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

记得身边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

我家附近有一家商场，很破败，门口有很多游商：卖水果的，卖煎饼的，卖土特产的，占道经营，影响交通。

城管经常过来执法，有时候会与小贩起一点小冲突，于是就有商场里的人说：“看，城管欺负人了！

人家摆个摊容易吗，非得给人抄走，不给人留活路。

”然后，听说楼下买东西的人里面有小偷流窜，偷行人手机钱包，商场里的人又说：这么多卖东西的，城管也不来管管，干什么吃的？

问题是，两句话是同一群人说的。

今天，一部电影让我想起了这个小故事，想起了里面人性的狭隘。

《方形》。

不记得上次看一部如坐针毡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憋尿不算），这部斩获去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同时提名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真的让人很不舒服，很累，很不想承认，影片里的人物有自己的影子。

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见识了主人公Christian的矛盾之处。

听从了下属的馊主意：用恐吓信的方式去要回手机和钱包时，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截然不同的表情：

去的路上，二人兴高采烈，听着名为《Justice》的摇滚乐，仿佛出征的将军；回来的时候，狼狈不堪，灰头土脸。

想想其中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兴奋，又是什么让他们都不愿意进入那座楼房。

那座楼房对于Christian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面的人处于不同的阶层，能够远远地看一眼，用自己的小聪明捉弄一下里面的人，显然让平时古板无聊的Christian兴奋，但是听说下属不愿意去替他放恐吓信，他需要自己进入楼房，甚至有可能接触里面的人，他又感到恐惧。

这种恐惧源于他对楼里人的想象，或者说，源于他对下层阶级的想象。

联系到此后一个情节：Christian去买早点，遇到一个乞讨的妇女，他抱歉地说自己没有现金，但是可以给她买吃的，没想到妇女很蛮横地点了一份汉堡，还特地强调“不要洋葱”，俨然一副“我穷我有理，你有钱活该”的架势。

Christian怎么做的？

他把汉堡摔到妇女的桌子上，让她自己把洋葱挑出来，潜台词显然是：给你买就不错了，你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

这虽然不是一段主要情节，但是深刻反映了不同阶级之间不信任的来源：Christian代表的上层阶级有意愿去帮助下层人，但是他们需要满足感，需要被感激，需要下层人懂得适可而止。

而下层人在接受帮助的时候却认为上层人有能力就应该帮助他们，不仅不感恩，还过度索取。

而遭遇一两次这样的交流，双方都会对对方产生深深的敌意，比如Christian发恐吓信的时候，他的特斯拉停在楼下，周围的人就会过来找茬，进而实施暴力。

影片这种让人不舒服的情节比比皆是。

比如和Christian有过一夜情的记者Anne来馆里找Christian，问两人上床的事，想让Christian自己承认二人有过亲密关系，而Christian的反应是所有害怕被纠缠、被勒索而不想负责任的男人典型的反应，二人都以固有的态度判断对方：“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人”。

而摆在现代国家制度里面的“人权、平等”的原则，又让现代人面对不满的事情不敢发声，采取忍让，唯恐自己政治不正确。

比如片中一次公开的艺术研讨会，台上的艺术家在发言，观众里一位患有“秽语症”的观众不停地在骂脏话，发言屡屡被打断，可是大家明显敢怒不敢言，还有人倡议大家忍耐，因为秽语症患者也是有权利做观众的。

然而这样的忍让多了，人们就会对不同阶层产生不信任，继而退到自己的阶层里，阶层分化恐怕就是这么一回事，而西方越来越盛行的保守主义恐怕也和这种情况有关。

影片这种用让人不适的观感激发观众思考的情节比比皆是，看似缓慢的情节却处处有潜台词。

结尾处的野兽表演是电影的华彩篇章，极大讽刺了人们自以为是的处世原则。

影片唯一的败笔是Christian的反思，以及结尾处他去楼房里找那个被他污蔑的孩子。

这种反思的出现，影片的教育意味就很浓了。

而以我之见，这种矛盾与误会是无法改变的，甚至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主人公的反省还是显得刻意了一些，也反映出影片不可抑制的说教意味。

在北大百年讲堂观看《自由广场》（又名《方形》）的那个晚上，人山人海场面火爆，因为这是今年“欧盟影展”的闭幕影片，也是今年戛纳电影节折桂金棕榈的最佳影片，观者无不慕名而来。

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奇妙的观影体验。

伴随着不断的笑声，以及长久沉默的深思，这部近两个半小时的长片画上了尾声，但是所有人似乎都意犹未尽。

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就是对本片的最好肯定。

这真是一部奇妙的电影，你怎么解读都行，就像多棱镜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现实投影。

一千个观众恐怕就有一千个《自由广场》。

解读角度一：生活就是从一种限制到另一种限制主角Christian是一位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作为知名博物馆策展人的他，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严格遵守着都市的丛林法则，社会的运行规则在他的身上畅通无阻，过的则是规规矩矩的上班族生活，他兢兢业业又情商不低，善于处理各种问题，在形形色色的人之间周旋，他没有任何越轨出格的“劣迹”，堪称现代人的楷模。

所以他当然受人尊重。

但这种生活成就着他，也在无形中限制着他，他活在一种将死未死的僵死生活状态下，和很多现代人一样，虽然获得了社会上的认可，却也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活在平静地绝望之中。

而他需要一种突破，一次逃离，将这种牢不可破的限制彻底超越。

而这次“越轨”的导火索就是那次“意外事件”——手机钱包以及袖扣在广场被偷。

在损友一般的下属极力怂恿下，他终于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打破了这种生活的界限。

他写了恐吓信，而且把恐吓信塞进了“疑似盗贼” 的小区住户信箱里。

他就像一个盗贼一样，挨家挨户，极度惶恐地做着这件事。

这种“壮举”在他的一生中恐怕也绝无仅有吧？

这件事虽然的确“出格”，在情感上却是可以理解的，让小偷受到威慑自动物归原主，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正义。

而事实证明他“敲山震虎”的计谋奏效了，盗贼受到了惊吓然后乖乖把他的东西归还给了他。

Christian大喜过望。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漏一个”的举动惹恼了那些无辜的住户，他也受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说你冤枉了我，我要“make chaos with you”(给你搞事)，于是他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事情败露，然后让他这个“体面人”身败名裂。

而当那个被冤枉的小男孩亲自找上门来，大吵大闹给他闹事的时候，他真是很无奈。

而后来带给他噩梦的那一连串事件，也不能说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从我们的角度看，Christian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恐吓小偷，并没有什么大可指责之处。

可是他的天真之处在于，忘了生活是多米诺骨牌，有些事情不是想突破就突破的，一旦在生活的墙壁上打开一个洞，可能会让正义伸张，也可能引入噩梦般的暴风。

事实最后证明，他的“越轨”行为，并没有成功突破生活的界限，反而给他惹上了大麻烦，导致新的伤害和限制。

当你想要突破生活的限制，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时，反而会意外触碰别的机关陷阱，陷入不可知的黑洞之中，被更大的限制所包裹。

细思极恐，可确有其事。

这就是生存的悖谬，也是人存在的矛盾之处。

解读角度二：都市文明的虚伪，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在讨论“Christian恐吓信事件”时，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现代人究竟有多矛盾？

这件事发生的当时，主角Christian正在全力以赴策划一场名为“The Square”（方块艺术）的艺术展览，方块上特地刻上了一行字，大意是——“方块是一个充满关怀与信任的避难所，方块之内，我们同权同责。

”据Christian说，方块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激发观众灵魂深处的利他主义，改变对他人的冷漠态度。

但他本人已经真的接受并且做到这一点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是那个“精致利己主义”的忠实践行者。

片中不时会出现很多乞丐，在街头瑟瑟发抖。

导演特地用这些弱势群体寒碜的表现，来比对那些衣着光鲜的“体面人”。

虽然乞丐需要人同情，可并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死活。

以Christian为例，他对乞丐强装悲悯同情，可实际上并非真的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谁不觉得那些衣着粗鄙又缺少教养的乞丐面目可憎呢？

），即使偶尔觉得他们可怜，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文明有礼的现代人，起码不能让自己觉得难堪。

比如当乞丐很主动地大声要钱的时候，出于面子他必须得保持风度，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随便散钱，于是他买了一个汉堡扔给了乞丐。

Christian对别人说“要相信别人，对陌生人友好”，可是他却在自己贵重物品被偷走后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以恐吓信这种充满恶意的方式来索回，即使在伤害了整栋楼的居民后，还不觉得于心有愧。

他的解释是，“我一直觉得，住在那种房子里的人品格也不会有多好，不只是我，我们这个阶层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当被冤枉的小男孩要求他道歉的时候，他粗暴地回应，就像驱逐一个疯子一样使劲推搡他，把小男孩从楼梯上推下去，虽然镜头没有给小男孩，但是肯定他因此负伤了，那句不停回荡在Christian心中的“救命”就是他罪恶行为在内心的映照。

虽然他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但惯性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如此“虚伪”如此“不文明”。

当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不由自主地吹捧自己很懂艺术，可却连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都回答不上，让人尴尬。

而他望着美女记者垂涎欲滴，嘴里却说“我才不会上她呢”，转眼就已经和她滚床单去了。

而即使上了床，他对这位女记者还是处处提防，从完事后两人争抢安全套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他并不喜欢她，却忍不住不和她上床，然后当女记者因为被疏远直接找他理论的时候，他却又标榜自己对她还是有点意思的。

导演还扔给观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些靠艺术谋生的人，真正在乎艺术吗？

比如在开场时，一架吊车在博物馆门前粗暴地搬运艺术品，一座中世纪骑士铜像轰然倒地，骑士的脑袋不知所踪。

还有展览用的土堆艺术被清洁员不小心捣毁，策展人命令下属随便扒拉一下复原，然后照样展览。

还有那个开讲座的知名艺术家，高高在上侃侃而谈，而面对台下那个秽语症患者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满脸不悦，却还在强颜欢笑，后来在宴会上面对一场别开生面的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家第一个愤怒离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艺术表演的气度……所有这些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这群人对艺术敷衍随便，并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片中还有很多颇具意象化的场景，比如屋里两个情浓的“文明人”激战正酣，一旁的大猩猩拿着报纸看报，还握住画笔“搞艺术”。

还有那场堪称高潮的的行为艺术表演，宴会上都是体面的社会名流，赤身裸体的艺术家助兴模仿大猩猩，对着在座诸位动手动脚很不友好，在忍无可忍之后，一群文明人大喊着“杀了他”对艺术家群起攻之。

这些荒诞的场景在强烈冲击着观众，自由的野性和做作的文明互相交织，尴尬之中却直指现代社会的绝症——现代人的自相矛盾，现代文明的虚伪可笑。

可是这些问题早已有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时刻都要面对，我们生活在虚伪的现代文明之中，时刻都要扮演一个言不由衷自相矛盾的小丑，活在这个尴尬死人的时代里。

就算这些问题被放在银幕上放大讨论，依然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痼疾。

这是一个失语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在消解它本来的意义，只有荒诞无处不在。

一旦言说，连言说本身似乎都变得荒诞了。

解读角度三：冷漠的都市，以及与陌生人如何相处这是一部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创作的作品。

也许就是导演本人眼里的瑞典在银幕上的投射。

在很多人眼里，瑞典一直充满诗情画意，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完善的社保体系，让无数国人羡慕不已。

可是这部电影里的瑞典充满了冷色调的幻灭感，似乎还有贫穷问题，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仿佛就在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避世天堂”。

不光是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们彼此间存在信任危机，“体面人”对待穷人也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从“恐吓信事件”就可见一斑。

穿插在这个事件中的那些人物，无一不是偏见的受害者。

表面上是一起偷窃事件，其实是都市里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

有产者嫌恶无产者，无产者嫉妒有产者，中产者蔑视低产者……即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主角Christian也并不被下属信任，当遇到事情第一个被下属出卖。

还有影片高潮之一的那个宴会段落，疯狂的艺术家像动物一样骚扰其他人的时候，所有宾客都装鸵鸟明哲保身，即便被伤害者的惨叫和呼救声如此刺耳，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那些伪善的同情与理解，在都市冰冷的丛林法则面前不堪一击。

所谓的文明的有钱人，对于那些贫穷的无产者是一种傲慢又冷漠的态度，他们对自己无比自信，对其他一概充满偏见。

似乎财富地位就能决定一切。

只要有钱，就一定有修养有素质而且精神高尚，否则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连人品都必定低下。

这就导致各种冷漠的悲剧，缺少理解与爱的社会，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又揪心的讽刺剧。

从对待乞丐的方式，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人情冷暖。

在主角Christian生活的那个城市，虽然人们都知道乞丐是弱势群体，却并不欢迎他们，我们看到装扮成乞丐的小女孩被炸弹炸飞，然后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被顶到了热门。

而最后Christian忽然良心发现，也意识到这种伪善的行为是不对的，他的内心开始有了转变，他故意把包包让一位乞丐帮助看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而乞丐虽然穷但是也没有偷，这个结果让他对人性又再度燃起了信心。

可见人格高下，不是用钱财划分的。

要化解冷漠与偏见的悲剧，爱与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利器。

解读角度四：现代人的救赎之道一个人变得伪善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社会就像一个牢笼，生存就像一个魔咒，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屈心抑志改变自己，为了让自己顺利融入这个大染缸，每个人都被迫把自己染成了整齐划一的颜色。

而自私冷漠的社会氛围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自有其深层原因。

现代人的“罪与罚”如何解决？

是我们应该好好深思的问题。

电影虽然最后没有明说究竟怎么做才算对，但是男主角Christian最后还是做出了改变，他一系列反常的行为都折射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剧变。

他要向自己用冷漠伤害过的人道歉，他不想继续伪善地处世了，他要引咎辞职，然后向世界说出真相。

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女儿们。

他希望做一个好父亲，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伪善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虽然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种回头究竟对不对，值不值得，但是他已经错的太多太久，需要坦率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了。

也许只有坦诚，才是最终的拯救之道。

导演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思想观点，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观点不够新颖或表达过于直接，都将影响到观众对作品的接受。

电影里的这种情形在其它艺术门类中是一致的，放置在美术馆的艺术作品同样需要接受这种考验：观众能否舒服地体验到作品的核心价值，取决于导演以何种适用于作品的方式让观众接受。

从这点上看，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方形》中表现得明显过于直接了，不仅背后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带过：“方寸见人心”，传递这个观点的形式（即剧本上的建构）也非常直接，这恐怕是导演让人觉得“不真诚、操纵观众”的真正原因。

如果电影换成一件在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静态的绘画、雕塑，还是动态的装置——恐怕都不会触发此类的反感。

原因不只在于电影是在黑暗中延续两个小时左右的观看，观众需要付出全神贯注的精力，相反艺术品的观览往往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并不会“强迫”长时间的专注；更重要的是，电影似乎已经将自己从严肃的艺术作品中区隔了出来，走向“大众”（“大众艺术”本身就是具有悖论性质的表达），因而需要以尽可能亲切、适度的方式走入观众的内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学会如何于电影中隐藏观点，将电影拍得越来越客观，只从形式上显示出自己的“作者”性。

观众已经养成了此种观看／体验的方式，他们去电影院不是去接受教育的。

因而，面对像《方形》这样以直接又曲折的形式来传递核心观点的电影，观众引发反感情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正如电影的核心主题源自于一个装置作品，场景放置在美术馆，故事紧紧围绕着当代艺术，《方形》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了当代艺术作品的表达。

鲁本·奥斯特伦德似乎既想保持电影原初的叙述形态，同时也想将电影制作为一件艺术品。

观众不能再保持过往被动接受者的状态了，而必须将自己化身为一位专程赶至某个美术馆的游客，做一位能动的阐释者。

新的观看要求与观众保守经验间的冲突，我想是《方形》遭遇到的根本困境。

大多数人其实只能看到《方形》背后的核心观点及观点的直白表达——“啊，过于直接了吧”，而不太会注意到这个观点如何被层层的叙述与样式包裹。

想一想，如果只给你一个“方形”的命题，让你来完成一件艺术作品，你会怎么办？

可能有重重的困境。

倘若这件艺术品又得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困难恐怕会更加严峻。

因为考虑到大众的接受情况，这个观点必须包裹得不“显山露水”。

就像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中，观点很聪明地既被放大又被藏好（越模糊，越能被隐藏）。

鲁本·奥斯特伦德与罗伊·安德森终归是不一样的。

《方形》真正体现了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根本悖论：作为“艺术”，它的接受群体狭窄，必须受过相应艺术教育的观众才能理解作品中设置的密码和暗语；而作为“大众的”，电影属于无分别的诸众，是作为娱乐形态存在的。

鲁本·奥斯特伦德显然有意将《方形》制作为一部用电影形态呈现的当代装置艺术品——不仅电影里有大量的艺术语汇和元素，同时通过嵌套的形式将电影本身投射为一块“方形”。

观看同一部电影的观众就像被圈禁在导演画出的“方形”中，共同幽闭于一处真实又抽象的观影空间（电影院）。

目的是让观众认识到他们观点的殊异，能以一种更平和、客观的反思态度来观看电影。

就像进入“方形”的人必须暂时搁置身份的差别，在其中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我想这件艺术品的目的不在于让大众在某个短暂的时刻平等互待，而是激发他们反思自己由来的阶级与身份，以及因此产生的殊异观点。

目的在自我反思，而不是逃避或游戏。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方形》，是相当微妙的。

作为一位布尔乔亚，鲁本·奥斯特伦德能提出这种反思贵显真诚（如果撇掉才华出众的人个性上必然带有的锋芒）。

另外，我还在想，我们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其实都局限在自己的感知经验，大部分人将对《方形》的批评安置在“态度不真诚、操纵观众”，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使然的结果？

——我们都希望电影是从自己所处的阶级出发来探讨跟自己阶级切身相关的问题，但因为我们每个人分属不同的阶级，便看见了迥然不同的情境。

从导演站在的阶级立场看，电影有难得的反思精神；但从普通观众的阶级立场看，看起来似乎只有洋洋得意的姿态。

《方块》：连结断裂之后的社会图景By Issac（文慧园路作者，本文发于文慧园路三号公号）“他只是个正常人，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而已，然而，这正是可怕之处。

”——克拉斯·邦语。

有一次在台北美术馆看展，Faint Light Dark Shadows，光影艺术。

其中有一件装置是一个暗房，按照设计，你走进去，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一直走着（其实我甚至连路都不知道在哪里），慢慢地，会看到墙上的那些特殊摄影开始显现。

我走完后——什么都没看见。

我发誓，我很用心，眼睛都眯起来了，但还是什么都没有。

正想着要不要再去走一次，但看到远处似乎更鲜艳有趣的，我又跑开了。

其实看《The Square》也是这个理。

首先我得表态，我很不喜欢《自由广场》这个译名，众多中文译名中，还是《方形》或《方块》最得我心，哪怕是《魔方》在可能误引向与cube（魔方）以外，也把注意力分散到了“魔/magic”这个字上。

中国人翻东西很容易也很喜欢加入自己的理解，以此表示自己懂了明白了，有时表达效果可能达到了，但传意却是弱了，也缩小了原对象的范围（因此，“自由广场”无疑最不“自由”）。

Square就是square，对应过来方形/方块，就是方形/方块，至于要加什么前缀后缀都是读者脑海中的事，像中国山水画里，除了玄色，剩余留白，也正如电影对一切解读都是开放的，所以以下的想法也都是个人观点，和大家分享交流。

（我还是忍不住写啦）在北大看的电影，有时候现场观众的反应可能会比电影还有趣，这也让我的同伴观影结束后直跺脚。

后来回程路上写了以上短评，观念、主题以及讽刺意味，仿佛掌握了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生杀大权的豆瓣青年已经说得很多了，但在“丰富多维”和“风格”上，我想多说几句，以作补充。

我的思考及分析思路是以“连结（connection）”为关键词，探讨影片客观呈现出的在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断裂后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现象及后果，我将之归纳为“冷漠”、“失语”与“狂躁”，其间也会对一些有关认为其片段式拼接、杂乱无章、缺乏逻辑等评价作出回应。

可能有些读者没看过该片，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尽管我觉得这在本片中并不是最重要或出彩的地方。

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正在筹备艺术品“the square（方块）”的展出，期间遇到了美国记者安妮（伊丽莎白·莫斯）并与她有了露水情缘。

克里斯蒂安在一次好心帮助呼救路人过程中，反被偷了手机、钱包，又在下属的建议下作出了给贫民街区的人寄恐吓信的方式，不曾想却招惹上了一个不一般的小男孩。。。

冷漠这里不得不先说《方块》的视听风格。

片中绝大多数镜头是长镜头，几乎一景一镜，水平固定机位，景别很小，多用中景、特写，偶有展现环境的全景（如出现了三四遍的X-Royal Museum）。

（X-Royal Musume的俯拍全景）大量现代和后现代文艺向、实验风格的电影，特别是欧洲电影，包括短片和视频艺术，会不同程度地采用多变的机位和手持摄影，比如去年多伦多电影节和特柳赖德电影节都有参展的《乌娜》，导演长居冰岛，全片大量手持摄影，很典型的北欧风格。

但《方块》中的镜头固定甚至刻板到从不将就人物，有时与主角对话的人物都是在镜头之外，只有画外音以及主角人物的表演，而景别之小，也让你看不到环境，只能聚焦于银幕上的那个人。

包括二人镜头也未采取常规的正反打和过肩镜头，而是长时间的停留在一方，偶尔会似乎迫于无奈的才将镜头转向第二个人。

这也就造成了低频切换镜头以及大量长镜头，严重区别于好莱坞通过各种镜头机位和景别的变换营造的零度风格，又完全不同于同样带有实验性质并以风格化长镜头名声大噪的《路边野餐》这类影片。

而这样的运镜方式也就限定了演员的表演区的窄小，进而对台本功力、表情等要求更高，对演员演技是很大的挑战，所幸片中人物都完成得很出色。

看似是放弃了在形式上大做文章，但后半段中的似乎永不穷尽的螺旋楼梯在被很多人喜爱的同时，也显示出导演和摄影并非没有这个能力或想要省力气。

对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采访中，他也透露过，有时为了拍一条台词都要尝试50多遍，来追求自己理想的效果。

声音方面，最为引人注意的是空灵的欧语男声吟唱，辅之古典意味的恢弘的管弦乐，这毫无疑问在渲染情绪气氛的同时，更是为了贴合电影本身相关艺术的题材，一切都因当代艺术展览而起，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当代艺术策展人身上。

如果是北京哪怕纽约的任何博物馆都不会与这种风格相关。

另外便是十分刻意的环境音。

要是说大街上、购物商城的环境音平淡无奇的话，那克里斯蒂安塞恐吓信时大楼里的某一层的婴儿啼哭声和接连另一层的狗吠声，则十分刻意、呆板、生硬了。

（在我看来 商场的如此调度（看动图会更为明显）也是刻意为之 带有现代后现代的机械化意味 ）所以，电影在镜头上强迫观众聚焦于人物，通过画外音、背景音等虽不切断与环境的联系，但却忽略了环境，或者说是对空间的架空，为的是让观众只在乎“人”，被迫拉入“人”的处境，或困窘或愤怒或漠然。

然而，由于空间上的缺失又降低了画面的真实感，增加了观众与银幕世界的心理距离，始终无法真正地移情融入进去。

在电影剪辑上也是对好莱坞式的分析性剪辑或心理学剪辑的反叛，看似降低了对观众的控制力，给予了我们更多自由和空间，但由于前面提到的镜头等关系，实际又极大的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强迫我们去看导演想要我们看的东西。

这也导致部分观众会觉得无聊甚至不适，想要离开现场，这触碰到了我们的心理安全界线。

在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尴尬中，观众被迫忍受长达142分钟的不连贯叙事，自然会有人不喜。

但这也恰恰显示了电影的态度，一种冷漠，一种电影并不在乎观众的冷漠以及一种镜中世界恰也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如若说视听语言上并不敏感，那我们再看看故事上的冷漠。

大街上有人求救，的确有人回头，但他们也只是基于听到突然的高分贝声音而短暂停留，再后来“声源”终于出现后，女生寻求帮助，但西装革履的大家（服装设计一定是有意图的）保留了几秒的好奇后，依旧步履匆匆。

刚刚阐释完自己的“the square”的概念后的克里斯蒂安终于出面，庆幸的是还有另外的一位路人也生出援手（但两人在并未停歇的人流中是那么的突兀与“不和谐”）。

看似是都市中人性光辉显现的时刻，在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东西被偷后，这种假面和谐的美好图景又被打破。

而故事（如果说有的话）也就从这一刻开始。

另外更重要的体现便是人物们与流浪汉的关系。

电影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各式流浪汉的镜头，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人们也都视若无睹地匆匆走过。

不错，哪怕联想到我们自身，我们没有办法，甚至反感那些跑到地铁上来乞讨的流浪汉，我们的确对这种“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克里斯蒂安后来的话）”无能为力。

导演何尝不知？

所以有了金发小女孩儿被炸成碎片的新媒体广告创意，目的是为了依靠弱势群体吸引眼球与流量，来宣传一个呼吁互相关爱、同权同责的展览，而最后效果出奇地好。

一切都是基于“传播学理论”，理论正确指导了实践，只不过是一个金发小女孩被炸飞了而已。。。

失语在人与人的连结断裂后，产物除了冷漠外，还有失语。

两者不一定是先后顺序，可能同时发生。

这种失语，值得并非是病理学上的失语症，而是一种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每个人都应该说，但却没有人听，得不到反馈，是一种完全无效的沟通交流，从而失语，人们被迫消音。

这一点在电影中是靠情境表现出来的。

我之所以说是情境，是因为它不一定为叙事服务，帮助推动情节发展，甚至无益于人物角色的塑造，所以区别于情节。

在片头，克里斯蒂安接受安妮的采访。

这源于导演的真实生活经历。

鲁本曾做过大学里纯艺系（Fine Arts）的电影教授，亲耳听到过同事对于这些“exhibition/non-exhibition”、有关艺术理论“bullshit”的牢骚，所以在这里转用到一次尴尬的采访中。

克里斯蒂安所说的其实是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即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并非是因为其本身的本质属性，而是因为靠克里斯蒂安这样的策展人、艺术家、博物馆等认为它是艺术品，因为他们拥有艺术史、艺术知识等理由话语。

通俗的也就是说，你要是有能耐把东西（不管任何东西）放进画廊，那它就是艺术品，你就是艺术家。

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杜尚以及其作品《泉》和后来的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便是经典例证。

这毫无疑问又联系着福柯的话语-权力结构。

然而，克里斯蒂安支支吾吾地解释后，我不认为安妮就真的明白了，克里斯蒂安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和一个美国人（其美国人的身份在片中也是重要指征）讨论当代艺术。

所以后来他在派对上、卫生间里面对镜子时，才会说出自己绝不会和这个女人上床，尽管下一个镜头就是他坐在了安妮的床上。

（下一个镜头便是男主来到安妮家）所以权力结构中分享的不同话语以及所处位置的不对等，也会造成沟通的低效、无效，进而失语。

当然，这并不妨碍两人物质或肉体上的利用，比如性爱。

（片中唯一的交叉主观镜头）克里斯蒂安准备博物馆开展演讲的时候，躲在卫生间一直练习。

他想要寻求最佳策略以达到最佳沟通效果，让信息传播出去，几番尝试后他决定脱稿。

实际演说时，似乎新策略不错，大家都在认真听，然而另一位工作人员招呼大家午餐时，话还未说完，众人纷纷离开。

相信很多人会想到下课前的几分钟，教室里的躁动一样。

这最后惹得工作人员怒吼（这也指向我的下文，狂躁）。

而愤怒后的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大家驻足，乖乖听完再离开。

（原本正在离场的听众听到怒吼后驻足）如果说前者的脱稿即兴算是灵光乍现，那么愤怒呢？

哪怕是亲人之间也是沟通不畅。

克里斯蒂安和自己孩子的相处是有力的证明。

不再赘述。

《方块》中所表现的失语，指的并非是沉默，而是一种当代社会人们丧失耐心，丧失与人沟通的能力，更多是在社会文化以及心理情绪的层面。

19世纪随着摄影、电影等影像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现在的高度信息化时代，整个人类都被拖入了读图时代，文字、语言似乎丧失了原来的力量和功能，人们转而依赖并追求眼球上的视觉文化。

而高强度、高同质化的海量图像，又迫使人们寻求更高级的刺激，后来的“金发小女孩儿被炸成碎片”是对此最令人心颤的缩影呈现。

狂躁冷漠和失语并行交叉发生，狂躁便是其结果，一种极端化的结果，是人的异化与退化，进而进入兽化。

连结断裂后，人便退化成野兽，但又不是自然的野兽。

动物之间可能基于本能求生，会有关系，或合作或竞争，但在现代人类社会，相对地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丰富，人不必要有如此联系，一切围绕着利己主义，而更广泛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道德的、精神情感的连结由于没有直接产出与物质体现，自然也就毫无价值。

然而，但这种状况恶化下去，引发的却是灾难性的礼崩乐坏。

克里斯蒂安拿回手机钱包后，正为自己的计谋洋洋得意之时，又被通知有第二个包裹，里面是来自一个小男孩的“恐吓信”。

因为克里斯蒂安的“恐吓信”，小男孩被家长误会，不准他踢球玩耍，要求克里斯蒂安道歉。

后者让其下属去应付，但依旧扛不住小男孩飞扬跋扈。

男孩大发雷霆，推翻货物，大吼大叫，终于惹得下属发怒，期间，男孩说了一句“难道我连愤怒的权利都没有吗？

”后来男孩寻上门去，找到克里斯蒂安，咄咄逼人，两人争执不休，克里斯蒂安甚至动了手，将小男孩退下了楼梯。

因阶级差异而导致的不作为和怯懦以及沟通无效，产生了失语现象，最终点燃了三个人的狂躁。

（贫民区男孩 注意他的眼神，和一般的男孩很不一样，这是有意味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导演仿佛将每个人都立于“不败之地”，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没有错，男主好心却被偷，只想找回手机，下属无法违抗上司，小男孩更是无辜，只因为收到男主的恐吓信受到了惩罚，但问题还是出现并且无法解决，是因为失语，最后演变成狂躁，再继续追问，果真只能回到男主口中的“都是社会的错”。

除此之外，最震撼我是这部戏的高潮（显然不是传统戏剧上的）——餐厅里猩猩的闹剧。

金碧辉煌，雕龙刻凤的豪华餐厅里，坐满了喜好艺术的社会名流。

每个人都身着长长的晚礼裙，笔直的燕尾服，觥筹交错，相谈甚欢。

而等到最大的show开始，奥列格（泰瑞·诺塔里）赤裸上身，扮演大猩猩，全场蹿腾咆哮，开始挑衅、攻击宾客。

随着场面的失控，气氛从好奇愉悦变为尴尬，变为凝滞，最后则是荒唐与恐怖。

扮演奥列格的泰瑞·诺塔里实际上上猩球大战中的动作捕捉设计师，他专门研究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等各种种类的猩猩之间的行为差异，并模仿之。

在YouTube上搜到了他研究中的视频，看的时候我依旧心悸。

他的研究然而，早在开场前的男声广播中就已经解释了这次行为艺术的观念，让大家都来扮演丛林中的动物，体验这种残酷的丛林法则，只是太过逼真。

这种人到兽位置的转换，撕扯下了精英阶级的所有虚伪，排演了“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如果说片头女生求助以及片中流浪汉的各种场景太过浅显，那这次则是直接近乎暴力地露出了人类最原始的自私与野蛮。

到此还不够，终于有人站出来，慢慢的大家群起而攻之，而镜头里没有奥列格，只有这一群穿着黑白西装的男人，压在他身上，殴打着他，面目狰狞。

奥列格这个人，就仿佛实验室里实验失败的大猩猩，既然是失败品，那就消灭他。

（精英们在“处理”自己的失败作品）（这个镜头也很有意思，因为被打的object不在镜头中，只有施加暴力的subject，而且还是很满的特写镜头，那你们猜，承受暴力的是谁？

嘿嘿）这些中产阶级或说精英阶级，以艺术之名，自以为地带着利他主义思想，去帮助方块外的人走进方块，唤醒方块中的人权责意识，但通常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究竟是性本善的凸显，还是只是为了被掩盖了的优越感而追求慰藉的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满足？

恐怕片中的答案并不乐观。

这种不乐观一直持续到片尾。

最后克里斯蒂安终于决定道歉，在少见的俯拍镜头中，他翻遍了垃圾堆找到写有小男孩电话的纸条，雨水底下，仿佛是罪恶的他接受了上天的洗礼。

俯拍镜头回到房间后打电话，无法接通，录下视频，又是两句不离“都是社会的错”（但他说的其实都很对）。

最后亲自赶往男孩家，上楼梯时电影也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炫技镜头”。

画面中，好似永远都走不完的螺旋的楼梯，男主一直在走，楼梯也一直在动，但他始终处于画幅的左上方，位置完全没有动，暗示着他永远走不出这样的困境，始终原地踏步，而自我的救赎之路似乎也无法完成。

最后，小男孩搬家了，一切无果。

这场戏有的人认为是精华段落，也有的人认为突兀而毫无逻辑、无法理解，甚至全片都是这样。

我部分赞成这样的观点，但这就要涉及其风格的问题。

无数电影人和电影理论家追问过电影的本质是什么，电影将走向何方。

但不管怎样，私以为电影艺术的最终目的都不会是逻辑叙事。

正如同片中所点出的大地艺术，这是一种在现代都市背景下诞生并发展的艺术，而《方块》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连结的电影，它有着明显的后现代风格与特点，侧重的不是讲故事，而是现象的描述与观念的表达，所以拿传统戏剧结构或者好莱坞故事派的套路来欣赏他显然是一开始就注定会不满而归的。

再有一点从观众角度来看比较特殊的是中国与欧洲有着巨大的差异，社会进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让我们很难完全脱离现实主义去欣赏任何文艺作品，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是我认为哪怕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并被迫卷入后现代时期双线并行中也很难隔离开来的。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次金棕榈作品反观中国电影中的表达，在中国电影工业未完全建立、以好莱坞为标准的类型片拍摄不成熟和内容至上现实至上的创作观念为主流的背景中，中国电影本身有多大的空间和可能性来保护、发挥其自律性和本体性，进行不管是观念还是形式上的当代性创新与表达，期间又要如何回应市场和大众的压力。

而作为观众，回到文初，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有耐心一点？

好莱坞领头的视效大片不断升级视觉刺激、追求更深度的沉浸式体验，观众由此变得懒惰和贪婪的时候，是否会需要那些可能“伸手不见五指”的作品？

想来这些都会是难以回答却并不代表无意义的问题。

最后，以Rolling Stone上的一句评价作为结束语，“在《方形》中，你笑的时候，心却总是痛的。

（In The Square, it always hurts when you laugh.）”Ps：如若大家喜欢，接下来三号会陆续为大家带来欧盟电影节电影/各大电影节佳作的精彩外媒影评，与大家分享

有句话叫：“美国电影是商品，欧洲电影是艺术品。

”虽然奥斯卡的知名度更胜一筹，好莱坞大片票房吸金能力更强，但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往往能给影迷带来更超前、更有深度的作品。

瑞典影片《方形》（原名《自由广场》）是第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得者，影片还入围了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作为一部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讽刺电影，《方形》的风格与奥斯卡还是挺格格不入的。

戛纳电影节被誉为“艺术家的避难所”，而《方形》就是以一位艺术家为主角，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倒霉事，并且毫不留情的讽刺了这位艺术家一直挂在嘴边的艺术、文明、利他主义......作为一部艺术家自黑顺带讽刺中产阶级的影片，《方形》在上映时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冒犯。

然而因为黑的恰到好处，戛纳的评委们还是将最高荣誉授予了这部电影。

克里斯蒂安是瑞典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当地属于颇有名气的公众人物，换句话说，是个体面人。

他开的是倡导环保的电动汽车，工作是向大众推广当代艺术，面对美国女记者不专业的采访，也能凭借职业经验侃侃而谈。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意外，他的生活可能会一直体面下去。

意外发生在一个早晨的上班路上，克里斯蒂安像往常一样走出地铁，突然有名女子一边尖叫着“有人要杀我”，一边朝他和另外一名“路人”跑来，随后有一名怒气冲冲的男子追了过来，于是逃命女子和“路人”向克里斯蒂安求助。

不过这显然是一个设计好的街头骗局，当克里斯蒂安与发怒男子对峙的时候，逃命女子在“路人”和发怒男子的掩护下，将克里斯蒂安兜里的手机和钱包偷走了。

作为上流社会人士，克里斯蒂安显然对这种江湖伎俩没什么经验，当他和“路人”斥走发怒男子之后，克里斯蒂安还沉浸在自己“见义勇为”的自恋中，过了很久才发现自己手机丢了。

发现被偷之后，克里斯蒂安选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缺乏社会经验。

他没有报警，而是求助于自己下属的技术人员，技术小哥通过电脑找到了手机的大体定位——当地一个贫民区住宅楼内。

楼内有几十家住户，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偷走了手机，于是技术小哥给了克里斯蒂安一个不靠谱的建议：写几十封威胁信，投递给每一家住户，让他们归还手机。

本来技术小哥自告奋勇，要去挨家挨户的投递威胁信，结果到现场犯了怂，克里斯蒂安只好亲自去投递，投完信件跑的比兔子都快。

负责开车的技术小哥太紧张，还把车划了一道口子。

虽然搞的很狼狈，但这个不靠谱的建议还是发挥作用了。

过了几天，克里斯蒂安真的收到了丢失的手机和钱包。

兴奋之余，克里斯蒂安去一家酒吧轰趴，遇到了之前采访过自己的美国女记者，眉来眼去之后，两个人上床了。

和女记者上完床，两个人在处理避孕套的时候遇到了尴尬。

女记者想主动帮他扔掉装有精液的避孕套，甚至抱着垃圾桶让他扔进去，克里斯蒂安却不敢把避孕套给对方。

为什么两个人对谁扔避孕套这么执着呢？

看过下面这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美国芝加哥一女子和男友口时，“私吞”男友精液然后吐出来，人工受孕产子。

男友得知后控告她盗窃自己的精液和诈骗赡养费，要求赔偿。

法庭做出裁决，指该男子在sex过程中射出的精液属于女方拥有绝对产权的礼物，送出了就不能收回的， 因此女方用来人工怀孕产子不构成盗窃和欺诈。

在中国社会，女性还普遍被认为是弱势群体。

在欧美国家，这种女性利用法律漏洞把男性坑了的案例也很常见，所以男人们约的时候也会提心吊胆。

（可能就是所谓的“过度女权”吧）

克里斯蒂安虽然找回了手机，但是投递的几十份威胁信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贫民区里的一个小男孩家里收到了威胁信，家长以为小男孩偷东西，于是狠狠地教训了小男孩一顿，还不让他出去玩。

被冤枉的小男孩非常生气，于是找到了克里斯蒂安，要求他做出正式道歉。

作为“体面人”的克里斯蒂安，当然拉不下脸对一个小孩道歉，于是他把小男孩赶走了。

与此同时，和克里斯蒂安有过一夜情的女记者来到博物馆，问他类似“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什么”这样的话，克里斯蒂安显然不愿负责，回答的支支吾吾，这种态度激怒了女记者。

两个人对话时，作为背景的艺术品是随意堆起来的椅子，这种结构象征着冲突、暴力和不稳定性。

场景中还有一阵阵类似装修的噪音，不停打断两个人的谈话，加剧了人物的急躁和冲突。

最终，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也许是衰神附体，克里斯蒂安遇到的麻烦一重接一重，摆脱了小男孩和女记者后，他又被下属坑了。

这一次坑他的是博物馆的外包宣传团队，原来博物馆打算做一个户外艺术展品，这个艺术品的名字就叫“方形”，是一个在广场中用荧光灯圈起来的小方块。

“方形”作品理念是这样的：这个方形是信任和关心的圣地，在它之内，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艺术品的理念不难理解，属于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观念。

然而博物馆对这件展品有更多期待，所以给外包的宣传团队下达的任务是：做一个类似“冰桶挑战”那么火的病毒视频，引爆网络。

宣传团队的两个坑货表示：没问题，交给我们，保证能火。

然而他们真的是只保证火，别的一概不管。

他们制作的宣传视频是这样的：一个乞讨的白人小女孩，手上抱着一只猫，颤颤巍巍的走到方形里面，然后砰的一声被炸的肢体四溅，视频末尾显示了方形的符号，上面还配有一段阿拉伯文字。

这个一下触及了弱势群体、动物保护、宗教歧视等多重敏感问题的视频上传之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得不说，导演玩梗真6）博物馆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克里斯蒂安被迫引咎辞职，为一个自己疏于审查的宣传案当了替罪羊。

失去工作的克里斯蒂安回到家中，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自己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于是他冒着雨跑到垃圾堆里，寻找写有那个被冤枉男孩家庭住址的字条。

当他找到字条后，来到了男孩的家里，想要向对方道歉，却发现男孩一家已经搬走了。

克里斯蒂安一直是个体面人，但是走了这么多“霉运”后，那个被博物馆辞退，被媒体口诛笔伐，挣扎在垃圾堆里的“体面人”变得狼狈不堪。

这种狼狈始于一场街头盗窃案，却也和瑞典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克里斯蒂安宣布引咎辞职的记者会上，一名老妇大义凛然的质问他：（制作这种视频）你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同情都到哪去了？

同情弱势群体，这当然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句话，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谁都可以对反对者踩两脚，不过所有的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吗？

目前欧洲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非法移民，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吸引不少中东、非洲地区的难民偷渡到欧洲，这些难民也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

影片中有一个乞丐向克里斯蒂安乞讨，克里斯蒂安回复没有零钱，但是可以给她买食物，于是乞丐接下来的态度像个大爷一样，而且还挑三拣四：那给我一份鸡肉夏巴塔，不要洋葱。

还有一个场景是克里斯蒂安参加一个讲座，他与女主持人在台上交流，台下坐满了观众。

突然台下有一名男性观众开始大喊大叫，其中不乏“婊子”、“垃圾”、“给我看看你的乳房”这样的脏话。

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反而有人大笑。

还有人解释说：这个男人是患了“秽语症”，拜托大家宽容一点，这是无法控制的。

典型的你弱你有理，是不是很荒唐？

然而在倡导包容、平等，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的欧洲社会，现实就是这么荒诞。

有几个人敢指出难民造成了当地的治安问题呢？

有几个人敢指责某些特殊团体，在倡导自身权益的时候，也妨碍了他人的正当权益呢？

影片讽刺的高潮是博物馆组织的一场晚宴。

在宴会上，组织方安排了一个行为艺术环节，曾出演《猩球崛起》、《金刚：骷髅岛》等影片的特型演员泰瑞·诺塔里以“猩猩”的形象出现，他大闹宴会，赶走宾客，制造了不少混乱。

起初宾客们以为是表演效果，无人阻拦。

后来“猩猩”的行为越来越过分，宾客们依然低着头，扮起了“鸵鸟”。

直到“猩猩”试图强奸一名女宾客时，一些男宾客才忍无可忍，站出来痛扁了这只“猩猩”。

很多观众觉得自己被这部影片冒犯，其实冒犯的地方就在这个片段，这同时也是放到影片海报中的场景：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些扮作“鸵鸟”的宾客，面对真正的野蛮充耳不闻，反而用诸如包容、做戏这样的理由麻痹自己。

关于这个片段的隐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大海的理解是：文明面对野蛮的挑战，总会先选择隐忍（绥靖政策），直到一个临界点才会爆发，然后用更加野蛮的手段去对付野蛮。

其实理想的处理方式，不应该是在野蛮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制止吗？

纵容野蛮的增长，然后引起更大的混乱，从长远来看，势必对社会的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影片还有一个片段，导演狠狠扇了那些自诩品味高雅、道德高尚的欧洲中产阶级一个耳光。

当克里斯蒂安向宾客们讲解完展品的艺术价值后，博物馆的厨师登场向宾客们介绍晚宴食物，然而宾客们对食物不感兴趣，已经四散开来各自参观。

这时厨师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愤怒的大吼一声：等一下！

听我说完！

那些参观博物馆的人群，无论有多么了解现代艺术，无论怎么鼓吹自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似乎也忘了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当别人发言的时候，你首先要安静的听完。

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类型，同题材的《悲情三角》在戛纳评委手里十分吃香，而这种喜剧本质上就是为了讽刺这些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和“艺术家”。

而在讽刺艺术家的同时也在用俯视镜头来描述周围的不同阶级的人们。

这次春节档的《红毯先生》也是戏谑喜剧。

而本片对于艺术的讽刺也是十分精准。

地上的土堆被称为艺术，被不懂所谓“艺术”的清洁工清洁。

非人的行为艺术表演实际上只是一种闹剧，最终，看似体面的富人用他们的拳头来迎接艺术。

道歉宣发会上，对于失误的宣发的道歉被媒体视作言论不自由，担心审查不通过。

善良的流浪汉帮助主角看包，即使主角一分钱也不愿意给他。

最终主角找回了那颗一直艺术展上强调的同理心。

但是再怎么弥补也无济于事，因为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已经深深扎根与后代心中。

戏谑喜剧就是这样，是一次阶级处于上位的人的自我审查，自我反省。

也是把社会现象的遮羞布扯开的手掌。

在春节档上映这样的片子，宁浩和制片人要么是勇敢，要么是nt。

那些说电影不好看，不够热闹的人，以及一点排片都没有的事就不奇怪了。

电影现在票房过亿都难，还不如就在去年上映了。

我想把对这部影片的溢美之词停留在它本身的“话题效应”上。

和2017年拍出来的许多其他电影相比，《The Square》的立意和表达的观点，毫无疑问会成为人们一时间在社交空间里乐于探讨的话题。

不仅是茶余饭后，可以想见在更严肃的场合比如课前演讲，大学教室，或者就在博物馆本身，《The Square》中的一些片段都可以轻易被拎出来拿作对当代艺术和当今社会进行反思的文本。

鲁本·奥斯特伦德借此片一举摘得金棕榈，想必也是对影片这一“社会”作用的大胆肯定。

另外同样值得稍加玩味的，是不同受众对这部电影定位的不同，在《The Square》还未成为“话题”本身的戛纳首映期间，观众大呼过瘾但影评人的反应却褒贬不一，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和去年同类型的《托尼·厄德曼》相比，《The Square》无疑是一部体量更加庞大，笔法更加辛辣的讽刺喜剧。

同样是家庭和事业两条线并进，但后者通过段落式的切割与叠加为整部影片营造出了《托尼·厄德曼》中难以企及的思想纵深。

电影一上来的访谈“尬聊”，广场上对陌生人的施出援手，手机失而复得的全过程，策展推广视频和后来的致歉，高潮段落发展到失控的开幕晚宴等等……虽然彼此都不直接关联，但导演全程都在有意识地提示我们，这些碎片式的趣事逸闻，皆是对现代艺术和被捆绑在这个语境下现代文明人的讽刺和敲打。

在观看过程中我们是笑声不断的，但稍加停顿便知，自己的笑无非就是潜意识中对这所谓艺术和文明“伪饰”的一面不假思索的嘲弄与指摘。

这些嘲弄首先围绕主人公展开，“The Square”艺术装置所标榜的价值观和Christian在处理手机丢失过程中“本性”的暴露，为我们揭示了其博物馆长身份和对艺术概念侃侃而谈的背后言语与行为上的脱节。

然而影片着眼的并不是Christian一人，除了他之外，第二大主角就是茫茫人群——这些人不一定是Christian的拥趸，但无疑是博物馆和当代艺术的追随者，消费者。

他们出现在Christian对“The Square”项目的介绍会上，被刻画成一群比起项目本身其实更加关心晚餐什么时候开始的“吃瓜群众”；他们出现在“The Square”的开幕晚宴上，戴着黑领结正襟危坐，屏住微笑认真“欣赏”用行为艺术包裹起来的“开胃前菜”，直到一位女宾的衣襟被撕开才打破沉默；他们还出现在博物馆“沙堆”装置（名为"You have nothing"）展厅的入口处，他们跟我们跟Christian一样都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员，每天怀揣着各自的目的穿行于地铁口出来的广场上。

除却艺术的“生产者”（即Christian，和他背后的团队，媒体与资本力量等等）和“消费者”，《The Square》同时嘲弄和反思的是这些个体和群体背后潜在的社会语境与“思想牢笼”，“政治正确”这个母题在影片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被点出，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下命题：对边缘群体的认知与容忍，言论自由的边界，以及现代艺术是否“无用”和缺失社会功能。

简而言之，奥斯特伦德直指的是当代文明人经过高等教育和价值观洗礼之后，在更直接尖锐的社会问题面前所处的尴尬境地，以及艺术作为工具本身对解决这一困境的苍白无力感。

开幕盛宴上长达数分钟的紧张与沉默是尴尬的，另一幕里面演讲人对台下无理取闹的容忍也是尴尬的，Christian和小男孩在楼梯上总还是达不成共识更是尴尬的。

而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看不到艺术作为精神指引对这些难题有任何帮助的可能。

这种苍白无力与Christian式的自我沉浸形成的反差，构成了《The Square》中最旗帜鲜明的反讽元素。

在2017年，聊一聊现代文明的虚伪，艺术家的矫饰，和诸如“The Square”与“沙堆”这类装置的不知所云，一定是件讨巧的事情。

而在这中间，再戏谑嘲弄一下背后的“政治正确”本身，无疑就更加“政治正确”了。

然而，我仍旧想把对这部影片的溢美之词停留在它本身的“话题效应”上。

因为，《The Square》立意上的精巧并不能让我们回避它作为电影本身表达上的缺陷，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这精巧立意本身的进一步怀疑。

先从剧本上说，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成也“段子”，败也“段子”，《The Square》观感上的精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段子”之间的互不关联，感官上不断的新鲜刺激，是支撑我们坐下来长达140分钟却丝毫不感到疲倦的缘由。

但是，这些“不间断刺激”却并没有为我们编织成一个完整和自圆其说的故事，不仅是角色设置本身（比如Christian的女儿，美国女记者等），就连人物和情节背后所指的概念和寓意，也让人感到零散混乱，缺乏整体的统一，更缺乏善恶间的平衡。

概念上的尖锐并不能掩盖影片在美学角度的不足。

其次，是人物的“木偶化”和扁平化。

虽然在黑色幽默喜剧中这一现象并不少见，但作为《The Square》这样一部具有相当思辨野心的作品来说，没能塑造出几个血肉丰满的角色的确是一件憾事。

不管是Christian还是伊丽莎白·莫斯饰演的女记者，他们都只是衔接剧情的工具，是奥斯特伦德剧幕中的玩偶，导演指向哪里，他们就去哪里。

尤其是后者，她出现的段落基本是自成一体，与电影的内核毫无关联。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当我们试图进一步思考“Christian们”的困境时，会发现电影其实并没有为我们完整地描摹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而他们的困境又如何成了我们共同的困境。

当我们想要将“Christian们”的尴尬推广至整个社会的尴尬时，会发现这些人物单薄得让这个话题无从谈起。

这也是为什么个人认为从电影文本的角度来说，去年同类型的《托尼·厄德曼》虽然立意不如《The Square》深邃，却做得更好的一点。

父亲和女儿的角色在那部电影中更加鲜活，有真正对话和情感，也更能让人又爱又恨。

相比之下，奥斯特伦德则多少欠缺了些诚意，在“话题”和“角色”的权衡中优先选择了“概念”。

《The Square》中人物的扁平和抽象化，大大削弱了主题潜在的普适意义。

诚然，情节编排和人物塑造不应是评判《The Square》出色与否的最根本因素，不过导演在这两方面的选择，却成功确保了影片足够“出彩”，叫座，和喜闻乐见。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奥斯特伦德在《The Square》中最“机智圆滑”的一点。

回顾影片谈及的话题，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众多可供严肃讨论的社会焦点中，把最不痛不痒的当代艺术及其“消费者”单独拎了出来，极尽玩耍和嘲弄。

而这，也是《The Square》中最让我感到不安的地方。

如果说《The Square》告诉我们中产阶级是如何伪善，困惑和避重就轻，那么奥斯特伦德呈现他们的方式本身就是对这一认知的最好注脚。

表面上看，嘲弄和抨击“Christian们”似乎最“政治正确”，但其实仔细想想只是最不费吹灰之力而已。

这群人被当作“活靶子”，遮挡着许多更值得去关注的对象：社会机制的不公和失能，阶级族群间天然的不互信，言论边界背后的话语暴权等等，它们都悄悄地藏在“Christian们”的背后，躲避着观众时不时投来的目光，并最终湮没在大篇幅的中产阶级自嘲与对“博物馆人”的讽刺之中。

显然，为了让步于影片的“喜闻乐见”，奥斯特伦德在最该发力发狠的地方狡猾地收住了手，使得影片空有剖析的框架和提出问题的智识，却缺少几分进一步探讨的胆量和坦诚。

《The Square》这部电影表面上令人讨巧的立意，恰恰是它让我难以信服的地方。

想必在2017年，消费中产阶级的自嘲总要比消费艺术本身更受欢迎吧。

但这自嘲与自我剖析，和急于将“Christian们”推向风口浪尖的姿态，不过是另一轮稍加修饰的自鸣得意罢了。

联想到观影过程中此起彼伏的笑声，和这笑声背后轻易作出的结论，我不禁要问，Christian和他身后的瑞典X-皇家博物馆，真的值得这样大书特书吗？

且不论这群“精英”在社会中的实际影响，也放下他们是否真正有义务和能力推动社会进步不谈，站在荧幕另一面道德制高点的我们是否真正“笑对了人”呢？

Christian所历经的狼狈，和这个社会真正狼狈的一面相比，实在是太不值得一提。

如果说导演的初衷只是为了刻画一群像Christian一样的“博物馆人”，而无意触碰更宏大的社会命题，那倒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立意的落脚点是后者，那么将影片中着眼的人物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这一选择就显得不那么妥当了。

《The Square》看似辛辣尖锐，却也十分冒进和浅尝辄止，甚至可以说是畏首畏尾。

影片里面我们看不到Christian背后那位“老大哥”的影子，看不到整个系统是怎样“失灵”，也看不到时代是否有其内在局限，更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奥斯特伦德究竟是否有意去深挖和探讨这“局限”本身，或者去深挖和探讨“人性”本身。

到头来，我们只看到导演狡黠地把Christian置于标本盒中央，当作这个时代的切片进行放大解剖。

到头来，所谓的中产困境，不过是这位博物馆长生活的琐碎与日常。

如此的遗憾，无疑与影片材料安排松散，“饼铺得太开”，和人物刻画粗糙脱不了干系。

“The Square is a sanctuary of trust and caring. Within it we all share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纵观整部影片，我其实并没有觉得“Christian们”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群与这句本就不存在的口号有什么相冲之处，至少从奥斯特伦德阐释的角度来看没有。

退一步讲，当代艺术又何德何能需要为社会层面上的困境与停滞不前买单呢？

阅罢奥斯特伦德版本的后现代寓言，闹过笑过之后，只想套一句《Nashville》结尾的歌词作为回应，“You might say they are stupid, but it don’t worry me.”

知识分子骂人是真脏真高级，这是我在讽刺电影里最喜欢的一种，一切都对一切又都不对，包裹在“艺术”“上流社会”“政治正确”“言论自由”等诸多文化名词下的荒谬生活。

借着艺术，装置，展览，包装等一切似乎与普通民众割裂开，尤其是跟路边的弱势群体割裂开的元素，发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提问：傲慢的施舍者和嚣张的弱势群体，到底谁更可恨一点？

从开场我就爱上这个片子了，一个是鸡同鸭讲的采访，一个是洗脑又优美的吟唱音乐，直接呈现出了艺术从业者或者说这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人在做一些多么冠冕堂皇又可笑的事情。

紧接着一幕又一幕荒谬的事情在上演，因为自己的善良被偷，因为自己的轻信惹麻烦，便利店的要饭的会要去洋葱，发布会上听到各种污言秽语，卧室里的猩猩会画画，被伤害的小孩会不依不饶，开幕会上的表演会失控，宣传团队的视频只要流量不要素质……所以为什么生活会出现这些莫名其妙，私以为是所谓的施舍者的傲慢成为了弱势的依仗，而一旦弱势群体带着标签胡作非为时，原本的施舍者除了窘迫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如此形成了一个“方形”将所有人框在了这个定式里，一切都变得可笑却无解。

也因此对谈上的秽语症患者，开幕式失控的行为艺术和那个不依不饶要道歉的小朋友的片段让人难以忘怀，711里的不要洋葱的女人也变得典型。

上位者心中想的“我都让步了你还要怎样”和下位者的“我弱我有理你最好宽容一点并且按我说的做”一瞬间让我不知道谁更讨厌一点。

所以到底一直我们说的“正确”错误在哪儿了呢？

当需要被保护的人利用弱势的身份去侵占攻击伤害甚至要求的时候，大家讨论的那个方形中的平等平权就不复存在了，权利的天平根本就是个跷跷板，给强的人会带来压迫，给弱的人会带来猖狂。

所以才说这部影片是我的喜欢的，把问题直截了当的摊开甩到大家面前，你自己看看你到底在天平的哪一端，大多数人在这中间两头跑来跑去，最终不过是被困在一个方形的现代艺术里。

而现代艺术是什么？

大多是自诩艺术家的人的一个对世界的把戏，带点欺骗带点调侃，故弄玄虚的问你懂了吗。

2017年5月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方形》击败《无爱可诉》《每分钟120击》《凭空而来》等佳作拿下金棕榈奖。

2018年1月23日，《方形》和《普通女人》《无爱可诉》《肉与灵》《羞辱》一同提名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足以证明本片在学院派眼中的分量。

电影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是博物馆的馆长，正在策划一个名叫“方形”的展览品，旨在激发参观者内心的利他主义，并唤醒他们对下一代人的责任感。

“方形”不仅代表一个方框，也意味着行为的界限，在这个方框里人们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钱包不幸失窃，而他接下来的反应使得事情变得更坏；另一边，博物馆的传媒代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段病毒视频，使他陷入了舆论漩涡。

多件事情的交织下，克里斯蒂安的内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在“方形”旁边，有这样的标语：方形之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之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也正是克里斯蒂安展览“方形”的目的和初衷。

然而，他并不能真正接受自己推崇的理念。

有人呼吁救助路边的流浪汉，他视若无睹；妇女呼叫救命，他袖手旁观，直到旁人叫他帮忙，他才碍于面子参与进来；他给整栋公寓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男孩多次给他挽回局面的机会，他却不作为；他睡了一个女记者，事后却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清洁工破坏了艺术品，他表示不要通知保险公司，自己来处理；甚至是关于套套的小事，都能争上半天。

正如女记者说的：你真的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我们由此可见，克里斯蒂安有着虚伪、市侩、圆滑、世故的性格，他爱面子，放不下身段，结果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使得事情进一步恶化。

如果他不写恐吓信，而是在公寓挨个敲门询问，虽然不一定能找回手机，但一定不会诬陷男孩；没有男孩的回信，他就可以全心投入工作，严格把关病毒视频，就不会被网民指责，也就不会辞职；他没有诬陷男孩，就不需要向男孩的父母道歉，也就不会错过女记者的电话。

他不敢挨个敲门询问，选择了不用露面的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他因为忙于处理男孩的回信，无暇顾及病毒视频的发布；又因为忙于给男孩的父母道歉，错过了女记者的电话；他顾及颜面，错过了道歉的最佳时机，再次来到公寓时男孩已经搬家，这件事将成为他人生的烙印，跟随他一生直到踏进坟墓，永远失去了被男孩、和被自己原谅的机会。

写恐吓信，就是万恶之源、错误的开端，如蝴蝶效应般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克里斯蒂安一步错，步步错。

而他之所以不敢挨个敲门询问，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算半个公众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

换言之，是身份、地位、形象、面子害了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死要脸皮活受罪”。

而正是辞职以后，他才可以不顾形象地在垃圾堆中翻找男孩的联系方式，给男孩的父母留言，并且鼓起勇气重回公寓向男孩道歉。

尽管男孩已经搬走了，但他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做回自己，不需要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简而言之就是：高处不胜寒，无官一身轻。

其实，社会就是一个巨型的“方形”，方形之内，你受到种种束缚，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但很多时候也会因此让事情变得更坏；走出方形，才能得到自由。

越是有文化、身份、地位的人，越是处于方形里面。

纵观整部电影，你会发现许多人都和克里斯蒂安是同一类人。

博物馆和传媒代理受到流量的束缚，他们为了提高热度选择了铤而走险；下属受到面子的束缚，口口声声说要帮克里斯蒂安送信，结果又临时反悔；下属和克里斯蒂安受到身份的束缚，被飞车党骚扰也没有讨要说法；主持人受到形象的束缚，台下即便有人说脏话也不好意思制止；宴会上的宾客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对“猩猩”动手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对“猩猩”动手。

当大家都动手的时候，又变得不好意思不动手，于是跟着大家一起打“猩猩”。

这就是跟风、盲从，大家怎么样，就跟着怎么样，避免自己与众不同、成为“异类”。

大家都在看热闹，你动手就成了“异类”。

大家都在打“猩猩”了，你不动手就成了“异类”。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不知道想干什么、该干什么，只是觉得不应该和大家不一样，大家在做什么就跟着去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坚持自己的勇气。

这不仅是电影的虚构桥段，更是事实。

艺术家要在商业和艺术找到平衡，电影人要在口碑和票房找到平衡，上班族要在生活和工作找到平衡……总有一些东西束缚着你，让你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

而方形的外面，是弱势群体、儿童、动物。

乞丐无所束缚，敢用不友好的语气乞讨；

儿童没有身份地位的烦恼，敢于跟着父亲一起去公寓；“猩猩”更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拥有了相对的自由，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乞丐不懂礼貌，就会遭到侮辱，叫你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儿童不懂人情世故，就会被批评打骂；“猩猩”不听话，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日月更替，长此以往，结果就是乞丐为了讨饭不得不放下尊严，卑躬屈膝；

儿童会长大成人，被社会磨平棱角，变得圆如卵石；“猩猩”经过千万年从而进化成人类。

走进方形，是一种趋势。

因为社会容不下方形之外的人，世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力，把他们推向方形之内。

但你一旦走进方形，想出来就难了。

因此，方形也是一座围墙，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方形之内的克里斯蒂安被自己的身份所束缚，渴望自由，但等他真正辞职、走出方形以后，仍然需要重新去找工作；方形之外的儿童渴望快快长大，但等他们真正长大、走进方形以后，又觉得还是小时候最快乐，但你已经无法回到童年。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记者抨击克里斯蒂安和博物馆，说他们自我审查、不言论自由。

自我审查是指，发布作品前，先自我鉴定一下是否触及政治、道德、宗教等话题，是否会伤害广告商的利益等等，然后去掉这些部分再进行发布作品，导致了报道的不中立、不真实、不全面、不可信。

我们常常抨击新闻不自由，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完全自由。

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再也无法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仅仅是记者可能言论不自由，全世界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学生不能反对老师，员工不能反对老板，下属不能反对领导，军人不能反对将军……没有人规定这么做，但这早已成为经验和常识，早已深入骨髓和血液。

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幼稚”“不懂事”，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怕。

更为可怕的是，“方形”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

失业者在方形之外，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内；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内；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内；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0万的在方形之内……收入特别高的人，他可能在运动、艺术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运动、艺术领域的佼佼者，也可能在政治、商业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

甚至除了具体的领域之外，方形还可以代表抽象的收入、阶层、社群、行业，以及面子、身份、形象、尊严……方形是相对的，整个世界就是无数个方形构成，我们同时在无数个方形之外，同时也在无数个方形之内。

我们画地为牢，无时无刻不受到方形的规则的羁绊。

每个处于方形之内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解决了这个烦恼还有下一个烦恼。

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世俗之人走出这个方形又会进入另一个方形，永远无法脱离方形的束缚。

只有做到没有世俗的欲望，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

可是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又有多少人呢？

可能只有大师才能做到吧。

读了“为什么有人会那么讨厌这部金棕榈丨深焦圆桌”的随感，不算事典型影评，更像是观影分享。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读了如上去年金棕榈的圆桌讨论《为什么有人会那么讨厌这部金棕榈丨深焦圆桌》加上认识几位圆桌上的同学，忍不住自搬圆凳挤桌。。。

对于电影，观影前知道是带着争议获得了金棕榈，除外没什么了解。

在英国一直没公映，尽量避免电影相关信息。

今年2月的某一晚，偶然在视频播放网站上看到了资源后点击投影看了大概半小时，这半小时的体验超棒，接着查了档期发现是3月份，决定合上电脑，等几天，把完整的初体验留给影院。

过了几天，到了伦敦市中心最喜欢的Picturehouse Central影院看预映场，影厅几乎满座，观影过程欢笑声此起彼伏，我几乎是全程被嗨到，甚至得刻意控制发出笑声的大小和频度，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看完第一反应是，原来《120击》的金棕榈是输（让）给了此片，觉得还好，如果是输给其他影片我可能都不太服，即使很喜欢《脸庞，村庄》和《快乐结局》。

之后兴奋地跟一同观看的同伴聊，这位牛津毕业，做项目经理的同伴说“是一次很煎熬的体验”。。。

当时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感受，同伴的主要抱怨是认为导演故意让观众难受，而且他是很不喜欢处于尴尬场景下，当无法解脱时就显得很煎熬（用了disturbing, unbearable等词）,与其说是不同想法，更像是不同性格导致的不同体验，就如有些人很喜欢恐怖片，我倒没什么感觉一样，简单讨论后转了其他话题。

对我来说《方形》是近几年很喜欢的《托尼厄德曼》,《她》和《蛮荒故事》的综合版。

电影像《托尼·厄德曼》从头到尾散发着尴尬气质，同时映射了不少西方社会伪善面，或者说是无力感。

展现出不同背景，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片中人物通过艺术馆的展览作品传递着人道主义价值观，还例行买食物给乞讨者，见义勇为保护女性，因通过这些事件中能够履行自己维护的价值观而感到兴奋和自豪，但对救助的对方，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甚至是害怕去了解的，所以在开场事件后熟悉的世界面临一次次挑战和崩塌）；当代艺术的虚和无（当展览作品的一部分被工人情扫了之后，再经过工作人员的复原）；以言论自由，平权的名义，进行绑架，允许或催促部分牺牲的舆论环境；如《她》具备争议性及可看性，之前巴黎的游戏公司自我，冷酷的女老板，变成了斯德歌尔摩的艺术馆策展人，前者一次入室强奸引发，后者是一次手机被偷导致了一系列看似狗血，但很“真实”的事情，片中两位主角均贡献了精彩可信的表演。

记得两年前，观众对《她》的反应也是两极，不少人觉得不舒服。

说到《她》，可谓是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观影体验，是两年前在德彪西厅观看最后一部主竞赛，到之前一直没有特别享受的观影体验，出影厅后，在平时不怎么发言的深焦群里感叹了一句“终于看了部从头到尾享受的！

”段落可比《蛮荒故事》的疯狂和荒诞，每个段落都有高潮和爆发同时，难的是能够窜在一起（虽然有些刻意）。

其中被认为过分荒诞，让观众不舒服的晚宴部分，观看当时让我联想到去年在沙驰画廊看的展，一位行为艺术家一丝不挂，扮成狗呆在房间，好奇的观众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他就时而温顺服帖，时而凶猛狂咬，时而发情乱扑，观众的反应成为表达的重要一部分。

据查，电影中的场景还真是受这位行为艺术家的启发，当时在斯德哥尔摩一次艺术展的开场上，作为开幕的艺术家扮狗咬了观众，不得不叫警察介入，现实中的人物叫Oleg Kulik，电影中人物叫Oleg，这样对比，电影并不算过分荒诞。

Oleg Kulik的The Mad Dog中的行为/艺术让人又联想到METoo运动中的人物，比如哈维，对哈维的行径大家都有些察觉，有些牺牲者早已出现，但大家忍了十几年，直到最近才爆发，哈维从电影之神坠落为恶魔，想起来很荒诞；这次爆发也导致了另一种暴力，运动中的另一著名人物，伍迪·艾伦，他的26年前感情问题“冒犯了大家”，“让人不舒服”，当指控重新被触发时，陆续一些电影人出面划清界限，在一场早已有调查结果，只有三位当事人清楚真相，但罗生门的家庭纠纷中（当时迪伦是太小，很有可能只有Mia和Woody两个当事人清楚真相），没有资格参与的大众，人人都成为法官和陪审团，对指控表态，实施暴力。

如片中展示，当有一位牵头暴力后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加入，不再关心这位邀请过来的行为艺术家的用意，往死里整。

我觉得该片很好地讽刺和预警了，这种大众忍无可忍后再以加倍的暴力报复的现象。

酒会上的行为艺术家让人联想现实中的哈维和伍迪除此外的不少场景跟现实比起来并不觉得很夸张，还挺真实的，接下来的生活中反复被提醒着。

看完电影过了几天后，在西区看Jeremy Irons和Lesley Manville出演的尤金·奥尼尔剧《长夜漫漫，路迢迢》。

当下半场开场不久，前座有位老人开始打呼噜，声音倒不是巨响，但足够让周边人群意识到，有不少人往老人方向看，当时无人提醒，持续了大概二十秒，我就敲醒了老人。

事后让我联想起片中新闻发布会场景的秽言证患者，在平权的绝对化下，保留了该患者在场发表意见（病情发作）的权利，同时牺牲了其他在场观众想跟著名艺术家交流的权利，既然病情发作，其实不如请出场，镇定后再加入交流，对其本人和之外的人都是更好的结果。

片中交流被秽言证患者多次打断再过了几天，在伦敦FLARE同志电影节上，一位加拿大导演带来了很用心记录的“southern pride”，表现了一位黑人女同，一位白人女同，再一位白人男同各自主办小镇上的pride，表现了为同样目的而努力的少数群体内的再分裂，通过小镇反映了美国，再放眼世界，可以看到目前的隔阂现状。

当时映后交流环节，一名白人女观众质疑导演并未对片中白人角色们提出足够的挑战（因为片中白人表现出有些种族歧视），随着这位观众的带头，之后5，6位观众都围绕这个问题挑战，导演控制不住兴奋，跟观众对峙起来，大声答复：“我是在记录事件，没办法参于！

”。

有些人认为能够在伦敦这种最多元的大都会生活，哪一天下午看了场关于美国南部小镇的电影，就觉得有资格指责一生都生活在那的人物，甚至建议导演改变电影结构，拍片方式，这比《方形》片尾的记者发布会还要夸张。

怪不得自称metropolitan elite的人们被脱欧，川普党政的消息到现在，还持续被震惊。。。

自平等的绝对化解读，导致着另一种极端电影中假设的互信互爱，平责平权的空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无边延长的话，就是理想世界，但片中，边长仅限4米，直到电影结尾时这个边长在体操场景下才获得了延伸，好像无力再延伸。

当原本单一文化的社会，逐渐变多元时，相异的群体间对彼此缺乏了解，相处付出的代价让人产生隔阂，短期内信任危机是注定的。

电影很精彩地抛出了种种问题和现象，貌似到结尾无解的时候，导演其实也给出了自己认为的解决方案，片尾男主尝试去寻找小男孩。

重建起码的社会信任基础的过程肯定是复杂和漫长的，但关键一步是大家尝试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而非简单施舍（男主让乞丐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已不同于简单施舍层面）。

我个人觉得是这种努力是消除隔阂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电影也提醒了离开大公司保护罩后，独立的几年生活和搞文化，办展览，开公司开店等折腾过程，及从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放大和接近这座城市的多元外表，就是按国籍或肤色，邮编或阶层，年龄或外表等标准进行的分类，跨类别的沟通难度，逐渐让人漠然，形成隔阂。

也许，这些注定要长期去解决的状况是为了达到起码的多元和平权，而需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只能继续对大多数，谨慎地信任和关怀；跟值得珍惜的少数，一同感受阴沟上方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