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 作者：Elena Lazic|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Sight&Sound）杂志2020年5月刊| 译者：小双@迷影翻译| 译文首发于迷影网：https://cinephilia.net/76691/摘要：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个关于法国社会边缘的警察暴力和种族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城郊，与25年前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

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与导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国主流电影之外为电影创作创造更多空间的。

在导演拉吉·利（Ladj Ly）的电影处女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开篇，一架无人机正在飞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费梅尔地区上空翱翔，而观众则从它的有利视角向下俯瞰。

尽管蒙费梅尔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16公里多，但这里的生活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镜头让我们鸟瞰到了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出现在新闻中的属于巴黎的地区。

蒙特梅尔，也是1862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诗般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反派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s）所经营的客栈所在地，这也是电影片名的来源。

从无人机的视角俯瞰这个地区，似乎很平和，麻烦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这部电影会带我们下降到地面上，去关注街头发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民众内部以及他们和警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

此片将故事设置在令人担忧的两天内，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看待这种紧张关系的视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费梅尔成长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关系，最严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乱，最终导致两名青少年死亡——而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导演创作《悲惨世界》。

我们很快发现，无人机的驾驶者是一个名叫Buzz（导演的亲生儿子阿尔-哈桑·利Al-Hassan Ly饰）的文静少年，他用无人机来观察他所在社区街道上的生活。

但是，当他的遥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些画面时就成了影片叙事的关键要素，画面中，一名年轻男孩Issa（伊萨·佩里卡 Issa Perica饰）被由头脑发热的Chris（亚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饰）带头的三名警察攻击。

警察们一直在追捕Issa，因为他从一个叫Zorro（Raymond Lopez饰）的人那里偷了一只幼狮，而Zorro是当地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警察们的行为加剧了当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和猜疑。

当警察们得知Buzz用无人机记录下了一切，便疯狂地试图找回录像，以删除影像记录。

无人机镜头是《悲惨世界》的核心，很明显也是对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镜头的致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之做对比。

在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在无人机还没有成为轻易即可获取的电影制作工具的年代，为了拍摄一个俯瞰广场的惊人镜头，导演卡索维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简陋的迷你直升机，画面中，孩子们在广场上听着从公寓的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要么是经典的香颂女歌手伊迪丝·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说唱歌手KRS-One。

《怒火青春》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现状，那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

25年后的今天，拉吉·利的电影在法国也产生了影响，揭露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反映出这25年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去年5月，当《悲惨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时，在很多人看来，拉吉·利仿佛凭空出现，从来没听过的一个人，竟然作品已经如此成熟。

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作品经验，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语“短片”）的艺术团体中执导并参与表演了一系列短片。

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惨世界》，由同样的演员主演，在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节（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获得认可，并获得凯撒奖提名。

Kourtrajmé团体成员出品的短片绕过了通常的发行渠道，经常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发布，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国主流电影圈之外。

事实上，Kourtrajmé团体历史悠久，它创立于90年代中期，与拉吉·利一起创作的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电影杰作。

其中一位是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儿子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为多名艺人执导暴力MV而闻名，还拍过同样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喜剧片《世界属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尔（Vincent Cassel，法国著名演员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的儿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现过。

金·查普龙（Kim Chapiron）是团体创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设计师Kiki Picasso的儿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恶狗帮》（Dog Pound ，2010）和《超级精英》（Smart Ass，2014）闻名。

如今，Kourtrajmé团体拥有135名成员，活跃在多个领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马里，与加夫拉斯和查普龙一样，他也热衷于在法国那些通常与外界隔绝的主流渠道之外为法国电影创作创造空间。

这个团体也试图挑战人们的期望：Kourtrajmé团体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满幽默和热情，在法国媒体上放映时，观众很难把这么高质量的影片与巴黎城郊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导演讽刺了对巴黎城郊的新闻报道中极端严肃的语气，那些新闻将巴黎城郊描绘成少数族裔居住的堡垒，外部的人想进去的话就要后果自负。

十年后，《悲惨世界》是对新闻报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数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纠正，展示了对“他者”（the Other）的恐惧是一个从根本上已经毁坏了的制度的核心。

这部电影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简称EL）：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悲惨世界》发现你的，但你拍电影已经很久了。

能否介绍一下你在Kourtrajmé团体创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简称LL）：别的不说，Kourtrajmé团体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幼儿园或小学时就认识了。

这个团体成立于1994年，当时我们抱着拍自己的电影的野心。

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龙从小就是好朋友。

我一开始做演员就是在他的电影里，然后在17岁的时候，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开始拍摄我所生活的街区。

EL：Kourtrajmé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转向拍摄MV或者离开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纪实风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

为什么会这么想留下来？

LL：因为那是我的故乡。

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费梅尔长大的。

那里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讲述那里的故事作为我的特长，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而且也有一种紧迫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关于巴黎城郊的电影。

EL：你在Kourtrajmé团体拍摄的短片被发布到网上，这是你们有意做出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LL：一种电影总得出现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在制片人的关注清单上，也不受任何机构的资助，就迎来了必须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刻。

Kourtrajmé团体的诞生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法国主流电影圈，所以我们决定拍自己的电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员。

恰好，当我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正是数码时代的开始。

当时数码相机刚刚出现，人们第一次在家里可以上网。

我们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用来播放我们电影的不错空间。

那时Dailymotion 和YouTube还不存在，我们有一个Kourtrajmé官网，我们会在那里发布视频，挺成功的。

我一直坚持着独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纪录片，也总是被电视频道审查，他们不想要我拍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们免费放到网上。

我从来没通过拍电影赚过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L：为什么决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去讲述故事？

LL：我想给观众一个惊喜。

我拍了这么多作品，没人想到我会以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观众会惊讶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评判、只尽可能公正地呈现一个场景的电影。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强大之处：它所描述的是现实。

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们想表达每个人都可能是悲惨的——民众、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惨的。

EL：你是如何在抨击现实和开启对话之间取得平衡的？

LL：这是一部政治性电影，我有话要说：我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因为我想改变界线。

这部电影开放式结局背后的想法是，它可能会让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辩论，而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部电影是一个工具，它让人们开口说话，改变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

这部电影在法国有200多万观众观看。

政府说，看了这部电影后，他们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条件。

虽然还只停留在口头未落实行动，但事情就是这样有了转变的机会。

EL：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来自外省的警察的视角——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时候，来到这些社区的警察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大多来自外省。

我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很有意思，他将和观众同时一起去了解眼前的这个社会。

不幸的是，外面的人只能通过媒体和政治来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

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城郊的真实情况，这样当听到巴黎城郊时他们就不会立刻陷入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摄了现实中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也是你的短篇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

你认为虚构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LL：我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

如果我拍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拍摄了一个警察施暴的瞬间——我亲眼目睹了所有的后果。

我想把它拍成虚构剧情片的话会很有趣。

虽然《悲惨世界》是虚构的，但它的影响仍然很强。

不管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电影，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在马里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说过想在非洲拍电影。

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

LL：是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我们将于9月在塞内加尔成立一个Kourtrajmé电影学校。

我们希望在达喀尔建立存在，培养这一代电影人，并在那里发展项目。

EL：你们也在蒙费梅尔开设了一所Kourtrajmé电影学校。

LL：是的。

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电影能够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没人会去做。

所以，我和这所学校一起决定给多元化的机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多元化……我们给每个人机会。

这所学校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申请者不需要有文凭。

今年是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

看到所有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的几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是肯定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事业，我和Kourtrajmé团体一起发展，我们总是一起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

我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创造的资源网络中受益。

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没有一个学生会被落下。

看完着实是感触良多。

电影本身很像纪录片，可是只要是认为拍摄的，就无法避免哪一种角度带入更多的问题，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对观者影响了观者的判断。

好与坏，善与恶是评价任务的最低标准，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被度量的概念。

如何在法律与人性之间平衡自身的欲望才是正真值得被探讨的话题。

毕竟再恶的人也有善，再善的人也会做恶。

可能在无数个善与恶的念头之后，流血和流泪之间，人类才一步步地探索出最适用的规则，敬畏规则，我们可能才会更进步。

我们向往自由，和平，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一切。

我们都在探索，世界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探索变得更好，或者可能更坏，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停下我们的脚步。

“我想相信你们，但避免不了怒火。

” “Mes amis, retenez ceci, il n’y a ni mauvaise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n’y a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VICTOR HUGO LES MISERABLES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

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

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

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

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没人知道答案。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

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

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

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

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

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

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

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

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

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

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

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

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

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

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

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

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

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

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

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

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

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

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

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

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

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

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

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

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

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

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

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

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

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

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

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

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

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

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

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

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

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

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

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

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

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

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

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

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

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

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

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

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

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

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

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

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

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

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

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

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

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

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

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

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

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

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

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

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

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

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

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

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

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

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

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

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

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

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

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

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

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

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

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

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

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

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

“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

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

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

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

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

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

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

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

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

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

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

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

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

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

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

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

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

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

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

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

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

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

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

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

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

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

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

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

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其實沒想寫長評的，無奈超字數了。

我當然也關注移民問題，但畢竟了解太少，沒什麼可說的）法國於我而言不止是浪漫，更有革命情懷，最經典的莫過於原版《悲慘世界》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幾百年過去，這世界還是這麼悲哀，壓迫、暴力、強權、傷害、反抗，舊有的因由沒有消失，新生的問題卻源源不斷，一切都在繼續。

本以為電影講到男主把芯片交給瓦達，故事便在這不公和壓制中結束了，沒想到緊跟著會有那麼激烈的樓道戰，最後停格在高舉的燃燒瓶和中彈孩子的臉上。

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人性在此刻博弈，顫抖的手槍，靜止的燃燒瓶，悄然撥開的門梢，「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

反抗的圖景總是動人，在街頭就拋出磚頭，去商場就推出購物車，在樓道就拋下所有能拋的廢棄物。

然而當一切都走向失控，還能對這一圖景說出「動人」二字嗎，未免太過冷血。

但也無法譴責奮起反抗的人民，無法對肆虐的強權和仇恨無動於衷。

我們最終會被裹挾著走向哪裡？

在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语境里，片中警察混乱中开枪打伤小孩，基本算是正当的。

这帮小孩的野性和不可控，是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不能接受的。

西方法律或公民意识里对执法行为的合理性与边界线的争议，在我们这通常被简化为“你有没有配合执法者”的问题，没有，就是你的错。

片中宗教和种族对立的移民社区，人性自由伸展，维持基本生存法则，在剑拔弩张中保持和平。

这种管理方式，有点类似于西方初期对待疫情的态度——既然接受了不能（短期内）绝对控制的现实，那就采取措施防止它彻底崩坏。

对待人性亦是如此，他们接受了人性复杂的现实，不去试图完全控制它，而是防止它沦落到法律不能容忍的程度，因此西方能够允许片中那样的移民社区存在。

这种文化差异，正是我们的主流社会，不能接受难民或是那样的移民社区明目张胆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一切都可控被控。

影片《悲惨世界》（2019）告诉我们，法国好不了，会被移民玩完。

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只需关注影片中的几个细节足矣。

影片情节的起因是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有一只幼狮被窃，目击证人说是一位非裔少年所为。

于是，吉普赛人兴师动众地来到非裔社区，向“市长”（当地的黑帮领袖）讨说法。

幼狮被窃，只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按照天朝人民的想法，有困难，找警察。

但是，吉普赛人闯荡过江湖，世事洞明，知道报警有一套流程，人家愿不愿立案难以预料，立了案什么愿不愿投入警力也不明确，投入警力能不能破案更是不可指望。

于是，吉普赛人选择了最民间，也最高效的方式：开车在非裔社区巡游，通过高音喇叭，对偷走“强尼”的人进行恐吓和诅咒。

当然，吉普赛人在广播时犯了一个错误，对于信息的披露不够完整，且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

高音喇叭里不断强调“强尼”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偷走“强尼”的可怕后果，却一直未说明“强尼”是一只幼狮，而是默认全世界都知道“强尼”的真实身份。

进行了宣传造势之后，等于广而告之，“我”丢了“强尼”，“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这就占领了道义的高地，可以文攻武卫。

于是，吉普赛人拿着棍棒，光着膀子，露出凶猛的纹身，逼迫“市长”交出“强尼”。

“市长”作为民间推选，且得到了警察认可的话事人，有一定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虽然内心有点慌，但考虑自己的身份，尤其楼上有老人在观看，认怂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肯定不会有民主融洽的交流氛围。

甚至，“市长”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强尼”是一只幼狮。

可见，吉普赛人虽然才艺出众，武力值爆表，但毕竟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培训，与人交涉时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

一场群殴事件一触即发，三位警察及时赶到才平息双方怒火。

“市长”虽然看在警察的面子上答应找“强尼”，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他一直牵挂的，是他的父母在楼上可能目睹了这场争吵，也不知他的形象会不会受损。

三位警察也看出来了，“市长”对于找幼狮这样的小事不太上心，于是派鲁兹向萨拉赫打探消息。

萨拉赫是前圣战分子，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恐怖分子”。

当然，萨拉赫现在已经从良了，开了一家餐馆，平时以精神导师和良心厨师的形象出现。

他店里常驻几位大汉，乃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这个兄弟会是民间的“反犯罪大队”，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违法事件，当然也包括对少年进行宗教洗脑，以及开展春风化雨般的说服教育。

鲁兹说明来意之后，萨拉赫态度轻慢，神情漠然，这倒让鲁兹局促不安，这就是气场上的差异。

萨拉赫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做过大事，不可能像猎狗一样去关心一只幼狮的下落。

而且，萨拉赫认为，狮子乃草原之王，自由高贵，充满智慧和力量，居然成了吉普赛人的宠物，这是对狮子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教义的亵渎。

总之一句话，萨拉赫不愿帮忙。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揭开一个社区的堕落与混乱，根本不需要引入重大的恶性事件，而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用一个平常的治安案件，带领观众去探询这里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治理。

围绕这只幼狮，当地社区的几派力量悉数出场：非裔社区的民间管理者“市长”及其手下，前圣战分子萨拉赫及其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三位警察为代表的巴黎反犯罪机动警察部队。

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肤色的标识极其明显，这个非裔社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外人只能敬而远之。

因远离世俗生活和现代文明、法制，这个社区注定会深陷贫困。

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适合孕育犯罪的种子。

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使警察的执法行动举步维艰。

这就不难理解，这个非裔社区虽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潮涌动，各种力量撕扯角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

这种平衡与平静，甚至容不下一只幼狮的搅动。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区里，通过社区民警，这种“赃物”独特的失窃案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并物归原主。

但是，在非裔社区，这种平和的处理方式却不可得。

因为，这个社区的真正管理者是“市长”，吉普赛人要“市长”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话，必须展示出足够的战斗力。

但吉普赛人在“市长”面前炫耀武力，又会冒犯“市长”在众人面前的权威。

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率领这么多大汉高调出场，却未能讨得一个说法，对于江湖形象也伤害极大。

于是，小小的矛盾因交织着尊严、江湖形象、种族荣誉、宗教教义而变得不可调和。

三位警察去足球场带走偷幼狮的伊萨时，被一群孩子围攻。

在这群孩子眼里，伊萨什么也没干就被抓走了，这肯定是种族歧视，冤枉好人。

这群孩子顽强的斗志令警察招架不住，伊萨伺机想逃脱，格瓦达开枪打伤了伊萨。

这一幕又被无人机拍下来了。

围绕这段视频，三名警察又要寻求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帮助，真的是身心疲惫，如履薄冰。

最后，幼狮事件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伊萨心中的憋屈感难以平息，于是组织了一场对三名警察的围猎行动，三名警察在伊萨的汽油瓶面前，命悬一线。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当地非裔社区的实际管理者因为无利可图，加上自尊心受到触犯，不愿处理；当地的宗教团体，教义坚挺，本就不赞成圈养幼狮，不想施以援手；警察在非裔社区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前，加上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难有作为，甚至自身难保。

进一步说，在这个非裔社区，社区首领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理；宗教团体只关心推广教义，吸收教徒，行事理念中没有“法律”的框架；警察受制于各方势力的牵制，只能充当和事佬。

因此，这个非裔社区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但又时刻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熊熊大火。

大火过处，秩序不存，法律退位，鸿沟拓宽，生活日益困苦，唯有犯罪才能勉强度日，暴力机关一旦惩治犯罪，又会激发同一种族和同一宗教的同仇敌忾，一场骚乱又将引发大火……《悲惨世界》的开头，伊萨像一位良家少年，身披法国国旗，脸上涂着红、蓝、白（法国国旗颜色）的油彩，

与众多小伙伴逃票去巴黎市区，聚集在凯旋门前，庆祝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

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差异被消弭，众生平等，团结在同一个法国的荣光之下。

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仍然存在，伊萨等人谈论的是非裔球员，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披的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前殖民地）的国旗。

影片结尾，伊萨变身为暴徒，手持燃烧的汽油瓶，准备置三名警察于死地，鲁兹握枪紧张地与伊萨对峙。

从片头的大融合，到片尾的生死对决，时间不过两天，起因不过一只幼狮被窃。

将此放大到法国，联想到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种族骚乱，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在法国是无解的存在。

（来自我的公众号：影像之魅）

在巴黎一直都没敢去过的93省，看了电影真的是，符合自己所认知的阿人黑人后裔的所有特色。

影片开头是姆巴佩帮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黑人小孩披着法国国旗庆祝胜利，可他们对于法国的归属感认同感有多少呢？

大人们给他们宣扬伊斯兰教信仰，也是一脸不耐烦没听进去多少。

反映了在法国长大的非洲后裔其实已经很尴尬，在法国没有归属感，对于原本种族的信仰又缺乏深入了解认知，只能盘踞在自己的街区划地为王，形成了不同帮派。

借助巡街警察的眼睛，镜头带我们发掘了平静街区里的危险人物。

刚放出来的男人，面上打招呼嘻嘻哈哈，说着讽刺的话语唱着揭露现实的rap，因为我们是移民的后裔所以只能变成这样，找一些清洁工什么的工作活在底层。

就像他穿的西装，表面上衣冠楚楚，背后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依旧是那么狼狈。

刚开始的警察很耀武扬威，呵斥搜身什么都干，等到两个帮派要打起来，只能在中间劝架，因为一只丢了的狮子。

我觉得狮子在这寓意着警察或者说政府，百兽之王却因为笼子的限制，只能做一些讨好人的表演。

找小孩搜身被中年妇女骂跑，但不觉得错不道歉；找萨拉问话什么都问不出还被说了一通，因为萨拉强大的背景只敢让新人去；在球场抓小孩，一个警察被一群青少年包围，开枪误伤了自己。

都是笼子里的狮子在做困兽之斗。

最大的妥协在影片高潮，抓住了少年结果为了逼退小孩们，警察只能开枪射击，又打伤了伊萨，警察其实真是被逼到底了，明面上‘c’est moi la loi’实际上拿着没杀伤力的枪只能吓唬别人。

过程被拍之后，为了找出无人机持有者，警察只能求助黑帮，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最后处于不同目的三种势力都聚集在萨拉的kebab店里。

新来的警察有理有据说服了萨拉，又是讽刺，警察的强硬，黑帮的势力都不管用，无依无靠的新人拿到了视频。

接下来这段有些无厘头，可我觉得就是想表达，大家都是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一天的工作对警察而言也是很大的压力。

结果伊萨也没屈服于警察，为了报仇联合社区里的青少年围攻了警察，市长和黑帮来一个打一个。

对警察做法一直看不惯的新人也最后对着伊萨举起了枪，这意味着之前警察和新人说的话得到了印证。

他们在这里已经十年了，看透了只有让他们害怕这样才能管的住社区，以德服人什么的根本就是笑话。

最后引用了雨果的‘il n’y a ni mauvaise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y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谁是坏的种植人，近看是不管孩子不知他们去向的家长，再看是混乱的社区和帮派势力，远看是政府的不作为和不给力。

这部电影很真实，拍的就是每天身边能看到的群体，但又更深入的从他们身边入手让我们有了更多了解，毕竟我平时在街上看到黑人团体都是绕道走的。

经验丰富的白人条子，他傲慢自大，他说他就是最大的，他能呼风唤雨，整个法国警界都会为他背书，然而关键时刻他也是一个莽夫。

狐假虎威的黑人条子，他是一个矛盾体，他有点嘴贱，搞得市长每天都想砍他，他又有点善良，在入室找人的时候他表现得合理得体，在犯错后他如你我一样后悔懊恼，也会自责和反省。

但他也极易冲动失控，做些不理智得行为，才引发了电影中最主要的冲突。

理想主义的大背头，他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他有点胆小、轻易相信身边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他，在碰到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做了他该做和能做的事。

到处惹事的熊孩子，没什么好说的，他就是一个麻烦体。

父母缺少管教，学校和社会又管不到，屡次被抓了放，放了又搞事，最终才犯下了大事。

我没去过法国，不知道现在的法国是不是真的如此混乱，但是我相信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和影片描述的一样的地方。

而这作品正是把那些正在发生的事以电影的形式展现给我们。

简单的故事，精彩的剧情，可惜它却是一个开放式结局（这是我最不喜欢看的电影类型）！

因为它就好像是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在吃着难吃的饭菜，喝着肮脏的水，你现在的生活很操蛋，苦难不断，未来也看不到希望。

但是它就是不告诉怎么做才是对的，要怎样才能摆脱现状。

哎 人生充满了无奈。。。

作者：csh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一百多年过去了，在悲惨世界里也没有什么新闻。

维克多·雨果那部发表于1862年的长篇名作，自1930年代开始，便经由电影这种媒介，获得了无数次复刻。

与那些经典影像虔敬的时代剧改编相比，拉吉·利这部斩获戛纳评审团奖的《悲惨世界》，似乎仅仅只是撷取了些许灵感。

然而，这样一部探讨二十一世纪种族冲突的作品，却呈现了某种最为动人的悲剧同构。

以“悲惨世界”为名，与其说是对于勇气的践行，不如说是对于召唤的顺应。

拉吉·利创作这部影片最重要的契机之一，无疑是2005年的巴黎骚乱。

那一年，两位出身北非的男孩在躲避警察追捕的时候，不慎在变电站中触电身亡。

歧视郊区黑人移民的压抑氛围，被这一事件彻底引爆。

这场持续了将近半个月的骚乱，从巴黎郊区蔓延到了全国，不满政府之无能的人民们，焚毁了无数车辆与建筑。

《悲惨世界》的导演拉吉·利成长的蒙费梅伊，恰恰是当年爆发骚乱的核心场所。

其实，在拉吉十几岁的时候，他便开始用摄影机记录周遭的生活，他那部名为《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的纪录短片，以及作为《悲惨世界》雏形的、2017年的同名短片，都源于他置身于漩涡中心的街头经历。

而在这部集大成的长片中，此前蓄积的力量，终于达成了震撼人心的爆发。

在这部作品里，拉吉·利呈现了巴黎郊区的混乱图景。

马戏团的幼狮，遭到当地孩童偷窃的事件，或许仅仅只是无数火花中的一枚。

然而，当一个巡警在执法时不慎枪击一位男孩时，这枚火花点燃了蒙费雷伊所有的化学物质。

蒙费雷伊也曾出现在雨果的笔下，但拉吉这部独特的《悲惨世界》，与那部长篇杰作之间的互文，或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繁复。

长篇小说里的主角冉阿让，恰是因为对于强权和法律的质疑，才在牢里坐了十九年的时间。

而在电影之中，郊区当地孩童的窃狮事件，也暴露了整个区域的系统性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雨果小说高潮场景的巴黎街垒战，与电影结尾时的楼道乱战，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将来人们会把犯罪看作一种疾病，由一批特殊的医生来医治这种病。

医院将取代监狱。

”雨果如是写道。

他的这一句话，恰恰是对电影最后引用的种植者名句的深度阐释。

在拉吉·利的年代，疾病仍未得到疗愈。

那位警察的乱弹，将原本只是受了轻伤的孩童，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艺术或许可以暂时缓解我们的症状，因为我们必须继续生活下去。

面对如此相似的顽疾，一百多年前的文学，与如今的电影，根据各自艺术形态的优势，采用了颇为不同的疗方。

形式上的“异”，其实都是服务于主题上的“同”。

维克多·雨果那种著名的“离题式”叙述，也出现了他那部长篇小说之中。

诚如雨果研究者A·F·戴维森所言，“天才的题外话总是很容易被原谅”——是的，不仅会被原谅，还会被分析。

在《悲惨世界》全书中，游离于主线情节的长篇插叙达到了六处，内容包含宗教律法、历史沿革、革命思想等等。

他在《巴黎圣母院》和《海上劳工》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这种独属于文学的手法，不仅强化了作品的表意功能，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间歇式结构。

同样是以个人视角切入，同样是描绘系统失效与整体悲剧，拉吉·利借用的则是电影艺术的力量。

尤为值得一提的，正是影片首尾呼应的群戏场景。

在《悲惨世界》的开场戏中，我们看到法国赢得了2018年的世界杯冠军。

法国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国旗招展、人群涌动，黑人与白人们拥抱在一起。

当被问及以这种方式开场的原因时，拉吉·利说道，“这是一部关于法国的爱国主义电影。

不幸的是，只有足球能够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同样是人民，同样是群像，如果说开头为我们呈现的是和解的表象，那么结尾就是在为我们披露猜疑的真相。

在最后的群戏中，愤怒的孩子们用燃烧弹掀起了一场复仇，影片伊始时那种汹涌的热情，在终结之时化作了凶猛的热浪。

在这两场戏里，我们也可以最为深切地体认到拉吉·利的风格系统。

对于一位街头摄影经验丰富的导演来说，灵活机动的手持运动镜头和准确、精到的剪辑，显然是最为重要的风格武器。

但是，同样是手持镜头与剪辑，拉吉呈现了一系列自由而有力的变体。

从结构层面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在警察枪击事件前后，这部影片的视听风格呈现了颇为显著的变化。

在枪击之前，手持镜头的幅度相对较大，背景音乐的运用也较少，我们的耳中听到的主要是蒙费雷伊嘈杂的人声。

但在枪击之后，我们听到了较为频繁的音乐段落，镜头运动也突然变得稳定起来。

如果说《悲惨世界》的前半部分，是对蒙费雷伊乱景的现实性呈现，那么在枪击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更具情绪性色彩的段落。

在我们跟着此前的运动镜头，迷惘地遍历了这斑驳的郊区之后，我们似乎略微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与影片中的警察们一起冥想。

当然，在这最后的复仇战争之前的段落，也可以看作是蓄积能量的阶段，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彻底的知情权，直到影片的结尾，我们仍未知道那些孩子究竟要做什么。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前景元素的设计——对于这样一部以近景和特写镜头为主的影片来说，近景别镜头内元素的层次是很重要的。

在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里，我们看到那位温和派警察，拿着手枪指着反叛者的“头目”——那个男孩的手中握着燃烧弹。

在经典正反打里，前景人物本是以身体局部示人的，但在这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降低画面可见度的阴影。

这样的阴影浓度，甚至让我们开始怀疑它作为身体部位的可能性。

它已经脱离了叙事上的引导作用，呈现出一种情绪上的、乃至象征层面的意味。

被阴影遮蔽的燃烧弹，或许在此刻已经不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整部影片的主题：对于无法相互理解、接近的两种人来说，彼此或许不过是难以辨明的黑影罢了。

这无疑是一部独特的“爱国主义电影”，他甚至代表法国参与了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角逐。

法国总统甚至还邀请拉吉·利前往爱丽舍宫一同观看影片。

但是，接下来的故事要更为有趣——拉吉拒绝了他，并邀请他到蒙费梅伊来看。

当然，总统的安保人员否决了这一提议。

为何蒙费梅伊比爱丽舍宫更为危险？

这就是《悲惨世界》想要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