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

盼了一天盼到了寄生虫的熟肉，同时也发现基本上好评如潮。

我对于寄生虫的评分是7/10.事实上我一度想打4/10，但是冷静下来平心而论，这还是一部完成度很高而且表达效果很好的大众电影，但是金棕榈确实觉得名不副实。

这部片子有极多的优点这我完全不否认，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复述的必要了，主要还是讲一下缺点。

在三个方面我认为有极大缺憾：1、剧情发展不合逻辑。

2、表达手法象征意义过于直白、低级。

3、主题立意挖掘不深。

首先看第一个，一般来讲一部故事性很强的片对于剧情发展符合基本逻辑是有一个最低要求的。

当然我完全认同为了主题表达和戏剧性的效果，是需要作出一定事实逻辑上的牺牲的。

可是寄生虫的牺牲背后并没有达到同等的主题表达效果，这就很不ok了。

举例来讲，基本上占据了前1/3部片的将四位家庭成员安排进富人家的过程就非常戏剧化，并且非常顺利。

当第一天男主去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提出他妹妹的时候我是觉得妙的，觉得很聪明，因为毕竟收到了一份比前一任家教还多的薪水，想让这份薪水翻倍是很正常的。

但是后来竟然一点一点的都安排进去了，这太顺畅了。

第二，如果说顺利进入豪宅是剧情发展所需要的话，那么这些人还都能胜任豪宅的工作就显得更假了。

富人的保姆和司机并不是如此好当的，尤其是保姆，老保姆也是在前任建筑家房主手下干了多年才能适应这一工作的。

而且整个谈吐和仪态，贫民窟环境下生活的老夫妻俩是不可能不露馅的。

当然，导演也并非没有考虑到这点，加了宋康昊在家中排练和男主人抱怨宋康昊在越界边缘的戏份。

但是仍然是不够的，整体的逻辑合理性非常脆弱。

第三，野营晚上那一场戏，喝过酒的都知道四个人在客厅喝过酒还甚至还打碎打翻了酒杯能有多大的味道吧，男女主人竟然丝毫没有察觉，竟然还在沙发上面打了一炮，遍地的玻璃渣子最后只是被金基婷一扫简单处理了一下，也毫无察觉，这基本上就属于无法忍受的不符逻辑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承认有一些是必要的，但是在整体的推进上，导演做了太多为了推进而推进了。

尤其是最后的花园大决战，坦白讲，有必要吗，这个结局不觉得稍显突兀吗，这就是导演摊子铺开了没有办法解决结局强行制造出来的冲突高潮的解决方式呀。

而花园大决战的结局也是如此，留下需要的人，可以一个留在地下室里写信的，一个在外面收信的。

而且宋康昊也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能过来看到，就每天把摩斯电码敲一遍，那灯闪一晚上我们的德国住户也不找个人修一修。

算了不列举了，这一说又停不下来。

第二大问题，象征意义过于直给了，毫无滋味。

这个几乎是全片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致命的问题了。

我直接用实例讲好了。

1、敏赫送的那块石头表明了几个时间节点，送的时候就说了是带来财气运气的，然后一家四口陆陆续续就业，蒸蒸日上。

到了都就业的那天晚上喝啤酒庆祝，外面那个随地小便的人出现，最先开始金基宇是准备拿着石头出去招呼的，结果被父亲拦下来后来改用水了，说明财气运气开始动摇，接着就是野营雨夜的大戏，糟糕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完了回来家被淹了，那块石头泡水里，进一步走下坡，到了最后，金基宇想用那块石头砸死老保姆夫妇，结果自己脑袋爆了，好嘛，整一石头记。

2、那开灯的蟑螂四处逃窜，不多说了，没见过这种跟小学生刚学比喻句似的，自己楞说出来然后再演的，你就是在开头放一个家人回家一开灯蟑螂逃窜的镜头也好呀，也不至于这么直白。

3、男女主人沙发做爱之前闻到味道，我当时听到闻到味道还挺高兴，心说你们终于注意到酒味啦。

结果是闻到“寄生虫”味了，煮抹布啥的，顿时就无语了，为了扣个题导演也真是费尽心机。

我觉得啊倒不如套用我不是药神里面徐峥说的，哪有什么味，就是穷味儿！

4、还是野营雨夜那天晚上，导演要给一个多层嵌套的假设性的阶级跃迁，先让新保姆喝酒的时候说了，我要是有钱了也善良，转眼，在她此刻处于这个房子的暂时主人的地位上，面对老保姆地下室秘密的时候，对于老保姆提的两天一次到最后两周一次给她丈夫送食物的请求，冷酷无情，丝毫不理，此乃第一重意思，表达人富了，手上有权了，就变坏。

紧接着马上三个人从楼梯上滚落，小辫子被老保姆抓住，权力结构立马发生转变，老保姆夫妇开始耀武扬威，四个人被迫跪着举起手来。

此乃第二重表现，加强了前面的意思。

而且，光这样就算了，还要在老保姆求新保姆的时候强调，老保姆的丈夫以前也开了蛋糕店，然后马上镜头切给宋康昊，以显示角色的替换，简直直白的不能太直白了。

更何况，只要我们细琢磨一下，老保姆拿到录像的下一步是毫无道理的，她这样耀武扬威是图个什么呢？

就爽这一晚上么，如果真要把视频发给女主人就是鱼死网破，谁都干不下去。

更符合逻辑的选项是，六个人同流合污，互相帮助，四个人依然维持着面子上的工作，同时甚至可以在地下室养老保姆夫妇两个人。

5、金正恩这段更是贻笑大方了，奉俊昊也是在国际上有一定名望的导演了，一定要这么直白的嘲弄北边吗，宋康昊开车的时候也要说38线以南的每一条小巷都清楚，真的没必要，这种受访简直宛如一些地区拍电视剧非要把地图上扣掉几块一样低级。

写了这么多我真的不想往下写了，事实上也没必要往下写，过两天豆瓣微博各大公众号自然要整理出诸如寄生虫中你可能忽略的50个细节，寄生虫中的99个小伏笔你真的看懂了吗之类的文章了。

那里面整理的更全，但恰恰这种象征性的表达越多，越说明导演的技法之低级。

只要稍微回顾这些技法，就会觉得设计感太强，整个作品太过工整，而且平心而论，这些象征的表达手法又有什么新意呢，也无非是跟呕吐就怀孕，噩耗就摔碗打雷下雨一样的俗套桥段罢了。

这样的浅层次设计连二刷都丝毫没有必要，你根本都看不出任何新东西来，说白了就是经不起反复琢磨。

倘若不信的话，我再提供一个小伏笔，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影片的27分22秒的时候，在女主人和金基婷对话的时候后面走道里的等突然灭了，如果看回26分01秒我们会发现，下楼的时候老保姆是手动开的开关，这个时候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灯灭了，无非是埋伏笔通往地下室的路黑了，路后面是有秘密的。

包括男主人在车后座说老保姆什么都好就是特能吃，一个人能吃两个人的饭量。

就这些东西每一句话一个动作设计一个情节安排你都看透了是什么意思了，还有啥好值得二刷的。

说这么多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两点，其一是整个戏的设计感过重，奉俊昊的小聪明和算计太多了，导致极不自然。

其二是这些算计过于肤浅，毫无讨论和反复咂摸的乐趣。

当然也并不是毫无亮点，全篇我认为唯一的一个表达上的亮点就是，金基宇在醒来以后不停的笑，这个倒是的确有点意思。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去年的《燃烧》，当时单看燃烧的时候我觉着挺好，但没有特别好，但今天一对比就看得出来李沧东真的好太多了。

举简单的例子，刘亚仁在燃烧里面一前一后的两场打手枪的戏的指涉和人物情感的表达相较于寄生虫要隐忍的多，其中的内涵也多得多，是经得起反复讨论的。

再比如同样是对于阶级的表达，李沧东的场景就非常生活化，就是开车送回家，去富二代家聚会吃意大利面等等，包括到了后面女孩失踪以后的留白，虽然刘亚仁去富二代家有种种线索指向似乎是富二代杀了女主，但究竟是事实如此还是刘亚仁本身的作家属性和先入为主的思想产生的偏见，后来宋亚仁雪地捅富二代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作为作家的想象。

我们会发现这是值得反复去品味的，到最后其实不重要了，究竟富二代杀没杀女主，刘亚仁杀没杀富二代不重要，因为要表达的是女孩被富二代所代表的的这个阶级扼杀了，而刘亚仁作为底层的代表，是对江南区阶级有着满腔怒火的。

这才是高级的表达，是能够抽象出意思，但值得去琢磨的表达方式。

而情感上更是如此，对于寄生虫而言，所谓的设计感过重和算计更多，只能让观众理解片中角色但很难共振出自己的情感，毕竟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影片中那么戏剧化。

但是燃烧就不一样，整个片子开始就容易将我们带入到那个情绪之下，并且非常引人和压抑的一点一点加重阶级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到了最后雪地捅人那场戏，同样是捅人，也并不是像寄生虫一般最后溃堤般的廉价的情感爆发，而是一丝一丝用力的，一层一层更深的捅向他所仇恨的东西。

这整个下来是一个完整的情感投入，而寄生虫我很难在自己身上产生很大的共振。

就说一个鸡毛蒜皮的表达吧，在对38线以北的讨论，燃烧都做的比寄生虫好太多，相比于寄生虫那样老保姆骑在背上高呼三胖，刘亚仁只是去38线附近逛了一圈。

甚至，在高呼三胖时，奉俊昊哪怕把老保姆夫妇塑造成 一个脱北者呢，贫穷的原因是因为脱北而不是高利贷呢，我都觉得更可以接受一些，结果丈夫转过来就夸老保姆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方言喜剧表演者，太令人失望了。

很多东西点到即止就够了。

当然这可能成为这部电影的一个优点，就是门槛很低，极容易为大众接受，所以如果当成一部商业片，大众电影来说，我是觉得不错的。

但是对于金棕榈，对于电影艺术性的那一面来讲，我觉得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实在太弱，无异于直接旁白念出本片的中心思想了。

相比于此，一种更隐忍，更含蓄，更内敛，更值得多想一想，更与观众在更深的情感上交流与共鸣和一种更情绪主导的表达是我更乐意看到的。

第三个缺憾，主题立意走的不远，基本上还是很俗套的阶级矛盾，一点儿新花样都没玩出来，不仅没有玩出新花样，老主题的表现都太表面了。

可能更多的还是放在情节设置和所谓两个反转吧，其实我觉得反转也就…就那样吧，也不算什么反转，就是设计的情节推进。

抛开故事的话，影片能留下来的差不多一两句话就搞定了，穷人都是寄生虫，在富人面前如同蟑螂一般，见不得光，私下逃窜，命运容易被人掌控。

着实不太能让人满意。

最后说段笑话吧，这大概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最真实的感受了。

天津一对相声演员，台上讲了个段子是这样，火车上一男一女对脸。

男的在底下用脚挑逗女的……医院，王大夫说，今天真开眼了，脚豆上面长梅毒。

话音未落另一个大夫说，哪有嘛，我今天看病人，《 》里边串脚气。

这时候，捧哏的说了一句。

嗷，原来是交叉传染。

底下当时就骂街了，显你有嘴是吧？

拿我们当没听过相声的老忐了是吗？

用的着你给翻吗

看死君：中国影迷想看新晋金棕榈电影究竟有多难？

回望七月底，FIRST青年电影展因为“技术原因”取消放映原定为闭幕影片的《寄生虫》；而到了八月初，国内各大字幕组收到版权方的维权通知，严禁传播盗版资源以及提供《寄生虫》的翻译字幕。

于是，当8月6日海外流媒体终于正式释出《寄生虫》全片的同时，中国影迷们则集体经历了非常魔幻的一天。

而针对早已被讨论多年的盗版这个话题，还是那句老调重弹，“我们也愿意为正版付费，只是没有途径，无从下手。

”想必影迷们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寄生虫》在国内上映，我相信到时一定会有很多人去电影院二刷三刷！

作者| 黄摸鱼在经历《雪国列车》和《玉子》的“平淡无奇”后，奉俊昊终于迎来2019年，这个对他而言注定不平凡的年份。

凭借着《寄生虫》，时年49岁的奉俊昊夺得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同时这也是韩国电影的第一座金棕榈大奖。

而高达3.7的场刊评分与评委主席冈萨雷斯所说的“全员通过的金棕榈”，更赋予《寄生虫》耀眼的光环。

显然，奉俊昊在这部新作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创造出“建筑学”式的影像的同时，也在书写着“社会学论文”。

我特别喜欢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他总是触碰到底线，但是从不突破。

”奉俊昊也对观众做了同样的事，除了叙事上的多重反转，在通俗剧的类型基调上也尝试了多次转变。

以家庭琐事作为开场，奠定通俗剧基调，而从“潜入”富人家庭开始到完全“寄生”上流的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大量冷幽默处理与舞台式的调度，散发着黑色喜剧的魅力。

当关键事件爆发之后，影片整体风格产生较大变化，整体场景变暗，配乐剪辑节奏变快，更是伴随着不断加入的“突发事件”，由此影片又被赋予了强烈的悬疑、惊悚片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奉俊昊对这些类型的转换并非通过文本注脚，而是精妙把握影像本身。

壹 · “建筑学”影像的构建以影像为本位，显然是奉俊昊创作这部影片时的首要宗旨，开场的第一个升降镜头就用一个向上微仰的窗口精妙地表现出同“地面”的距离感。

而在豪宅内部，奉俊昊则巧妙利用两个大楼梯、厨房与客厅之间的距离，以及落地窗外的草地将室内空间有序地分割开来。

穷人与富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分别安插在不同的工整空间之中，单一来看人物与空间是和谐的，可一旦不同的区块之间发生接触就会在视觉上产生极强的突兀感。

奉俊昊正是利用不同空间的角度、大小差异，制造出带有关系寓意的不同人物的“上下分层”镜头，无论哪一方正得势头，他们之间似乎都很难处于同一平面之上。

而由客厅上行的楼梯则更为重要，其本身就具有“上升通道”意味。

在此基础之上，奉俊昊多次安排穷人家庭的成员依靠在楼梯附近，借由楼梯的遮挡将其隐藏在对位角色视线之外，颇有“寄生”意味。

仅由简单的角色变量控制，便营造出多组人物之间一种复杂的互相欺骗关系。

而这一场景在构图上也与客厅相连，里外的两堵墙将画面分割为形状类似、由高到低的三块工整空间，再由一根柱子充当画面中轴线使得画面左右对称。

而左右的“满”与“空”又形成鲜明的对比，配合客厅前景的物件，在将画面挤压到极致调动气氛的同时，彰显出空间上工整、错落有致的美感、俨然一副现代式的拼接画。

同时，室内空间的分割，也赋予了不可视部分极大的想象空间，楼梯尽头、入口等漆黑一团的部分作为不稳定性因素和谐地存在于整体的工整空间之中，宛如寄生虫。

而到后半段这些不可视空间被揭晓之时，其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反差感，可以说是直接为后半段类型上的转变服务。

而两次Drama Time的影像也都相当出色，第一次是全片的重要转折点：古典乐大调旋律之下，特写、全景有序组接，营造强烈视觉反差，推镜与推镜、推镜与摇镜之间高效衔接，强化运镜动态感、紧张感的同时，极力强调主体人物动作，上与下交叉错乱，几组人物平行运动却仿佛同台舞动。

旋律落下之时，最为静寂的时刻却选用了最富有攻击性的动作来画上句号，在干净利落的一声闷响之后，舞曲在无声的毛骨悚然中悄然落幕。

而第二次的雨夜更是精彩，被淹的是人，奉俊昊却只让我们看到虫子四散而逃。

他没有用特写展现人物的面部神情，而是选用大远景作为开端，在只有雨声的夜晚，目睹着渺小的三人仓皇而逃，随着升降镜头，人物在雨声中不断下行。

顺着脚下遄疾的水流，他们回到家中，高潮才刚刚开始，由此展开的则是虫子之间的斗争：“你下行我亦下行，我吐下去的，从你那高高在上的位置喷出来，我砸下的，你承受着。

”

奉俊昊继续在狭小的室内空间里利用角度、位置差异与相同之处，将两个平行空间的两组人物流畅地剪接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并且形成强烈的对位感。

他们之间对抗着，却也同样受难，没有人意识到彼此的受难，不过是都顾着“自我拯救”，这种忽视正注定了结局，用那块“疯狂的石头”的特写做结再贴切不过了，苦难之后若没有反思，那么就只剩下报复。

贰 · “社会学”论文的书写在享受级的影像下，奉俊昊继续坚持自己的专长，书写社会学论文，不同于《燃烧》的无言愤怒，《寄生虫》显然是真正“冷峻的阶级石块”。

李沧东《燃烧》纵观《寄生虫》中的三组人物，一组是宋康昊为首的穷人家庭，另一组是李善均为首的富人家庭，剩下的则是作为富人附庸的老管家。

这三组人物之间形成的小社会生态，像是一个社会实验，奉俊昊继续控制着变量，通过三组人物对于“聪明”、“情绪”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从而来展现阶级之间的差异与问题。

首先是“聪明”，这几乎是全片一直重点强调的一个名词。

整个“寄生”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博弈与欺诈，这也意味着双方会有一个决策上的高低差异，显然电影表面上展现的也正是这样。

康叔一家人一环扣一环，用尽小聪明，最终使得全家人都成功寄生上流；的确，穷人这一家子很聪明，甚至连康叔的妻子都不禁感慨富人愚蠢到“善良”。

但回溯这整个过程，富人失去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们依然过着高品质的生活，占据着上流的社会地位，控制着下流。

就连聪明绝顶的康叔一家，最后的成功不也依然只是屈居富人之下吗？

富人的确单纯、甚至有点迟钝，但再聪明的穷人最后依然只是达到他们之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富人显然比他们更为聪明。

富人的聪明层次要高得多，他们的聪明在于他们构建并控制了社会结构、规则，穷人再聪明的伎俩，也终究得在富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运作。

富人的迟钝、单纯是他们的聪明赋予他们的特权，富人所制定的这个规则，注定了他们不需要太多“智慧”去应付生活中的事情，因为制度早已一劳永逸。

他们更不用担心所谓“穷苦人民把身翻”，你没法“翻身”。

因为在这个森严的制度下，你接受不到所谓“翻身”的教育，你甚至都想不到要去“翻身”。

而作为富人附庸的管家一家也是聪明的，只不过他们是聪明在如何效忠富人，不同于康叔一家带有强烈欺诈意味的牟利，管家一家则是真正感恩来自于富人的恩惠，想要留下永远为其服务。

他们是把富人神化的一群人，通过不断的效忠满足自己的温饱，甚至最终达到中产阶级的位置。

他们极力运用自己的聪明，满足富人的高要求、严标准，用聪明换取“面包”。

而当作为附庸的管家遭遇作为“寄生虫”的康叔一家时，其用中产式的言语与态度奚落康叔一家，被打回下流原型之后，附庸则选择身先士卒，作为富人的先锋军拼命对抗“下流”。

可以说，这是一个操着“上流语句”却吃着“下流饭”的特殊人群，他们的聪明不过是富人聪明的辅助或延续，这群人永远都被束缚着，直至暴毙在他们“聪明”的中产梦里。

而国内数不清的《XX企业成功学》系列书籍的频频出版，如今想来，似乎也与《寄生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情绪”则是一个隐藏于全片的概念，它可以概括为人在遇到外部事件时的反应，穷人与富人在面对外部事件时情绪化的程度有着很大差异。

首先是富人，纵观全片，富人都呈现出一种去情绪化、冷淡化的面貌，无论是其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还是对穷人礼貌而丝毫不亲近的态度，甚至在面对突发事件与极端情况时，他们依然很大程度上保持体面与理智。

我们几乎看不到富人在电影中流露出过多的情绪，面对任何问题，淡然、体面、不慌不忙、不漏声色是他们的习惯，这是属于他们的阶级“气味”。

而穷人们，则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彰显情绪，家人坐在一起便是开始感慨、抱怨，小儿子迅速地爱上辅导的富人家女孩，以及他们全家人对“气味”一词的敏感。

我们在这一家子身上看到张扬的喜怒哀乐，似乎除了寄生上流的欺诈，他们再也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面对外部事件，他们下意识地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态度与反应，这亦他们的独特“气味”。

事实上，穷人与富人对于情绪的鲜明差异从那幅画开始便已有铺垫，小儿子说出自己的直观感受“是猩猩吧”，贵妇人却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自画像。

对于一个混乱的事物，富人选择用“艺术心理学”解答，穷人则选择直抒胸臆，这已然是长期不同生活下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情绪的差异化表现为两个阶级不同“气味”的同时，情绪化也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穷人的意识。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事实上，下流会觉得“每个阶级就有每个阶级应该呆的位置”阶级固化的状态是完全合理的，他们反而觉得是和自己同样的下流积压了自己的生活空间。

从管家一家和康叔一家的对抗我们就能显而易见，这是他们一切行动的前提。

这注定了，其他们根本不会尝试去反抗制度本身。

但最后宋康昊为什么杀掉了李善均？

显然是由于老板做了两件事：1.给钱让康叔扮演印第安人。

2.把凶手身子翻过来，拿走钥匙。

3.捏着鼻子。

第一件事中，康叔已经开始有不满，印第安人与美国童子军的对位，无疑对康叔而言是一种“猎物”性的羞辱，而李善均却只想着用钱解决。

第二件事中，康叔被激怒，在发生危险时他看到的是富人只顾着自保，从道德层面康叔已经开始谴责他。

而第三件事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捏着鼻子。

这回到了片子一直说的“气味”，康叔一家虽然一直在试着消除气味，但他们自身对于这个气味并没有太多态度，只是为了不添麻烦罢了。

而在这个时刻，康叔对“气味”问题的忍耐到达极点，即使“气味”在康叔眼中只是小事而已，但即使在极端的时刻，富人们还是会特别在意你身上的所谓“气味”。

在生死关头面前，穷富依然有别，自此康叔的情绪完全爆发，他从道德层面上以及自身尊严的角度被完全激怒，受情绪摆布，他做出看似是要“反抗体制”的举动。

但是问题在于，他的爆发，依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情绪化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转变。

可能在那一刻，他认为“富人都是混蛋”，但当他回到了地下室却依然“忏悔”、“感谢恩惠”，一切又继续轮回。

所谓的改变与反抗，不过都是情绪化的昙花一现，并不是思考、教育的结果，所以秩序依然不会动摇，再血腥的事件，到最后也不过是新闻媒体的饭后闲谈。

当下层如同上层一样，对于自己的位置同样感到舒适时，他们便只琢磨横向同类的生存斗争，却从不抬头看看那座纵向的大山。

每次意外不过是情绪一瞬，最终还是要感谢恩惠，穷人们最需要的意识觉醒，却因为自己阶级的教育无法获得。

当“想要摆脱臭味”成为了臭味的根源，那么臭味便不再单单是气体，而是成了石头，永远跟在下流背后的冷峻的石头。

下流们永远只剩情绪，而上流们甚至不需要刻意“歧视”、“表现”些什么，体面与稳健，便已经是对下流最大的羞辱。

叁 · 遗憾的“死局在奉俊昊的这场社会实验下，社会结构已然成了“死局”。

用模拟出的社会生态，奉俊昊想要表达的是这种恐怖的现实：融入、存活于社会，依靠权贵，挤压同阶级生活空间，即当代的阶级固化。

但显然，奉俊昊模拟出来的社会生态依然存在较大局限。

模拟，本质便建立在刻板、设计痕迹过重的人物形象基础上，而多次叙事强反转也终究显得商业属性与奇观属性过重。

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虽然奉俊昊带着一种思考与反思的态度审视“社会现实”，但他的作品中却忽视了再现真实全面的社会体制，仅仅是用富人一家的缩影笼统的概括体制，这就显得寓言意味过重、而现实意味被削弱。

而对于思考的社会阶级问题，奉俊昊也只展现了悲惨现实，却也没有自我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实际反抗可能性的推演。

他的目光，依然停留于观察、总结表面，缺少从中的反馈。

而奉俊昊思索的阶级问题，距离韩国真正的阶级问题又还有多少路要走呢？

能否自然而然的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推演、尝试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流于奇观呢？

这是所有电影人都要继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金棕榈与又一部千万大作之后，韩国电影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5看《寄生虫》之前，我看很多人说，这个片子会引发人的反思，到底谁才是寄生虫。

但是说实话，我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至少导演在片中呈现出来的，就是穷人是寄生虫。

我丝毫没有看到“富人也是寄生虫”的那一面。

片中的富人家庭无论是男主人、女主人，还是孩子，在故事中都是“傻白甜”，有点神经质，喜欢与人保持距离感，有性怪癖，但是这些都不是罪，也不犯法。

然而穷人一家，以及女管家夫妇，在故事中则是彻彻底底的坏人了，陷害别人，踢走他人，骗进豪宅，甚至最后持刀杀人。

尽管在若干对话和细节上，导演试图说明穷人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想离开地下室，想躲避高利贷追债，种种猥琐和古怪都是有原因的。

但至少我在片中看到的，让我觉得，这家富人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有些虚伪，但依旧是无辜的，导演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故事细节，证明这家富人理所应当遭受这样的厄运。

那就变成了一出“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话本相声式故事了。

可是等下，所有宣传中都说这是一部刻画韩国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影片，但是看完的结果却是“穷人猥琐有罪、富人善良无辜受难”，这不是太拧巴了吗？

我觉得奉俊昊的这种拧巴，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

尽管他一直关注底层人，无论是《杀人回忆》、《汉江怪物》、还是《雪国列车》，对底层人吃蟑螂为生、被政府抛弃的状态，他始终是关注的。

阶级，这个主题，也几乎贯穿了他许多的作品。

然而他终究缺乏底层的生存体验，他所展现的底层人，只是看上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始终选择用更戏剧化的方式来呈现底层，一会是加了怪物，一会是加了病毒，一会是神秘列车，一会是莫尔斯电码，一会是持刀杀人。

因为戏剧化，可以让故事自带“这不一定是真的，只是好像是真的，所以不用太计较”的模糊感，他似乎是在体现贫富差距，可又好像只是一出闹剧，大家别较真，看个乐就行。

这也是为何我打5分，在戏剧化和电影语言的角度，抛开意识形态来说，这电影倒是没问题。

他的父亲是著名设计师，哥哥是首尔大学教授和评论家，姐姐是时尚圈的，他自己是延世大学毕业，他的全部家世都是精英的。

包括他自身的教育也很典型，他从小喜欢电影，想学电影，但是韩国人心中只有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毕业生才能前途光明，跻身上层，所以他的父母强迫他去了延世，这也是很典型的精英教育观。

所以他的家庭、圈子、尤其是个人感受，都决定了，他其实才是那个自小就住在豪宅里的人，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对底层人的诠释往往带有一种标签化的喜剧色彩，因为太真实了会露怯，这也是为何他不会像李沧东那样拍《绿洲》那么近距离写实的片子。

《寄生虫》里的富人喜欢“界线感”，而戏剧化，就是奉俊昊保持让自己不露怯的界线。

那么问题来了，奉俊昊既然是世家名门，他那种对于底层关注的执着，又是从何而来呢？

他姥爷。

他只是在采访中说，外公是著名作家，战争后和我们分开了，家人再没见过。

但他很少说为什么。

他外公名叫朴泰远，生在首尔清溪川边，中产之家，还能去日本留学，是韩国1930-1940年代韩国著名作家，一开始写的是新感觉派，类似穆时英和施蛰存，用西方蒙太奇手法写小说，写陪酒女，写打工者，写小市民，写小老板，写婆媳虐待，写娶妻纳妾。

当时的朝鲜被日本殖民，他有时也写那种被殖民之苦，不过也写过亲日的，算是一个意识并不十分坚定的文人吧。

可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文在寅父母忙着南逃之时，朴泰远却令人震惊地北逃去了朝鲜，直到1986年在朝鲜去世，成为了朝鲜著名的讴歌农民起义的作家。

朴泰远生于首尔中产之家，又留日，甚至他的文学导师就是参与组建“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的李光洙，圈子都是当时韩国的知识精英。

但他始终在反思和摇摆，在殖民与独立，南方还是北方，底层还是中产之间，不停地审视摇摆，最终他选择了朝鲜。

朴泰远用他的后半生，去验证了他的一种选择，无论对错。

而南边的外孙，则是用一部大获成功的商业电影，一部半悲半喜的电影，表达了自己的反思，他没有在阶级之间去站队，没有做非黑即白的二选一，他甚至在自己的电影里还嘲弄了一把北方的战斗腔新闻主播，连带着，也嘲弄了外公70年的那个选择。

朴泰远是写进了韩国文学史的人，但所有文学史对他的记载，都停留在1950年，这仿佛如耻辱一般，始终提醒着外孙奉俊昊，可以反思，可以戏剧化，但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要成为第二个外公。

所以最终《寄生虫》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不过似乎也没有更好其他选择，因为他不想重复外公的路。

左翼倾向的电影在戛纳受青睐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对于奉俊昊来说，对于有着特殊家国历史背景的韩国电影人来说，这又很特殊，他要站在南边的立场批判南边，同时又要警惕别被北边的话语体系附身。

剩下的，唯有荒诞喜剧，这条模糊的路。

在视听语言和文本符号的构建上，我可以给《寄生虫》打满分，但是在剧作编排上，又有许多让我颇有微词的地方。

整体而言，奉俊昊的新作给人一种割裂的印象，但又不是完全的一刀两半，而是相互牵扯。

比如剧作上虽然毛病颇多，不少情节点要么仓促带过，要么流于俗套，缺乏戏剧逻辑的铺陈，但是反过来看，剧作结构和节奏却又那么地无懈可击。

影片的镜头运动和剪辑都是顶级的，但却不存在任何暗示意象，所有的内涵基本都是大敞遥开地直白表现。

本片再次证明奉俊昊是毋庸置疑的当代类型片大师。

但同时，我们又能通过《寄生虫》这个例子，全面地体察到类型电影所面临的世界性困境。

当娱乐的经验被搜刮殆尽，当文本的范式被不断仿效，固有创作方针已不能满足类型表达之后，耕耘此领域的导演作者们要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形式与内容？

现如今，类型片的娱乐诉求基本被“高概念”垄断，超级英雄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这让中等成本的电影市场灰飞烟灭，当下的普遍现象，是影院里除了独立、低成本类型片和数亿的超级制作以外，很难见到中等规模的合格类型片。

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要么一步登天，直接参与到迪士尼和华纳的超级巨制中，要么继续在底层等待机会，拍一些讨巧而廉价的低成本，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娱乐帝国的青睐。

这也间接导致了流行文化愈演愈烈的马太效应。

说来有趣，这些现象倒也符合《寄生虫》揭示的问题。

不可否认，《寄生虫》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它的观赏性应该是今年所有类型片里最强的，但它是否是一部好电影？

我无法立刻做出结论。

阻碍我判断的，不是因为影片的寓言体叙事与现实性逻辑相悖，而是因为其多义性的缺失。

《寄生虫》是一部指向明确的电影，就像大多数类型电影一样。

但是奉俊昊之前的《杀人回忆》、《母亲》、《汉江怪物》甚至《绑架门口狗》，都有鲜明而多义的表意特征。

多义性的缺失，一定会导致作品没有足够的余韵。

自省与警示已全部借电影大声呼出，那么留待观众解读讨论的，就全都是影片之外的事情了。

于是，作品本身成为了题目，观众在审题（观影）后，热烈地开始进行命题作文。

我倒不是把小津的“电影以余味定输赢”奉为圭臬，小津这句话只是一个比喻，就像好多人把对艺术的主观感受比作美食一样，表达某种众口难调的意思。

尤其将电影比作食物，已经是烂大街的修辞，无论从语言美感还是新颖度而言都令人生厌，但也确实比较精准贴切。

无论如何，电影的余绪终究是存在的。

如小津那样的艺术电影，赋予观众的是情感上的回味，如奉俊昊这样的类型作品，则用戏剧性与观众产生共振。

但是后者更难达到隽永，即便是开放式结局，也只是一种悬念的快感，无法通过观众脑海使表意体系进一步完善。

同样的，我也并非对这种“抛砖引玉”式的电影有多反感，只是这种完全透彻的电影，有时会好到让我无话可说。

若只进行形式上的剖析，不免会破坏它流畅紧密的结构主旨，显得苍白并顾此失彼。

若对主题抒发见解，那么明确的指向性和直白比喻，所有人也只是在说同样的话语。

对于《寄生虫》来说，我对它的微词还不足以让我否定它的优秀，从而站到多数人的对立面，批判它为何不配金棕榈的殊荣。

但是，即便站在肯定的立场上，它的杰出之处也几乎被人说尽了。

因为片中的符号和喻体，在奉俊昊不断的强调中已显得非常明白，不需要更多的中介性解读。

诸多象征性的视听技巧，就像影片所贯彻的主题一样明了无误。

例如开头与结尾的下移镜头，就是为了用动作凸显底层的压抑。

基泽和忠淑的名字，双关了“寄生”一词。

道具好运石，从敏赫送来时、到雨夜浮在水面时、到用作凶器时、到结尾沉没水底时，其所指虽在不断转变，但符号性一直相当清晰。

暴雨夜是影片前后两部分的分水岭，是叙事节奏的顶峰。

整部电影的曲线就是一座高耸的山峰，最大的高潮就在中段，前后坡度时而陡峭时而平缓。

雨夜，朴社长一家归来，那一段的场面、动作、光线与镜头的调度和剪辑，是全片最精彩的地方，也确实把人拍出了蟑螂的效果。

影片后半段只是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而已，悲剧性一直是贯穿始终的，所以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反转。

混乱血腥的生日派对，是底层对上流长期寄生后的必然结果。

影片两处猛烈敲击观众心脏的情节点，一个地下密室的揭晓，一个派对上的仇杀，只是加速叙事的工具，不承担任何反转剧情的功能。

结尾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开放结局，顶多算半开放式，因为剧作所关注的人物，其个体命运均得到暂时性的尘埃落定，不存在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

（宋康昊的地下生活会如何，儿子能否赚到钱救出老爸，朴社长的遗孀和儿女如何了，这些不构成电影本身要表达的部分）影片的叙事结构是完整封闭的。

针对许多人诟病的现实逻辑问题，我的看法是，影像从诞生伊始到现在，一个最本质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谎言抵达更大的真理。

影像从来无法如实反映现实，也不能以反映现实为己任。

现实主义只是一种风格，与现实无法划等号。

但是，影像不间断地在复现真实，创造真实，真实性与现实性有着本质的差异。

二者时而有所关联，时而完全无关。

《寄生虫》中，从基泽一家全面进入朴社长的家庭之后，电影的寓言体得以彰显。

寓言更不会关注所谓的现实逻辑，寓言一旦形成，格局便被固定，内容与情境被架空，角色，情节全部化作喻体，以便探究某些深刻的现象和哲理。

悲剧性、讽刺性、警示性，借此呼之欲出。

这也是为何，影片后半段几乎围绕豪宅构建叙事空间。

朴社长的家在雨夜之后，彻底成为阶级社会具象的微缩模型。

防空洞与地下室的铁门，成为上下层的壁垒。

楼梯的意象也在此被完善，成为影像中推动叙事的实在体，而不仅仅是掠过的象征物。

于是，印第安人、摩斯密码、水、巨大的落地窗等喻体，经寓言性的空间而统一。

然而，这些也无需进行再挖掘，影片已经把全部信息都明示出来了。

包括文本的主题，全程围绕的就是阶级对立，由此散发出一些弱者之恶、上流伪善以及怨恨文化，也无法分散立意的紧密性。

在所有喻体中，气味是这部电影最具独创性的设置。

本片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味，成为底层人口对上流社会本质上的“原罪”。

朴社长在雨夜的一番畅言，道出了气味作为身份、财富、地位的实质。

起初，小儿子多松闻到了他们身上相同的气味，朴社长也嫌弃基泽那股类似煮抹布的味道，就像坐地铁的人有地铁人群的气味，住地下室的人有地下室的气味。

虽然下层人与上层人接触时，可以通过克制自己的言行和表情不越界，但是气味终归会轻易越界。

某种程度上，上流的气味成了《寄生虫》的麦格芬，它不存在于影像中，却是基泽一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因此，基婷的那句“地下室的穷酸味，不搬出去就永远摆脱不掉。

”乃是全片点睛之笔。

楼梯是除了气味以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几个广角镜头表现人物上下楼的过程，就是在视觉化揭示阶级固化造成的社会困境。

影片的高潮处，基泽和儿女在防空洞偷听对话，却脚一滑暴露了一切。

联系到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从他们趁社长一家外出，在客厅大吃大喝，到突然雷雨交加，再到前任管家的突然拜访，地下室秘密的揭晓，主客对抗的反转，直到社长家突然归来。

戏剧冲突不仅是一连串意外导致的，似乎更是在表明，底层阶级通过不正当渠道冲破阶级后，所必然造成的不稳定性与危险性。

奉俊昊的高明之处，在于将阶级展示成一种客观形态，进而探讨阶级对人的异化，对群体的分裂，对人类社会的吞噬。

因此，社长一家人是无棱角的，没有刻画任何弧光。

如果拿到其他电影里，写出这样的人物无疑是非常失败的。

但是在《寄生虫》中，那位头脑单纯到令人咋舌的社长太太，那位不由分说就爱上英语老师的社长千金，那位有心理问题的小儿子，以及社长本人，便成为了上流阶层的倒影。

这是类型片鲜有的手法，甘愿抛弃情感动机，消解人物的个体差异性，凸显其群体代表性。

此外，奉俊昊并未给“阶级”留有任何余地，朴社长一家并不是脸谱化的地主/资本家形象。

他们没有做过任何恶，虽然鄙视下人，内心伪善，但并没有任何显见的理由，迫使基泽一家对其展开攻击。

这是奉俊昊有意为之的设计，不给观众任何情感、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借口，反将上流阶层平面化，处理成没什么污点的普通人，而下级阶层则诡计多端，本能地觊觎对方的生活空间。

奉俊昊没有设置鲜明的善恶对立，即使有，也是错位而模糊的。

如此一来，“阶级”作为客观存在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本身便是罪愆。

即使“上等人”并非面目凶恶，并未显著打压迫害谁，即使“下等人”也不是老实本分、吃苦耐劳的劳动人民。

但只要有阶级的存在，就必然伴随着压迫、剥削、歧视与暴力。

奉俊昊要表达的，是阶级社会的全景式矛盾。

因此，忠淑的“他们是因为有钱才善良。

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也能很善良。

”听起来就很振聋发聩。

今年还有一部讨论阶级对立的电影，是乔丹·皮尔的惊悚新作《我们》。

与《寄生虫》放到一起审视，高下立判。

《我们》的出发点也非常尖锐，掺杂了身份政治的议题，格局也比奉俊昊要大得多。

但是《我们》在结尾，通过反转制造了个体的情绪化动机，瞬间将影片主题消解于无形，同时令表意体系迅速崩溃。

这部影片是画蛇添足的典范，否则要没有那个自作聪明的结局，完全可以与《寄生虫》掰掰手腕。

《我们》同样有着寓言性质，同样不遵循现实逻辑，所以这不是它遭到批评的根本原因。

然而，影像为了创造一种虚假的真实（目的是达到更大的真理），无须屈服于现实逻辑，但必须要遵循剧作逻辑或艺术逻辑。

我曾经提到过类型电影中“连贯性事实”的必要性。

故事不一定非要在现实中成立——毕竟电影不是一场社会实验——但故事一定要符合“连贯性事实”，即剔除任何让观众产生混淆感的可能，从而制造完整的因果链、动作链条的流畅、以及戏剧冲突在情境中的合理性。

《我们》的糟糕，在于它的叙事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连贯性事实”的重要性。

若通过结尾的表现来看，影片三分之二的篇幅完全是靠直觉来叙事的，能做到没提早崩溃，算是一个奇迹。

《寄生虫》也有违背“连贯性事实”的地方，从表面观感而言，更像是奉俊昊注意到了这点，却对此漠不关心，不愿花精力额外展现事件背后的动作。

但是，从成品效果来看，这确实也伤害了“连贯性事实”。

因果链和动作链的断裂，集中体现在前一个小时，也就是基泽一家寄生到社长家的过程。

开除司机和前任管家的一整套流程，都以蒙太奇手法呈现，快刀乱麻，异常顺利，在节奏上显得有些操之过急。

剧作逻辑的完整，只能通过情节的绵延去完善。

然而，奉俊昊显然知道观众会意识到接下来发生什么，选择“快进”了这个过程，但势必也产生了文本上的歧义。

朴社长和夫人本可以直接询问当事人关于内裤和肺结核的问题，哪怕态度很恶劣，哪怕社长一家终究没有相信司机和管家的辩白，至少也构成了逻辑建构的一环。

也许奉俊昊想暗示的，是社长一家从未正视过这些服务者（可能大女儿除外），从未对仆人有过真正的考察与关心，才显得如此单纯而愚蠢，轻易掉入基泽家的骗局。

但我们不能仅凭脑补去完善电影本该交代的过渡情节。

对基泽家寄生过程的仓促展现，是《寄生虫》在剧本上几乎唯一的缺陷。

由于影片的戏剧冲突和主题相当精巧尖刻，才让观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瑕疵。

颇为有趣的是，基泽一家人，曾经在奉俊昊的影片中出现过，那就是《汉江怪物》。

与那部影片一样，《寄生虫》里的底层家庭，其成员同样多是曾经成功过，或者身怀技能，本可能成功的一群失意者或过气者。

忠淑是曾经的田径好手，基婷有着出色的平面设计和美术天赋。

基宇是深谙应试技巧的“职业考生”，脑子反应快，还有着不错的外表。

只有父亲基泽稍显平庸，但一上来就能胜任朴社长的司机职位，至少车技是非常过硬的。

奉俊昊乐于聚焦小人物，又总是赋予小人物一些超于常人的地方，要么是意志力，要么是隐忍性，要么是掌握着某项令人眼前一亮的技能。

在对抗自身命运或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这些超常的地方或多或少会发挥一些效果，但又不一定能起到关键作用。

奉俊昊在基泽一家“鸠占鹊巢”的过程中，为了一笔带过这千篇一律的段落，牺牲了驱动剧情的动机与因果链的完整，但没有忘记在影片开头，铺垫这些角色布置高超骗局的自身条件，只不过这些在铺垫上单薄了些。

《寄生虫》的灵感脱胎自《雪国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因此，窝藏着秘密的避难室，色调和光线的阴暗，与豪宅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这完全是两个质感的影像，仿佛是两个不相连的世界被强行并在了一起。

就像《雪国列车》中不同车厢所形成的强烈对比那样，从视觉上给人显著的撕裂感。

这是奉俊昊的擅长之处。

《寄生虫》营造了一种阶级寓言的奇观，通过导演一步步的诱导，让两个群体最终以窒息的暴力收场。

类型片均是通过不断的设定逐渐逼近主题，若用自然主义的眼光对待，必定难以接受。

我不排斥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像，自洽而流畅即可。

而本片则是近几年少见的，在视听上无任何瑕疵的类型作品，只不过对文本的雕琢仍略显慵懒。

作为社会学导演的奉俊昊，再次通过《寄生虫》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本身。

布迪厄对阶级习性、阶级品味与阶级支配的研究，充斥在影片的每个细节中。

生日派对的来宾，即使并未给他们足够的镜头去展示，但是在一瞥之间，也能看出与社长一家在行为状态上的高度相似性。

“集体或阶级习性的客观一致源于生存条件的一致性。

”奉俊昊的多数作品，形象化再现了布迪厄对阶级的外在直观性论述。

回过头来讲，朴社长家，或者说所有的上流社会，又必然会给底层阶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寄生机会，因为他们需要底层劳动力来服务。

即使上层群体真的善良、无私、克制了自己的优越感，也无法阻止生产力/经济剥削与符号暴力的产生，这是阶级的客观属性使然。

而底层人口普遍的主体独立意识的缺失，也如实反映在基泽一家身上。

他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导致了一种新信仰的产生，诸如朴社长这种财富与权力的人格化神祇，既是他们仰慕的对象，也是他们希望取代的目标。

《寄生虫》的结尾颇为魔幻，基泽代替了前管家老公的位置，匿居于地下避难室中，做着与前一位住户相同的工作：用摩斯密码发讯号。

无论豪宅的主人是谁，只要是出身上流社会，便会对客厅异样的感应灯就像对家里的蟑螂一样，流露出毫不关心的冷漠姿态。

这片的缺点是，不少剧情漏洞（ex.前任女仆不可能在离职前没想起老公在地下室挨饿）。

以及前面的调性有点问题（除非偏向喜闹剧或奇想剧的调性，否则不可能夸张到全家四人都混入，或出现美术老师躲在墙壁正好听到别人谈话的这种电视剧式的安排）。

另，角色们很容易在楼梯跌倒，这也是一种老套安排，像是「儿」戏。

忽然像不花脑筋的小孩儿拍的。

但，原本还是可以给四星。

因为它还是有意思的！

悬疑！

屋内（包括地下室）有各种互斗！

住地下室的一家人遇到豪宅內的神秘地下室（那是更黑暗的地下室，也是不幸的社会与殖民历史下的什么鬼影？

）。

这些都值得给四星。

可是水灾后开始把贫富对比的描绘发挥过度了，开始成努力说教，这使本片只能成为大学生的上课教材、年轻人的取暖话题。

年纪长一点的、或看过世事百态的观众，本就明白贫富差距的滋味，见太多了，真不必导演一直讲。

一个导演太想表现淑世之情，就成了矫情，试问，难道本片艺人出席记者会时穿得很一般吗？

世间本有贫富，各有烦恼，大企业倒闭想自杀的老板也不少呢（韩国以前金融风暴时期很多人自杀），他想死的时候一般老百姓却可以悠哉地K歌，此时他也会羡慕中产阶级或穷鬼，不是吗？

所以不必拍啥水灾后贫富之间的对比，不然反而刻板。

台湾闹水灾、风灾或地震后，很多没受灾的人也仍在看漫画、打麻将、睡大觉，这很正常，不见得就叫醉生梦死。

前一年山东闹水灾，你滑手机看到新闻后哭了三小时？

你就算哭了可能也只是想演什么？

没错你可能真的很慈悲，但你哭完了后打游戏你就该死？

真正跑去第一线关怀别人的人，不见得会认为别人不懂关怀，他只是单纯想到我今天正好没事。

这才是禅宗的如实。

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些灾难，有时我会冲去现场看或帮忙，我不会觉得别人没来是错的，是没良心。

可能我去那边只是好奇，或期待艳遇？

或希望自己不经意的上电视？

咦，那想上电视就一定错吗？

很多人在家里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后，有的人请假，也有人照常去上班。

因为老板不喜欢你请假，或公司也要清理灾难现场，或是此时最需要钱啊，赶快去赚。

这其中有坚强，韧性（或奴性），平常心，甚至很从容豁达，懂面对。

甚至借着上班来逃避家中变故的也很多。

然而导演却脑子很死，把一家四口在夜晚的斗争、水灾后必须隔天去伺候富人，拍成一种故意讨俏，一种对观众的讨俏，搞得有点类似哗众取宠。

如果他把这四人拍得坚强、滑稽、豁达、倒楣状、开自己玩笑、微微吐槽老板（而非片中人物的肃杀或悲怆神情），这才是真懂人生。

其实这导演不是不懂人生（《小丑》的导演就很不懂），他只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不是指他平时必须做善事捐款或去育幼院当志工， 而是他把人生情状拍得很教条扁平，没有立体感（富人等于某种德行，穷人只等于可怜与不平，但试问真正的社会是如此二分法的吗）。

这片原本不错的地方是，穷人家庭也有歪脑筋、手段黑，拍出了人性真实面。

后来水灾后突然像主旋律电影……什么穷人的忍无可忍啊，大毁灭的暴力啊啥的，这其实是老套耶。

很多人自认在伸张什么，其实也是在唱一种主旋律。

你以为他叛逆，其实是主旋律，搞样板。

水灾那段就很饱满，出现得很自然（因为雨在许多场景中都没停过），导演藉此指出韩国社会的大问题就可以啦，没必要没完没了。

穷人的气味本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却重复出现，失去细节的况味，甚至成了促成悲剧的大梗，这也是败笔。

日本殖民后的近现代韩国史也触及到（用一个屋子来讲国家），想讲的很多。

导演野心太大是种幼稚且沽名钓誉。

你可以看巴索里尼指出社会有病的方式很精省。

这不是说希望导演去学谁的意思，只是讲多此一举、没完没了、说教式的拍法只是幼稚或流于虚矫。

木心曾说，基度山恩仇记，这种书在年少时读过即可，因为它告诉你人世间的阴暗难测。

年少时不懂那些复杂，所以需要读一下也好。

木心说，没必要重读了。

我是讲真的，诸君如果年纪大一点，电影多看一点（年纪不够看很多也可能没用），就不会那么容易跟着剧情与拍法的设计安排走。

女主人在车内把脚跷起，这镜头不狗血吗？

我看过有钱人家很善良的人，很细致，懂帮助人，很懂贴心照会别人，好友间常收到她亲手做的小卡片，这与贫富根本无关，我再有钱也不可能。

此外她出国会带各种小礼物给朋友，你说因为她家有钱，我觉不能这样说，我曾有钱时我也没如此过，她这叫有心。

她确实知道家里很富，所以想照会大家，这没错。

可是她选的小礼物不是打发式的那种（讲真打发也很不错啊），而是针对每个好友去想、去选。

我想豆瓣上也不少这样的孩子。

我也看过吃不开的人，我三舅在台湾俗称是「捡破烂」的人，至少捡二三十年了。

我说他那部收破烂物品的三轮机车很酷，他也不懂这有啥酷的。

他有时喝酒闯祸，很烦人，他儿子（我表弟）当职业军人几年后退伍，所领的退休金被我三舅拿去一半赔偿别人。

但我觉我三舅不是坏人。

我们家山坡下有一家人在做资源回收，也是捡破烂。

全家蹲在肮脏的物品内做分类。

很温馨有情的是，似乎每一个收破烂的家庭，都会有一个清秀乖巧的小女孩（小学或中二年纪）任劳任怨帮忙爸妈。

我上两段的意思是，作者不要在作品中把阶级符号（或其他善惡符号），做得太「符号化」，以及二分法。

所谓善与恶、幸福与不幸、聪明与愚昧，粗糙的人才会这样分。

可是，指出社会不平等、不对等，贫富差距或资源分配等问题，以及所谓华丽文明下的寒伧破败，指出这个，那可以的，也应该的。

导演已经指出，就不必一直要废屁。

这个片的设定上，本就很明白牵扯贫富，此时尤其不要落入窠臼。

本片前半段本来還算不落俗套，女主人、男主人都还是不错的人，尽管有点毛病。

水灾后的贫富神情对比就很烦人，斧凿太粗，马克思还活着也会看了尴尬，导演那样反而把穷人看低了。

诸君不觉得，片中一家四口在富豪家喝醉的交谈很说教、很僵硬吗？

好比「他们一家很有钱且善良」、「不，他们善良是因为有钱」、「不知道被辞退的司机有找到新工作吗？

」、「爸！

你只管好你自己家就好！

」不优的导演会特别想让不同角色去阐扬不同观点的辩证。

这就是在上课，对学生抛出问题似的。

所以本片适合老师放给初中、高中或大学生看，让老师引领，大家来讨论。

只达到这种层次。

但其实很不自然，像硬要弄这个，也像导演对自己没自信或太盲目迷恋自己。

（侯麦就没这个问题，他的角色们本就爱讨论事情，并不是导演忽然想叫谁讲一段导演的想法。

自然很重要。

试问，饰演爸爸的宋康昊，在全片里曾有让人看出他温厚一面的暗示或描写吗？

并没有，所以出现那句就有点突兀，像上课了，那是导演塞给他的，不是角色本身会讲的话。

如果你想象角色们在这场戏中是讲中文，你就会发现突兀多余了，很多西洋片也是，你觉很有思想，那可能是因为讲洋文，你在接收信息时隔了一层。

你必须想象他讲中文，或想象你是老外，你才会发现可能僵硬做作。

）同理，穷人一家子在水灾后的收容中心，一个很凌乱疲惫的场景，接到富人打电话来说要开啪，这种冲突性的画面的设计，也适合让老师对学生讲解：大家看！

他内心五味杂陈，在这样的环境接到这种电话，觉得有种「何不食肉糜」的感受……就像贾樟柯后来比较差的电影中，出现一人在古佛塔前打手机，老师可以告诉同学：看！

这是社会新旧的矛盾还是和谐？

这种说教式的东西，给学生上课是可以的。

但只能如此。

上不去了。

因为中学生或大学生也拍得出这种画面。

至少见多了，真的乏味。

奉导演最好的片子，目前看下来当属汉江怪物。

这片浑然天成，一切刚刚好。

过瘾！

又不说教。

有时，我们过于受作品挑动，那是因为我们连结到我们自己的社会。

好比韩国人可能认为导演帮大家出了口气，戳破韩国社会的假象。

或我们对照到中国社会的贫富落差，或台湾社会也是这样。

豪宅、名设计师品味的住宅，与一般市井的破落户或老房子，这种差距感在大陆、台湾都可以看到。

其实住家老旧或丑陋也不见得表示过得不好。

台北的延平北路、大稻埕一带早就没落了，但住在那些老房子的人很多在当包租公，他们在台北别处有房子出租，他们生活乐得很，许多人全家不上班。

或相反，他们住去好房子，把这里的房子出租。

然而，在电影中的视觉景观中，你很容易就把破旧、豪华分成两个国度来看。

当然导演更进一步，让主人翁一家住地下室（或一种有高低落差感的老空间，比路面低），意思很明白，让观众不要怀疑：看！

他们真的寒伧，家庭经济条件很差。

而且全失业。

我们无法一口咬定说这种设定过于取巧，可能韩国很多人住地下室，或者至少有一户如此。

但你回头冷静想想，这样拍电影是不是有点取巧？

讨俏？

卖穷酸？

我住的老公寓在山坡上，我们家的后栋，坡度比较高，我们家在前栋。

后栋一楼的高度与前栋二楼一样。

所以后栋的地下室跟我们家住的一楼是水平的。

那个地下室位于后栋楼梯的死角，「躲」在后栋楼梯底下，且由前栋进去公寓大门后如果留意才可以发现它。

最近那个地下室租给一个女的。

这女的有天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前栋铁门的钥匙，她想从前栋大门进去比较快到达她住的那间，不然要绕一段路去山坡上的后栋，她嫌累。

问题我没有钥匙（一楼住户不必进公寓大门，住二三四五楼的人家才需要），她说想找五楼商量以取得钥匙，因为五楼正好是邻长，属于里长的帮手。

但五楼常不在家，她想问我怎办？

我说他们白天上班，我若遇到会帮你问他们，或你电话留给我，我请他们打给你。

同时我干脆也留电话给她。

结果她有天一早打电话给我，我在睡觉没接，然后她又跑来按我家门铃。

我穿着卫生裤跑去开门。

我被搞得很烦。

我写这干嘛？

我意思是说，住地下室也不见得穷。

它的麻烦不见得就是穷，也不见得是怕水灾。

我们这个小区（台湾叫社区）在山坡上不会淹水。

它的麻烦可能是你我想不到的。

我没有画出我们小区的图，很难表达这个复杂度。

问题后栋的人都习惯绕一段路才进入公寓，可是她不想。

后来邻长说我们前栋大门的钥匙给后栋的你，不大好吧。

她说但前后栋的水塔的马达放在我住处的门口，如果坏掉了你们就要来我们后栋修理，为什么你们就可以来？

而我不能走你们的门？

好像也有道理耶，但还是有点怪。

真正的生活，其复杂、繁琐、麻烦、麻花，电影当然很难拍出。

我无法以绝对的口吻说，本片导演在居住空间与阶级属性的设定是粗糙的，但在我来看，「设定」本身如果是在「玩设定」，我觉这样的作品不够档次。

从水灾之后可以看到他玩设定玩开了，非要搞到一个什么地步。

诸君说这片多好，很抱歉，过不了我这关。

导演心里的水位下不去，所以只好骑虎（骑水）难下，强编硬编，这是玩剧情的人的毛病，挖坑、凿陷阱给自己跳。

如果他不必强调贫人的不爽，也不必靠上演暴力来让骗局拆穿，这样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导演，说真的这样片子会更好看，更有力，也更有余韵。

这片可以看，但真正有创意的电影不是这样搞的。

很多韩国片都有这种毛病，发想创意时貌似得意，但成了挖坑给自己跳，枝蔓乱生，反正最后得有暴力就对了。

韩国电影《寄生虫》斩获第9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四项大奖，成为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

这是昨天在全球各大媒体上刷屏的一条消息。

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寄生虫》居然如此强势——在去年助奉俊昊勇夺金棕榈之后，今年再助他横扫奥斯卡，创造历史。

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现场也有一些朋友来问我对这个影片的看法。

就我来说，我认为它是一部「狡猾」的影片。

影片中隐含了大量的信息可供解读，而且有趣的是，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这是作为导演的奉俊昊最成功的地方。

但今天我不想聊得过于锋利。

我今天想来谈的，是《寄生虫》中我个人认为最平实也最闪耀的部分，那就是——宋康昊的表演

韩国演员：宋康昊演员，是职业的人。

演戏，就是演人；看戏，也是看人——看他的性格、看他的质地、看他的戏路等等。

而人，又该怎么去看呢？

关于这件事我很推崇荒木经惟的观点，那就是：脸，是人身上最重要的裸体。

看一个人，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就是看他的脸。

换句话说，就是从对方的脸上获得信息。

这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

今天，借着《寄生虫》的热度 ，我们从两个维度出发，简单地来瞅一瞅——宋康昊那张平凡、却不平淡的大脸。

《寄生虫》剧照，左为宋康昊

「一张受过欺负的脸」要说宋康昊长得帅，我男朋友吴彦祖第一个不答应。

但是要说宋康昊长得丑，也不太全面。

因为他这个长相，其实主要就是平凡了一些，在亚洲，这个样貌实际上并不少见。

东亚各个国家的大街上，都能看到很多普通的中年男人，差不多就长他这样：眼睛不大、块头不小；皮肤不白，身材不好。

放马路边上，绝对没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国际影帝。

左：宋康昊但这种毫不出挑的身体条件，却偏偏被宋康昊用到了极致——因为长得泯然众人，结果反而可以演芸芸众生。

往上，他可以气场全开，演达官显贵（不能演高富帅哈）；往下，他可以派头全无，演无名小卒。

这种本领，戏精如陈道明也没有的。

陈老师的本领是能无限往上演，却很难弯腰往下演。

为什么？

因为他变不出一张「受过欺负的脸」。

表演艺术家陈道明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一张「受过欺负的脸」？

很简单，首先，大家想，什么样的人会被欺负？

无非三点嘛：①没有钱；②没有地位；③没有文化。

然后，再想，什么叫做受欺负？

受欺负这个事情，有大有小，有轻有重，它在每个人心里的衡量标准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都是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尊重。

有趣的是，人，一旦人长期得不到尊重，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就会慢慢习惯不被尊重这件事情。

习惯是最可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不被尊重的人脸上，就逐渐产生了「被欺负过」的神情。

如若要演真正的底层小人物，不论哪国人，都逃不开这个规律。

由此，《寄生虫》里面一家四口的表演水准，大家也完全可以试着自主评判。

《寄生虫》剧照而我这里只说宋康昊。

宋康昊在这个戏里，饰演的角色叫金基泽，是一个贫困家庭里的父亲。

戏份不算多。

在前半部分，他都不是太具备推动剧情的作用。

但是看完全片后，没人会怀疑他是题眼一样的存在。

因为，作为一家之主，宋康昊所饰演的父亲，是这个家庭的脊梁，也是社会上千千万万个如同寄生虫一样活着的家庭的代言人。

所以，他的第一个表演任务，其实就是建构父亲的形象。

那么他是怎么演的呢？

很简单：从细节入手，演人物对于其生活环境的适应性。

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父亲看见餐桌上有虫子，他毫不惊讶，甚至卷起手指，带着一点幽默地轻轻一弹，直接把小昆虫弹飞了。

如果大家看过影片的话，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意味深长的细节，因为这个细节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父亲是一个连昆虫都不愿意轻易杀害的人。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样一个连蛇虫鼠蚁，都能和谐相处的人，最终走上了杀人的绝路呢？

再看另一个细节。

住在半地下室的一家人正在学习叠披萨盒，以求赚一点生活费用。

而街道上正在喷药消毒，女儿提议把窗户关上，而父亲则说：别关，就当把家里免费消毒。

顺便把昆虫杀光。

随后，臭味熏天的消毒药被喷进了家中。

一家人都对这气味感受难以忍受、喘不过气来。

父亲没有吱声，他无视那恼人的气味，继续冷静地看着手机，练习如何叠披萨盒。

气雾中，他的神色，是没有尊严的神色。

这神色填满了他的脸——一张受过欺负的脸。

没有人会不相信，宋康昊所扮演的父亲一角，是一个在半地下室里苟活了多年的人。

因为他是如此适应：以幽默（弹虫子），以坚强（忍臭气）。

如果你再仔细端详一下父亲的样貌，你能看到：他的皮肤并不光滑，皱皱巴巴地，像老树皮一样铺着；他的眼睛也不明亮，像风中里的蜡烛，黯淡地燃烧着；再看身体，也瞧不出一丝自信，背几乎无法挺直，所有像人类一样的骄傲，都被小心翼翼地收敛着。

这张脸能不让观众在心里疑惑吗？

生活啊，你究竟曾经怎样欺负他？

「一张童心未泯的脸」看过宋康昊表演的人，都会惊叹：他到底是怎么磨掉自己的表演痕迹的！？

你不需要懂表演，你都能感受到他演技好，相信他，喜欢他。

并且神奇的是，宋康昊的角色，你随便看，每一个，你都无法单纯地用好、坏去作为形容词，对他的人物性格进行概括。

他总会让你觉得：不止。

这个人的故事，远不止导演所呈现的这么一点矛盾。

这个人的世界，也远不止是我所看到的这寥寥几个镜头。

这就是高级的表演，真正高级的地方——演员为人物创造出了扎实而广阔的想象空间。

且这空间，是向内的——艺术，往得人心里渗。

电影《杀人回忆》，主演宋康昊那么，这种向内空间，又是如何被一步步被撑开的呢？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把这个问题聊复杂的方法，但实际上根本不复杂：只需要认真听别人说话就好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残忍的真相是：绝大部分演员演戏的时候，是听不见别人说话的。

他们所谓的说台词，不过就是把台词照着自己预设好的方式背出来而已。

很少有人能做到台词是从对手演员那里来的——是因为听见了对方的台词，然后从心里冒出自己该说的的台词。

没有这样的。

而这才是生活中的语言产生的方式。

所以，你说什么是表演痕迹？

「不走心」就会留下表演痕迹。

什么是没有表演痕迹，「走心」就会磨掉表演痕迹。

「走心」难吗？

对于在生活中本就不习惯走心的大明星来说，难。

非常非常难。

那么，宋康昊这心，是怎么走的呢？

其实就三步走：①听见一句话的字面含义，并作出反应；②听见一句话的深层含义，并作出反应；③在一句话没被说出口的时，依然听见这句话（潜台词），并做出反应。

我们还是就着《寄生虫》来说。

看过影片的人都知道，《寄生虫》里面富人对于穷人最外露的歧视，是他们认为穷人身上有难闻的气味儿。

气味儿这件事第一次被提到，是富人家的小男孩多颂说的：他们（一家人）有一样的味道。

回家后，宋康昊扮演的父亲仔细闻了闻自己的衣服：

他在试图理解富人们说的「气味」的字面意思。

此时，他还不理解：富人们嘴里那种气味儿，不是臭味，而是穷味。

紧接着，父亲在困窘的处境下，再次听到富人们谈论他身上的那种气味儿：在车内隐隐散发；既不是老人味儿；也不是葡萄干味儿；偶尔搭地铁会闻到。

这一次，父亲那种被嫌弃的感觉，开始变得强烈了。

他听见了「气味」的深层含义。

躲在桌子底下的父亲，不由得扯起衣服，再次闻了闻自己——他略有犹豫地扯起衣服，象征性闻闻便松开。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闻」的动作，而是一个「确认」的动作。

父亲在确认的是：穷，真的会有气味儿吗？

这个答案，他并不想面对。

但是，人间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你越不想面对的事，越有人反反复复地来提醒你。

多颂的生日派对那天，正是父亲一家被大雨冲掉房子的日子，他们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却还要假装相安无事，去为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们工作。

开车送女主人回家的时候，她又表现出了自己对于司机气味的不适。

父亲好像又听见他们在说：我好讨厌他们一家身上那种味儿。

宋康昊这里的演绎非常微妙，他察觉到女主人的潜台词后，没有马上闻，而是先低瞟了她一眼，装作若无其事，然后再闻。

在他心里，这样的歧视的眼光，当然是欺负，是羞辱，是不尊重。

但是，他能怎么办呢？

他甚至不敢让富人们发现自己的情绪。

只是独自默默忍耐着。

《寄生虫》剧照忍耐，就是他这一生全部的哲学。

——直到他失去忍耐的理由。

在富人家小孩多颂的生日派对上，女儿基婷突然被刺，倒在了血泊中。

同时，在慌乱的人群里，他看见小儿子基宇也浑身是血，生死未卜。

而老婆则在一旁与那个在地下室生活了多年的「怪物」搏斗…….

一天之内，意料之外的大雨毁掉了一家人多年居住的房屋，突如其来的血光之灾让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苦心经营的骗局眼看就要破产……家破人亡的悲剧就在眼前，一切都不真实得让父亲发懵。

他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他也不敢设想，未来的日子该如何继续。

就在这个时候，男主人试图去推开地下室里那「怪物」，想要拿走被他压在身下的车钥匙。

推开他的时候——他被他身上刺鼻的气味儿熏到了。

人的自尊，常常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雇主对于穷人气味的抵触，以无声的方式，深深地刺激了绝望的父亲，他突然间，就不想忍了。

突然间，他听到了血泊中女儿绝望的求救；他听到了酒足饭饱之后，儿子跟他说，成年后就要跟他喜欢的女孩儿在一起；他听到了老婆也曾想要美满的人生的心愿——以及，富人对这一切的居高临下和嗤之以鼻。

宋康昊只有三秒钟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活动。

三秒足矣：

这眼神，准确地让我心颤。

就这一个眼神，就这一瞬间，就构成了他捡刀杀人的全部理由，并且无可推翻：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

至此，父亲的形象基本全部建立了起来。

你会想用好坏去形容他吗？

我不想，我只想用「可怜」来形容他。

因为我知道，他的一生，是自起点而始的悲剧，最后以悲剧收场，这真的让人意外吗？

会意外的，恐怕只是上等人们吧。

怎么把自己卷进去了呢？

但是：上等人们，何时又曾在乎过蝼蚁的死活？

甚至从某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不在乎他人的死活的。

除了小孩。

他们在乎。

因为不论花鸟鱼虫，那都是他们的朋友。

宋康昊，就是这种沧桑皮囊下的小孩。

他在乎弱者的生存，亦关心蝼蚁的死活——否则，他演不了，捕捉不了，也表达不了。

这就是艺术中的真实；是荒木经惟形容的「裸露」；也是我理解的「童心未泯」——纯洁。

只有纯洁，能够抵抗庸俗。

当然，宋康昊在《寄生虫》中精巧而不动声色的演绎，自有导演奉俊昊的功劳。

但是，我敢肯定——如果换了其他的演员，而不是宋康昊的话，《寄生虫》绝对走不到现在这个深度。

《寄生虫》导演奉俊昊谈跟宋康昊的合作因为，在这个时代，能够抬起眼睛去感知「被欺负过的人」和「不欺负他人」这件事的人，已经太少了。

而在这个基础上，还能保持表达的克制与理性，就更加难上加难。

正如我前面所说，绝大多数人，包含绝大多数演员，他们的耳朵都是「听不见」的。

不是生理上的失聪，而是感知上的麻木和迟钝——有很多的人，他们完全听不见某句卑微的乞求背后，有多么落魄的灵魂；有很多的人，他们完全听不见窗外的雨也会跟他对话，嘀嗒嘀嗒，像儿时的童话；甚至那叶落、那山风、那蝉鸣、那排山倒海的笑容和哭泣，到他们的耳朵里也只是恼人的噪音，只值一句傲慢的「矫情」。

我以我浅薄的生命经验猜测：假如有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更主动地保护自己对生活的敏感。

我们不仅需要听到更多，还需要听到更多的美、更多的怜悯，以及更多的可能。

就像谷川俊太郎的那首《活着》：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是此刻狗在远处狂吠是现在地球的旋转是某处生命诞生的啼哭是士兵在某地负伤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是鸟儿展翅是海涛汹涌是蜗牛爬行是人在相爱是你的手温是生命——《活着》

纪录片《徒手攀岩》为什么我赞美宋康昊？

因为他认认真真创作，认认真真活着。

认真，值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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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用正确姿势的解读这部电影。

什么叫正确的姿势？

其实是说，电影内外，很多信息大部分观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就会产生误读和误解。

仅在视听技巧和电影质量上，给《寄生虫》打9.5分以上，应该没人会反对吧。

不管对这部电影观感如何，此片技术成熟可以说是公认的。

问题，出在信息解读，那么下面开始解读其内核。

（5000字，和谐掉一些）零.房子才是主体，三家人都是这个房子的寄生虫。

三家人的流动，都没有影响到房子。

一.这部电影最初不叫《寄生虫》，而叫《誊印》。

为什么叫誊印？

誊是抄写的意思，誊印是指一种复制的图印。

理解了为什么导演的想叫誊印，就理解了导演的创作思路和角度。

导演说，这部电影并没有好人坏人，都是象征性人物。

那么，讨论类型片里的符号化，高概念化的象征性人物，有没有多义性，有没有现实逻辑，当然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这部电影里，是指穷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为镜像。

同样是夫妻，一子一女。

却一个上流，一个下流。

下流人做上流梦，上流人做下流事。

一样的人因为位置不一样所以表现不一样。

誊印是一种象征与暗示，是符号。

因此，看这部电影时，人物都不是人物，而是符号。

是寓言。

所以，要解读这部电影，一定要反复告诉自己，这不是人物，而是象征。

把那些人物立体合理的东西，拿掉。

用寓言体，去解读。

比如很多观众说，哇这个电影好归好，但是人物好像很扁平？

富人那么傻？

是导演不会拍？

错，是导演故意要这么拍。

导演故意要把富人拍的层次少一些，才可以符号化，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折射出更多的人。

电影时间有限，所以不写实，才更能写实。

富人都是电影里那样吗？

当然不是了。

导演不会把人物设置的更立体、合理，更贴近现实一点吗？

导演当然会了，这可是奉俊昊，经验丰富老道。

但为什么电影里，富人要表现的貌似很单纯？

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加凸显矛盾。

要刻画矛盾，阿凡提智斗巴依老爷，斗智斗勇，那是小时候的动画片。

但是更高级更复杂的方法，就是富人们不仅没错，反而还很天真。

比如，国产电影《爆裂无声》，老板出场的时候是在给学校捐款，而且很亲民。

比如，《毒枭》里，巴勃罗贩毒，杀人，罪大恶极，却假模假样的热衷慈善，被当地人奉为神明。

比如，何不食肉糜。

国家闹饥荒，问皇帝怎么办？

皇帝如何回答，才最大可能性的显出差距？

是回答说，随便捐点杂粮给人民吃吗？

是恶狠狠的说，饿死这些贱民吗？

这些都不够。

皇帝回答一句，既然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呢？

单纯吗？

善良吗？

蠢吗？

像那家人一样吗？

讽刺吗？

就是这样真的很夸张的一句话，才最大的凸显了阶级。

晋惠帝如此单纯，如此愚蠢，如此不接地气的一句何不食肉糜，反而成为了千古名句，讽刺至极。

因此，《寄生虫》把富人一家——作为代表符号——设置的如此单纯，才更大的凸显了矛盾，凸显了差距，凸显了讽刺。

（所以，如果你把他们当“电影人物”去解读，就会觉得，好扁平。

但是你把他们当符号去理解，就会觉得，我操好讽刺好黑暗）二.仔细解读一下电影里的符号1.gc主义的幽灵底层人生活在黑暗里，上层人根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

可尽管如此，富人家的小儿子还是看见了，地下室的恶鬼。

他受到了惊吓，开始画这个鬼。

那其实是一个幽灵，是一个gc主义的幽灵在地下室里游荡着。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gc主义者要推翻现存制度，当权者自然又怕又恨；而gc主义者同盟作为gc党人的秘密地下组织，对于反动派来说，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

最终，在草地上，小儿子再次看见这个幽灵，拿着刀。

他直接吓瘫了。

小儿子象征的资本主义，害怕社会主义的铁拳。

1.5 摩斯密码底层只能通过暗号互相联系。

没有言论自由。

爸爸杀完人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也是只有进入地下。

2.不像警察的警察，不像医生的医生，停不住的笑。

儿子从医院醒来，面前是不像警察的警察，不像医生的医生。

暗示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韩国或者印度这样病入膏肓的，法律，执法者，医疗保障，都是给富人，上流阶级服务的。

f腐朽的资本主义，都是假医生，假警察。

而这样的假警察，还要儿子选律师。

儿子只能笑，不停的笑。

儿子幻想买房子释放父亲，象征阶层的拥抱，象征希望和答案。

其实，只是幻想，没有答案。

因此，最后一个半地下室往下延伸的镜头，与开头对照呼应。

3.美国制造的帐篷，250万韩元不会发出声音的垃圾桶偏爱儿子，被忽视的女儿早恋，等等，暗示美国和韩国的关系，以及裙带，社会结构社会问题。

4.廉价脏内裤和调情时喊着毒品划破了富人的伪善。

其实不过是上流人做着下流事，表面体面而已。

5.暴徒一直喊着，尊敬朴社长。

最后爸爸住进地下室，也说了一句，朴社长对不起。

这便是无组织的象征性反抗，是无法动摇社会阶层的表现。

6.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电影里，富人区是上坡路，贫民窟是下坡的楼梯。

豪宅里，二楼，一楼，地下室，也是三个阶层。

暴雨的水往下流，淹没了贫民窟，却不影响豪宅的风景。

像楼梯，房间结构，一个桌子下可以藏三个人，逃跑时像蟑螂，马桶污水，三只狗吃不同的狗粮，等等很多细节，这些都太明显没必要单独一个个列出来，不赘。

7.母亲是运动员，拿过奖牌，父亲创业，开车技能满点。

儿子只考名牌大学，考了4次，加上当兵两年，成绩出众但是普通大学不上，只有上名牌大学（清华北大）才能改编阶级。

女儿聪明过人，记忆力阅读力艺术细胞都丰富。

一家人能力出众，却找不到工作，只能造假，通过裙带，才可以找到工作。

不合理？

社会固化，便是如此不合理。

8.底层互害中下层互害，乃是统治者几千年的手段。

不要觉得这是假的，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提出的思想，就是国强民弱，民弱兵强，压迫人民，让人民互害，互相举报，商鞅变法等等，都是存在过的。

电影里还有一句，社长说住鬼屋会赚大钱。

也是如此。

多读历史，可怕的东西早有记载。

9.甩不开的石头石头一直都是象征。

但是直到甩不开的石头粘着我这句，就象征着社会结构问题永远不会变。

但人不是生来就有阶级的，是社会赋予的。

最后石头放回水里只是普通石头而已。

誊印时，两家人也是如此，只是一样的人，却分为上流，下流。

10.非理性哲学无计划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非理性哲学。

最近一次，是那篇《乔碧萝奶奶让我学会了什么》爸爸在体育馆所说，没有计划的人不会输，其实就是非理性哲学。

就是这个社会，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的无序的真相。

三.富人真的单纯吗？

富人只是表面上单纯，带着一点黑色讽刺罢了。

实际上一点也不单纯。

很多影评人所谓的鸠占鹊巢，根本就是没看懂，瞎用成语。

鸠占鹊巢是把富人指做，没能力，又傻傻的鹊。

但电影真的是这样吗？

穷人费尽心机入住他们一家，真的就棋高一着吗？

并不是。

拼尽全力只不过是给人家当佣人而已。

绞尽脑汁，做尽坏事，蝇营狗苟，坑蒙拐骗，才换来一个工作。

主人一回来，就要像蟑螂一样躲起来，这算哪门子的鸠占鹊巢？

就好比，拼尽全力，才可以给京东当快递，拿到马云的福报。

才换来给地主补裤裆的机会。

就好比996，穷人一家也是符号，没有什么立体合理之说。

穷人一家，象征的就是那种走投无路的阶层，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剥削。

也就是被剥削阶级。

仔细观察，穷人一家个个都是履历造假，但是能力出众的。

尤其爸爸，开车稳的一批，还专门去考察了豪车。

然而这样的人，却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公平分配的资源。

因为大部分资源都在富人手里。

反观富人，人家只是觉得，哦，这个衣服脏了，哦，你（骗）我说那个衣服时尚，那行啊，那我换一个吧。

根本无所谓的。

富人相信的是裙带关系，是上流社会之间的熟人介绍，和能力。

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信任链条。

女主人的信任链条是熟人介绍，男主人是会员制的公司。

在《起跑线》这篇影评里，我讨论过这种信任链条，包括美国的介绍信习俗。

它其实就是上流社会互相保护，防止穷人越界，抢夺利益的保护机制。

他们很在乎信任链条。

但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被骗，或者是谁来给自己服务，因为不管是谁，都不过是给自己打工罢了。

如果你觉得富人单纯，只不过是被假象给骗了。

富人给家教费，还抽走两张。

半夜突然煮了牛肉面，还要问是几成熟。

那个男主人，在车里拿到名片的时候说，你为了给我开车而拒绝了大公司面试，这份恩情我会牢记在心的。

他真的牢记在心了吗？

一转脸还不是说讨厌司机越界。

只是表面单纯，表面善良，表面礼貌而已。

就好像我之前写的叔本华那句，礼貌是不要钱的假币，傻子才会吝啬礼貌。

富人不无辜，体现在越界的态度。

电影里，富人爸爸屡次提到越界。

开除年轻司机时，最恨的不是司机乱搞，而是没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要把精液喷到我的座位上。

对自己的老婆说，如果你穿着那条廉价脏内裤，我肯定很兴奋。

而老婆马上说，那你要给我买毒品。

就意味着，这家人根本不单纯，不排斥下流事。

他们排斥的，是越界而已。

你不能越界，就意味着，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气，礼貌，讲讲你给我工作的恩情。

但是，你不能问我爱不爱我老婆，我不想和你闲话家常，更不想告诉你我有没有情妇。

我们不是朋友，你是被剥削阶级。

电影里，这样的关于越界，气味的剧情很多，最后也是因为气味越界，所以才高潮爆发。

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社会结构性暴力:即使富人们善良、温情，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底层人的暴力，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的体现。

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日夜不停的剥削。

（最后在草地上生日聚会，还说你就当节假日加班，我给你加班费）

宋康昊一家的懒惰、贪婪、狡黠是恶，但界定这种恶的是社会权力结构，是走投无路，是为了生活。

就好比“小偷家族”，是偷生。

社长一家代表着的，是另一种恶，看不见的恶，不寒而栗的恶。

这种阶级剥削的矛盾，才是电影主体矛盾。

所以，再一次，解读时要以阶级符号解读，而不是以人物解读。

很多人总觉得人物不够现实，那是因为这部电影就不是现实题材。

而是超现实的混类型片。

记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部电影也一样，它是故意刻画了虚假的，扁平的人物。

简略掉其他深层次的讨论，不关心真实性，放弃掉多义性。

朦胧感。

直接用画面呈现阶级反差，非常生猛直接。

就是阶级对立的矛盾。

四.阶级对立的生猛表达。

在这部电影里，穷人抢披萨店的工作，披萨店缺人但是还要考虑一下。

一个警卫职缺，都有500个大学毕业生争抢。

但是，富人家的垃圾桶都值250万韩元，踩下去没有声音的。

原来，垃圾桶踩下去是可以没有声音的。

原来，我还没垃圾桶值钱。

这，才是阶级。

不喜欢寄生虫的朋友，一部分是看不懂的的观众，还在单纯的分析电影里人物漏洞，没有用符号象征思考。

另一部分是那些喜欢文艺的人，觉得这部电影太猛太直不含蓄，没有多义性。

电影确实很直白，但这种生猛的直白，才是电影的优点。

我无意贬低文艺，也不讨论直白和朦胧哪个更好，但寄生虫是一部社会电影，它拍的高级又精准，它注定属于广大群众，属于中下层人民。

所以，这种时候去讨论够不够文艺朦胧，是不合时宜的。

再说一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你看到知乎上养尊处优的答主带入了富人的角色，然后说哇富人好惨，我家就是富人，看来我要多防着穷人的时候——我不是开玩笑，真有这个答案——你再想想，这时候跟大众讨论多义性是不是很不合时宜。

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悲喜剧摆在你面前。

当然，你可以不喜欢这个生猛直白的方式，但是前提是你看懂了。

很多人真的没看懂，包括一些导演朋友，这就很误解。

五.电影没有答案，也没有方法论。

没有人能改正上帝和人类的不公：任何行动都只是原初混沌的一种特例，看似有序而已。

非理性的，无序的社会，永远有不公平，有误解，有错误的解读。

当然，还有暴力。

我看到一个朋友怪罪导演没有答案，甚至追溯到导演的爷爷投靠了北朝鲜，而导演一直在南韩，所以立场不坚定。

我真的笑死了。

阶级可以说是永恒的，社会的虚假也是永恒的。

被奴役和不公平，虚假和误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会一直存在。

所以房子才是主体，三家人都是这个房子的寄生虫。

三家人代表的阶级流动，洗牌，都没有影响到房子。

反而，永远会有新来的“外国人”参与游戏。

这个矛盾无解。

而所谓的文明人，是指人不以自己的烂疮示人，是指人知道怎么尊敬那个千万个世纪铸造出来的高雅虚假，因为谁也无权让人屈服于他自己的时刻。

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可能，但所有人都逼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渊。

胜利于失败赓续不断，遵循着一条不为人知的法则，名为命运，而只有当毫无道理、极不公平的诅咒落到头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命运。

电影，只是把命运，把社会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现给观众而已。

它展示的太好了，甚至我今天就在微博看到这样的荒诞喜剧上演，讽刺至极，所以连喷了好几条。

看奉俊昊的导演采访，他说，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是尽力去反映他/她所处的时代。

他精准的以大众角度切入故事，一层一层揭发潜藏在喜剧包装下的残酷现实。

但你千万别觉得这只是寓言，因为我相信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以上便是我的解读电影其实不难懂，但这篇可能是比较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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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宇伪造资料上的毕业大学延世大学，是导演奉俊昊的母校，他是该校88级的社会系学生。

延世大学与高丽大学、以及基宇父亲提到的首尔大学是韩国公认最著名的三所超一流大学，只有高考成绩在前百分之一的学生才有机会被录取，近年来的韩国失业青年多在百万计（截止2018年韩国总人口5164.00万人），像基宇这样的家境，只有考上这种顶级名校才能找到一份改变阶级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他足足考了四次高考都没成功的原因（目标定得太高）。

2.朴夫人在给基宇包工资进信封时，偷偷抽了几张钱币出来，却谎称给基宇的工资要比敏赫多得多。

敏赫眼中单纯的夫人其实也藏了点心眼。

3.石头

敏赫送来石头的时候，说他家中各处都塞满了各种奇石，就数这块最能带来财运和好运，但他的真正意图其实是：这块石头是假的名贵奇石（片中有个画面，基宇在被水淹没的家中，看着本该沉底的石头慢慢地浮出水面。

这可能就是基宇脑袋被猛砸石头，却没死没傻的缘故），只是从地摊这种地方随便买来编个理由欺骗基宇，让他代替自己去当补习老师看着多惠的。

至于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多惠是绝对不会看上他这种穷人的。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基宇说这块石头一直在“粘着”他，是一种象征手法，这块石头就像敏赫所说，在电影中代表着“运气”，敏赫带着这块石头前来邀请他当富人家老师，才会有接下来的一切，但运气往往也携带着相应的风险，就像奇石，静可以当景观欣赏，动可以成为杀人利器。

基宇一家抓住了“石头”的财运，但欲望却越发膨胀，儿子当了老师，就想让女儿也当老师，然后变本加厉，欺骗富人家把司机和佣人炒了，替换成父亲和母亲，在富人离去的豪宅中撒欢，最终这一系列张狂的破绽导致了悲剧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是假石的“石头”被基宇拿去富人家中成为了杀人利器，而财运也完全转变成了凶兆。

PS：再度补充下奇石，说它是假的名贵奇石，不代表它的原材料就不是石头，可能是假山里利用青石、石笋、湖石、黄石，以及钢筋混凝土水泥制作的人造石头（也可能像是浮岩这种，内部多孔，材质较轻的天然石头，不过感觉可能性较小） 块头不小，内部多为空心，但本身仍是有一定重量的， 后面基宇曾单手拿着石头，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当基宇把石头放回山上小溪，石头却没有浮起来，与前面漂浮场景相悖时，要注意下，这个场景前面的画面是什么？

是基宇躺在沙发上睡觉，旁边放着他的计划。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放下石头和救回父亲都是存在于他陷入梦境中所幻想的事情。

（打光也很近似）但在现实里，他真能放下吗？

真能买下那座豪宅吗？

不言而喻。

4.小儿子富人家的大女儿多惠曾说过，小儿子多松的艺术细胞全是他的人设，为了博取父母关注而装成自己是生活低能、艺术天才的样子。

伪装的小儿子遇上更强势、聪明的基婷，自然就现出原形、被治理得服服帖帖，片中很多细节其实都在表现小儿子有点畏惧基婷的威严，例如第一次上完课，马上毕恭毕敬地给基婷行礼；在上课途中从不耍闹，听见爸爸回来，就马上跑出去。

基婷从小儿子口中套出些事情来应付女主人，自然不难。

关于小儿子究竟为何破解完女管家老公的摩斯密码，得到信息，却不告诉大人，有两种可能性:（1）他理解错了信息，因为他破解出来并不是help（帮助）而是holp的区别（香港影院翻译版本，表示错译）；（2）作为一个从小就懂得在大人面前伪装的早熟小孩，他压根就不在乎，只当这是游戏。

5.富人家男主人闲聊说女管家唯一的坏处就是吃两人份的饭，而且小儿子一年级见鬼也是因为女管家老公半夜起来偷吃东西，但女管家却跟主角一家撒谎，说她老公吃的都是自己工资买的。

6.雨夜，女管家脸上的伤，很可能是被她口中老公的追债者所打的，因为她提到“四年了，那些追债者还在找他”，只有逐出豪宅，刚被骚扰才会这么清楚。

PS:女管家在刚进门的时候就有伤，并不是拉完地下室柜子后才受伤的而且也不是过敏症状导致的，仔细看女管家脸上，是很明显的打伤。

图片经过调亮处理7.多松的画多松的自画像画的其实是当初半夜吓到他的“鬼”。

因为这个“鬼”，生日当晚，即使倾盆大雨，多松也始终坚持带着帐篷到外面去住。

多松在基婷课上画的这幅新画也预言了生日轰趴上的屠杀。

脸上的血、蓝天白云

8.富人家大女儿多惠吃基婷的醋，基宇说基婷是玫瑰（rose），你就是……后面隐去写在本子上的，很可能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rose。

表示基宇和多惠的爱，像电影里面的Jack和rose一样至死不渝。

9.富人家大女儿因为父母较偏爱受过伤的弟弟，比较缺爱，很容易爱上像基宇，敏赫这样主动接近、关心的同龄帅哥。

10.富人女主人和男主人在沙发上做爱的时候，提到毒品、廉价内裤是因为，男主人说这里沙发像他车子的后车位，他们互相在玩假装前任司机和吸毒女友车震的把戏。

11.链球亚军因为妈妈是链球亚军，身体素质是基宇一家中最好的，所以当父亲佯装要打她的时候，她说“要是真的，你早死了”。

最后发狂杀人的保姆老公也是靠她才解决的。

12.阶级的狭隘在片中，基宇一家有两次在靠窗的饭桌上吃东西的画面，都遇上了小便的醉汉。

第一次妈妈建议张贴禁止小便的贴士时候，爸爸拒绝了，在女儿告知要吼一吼的时候，又拒绝了，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戏，表现了父亲的隐忍性格，儿子也很是无动于衷，直到儿子富有的朋友敏赫前来呵斥，才大赞说“很有魄力，果然是大学生”。

但其实呵斥醉汉随地小便和学历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作为地下室主人更有理由呵斥，只不过他们作为穷人阶级，内心比较怕事、卑微罢了。

所以当他们进入富人家帮佣，误以为成功“跻身上流”的时候，第二次饭桌吃饭，儿子二话不说就要拿敏赫送的奇石砸醉汉，内心顿时充斥着高人一等的骄傲，越缺少什么就越炫耀什么，但其实两次的他们并无差别，只是初尝到了点甜头，本身仍旧是穷人阶级。

最可怕的是精神上难以逾越的狭隘，没钱时，全家待业在家，好不容易打一些零工赚点小钱，就开始喝酒庆祝，醉汉跑来尿尿，也不敢呵斥、不张贴禁止尿尿的贴士，有钱了，不盘算改善环境、搬离狭窄、恶臭的地下室，只是四处吃吃喝喝，相当满足于当富人的“寄生虫”生活，而不去发展自己。

精神的贫瘠使他们充当着边角料的角色，在豪宅里，他们是富人的“寄生虫”，在外面，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

13.基宇父亲和女管家老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投资“台湾古早蛋糕”失败。

这款蛋糕在2016年的韩国红极一时，短短八个月内就开了数百家分店，但却由于爆出添加化学物品的丑闻，许多店铺因此迅速倒闭。

基宇一家和女管家老公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宁愿做着“寄生虫”活下去的。

在曾经也是奋斗者的前提下，“台湾古早蛋糕”等（基宇父亲还提到曾做过炸鸡店、司机）投资的失败，令女管家两口子躲债多年，也令基宇一家彻底磨灭了上进的自信心，甘于昏昏度日，甘于平庸现状。

14.司机两问社长爱不爱老婆这种私人问题，在社长的眼中属于越界之举，是令人厌恶的。

任何一个刚来的职员向你过问夫妻感情，想必都会感到不快，更何况被问者还是雇主。

但司机可没想这么多，第一次问是在车子上，社长发牢骚说女管家走了之后，妻子又不会扫地又不会做饭的，这时候司机插了一句“但还是爱她的对吧”，大大咧咧的司机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闲聊，社长却顿时惊愕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次只是一次无心之举的越界行为。

第二次司机问，就是明摆着在挑衅社长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被发生的所有事件挤压到一种濒临崩溃的状态，而毫不知情的社长大人却还要他去扮演印第安人，玩这种只有富人才会玩的把戏，于是再度被司机提及私人问题，脸色变得很难看的社长，马上用“把这当作是工作的延长”厉声警告司机，不要掺杂私人情绪，否则就滚蛋。

这场小冲突发生在生日屠杀前几十分钟左右，显然让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15.基婷的死亡生日轰趴上，基婷的被捅杀，不仅仅只局限于表层的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穷人金家上升阶级机会的消退。

自始至终，基婷都是金家中最有希望上升到富人阶级的人，她美丽大方、聪明果断、有气势，在片中甚至是没有什么弱点显露， 儿子基宇也说“你跟这豪宅很搭，哪像我们”，但这样一个具有无限未来的年轻人居然就这样死掉了…… 年轻的死亡总是叫人伤感得多，她的去世就像是心头上的重击，彻底断绝了金家富裕（救出父亲）的可能。

16.司机为什么杀掉富人男主人?因为首先，男主人一直在说司机身上有难闻的气味，这个气味在这里是双重语境，一是确确实实的脏味，二是指司机的穷人气味，一种阶级歧视，电影中的气味意义还是比较偏向于第二种。

男主人对待司机本质上充斥着富人阶级的高傲，说着不是试乘测试，但手上却一直持着半满的咖啡杯，观察水波平不平稳，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表面上很好说话，但一触及到底线，就会开始强烈反击。

因为男主人平时偶尔有搭乘地铁（闲聊中提到）接触穷人，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他过去也曾经是一位穷人呢？

（阴谋论），直到后面成功逆袭了，就反过来鄙视穷人，看见司机爆粗口面露不悦，私底下和老婆相处时却经常说脏话，而女主人作为一个始终的富人阶级，在象牙塔里被保护得好好的（角色异常的善良、容易相信别人，基宇妈妈说有钱的话，她能比她更善良），所以男主人问她的时候就没闻到。

PS : 生日快闪那天女主人之所以闻到，主要原因是司机昨晚睡在体育馆中，身上真的有味道，但在站在司机的角度，女主人就像是听了昨晚男主人的话，也对穷人开始厌恶起来，能闻到他的“穷味”。

其次，司机对朴社长一家的富裕生活感到艳羡，又带着一丝丝愤恨，尤其是作为司机具体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之后，被男主人话里行间的高贵感频频刺激，但真正的矛盾爆发点在于:保姆老公逃出防空洞，捅杀自己女儿事件。

情急之下，之前所有的憋屈都化为冲动的血刃，尽管男主人的所作所为是人之常情，宏观来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出格之举，但他就是想杀了他，仅此而已。

就像豆友有二十一个人所说：“这部电影的精妙就在于社长一家做的事情其实都非常合理 但是从穷人的眼光去看 就变味了。

”恭喜《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长片以及最佳原创剧本！

最近，韩国电影《寄生虫》是各大媒体自媒体平台上口碑撕裂最严重的电影。

喜欢的奉为圭臬与神作，批判的指责电影符号化、奇观化。

社交平台上的种种撕裂，如今已是常事。

我们似乎也习惯了在同温层的狂欢。

但《寄生虫》的话语纠纷背后，与它所设定的阶层批判视角有紧密联系——这是当下舆论最大的痛点与引爆点 。

从阶层批判出发，《寄生虫》将某些特质推向极致：隐秘的视角，游戏化的情境，对“他者”的恐惧，而这些特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韩国电影的共性。

如何看待《寄生虫》的话语纠纷？

这是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

如果说，它的最大受众是中间阶层的观众，那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观众的解读重构了这部电影？

《寄生虫》的“豆瓣电影”页面，观影人数迅速上升，整体评分很高，但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话语纠纷。

撰文 | 余雅琴《寄生虫》的话语纠纷：真伪现实主义的斗争韩国电影《寄生虫》自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以来就备受期待，在韩国本土上映以来，连续十六日夺得单日票房冠军，观影人次更是达到千万以上，在中国香港地区上映后，不少影迷选择跨海观影，西宁FIRST青年影展传来在中国首映的消息后（后因技术问题取消放映），该片的预约更是瞬间订满。

前几日，《寄生虫》的资源终于通过网络面向大众，围绕这部作品的类型化和所展现的阶级问题，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和去年大热的《小偷家族》都属于“有失水准”的金棕榈电影（毕竟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一般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艺术电影评价标准），甚至有人将《寄生虫》称为“史上最差金棕榈”；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该片让人“惊叹到发抖”。

一些人认为该片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展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这部电影的细节经不起推敲，更像是一部表现主义电影，这部电影的成功代表着现实主义的衰落。

围绕该片主题的讨论则更让人感到吊诡，这部电影对阶级差异和矛盾的展现固然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直白，但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寄托了对底层的无限同情，对阶级固化的批判；而有的人则认为这部电影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的反思，贫穷并不滋生善良，金家的遭遇在于他们的“失德”……如此这般，可谓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感。

总之，作为年度电影热议榜的翘楚，这些讨论让如何看待《寄生虫》成为检验一个影评人的指标，一场“品位的较量”在各种媒体平台展开。

《寄生虫》成为检验影评人的指标，一场“品位的较量”在各媒体平台展开。

为何大家对这部电影有如此大的热情，这或许与导演奉俊昊一贯的高人气有关。

奉俊昊是韩国电影类型片大师，他的犯罪片《杀人回忆》《母亲》，科幻片《汉江怪物》《雪国列车》《玉子》等作品几乎部部都成为该类型的代表作，并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拓性。

奉俊昊的片子向来艺术性与商业性并重，重视电影的可看性和娱乐性，这些元素都让他拥有一般艺术片导演不具有的更广大的受众。

《寄生虫》的故事并不复杂，比起同样探讨阶级的韩国电影《燃烧》显得更加简单直接。

故事讲述了身处底层社会的金家因为破产不得不寄居在半地下室生活，勉强度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家的儿子获得了给有钱人家女儿做英文家教的机会，继而把自己的妹妹介绍进来做美术家教，赚取不菲的工资。

由于有钱人的“天真单纯”，这对兄妹又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将原有的司机和女管家替换成自己的父母亲，一家人成功“寄生”在上流家庭。

危机也在此时发生，一场大雨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前任女管家突然回来，揭示出豪宅之下藏着一个地下室的秘密，而她的丈夫为了躲债已经在其中居住多年。

由此，两个底层家庭的命运被联系在一起，他们互相理解的同时也互相倾轧，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不得不以命相搏。

而主人的到来，则让这部电影的后半段充满了紧张感。

高潮在电影的最后，两个底层的家庭的斗争从地下发展到地上：前任女管家死去，她的丈夫冲出地下室杀死了金家女儿，金家父亲却因为有钱的“主人”流露出对自己气味的厌恶，意识到两个底层家庭的关联（拥有同样长期身处地下室的气味），突然若有所悟，将男主人杀死……中产阶级的窥视，与游戏化的电影情境《寄生虫》的故事颇有些动员“阶级斗争”的意味，电影直白的意象更是让这部作品的隐喻毫无“隐藏”的成分。

《寄生虫》所反映的故事背景，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据新闻报道，今年韩国经济依然呈现环比下降，达到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

与此同时，韩国失业率创19年来新高，失业人口达到有记录以来的高峰。

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寄生虫》在韩国如此受欢迎也就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但是，奉俊昊真的是一位关注社会议题的导演吗？

他的作品一方面植入这些元素，一方面将这些现实元素变为电影符号，使之失去原有的现实意义，而成为类型电影的工具。

不得不说，这说明了奉俊昊的确是一位优秀的类型片导演，但也说明他的电影未必真正关注的是现实问题。

本质上，《寄生虫》其实是一部拍给中产阶级的展现上流社会和底层“奇观”的电影。

寄生虫对阶级问题的展示是极具夸张效果的，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真实的对应，他们更像是游走的符号，代表着各自所必须代表的一类人和一类事。

我们看不到电影人物的真实性格，就很难对人物产生真正意义的共情。

而在这样一部电影之中，共情似乎是没有必要的。

电影所要展示的正是一种高度概念化的社会模型，让我们在对奇观的观看中，释放掉自己对真实世界的不满。

《寄生虫》的“窥视”视角所以，这部电影不必也不能被当成一部现实主义电影来看待，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部“高概念”电影：一个社会结构模型，就如电影里的豪宅一样，光鲜亮丽的是上流生活，而看不见的地下室则隐藏着罪恶。

电影借助女管家的口吻说出上一代屋主认为地下室本来的作用是躲避战争时期的轰炸，是可耻的记忆，因此选择隐藏；与其说是对日治（上一代屋主是日本人）时代的反思不如看成上流社会对底层的选择性无视。

底层尽管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但地下室作为上流社会的支撑，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一旦平衡被打破，庞大的社会建筑也会摇摇欲坠。

《寄生虫》的结局是令人失望的，电影的最后，金家儿子通过豪宅内的电灯传递出的摩斯密码得知父亲藏身于地下室，而他试图营救父亲的方式只能通过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挣钱将房子买下。

这其实消解了此前电影对社会结构的批判，似乎暗示，底层依然只有通过上流社会的法则才能改变自身命运，而这一套机制的上升渠道显然已经堵死。

就像电影里那个始终堵在豪宅地下室出口处的酒柜或者是金家那个只能看见别人撒尿和呕吐的半扇窗户，留给人微弱的希望，更多的则是走得出去却不得的绝望。

毫无疑问，掏钱走进电影院观看和在网络上热议《寄生虫》的主要群体是社会中产和知识阶层，一定意义上，这部电影缓解了中产阶级的焦虑，在一个高压社会中，用这样一部类型电影纾解了人们对外部社会的恐惧。

是谁在恐惧底层的逆袭呢？

如果社会真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显然中产阶段是阶层洗牌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寄生虫》为我们描绘上流社会不合常理的“天真”及底层的道德失序。

不论是上流社会的优渥生活还是底层的幽暗无边，电影都进行了细致到不加节制的展示。

电影无意于对阶级问题的深刻揭露，它所做的只是进行戏剧化的对比和营造更激烈的冲突而已。

在这样的戏剧结构中，调动起来的只能是中产阶级对底层的恐惧和对上流社会的鄙夷的情绪。

本质上这部电影做的只是展示某种中产精英话语营造出的“富人傻，穷人坏”的刻板印象罢了。

电影的最后，儿子试图营救父亲的方式，是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挣钱将房子买下。

尖刻地说，《寄生虫》谈不上对阶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它只是迎合了中产对社会结构的想象，或者这根本就是一部拍给中产精英用来“意淫”的作品。

电影的逻辑似乎是说，只要这座社会的大厦不倾倒，中产所处的位置始终是最安全的。

他们既没有能力购买拥有隐秘地下室的豪宅，也不会“堕落”到住地下室的地步。

他们往往置身于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中，脚步悬在半空，不用接触土地，在网络和影像的世界里想象真实世界。

《寄生虫》像是给中产阶级敲响的警钟，让他们在社会矛盾颇有些被激发的当下保持一种对社会现实适当的敬畏。

但是，奉俊昊显然不想吓着观众，《寄生虫》在小小的警示之后给予观众的是一支恰到好处的安慰剂。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影始终使用窥视的视角在拍摄：不论是被剪断的监控镜头连接线还是豪宅地下室的入口处，抑或金家躲藏的茶几……观众都比电影中人更先知道悬念所在和剧情即将引爆的地方。

这当然体现了奉俊昊的导演能力，他早早就将观众放在了电影之中，而不是电影之外。

因此，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说就是为了观众的快感而服务的，并非揭示现实和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

我们因此跟随着电影主人公的命运，害怕他们的身份被识破，跟随他们进入到那个令人紧张的情境之中，随着故事发生，我们的视角从地下室转移到豪宅，时刻关注主人公的命运，却不能与之产生共情。

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寄生虫》的快感机制和参与感很强的情景游戏没有区别。

“游戏化”在《雪国列车》中也有体现。

游戏化的电影拍摄在奉俊昊此前的电影《雪国列车》中也有所体现，电影将社会结构放置在一辆飞速驶向前方的列车之上，主人公所做的就是“升级打怪”。

电影所谓对社会结构的隐喻不过是一种漫画般的夸张与想象，所有的目的都是激发观众对现实的联系，从而更好地享受“游戏”的过程。

《寄生虫》设定的“窥视视角”让我们像是进入了一个大型体验游戏，跟随着摄影机探寻豪宅的每个秘密角落，一边寻宝，一边注意自己不要被对方发现……现实的元素在奉俊昊这里不过是这个大型游戏的材料，真实的社会背景则提高了观众玩游戏的体验快感。

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说，在这部电影面前，甚至不知道该不该使用批判性的方法论，毕竟这是一部极具娱乐性质的类型片而已，一部非常解压的商业片。

但是，我们对《寄生虫》的批判和各种解读一定程度上是和国际电影节评价体系的共谋。

如果不是戛纳将这部电影带进所谓艺术电影的系统之中，我们便不会期待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价值。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奉俊昊发明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激素”电影。

《寄生虫》的确是一部让人看后血脉偾张的作品，观影快感极佳，电影调动各种元素始终吸引着观众的目光，用合适的节奏，一张一弛地引领观众进入电影的逻辑，当最终暴力发生，观众紧张的神经得到了放松，快感的机制因此得以实现。

韩国电影的现实关怀，以及对“他者”的恐惧《寄生虫》的“寄生”概念还有外人进入家中作恶的故事模式，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家庭中的“他者”的恐惧。

而这个“他者”的存在，提醒着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鸿沟和潜藏在人们内心的未知的想象和恐惧。

韩国电影有表现真实事件的传统，也有比较明显的现实感。

一般来说，韩国电影被认为是在1990年代崛起，到了新千年后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

这与韩国的政治解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许多韩国艺术电影也在着重发掘民族历史的伤痕，反思和质问历史。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韩国电影情感的浓烈和表达上的夸张，不论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更喜欢使用强烈的意象。

韩国艺术电影颇有悲情的气质，其中两大政治事件是很多电影都有所表现的，一个是朝韩问题的民族伤痕，一个是以“光州事件“为代表的长达几十年的军政府带来的对人的戕害。

这些题材像是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金基德的《海岸线》《网》等作品都试图揭开朝韩分裂给人带来的悲剧；而李沧东的《薄荷糖》则揭示了“光州事件”是如何让一代人的青春被践踏；奉俊昊的《杀人回忆》则通过一则破不了的连环杀人案隐隐批判了独裁时代的政治环境……（可以说，这些导演中几乎只有洪尚秀成了一个韩国艺术片导演的异数，他几十年如一日关注男女情事，揭露和自我剖析般地挖掘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这一阶层的自我修正。

）

《薄荷糖》电影剧照。

在这批韩国电影中，“他者”始终是一个强烈的意象。

或者作为韩国历史的对象，比如朝鲜或日本；或者作为男性主体的对象，以女性符号出现；或者就是作为中产阶级的对象出现，那就是以上流社会的浮华和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出现。

而这些“他者”的形象则成为观众欲望和想象的投射，也成为我们恐惧的象征。

以李沧东的《燃烧》为例，这部电影因为在去年戛纳电影节的媒体场刊获得高分而成为一部热议作品，这部电影的结构看似复杂，本质上在探讨阶级问题，在这个故事里面，有钱人为富不仁，贫穷的底层如同蝼蚁，消失了也没有人在意。

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在世上独孤地生存。

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这里面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爱情，而是一种需要。

这种关系同样是很容易瓦解的，当第三个人，有钱阶级的男二号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男女主人公之间临时的关系瞬时瓦解。

《燃烧》尽管没有直接指向政治，但是却把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地设置在朝韩边境，用时不时从朝鲜传来的政治宣传广播提醒观众不要忘记历史，这是韩国艺术电影在表现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摆脱不掉的历史包袱。

《燃烧》剧照。

《寄生虫》作为一部“高概念”的寓言故事，一样没能摆脱这种包袱。

在这部对空间艺术玩弄到极致的电影中，几乎只出现过两大空间，一个是富人的地上豪宅，一个是穷人的地下住所。

事实上，电影在极少的几个场景中展现了很强的戏剧张力。

即使这样，导演依然没有忘记植入韩国历史的悲剧感，电影里当主人公得意忘形地在富人雇主不在的一家人欢聚的时候，所做的娱乐项目是戏仿朝鲜播音员的声音，而这座鬼魅一般的豪宅也被赋予了日据时代遗留的背景。

两部都是韩国重量级的导演拍摄，并且都被戛纳系统选中的电影自然会被放在一起比较。

同样是底层对上层社会的不满引发出的暴力事件，两部电影却有着不同的指向：《燃烧》显然具有一种知识分子对底层深切的同情，电影的主人公热爱文学，积极向上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心爱的女孩被有钱公子玩弄致失踪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寄生虫》显然模糊了底层暴力的合法性，不再书写一个“底层抗暴”的故事，甚至，这部电影对社会问题保持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对社会问题只是展现，没有真正的反思。

在这个层面上，奉俊昊的社会关怀显然不如他的前辈李沧东。

《下女》电影剧照。

说到对底层人民的表现，韩国电影侧重于将人放在极端环境中去考察，也不得不提及一部险些被影史忽略的作品——1960年拍摄的金绮泳的《下女》，该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个女佣如何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破裂的故事。

这部电影一边揭示了资产阶级道德观和生活方式的虚伪，一边塑造了一个颇为强大但是令人生畏的底层女性形象，女主角几乎是肉欲和邪恶的化身，她和男主人发生关系后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甚至谋害了主人家的孩子，即使是这样，她最终还是被男主人公无情背叛。

这部片子在当时的韩国其实备受争议，现在看来，这部电影将男主人的家营造成一种密闭的效果，增强了电影的戏剧张力，女主人公的行动虽然失败，并且有些令人不齿，但是毕竟是一种对权力的反抗。

只是这种反抗和《燃烧》类似，多少有一种“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意思，因为反抗方式的某些不合法性 ，让人感到过于激烈和暴力，反而让底层丧失了一些话语空间。

《幸福的拉扎罗》剧照。

《小偷家族》剧照。

连续两年韩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赢得关注，一方面说明国际电影节正在向多元文化倾斜，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正在成为评判艺术的重要标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东亚的电影所展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种普世性。

事实上，阶级问题成为了当代艺术电影一个重要的母题，不论是《方形》《小偷家族》还是《罗马》《幸福的拉扎罗》，这类探讨跨越了地域和肤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如何用电影回应现实，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倾向。

有的将社会现实转变为影像的快感机制，有的则用影像介入社会问题。

当然，电影毕竟只能做到对现实的高度模仿，不能完全展现人在时代中的处境和遭遇，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影的力量始终是微弱的，一部优秀的电影能做的就是尽力打开一个尽可能丰富的话语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寄生虫》显然是一个闭合的解读文本，电影的意象明确而清晰，故事的走向也没有超出我们的期待。

但是何以在中国的网络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拥有如此多不同维度的解读呢？

或许，我们的现实本身就参与到了电影的解读空间中，让原本简单的意象和现实变得丰富而复杂。

当这部韩国电影在中国获得了如此多的讨论时，它因此具有了新的维度，这或许是奉俊昊始料不及的，《寄生虫》因此获得了重构的可能性，意义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余雅琴；编辑：张婷。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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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张泠一．“气味”，一种阶层标识？

多年前，在美国的爱荷华城公共图书馆，我在书架前浏览，忽闻一阵刺鼻气味。

回头看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流浪汉，看似多时不曾洗衣洗澡。

周围的美国人，若无其事地慢慢散去，无人掩鼻或露出惊讶神色。

另一次在国内，与人类学学者朋友乘长途大巴车。

一种刺鼻气味慢慢蔓延，车内封闭空间，几乎令人窒息。

忽听司机大吼一声：“谁啊！

把鞋穿上！

一车人都快被你熏死了！

”这是两个关于令人不适的气味的片断，当然，更关于贫穷：气味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

尤其都市空间中，人际物理距离远较乡村为近，尤其在摩肩接踵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与公车、或公共空间如办公室中 。

体面出行的人们按时洗澡、换衣，也使用香皂、洗衣液、芳香剂、香水、口香糖等，试图令自己的气味变得令人愉悦，或起码不引起负面注意。

带有浓重气味的人，多因体力劳动而出汗较多，或无按时洗澡洗衣的条件，及为居住环境所累，甚至居无定所。

各种资源被商品化的社会空间，“无异味”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奢侈。

比如蔡明亮电影《郊游》（2013）里，举广告牌卖高级住宅的小康与两个孩子睡在无水电的棚屋，在公共厕所洗漱。

陆奕静扮演的超市员工注意到小康女儿头发的异味，帮她在超市洗手间洗头发。

资本主义的现代都会，社区层级也可通过气味区分。

中产阶级社区或商业区的气味被辛勤的清洁工人以各种化学制剂除去，成为“无味”的“透明”空间。

贫困社区则充满各种混杂气味，这适用于芝加哥南部Englewood社区，或纽约哈莱姆与布朗克斯的部分社区。

记得某年夏天在意大利巴勒莫开会，一位同行学者邀大家看世界杯比赛，我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街，在破败的后巷找到一片空地，看投影转播比赛。

四周散发着垃圾气味。

这些联想，都因韩国导演奉俊昊电影《寄生虫》（2019）衍生而来。

《寄生虫》关于住在贫民区半地下室贫困家庭的一家四口，因机缘巧合及高明骗术，为朴社长及太太的巨富之家打工，却因为偶然揭开地下室的秘密，而引发一系列悲剧性后果。

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关于贫富分化的故事，但导演本意只是呈现，并非为了批评富人为富不仁，也不是为了批判制造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

这里没有真正的“坏人”，悲剧的发生由于误会与巧合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必然。

如何在片中体现贫富差距？

如许多观众注意到的，《寄生虫》中最显而易见的元素是强调“气味”。

此处富人之所以为富人，并非他们“香”，而是他们“无异味”。

对秩序与整洁的追求成为标准，包括视觉的与嗅觉的——朴社长担心女佣离职后，几天之内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

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有怎么洗净衣服也无法摆脱的“异味”。

他们的“穷味”，据妹妹基婷说，是久居半地下室的霉馊酸腐味。

何况，窗外常有醉汉在电线杆旁小便；遇上暴雨，全城的污水会涌进他们的家，混杂着马桶涌出的污物。

这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穷味”，穷人一家身在其中或许感受不到，到了豪宅、豪车里便显得刺鼻，被多颂迅速辨识出来、被朴社长轻蔑地描述。

最后，也是因“气味”造成屈辱、愤怒、杀戮。

气味为阶层与其他歧视提供“合理化”借口，如冯小刚电影《芳华》中“出身不好”的何小萍，因家庭无条件经常洗澡、搭长途火车而被其他文工团员取笑有“馊味儿”。

而且这“异味”已成为象征性羞辱手段，即使在她能够按时洗澡时，也被舞伴以此理由嫌弃而不愿与她搭档。

若说“气味”只是《芳华》“歧视链”中的因素之一，它在《寄生虫》中则举足轻重，凌驾于其它阶层辨识、歧视与张力细节之上。

因此有观众质疑：真正的阶级隔阂绝不仅仅是片中反复强调的气味，而是言行举止、话题、世界观等方面的鸿沟。

“气味”只是表象，贫民窟里的基婷换装即可扮作出身优渥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生而获得朴社长一家绝对信任不合常理，其实几个眼神几句对话便会将自己的阶层身份出卖。

因此，有中国观众对《寄生虫》的批评为：从获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小偷家族》到这部“诈骗家族”，奉俊昊投机取巧，从“气味”入手，对阶级差异猎奇呈现，设置机械，表现夸张直白，缺乏更有力的社会批判与更有反思空间的隐喻——当然，《寄生虫》是部手法娴熟的商业片，不必对其思想浓度与社会指涉期望过高，但它得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艺术肯定（上一次获得金棕榈的商业电影，是美国导演塔伦迪诺1994年的《低俗小说》），也是历史上获得此奖的第一部韩国电影。

这自然影响到影迷对它的预期及对戛纳电影节奖项权威性的质疑，出现“戛纳今年是荒年”、“评委趣味有问题乱评奖”之类的批评，更有影迷为李沧东电影《燃烧》去年在戛纳的遗珠之憾抱不平。

二．地下密室、枯井与“塑料大棚”若说《寄生虫》有夸张的戏剧性，《燃烧》则更多文学性：李沧东自己为作家，影片也取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谷仓燃烧》。

它充满抒情，隐喻，气氛的渲染与铺陈，生活细节与质感的从容不迫的描绘，值得品味与思考的“闲笔”。

喜欢《寄生虫》的观众会认为《燃烧》节奏太慢，能领悟其妙处的影迷会欣赏其“隐忍，克制，思考，洞察”。

尽管与李沧东之前的电影《薄荷糖》（1999）、《密阳》（2007）、《诗》（2010）相比，《燃烧》更多了些奇情色彩，甚至使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社会批判的广度和面向有收缩，但并未流于表面，力道仍在。

《燃烧》与《寄生虫》都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强烈空间隐喻。

除了我们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横向/平面分区：富人区与贫民窟；还有纵向区隔：富人身居高处，如清幽山顶或豪华公寓顶层，可俯瞰城市芸芸众生；穷人则栖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见天日的地下密室——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空间化对应。

如此，“异味”乐于光顾穷人的住所，阳光却恰好相反：《燃烧》里，即使惠美并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阳光也只短暂地路过她租住的狭小凌乱的房间；《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享有整个大落地窗的阳光。

本的高级公寓简约如旅馆，有上中产文化对整洁的执念；惠美原本凌乱的房间在她消失后也是如此整洁，是可供观者猜测的关键关联。

《寄生虫》中另一与空间、阶层相关的，为“主仆界限”代表的权威性。

朴社长在豪车后座区域发现女性内裤而辞退尹司机，认为他在自己车上、尤其后座自己的空间乱搞为“越界”。

判断金司机是否“越界”，则是要保持主仆而非平等朋友关系，不可推心置腹交谈，尤其忌讳开玩笑与质疑上司。

金司机两次问他是否爱太太（在车上与多颂生日会扮印第安人时），第一次朴社长大笑，已有上中产阶级被“窥探”隐私的不适；第二次则面有愠色、公事公办地告诉金司机“今天算加班”。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室与地下密室，都是剧情中写实的栖身之所，《燃烧》中的枯井与塑料大棚，都似乎确有其事，又模棱两可，写实与隐喻兼具。

钟秀多次向不同人物求证枯井的真实性，得到自相矛盾的答案——其实答案或并不重要。

钟秀与惠美看到彼此的特别之处，如在枯井中见到施救者。

可惜，终究在各自的枯井中挣扎，可能并无出来的一日。

迈尔斯·戴维斯爵士音乐中，夕阳光线下，惠美除去上衣的纵情舞蹈，似乎已是她与世界相处的最后美好时刻，大家都不知道，她会是下一个“塑料大棚”。

但无论沦落半地下室还是地下密室，除了个人（金司机与雯光丈夫）做生意跟风误判，也在于敲骨吸髓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信用体系及与黑帮密切相关的肆虐的高利贷行当。

惠美之所以沦为“塑料大棚”，也部分因为消费主义风潮与信用卡透支政策鼓励的过度消费的陷阱，她的“身价”成为“负资产”，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人”的“价值”。

而本是“超级价值”的。

钟秀对惠美谈起本：“年纪轻轻这样生活，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盖茨比”……开豪车、住豪宅的本，生命太过餍足和空虚，有种倦怠，也有种傲慢的偏执，想像自己如神、如自然法则一样一切尽在掌控、不留痕迹地烧掉那些大家都不屑一顾、影响观瞻的“废弃塑料大棚”。

“盖茨比”们对底层的有限兴趣，是一种猎奇，如去非洲，或者去动物园。

两次聚会中，本的富人朋友们如看猴戏般围观先后两个底层女性的表演，无论“大/小饥饿”的舞蹈还是讲述自己接待中国游客的情形。

本礼貌微笑时忍不住打哈欠，前后两次，都在钟秀的观察之下。

他的厌倦，意味着又一个“塑料大棚”要被烧掉，才会新鲜、刺激、好玩。

本做事的原则是“好玩”，享受就好，在他看来，钟秀太“认真了，不好玩”（这大约也是李沧东的自况）。

本的“盖茨比”本质，蕴含在隐性细节里，草蛇灰线，若隐若现。

朴社长一家的“亲美”新贵气息，则堆积在表面，如日常说话不时夹杂英文单词、朴太太在美国网站购买多颂的帐篷认为“美国制造，必属佳品”、多慧补习英语、多颂被送去参加童子军而迷上印第安文化、基宇与基婷要化洋名Kevin与Jessica来获得朴太太信任、朴太太因基婷扮演的杰西卡在美国大学学成归来而放心聘为多颂的美术老师进行“艺术治疗”。

至于“底层”人物，《燃烧》中钟秀的设置也突破一般“挣扎着生存、没有精神层面”的刻板印象。

他大学时学“创意写作”、打算写小说。

现实已是迷局，其他人或是故事的主角，或是编故事的能手，他则显得太过真诚。

而这种或许有点朴拙愚钝的真诚，恰是《寄生虫》缺乏的。

《燃烧》的剧本写作非常缜密，层层铺陈，种种暗示，留给观众许多想像空间。

影片开头钟秀父亲收藏的刀具、粉色女士手表、若无还有名唤Boil的猫，都是贯穿的线索。

本家装修精美的洗手间的抽屉里，会出现底层女性的廉价首饰，他的战利品。

他也会拿出精致的化妆箱，给受宠若惊的底层女性画眉，这或许只是另一个“塑料大棚”的临别仪式……这种外表优雅、内里邪恶的强烈对比本身，有触目惊心的力量。

而装满了阴暗秘密的水库，也出现在李沧东另一部电影《密阳》中。

奉俊昊在《寄生虫》中埋的线索，有朴社长称“以前的女佣（雯光）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唯一缺点是吃太多，每天吃两人份饭”（与后来地下密室中雯光对忠淑称自己用工资养丈夫的说法矛盾），也有多颂受到创伤后的绘画——朴太太以为是多颂的自画像，其实是导致他创伤的雯光丈夫。

三．谁是“寄生虫”：贫富与善恶《寄生虫》与《燃烧》都是关于韩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都有穷人因愤怒持刀杀人的情节，但呈现方式与关注议题迥异，前者以三个家庭的关系制造惊悚情节剧，后者以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关注青年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以片中富人角色而论，《寄生虫》中朴社长夫妇为依靠科技创新而跻身上层的新贵，被表现为辛苦创业的“无辜”者（对家中员工无有剥削行为，太太更是善良单纯，即使朴社长偶尔摆摆雇主的腔调，似乎也罪不至死），并未背负资本主义的“原罪”。

导演奉俊昊在访谈中说他想破除人们在韩剧中获得的对上层人士的刻板印象，选择朴社长夫妇的演员塑造友善、有教养的形象。

《燃烧》中的年轻“盖茨比”本则更为复杂：莫名来源的巨额财产、“old money”的漫不经心、不必工作的慵懒，无论是“富二代”还是依赖当代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食利阶层，本都更似“不劳而获”者。

他对来自底层的青年惠美与钟秀表现得温文尔雅、进退得体，背后，则有更为阴暗的计划：烧掉废弃的塑料大棚——除掉那些无人会注意到的底层少女、当代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中即使劳作也薪资微薄可轻易被置换、没有消费能力的“新穷人/废物/垃圾”。

在传统生产型资本主义社会中，用进步的观点看，不劳而获的人被视为“寄生虫”（如本）；消费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中，有一个逆转：即使靠自己劳动生存的“底层”，因消费力低下，也被视为富人的“寄生虫”（惠美）。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换了一副面孔存在，以“自然法则”掩盖非人性化的“丛林法则”的振振有词也从未改变。

这是惠美与钟秀们面临的现实。

这些思考，是属于李沧东的。

奉俊昊的《寄生虫》欠缺这样的深度，更依赖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推进顺滑的类型电影节奏，人物（尤其穷人金司机一家四口）只为生存挣扎，从未思考过生存意义，或造成自己生存境况的结构性原因。

这只是种求生本能，如全家人在朴社长的客厅里酒醉时忠淑嘲讽并激怒金司机的：他们只是“蟑螂”般的“寄生虫”，卑微地躲避人和阳光，无法摆脱失去尊严的无力感，但极端愤怒时可以是摧毁性的力量。

《燃烧》中则都是善感的思考型人物，无关阶层。

他们有关于“小饥饿”与“大饥饿”的讨论：处于社会底层的惠美与钟秀在“小饥饿”中挣扎（关于身体的、物质的饥饿），而由于善感和孤独与对不公结构的困惑，亦在“大饥饿”中，即，探究生命意义。

《寄生虫》是类似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2013）的概念化寓言，更像话剧：时间、场景（主要是豪宅与半地下室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空间）、人物、戏剧矛盾集中。

导演也坦言最初想写成话剧。

可惜其话剧形式流于表面，所有精力都用来构建情节，缺乏话剧中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深度的挖掘与激烈对峙，及有深意的潜台词（可参考瑞典导演伯格曼电影，如《秋日奏鸣曲》）。

此处顺畅、高效的摄影与剪接都为叙事服务，保证其娱乐工业流水线作品品质，杜绝一切与叙事主线无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细节质感的“闲笔”，也因轻视与现实问题的对照关联，而成为自说自话的封闭世界，三个家庭似乎活在只有他们的社会真空里。

剧情与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被强烈紧张的不间断戏剧冲突掩盖。

诸多符号堆砌之下，人物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忠实完成导演交给的叙事职能，也便难以有被观众认同与情感代入的可能（或者说，只有在某些境况与场景中才会稍有代入感，如金司机与妻子忠淑一家在朴社长家的客厅里喝酒谈及“钱如熨斗，可将一切褶皱熨平”，或随雯光进入地下室见到她丈夫的震惊）。

《寄生虫》中有些“黑色喜剧”的夸张桥段有时故作幽默而显得廉价，比如基宇初次给多慧补课在朴太太面前忽然握住多慧的手腕告诉她“考场如战场，脉搏不能乱”，比如金司机与基婷、基宇一起失足滚下地下室被雯光录像，比如雯光戏仿北朝鲜播音员嘲笑跪地举手投降的一家四口，再比如两家人为了争夺手机翻滚着厮打作一团……伴以夸张造作的音乐，确有丑化穷人达到戏剧冲突与喜剧效果之嫌，肥皂剧式的哗众取宠 。

对于背景、观念不同的观众，《寄生虫》工业化的八面玲珑使得它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趋向：有人认为它丑化矮化穷人；有人认为它美化富人同时仇富（“无辜的富人太惨了”）；有人认为奉俊昊的中产阶级经验与世界观使得他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对上层鄙夷，对底层恐惧，因而构建出一个“富人傻、穷人恶”的社会模型。

这个模型将贫富差距道德化：富善穷恶，贫穷成为原罪。

因此《寄生虫》看似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却将社会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阶层固化、高利贷、失业率、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去政治化、泛道德化，而道德标准又松懈混乱考验观众：金司机一家人觊觎尹司机与雯光职位而陷害他们、欺骗雇主、基宇背叛将多慧托付给他的好友敏赫、杀人者可以逃脱等等……也有观众对片中草菅人命的杀戮感到不适，认为导演以轻浮游戏的态度消费贫穷者的苦难与沉重的社会议题，将之变成血腥暴力的感官刺激、悬疑娱乐，还要故作悲天悯人。

而片中基宇要令父亲重见天日的美梦，竟是遵循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学的欺骗性范本与游戏法则，如拉磨的驴子面前那根胡萝卜：自己发财，买下这栋豪宅。

成长于中产之家的奉俊昊大学学社会学，后在韩国电影艺术学院学电影制作。

他九岁时看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惊悚冒险片《恐惧的代价》（1953），毕生难忘。

14岁立志成为电影导演，喜欢画故事板，也喜欢漫画。

他对侦探犯罪故事兴趣浓烈，电影教育除了1970年代美国电影（如斯皮尔伯格、弗兰克海默、吕美特、施莱辛格导演的电影等），还来自希区柯克与韩国导演金绮泳（1919-98），影响到他选择拍摄商业电影。

奉俊昊电影如《杀人回忆》（2003）、《汉江怪物》（2006）、《母亲》（2009）等都体现对韩国历史、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但大都停留在表面和直白寓言层面，最终服务于“好看的”类型电影。

奉俊昊的电影偶像之一金绮泳在朝鲜战争及冷战时期为美国新闻处拍宣传片而累积电影经验，后来擅长拍摄怪异恐怖悬疑电影，时常融入对女性幻想的情色因素，其作品以《下女》（1960）最为知名，这也是由阶层差异的表象引发的家庭伦理恐怖情节剧，一种去政治化与阶级化叙事，融入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奇观。

《下女》的结尾，男主角说：“这桩悲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比如你我”——对偶然性的强调，在《寄生虫》中得以延续。

如果说《燃烧》中因贫富差距产生的杀戮是社会矛盾的必然，《寄生虫》中的更像是去政治化的偶然巧合。

如奉俊昊所言：即使没有坏蛋，不幸也可能发生，这是个不可预期的悲喜剧。

在奉俊昊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无路可走。

不只韩国，全世界都如此。

他希望这部有滑稽、有恐怖、有悲伤的电影“令观众看时想跟朋友喝杯酒聊聊它引发的一些想法，别无所求”。

可见导演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是妥协的，渗透片中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虚无与犬儒，并无“电影可以促使观众思考、批判进而改造现实”的野心：反正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分析与批判它毫无意义，描述表象并接受现状且为观众提供娱乐即可。

这种上中产背景导演以商业电影手法关注底层的方式，令人想起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2018）：以旁观态度描摹甚至以剥削态度处之的去政治化表达，人物同样如空洞木偶无深度与主体性，电影手法同样炫技与匠气十足，如日式餐馆橱窗展示的色泽鲜艳的假菜，精致光鲜却乏生命力。

这也是商业电影在回应当代社会结构问题时的无力感，况且，“回应社会问题”也不是其本意，其本质是制造奇观、幻觉与娱乐，最大可能地吸引观众，达到牟利之目的。

这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在涉及严肃社会议题时，这些影片呈现出自相矛盾与精神分裂趋向，如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电影《三块广告牌》（2017），前半部分起劲地批判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后半部分又退缩回导演臆造的世界，消解了之前所有批判。

这些远离现实问题的异想甚或童话世界，构建一个遵循他们自身逻辑的虚幻的闭合叙事，是与现实无甚交集的“平行世界”。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社会问题的常识被表面化地呈现，不会有分析与深入探究的可能，混杂各种娱乐类型，无论看似政治的还是去政治化的，都不必当真，“这不过是部电影而已”，它的意义结束在电影院里，不会被观众带出门去。

因此当年苏联电影导演与理论家如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批判好莱坞式剧情电影对观众社会意识的愚弄与麻醉，而大力提倡“电影眼”概念与在观众中推广更与社会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非虚构电影。

正如拉美“第三电影”的思考与实践者们批判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的：暴力、犯罪、毁灭被改头换面为奇观供人猎奇把玩（因为“资产阶级每日需要一定剂量的可控暴力的刺激与兴奋”），将电影视为奇观、娱乐、消费品，将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从不问其真正内在的、结构性起因，缺乏解析和批判力量。

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传播工具之一，只用来满足掌控电影工业者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

如有观众评价《寄生虫》这类电影：对跨国资本主义及其电影工业财阀“小骂大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