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尼凯克

我记得那些夜晚，玻璃杯里冰块被黑牌的温度包裹，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与微醺的酒香，这些陪伴多年的记忆在潜意识里作祟，以至一直误以为电影的名字是“约翰走路”。

误打误撞的小情绪有趣，一次又一次手机铃音响起，若是配上王菲的《打错了》，会不会让空气里凝结的气氛不那么尴尬？

侯孝贤监制里看不到《最好的时光》的影子，反倒是那略显造作的空镜、高架桥下玩着积水的少年、黄韵玲呆坐在角落里的等待，让人不止一次想起蔡明亮。

用零散的剧情、缺失的人物过往、压抑隐忍的慢节奏让情绪慢慢涌现，道出城市里的孤独与疏离感，一不小心就会因为掌控的失衡让人觉得造作，《强尼凯克》看似是日常生活的对话，却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是在云中漫步，很难从人物的对话与情绪里感受到生活真实的点滴，柯宇纶在7-11门口满是文艺腔的回忆、那句“人靠太近了反而不懂去爱”彻底破坏了之前摄影与剪接营造的氛围，这更像是名牌团队精心搭建的摄影棚里，交给对摄影一窍不通的初哥去拍一辑商业大片，天分与触觉可以弥补技术上的缺陷，但无法挽救生活经历带来的沉淀，黄熙提现出台湾这几年文艺片越来越流行的矫揉造作，堆砌得再美好绚丽，内里空洞，缺乏真诚的影片，总也难触动人心，所以你无法找到《爱情万岁》里在公园长凳痛哭的撕裂感。

记错约翰走路也没什么不好，反正强尼到最后也没有出现，电影内外，都是缺失的两小时。

非影评。

昨天看《强尼凯克》，我遇到过电影里面几乎一模一样的事。

也许用惯了网络即时通讯APP的年轻人不清楚，在手机不是单向收费的年代，在昂贵的漫游+长途费用面前，短信沟通是一个非常强大而有必要的通讯手段。

那时由于技术变更或者测试，一些特殊的短信中心号码在某个时间段可以免费使用短信，在当时简直是大福音一样的存在。

现在的短信大概只剩验证码了吧，而在2001年之前，不同的手机营运商是不能互发短信的。

相对来说，用联通便宜，但移动的用户更广信号更好。

彼此不能互发短信，让双方用户左右为难。

当时山叔就是困惑者之一，最终还是忍不住去挑了一个移动的号码。

正好看到有一个尾数是AAAABB，很好记，可以过目不忘，又不算贵(选好费好像才几百)，于是就开通了。

开通没几天，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收到短信和电话，找的都是这个电话的前任主人的，而且大多都是女生。

有些打来的时候很客气，小心翼翼的问，礼貌的挂断。

有些打来是第一句就是破口大骂，说你死去哪里了，怎么消失了那么久诸如此类。

由于我刚买这个号码，只有亲朋好友的知道，基本上不认识的我都不接。

偶尔在家的时候，确定了呼叫转移后才接(这样省钱)。

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被迫性了解，我大概对这个人的过去的痕迹有了多少认识。

大多数女生都叫他Y哥，有的叫小Y，接多了找Y哥的电话，我有时候也会捉弄一下他的朋友。

其中有一个，愤怒之下直接骂出了他的全名。

这个Y哥约莫三十岁的光景，射手座(有某短信祝他生日快乐)，以前是做钢材推销员的(有其他供应商群发短信)，活动范围大概在城郊(有大量固定座机号码从那边打来)，离职应该有近一年了(我问了他的前同事)，他好像有些烂账还没清，他外婆问他什么时候见他。

另外，他的女性朋友真不少。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号码，专门挑夜深人静的时分响起。

响半下就挂，让我自编的诺基亚铃声还没来得发出嘟嘟声就断了。

本来睡眠就浅的我迷糊得以为在做梦，早上才注意到这个未接来电。

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我短信过去也没回复，我说我不是他。

大概这么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回拨，那边接了，寂静一片，对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这么僵持了十几二十秒，我不想浪费电话费，开口说，我真不是Y哥。

她说，我知道，不好意思了。

这种状况后来还维持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这个号码不再响了。

再后来，我把这个号码送给了当时的女朋友。

分手的时候她说，号码还给你。

我说，给你的就是你的。

她说，那我弃号了。

我说，给你的就是你的。

十八年后，我无聊，搜索了一下这个号。

微信上面是她和孩子的近照。

很久没看过电影了，选择这一部是选对了。

三个主角都没有做详细的背景交代，只有比较隐晦的表现，然而每个角色的过去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当下的生活。

这就很像我们的生活，过去并不会刻意去想，却无疑是重要而无法摆脱的存在。

李妈妈家儿子说的飞行的鸟在每个瞬间都处于静止，这一个个瞬间连在一起就变成运动的了，生活中的每一天也都大同小异，但变化就这么藏在其中，即便一切过去了可能依然意识不到改变从何而来

采访丨北岛淳子整理丨北岛淳子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发。

Q：我们了解到《强尼·凯克》这部电影由郭采洁参与出品，可以聊一下是什么契机会让她想要投资这部电影吗？

A：郭采洁其实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到的。

因为之前我完全不认识她，当初我们前制的时候有一个小的导演组，郭采洁是当时的副导引荐来的。

那时候这部电影还在企划案的阶段，我们要去创投，要去募资，就在我们讨论企划案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那边，一看是郭采洁，她说她来看一下电影的制作，当时我也很意外。

那场会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才告诉我郭采洁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可能会想要投资，后来她也有参与更进一步的探讨，并说明自己会投资《强尼·凯克》。

Q：那郭采洁对剧本有参与吗？

A：完全没有。

她只是与工作人员讨论，会用什么方式来投资这部电影。

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正式成为投资方。

Q：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并没有看过您的其他作品，包括短片、纪录片，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都是在电影节，例如之前的上海电影节、台北电影节，还有这次金马影展，所以您算是空降在台湾影坛。

那么请问导演，您是如何构想出《强尼·凯克》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完成它的呢？

A：《强尼·凯克》的剧本之前是另外一个比较类型的片，但由于一些执行的问题，拍摄会涉及到台北的捷运站，在实际操作方面拍摄起来会比较困难，但电影还是想拍，所以我就把那个故事中的人物拉出来，重新写了一个剧本，把那个故事中可以用到的部分引入到《强尼·凯克》，还有感觉的部分也重新抓出来，放到新的故事里。

我的故事设定还是放在台北，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坐在咖啡厅，看看周围发生的，和自己身边的事，像散文杂记一样写成一段故事。

写着写着就有了片中三个人物，三个人物其实也是很复杂的，而瑞玛席丹演的角色就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原型。

其实故事里很多角色都是这样被组装出来的，可能有原型，可能没有，可能完全虚构。

有了人物之后再去想他们会在台北发生什么事。

《强尼·凯克》没有三幕剧式的戏剧冲突，就是很日常的城市人的生活状态。

Q：《强尼·凯克》中三个主要人物确定之后，是怎么找到瑞玛席丹、黄远还有柯宇纶来出演这三个角色的呢？

A：柯宇纶的部分在写的时候其实投射的就是他，首先他符合那个年龄层，其次那个角色的生活感要很够，需要帅又能太帅，然后看起来要跟大家没有太大的距离感，太偶像就真的没办法，所以很快就决定是柯宇纶了。

黄远也是蛮快就决定的，很快就约他喝咖啡聊一聊，看着这个男孩子就决定是他了。

瑞玛是最难确定的。

Q：那黄熙导演是不是有看过黄远之前的作品，《强尼·凯克》中的角色与他之前演的角色其实差别很大。

A：有看过，其实每一个演员我都会去看他们之前演的作品。

但是瑞玛席丹就没有影视作品可以看，只能看她主持节目和她自己在脸书上讲话的样子。

黄远我就有看他的戏，比如王小棣的《酷马》，他演一个鬼魂，还有《不能说的夏天》，都有看。

Q：瑞玛席丹没有之前的作品可以参考，那导演是怎么想到她可以来演徐子淇这个角色？

A：我就看她讲话，后来就约她喝咖啡，我们不聊戏也不聊剧本，就像朋友一样聊天，她可能会聊到一些比较私人的话题，还有个人的经历。

慢慢地再跟她聊这个角色，看她对角色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从聊天过程中觉得她适合徐子淇这个角色。

Q：片中演员的表演都很自然，想知道导演在现场是如何指导演员，或给他们做了哪些功课？

A：每个演员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一些了解，比如黄远就需要了解亚斯伯格症。

台湾有一个小可乐剧团，他们的孩子会有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就会陪他们一起排练，黄远也会和这些孩子相处。

然后瑞玛就是做比较多日常的东西，主要是和那只鸟培养感情。

本来她不喜欢鸟，但是后来她与鸟就相处得非常自然。

Q：那只鸟和瑞玛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那电影拍完之后她有带回去养吗？

A：她其实很想养，但是那是摄影师养的鸟，所以后来就没有带回去养。

Q：我们知道这部电影是侯孝贤导演监制的，当时你也有两个剧本给他挑选，那侯导是为什么会选择《强尼·凯克》这个剧本？

A：这个我不知道，也没有问。

他选完我拿了本子就走，因为我很怕他改变主意或是又想到其他什么，所以也一直没有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剧本。

Q：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非常多关于交通工具的部分，比如捷运，还有结尾的塞车，可以谈一下你为什么你会在电影中设置这些交通工具吗？

A：因为我觉得人每天都是从A点到B点，从B点到C点，每天都是这样移动来移动去，要么就是走路，要么是公车捷运，或者是自己开车，所以我觉得移动就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城市人每天都太忙，只有在移动的片刻，在走路、搭捷运或是在车子上的时候才有可能发呆一下，那一刻人就可以稍微感性一点。

移动在我的构思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最主要的也是绑回《强尼·凯克》最哲学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到凯克那只鸟要不要飞的那个情节。

Q：我们了解到导演曾经在国外待了很久，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现在又回到台北，那么对于导演你来说，在纽约的移动和在台北的移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两个城市又了你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A：我自己本身的移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纽约我很常走路，但是在台北我很少走路，我会骑车或开车。

台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很讨厌它，觉得它很挤很臭，可是一出去之后又会觉得好想回家。

就像一个在一起很久的情人，没有它的时候会想念它，可是在一起的时候又会觉得腻，台北对我来讲就像是这样。

Q：听说导演在拍摄之前没有画分镜，那到现场拍摄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茫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镜头的状况吗？

A：一开始剧组因为这个问题有些摩擦，但到后来就会磨出一个方法。

我和姚哥的沟通也比较顺利，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和摄影师，他又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所以跟他说分镜头是一个蛮可笑的事情，我相信他会捕捉到一个演员最自然的状态。

就像黄远下雨骑车那场戏，其实就是临时加出来的，当时正好下雨，剧组处于停滞状态下，姚哥就说：“快想一下他在干嘛”，后来就有了那场戏。

Q：《强尼·凯克》哪一场戏拍最多次，最难拍呢？

A：瑞玛坐在那边发呆的那场戏，其实只有几秒的镜头，就是她拿着一个水杯坐在那里。

那时候拍摄室内温度有40多度，瑞玛又是一个非常躁的人，她静不下来就会很急，加上又很热，所以那场戏就拍了很久。

Q：结尾塞车那场戏有拍很久吗？

A：我记得是两三个take，但是他们说没有那么少，大概是五六个take。

Q：所以那场戏车坏掉，瑞玛席丹和柯宇纶在车上的对话是即兴的吗？

A：其实有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台词，但是他们有自己加一些东西进去，因为制片组吓他们说这场戏只有一次机会，不然警察就会过来，那我们就没有机会拍了，这一天就完蛋了，所以后来瑞玛就很慌张，呈现出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吓到台词都讲错，把高架桥讲成高速公路。

其实那一个take就已经可以了，但是警察没来，我们就继续拍了。

Q：那场戏是一开始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的还是后来才想到的？

A：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就是想表现出一种台北很繁忙的样子。

后来在勘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刚开始制片组的评估是不可行，但我和姚哥沟通以后还是觉得可以硬拍。

Q：导演实际拍摄的素材有多少？

A：有人告诉我好像是5000多分钟。

Q：那剪辑的时候不会很困难吗？

因为很多都是即兴的东西，在剪辑的时候会不会很为难？

A：有，剪辑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过程。

我和另一个剪辑师一起剪，我剪得很毛躁的时候就给他剪，他也是这样。

最后我们再把剪完的东西给侯导看。

其实我们有剪两个版本，一个是短版一个是长版，短的是90多分钟，现在的是一个长版。

短版比较年轻一点，节奏再快一点，很多的选择性再煽情一点。

长版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Q：《强尼·凯克》中的角色都刻意地省略了他们过去的部分，是导演本来就没有想要拍还是篇幅的关系？

A：本来就没有想要拍，如果放进去就会显得太啰嗦。

Q：这部电影从监制到音乐都是侯孝贤的班底，也有人会觉得和侯孝贤的电影有相似之处，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A：目前为止还没有，其实我也蛮讶异有人这么认为。

我年轻的时候不是特别看得了侯导的电影，当然现在慢慢可以接受了。

《强尼·凯克》在创作中也完全没有参考任何华语电影，当别人问起我这部电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作品的时候，我也完全不知道。

所以当听到别人说像新浪潮，像侯孝贤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粉丝，也完全不是那一挂的。

有人提到《一一》的时候，我就赶快把《一一》拿出来看一看，因为有人觉得像，那我就会看一看到底像在哪里，但是内心还是蛮虚的。

所以，到底哪里像？

（笑）Q：导演是如何与林强沟通这部电影的音乐的呢？

A：最早打算用爵士乐，但是当角色状态出来的时候发现爵士乐放在片子里很怪，不适合，后来我才想到应该是电音。

电音的话强哥应该是不二人选了，所以也是后来才找到强哥，并不是一开始，但是强哥也很帮忙做了音乐的部分。

Q：侯导对《强尼·凯克》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A：我觉得是他对演员的方法，他会让演员去熟悉必须熟悉的地方，会建立起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是参考侯导的方式。

华语片不会让你失望的台湾电影第一次 更是黄熙第一次 将无法名状的孤独 甚至孤独的原因 说清道明不知道侯孝贤发了多少力 林强一如既往的入骨扎心 偶尔手持的心机和空镜头 高架桥和捷运进出的站台 表达本不会说话的景物内心的情绪 喜欢孤独的人 在寻找强尼的故事里 变的并不矫情 每一个孤独的人 每一个享受孤独的人 都有一段隐匿在心里的亲密关系 每一个浸淫在孤独中的灵魂 都是享受对苍茫世界的逃避 可更贱的是 车子会抛锚 疯狂奔跑的汗珠会粘腻 鹦鹉会飞出去 生活 还是会继续没有错 我是很喜欢听讲外国名字的台湾口音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父子冲突那场戏戏里，豪豪怼他爸说“你每天跟角叔腻在一起恶不恶心”刚才还在帮他的妈妈马上大声喝止了他。

如果角叔只是父亲的老朋友，儿子应该不会用“恶心”这样的字眼。

只是一句争吵话可能有过度解读的嫌疑。

记得还有一个镜头是角叔和爸爸一起岁月静好地把药装到小盒子里，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两人脸上，张国柱线条僵硬的老脸终于松弛下来，那种默契和舒适的气氛从来没在家庭戏中出现过。

然后下一场马上接的戏是徐小姐跟她男友的冲突，吸尘器发出巨大的让人极度烦躁的噪音，用“无法听到对方在说什么”表现有裂痕的恋人之间沟通的不能。

两场戏声音之间的对比似乎也是在暗示角叔和爸爸的恋人关系。

再对照前边豪豪跟柯宇纶的窗边聊天，说妈妈常会因为很小的事情跟他爸大吵特吵，吵完他爸就去角叔家住几天…于是这样解释就很通顺了：知道自己丈夫是同志的母亲只能把几十年来心中无法言说的巨大怨念拆解为无数个小矛盾，发泄在日常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深柜的父亲长久以来在家庭责任和自己的同性爱人之间反复挣扎，知道儿子知道了自己性取向后，产生父权坍塌的无力感（生日这天故意让豪豪收碗就是这种无力感的挣扎；规定自己的书房孙子翔翔不能进去，可能就是因为儿子小时候曾经进去过，发现了父亲是基佬的秘密）；作为儿子的豪豪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内心非常清楚所有的原因，所以才会非常心疼母亲憎恶父亲，即使离婚也没搬走选择留在家里照顾母亲。

导演的这种刻意留白，对主人公前史只言片语带过，在表意和理解上大大拓宽了影像文本的丰富性，也为像我这样的“过度解读”留了很大脑补的空间。

比如柯宇纶跟豪豪一家的关系、徐小姐女儿是跟生的、呆萌的失忆症少年他哥哥发生了什么……慢慢回味的话都能在有限的文本中延伸出很丰富的细节，非常有意思。

图为映前发布会最中间为女主：瑞玛席丹，左（一）为导演黄熙（男的）。。。

#2017SIFF亚新奖单元#典型的没有情节，只有情绪的台湾电影。

一切是淡淡的，似漫不经心的，白描般地描述日常生活的瑣碎，寻常百态，偶有惊雷闪过，心下一颤。

最后，汽车在高架抛锚追尾打电话求救，一个远景，戛然而止，毫无设防。

生活就是这样，只能匆匆往前走，不可后退，面对所有，好的，坏的，做到波澜不惊。

具有传奇色彩经历的新人女演员瑞玛席丹（手臂上的车祸遗留的疤痕印记明显）处女表演特别松弛、舒服，毫不怯场也不用力过度，状态非常好，有那种贴近生活的质感，看好她。

后几天在酒店偶遇她，真人比银幕上脸小上一圈，漂亮精致得体，非常大方亲和地和我自拍合影。

台北电影节对《强尼凯克》的评语是：“堪称是当代版的《千禧曼波》”。

这大概源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强尼凯克》采用了侯孝贤的班底，比如摄影姚宏易、剪辑指导廖庆松，音乐林强，影片在视听语言上经意或不经意之间会带着侯孝贤电影的滋味；另一方面，影片试图切入到当代台湾人的生活，这也是《千禧曼波》所要处理的议题。

侯孝贤的电影多是段落化的，他经常使用大段的长镜头，去捕捉景框内人与人自然而真实的反应或者景框外的世界，依靠“云块剪接法”将它们贯通起来，情节属于其次。

所以，观看侯孝贤电影，往往是必须先感受，至于潜在的主题，要等待观众慢慢挖掘。

黄熙导演自然没有那么极致，它将影像与剧作做了平衡，人物的情绪和主题在观影过程中逐渐显露。

《强尼凯克》设置了三个主要人物，为生活奔波屡遭挫折的张以风，陷入情感困境的独居者徐子淇，记不住时间的大男孩李立，他们所遭受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生活、情感与记忆。

这个故事始于三个人在捷运上的相遇，继而深入到他们各自的生活。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陌生人因为距离感与不熟悉，可以相安无事地交往，亲人们与恋人们总是面临相处的困境，争吵频发。

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李立在母亲的便签纸的提示下才能如期回家，李妈妈为了维持生计做起了出租房租的生意。

就人物关系而言，徐子淇的那条线与《千禧曼波》较为接近，它们讲述的都是，一个女人在与男友的感情进入瓶颈期之后，与另一个男人开启了一段介于爱情和友情之间的情感。

张以风带着徐子淇到亲戚家为叔（或伯）过生日，摄影机左右来回缓慢移动，捕捉人物在言语冲撞中的真实反应，像极了侯孝贤常常拍摄的吃饭戏的做法。

这种“采撷”式的方法能够抓取到生活的“真实感”。

非常有意思的是，导演也将镜头对准了徐子淇养的鹦鹉身上。

其中一只鹦鹉蹒跚着脚步，靠近和攻击另一只。

这个场景真是生动极了。

如果说演员可以指导，鹦鹉则是很难训练的。

这样的“不期而遇”的情景可谓妙笔。

不仅如此，鹦鹉之间因亲密而产生的碰撞亦是对人类的一种映射。

影片在拍摄之前没有画分镜头，导演与摄影师姚宏易也就此达成了共识。

即兴的拍摄手法有赖于主创的艺术直觉和创造性。

某次下雨，剧组处于停滞状态，反而促成了李立下雨骑车那场戏。

李立在一条长满青草的小道上逗留很久，骑行至一处洼地，反复在此穿行，摄影机凝视着水纹晕开、散去，再次晕开，林强辽阔而旷远的电子音乐漾开，散发出一种潮湿的诗意。

这音乐将出神的李妈妈、孤身的张爸爸串联起来，都意在指出“人人是孤岛”的境况。

让人感佩的是，李立跟妈妈后来说的那句“哥哥不在了，那条路还在啊”，让那场添加进来的戏产生了意义。

李立记不住时间，总也忘不掉失去的哥哥，如果观众可以将此与母亲的出神连缀起来，那次的诗意便漫延出了悲伤。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侯孝贤的杰作《南国再见，南国》。

小高、扁头和小麻花一直期盼着可以去大陆开餐馆，在经过被骗、被打之后，重新走上漫游之旅，却又被陷入了“南国”的某一处荒郊野外。

他们被困在曾经的故乡与梦想的都市之间，动弹不得。

或是效仿，张以风和徐子淇短暂相处，非常愉悦，两人驱车谈天，突然在高架桥上抛锚，身后众多车子按起喇叭催促。

徐子淇暴躁起来，两人的美好关系出现了裂缝。

“被困”也是《强尼凯克》的主题。

鹦鹉被困在笼子里，就像人被困在焦灼的关系中和城市中，无法脱离。

在这部影片中，人都是孤独的，近距离地相处则会导致争吵和疏离，而美好的相遇终于也为当下所困。

导演用“迷失的强尼”和“飞走的凯克”拼合成片名，以不可见的人与物强化我们看到的人与人之间渐趋冷漠和疏离的现状，编织出一则冷静客观的城市寓言。

台湾独立电影，有侯孝贤监制，在台北，上海，金马电影节，First影展上都有提名或者获奖。

讲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孤独，莫名很喜欢。

徐子淇是一个兼职瑜伽老师，租了一间房，有一个多年的性伴侣，养了几只彩色的鹦鹉，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在香港，出行交通工具是捷运。

张以风是一个包工头，很早离开家，有一个很熟的高中历史老师，有一辆经常在路上熄火的小车，没有固定住所，出行交通工具主要是这辆车，在车坏掉时会搭捷运。

李立是一个患有亚斯伯格症的大男孩，有一个死掉的哥哥，单身母亲，一些奇怪的小嗜好，出行交通工具是捷运和自行车。

三个人物有不多的交集。

也有他们周边人物的故事。

电影拍了很多人移动时的景象，导演喜欢在高架上下，捷运里，车里，那些人会显得渺小，城市会显得拥挤的地方拍。

徐子淇与张以风坐在车里行进在隧道里的近景镜头突然就触动到我。

孤独，是现代人消解不掉的情绪，是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绪。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隔得太近，又会渴望孤独的感觉。

现代人的关系，复杂而模糊。

在First看的第一部长片，侯孝贤监制。

我不是因为侯孝贤的名字走进电影院（个人更喜欢李安和杨德昌），而是因为被影片简介所吸引。

故事围饶都市里三个年轻人展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寄托，在偌大的城市里游走，失落，再次前行。

有的人批评故事太散，但我觉得导演其实侧重想讲的是人，人的处境，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而它好就好在并没有刻意地去强调里面的人物有多苦，多不容易，而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

尤其是柯宇纶饰演的张以风这个人物，一个只能在车里刷牙洗脸的年轻人，背后有着悲苦的故事，但却善良而乐观，从小父母离婚，将中学的历史老师视作家人，常常给他们搬回一个新马桶什么的；下雨天，怕屋顶漏雨，一个人爬上房顶修补；这些很小的细节使人物立刻鲜活了起来，柯宇纶也演得非常好，他的好体现在不用力，和影片的风格一致，很淡然，很润物细无声，但你会在某个瞬间被他打动。

我其实很希望导演能在他这一条线上有多一点发展，但导演很克制，点到即止。

当然，瑞玛席丹的表演也不错，在两文三语中随意切换都没有什么突兀感，是未来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演员。

也喜欢影片中关于“鸟在那一瞬间是动还是不动”的思考，我们到底是动还是不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