毕竟文字比图像更直白。

聪明的创作者还会用文字玩弄文字游戏。

政治表达不一定靠台词讲出来、情节演出来，也可以通过美学，通过摄影机运动和空间秩序来呈现。

剧组既然搭建了一座佛寺，就应该再多再多再多利用它的空间才对。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视听是一名导演的立身之本。

视听不好，难免遗憾。

————总之，如果商业电影是一幢木构建筑，好电影撤掉一条木头倒不了，但不好的商业电影只要撤一条木头就会不成立。

好电影讲命运，不好的电影只能在逻辑上苛求情节顺畅。

另外，像大鹏这样的导演，不是一个人的导演，是一群人出力的团队型导演厂牌。

厂牌就是流水线，是大鹏还是董润年领衔都没区别。

一旦制作上没有作者性的电影风格可看，情绪型的编剧就成了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散了。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电影《长安的荔枝》看过了，中国式公路片，值得一张电影票，但还可以更好。

电影的主题是讽刺朝廷腐败昏庸，男主最后冒着杀头的风险帮老百姓说话，所有情绪都到了，但是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其实可以把老百姓拍得再惨一些，这样才能首尾呼应，如果送荔枝的路上饥荒遍地，横尸遍野，山林间处处是劫匪强盗，男主看到了这一切一直隐忍，这样最后来到金碧辉煌的长安城，见到一个个贪图享乐的官员，电影这样收尾才有对比。

电影中百姓悲惨的情节都是几个镜头一笔带过，着重描写了研究荔枝如何保鲜的过程，偏僻岭南竟然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点繁华，在我大脑想象中，一个即将安史之乱的唐朝，可不是这样的。

另外摄影和剪辑都有很多问题，用了好多Ai画面显得有些掉价。

电影前半部分以喜剧为主，中间开始渐入佳境。

总的来说可以买票去看，大鹏对于电影的创作思考还是挺好的，不会突然强行上价值，这是国内很多电影都不具备的。

整体完成度尚可。

与剧版相比，聚焦主线，节奏紧凑，但毛病不少。

一是，除了大鹏自己演的李善德，几乎所有角色都浮皮潦草。

何启光、赵辛民一线，除了给块牌子，没有对故事产生任何影响，林雪恶狠狠地射了个靶心，结果啥事也没发生，就蹭一下不进来。

连蹭都没蹭上的就是宋小宝、付航、刘旸和那帮莫名其妙的香蕉园的人物。

喜剧圈的一帮流量全来混个脸，大鹏的面子都给足了，但消耗了大量节奏，代价就是与关键人物苏谅、阿僮、林邑奴的三条线都是流水线，没有抓人的关键性发展。

尤其是苏谅这条线，他与李善德之间的权钱交易何以转化成可贵的友谊，缺可信的铺呈。

阿僮一线，李善德就干了半天农活，她就把所有荔枝保鲜之法全盘托出，李善德对转运之法的唯一贡献就是悟出来“运树干”，给人感觉运荔枝好像不是很难。

二是，正因为前期转运之法来得过于轻松，为了体现此事之难，必须增加很多戏剧冲突，就属于“没苦硬吃”。

典型的就是三场戏：一，林雪请吃饭，李善德刀架脖子上都不愿意去，这是啥情况？

就为了拍一场马戏一样的动作戏。

不然何启光和赵辛民真没啥戏份了。

二，八个驿站逃了人，戏肉放在苏谅带船救场。

不是，你李善德火急火燎地在山路上跑，你苏谅走水路都能救驾，那干嘛不直接走水路？

为了圆这个漏洞，苏谅貌似解释了一大通，但我很认真听了也没听明白。

林邑奴跑断腿传信，为何带回来的是苏谅？

只有一个解释，剧情安排。

三，鱼朝恩安排的最后伏击战，更是为了动作而动作，而且动作编排极其技拙。

其实是可以改的。

剧情得让鱼朝恩做个恶，这个我同意，但不要安排拙劣的伏击，可以安排那八个空空的驿站。

先前有场戏是右相榨取民脂民膏，驿站百姓苦不堪言，但没说要逃。

然后是鱼朝恩与右相矛盾爆发，改写这一场，鱼朝恩对下属说“荔枝不能运来了，再添把火”，再剪驿站百姓再被鱼朝恩势力压榨一道，由此权力之争转化为压垮百姓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驿站空了，成了转运之途中最大险情。

然后林邑奴跑死了，马儿也都跑死了，不妨碍李善德最后的“一骑红尘”。

三是，喜剧成色不佳。

确实大鹏身上的标签摘不掉，喜剧类型终究要混合进去，但勾兑得很生硬，也很低级。

本片的主旨是前后割裂的，前半场是“职场牛马”，后半场是“江山社稷”，喜剧元素质量不高，导致只能加在前半场，而且加得很浅薄——领导画大饼就拍个啃大饼，衙门踢皮球就拍个踢蹴鞠，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猜成语”，卓别林时代的喜剧技巧都要高明很多。

加上各种莫名奇妙的网络流行语的乱入，不断消解了前期李善德接下“死差”的绝望感。

一边是大号字幕写着“离庆典还有多少天”，一边是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行走街巷，这种油腻的安排相互冲突，让观众找不到合适的心情去期待后续的剧情。

四是，一些电影手法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全景的航拍，中间非要来个加速，毕志飞点了赞；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并排行走街巷（没错我就要吐槽两次），陈思诚点了赞；然后是木棉花的特效，好家伙，都能铺满长安城了，这CG感，艾莎女王点了赞，我都想唱《SHOW YOURSELF》。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拍这样剪，观众的审美已经越来越高了，别期望我们在这种镜头前鼓掌。

目前看，专业影评圈对大鹏一片赞誉。

看来大鹏人缘不错。

————————2025.7.20补充回应——————1.有友邻好心给我解释苏谅最后救场的剧情安排是怎么回事，统一谢谢。

也有人讽刺说我电影都没看明白还搞批评，我就笑了。

这一段的问题之关键，不在剧情内苏谅救场的合理性是否表达清楚，而是在剧情外苏谅救场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到了最后运输这一段，对李善德来说，心理基调是凌冽严峻的，因为李善德此时生理上到达体能极限，心理上背负的是“众叛亲离”的债，时间紧迫，生死攸关，弦是紧绷的。

他是内心良善的小吏，此时负了苏谅，负了阿僮，这是戏的力量所在，所有剧情安排理应往加重他心理负能量的方向使劲。

在这个阶段，小说也好，剧版也好，苏谅都已经离开主线，因为提供负能量的功能已经完成。

但电影版的这时，苏谅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之前积累的那一点负面情绪消融了。

友谊万岁！

我原谅你了！

我要走自己的道！

你最终还是得靠我！

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在把情绪节奏往相反方向拉。

苏谅长篇累牍地解释一段，就是在找补。

电影节奏快，台词这东西，写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长长的一段，如果非要写得很长很绕，也必须是推动主要矛盾的关键信息（况且哪怕是这样都是很差劲的台本）。

但是苏谅这段又长又臭的台词，就是在为自己的出现找补，无关剧情，只是在补逻辑，为的就是这一段廉价的、错误的慷慨激昂。

2.我一般没兴致也没时间写长篇。

推动我写的动力，一般就是一种逆反——当市场营销往一个方向点火（不管是吹捧某作还是贬低某作），而我个人观影感受却与之相背离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睁眼说瞎话，就会写一篇长评论吐吐槽。

近年来，我吐槽国外电影的多，批评国内的少，呵护国内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观众不配看到更好的国产电影。

我最愿意看到国产电影崛起，但应该是真正的崛起，而不是捧杀。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整体完成度是不错的，尤其我特别认可最后荔枝送上桌的这一段（这段确实拍得好）。

但上映之前，很多营销号都吹得太过了，调门起得太高，接不住。

这对电影圈不是好事。

大鹏身为导演，才华横溢，我说的电影里毛病，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这么拍，就是为了迎合制作方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所做的妥协。

我希望这些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能帮助国内电影人多一些创作上的坚持。

影市低迷，但不能捧杀，这个市场呼唤更好的电影，也值得更好的电影。

如果能多一点坚持，本片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电影拍出来了，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供后人评说。

编剧导演写着大鹏名字呢。

看完《长安的荔枝》，对大鹏的认知变得更加明确了。

一直以来，他都被许多人视作“接地气的创作者”、“真诚的表达者”，但在我看来，现阶段的大鹏其实更像一位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他和陈思诚——这两位常被拿来对比的“票房赢家”——不过是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的两种面向。

之所以大鹏在形式上更讨喜，是因为他不像陈思诚那样频繁在作品中注入强烈的个人趣味与审美偏执，观众不会在银幕前被突如其来的男性凝视、古怪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骚动刺激得出戏。

相反，大鹏在创作中极力控制自我表达的分寸，他的作品很“懂事”——在视觉节奏上迎合当下主流的快感需求，也乐于调配催泪、燃情、逆袭等情绪爆点，确保观众在单位时间内情绪被最大程度调动。

但也正因如此，他的电影在情绪的操控上有时显得过于工整而缺乏留白——像一个“精算师”，将爽感与感动的剂量配比得恰到好处，却少了一点真正出人意料的灵魂触动。

大鹏近年来的几部作品，《热烈》、《年会不能停》、包括这次的《长安的荔枝》都可算在这个套路之下，可以看出他在不断打磨一套非常保险的创作模式：选题不出错，情绪要对路，角色必须讨喜，冲突最终都会被感动所中和。

和陈思诚不同的是，大鹏更善于把握社会的主流情绪。

他的电影就像时代滤镜下的热搜剪辑，把观众容易共情的部分挑选出来，拼贴成一个爽点密集的通俗叙事。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作品真的有主流舆论说得那么让人拍案叫绝吗？

还是只是在精准共情后产生了某种惯性的好评？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作为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影，它原本有机会在古装轻喜剧的语境下探讨权力结构与阶层通达，但大鹏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在意观众是否“看爽了”。

相比原著中更具层次的角色塑造，电影中人物变得更为扁平、脸谱化，他们的所有行动最终都服务于观众的情绪释放而非内在逻辑的递进。

剧情安排上也显得过于顺滑，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像提前设计好的KPI，目的明确，情绪无误。

结果是，观众的情绪确实“到了”，但电影本身是否真的抵达了一定层次和深度？

大鹏本人的表演在最后是否真的承接住了影片情绪的高潮？

当人物到达情感的极值，银幕上的大鹏究竟是匹配了这个强度，还是仅仅完成了功能性的剧情完结？

这是我对大鹏创作的担忧。

他太重视观众，而人的精力有限，也因此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品的完整与多义。

他在努力做出“好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通俗电影教科书式的示范”，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是所有“好看”的东西都能成为值得反复咀嚼的作品。

说到底，大鹏没问题，他只是太懂观众了。

而电影这件事，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点不懂的勇气。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

平时兢兢业业上班，就因无法脱身之事请了半天假，一个会议没参加，就被塞一个谁都不愿意接的任务。

领导笑眯眯，拍着你的肩说 “这是我对你的偏袒和照顾，我相信你的能力”，其实只是完成了个人风险和责任丝滑转移。

当李善德发现，“荔枝煎”的任务变成“荔枝鲜”，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要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五千里外的长安，大概就是这种窒息感。

从突然被塞任务到无人兜底的绝境，对应现代职场中 “临时接锅” “孤军奋战”的荒诞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如此相似的职业困境。

李善德的职场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打工人的日常。

先是背锅式接活。

长漂十五年，终于落户安家，贷款买了房，只求在体制内安安稳稳上个班，妻女陪伴，一生平淡如常。

没想到，锅从天上来，既然左右都是个死，那就作死了干。

后又陷入“资源困局”。

他拿着 “荔枝使” 的空衔，想要撬动岭南到长安的全流程资源，被各科室负责人以及地方官当皮球踢，老油条不留痕迹式的“懒政”行为，不拒绝，也不承接，只是互相推诿，拖延流程。

像极了手里没权、没预算，却要做出业绩的基层打工人，在推动跨部门合作时的寸步难行，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无奈。

一个项目磨下来，产生的结果是KPI考核对人性的异化。

品品一个荔枝的背后，隐藏着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的顶端，是圣人不经意提起的一个小想法。

唐玄宗一句 “贵妃想吃岭南的新鲜荔枝”，无需制度论证，不必考虑成本，甚至不用顾及 “荔枝三日而色变” 的自然规律，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必须执行的 “最高指令”。

权力的中层，以杨国忠、鱼内侍为代表的高层官僚，将荔枝转运视为政治工具。

他们不在乎李善德的死活，更不在乎老百姓的疾苦，只在乎能否借 “荔枝到长安” 巩固自己的权力。

权力的底层，李善德作为最大 “工具人”，利用“心算”业务优势，拆解不可能的任务。

丈量五千里路，把 “五千里长路” 拆解成 “多少里换一次马”“多少时辰换一次冰”，这种 “标准化操作手册”，是不是很熟悉，这不是打工人在项目管理时做的甘特图吗？

三层权力结构，层层压迫下来，形成了对基层工作人员个人价值的异化。

就像现代职场中被 KPI 绑架的打工人，个体价值被简化为 “任务完成度”。

当打工人天真的认为，可以用技术对抗荒诞。

这种执着，让其荒诞更富有悲剧性。

总以为‘专业能力’是职场的保命法宝，却忘了职场的规则从来不止‘技术’一条。

李善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被 “工具人” 的命运困死。

面对累死的驿马、被盘剥的百姓、高高在上却不近人情的指令，险中求生疲惫不堪的自己突然惊醒 ，为了这几个荔枝，牺牲那么多人的生活和生命，真的值得吗？

这一刻，这个小人物终于从 “任务执行者” 变回了 “人”。

我们为什么会共情李善德？

因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都在经历相似的挣扎，都在为我们心中的那点“不可能”而狂奔。

既要在庞大的系统里求生存，又要努力的在生存里维系人的尊严和底线。

拒绝那份畸形的沉重，守住心里那点不肯弯腰的执拗，便是给自己的灵魂松了绑。

就像李善德最终卸下官帽，看似一无所有，反倒在烟火人间里，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个结局，给了打工人一个出口。

也许我们偶尔推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会得罪人，但在深夜里，疲惫的自己，能松一口气，日子才能继续过下去。

原来对抗的尽头，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较量，而是给 “做自己” 留一条温柔的缝隙。

大鹏很聪明，他深谙观众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以及很懂得投其所好。

从《年会不能停！

》的票房和口碑就能看出来，完全戳中了观众的心窝子，毕竟站在山峰仰望天空的人还是少数，多数是那些受制于上级的压榨，受困于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并日以继夜埋头苦干想要努力攀上高峰的纯牛马们，把无数人咽进肚子里的苦水和无处宣泄的愤懑情绪，一股脑倒出来，爽快、过瘾。

想要名利双收，需要对生活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懂得站在观众的视角看问题的诚意。

到了《长安的荔枝》，金三角的权力结构体系变得愈发明确和直白，大鹏这次甚至有点投机取巧，让观众又共情了一把。

身为牛马的我们都能从中看到自个的影子，上级一发号司令，不管你是能干还是不能干，不管你的死活，踏马必须完成。

讽刺的是今天刚经历完暴风雨般的战斗，晚上看完深觉这不就是我吗，差点没笑死。

临危受命，在相当紧迫的时限内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需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怕干不死你。

昨天两个人苦战了十一个小时，十分钟吃饭，两分钟撒尿，腰干断，脚站麻，手干折，只不过沦为阶下囚的李善德是因为一些水果，而挨批需要扣钱的我们是因为一些面包。

怒吼一声劳资不想干了，潇洒走人的画面这两天在脑海里浮现了一万次，但还是忍了，要命的点还不敢和老板叫嚣，自觉真的太孬种了，就是个怂包。

李善德一脸苦相和无能为力的样子，仿佛就是我俩的写照，是真苦笑了一天，大家只不过挂个名号，实际根本没啥权限。

最搞笑的是这个月发工资，财务相当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你现在已经到另一个级别了，我顿时眼前一亮，瞄了一眼工资条，累死累活踏马就涨了一百块， 这饼画得已经大到于无形了，一个字：绝！

成了最近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话，好比最后李善德捧着的“施舍”。

说白了只不过换了个背景，亘古不变的体系依旧能与当下的格局划等号。

大鹏讨巧的点在于用盛唐的外包装讲了讲与时俱进的牛马不易和讽刺以权谋私的官僚体系，以及极权主义的残忍和腐败。

实话说这片绝非烂片，但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体系架构有些单一和片面，人物塑造也有些单薄，只是很多点累积在一起让观众觉得对味，例如打感情牌，提供情绪价值；背着房贷在一个位置苦熬，做人不圆滑基本没出路还容易得罪人；每天加班加点好处占不到倒霉事第一个想到我，锦上添花的人大有人在，雪中送炭的人少之又少，没落井下石就该偷笑了；想办个事，到处踢皮球，不给点好处还真难办；好在职场无情，人间有爱，但些许美化成分明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牺牲了多少财力和人力，甚至拼上老命的一路折腾送来的鲜荔枝。

只不过是上面的人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是不是离谱，一道令下，弱势的你就必须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劳民伤财，到了最后味都没尝，太奢侈，太讽刺了。

为了点荔枝，有的人没了家，有的人没了命，牺牲太大，上面中饱私囊，纸醉金迷，下面累死累活，民不聊生，垮台是早晚的事。

这片让我有点想到了电影《生之欲》，作为没啥权势的牛马实属不易。

曾经怀着单纯的想法和美好的期盼来到心仪已久的大城市，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节节高升，干出一番事业，结果事与愿违，碌碌无为，鸭梨山大，回归小地方轻松点过活，也是当下的一种趋势。

时过境迁，抬头一望依旧还能听到欢声笑语，低头一看你我依旧还在拼死拼活的干，而且越来越难干，越干越憋屈，大环境不好，当下真不敢轻易离职，上头的各种吩咐只能照单全收默默接受，没有反抗的余地和底气。

最后李善德吃着荔枝流着辛酸泪，我啃着报废的面包看得我心酸，竟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李善德是幸运的是理想的，即便捅破了窗户纸还能保下条小命，还能和妻女归园田居。

而我们只能在电影院里享受两小时的轻松，一觉醒来还得回归牛马生活，不知何时是个头，做人真特么难啊！

从电影院出来，我迫不及待跟朋友说，如果最近想看电影，就选《长安的荔枝》吧。

真的好看，有班味十足的借古讽今，用官场踢皮球隐喻现代职场的制度僵化，也有封建王朝、权力高压对普通人的系统性绞杀，个体的苦难在冰冷的权力面前，轻若鸿毛，连被精准称量的资格都没有。

电影的主线故事就是讲李善德怎么把岭南的荔枝运回到长安。

这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是，荔枝保存不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二是，两地相距五千里，跑死多少匹千里马也不能三天内把荔枝送到啊。

可谁也不敢跟圣人说实话，只能想办法让下面的人背锅，于是有了专为老实人李善德而挖的坑、画的饼。

大鹏饰演的李善德，是典型的大唐小镇做题家。

科举出身，靠不怎么受重视的明算科进了上林署，做了十几年的从九品监事，从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变成了被现实磨平棱角的中年吏员。

刘署令选中他，恰恰因他做事太规矩太认真，无意中得罪了很多人，妨碍旁人捞油水、贪银子。

他的正与直，成了别人眼中的“假清高”和“不活分儿”。

李善德很清楚，一字之差，前路成绝路。

为了保全家人和自己，他决定拼死一搏，去岭南试试深浅。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故事推进到下个阶段，以贵妃生辰倒计时为绞索，李善德开始和时间赛跑。

前半段还带着些黑色幽默，命苦的打工人至死不忘工作，都碰到猛虎了，居然在念叨“我还有差事没做完”，这该死的“完成欲”。

等亲自走完这条路，李善德越发觉得自己活不成了。

山高水长，沿途艰险，而且岭南也非沃土。

经略府推诿算计，不肯提供一点帮助。

倒是商人苏谅、峒女阿僮、“一根筋”的林邑奴帮了大忙。

李善德在他们的支持下，仔细勘察、认真计算、多次试验，最终找出了荔枝转运之法。

不但钻研出更长的保鲜时间，也摸索到最短的运输路线。

双管齐下，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再回长安那段，讽刺力度拉满，相比前面多了些严肃与深刻。

李善德整理好转运之法，却发现调动朝廷的人力物力竟比上天还难。

户部、吏部，礼部、中书门下，相互推诿，他不停碰壁、折腾。

直到右相杨国忠给他开了绿灯，原来“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李善德以为自己终于懂了旁人的为官之道，试着和光同尘，但二去岭南，又发现很多事情根本不受人控制。

似乎有双无形的巨手，随意拨弄着每个人命运的弦。

苏谅成了“岭南冤大头”，被经略府罚了个倾家荡产；阿僮父母栽种的荔枝树，伐了一棵又一棵；林邑奴则死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崖边；李善德也一夜白头，最后一人一马一瓮荔枝，奔入繁华的长安城。

可悲的是，没人在意这一路无辜丧命的小人物，声势浩大的荔枝转运，不过是利欲熏心的权贵们对沿途百姓的又一次剥削与压迫。

混着血与泪的荔枝，如期端上了贵妃生辰宴，可在琳琅满目的席宴上，它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仿佛只是一盘圆润可爱的点缀。

当然，《长安的荔枝》没有停留在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凉。

所以，有了李善德不惜触怒杨国忠，也要为百姓仗义执言。

他问出心中所想——“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何谈不饶一文？

”“驿夫如何不逃？

村落如何不散？

”这是人物的魂，也是故事的根。

最后的最后，长安陷落，李善德坐在树下，剥开一颗又一颗荔枝，果肉入口很甜，心却很苦。

或许，他在想好友杜子陵有没有躲过这场浩劫？

朱雀大街上的青石板是否染上了血色？

所以啊，《长安的荔枝》的好，是蝼蚁尚余的血性，是盛唐褶皱里的斑驳与暗影，也是权力齿轮未碾碎的初心。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脑子里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次“对不起原著，也对不起观众”的改编。

”，以下纯吐槽，请享受： 原本，这应该是一段充满张力的作品：唐代小吏，为将新鲜荔枝运至帝都长安，历尽艰险、穿越山海，最终耗尽的不只是个人体力，而是整个系统对底层人力的无声碾压。

可惜到了这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回事——一场“喜剧导演执拗地套用自己擅长的叙事模板”，再加上现代语录、搞笑符咒、说唱配乐、段子节奏，强行讲了一个“感动自己”的故事。

关于各大角色，大鹏一出场，熟悉的节奏就回来了——眼神迷离，说话语气充满当代喜剧腔。

在他身上，你几乎感受不到“盛唐小官”的气息，他仍是那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演“被命运扇耳光”的都市社畜形象。

更致命的是，这种“现代嘴脸+表演惯性”不只属于大鹏。

杨幂饰演的李善德之妻一出场便直接甩耳光，演成了都市爽剧里的“打工人老婆怒斥废柴丈夫”。

对了，很有《屌丝男士》的即视感。

正常来说，一个唐代基层官员的妻子，在家国阶级制度之下，哪怕再强势，也不会一出场就以“扇脸+训斥”式的现代情绪管理丈夫——更不该像杨幂这样带着那种精英女性表演腔调出现。

来到岭南，宋小宝的角色更像是一场“喜剧拼盘”，东北口音、巫术符咒、节奏装神弄鬼，仿佛随时能跳进《欢乐喜剧人》直播间。

肥雪呢，更是直接cosplay 起了肾虚公子身边的四大美女。

白客饰演的原著五十多岁的苏谅，为了塞入白客这个所谓的年会三人组，硬生生创造了西域神棍富二代，像误入棚拍综艺《吐槽大会·唐代版》的道具人员。

这些角色，以观众熟悉的“演法”重新上线，出戏出到天上去。

另外影片最令人不适的，是它在审美和场景构建上的彻底混乱。

岭南被拍成了一个泛西域化的街景，不是南方山区，不是稻田河道，而是“像极了横店棚拍的异域商市”。

人物造型杂糅、场景构图廉价、群众演员眼神空洞，整个环境像是为“套滤镜”而生的。

我很少吐槽BGM，但是大鹏成功做到了让我连BGM都受不了，当角色从岭南出发，背景BGM突然响起一段现代说唱。

导演可能想通过节奏和歌词制造出“艰难旅程的另类节奏”，但实际效果是观众尴尬得想按快进键。

相信我，它的问题不是风格混搭，而是混而不搭。

更离谱的，在大鹏在各大部门吃到闭门羹后，还画蛇添足的为“表现体制推诿”而设计的蹴鞠段落——各部门像小学生比赛一样踢着皮球象征“踢责任”。

大鹏或许以为这很讽刺，但它更像是“看不懂制度，就拍个动作象征”。

这是视觉化的偷懒，是把复杂问题交给“比喻动作”来替代思考。

当代段子、强行幽默、过度明喻、刻意情绪，这些都构成了影片的视觉逻辑基础——可惜这些逻辑，观众早就看腻了。

马伯庸的小说并不复杂，写的是“制度荒诞之下的个体挣扎”，而非“个体意志反制制度”的爽感。

它讲的是如何用千军万马之力运送一颗荔枝，只为讨好天子口腹，不是讲你站出来说几句话就能改变朝堂格局。

但电影最后却把故事引向了一场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然后被打、差点送命、皇帝送绿李保命的“高潮”。

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叙事结构， 但为什么李善德能骂杨国忠？

为什么没被当场腰斩？

为什么皇帝知道他此刻正要死，就及时送绿李来拯救？

在唐代那种阶层秩序、官场等级铁律森严的体制下，一个小吏公然斥责宰相+不当场伏诛我跟你信。

这些问题没人解释。

导演选择了最容易感动观众的一条路，却抛弃了原著对制度复杂性的表达欲。

最后他在岭南荔枝树下听到安史之乱，嚎啕大哭，还怼脸拍，把我看笑了 影片上映这几天，我看到大量影视自媒体、up主、博主、KOL同步发文力挺——有人说它“讽刺做到尺度上限”，有人说“技术有限但情感丰沛”，还有人夸它“有温度、有视角、有时代代入感”。

但影片内容并未提供这些评价的支撑点。

“讽刺”沦为搞笑动作，“技术”遮不住美术上的粗糙，“温度”变成演员眼眶发红的套路化反应。

观众当然乐意看到国产电影进步，但如果我们只能用“它努力了”来换取“它值得被夸”，那这场对电影的鼓励就变得廉价。

努力不等于完成，立意不等于成片质量。

我们依然可以鼓励大鹏继续拍电影，但不代表要对他这次的失败闭口不言。

真正的尊重，是敢于批评。

而不是，看着一颗未熟的荔枝腐烂，还要说它“甜得带着苦”。

送上票根，免得说我尬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