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队

当人物原型已经足够动人，怎样将数十年的人生轨迹以两个小时的时长压缩，在尽可能还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采取怎样的叙述方式，又怎样与演员的情感表现互动，便成为电影的重要看点。

原型的事迹故不赘述，这类题材并不难做，但很难做到出彩。

做好了是《大山的女儿》，出问题就是《我本是高山》。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后续的追凶，每个城市场景都有不同的刻画，斗志昂扬的湖南，以乐景写哀心到极致的沈阳，成为死结的云南。

每个城市伴随着起落，队友们一个个离去，最终他像一块礁石，独自面对未知的海面。

萨特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先验，或者其他不可知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佛说，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佛还说，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但我不这么认为，孟烦了不这么认为，芦焱，安欣，程队都不这麽认为。

执着也是生命的强韧，生命哲学应是如何创造人的自由，而不是让人如何顺从这个世界。

犬儒主义盛行难免会对坚持善与义的理想者投去白眼，但对正义而言，偏执不是一件坏事。

苏轼的墓志铭能够组成很多理想者的背影: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

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在沈阳燃起的零点烟花，像一场盛大又孤独的告别。

《万里归途》里章宁和宗大伟并肩驾车穿越战火，在本片里程队坐在他身旁，也一样并肩穿越罪恶。

只是章宁没看见的新年安稳，他看见了，但他却又再次离开了宗大伟。

尽管我们有着选择的自由，但福柯关注到选择背后的博弈，认为这个自由也是被建构起来的结果，处处受限。

小徐是第一个响应程队追凶的，但面对未知和徒劳，他选择了安定和可及的幸福。

彬子是动摇后才跟着程队的，最晚入队，也是最晚离开的。

没什么好责怪的，也没有任何立场去指责，像程队自己说的，谁都不能活在真空里。

人活在各式各样被建构起来的网里，缠绕不休，盘根错节。

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直撞南墙，只能像火焰般炽烧，烧尽千丝万缕，自然一腔孤勇。

王骁这次的角色终于不再背刺张译了，可喜可贺，从向方到杨健，你们两角色关系终于不那么潮湿，但你却依然是第一个离开程队的。

这大概就是孽缘吧（？

所有人聚在马记夜宵铺子前碰杯时，凄清的晚风卷着各自的记忆与情绪翻涌，我想起那句北岛著名的诗:“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乌特拉行动里张宪臣坚信天会亮起来，白日会升起来，但黎明前的深夜，即使程队最初能够粘合起曾经的三大队，最终也归向独行，也许，猛兽确乎总是独行。

一次又一次的追寻、摸排与错过，程队手中的线索堆成了一座高山，他是移山的愚公，也是推着正义、责任与使命这块巨石的西西弗斯。

张译的角色总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孟烦了面对无力抗争时表现出的逃避，麻醉自己像那根他永远也划不燃的火柴，却在芦焱那里熊熊燃烧，种子发芽了，有的长成张宪臣这样的青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有的是安欣般的杏花，北风吹雪时，绝胜南陌碾作尘。

由于都是张译的角色，程队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安欣。

但他的确不是同样执着的安欣，猛厉的秦驰，或领导能力出众的卫国平。

安欣太特殊了也太复杂了，他的身上充斥着相反的能量，偏执与包容融为一体，善良与决断合流，温和却又不失主见，以虚无的伪装坚守信仰，痛苦深藏于海底与深空，窥不见冰山，却能察觉寒凉。

为善的动机却无一例外地导向悲剧的结局，宿命的剑高高悬起在他的生命里，他却偏要说，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自己选择成为怎样的人。

跑题了，拉回来。

每个人都在劝程队，向前走，往前看，不要活在过去。

可是那么多人永远都在过去了。

小女孩灿烂的人生才刚刚开出第一朵奥数得奖的小花，就被强行休止。

全家福上本来笑着的一家三口，只剩下被记忆和伤痛吞噬的父亲，陷入精神绝境的母亲。

为了追凶而引发疾病去世，本可安享晚年却沉睡在地下的师父。

谁来替他们往前看呢。

我回来，是为了回不来的人。

我不走，是为了走不了的人。

他们没有选择，就让我来承担他们的选择。

萨特的选择还认为，每个人的选择都为他人同时承担了责任，我们做出的选择不仅仅为自己，还有他人的存在。

程队已经不是警察，他当然可以选择遗忘，但那个在冰柜里至今无法安葬的小女孩，“沉默地对我哭诉”。

至于“上天给他机会让他重新开始”这种谬论，可能我佛慈悲，但我不慈悲。

那些血层层叠叠，淤积起来，像无数恶行之下尖叫着的眼睛。

《非自然死亡》里对于这种站在犯罪者立场进行辩护的观点已经驳斥得很到位（即使可能队员不是这个意思），就不发表拙见。

最后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结尾吧。

“如果邪恶是残酷华丽的乐章，那我就点亮 在灰烬中的微光”“晨曦的光 风干最后一行忧伤 ”“雨滴会洗净 黑暗的高墙”END.

一场奸杀幼女案，一个从犯凶手在警局被三大队意外打死。

风光无限的三大队成为犯人，妻离子散，事业泡汤。

队长（张译）出狱后决心抓捕主犯，原先的那帮兄弟加入，在城市各个角落埋伏，帮助抓了不少在逃犯，但就是不见目标主犯。

慢慢地，激情消退，兄弟们一个个退出，有的要陪妻子，有的要结婚，有的为了儿子，有的得病。

只剩队长一人，奔赴多个城市，执着追凶，坚持到底，这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十年后，队长也坚持不住了，好在苦心人天不负，发现了主犯的线索。

队长亲手擒住主犯，完成三大队的任务。

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警察。

《三大队》很严肃。

严肃非死板。

鲁迅很严肃，严肃是认真。

严肃加策略，则可能掷地有声，触人心弦。

《三》如是。

尤其声音设计，著血书般用心，以水为介，派声出别样的深沉、热烈、执着、痛楚。

在我观影后遇水时泛起回响，像《雾中风景》中的雪，片刻换了心境。

《三》的企图，可总结成绕口令般的单句——希望尊重生命的生命能被生命尊重（追凶路上不再是警察，因而不只是刑侦事了）。

观影过程中，心绪会煎熬，结尾时回甘，因为熬出了生命的意义，或能唤起自己理想中的高尚坚强。

声音之妙，在于传达真实感时，提炼或丰富了电影中的痛苦、挣扎、追问、解脱，而且大多与水相关。

开篇时下雨，噼里啪啦，扰人而不协调，不是好事。

果然，出事了。

雨如宿命般无情。

之后静过两次。

一次在踢募捐箱后，一次在出狱后回家时。

程队两次都很隐忍痛苦，却没渲染，因为更重点的痛苦在此后的挣扎，在三大队脱去警服的追凶途中，心力与命运的一次次抗争。

内讧大打出手时，环境是静的。

厨子哥自白时，空气中有隐隐的流动声，像一股暗流初现端倪。

吃年夜饭时，保险哥起立自白，画外是滚滚的火锅沸水声，不再隐隐。

养狗小徐离开时，海边浪声清晰，程队的祝福声似比浪远。

我执哥道出胃病时，先向湖中投石，然后游泳，两人被湖相隔。

离队，电影中永别。

还没完。

二次上坟时，师娘道出真相，由安静墓地到暴雨黑夜，雨声巨响，是对信念的最大冲击。

水声在脱去警服的追凶途中一路渐响，是命运拷问，也是人心挣扎。

离队越晚，挣扎越大。

离队者会挣扎，程队也会挣扎。

程队与杨局吃大排档时，夜有小雨，车湿了。

有水，案子没完。

想起线索后，女儿来了，网名“小雨点”，第一幕广播点歌的也是她。

（这里让观众更关注水） 阿哲妻子出场时，先倒了热茶，然后才能听到雨声。

热茶水声舒服，预示好事。

而后雨声更大，预示冲突变强。

最后缉捕归案，如雨过天晴，不再有阴魂不散的水声。

程队解脱了，面前横置一条马路，没想好怎么走，但至少是另一段人生。

火车站和结尾时，厨子哥和程队都听到过一声召唤，回首时不见唤者，原来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也许是这种回响，支撑程队走到最后，没被处处可闻的水声击垮。

电影和现实中，坎坷多于顺利，电影中的坎坷被赋予了水的声音。

三大队的合唱声在最后响起，两次唱歌都很完整，那是对这群貌似不堪的生命的美好瞬间的珍爱尊重。

《三》的声音设计，似对命运与水的关系做了新解，又像表现了比水更复杂或更强大的人心。

整体设计，比《七宗罪》更有层次，比近年的国产电影，更自成符号系统。

细节处，时而难以言喻，胜文学表达；时而画面之外，响在观众心中。

让人听后，对水声敏感，如三大队难忘某种口音。

电影效果如许，让人很难不感怀它的声音叙事。

三大队是一部如果不是因为票价相对便宜（20出头），我不会冲这个题材进电影院的片子。

但很庆幸去看了，体验很好，是暑期档之后我在院线观影体验最好的一部。

说它平淡，它很现实；说它不够燃不够爽，它不是一个人的英雄故事；说它卖温情，它只是讲了几个人的半生。

不喜欢这部片子的人我很理解，毕竟有真实原型，现实一定比人能想到的故事更精彩。

但只从这部片子本身出发，我觉得它对得起这个评分。

在我看来有很多优点，逻辑通顺，节奏合理，不狗血也不刺激感官，镜头不对准受害人，不强调各种人体排泄分泌物等。

其中最喜欢的一点是没有逻辑硬伤造成的遗憾，从一开始师父去世，到刑讯逼供的发生，再到队友一个一个退出，以及最后虽然受伤但成功报警，这些情节发生之前我心里预想了八百种可能的洒狗血展开，都落空了，csc一定是一个懂得刺激观众的导演，但这部片子并没有用那种“知道观众一定受不了这个”的方式来拍。

有人可能认为这样很平，但是“平”、没那么多转折、事情一件一件到来、人一个一个离开，这就是许多人的人生。

相比之下，最终三大队的几个人做成了这件事，了却了夙愿，在他们看来可能已经算是值得的一生。

这件事在观众看来，或许是惊天动地波澜起伏的事迹，但对当事人来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拖着日渐衰老的身躯，走遍半个中国，走了半生。

所以对这个故事而言，我喜欢这种“平”。

整部片子最戳泪点的第一个情绪高潮可能是在烧烤摊上唱歌，我听见我这场有个姑娘在合唱的嘶吼声中泣不成声，这里其实没有任何雄心壮志，大家哭的只是人生，可能并不是角色的，而是自己的。

因为影片并不悬浮，给了几乎每个角色继续生活的出路，大家都有坚持追凶的动机、动力、障碍，以及要舍弃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加入又离开都很有说服力，谁也不可怜，从这个角度看到的是成年人对自己人生的选择。

如果说当年在刑讯室里几个人冲上来暴打嫌疑人完全是被情绪裹挟而谈不上什么选择，那么之后他们做的所有决定都是自己用头脑做出的选择。

看人们分离固然不好受，但我更不想看到每个人的人生七零八落一地鸡毛。

影片给出的结局在我看来几乎是完美的。

如果王二勇在被程兵激怒后没有一拳一拳暴虐地打回去，我甚至会产生一点“他还真要重新开始”的怀疑；但影片掐灭了这一点本来可能营造复杂性的怀疑。

作为一个人性本恶支持者，我向来认为世界上存在绝对的恶，我不想看恶人痛悔，看他苦衷。

我相信如果不是也这样坚信，不是有这样对恶绝对的痛恨，程兵不会有这样付出一切的执着。

最后程兵慢慢走向派出所外的街道，天光大亮，街景逐渐清晰，镜头有点磕磕绊绊地慢慢拉远，程兵的世界从他有限的四肢能触及到的范围扩大到路边的普通人，车水马龙的喧闹声，直至广阔的天地之间。

新的人生展开了。

老天不会给王二勇重新开始的机会，但老天给了三大队新的人生。

因为知道原型故事的特殊性，很感慨《三大队》能拍，并且拍成了现在这样。

这是个关于“藏”的故事，因为它必须要把连现实都不敢说透的地方“藏起来”表达，它拍的比现实还要现实的部分，才能抵达我们面前。

要谈论它，还得要回到那篇原型文章。

大家应该都知道影片有现实原型，“网易人间工作室”的非虚构故事。

文章里的“2002年8.22大案”变成了电影里的“9.21大案”，主干没变。

一对流窜作案的兄弟，踩着空调外机攀入室内，抢劫，奸杀少女后逃亡。

警方很快抓到了其中一人，而另一位嫌疑人多年在逃。

审讯过程里，嫌疑人死亡，涉案警察均被判刑入狱，最长的12年。

其中被判了8年的队长程兵，出狱后，孤身追凶。

这么讲你们就很清楚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了，一方面是警察入狱的敏感度。

另一方面，是出狱后，已经不再是警察身份的程兵，还追凶多年的行为。

你可以说他是孤胆英雄，但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来说，更多的或许是疲惫，还有微妙地嵌入到刑侦体系的裂缝中的个人执念，他对待昔日案件的方式，不管有意无意，其实在试探着某些边界。

回看那篇纪实文学，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作者深蓝提到了两点。

一是，程兵在终于抓到那个逃了12年的嫌疑人之后，把自己关于追踪和抓捕的过程，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但这份说明随着“8·22案”的卷宗早已入档，他是没看到的。

二是，程兵婉言谢绝了他的采访，所以他的这篇文章，是在采访了周边人，梳理了相关人士的几个版本之后，大致整理出来的。

这说明了，作者其实是看不到真实的档案的，他只能通过老张的叙述来拼凑程兵的追凶线。

其次，涉及到查案的细节、警察入狱的现实，也是不方便说的。

所以作者，其实是“藏”着写的，而程兵自己，也“藏”着不愿过多表达。

但这已经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接近真相的版本了。

明白了案件的现实和敏感性，回到电影中来，我们就会发现，它在“藏着写”的层面上，下的功夫。

影片里用了好几种层面的“藏”，来讲这个故事。

比较表层的很容易看到，比如王二勇在逃窜时候的“藏”，他怎么改名字、办假证，反侦察技能相当强，甚至连租房，都要选择一个适合望风观察的岔路口高地。

再比如三大队在出狱后，追查王二勇时，也是要“藏”起自己的身份的。

他们需要伪装成出租车司机、小区保安、夜宵摊主、网吧管理员等来暗访摸排。

表面上，这些职业能在工作范围内频繁接触大量人口，寻找王二勇。

内层里，对于他们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来说，有一份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再就业，可以以此应对警方的回访跟进。

还有，他们还得在遇到案子的时候，“藏”起自己曾经是警察，面对案件和罪犯的那种条件反射和身体直觉。

在这表层的“藏”之内，还有两个层面的“藏”是很令人唏嘘的。

一个是王大勇之死的真相，一个，是“孤身追凶”和“组队追凶”的呼应。

原报纪实文学里写到了一笔，说王大勇真正的死因，其实很有可能是被害人家属当时抓到他现行，愤怒还击时导致的。

文中的表述其实也很含糊，因为不管从道义还是逻辑上，这是件没有确切答案的事。

只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人，需要是确定的。

影片对于这一点，只给了影像信息。

那场戏里，王大勇被发现后，大家激愤而上，程兵等人赶到时，街坊们已经在围殴他了。

但在之后，文字台词层面，没有对致死王大勇的伤势，做任何解释。

这层“藏”，就要看大家怎么解读了。

另一层让人唏嘘的“藏”，则来自关于三大队众人的群戏，最开始不愿意加入追凶的众人。

他们纷纷又加入，但又陆续离开。

这其实是影片最现实，也最残酷的地方，但也最温柔的地方。

因为现实里，自始至终，都是程兵一个人在追凶。

在狗场训狗的徐一舟，开夜宵摊的马振坤，在调查时去当保安的廖健、开出租当司机的蔡彬，看起来是各司其职，分头行动，在戏剧上也是典型的“西天取经”式小分队人物关系，但其实，这都只是现实里程兵一个人的经历。

这些人，都是程兵自己。

现实里，程兵独身追凶，做遍了城市底层工作，只为寻找线索，这让他几乎成为了一个殉道者和苦行僧。

这一笔加入了三大队其他人集体追凶的改编，至少让程兵的这条追凶路，显得不那么孤独和冰冷了。

导演戴墨说的那句话其实也回应了这个改动：““我们不太想让他变得那么孤单，所以想让他的伙伴们，在路上陪他一段时间。

””它“藏”起了程兵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受的痛苦和煎熬，是戏剧，比现实更仁慈、更温柔的地方。

最后想来谈谈的，是影片的“弃”。

在追凶的主线之外，影片的暗线，可以用“弃”来总结。

蔡彬出狱后，去盘串，把摊子出在很偏僻的地方，怕见到熟人。

这种自我放逐的偏僻，意味着这些前警察，是系统和现实的“弃子”。

当他们“不再是警察，这辈子都不会再是了”，那他们甚至都难以做一个普通人。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荣耀反而成为了一种诅咒，而这，不管是纪实文学还是影片，都是只能暗示和点到为止的地方。

影片里许多人都在劝程兵放弃。

现实里，由于缺乏程兵自己的口述，我们无从得知他到底听过多少次放弃的劝告。

但不管这声音多大，他显然都不会听。

就好像蔡彬在河滩里要他向前看，别活在过去，他根本不听，只是一直朝前游。

当我们明白其实每个人物都是程兵自己的时候，那三大队其他成员的放弃，他们的陆续离开，也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他们，更像那些徘徊在坚持与放弃之间的普通人。

不用外界说，程兵自己或许早在心里都放弃了千百次了。

在戏剧里，我们可以安排他或他离开，但与之相对的，现实里，程兵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放弃。

他唯一拥有的只有他自己，为了延续这条追凶之路，他不得在这12年里，一点点放弃掉人生中的其他部分，所以片中那些离开的他或他，是属于程兵的象征性的放弃的时刻，也是这12年里，把自己的一部份，一次次分割出去的程兵自己。

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得下去。

在影片的结尾，程兵一个人从警局出来，在逆光的视野中，看到昔日的挚交走过来，同他打招呼。

但电车掠过画面后，那个路口，只有程兵自己，兀自站在那里。

这是不是其实就是在说，其实从头到尾，“三大队”确实也只有他一个人呢？

此刻他终于可以向前了，12年的追凶过后，他终于不用在一条看不到方向的路上一直走。

城市、日常生活、十字路口摆在他面前，他可以随意走，选任何方向。

也会提到一部分优点，以及不免有剧透。

原本是发在小组讨论里的，想不负责任地随便说几段，但逐渐认真了一点，也写长了。

口音影片的初始设定在广东，在表现案发之后大排查的镜头中，几次出现粤语。

但三大队成员中，曹炳琨（蔡彬）、张子贤（廖健）都是太重的京片子，王骁（马振坤）也是北京口音，连魏晨（徐一舟）也会在不经意间有吞字、连音。

实在是出戏。

只有张译（程兵）、杨新鸣（张青良）没有明显的口音。

这真是北京多年来作为中国影视资源中心的「遗毒」之一，近年来多部以南方某地为背景的影视剧，都出现这种口音出戏问题，比如前阵子的《河边的错误》。

台词有些段落的台词，实在是太书面化，并不像是真实生活中人们的对话逻辑和节奏。

开篇的第一场戏，程兵到达案发现场，一边上楼一边了解案情，看似流畅、信息密度很高。

但那一段同事（小徐？

）对案情介绍的台词，都听起来很别扭，像是照着文字在读。

即便是体现警察的专业性，也不该如此刻板。

毕竟，再专业严谨的人，在事发突然、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对信息的梳理和转述，也会是口语化和碎片化的，不会那么顺畅、字句工整。

作为中国银幕上最令人心惊胆寒的凶徒之一，王双宝（红中哥）这次的表演没能达到其过往的应有水平。

除了戏份少、演员发胖外，台词的平淡也削减了其「狠度」。

尤其是，得知死期将至，竟来了一段颇有些文艺腔调的人生总结。

不是说凶犯就不能言语生动，没文化的人就不能造比喻句。

而是，这段以抽屉喻人生的感慨，并不能让观众对人物的认知有任何增进。

人物小传有没有？

红中哥从前是干什么的，又是犯了什么罪要被判死刑？

不是说要具体交代这些，但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这种人之将死、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应该符合人物的前史。

除非，红中哥从前是个图书馆管理员，成天翻抽屉整理卡片。

其他有些段落的人物对话，也有上述问题，但不那么集中和明显。

而在发现王氏兄弟可能的住所后，程兵队长当机立断一个字「动」，到达现场后发现李晨（杨建涛）的二大队在做排查时王骁的一句「鸟惊了」，这种有职业特性的简短口语，则是好的。

但整部片中数量很少。

影片中段五人以老百姓身份继续查案过程中，程兵又说了一次「动」，这是职业习惯和心理的体现，也是好的。

可惜这类细节也并不是很多。

所谓「心里的警服」，还是靠说的较多。

是个遗憾。

煽情《少年壮志不言愁》是1987年的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也曾是警界的「流行曲」。

但真的有必要，在2009年几个昔日战友出狱后重聚的酒后，完整合唱吗？

这首歌用来烘托几人的经历和心境，真的合理吗？

画面还配上歌词，这歌居然还要在片中出现两次。

和真实事件不同，片中有三大队另外四人和程兵队长共同追凶。

但无论是在墓地每个人的表态，还是随着时间流逝，这四人又先后退出的段落，都显得冗长、重复。

煽情没有节制，而且剧作的精巧不足。

真实事件报道的原作者深蓝评论，「感谢导演和编剧老师对于五人追凶小队的设定」，让程兵队长有了伙伴。

加之程兵本人不愿详谈那些年的经历，他在几年时间里，是如何辗转多地、寻找线索，并最终锁定王二勇，是一个谜。

这里面有很大的想象、发挥空间，但同时也加大了编剧难度。

更多的人物，增加了故事的复杂、精彩程度，但每个人最终的退出，编剧的坑并没有填得很好。

一旦剧情推进到线索断掉、队友退出，观众的期待会被自然调整到「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其中的成员退出段落，虽然原因各异，顺序和内在逻辑考究，但每场戏都显得情节潦草、情绪拖沓，观众已经知道必然有人要退出了，就看你怎么退出。

程兵的反应是有层次的，但退出者的部分情绪和表现是重复的，说白了人物的复杂度不够。

包括影片中每到一地，都在画面上大字打出地名。

但有些段落近乎快剪，仿佛（当然不是事实）去茂名就是为了让魏晨（小徐）带着女朋友退出，去沈阳就为了吃顿饺子让张子贤（廖健）在爆竹声中宣泄一下。

这些段落信息量都太少了。

还有一点，这片子里的人都太爱鞠躬了。

感谢要鞠躬，抱歉要鞠躬，告别要鞠躬，还要互相鞠躬。

这不是日本电影啊。

这属于表演发挥和导演取舍的问题。

在某些情绪饱满又难以言说的场景下，人物情绪的外化，手段单一且重复。

旁支煽情过度的问题，跟人物的增加，又很难高效率地呈现人物的饱满、复杂有关。

比如阿哲（张新成）这个角色，狱中的部分几笔带过，人物没立起来，后半段又突然来个受程兵影响改变了人生，最后试图帮忙查案导致被杀害，而且还是新闻加妻子转述。

这么多年，阿哲和程兵一点联系都没有吗？

阿哲的被害又怎么那么巧合？

如果整个删掉这个人物，其实也没有任何影响。

还不如给红中哥（王双宝）加些戏，让程兵在狱中加深对底层社会和罪犯的理解。

程兵出狱后，找到了前妻和女儿的新家。

那一段也是不可思议。

如果说，前妻刘舒（黄璐）对程兵有怨恨，有独自抚养女儿又要改善生活的艰辛，是可以理解的，但多年的夫妻，加之变故，难道不是情感复杂的吗？

毕竟影片前半段一家三口合影段落，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那么此时黄璐的表演只剩下「冷漠」这一种情绪，包括女儿排斥的反应（后半段还有个180度大转变），是不是太简单刻板了。

宿命最后一个因为生病退出的曹炳琨（蔡彬），在河心对着程兵的背影喊出的那段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追不到。

老天爷在帮他，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机会？

」也呼应了之前提过的「我执」。

这里突然有了一点玄妙的宿命感。

包括最后程兵对着张本煜（王二勇）喊出对方真实名字的时候，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赵某一个激灵，慌乱中几乎是自言自语「我…我不是」的反应，非常好。

其实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

程兵从精干的刑警队长变成阶下囚，又和昔日战友组成「民间三大队」私下追凶，再到队友退出自己一个人坚持，每一个阶段、身份的变化，他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为了使命必达的职业尊严，为了让受害者沉冤得雪、给师父报仇，还是近乎一种私人恩怨或个人的偏执？

过程中，有没有身份的迷失？

毕竟，从一开始办案，三大队就是带着激烈的私人情绪，这也导致了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失控，导致了后面的一切。

不用说，动因肯定不是单一的，都有，很复杂。

那么就应该好好表现这种复杂。

影片后半段，程兵面容愈发沧桑、使用的手机也在迭代，很自然地告诉观众时间的流逝，经历对人的改变，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底层劳动者，这是好的，但浅尝即止。

而王二勇，原本隐藏得算是很成功。

程兵报警之后，故意对他下重手，策略上刺激对方必须把事情闹大，情绪上宣泄一部分愤恨，而戴着眼镜一副温文尔雅样貌的王二勇，也终于迸发了杀人犯的血性和凶残，对程兵狂殴不止。

这段的设定和表演，也是好的。

但王二勇的「我是谁」之问，也只有这么两处表现。

这种有宿命感的命题，在巅峰时期的港产警匪片、黑帮片里，有很好的探索和发挥。

但是本片选择了「警察身份」，脱了警服内心还是警察，这一更安全、正确的设定，沿着这个主旋律的方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要唱《少年壮志不言愁》。

电影《三大队》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张冀编剧，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琨、王骁、张子贤主演，杨新鸣友情出演。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原载于“网易人间工作室”，原作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作者深蓝），也是2018年网易文学年度点击冠军，被“万人血书求拍电影”。

电影讲述刑侦大队队长程兵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

出狱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刑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程兵出狱4年间，做过快递员，当过夜班出租车司机，摆过夜市，终于“跟上”罪犯的脚步，把那个扭转了他人生轨迹的重案凶手捉拿归案。

但三大队早已被撤销，杨局长已经引咎辞职，时隔11年完成任务的这位“老刑警”，还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渎职罪坐了7年牢。

事情还要追溯到2002年，“8•22恶性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发生后，负责该案的程队长立下了“5天内破案”的军令状。

2天后，罪犯兄弟俩再次犯案时，被突然回家的女主人亲属阻止，最终一人逃脱，一人遭家属打得面目全非后被民警带走。

还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室里，没能逃脱的嫌犯在审讯中死不开口，对其犯罪行为实感愤怒的民警没守住底线，“上了手段”，嫌疑人死在了公安局。

结果，嫌疑人没抓完，办案民警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就判了5个，分别入狱3年零9个月到12年不等，其他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也被纪律处分后“脱了衣服”。

逃脱的嫌犯结了婚生了子，而被判8年的大队长程兵却妻离子散。

2009年3月，减刑出狱的程兵开始了他独自一人的“抓捕之路”。

网易旗下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讲述了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程兵的故事。

相关微博发布不到7小时就获得近3万转发，“隐秘而伟大”和“可以拍成电影了”，是网友们对程兵这11年经历最普遍的评价。

以下为全文：2013年9月的一天下午，贵州省某地级市的一所住宅小区内，一名中年的送水工毫无缘由地与一位路过水站的业主发生冲突。

没想到，送水工迅速将那位男性业主放倒在地，业主拼命挣扎。

两人的厮打很快引起了周边居民的注意，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将送水工和受伤业主一起带往派出所盘问处置。

在派出所里，送水工很快交待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随后，警方对受伤业主的取证却持续了整整20个小时。

最终，送水工被无罪释放，受伤业主却在完成了DNA采集比对后被刑事拘留。

一天后，我市警方派人赶到当地，接走了送水工和那名受伤业主。

至此，我市2002年“8·22恶性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终于宣布告破，嫌疑人全部被缉拿归案。

2014年初，“8·22案 ”宣判，被送水工按倒在地的那名“业主”最终被判处死缓，而那位年近半百的送水工，也终于结束了他4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面对民警们的挽留，他微笑着摇摇头，然后收拾好行囊，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以后没什么事，就别联系了。

”发车前，送水工对送行的民警说，但他又转过头来补充了一句：“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壹送水工真名叫程兵，曾是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2002年8月，他因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渎职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2009年3月减刑出狱。

2013年9月，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2002年“8·22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二勇。

我看到这份履历已是一年之后。

那天，程兵的同事老张就坐在派出所值班室里，他点了一根烟，向我讲述了程队长当年的故事。

“2002年8月22号，我在刑警支队三大队值班，接到报警说辖区一个女孩子在家出事了。

” 老张回忆道。

那天是程队长带班出警的，众人赶到案发现场后，室内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气血上涌：一名17岁的女孩赤身裸体躺在卧室地板上，头上有一处明显伤口，鲜血伴着脑组织流了一地。

随后赶来的120医生把女孩送上救护车后，技术队民警继续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据女孩的父母称，两人当天外出走亲戚，女孩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卧床休息便没有同去。

夫妻二人在亲戚家打牌直到凌晨才回家，不想回家之后，却发现女儿在家出了事。

案发现场位于小区较偏僻位置的一座居民楼4楼，勘察后，技术民警发现嫌疑人一共有2名，是相互配合从一楼攀爬防盗网和空调外机到达4楼后扒开纱窗进入室内的。

后经受害者家属确认，当晚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经济损失在6万元左右，而最令他们痛心的还是女儿——经医院全力救治，女孩虽然挽回了生命，但因脑部受到重创，成为植物人。

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从入室盗窃的手法来看，应该是惯犯所为。

“当时程队长在大队会议室听案情汇报时，状态就有些不对。

他铁青着脸，瞪着眼，手里不断地攥着烟盒，那包烟都被他攥成了麻花，跟人说话就像吵架一样……”在场民警谁都看得出程队长的怒火，当时程队长家中也有一个10岁的女儿，被他像掌上明珠一样宠着，或许被害女孩的惨状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那种愤怒既是出自警察，同样也出自父亲。

当时，程队长向分管刑侦的杨副局长立下军令状，5天内破案。

杨副局长担心时间不足，想把时间拉长，但程队长却坚持说只要5天，限期若破不了案，他就主动辞去大队长职务，去狗场（警犬基地）养狗。

贰“当时程队长这样立军令状，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数啊！

”老张叹了口气。

程队长21岁从“省公校”毕业后便当了警察，从户籍、管段民警做起，到2002年，已是从警第16个年头，积累了大量的办案经验。

那次，从嫌疑人攀窗入室的手法上，他认定是一伙四川籍盗窃团伙所为。

“那年头，我市有不少流窜盗窃团伙，各地团伙都有各自的手段，河南团伙喜欢‘溜门’，贵州团伙擅长撬锁，而惯用‘攀窗’入室的，基本都是四川那边的。

”法医从受害女孩的体内提取到了精斑，又从阳台窗框上采集到了指纹。

经比对核查，指纹比对中的是曾有盗窃前科、并被公安机关打击过的四川籍犯罪嫌疑人王大勇，DNA比对中的则是王大勇的弟弟王二勇。

王大勇，时年32岁，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他的弟弟王二勇也是一名盗窃惯犯，兄弟二人曾做过空调安装工，善于攀窗入室盗窃。

公安局马上对王大勇兄弟发出了通缉，仅仅两天后，兄弟单位传来消息，兄弟俩竟然继续作案，王大勇在现场被抓获——那天他和王二勇在攀窗盗窃后，同样试图对女主人做出侵害，不料女主人的丈夫和哥哥突然回家，混乱中王二勇逃脱，受害人亲属则抓住了王大勇，将他痛打一顿后拨打了110。

“王大勇被带到三大队的时候，已经被受害人家属打得面目全非，我们对着照片认了半天，才确定是他。

” 老张说。

公安机关早已有“文明执法”要求，但面对眼前的王大勇，在场民警谁也没能守住底线，尤其是程队长，见到王大勇的“见面礼”，就是一记老拳。

“那时候还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室，对嫌疑人的审讯都是在民警办公室里进行的。

” 老张接着说。

那天，老张被程队长安排在办公室隔壁的值班室值班，没有亲自参与对王大勇的讯问。

但从隔壁传出的惨叫与怒骂声中，他知道自己同事们正在给王大勇“上手段”。

“中途我因为送材料进过隔壁一趟，王大勇正在窗户上‘背宝剑’，旁边一位民警手里拿着电警棍，问他弟弟王二勇跑哪儿去了，他不说……”老张说，不知那晚算不算是自己走运——后来王大勇死了，所有参与讯问王大勇的三大队民警都受到了处分，最轻的也是被调离公安机关，只有他因为没有参与刑讯逼供，在三大队被撤销后，转岗去了派出所。

“你也得亏没参加，算是三大队‘硕果仅存’了……”我心情复杂地对他说。

但老张叹了口气：“一起案子，嫌疑人没抓完，办案的兄弟们先‘进去’了，民警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谁都跟王大勇没私仇，可他一死，整个三大队报销了，自己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三大队，队伍没了，自己虽然还是个警察，却总觉得像个‘弃儿’啊……”叁王大勇死于接受讯问当晚23点10分，老张说那个时间他记得很清楚。

“王大勇说要上厕所，被带出了办公室，他上完厕所就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满头大汗，全身发抖，表情非常痛苦，以前我见过不配合的嫌疑人被‘收拾’，但没见过这么重的，我提醒他们下手轻一点，但那个同事也是一脸怒气，说拖把杆都断了三根，可王大勇死不开口，还在民警面前说风凉话……”民警们本来打算让王大勇“缓”一下，然后继续“收拾”他，不料坐在沙发上的王大勇不但没能“缓”过来，反而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渐渐变成了抽搐，从沙发上滑到了地板上。

两个民警见状又把王大勇拖到沙发上，还骂了他一句“别装蒜”，但很快，王大勇又滑到了地上，而且开始口吐白沫。

三大队民警赶紧向程队长汇报，程队长来到王大勇面前看了看，感觉不妙，让民警把王大勇平放在地上，赶紧通知医院来人。

可惜王大勇没能撑到医生到来。

几分钟后，他怪叫了几声，一阵猛烈抽搐，然后便没了气息。

“后来检察院组织的法医鉴定，王大勇死于重度颅脑损伤和肝肾功能衰竭……”老张说。

“他们照王大勇头上‘招呼’的？

”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老张无奈地笑了笑，说他也不知道，但估计不是。

因为那个年代警察“上手段”是有技巧的，没人会照死里整。

最大的可能，还是王大勇在先前受害人家属那里受的那顿打。

但王大勇是死在公安局的，整个青紫色淤血的后背也使程队长等人无可辩解。

就这样，在王大勇死后7个小时，除了值班的老张外，程队长和整个三大队民警被集体带到了检察院职务犯罪调查科。

“当时，三大队下面有两个中队，加上内勤总共占着4个办公室，那天他们被检察院叫走之前，还跟我说，让我帮忙整理一下办公室，之后回来还得接受局里的内务大检查。

我在队里忙活了一天，结果他们一个人都没回来，检察院的人倒是来了几波。

”望着空荡荡的办公区，老张的心里说不清滋味，后来，连他也被叫去检察院问话。

而那些三大队的同事，从此便再也没有以警察身份出现在办公区里。

事发之后，公安局领导和两起入室盗窃案的受害人家属都去检察院求过情，局领导恳请检察院考虑王大勇的案情，对程兵等人从宽处罚，被检察院拒绝了。

“8·22案”的受害女孩父母和亲属一干人等，也曾跪在检察院门口，请求免于对程兵等人的刑事处罚，同样也被检察院拒绝了。

“后来还是判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共判了5个，程队长8年，小刘5年半，张海子3年零9月，老徐最重，12年，其他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也被纪律处分后‘脱了衣服’。

” 老张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

当年，程兵等人刑讯逼供致犯罪嫌疑人王大勇死亡一案，在整个公安局乃至全市政法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程兵5人被判刑后，分管全局刑侦工作的杨副局长也引咎辞职，之后便是全局大规模的文件学习和纪律教育。

王大勇兄弟的入室盗窃、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件被其他大队接手，虽然民警还在全力侦办，但谁也不敢再提“5天破案”这事。

王大勇死了，公安局想尽办法联系他的亲属，甚至派人专程前往王氏兄弟的四川老家，但王大勇的父母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姑姑早年远嫁东北，也已断了联系，找来找去，公安局始终没有找到人。

而王二勇的下落，也成了谜。

肆王大勇至死不肯交代他的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却把强奸并用重物击打女孩头部致其重伤的罪责，全部推到王二勇身上。

他或许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按照现行法律，即便抓不到王二勇，王大勇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罪行也无可逃脱。

只是程兵一时莽撞，到头来把自己也套了进去。

“那他当送水工是怎么回事？

抓住王二勇，是碰巧还是他计划的？

”我问老张。

“碰巧？

能碰得这么巧？

” 老张笑笑说，“人一旦铁了心，没啥做不出来的事，王大勇铁了心不让警察抓王二勇，到死一个字都不说，程队长却是铁了心要抓王二勇，即便不是警察了，他还是要抓！

”王二勇归案后，程兵向办案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出狱之后追踪王二勇的经过，那份有关追踪和抓捕经过的《情况说明》，也被附在了“8·22案”的卷宗之中，被办案民警记在了心里。

“程兵出狱之前，局里也做过打算。

他当年入狱的案情比较特殊，又当过那么多年警察，受过专业训练，局里既可怜他的境遇，又担心他在外面走弯路，所以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 老张说。

程兵入狱后，妻子便和他协议离了婚，宝贝女儿也归女方抚养，出狱后，程兵全部身家就剩下本地的一套房子，其他啥都没有了。

领导给程兵介绍的工作是在公安局下属的保安公司，担任后勤工作，这样既帮他解决了工作问题，还能让他离公安系统“近一些”，便于管理。

但程兵却拒绝了局里的安排，说自己要出去打工赚钱，局里没办法，说外出可以，但出狱的前5年还得遵守《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定期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谈话，程兵说程序他知道，没有问题。

之后，他便离开了本市，后来社区民警定期叫他回来做谈话记录，他也会回来，问他在哪儿打工，具体做什么工作，也实话实说。

有时，程兵也还会问起“8·22案”，社区民警以为他只是好奇，就告诉他还在查。

从2009至2013年的4年间，程兵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警说明的打工地点，都在湖南、四川、重庆和贵州一带，工作类型也十分芜杂：摆过夜市，做过搬运工、夜班出租司机、快递员，甚至还干过网吧保安、小区门卫等等。

有认识程兵的民警问他，别人打工都去“北上广深”，你打工怎么总往欠发达地区跑？

你以前好歹也是个刑警队长，大专学历，你看你净找了些什么工作？

程兵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在公安系统待了很多年，受够了约束和管制，想找个自由点的工作。

听他这么说，谁也不好再说什么，更没想到，他去那些地方，只是为了寻找王二勇。

伍程兵究竟如何找到的王二勇，老张给我讲了一个版本，但后来我在其他人的口中，又听到了另外几个版本，有时同事们聚餐时提起程兵，还会争论，他当年追踪王二勇到底用的是什么办法。

那份“8·22案”的卷宗早已入档，我无法看到那天程队长的亲口叙述，只能在梳理了同事们的几个版本之后，大致理出了一条笼统的线索。

程兵很可能在服刑期间，便在狱友中打听过有关王大勇、王二勇盗窃团伙的信息。

同是“吃一碗饭”的人，在押的盗窃犯很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告诉了程兵。

出狱后，程兵按照线索先去了贵州某市，在当地做了一名快递员，希望借送快递之机，搜集周边住户的信息，但可能没有成功，也可能成功获取了某些新的线索。

不管怎样，做了半年“快递老哥”之后，他去了重庆。

在重庆，他做了5个月的夜班出租司机，每天夜里开车在城里转悠，与坐车的乘客攀谈，用各种方法询问一切自己所想了解的事情。

5个月之后，他可能获得了什么新的线索，便辞去了夜班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进入重庆一家空调品牌的售后服务部，依旧是开车，但那份工作他只做了两个星期，又辞职去了四川德阳。

程兵在德阳某小区应聘了物业保安，每日认真登记出入人员和车辆，那份工作他做了7个月，几乎掌握了整个小区的住户信息，而后便辞了职。

物业经理挽留他说要提他当保安队长，薪水翻倍，但程兵婉拒了物业经理的挽留，又去了湖南益阳。

他在湖南城市学院附近的一家网吧里，做了6个月的杂工，有时负责打扫卫生，有时负责为客人办理上机充值，有时还充当夜班保安。

半年后，程兵到了长沙，在一家家居城做送货司机，夜晚去夜市摆摊。

2011年底，程兵又一次辞去送货司机的工作，晚上摆夜市，白天送快递，就这样干了接近一年后，他第二次去了贵州。

“选择当送水工估计也是程兵权衡一番之后的决定，和以往的其他职业相比，送水工的最大优势就是要‘入户’，程兵身上一直揣着王二勇的照片，只要他出现，王二勇化成灰，程兵都能认出来。

”一位同事告诉我。

当时，程兵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他打听来的小区居民信息，从姓名、年龄、电话到外出时间，经济状况、爱好特长一应俱全。

有一次，他的笔记本被水站老板发现，问他记录这些东西做什么，他说是为了更好地向住户推销水站的饮用水。

“程兵也是个人才，他给老板说，记录客户的姓名年龄是为了接电话时方便称呼对方，记外出时间是为了尽量避免送水上门时家中无人，老板还真信了他，后来王二勇被抓之后，我们找老板做证人材料，他说程兵当送水工的这9个月，他的桶装水销量涨了50%。

”另一位同事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干了9个月的送水工之后，程兵最终确定了王二勇的身份，并将他抓获归案。

“程队长花了4年工夫寻找王二勇，当他发现王二勇行踪后，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当地警方抓人，他当了16年警察，不会不知道，通知警方会比他自己去找省力得多？

”我不解。

“这事儿，我们后来问过他，他说，他在杨副局长面前立下过‘军令状’，他要亲手把王二勇抓住。

”同事说。

陆王二勇被抓时，根本不敢相信把自己按倒在地的，是那位曾经多次上门送水、面相和善、还主动跟自己递烟攀谈的送水工“老程”。

他更没想到，这位“老程”，就是11年前主办自己与哥哥王大勇案件而入狱的“程警官”。

他明白自己当年犯下的事情有多大，也知道哥哥死于刑讯逼供，之后又听说那些参与讯问哥哥的警察全部入了狱。

王二勇说，自己很清楚，警方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因此这11年来，他想尽一切办法四处躲藏。

他改了名字，找人花大价钱办了假身份证，又用假身份娶了妻子，生了儿子，用妻子的名字买了房子。

王二勇不敢再去偷东西，生怕被警察抓住查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不敢喝酒，怕喝醉后说漏嘴，出门不敢坐火车，怕买票时露出马脚，甚至不敢与人争执，担心事情闹大了引来警察。

他四处打工，频繁更换工作，快递员、夜班出租司机、门卫、小超市理货员、网管，可能程兵干过的工作他都干过。

但从不敢长做，更不敢在工作中冒头，只要稍有风声，就会果断逃窜。

王二勇与程兵距离最近的时候，是他在重庆那家空调品牌售后服务部做安装工时。

王二勇以前做过空调安装，技术过硬，在公司又任劳任怨地干了一年，公司准备和他签一份5年期的劳动合同，让他第二天把身份证带来。

他思考再三，还是担心自己身份暴露，最终找了个借口放弃了这份工作。

而他离职的那天，正是程兵得到线索前往入职的那天。

被捕后，王二勇曾认为案子已过了11年，且自己当年没有被警察当场抓住，因此试图装聋作哑蒙混过关，把责任全部推到哥哥身上。

警方没有再给他“上手段”，而是将各种证据一一摆在他的面前，当看到自己留在受害女孩体内的精斑DNA比对结果时，王二勇彻底崩溃，随即交代了当年的全部作案过程。

2002年8月22日深夜，兄弟二人来到提前选好的作案地点，这家没安防盗网，而且男女主人每天傍晚都会离开家，凌晨才会回来。

晚上11点左右，看楼上其他住户家的灯基本都熄灭了，兄弟二人开始从一楼沿着防盗窗和空调外机攀爬，很快就到了4楼窗口。

那天，受害女孩正好关了空调、打开了窗户通风，不想正好给王大勇兄弟二人入室提供了便利，二人轻易地扒开纱窗，跳入室内。

受害女孩是辖区某中学的寄宿学生，平时在学校居住，当天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回家休息。

王大勇兄弟没有料到此时家中会有人，为了赶紧找到财物，翻箱倒柜，手里动作很大。

他们弄出的声音惊醒了女孩，她睡眼惺忪地以为父母回家找东西，毫无戒备地打开了灯，大家都被吓了一跳。

女孩很快开始尖叫，王大勇一个箭步上前扑到了女孩，用手捂住她的嘴试图盖住声音。

王二勇也急忙上前帮忙，兄弟俩人把这个17岁尚在病中的女孩很快捂晕了过去。

他们见女孩晕了，急忙收起偷来的财物准备离开，但出门时，又瞥了一眼倒在地上衣冠不整的女孩，兄弟俩人产生了邪念。

然而，就在他们实施性侵的时候，女孩突然醒了，又开始大声呼救，兄弟俩人随手抄起地上的物品往女孩头上猛砸，直到女孩不再呼救为止。

至于受害女孩头部那处致命的伤口，11年前王大勇说是弟弟王二勇干的，11年后王二勇说是哥哥王大勇干的。

击打女孩头部的重物是一个铜制摆件，后经技术勘察，上面布满了王大勇和王二勇两人的指纹，究竟是谁下的死手，却已无从查证。

当然，这并不影响对王二勇的最终量刑。

后记后来，听说程队长的妻子已经和他复婚，带着女儿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夫妻二人在北京开了一家青少年兴趣班。

2018年初，我到北京出差，曾想联系程队长，一来想向他表示问候，二来也想听他亲口讲一讲当年只身追踪王二勇的经过。

但电话打通后，他与我寒暄了几句，表达了谢意，并没有告诉我他的具体地址，也拒绝见面，同样不愿再跟我谈起往事。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还年轻，做个好警察，办好案子，也保护好自己！

”程队长说。

挂掉电话后，这句话在我心中不断地重复着。

我也仿佛听到了他登上列车前的那句话：“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

2005年，陈思诚、李晨、张译一起拍了一部剧，就是后来的现象级电视剧《士兵突击》。

在那里，陈思诚是个新兵蛋子，张译是任劳任怨的老班长，李晨是特种部队的技术王牌。

当然，在那部剧里，领衔的应该是王宝强和段奕宏，一个不断升级成长的新兵，一个打破刻板印象的特种部队长官，他们的故事对很多人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我直到今天还时不常把这部剧拿出来看看。

《士兵突击》最大的功臣是编剧兰晓龙和导演康洪雷，但演员的演技真是整整齐齐，今天的小鲜肉绝对不能媲美的。

惺惺相惜，此剧应该对那群演员们的人生也有了深刻影响，起码结下了许多友谊或者说，人脉。

后来他们中不时有人同时出现在一部剧中，比如《北京爱情故事》，比如段奕宏和张国强的《双探》。

这么多年，他们应该是有互相提携牵线的。

十几年过去了，还是这几个人在一起，拍了部主旋律的《三大队》。

陈思诚不做幕前了，从唐人街到误杀到消失的她，没想到他竟然可以一部一部爆，不知道是他真的像成才有点小聪明还是其他导演太不能打。

张译这些年不断演男主，这部一样演了男主角，三大队的队长；李晨演他的同僚，比做事更会的是做人，在三大队出事之后平步青云，升到局长的位置。

我突然发现，在《士兵突击》里，李晨和张译是没有对手戏的，他们出现在王宝强成长的不同阶段里，其实是打怪的不同级别。

《三大队》里李晨站在张译面前，我才发现他的身量比张译壮那么多。

《三大队》演员演技的整齐程度足以让我想到《士兵突击》。

除了魏晨和张新成不太行以外（也许是我的偏见），三大队的其他队员——王骁、曹炳琨、张子贤都好，连寥寥几笔的被害人父亲的演员陈创、说了两句话的高叶都好。

电影给三大队角色的人设也很重要，比如给他们安排了出狱之后合适的行当。

卖佛珠的放下了；卖保险的还在红尘中挣扎；训狗的一言不发，但入队时间最晚，没有破过大案，心里还揣着当警察的热情。

这几个人在一起，给电影增添了许多色彩，比安排张译一个人千里追凶要有意思得多。

我最喜欢《三大队》的场景有两处：一处是最开始案件刚发生，张译演的程兵队长对领导夸下海口说五天破案，带着队员在排档里喝酒，每人几句话，把人物关系、性格特色都介绍出来了，程兵意气风发，说完最后一句，“三大队”三个字电影标题刷地出现在荧幕上，节奏分寸正正好，那时候所有的观众都以为这是个类似福尔摩斯的探案片，殊不知后面的剧情是他们的一生；第二处则是结尾，张译站在警察局门口，带着释然和茫然走出门外，门口是他当年的队友一个个向他走来，身前是城市的车水马龙，太平街景。

这里的几十秒没有音乐，没有过分煽情，是一种人生大事终于结束之后的留白，像是婚礼喜宴结束后回到家的那个下午，或者高考完了的午后，头脑是一片空白的，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这部片好。

演技、故事都不提了，但最让人动容的是程兵在坟前说“应了师傅，一定要做到”的精神。

当年案发，不但没有抓捕最大嫌疑人归案，还因为刑讯逼供搭上了三大队所有人的半生。

在他们出狱不能再做警察之后，程兵仍想的是找到嫌疑人，哪怕再搭上他的后半生。

他有机会可以好好生活，从头再来，可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他不要工作，不要物质，他这一生就是要把这件过不去的坎给过去。

佛法讲放下，但我们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想法，因为我们知道，人的一辈子就是有那些过不去的遗憾；午夜梦回，谁没有过“假如当初”的泪湿衣襟？

他的队友们也是因为这样的“过不去”和他一起努力，但最后又因为各种人间世的羁绊逐一退出，这也是观众特别能理解的做法。

进也难，退也难，这才是逻辑推动故事的核心，是故事能打动观众的根本。

我们理解家中有妻子、有儿子、有生计、有疾病的队员，正因为此，我们才会为程兵这样的人鼓掌，正如我们当年为许三多鼓掌一样，因为他们选了一条最难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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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片多如牛毛，且习惯性地在殊途同归后抵达同一个窠臼，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三大队》所能呈递的一些新意，是尤其抢眼的。

犯罪片里，警察和凶徒的对立往往是最重要的戏剧冲突。

而《三大队》是，也不是。

在是的层面，三大队队长程兵和他的手足本是传统且绝对的警察，而且刚立了三等功，但入室奸杀少女的两个凶犯，在逃的王二勇和被捕的王大勇，激起了他们过界的怒意，后者在审讯中意外死亡后，电影迅速剥夺了三大队的警察身份，让他们降格为阶下囚，多年之后出狱，这帮人依然选择继续追凶，就不再是警匪身份上的寻常对抗。

没有警服的警察意味着没有警力、制度与经济上的重要支援，原三大队过省穿州的追查，就有一腔孤勇下的为难。

当事态扭转至此，就更要凸显正邪比对，以及正义本质上的悲壮性。

越难，就越有值得表达的地方。

那第二个新意，就是它抹除了许多犯罪片对凶案的嗜血感。

很多故事对受害者，对舆论关注，对人情唯有一顿盘剥，使得犯罪片所能激起的只有侦查的悬疑感和动作的刺激性，而《三大队》在保留偏于现实刻画的这些内容之余，开门见山地让师父张青良在饭桌上，对两眼放光的徐一舟表示，大案不值得期待，因为它意味着许多残破家庭的惨痛。

从个人到家庭，又从家庭到社会，徒留的显然不是14岁少女被奸杀的噱头，偏偏两名作恶者对作恶如此不以为然，又偏偏命运在漫长时日里无从兑现善恶有报，比之社会安全，人性崩塌更为触目惊心。

十年间不断追问结果的受害者父亲，形销骨立的谦卑是扎心的，抢救室外师娘如鸟般佝偻的剪影，也是可以刺透假象的。

程兵不顾一切的抉择，基于这些挥之不去的印记，也基于生而为人，有些坎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只是对他而言，在掺杂复仇、憋屈的原因之外，也有耀眼的正义在驱动。

这里说的正义，就不再是口号式的，功勋式的，它更能显示出人性超凡的一面。

也就是说，正因为有程兵这样的人，才格外显出恶的可恶与可恨，善的可贵与可悲，毕竟他们但凡被赋予一丝希望，都要千百倍地负隅顽抗甚至孤军奋战。

电影的又一个新意就在这里，既没有鼓吹价值，也没有塑造金身。

三大队重新集结，固然让人热血沸腾，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其他人迫于种种先后退出，诉说的是，人生在世，执念如何左右。

很有意义的戏剧化设置是，先后离队的马振坤、廖健、徐一舟、蔡彬，分别因为家庭、亲情、爱情、健康。

换个角度，程兵不是了无牵挂，只是做出决定的战友们替他走出了人生的某种可能，而他越来越沉陷在对师父、对自己、对三大队、对警察身份与正义的“交代”上，或者说，不得不沉陷进去，不然他的身体、意志会更先一步分崩离析。

《三大队》再狠一层，则是让师娘在很多年后才告诉独自追凶的他，师父当年脑溢血并不是因为被王二勇撞伤，想让他放手，好好地过日子。

这里的妙，一是映衬世俗考量之余，立起更多现实人物，还原更多现实处境，增添更多现实投射，二是让程兵回归个体，他日后的所作所为，更关乎他一个人的抉择，要不要背负名声，完成夙愿，本质上的出发点必然是程兵，也就是说，让集体的故事回到个人。

电影的残酷和温柔，也都在此迅速延展。

温柔是因为给这些千疮百孔的人，至少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比如真凶落网，比如日子往前。

残酷则是，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未来如何，没有确切的光明在发光。

这种真实，哪怕是在犯罪片里，我们恐怕也不多见。

被整部片子过重的男人味熏到了。

三大队兄弟几人出狱后在夜宵摊醉酒唱歌的一幕，是整部片子的气质与风格的浓缩，一种浑然不顾观众的自我陶醉。

好几个镜头让我感觉导演就坐在旁边问我：“够帅吧？

够man吧？

”太多毫无必要的长镜头，节奏拖沓，以至最后“没有口供也能翻案”的力度弱了许多。

且不说监狱里莫名其妙得了病并因此决定帮助程兵的红中，就连女儿慧慧的角色也单薄且断裂。

微信昵称“小雨点”的出现仿佛导演硬摁着观众的头说“你该感动了”，全然不顾父亲出狱回家时女儿连房门都不肯踏出一步的淡漠疏离。

好像一个英雄的父亲必须搭配一个关心他等他回家的女儿，哪怕他根本没有怎么担负过做父亲的责任。

局长拒绝给老张批工伤时说要“按制度办事”，三大队被拘捕时使用的电视新闻画面，都制造了一种“冰冷的体制”与“有血有肉的三大队”间的对立。

然而程兵在队员开始殴打王二勇时锁上了门，就是一个准许私刑的动作。

因此，程兵所寻求的究竟是何种正义，这一点直到影片结尾也并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