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1. 如果是想要这种片子下沉市场，而选择了国语的放映，我觉得是相当失败的。

首先，如果我本身就是喜欢看国外的这种片子，或者这次就是想看国外的这种主题的片子，我一定期待的是外文的声音，加中文的翻译字幕；而如果我本身就不喜欢看这类片子，喜欢看一些商业性的，更爽的片子，那这种片子本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可能沉到我这里。

所以结果就导致两方都兼顾不上，两方都无法满足2. 看到一个很细节的部分，为了使影片更加的本土化，会议上，使用了为人民考虑中的【人民】这两个字眼，其实国外的话更倾向于用【公民】，当这样一场罪恶的会议，用国语中的人名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国人，不得不联想到国内政治，并且至于不好的遐想，大同小异，换了个种族罢了。

总而言之，电影最失败，最失败，最最最最失败的地方，就是选择了用国语放映。

历史上的讨论却在现在的中东真切上演，犹太人如同蟑螂一样无处不寄生；“这么做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而不是胆怯地追问这个或那个犹太人个人的过错在哪里。

”；程序正义；自然减员！

；“犹太人从始至终就如寄生虫一般，只要有适宜地土壤，就会立刻蔓延开来，就像一种霉菌，寄生再健康民族的文明之上，“；施图卡特最关心的是法律问题；一切都冷静的可怕，细节打磨的也很深刻。

平实，甚至可以说平淡，几乎不加任何修饰。

这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堂历史课。

让我们能够通过一场会议的内部视角，去观察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是如何做出的。

这是一堂异常昂贵的课程，也是一场始终未被充分吸取的教训。

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3——意志自由：文化与自然中的野性与灵魂》第275-284页，各位读者若有引用全文之需，敬请查考《伦理学术》第13卷实体书1942年1月，纳粹德国政权的高层决策官员召开万湖会议，讨论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2022年，德国导演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的电影《万湖会议》（Die Wannseekonferenz）为我们呈现了会议的真实过程。

万湖会议看起来是一个常规的工作会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有会前交流、开场致辞、茶歇闲聊。

可是，这场例行公事式的会议却决定了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

消灭整个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在他们口中只是一个名为“最终解决”的工作术语。

与会的纳粹德国官员们坚决而高效地贯彻了元首的指示，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落实。

这些政治精英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讨论各种解决方案，商讨了种族、效率、运输、人手分配等问题，冷静而不动声色。

他们是如此专业且敬业，经过细致计算与充分讨论，协调各方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灭绝方案。

整个会议严谨高效，可以说相当成功。

这个方案不仅高效而且很有秩序感，比如犹太人要在上车前签署财产放弃协议，履行手续会给他们一种安心的感觉，目的就是让这些犹太人在登车的时候还保留一种秩序感的幻觉。

在会议的整个对话中似乎没有一句流露出残暴和凶狠，却决定了所有1100万犹太人的生命。

这样一种有秩序的、高效的、技术化的执行方案，使得种族灭绝成为一种工业化的生产行为，问题是，他们谈论犹太人的生命如同在讨论物资，这批物资需要怎么运输、如何隔离、如何消失、如何获得相关收益。

万湖会议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大面积消杀”，与会人员在冷静、理智的讨论氛围中，谈论“把犹太人隔离起来，进行大面积消杀”，似乎在决定如何处理病毒的健康卫生问题。

轻描淡写之下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些“政治精英”当作物品给完美处理了。

他们似乎也有普通人那样的感情，比如他们会心疼如果射杀1100万人需要用掉1100万的子弹，心疼即便昼夜不停地干活也要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甚至还担忧射杀犹太人可能给德国士兵造成心理问题，而在提出毒气室的解决方案后，一切担忧又都消除了。

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案，一切都仿佛是官僚系统的一个日常决策。

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片刻的犹豫和迟疑去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在那些“政治精英”眼里，人不被当作人，人消失了而只有物的存在？

他们只会科学地工作，而对“人”视而不见？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1认知与思考谈到纳粹之恶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但“平庸的恶”影响太大，已经被滥用，且充满争议与误解，本文将从另一角度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著名区分：知性是把经验直观的材料纳入范畴的框架中的认知活动，它善于分析，是把整体的世界分割为部分来研究；而理性是对整体的思考，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理性不会满足于仅仅成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它总是具有超越知识的限制去思考的倾向。

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理性的自然本性。

阿伦特继承了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但进一步对康德做了新的解释：“康德也没有给信仰留下地盘，而是给思考留下了地盘。

”与康德不同的是，阿伦特认为知性是寻求真理的认知活动，而理性从事的是思考活动。

认知可以形成关于世界的许多具体知识，这是一个可以不断积累和前进的过程。

知性具有生产性，其求知活动出于实用的需要，而思考探究的是意义，思考以自身为目的，并不留下特定的成果，而求知的成果则可以不断积累和增长。

知性活动是顺从现实，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适应现实，在现实框架下进行考量和权衡。

现代社会过度崇尚实用知识，往往认为思考是无用的；思考与现代社会强调进步、发展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思考容易被边缘化。

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知性取代思考，以为知性就是思考，我们推崇的是聪明和有知识的人，知性取代理性就导致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也不会思考，他们善于生产知识，忙于解决问题，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知识是排斥思考的。

因为不满足于纯粹的思辨活动，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借助望远镜揭示了宇宙天体的奥秘，确证了原来只能靠假说和思辨为基础的认识，这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

同时伽利略又使得现代人有理由怀疑一切没有得到科学证明的现象和观点。

望远镜指向天空意味着人类视角的重大转换，我们从原来依赖感觉器官到从宇宙的视角来观察地球，由此便不再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感觉器官来了解世界。

随着天体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了解不再依赖感官，而是通过精确的仪器来确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世界，一切都以还原为可量化的数学模型为目标。

以事实为根据的现代自然科学开启了通过实验操纵自然的范式。

而笛卡尔通过内在的我思来确证存在，则进一步使人和现实世界疏离开来。

现代科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却越来越感觉到与世界的异化关系，导致家园感的丧失越来越明显。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世界的神秘性逐渐消失，人的想象力也随之急剧萎缩，能够激发思考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人逐渐成为只会机械反应的生物。

于是，人们只能在被动反应中自得其乐，特别是随着算法技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上充斥的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即是典型例证。

同样，时下流行的“小镇做题家”也是不会思考的人，他们只是具有丰富的解题技巧，能够在各种考试中取得高分，善于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和迎合出题人的想法。

“小镇做题家”只注重思维技巧的训练，以为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以事先预制好。

他们却不会质疑题目本身可能是错的，进而跳出试题的框架和逻辑来思考。

思考是超越认知的活动，也就是超越控制世界的狭隘认知，不是以操控的方式来思考。

如果离开意义的思考，人类的认知活动就很容易成为控制世界的工具，而思考能够使我们从狭隘的功利视角解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世界，比如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活动。

诸如考虑一道数学题怎么做，如何写一篇好论文都是知性意义上的计算，而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思考。

思考并不寻求真理，思考探求的是意义，比如关于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寻求意义是人类心灵的自然需要，这种探求并不形成稳固的真理或知识，而是产生不断变化的意义。

思考的重点并不考虑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其存在的意义。

比如对于上帝的思考，并不能证明上帝是否确实存在，但仍然富有意义。

因为意义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思考上帝存在对于人的意义，其实是思考超越世界的意义、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无论上帝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必然值得思考。

思考以自身为目的，不服务于任何外在的目的。

因为看到现实中幸福的人、正义的行为、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如苏格拉底那样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美？

这些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永远不会有固定结论。

西方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强调实践领域和思辨领域的截然分开，但阿伦特则把两个领域结合在了一起，认为思考并非纯然就是对世界的静观，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动。

“当每个人都无思地被其他人所做的和所信奉的裹挟而去，那些思想者就从隐藏中凸显出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加入惹人注目，并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思之所以是一种行动，因为它不害怕外在的权威，不顾忌支持或反对人数的多少。

▲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2J权体制下没有思考虽然说，思考是高于认知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强调思考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思的能力，只要有健全认知能力的人都有进行思考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和个人的教育背景或社会地位无关。

它并非少数人士的特权，比如职业思想家所垄断的能力。

而且，没有思考能力和愚笨不同，高智商、高学历的人具有较强的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但可能不会思考。

所以说，这些与会的高学历、高智商的政治精英并不会思考，因为他们只会用知性解决问题，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把大屠杀简化成了数字和流程，把一件极端罪恶的反人类的大屠杀拆解成小环节的工作流程，这样每一步似乎就没有那么罪恶了。

因为看不到整体的罪恶，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知性的高度发达可以非常高效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没有思考解决问题本身的是非对错，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也不会去思考命令规则背后的合法性与意义。

如果我们不对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进行思考，而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来维护秩序，就会成为恶的帮凶。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万湖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对话，没有思考，只有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计算，没有撤离世界的孤独的思，也没有为他人的思考。

如此高效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在J权体制下才得以可能，如果没有沉默的大多数的合作，极权体制不可能成功运行，而且这个官僚体制会鼓励服从，使得服从上升为最高美德。

于是人们只需服从命令和执行命令，也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就是说，仅仅是希特勒那样体制的最高领导者需要承担罪责，其他人好像都是受害者。

他们都没有思考的能力是因为J权主义体制自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这个体制内所有的人都变成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所有人的生命和思想。

每个人都变成了螺丝钉，变成一个机器的零件，个人成为庞大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小小齿轮，随时都可以被替换，这些被角色设定的人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间。

J权主义消灭了人们思的能力，使人成为提线木偶一样的存在，如同艾希曼那样只知道盲目服从上级命令，按照既定目标来高效地解决问题，却不会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正当性，服从命令就成为唯一的选项。

以艾希曼为代表的这些人工作尽责、忠于上级，认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似乎只是运气不好，碰巧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工作，本来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就是一个模范公民。

艾希曼他们不是恶魔，似乎只是普通人，甚至在家庭中是个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纳粹的J权体制把家庭中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吸纳进来，成为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服从者，在复杂的官僚程序中消解了个体责任。

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把几百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似乎只是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他们本身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

杀人成为一项工作，艾希曼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他知道如何高效地组织和安排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成为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完美工具。

于是，屠杀变得普通而平庸，如同完成日常的一项公务活动，这使得纳粹体制的齿轮能够顺利运转，使得“最终解决”这样恐怖的方案被转化为一个技术的操作问题。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单一的观念来完全解释一切，而且是用形式上合乎逻辑的方法提供一整套解答，但是整个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思考的。

比如对历史进行全知全能式的解释，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解答，纳粹的种族主义典型体现了这种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

意识形态似乎提供了所有问题的解答，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来解释一切现象，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并且结论具有不可妥协的极端性。

意识形态通过体系的严密性和语气上的确定性排斥了思考的必要性，逻辑的外衣代替了人的内在思考自由。

为了能够实现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需要消灭任何不确定性，因为它已经用一套思想体系解释了一切，它已经代替了个人思考，所有的人就无需思考。

而思考与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思考充满不确定性，它总是以怀疑的姿态来审视一切，思考者就会常常处于徘徊和犹豫的状态之中。

思考的怀疑精神正好是对意识形态的确定性的否定。

阿伦特从艾希曼身上观察到，没有思考能力的显著标志就是只会使用陈词滥调，只会讲没有任何个性的空话和模式化的套话。

艾希曼他们使用的唯一语言是官方的语言，这种空洞的语言无法做到与他人进行真正的沟通，因为没有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

艾希曼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事先预制的套话，这是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的内在循环，他的话语严重脱离现实，与真实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他失去了用事实来修正自己观点的能力，也失去了站在他人视角上去观看、去感受的能力，以至于明显的恶，比如杀人貌似也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思考是从他人和世界的角度思考。

因为思考植根于经验，思考的对象是个体的真实经验，没有经验也就没有思考。

而陈词滥调的俗套与格式化的语言，也不可能激发任何积极的反应。

思考需要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通过想象，把经验意向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成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

但是艾希曼只生活在陈词滥调的世界里，这使得判断变得没有必要，也无需承担思考的风险。

似乎无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只需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就可以安然度过一生，成为被称颂的好人。

陈词滥调不仅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使用J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就是与恶合作的开始，不能进行真实的言说正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体现，因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就打开了做一切事情的可能。

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只会用官方的套话和那些陈词滥调进行言说，所以，没有思考能力使他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残忍和荒诞，对职业行为中的是非对错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

可以说，那些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判断能力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僵尸。

不会思考使我们非人化，也就具有了作恶的潜在可能性。

总之，思的能力与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紧密相关，没有思考能力意味着把服从规定和命令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反思的服从可以酿成严重的恶行，而思则可能会阻止恶的发生。

虽然思考不会产生具体内容的结论，但可以避免没有反思而只会服从的可怕后果。

▲ 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3.19-1962.6.1）角色海报3思考与对话思需要从世界中抽离，但并非逃避世界。

“思考虽然是孤独的事业，但又取决于他人才得以可能。

”我们在世界中从来不是与他人相分离的单独存在。

思考需要言说，需要与他人分享，包括交谈时的表情、动作、姿势、听者的回应。

与他人一起思考，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或达成共识，而是因为他人是启动思考的契机，他人可以使我们从封闭的命令和规则中摆脱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处于开放和运动之中。

和规定、规矩、命令这些封闭我们思考空间的要求不一样，他人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变得开放与流动起来。

也就是说，思总是包含他人、关照他人，简单来说，就是使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的能力。

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质疑可以激发思考，以便重新审视熟悉的现象和观点，从而避免随波逐流。

相反，没有思考能力也与人们的相互隔离的孤立状态相关。

纳粹的J权主义造成德国社会的相互隔离，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被切断，人们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取消了多样性，只剩下国家主导一切。

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崩溃，人们不可能在公共空间进行共同言说，没有互相交流。

没有思考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从他人的角度思考，无法想象他人的存在。

思考时的交谈和对话并不一定需要他人事实上的在场，而是可以让他人在精神中内在化，以假想的方式出现。

这种假想的与他人的对话可以避免思考的专断。

思考需要在与他人交往当中来进行磨练。

一个人若拥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扩展的精神”，就能够超越感知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从而获得一种“常识”的认识，即康德所说的共通感。

思考和想象力彼此相连，思考意味着运用想象力，从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

通过想象，使得不在场的事物呈现在意识里，想象那些不在场的他人会如何言说，这样他人就能够被听到和看见。

扩展的精神需要他者的在场，需要与他人进行不断对话和交换观点，通过不同视角的比较，各种观点互相冲击和融合，从而多样化的心灵可以彼此共存。

思考不仅是一种与他人的对话，而且需要与自己对话。

思考是需要单独进行的活动，人们需要从世界中撤离转而与自己对话。

阿伦特将思考描述为“二合一”（two-in-one）的对话，即“我和我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这种“二合一”需要孤独、自我和谐，以及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的能力。

心灵内部的两个自我互相成为朋友，平时他们如朋友般相互信任，处于一种和谐关系。

思考是一种内在对话，它需要自我的内在分裂，当这个“二合一”的自我内部产生不和谐，也就是说产生差异和矛盾时才可能开启自我的内在对话。

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也是复数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思这种精神活动使我们成为复数性的存在。

不同的自我可以产生不同的声音，从不同角度进行对话。

与自己对话也就是与自己的良心相伴，听从良心的声音。

思考需要独处，免于外界干扰的时候，在安静状态下才可以进行真正的思考，才能听见良心的声音。

“思需要独处，但并非孤单，独处（solitude）是与自我相伴的状态，孤单（loneliness）是当我一个人时，不能把自我分离为合而为一的存在，不能够与自己相伴的状态。

”良心的声音是良心不安的时候，良心说“不”的时候。

而为什么万湖会议上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

因为从来没有谁质疑或反对过“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考虑如何高效地完成任务。

这种情况下，沉睡的良心就没有机会得到唤醒。

“可以说不”的良心并不在于对纳粹J权体制的具体运行了解多少，主要在于能否听到内在良心的声音。

阿伦特把苏格拉底看作良心的典范。

苏格拉底害怕违背自己的良心，害怕与自己的良心相矛盾。

当苏格拉底从市场中撤离，与良心独处的时候，常常需要面临良心的严厉拷问。

良心常常是否定性的，它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拒绝做某事，因为思考并不会直接产生具体的道德知识或价值。

良心只是告诉我们这么做是不可思议的，不能这么做，比如让他人遭受极大痛苦，如果做了就不再能够和自己和谐相处。

如果这么做的话，生命将不值得一过，宁可去死，正如不能说“2+2=5”那样简单。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不可教，其实思考同样不可教，思考需要唤醒。

只有苏格拉底那样有觉醒的意识才可以唤醒他人，他并不会教具体的知识，也不是去灌输一些教条，而是帮助他人思考、启发他人思考。

就如助产士那样，帮助人们产生原本就隐含在心中的思想，又像牛虻那样刺醒沉睡的人们，唤醒他们去思考。

同时又如电鳐一样，“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

麻痹描述了思考的一种状态，一种困惑迟疑的状态。

思考从来不会让困惑停止，而是始终伴随着困惑。

思以惊讶为契机，因为对自然的现象或观念困惑就会引发思考，而且苏格拉底的对话结束之后，困惑并没有消除，因为这些形而上学问题没有可以到达的最终目的地。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4思考的勇气思考是一种不断自我解构的过程，可能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也就是说思的流动性同时蕴含着危险性，它会摧毁任何已有的东西，甚至摧毁美好的价值和秩序。

极其善于思考的思想大师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暗合就是危险性的典型体现。

思考也会带来精神的痛苦和分裂，使人没有安全感和方向感。

思考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冒险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害怕思考、抗拒思考。

所以思考也需要勇气，需要勇于冒险的意识，这种思考是不遵循先例的，是勇于打破界限的。

正如康德在《何谓启蒙》里所呼吁的，启蒙就是大胆去思考的勇气，它需要克服懒惰和怯懦的心理，以便摆脱受监护状态。

同样，思考就是对主流说“不”的勇气，进行拒绝的勇气。

不相信任何主流的教义，比如对于进步信念的质疑，对于技术崇拜的反思。

相反，不愿思考、不敢思考的人犹如时下陷入内卷的人，他们不会跳出现实的系统而陷入内部不断强化的恶性竞争中。

阿伦特又提醒我们思考需要记忆的支撑：“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

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一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一卷走。

”如果我们保有对极权主义的记忆、万湖会议的记忆，思考才有扎根的深度，才不会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失去方向。

勇于记住所发生的，勇于反思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使我们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

▲ 《万湖会议》剧照5思想的风暴思考和生命一样，是活生生的，很难进行抽象的描述，于是阿伦特呈现了一种思考的现象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具体而生动的形态。

思考意味着我们从世界中隐退，也就是与世界保持距离，让世界变得陌生化之后，思考才得以开始，为此思考不会被现实世界具体的时空所束缚，作为表象思维，思考的对象是呈现在意识里不在场的表象。

思考是寻求理解意义和建构意义，而意义没有真假之分。

所以思考不需要固定的结论，即使有结论也是暂时的，它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思考其实是打断日常生活的惯性，与现实世界断开之后，停下来去反思的能力。

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之后，就可以对习以为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暂停与所有日常现实的关联，重新审视发生的一切。

这样就可以使人从偏见和麻木中摆脱出来，从而恢复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所以说思考不是为了寻求行动的指南，或者建立什么规范性标准，思考具有开放性，能够打开新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思考的这些特点和风吹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在风吹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风的存在，思考也是运行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存在。

风吹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方向也不占有固定的地方。

因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思考活动可以随时开始和随时结束，如风吹一样，事先并不知道方向，充满变化。

无形的风是抓不住的，思也是一样。

这种不可预测的思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产生新的可能性。

如同著名的珀涅罗珀之网，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晚上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拆开重新编织，思考是一种永远处于自我解构状态下的活动。

可能不在于对问题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出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多问为什么，而不是下意识地欢呼或喊打喊杀。

“思想的风暴表征的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别美丑的那种能力。

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所以说，思是黑暗时代的微光，能够带来些许希望。

如果思想的风暴可以经常吹动，唤醒更多的人进行思考，那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会少一些盲从、少一些暴力。

▲ 《万湖会议》出场人物6结语思考并不寻求开花结果，始终处于动态运动中的思，永远不会凝固和僵化。

思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指导行动，而是揭示意见的不可靠,揭露虚假观念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如果思考带来的是确定的结论，那往往会成为一种教义或教条，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思的活动。

思考的停止或许能够带来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我们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为思考的停止就意味着人可以轻易被外力裹挟，做任何被外力要求做的事，同时也是生命力停止的体现，于是生命走向固化和萎缩。

如果没有思考的活动，“一个人的生活不仅没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他就根本没有活着”。

所以说，积极思考就是活着的一种状态，没有思考就没有真正活着。

只有在思考中人才成为人，才具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思考就是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格。

全国副总指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您的论点很好，您也很会表达。

内政部副部长施图卡特博士：但是对问题本身没有帮助。

海德里希：有时候……请容许我坦白讲，有时我会想，您是否……为了辩论漂亮而故意反对我们的建议，又或者……是因为这些讨论触及的是您写的法律。

施图卡特：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片面理解为您火车头的刹车片。

海德里希：我部里全都是学法的。

施图卡特：真是雪上加霜，就像舍恩加特博士、兰格博士之类。

海德里希：我欣赏敢打敢拼、积极有为的品质，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我很少用。

思考是好事，但是行动更重要。

施图卡特：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

想倒洗澡水，结果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海德里希：强制绝育，您是认真的吗？

还是只是随便提出来，知道反正我们做评估也要好几个月？

施图卡特：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

我不是要论证反对您的最终解决，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我对您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报以最大程度的敬意，您带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坚定、战斗铿锵有力的部门，且随时待命，但是您别忘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海德里希：受教了。

我们会重新考虑的。

施图卡特：有劳。

为了逃避半途而废的恐怖片而看的货真价实的恐怖片。

结构太好了，一场完整的会议：会晤准备，参会人员抵达现场，主要领导到场主持，会前小谈话，会中不同形式的私下谈话，茶歇，会议记录（包括记录提醒），非正式讨论，到最后散会离场。

不同人物之间的交谈也相当得当。

真实，平淡，惊悚。

最没良心的公务员开的一场大屠杀专题会，即便还剩最后一点点良心，也要为了执行伟大领袖的意志而理性地抛弃。

各种常规的扯皮、你弄我我弄你也显得那么真实又荒诞，话题从种族清洗无缝衔接到对个人生活的美好希望，果然汉娜阿伦特打钩的全是极权主义大屠杀的重点。

不知道字幕翻译者是谁，太本土化太厉害了，什么拉网式、负重前行、人民的xx直接让我抱头尖叫。

艾希曼真是最优秀的公务员，平庸之恶太过于简单，甚至连那些官方用语和理论都已经不仅仅是巧言令色，而让使用者都自欺欺人信以为真。

求求你们不要提国家卫生（虽然的确是史诗），本行业从业者吓哭了。

有鬼出现的恐怖片从来不恐怖，真正的恐怖片是新闻，以及历史——过去的新闻。

奥斯维辛之后没有新闻。

这竟然是德国人拍的，更恐怖了。

难得这样好，难怪这样好。

看看人家！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

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

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

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

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

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

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

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

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

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

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

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

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

“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

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

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

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

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

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

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

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

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

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为了更好地帮助理解这场会议，以及其中各方势力的博弈，绘制了万湖会议的座位表：中间分别是：海因里希·缪勒（少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上将） 奥托·霍夫曼（中将），为帝国保安总局，总摄领导权左侧为：卡尔埃·伯哈德博士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青格 威廉-施图克特博士 马丁·路德博士 埃里希·诺伊曼 罗兰德·弗莱斯勒博士，为总理府、内政部、外交部、司法部等政府人员，主要作为配合者右侧为：阿道夫·艾希曼 阿尔弗雷罗·迈耶博士 格奥尔·Leibbrandt博士 约瑟夫·布勒博士 卡尔·艾伯哈德·舍恩加特 鲁道夫·兰格博士，主要为党卫军，执行者讽刺的是，开会的半数以上的人，都有博士学位

万湖会议座位表整场会议包括两场：上半场为统一各方意见，保安局把握领导权，下半场为职责分工，讨论具体细节。

整场会议以高效有条不紊的节奏走下去，信息量巨大，看下来让人很累，没有人在意自己讨论的主题是否灭绝人性，各自都是在为自己的职权和利益讨价还价，真正阐释了什么是“平庸之恶”。

那个速记员小姐还感到这里的工作氛围比较轻松愉悦，时常还会有笑声。

果然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就像《朗读者》里的女主，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而后监狱的生活唯一让自己产生变化的就是学会的读写，没有忏悔。

从电影里来看，犹太问题是元首的心头肉，但是处理起来又问题重重，所以只能由最坚定、最狂热、最简单化的人，也就是党卫队来实施。

万湖会议本质上是党卫队根据已经蹚出来的道路、试验出来的方法，事前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用元首“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意志，在会上压服柏林的那帮前魏玛政府的柏林老爷们，让他们服从指挥，消除顾虑，接受“全欧的一盘大棋”。

政府老爷们心领神会，也就提一提“要不要保留犹太人里的军工技术工人”、“会不会搞出之前清除残疾人行动惹出来的乱子”、“会不会影响执行人员的士气和精神健康”、“半犹太人、老年犹太人怎么处理”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

整部片子都在开会，但在对话、神情的刻画上十分入骨。

党卫军方面，会议主持人上将海德里希时时面带笑容，面对质疑也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霍夫曼中将总是满怀憧憬地大谈种族净化；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少将阴沉着脸，说话简短扼要，时时用审视的目光看人；不喜欢开会的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舍恩加特，怼柏林老爷说“我看谁的鼻子不顺眼，谁就是犹太人”，在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也会不耐烦地说“我早就跟不上了”；还有那个“平庸的恶”艾希曼中校，从电影中可以看出，此人工作态度确实一丝不苟，从会议的筹备、资料的准备到会上的答疑都有条不紊，会上无论被问到什么数据都能立刻给出，面对各种疑问他也早有方案，而且都十分巧妙、熨帖，多次获得与会者称赞。

东部方面，有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整个会议都在抱怨他的波兰辖区成了“帝国的垃圾堆”，抱怨帝国不优先为他们解决波兰境内的200万犹太人，最后在获得“优先解决波兰犹太人”的承诺后满意而归。

政府方面，有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此人是唯一在会上轻微地抗议、嘲弄、干扰了一下会议的人，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维护了他参与编写的帝国犹太法律，但也大概也不过是为了端一端架子。

有意思的一幕出现在他围绕“半犹太人”的问题跟众人辩论了一番后，被问及他自己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他先是提出什么都不做，引来全场安静，接下来他又提出“强制绝育半犹太人”的折中方案，这倒是获得了众人的附议，海德里希眼看方案要越讨论越复杂，就立刻休会，把他拉出来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顺便还互相问候了一下妻儿，用“我们应该做邻居”套了套磁，拉近了距离，也就放弃了对抗的态度。

毕竟“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嘛。

会议开到最后，15个人中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克里钦格终于在犹豫中提出了他对于“根本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的疑虑，立刻被舍恩加特反驳说“我没有必要听这些”，“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会因为尽职而被泼脏水”，还有人轻蔑地说：“我们居然还在讨论残酷不残酷的问题。

我们是在进行自卫，如果我们不自卫，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

”克里钦格只能赶紧解释说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人，担心最终解决方案会给执行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而已。

于是，艾希曼向众人详细介绍了“更高效、对参与者的精神伤害更小的办法”——毒气室。

克里钦格也不再抱有异议，只表示“我还是希望犹太人凭空消失”，他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

至此，在高效的70分钟内，所有的疑问都被回答，所有的难题都被解决，接下来，随着帝国机器的开动，杀戮的大幕拉开，数百万犹太人即将迎来他们的命运。

除了短评外，再记几个细节。

1.让犹太人在登车之前签字交出个人财产，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还怀有一种秩序感”。

2.同作为一个法律人，最让我印象深的是Stuckart。

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人。

海因里希反感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而Stuckart就是海因里希眼里的这部分人。

“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Stuckart强调纳粹法律的重要性，强调要给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些都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基本因素，但是，纳粹法律是法律吗？

恶法是不是法？

这个法理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恶法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法律。

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法……似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根本的正义仍然需要实体法来维护。

（似乎如此，很粗浅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思考）。

不知道自己记得清不清楚，只记得纳粹有一位法学家，在专业上有很深造诣，但因为为纳粹政府做事，所以在法学界并不承认这个人的名声和地位。

好像是Stuckart？

还是另外一个人？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包括Stuckart反复讨论混血犹太人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思维，他自己说的“有勇有谋”，想的很多很深。

但是，作为法律人的他，有术无道！

有术无道！

万湖会议 看的毛骨悚然。

故事不复杂，1943年纳粹德国在万湖开了一次高级别会议，商量怎么灭绝犹太人。

这个议题就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会议过程和电影整体调度。

如海报所示，电影一共出现了16个人物，全部都在一间会议室里，电影也仅仅拍了场会议。

16个人物份量不同，主角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主持会议。

其他角色按会议进程分别负责功能性阐述，还有一位速记员稍微带一点情感线。

开会，都是台词，好在人多，可以给够反应镜头，再加上每个议题对每类人反应不同，于是还有多人反应镜头可以切出来。

过肩中景，长焦近景，大全景，景别相当丰富，节奏其实很快。

但镜头切换并不是电影要秀的主要任务，会议内容才是。

讨论灭绝1100万犹太人，像讨论一个产品执行方案，冷酷而无情。

更可怕的是会议的高效，100分钟的电影，会议过程大概有70分钟。

会议发起人提出总议题，然后各部门负责人讲述部门的实际情况，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

整个会议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发起人开会前并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参与者级别也几乎平级。

但参与者只说和自己部门有关的话，在其他人发言时没有讨论更没有拆台，有疑问也带着解决方式来提，会议极其高效，丝毫没有偏离主题。

会议主持人也没有摆出一副传达精神或者必须听我的架势，而是提出问题，协调各部门工作。

从这点看，整部电影简直是职场会议的教科书，比那些没想明白为什么开会，把工作会议当沟通感情闲聊的扯淡会高效太多。

所以电影才看的毛骨悚然，因为从技术到现实，都是现在的我们只敢想象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