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温故1942《温故1942》的小说其实不能叫小说，更像个随感，笔记，前言什么的。

其实这文章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这个正确客案是没有人会选错的，当然是生是中国人，死当中国鬼。

选择当亡国奴的，就不是中国人。

所以——没有中国人会选择当亡国奴。

证明完毕。

不过事实上，在当年日占区的所有中国人都当了亡国奴。

他们很多人不仅活着，还一直活到了能重新当中国人的那一天，还生下了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看电影的很多人都要感谢当年祖父辈忍辱偷生活了下来。

虽然后来，他们中一些人又忍不住辱偷不成生的死在了该当哪一边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这是后话。

在电影里，那个问题已经被回避了。

我曾经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打了四星后再愤怒的批评他把历史拍成了编造的苦情剧，后来这个影评就消失了。

后来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委屈的说：“我还能怎么样？

他们究竟指望我拍什么？

”其实我特能理解冯小刚，所以一边骂他一边理解他。

是啊，他还能怎么样？

我们究竟指望他拍什么？

所以到了《1942》，我就能以特理解特宽容的态度来看这部电影了。

作为一部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忆苦思甜片，这部电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它告诉了我们1942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人数是怎样被当成报表上要遮掩的数字，大国的面子是怎样重于数百万的生命。

这一次没有遮掩，没有偷换，一切都展现的超真实超黑暗超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然后，就似乎没有什么好评的了。

冯小刚的用心值得肯定，他是真的想拍一部好电影。

一直被说是商业片导演，他是由衷的想有一部能对得起这一辈子的电影。

这从他自己的讲述就知道了。

他说不管我拍什么片子时，被骂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有一部《1942》在那搁着，这是特能站的住脚的一部片子，就觉得特踏实，特有盼头。

现在拍完了，反而心里空荡荡的，觉得寄托没有了。

太能理解了。

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是觉得将来一定还能写一部真正想写的东西出来，一直码字只是为了赚钱赚钱，那真的还不如去养猪来钱快呢。

不过，真的当你可以开始写的时候，你却可能发现，因为想写的太多了能写的太多，你反而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1942》很全景，很像主旋律战争大片的结构。

从腹黑领袖到无良官员到愤青记者到小天真传教士到小气鬼财主二愣子长工，各阶级众生相全都写到了，惨的时候，也直让你想掉眼泪恨不得像那传教士一样仰天大喊：“老天你不长眼啊！

”然后看见长眼的炸弹直落下来。

不过离一部伟大的牛B的电影，好像还是差着点什么。

换了别人会怎么拍呢？

张艺谋：把徐帆换成巩俐，财主女儿换章子怡，种满天扯地的红高梁……不对，饥荒……改满天满地黄芦苇。

把张国立换姜文，吼一曲河南梆子，芦苇地里来个野性的打滚，最后巩俐牺牲了自己拯救章子怡，走之前唱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最后大家举着高梁酒和日本人拼了……李安：作者去采访一个老奶奶，她回忆起1942年她的奇幻流浪。

有一只老虎，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驴。

一路上她看见了冰下的大鱼，从地向天的白雪，看见大鸟从天上飞过，丢下一个会蹦的鸟蛋，然后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她默默的划着了一根火柴，看见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最后，老奶奶说：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信上帝。

陆川：拍了部《温故0208》，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带着饥民逃难，曹操这个一路追。

关羽问：带不带饥民？

刘备说：带！

我不能抛弃我的人民。

让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堵住路，曹兵要把他们杀完得好一阵子呢。

刘备带饥民逃到长江边，发现孙权带兵拦在江对岸，说：咱们这没粮给饥民了，从哪来的，从哪回去！

结果最后曹操给饥民发了粮食，让他们当了汉贼，后来全烧死在赤壁。

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1942》太面面俱到，太工整规范，没有什么缺点，但也似乎缺少一种个人风格，不像他的喜剧一看葛优就知道这是冯小刚作品，如果再过几年，大家想起这部片子也许会以为是张国立出品。

电影中催泪的地方残酷的地方是历史本身的，故事人物是刘震云的，表演是张国立徐帆的，似乎导演的光辉反而无处显现了。

缺一点李安那样显得才气纵横可以让观众拍案大赞名利双收的东西。

但不论如何，拍《1942》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心血的事情。

毕竟最后拍出它来的不是张艺谋，不是李安，不是陆川，是冯小刚。

这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了。

然后，说些胡思乱想的话吧。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参战，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或者美国人民君临天下梦一发作想干脆趁机把苏联灭了然后瓜分世界得了于是站到了德日一边，二战没有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会是怎么样？

别说这不可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那这么做才符合角色性格。

它当年真这么干了，你又拿它有脾气？

也许现在，我们在看一部叫《温故1942》的电影，讲述的是当年国民政府多么腐败视民众于草芥，英勇的皇军忍无可忍勇敢的跨过海峡解放大陆，一路上民众夹道欢迎争相带路，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才有了今天东起日本岛，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伊朗，南至菲律宾一统亚洲的伟大强盛帝国。

看完这部电影，无数爱国者流着泪表示，我爱我的祖国，现在我们天皇君临天下的道路上只剩一个美国绊脚石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盟友，如果我国和美国开战，我们第一个报名去驾神风战斗机。

别说这不可能，如果一个人一出生睁眼，看见的就是日本国旗的话。

十几年军国教育后，他就会爱日本爱的不行。

谁敢说日本一句坏话，他就和你拼命。

一辈子当了汉奸，自己还以为在为国奋战，还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就自豪。

就像东南亚战场上为日本奋战到最后一人的台湾高山族。

《温故1942》中问：“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其实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是生作大明人呢，还是死为大清鬼呢，这才是难题。

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已经作出了选择，大明太腐败，于是出了李自成，结果内战便宜了外族，大家都作了“汉奸亡国奴”，然后，大明的子孙们爱大清保大清为大清而战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然后，直到有一天……大清又太腐败，一口气没上来亡了，应该爱民国了，于是爱民国保民国为民国而战生是民国人死是民国鬼……直到有一天，民国太腐败……这不是没有骨气，不是没有立场，不是贪死怕死，不是不爱国。

因为之所以现在还有你，是因为你的祖先做了一种选择：活下去，没有为朝代而殉，不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活下去，相信后代不会忘记自己这一代经历的苦难，相信后代终会有幸福自由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天。

这一切基于一种原始的信仰，人在国就在，有民才有国。

民国存在的意义，是保护民众好好的活下去。

所有的战斗和牺牲，都只是基于能让最多的人活下去，活的更好。

因为只要民不亡，那不论换多少朝代，中国也不会亡。

而若民死光了，或是心冷了，国也就完了。

所以最后，人民选择了抛弃民国，他们不再爱这个政权，但这不妨碍他们仍然爱这个国家。

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毛病，以为自己是地主，民众是长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就是劳动力，可以替代驴子使用，饿死千八百万，战场上伤亡几十万，那就是报表上一数字。

只要“我的国”能存在，牺牲多少人也是应该的。

将来史书之上，丰功伟绩下，只会有帝王的名字，哪里会记下一个民工。

但谁会舍命弃家的去保卫“你的国”？

所以当民国政府为了政权本身而无视它的人民死活时，当领袖蒋把这国家的人民看成他可使用的劳工或士兵的数字时，当他高喊着‘为国家大局你们要牺牲，不惜再死XXXX人’时，他的政权的命运就注定了。

不管朝代变换多少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民族的历史，还记不记得清前有明，明前有唐，唐前有汉。

能记住历史，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就在。

最怕的是，早已经忘了，纵然有，也因为太黑暗太沉重，根本不愿去记住了。

温故，可以知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1942年。

外婆9岁，说起过蚂蚱的饥荒和村里人跑到山上被日本人放炮轰，飞机翁过躲在沟里发抖，还亲眼看到乡人绑在树上被刺。

外爷6岁，外爷的叔早年抗日在河北牺牲，外爷的爹44年被人黑枪打死，46年外爷的娘去世，妈妈也就没见过爷爷奶奶。

我要回到1942，祭奠先人之死。

河南经历了1920军阀大战、1930中原大战、1938花园口、抗日战争、内战、大跃进、文革命、75台风、平坟上楼style，那么多的天灾人祸，那么多的流血牺牲。

中国人，和你的家乡是不是很像呢？

同样你的家乡就是世外桃园吗？

现在有人要仔细的看看这个伤痕，因为他虽然丑陋，却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真需要一些看客不那么冷默地指点。

希望人不会因为无知而无悔，也希望没人为没良心而不安

看冯小刚为《温故一九四二》写的序，提到他屡次想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却屡次被毙。

有一次领导的批复是：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这个句式常见于各种规劝人做出明智选择，告诫人不要误入歧途的情境：为什么放着XXX不做，非要去XXX？

苦口婆心，为人规划，替人选择。

可有人谈风月自然有人讲苦难。

为什么大家要做一样的事？

大家都在拍光明，所以你就不能拍黑暗。

这是什么逻辑？

有人批评情节除了苦还是苦，却不知电影在总局要求下，加上比较积极的结尾；有人批评冯小刚爱找老外崇洋媚外，却不知总局还要求电影不能让老外对救灾起到太大的帮助作用；有人希望镜头不要太过血腥，却不知总局也不愿看见淋漓的鲜血。

可我能感到，整个电影是沉下心来做的好作品，那种厚重和踏实远非插科打诨小温情可比。

七宗罪这样的电影里的血腥残酷总有种有夸张耸目，扒开伤口放在你眼前看的感觉。

而真正的残酷，是不需要特写不需要音效的纪实。

这个，一九四二做到了。

蒋介石坐在车里，幽幽的说：有时候，我特别怀念北伐时期。

一呼百应，所向披靡！

那时候，我没有负担，尽可以和百姓站在一起。

凡事成功易而守功难，推翻易而建设难。

灾难的发生即是天灾，更是人祸。

历史的发生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电影里借蒋之口一句话点到为止，明白之人自会唏嘘不已。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来报灾的豫人代表？

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

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70年的回忆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杨委员（即杨一峰）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李培基是出于什么原因撒谎？

杨却俗提到了另一个人，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等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

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

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

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蒋介石因担心军粮问题，于1942年秋亲往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河南饥荒反映给了蒋介石，结果遭到申斥。

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决定派两名大员张继、张厉生来河南视察和开展赈济，以宣“中央德意”。

18日，二张抵达洛阳，当地2000余代表到站欢迎，灾民们也以为救世主来了，纷纷前往。

22日，洛阳会议：　　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仲鲁时为河南省建设厅厅长）　　赈款之谜　　讨论这一年的冬天究竟有多冷也许无关宏旨，但讨论有多少人处于严重的饥馑状态中却是必要的。

根据李文海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描述：　　据调查，仅在国统区的72个县中，就有1600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1/3，其中数百万人颗粒无收。

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受灾人数也在1146万，其中非赈不活的约200万人。

　　 二张回到重庆后，中央对河南赈灾的态度开始有了些改变，拨了两亿元纸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

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运往灾区。

很遗憾，就当时而言，灾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非这些钞票。

　　要把很多的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运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

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存粮是很充足的。

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粮食立刻运到邻省河南。

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

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

（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早在1942年的夏天，河南各地的物价就发生了巨变。

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1倍，每市斗由40元涨至80余元。

镇平，一个靠近黄泛区的县城，8月份小麦就涨到140元，大米更高达200元。

入秋以后，各地的粮价则扶摇直上，洛阳的小麦高达1600元，树叶在霜降之前比较便宜，但也要一元一升。

到了12月，各地的灾民已经断绝了吃粮的念头。

　　那么2亿元法币究竟有什么作用？

平粜粮按最保守的估计每斤10元，2亿元法币即使全部买成粮食，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而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 ，共计3.4亿斤，这些粮食如果分给300万灾民，则每人可得110多斤。

　　更要命的是赈款到得很慢，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解到了省政府。

1942年的秋天，面对各种压力，李培基也不得不承认无县不灾的现实。

省政府成立了购粮委员会。

因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与陕西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决定前往西安购粮。

西安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卖给购粮委员会，并请求交通部令陇海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可是购粮官员们却利用粮款贩起私货来，直到1943年新麦成熟时，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这一巨大贪污舞弊案后来被《前锋报》所披露。

　　伟大的报道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评中，《前锋报》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

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叶县、汤恩伯指挥部驻地寄出了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刊出。

多年后，张高峰还仍认为自己的标题更有冲击力。

　　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

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

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第二天，2月2日，时为农历腊月的二十八，重庆人正为欢度春节而忙碌，《大公报》那篇令蒋介石愤怒、令读者震惊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见报了：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

如此，还可以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蒋介石当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合里森•福尔曼决定前往河南采访。

1942年2月上旬，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洛阳。

随后又坐卡车，复骑马前去郑州。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

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

该城原有12万居民，遭日军侵略破坏，灾荒围困，现在全市不足4万人。

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将灾荒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

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

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

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

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这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又恼又羞。

她甚至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

白修德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

　　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

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

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他亲自派出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阳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别后，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来，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余粮。

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梅根告诉白修德说：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

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

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

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

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

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该片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

电影的主题是“人”，是千千万万的最广大人民，他们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他们像大地和大海一样默默地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影片结尾，失去了所有亲人的老东家，碰到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老东家认她当了孙女，他们成了亲人——当老东家拉起小女孩的手，沿着山路往故乡走时，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得到了最有力的阐释。

《一九四二》是一部温暖的电影，这部电影没有悲观，而是相信人性的温暖，给人往前行进的力量，哀而不伤。

今天刚刚看过《1942》，有种情绪抵在胸口，想和人交流。

来到豆瓣看影评，诧异，然后是深深的失望。

那么多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在那里恶评，声称着坚决不会去看却打了1分。

这个分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抹黑？

豆瓣什么时候失去了公允而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主流，真是让人失望。

像大饥荒、大屠杀这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灾难，拍成电影是很难的。

以前类似的影片有两种类型：1，是用一个“故事”拯救或逃避这种难以接受的真相，例如《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

2，是像纪录片一样解释这个惨案发生的社会、历史、宗教等背景，例如《卢旺达饭店》（当然本片也是“故事”片）。

究其原因，就是在处理这种真正“恐怖”经验时的无能为力，所以要么采取“神话化”，要么采取“理性化”，好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好让观众能接受。

第1种，把大屠杀置于类似希腊神话里“命运”一样境地里，大屠杀其实是不在场的，观众关心的是辛德勒、那对父子这样的“英雄”是怎样表演的。

第2种，把大屠杀置于显微镜下，科学地分析各种成分和构成。

但这些都不是诚实的态度。

诚实的态度应该是“我实在理解不了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无法处理这样的经验”。

所以只能表现这是一种“绝对的恐怖”，这种恐怖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不能把主人公“神话化”，把“恐怖”悬置在一个抽象的背景里；同样这种恐怖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给它做一个的社会-历史-经济学分析。

因此诚实的态度，就是把观众也置于“绝对的恐怖”里，给他们展现各种无法忍受、无法解释的真相，各种血浆四射和丧尸暴走。

所以我的观点，和豆瓣最受欢迎影评刚好相反，冯小刚不是太血腥，而是太收敛，太试图“告诉观众点什么东西”，其实面对饥荒屠杀这样的处境，不用说什么，也说不了什么。

当然前提是明确告诉家长别带小孩来看。

这两天重看了下电影《1942》，粗略统计落泪了十余次。

后又看了下刘震云的原剧本，两者对照而言，大致删减了四五十分钟的戏份，仅凭记忆，做一点分析。

先说几句题外话，大概十来年前，初次读刘震云的原著《温故一九四二》，就很喜欢这个调查体的小中篇，有年我将其列为国内最喜欢的五个中短篇之一，其余为鲁迅《祝福》或《酒楼上》，韩东《杨慧燕》，王小波《黄金时代》，空缺下。

嗯，这就是我的趣味。

看了许多诟病《1942》的言论，大致归类在，没有主题，人物线不完整不符合戏剧结构，以幽默消解困难之类的。

我都不太赞同，首先这个电影的主题非常明确，吃的问题。

多条人物线（剧本里更完整）恰好全面展现了主题，群像的塑造，很喜欢。

至于幽默消解苦难，这涉及到个人观念的问题，表面看似的幽默，实际是苦到骨子里的磨难。

也符合我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农民属性和行为方式。

1，电影里，东家老范让瞎鹿去县里报官，捉拿来抢粮的饥民。

瞎鹿急忙跑回来，大喊路上遇到日本兵，过不去。

饥民知道老范的意图，动了杀机抢粮。

当时看电影很纳闷，瞎鹿为啥这么慌张，路上遇到日本兵也不至于这样。

删去了剧本中的情节：瞎鹿被日本兵发现，差点被枪打死。

老范家被烧，儿子被杀，日本兵是个诱因。

等后来，家里死的只剩下老范。

老范路上遇到了日本兵，一直藏着的账本，被日本兵发现给扔了。

有账本老范回到老家，还是财主。

没了账本，老范啥也没了。

这部分，电影里没有，剧本里有。

日本兵先让老范这财主一家逃荒，一路上死得卖的只剩下自己。

后又让老范几十年积攒的田地没了。

老范和日本兵。

这一组前后对照，没了。

2，电影里，开始逃荒时，老范儿媳说自己的嫁妆被人偷了，怀疑拴柱。

拴柱生气了。

后面，老范卖了女儿。

拴柱向老范承认自己是偷拿了嫁妆，埋在老家的树底下。

老范说，你要是带在身上，咱这一路能少死几口人。

这段剧本里有，电影没有。

拴柱——嫁妆。

这组对照，没了。

3，电影里，传教士小安子的戏份只截至到，一路上看到逃荒的惨相，日本飞机的轰炸，去了教堂，质疑上帝，对神父说，感觉魔鬼进了自己的内心。

剧本里，后面还有几场小安子和神父的戏份，包括小安子发疯了，和神父等人施粥救济灾民。

灾民和小安子神父等人的产生联系的戏份。

日本兵想和神父一起联合，来个天主和天皇携手。

日本兵运来粮食，小安子拿着火把烧了粮食，魔鬼就是粮食。

小安子被日本兵打死。

神父哭诉，不应该让小安子在灾荒的时候去传教。

嗯，好吧。

小安子还记得在开头传教的时候怎么对灾民说的吗，嗯，知道你们为啥挨饿逃荒吗，因为你们是异教徒，不信主。

上帝——神父——小安子——灾民——日本兵。

这线索没了，可惜啊。

4，电影里，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跟随灾民调查。

晚上老范瞎鹿拴柱抢了白修德毛驴要宰了吃了。

剧本中还有的情节是，老范和白修德聊天，白修德说了自己的意图。

后来白修德去见蒋介石，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要是赈灾，我替我朋友老范谢谢你。

啊，这条线索是唯一的通过白修德让灾民和蒋介石联系起来的。

就几句台词的事，也给删了，太可惜了。

5，电影里，关于蒋介石删掉的戏份就更多了，关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争吵，宋美龄从中的调和。

蒋介石欢迎的罗斯福特使，是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

嗯，蒋介石押错宝了。

这也导致了，后来杜鲁门上台后，在解放战争时，杜鲁门对老蒋不感冒，减少援助。

6，电影里，蒋介石在车上，对手下说，我怀念北伐的时候，身上没有包袱，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

剧本中的是：我羡慕甘地和毛泽东，身上没有包袱，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

略微再说一句，电影里，美国大使走的时候，面对着刚被日军轰炸的重庆街区，以及欢送的人群，人群背后还有被掩盖的刚死的平民。

剧本中，美国大使有几句台词。

7，剧本中，有几处展现了蒋介石——甘地——绝食。

一次是，河南主席李培基，打算向蒋介石汇报灾情。

早饭，两个人坐着吃咸菜面包水煮鸡蛋。

蒋介石听手下汇报，其余重大事情均未表态，只在听到甘地已经绝食了七天后，说到，去访问印度时，想见下甘地。

后来，蒋介石去西安，找张钫求援助的时候。

手下对张钫说，委员长为了支持救灾，每顿饭，减去了两个菜。

8，电影里，老范——厨师老马。

这条线删了不少。

老马当巡回法庭，审判灾民的段落，少判了一个案件，那个案件有点意思。

巡回法庭没了。

老马去了日本军营当厨子。

嗯，这条线索联系着日本向灾民发放军粮。

什么民族大义，在生死面前，去他妈的吧。

9，电影里，关于冈村宁次等日本军官的戏份也删去了两场左右。

10，电影里，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斗争的基本都删去了。

可惜了，关于阎锡山何应钦和蒋介石的派系斗争，以及蒋鼎文抗日不利被处罚。

11，电影里，有一个场景的安排，改编的特别好。

蒋介石听到李培基说河南死了灾民三百多万后，下一个场景是信教的老蒋在教堂里忏悔，落泪。

剧本里没这个。

蒋介石的戏份被删掉了还包括，去不去参加开罗会议。

先说这些，其余的暂时没想起来。

电影片场不到两个半小时，如果按照剧本能有个三个小时左右的话。

就好了。

当然，现在的电影也完全被低估了。

俗一点说，真应该多拿大奖的。

还有，电影不好的一点是，对灾民逃荒的细节处理不到位，应该正儿八经让演员吃点树皮草根观音土什么的。

至于电影中那些动人的细节和台词，嗯，剧本里几乎都有。

这没什么好说。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

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

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

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

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

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

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

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

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

《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

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

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

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山有扶苏，隰有荷华。

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

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有女同行，颜如舜英。

将翱将翔,佩玉将将。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

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

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

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

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

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

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

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

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

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

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

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

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

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

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

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为什么饥荒在中国总被遗忘？

影评文章中回避的三点，放在这里谈。

一、“500万”的数字和作为“人道主义英雄”的白修德我对于白修德并不陌生：费正清的得意门生，畅销书《大地的惊雷》的作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上个世纪最出色的新闻记者，非凡的洞察力和对于蒋介石政府倒台的预判。

但是“500万”，这个当下充斥的关于作为“历史事件、文学想象和电影叙述”的“1942年河南饥荒”的纷繁表述的原点，实在应该作起码的探讨。

白修德反复将这个数字表述为“估计”和“最乐观的估计”，但这只来自他和福尔曼自潼关至洛阳至郑州的“逆着逃难的人群”而行的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非常有限的观察。

时任冀中军区第7军分区专职摄影的流萤刊登在河南《前锋报》上将其表述为：“⋯⋯据一位视察人员1942 年10 月间的调查，每天河南要死四千人以上。

⋯⋯”1942年10月31日《解放日报》载：“从10月5日起小米每斗已涨到百三十元到百四十五元，玉米每斗九十八元到百零六元。

米珠薪桂，已使一般中等人家无法过活，贫苦之家，则成千上万，流离失所，鬻儿卖女的事情，现亦不断在各地发现。

……现汲县、浚县等地灾民，已大批逃入我太岳区根据地沁县、安泽、沁源一带开荒山做短工过活。

”而实际上，河南的人口在数年中的拉锯式的战争中极剧减少。

“1938年后，日本控制的华北地区出现矿产开发与工业生产的畸形繁荣，如1942年华北仅经铁路运往日本的主要物资达696.5万吨；对于农产品，日军也通过严厉的统制政策实施掠夺，包括棉花、大米和小麦。

而在劳动力方面，在大量的掳掠壮丁和胁迫劳役之外，有700余万的劳工和200余万的家属被掠往东北、蒙疆、华中和日本本土，在这一种过程中死亡的人数尚未统计在内。

”当然，“对于死亡人数的统计，其先决条件就是无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而自辛亥革命后的若干次人口统计，基于军阀割据和战争期间的特殊情况，并没有什么值得依赖的结果。

但是来自不同机构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人口研究表明，即使在最乐观的一组报告中，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也不高于35岁。

”（感谢@非常不小心 兄和我的讨论）“500万”这个数字，连同1942年河南所发生的故事，是“人道主义英雄”白修德的表述，“⋯⋯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

此刻，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相信了白修德和福尔曼的报告。

之后，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

”美国人白修德——观察者、报道者和救世主——的表述成了这场关于“1942年的河南饥荒”的核心文本：大部分人在一种基于西方视角和价值预设的想象系统的基础上开始表态和争执。

二、1942年的河南，在历史中有什么样的记载？

我并非近代史的研究者，学力和能力所限，我做了豆瓣上的大多数朋友能力范围内的寻找历史文献的尝试，而且仅限于我的书房。

放下编辑朋友的电话，我先开始翻剑桥版和南大版的民国史，空白。

之后我开始翻国内外学者讨论1940年代华北战争史、经济史等领域的二十几本我读过的专书，空白。

最后我努力了一把，开始查党史、军史和战史。

发现晋冀鲁豫和北方局的农业生产和安置流民的报告，间接地提到河南的情况。

但是总体而言，1942年的饥荒，就像每年都在上演的饥荒一样，处于一种在中国历史中一如既往的被遗忘的位置，一种任何一方视角都不愿提及的冷漠。

三、国民政府的责任问题没有直接相关的文献，那就尝试寻找其历史背景。

“日军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的3期“治安肃正”作战，与自1941年3月起的数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于国共双方的控制地域造成了彻底的经济破坏。

日军在1941年集中进行的“三光作战”和“扫荡”，并在中共活动的交界地区大量制造“无人区”和“人圈”。

这对于原本脆弱的战争时期的华北农业生产构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农民逃亡，农地撂荒，承担救济机制的基层组织形同虚设。

”更为具体的事实是：1941年初的晋南战役和1941年10月的郑州战役，以及战争间隙的相持状态，使得河南的许多地区战争工事林立，而每一处战争建设的背后都是征兵与拉夫，并意味着在劳动力匮乏到临界点后的耕地萎缩。

这其中还有1938年和1942年的黄河决堤造成的耕地流失，有大量河南驻军的具备优先权的军粮分配，有比历年河南的旱灾、水灾和蝗灾更为严重的灾情，有在战争中瘫痪的河南交通线，有国民政府历来的腐败官僚的积习与权术，有保甲制在征粮和救济的机制上的弊端。

对于蒋介石而言，1942这个年份也面临对日战争节节败退和对于国际援助的依赖落空的悲观，正如他给宋子文的电报：“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完全以帝国主义和趾高气昂的姿态对付中国，而不关心中国区的战务”；对于负有救灾使命的基层官僚而言，正如发明家刘某：“（《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即使国民政府在后期对于这场饥荒有所重视，是否有有效的救灾机制和动员能力？

我们姑且不谈1942年中日拉锯战中的河南，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对于1921年的华北四省饥荒，1925年的西南五省饥荒，1928年的北方八省饥荒，1931年的饥荒，1934年全国饥荒，1936年川甘大饥荒，1941年和1943年的广东大饥荒，1945年大饥荒，1946年的南方大饥荒能有多么有效的救灾？

结束了战争，在一种强大的国家能力的统合下，在前所未有的水利建设对于天灾的应对中，难道中国人结束了对于食物的匮乏和饥饿的心理机制下的恐慌？

抑或说，我们所讨论的饥荒及关于饥荒的应对，以及在任何一个历史表述中的可以遗忘，其实不限于食物本身？

财富，才是当下的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