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迷宫

本片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社会，非常好的切入点和现实题材。

更让我们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了反思，而只有缄默，对过去一切苦难的缄默，有选择的遗忘和失忆。

只有糖霜一样记忆的民族只会坏掉。

坏掉的是良心，坏掉的是操守，坏掉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坏掉的是一切称之为善的东西，生命没有了重，只有了轻。

轻的让人忘记一切

德国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德国和德国人引起着他们的着蜜汁好感，纳粹礼在中国是可以被日常用来开玩笑的，“高于一切”和“希特勒万岁”也是可以当众喊的，虽然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更不要说《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曾经被用作列队进行曲。

如果要追溯一切，也许要从1970年12月7日的勃兰特算起。

然后在最初的最初，一切都不是这样。

电影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勃兰特下跪之前的联邦共和国的样子。

现在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是，在电影开始时的1958年，没有什么德国人知道大屠杀，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奥斯维辛，有关第三帝国的一切都被人为的忘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1945年以前，纳粹已经侵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人的父母、长辈、老师、上司都可能曾经是纳粹，你不可能让孩子问自己的父亲：嘿，你以前是纳粹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这就是阿登纳政府的核心思想。

事实上，确实有太多的纳粹隐藏在阿登纳政府的高层里，第三帝国覆灭前夕，为数不少的中高层逃往南美，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改头换面脱下军装在新的BRD和DDR里生活，他们是构成着BRD和DDR的社会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第三帝国的延续。

直到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职以后，德国民间对纳粹的反思才逐步开始，整场内卷行为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8年，是一种对德意志民族的净化，但遗憾的是，这些行为始终都是法律行为，所谓法律行为，即要有明确的被害人和明确的犯罪手段，这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其实远远不够。

在电影《朗读者》中，少年米夏认识汉娜也是1958年，对汉娜的审判则是1966年，两部电影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其实正好说明了那段德国的历史。

电影里由格尔特·沃斯扮演的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他策划了对艾希曼的抓捕，并最初由他联系了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按照摩萨德局长哈雷尔的回忆录记载，当时摩萨德的目标是艾希曼和门格勒，但是抓捕时情况紧急，只抓获了艾希曼，就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马上离开阿根廷。

然而，无论是西德还是以色列，甚至艾希曼和门格勒，都知道所谓抓捕就此结束了，阿登纳政府以2.5亿美元的军火为代价换取以色列不再审判时让艾希曼咬出其他纳粹高层，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始终都在德国，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甚至西德第三任总理基辛格，1933年时加入了纳粹党，1939年起成为戈培尔的主要助手。

对艾希曼的抓捕发生在1960年5月11日，这在电影中都有所提及。

对于门格勒，历史上他的父亲卡尔·门格勒死于1959年，按照电影描述，他曾经出席父亲的葬礼，并在一年后短暂的回到德国，那正是艾希曼被捕之后，时间上也吻合门格勒认为自己安全了。

历史上门格勒在1960年离开德国后前往巴西，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1979年2月7日他溺水死亡，他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也是各种地摊儿文学中的主人公，传说中制造连体婴儿和活体染色眼球的主谋，他为整个城市留下产业，死前告诉儿子罗尔夫·门格勒，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所以说，德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一方面对纳粹深恶痛绝，甚至有些杯弓蛇影，另一方面又一直享受着纳粹带来的红利，总是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但根本的灵魂始终没有触及。

比如发生在2021年9月30日如同闹剧一般的对96岁的集中营女秘书的审判，在开庭前夕女秘书突然逃走，4个小时以后被抓获。

德国政府对96岁高龄的人的审判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想过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再回到男主的女朋友，片子里有一处情节是男主送她回家，在楼下听到楼上她父亲和战友们在唱歌，那首歌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其实到这一时刻我就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了，1945年之后这首歌被禁止，也许除了中国，没有哪真的放过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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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半，论对奥斯维辛及群体作恶这一课题的反思，本片并不及之前同类作品的深度，好在它意并不在此，而在对反思的反思】关于奥斯维辛最著名的几句话中，包括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及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在《文化批评及社会》一文中的一句“奥斯维辛之后，作诗是野蛮的”。

此句历来有不同解读方法，不过我想或许也可以这样解释，奥斯维辛已经撕破了西方文明温情和理智的外衣，把个体人性以及社会群体最丑陋野蛮的一面展示给世人，见识过这些之后再撰写唯美忧郁的诗歌，无非是种欺骗。

在这部电影中，欺骗人的不只是诗歌，更是孤独的青年约翰·拉德曼所面对的六十年代初的联邦德国，在战后同盟国力量的扶持下、总理阿登纳的带领下、全国人民的齐心奋斗下，在废墟上仅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一片新的太平天地，四处都是爵士乐、百事可乐、钟罩裙这些文化符号渲染出来的盛世气氛。

另一方面，那些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华贵可敬的贵妇淑女、淳朴勤劳的劳动大众共同建立起一座谎言的牢笼，隐瞒起自己花了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大厦下面是几百万大屠杀中的冤魂这一事实。

拉德曼被迫夹在这一真一伪两个世界之间，揭露谎言，戳破每一个人都为之自豪的这层玻璃纸，相当于承认当代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洗脑，从而将剥夺整个国家的人“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自由个体”这一身份，将每一个人弱化成文化工业和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重谎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每一点发展变化，无非是在死亡这一赤裸的真相上加上一笔修饰，戳破谎言，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死亡。

或许正因如此，见识了恐怖的真相的拉德曼会对自己天真幸福的女友说，我们德国人应该永远只穿黑色，丧服的颜色。

整整一代人对父辈及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被浓缩在拉德曼一人身上，我们看着他从严肃正经的懵懂青年变得越发激愤，在厌恶整个世界都无比黑暗无耻的同时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因为自己敬爱并奉为榜样的法学家父亲是清白的，可是忘记了一切的反思都会归结到反思自己，于是在最后的残酷真相揭露的一瞬崩溃，发现信任了二十年谎言的自己跟每个人一样污秽，自己率先体味了失去独立的文明人身份的痛苦，由此成了满身酒气的愤青。

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朗读者》中终生不曾那样强烈地爱过第二个女人的米夏的影子，以及60年代末无数因为父辈丑恶的真相而耽于酒精、毒品和性的青年。

世界的虚伪外衣被揭开后该怎么办呢？

恐惧，迷惘，自暴自弃，提早品味死亡。

或者，直面真相，从一切尽失后的虚空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堡垒。

在奥斯维辛失去的一切，也要从奥斯维辛开始慢慢拾回。

时为2009年12月的最后几天，我和拉德曼一样从德国出发，来到奥斯维辛，那是挺压抑的一行，奥斯维辛的导游不断地说“你们不知道人类怎么能做出那种事”，说曾有4位导演为了拍电影而获准看了集中营资料馆不对外公开的内容，后来其中的几位自杀。

站在灰暗的棚屋中一排排木板床架前，从一墙有一墙的皮箱、橡胶鞋、衣帽甚至人类的毛发旁边走过，我感觉比几十万数百万生命的流逝更可怕的，是这里无数鲜活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故事。

看着他们遗留下来的痕迹作为同样的零件被叠加在一起，成为一座小山，想象不到他们曾是服装设计师、话剧演员、糕点房的伙计，还是大学教师、酒店老板、高中学生，更想象不到他们在被火车运到这里的途中、在这些平房中生活的日日夜夜甚至死亡前的一刻做过什么，想过什么。

而且不只是死难者，施暴者的故事也隐在了杀人机器的背后，8000名武装党卫队成员把自己缩减为轮鞭子的胳膊、开枪的手和践踏人的皮靴。

比死亡更让人难过的，唯有明明活过，却失去了为人的尊严和个性，为了看守和监禁这一重关系的存在，不惜将链条两端活生生的人弱化为符号和行尸走肉。

站在奥斯维辛的篱墙外看着冬日干枯的草场和兵营时，我并没有为谁念一段卡迪诗，但是我想来过奥斯维辛、见识过人类黑暗的人更应该活下去，代替这些沉寂的无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也就是拉德曼在奥斯维辛篱墙外理解到的：迷惘过后，生命终将继续，对陈年旧罪做些英雄主义的刑罚批判、以满足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后的优越感，不如把这里埋葬的故事和真理展现给世界、还以它们应有的样子重要。

奥斯维辛之后，天真淳朴的田园牧歌或许不能继续，但是经历过真理洗礼的人应该提起笔书写刚劲的散文，用文字编织罗网的同时，凭借文字背后的哲学与精神破除罗网。

认识到并承认自己是被谎言控制的大众中的一员，却不断为获得独立思想和个性而抗争——这就是拉德曼在调查疑犯和证人过程中最终点燃的，人性的熊熊火焰。

十多年前，我的高中时期，每周三晚上都最期待的电影放映日，满怀欣喜“万人空班”的那天，我观看了人生中第一部深刻“纳粹”符号的电影，异常沉重，至今让我无法鼓起勇气再次观看这部“满目疮痍”的《辛德勒的名单》。

但艺术和纪实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对这二战类题材的文献、影视作品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今天无意间发现的《缄默的迷宫》，没有血腥残忍的历史画面，但依然带我走进了曾经黑暗至极的奥斯维辛。

1958年的西德，距离德国战败已经过去20余年，整个国家正在快速重建中恢复繁荣，社会一片祥和安宁，就像电影中说到是一个“被糖纸包裹着的国家”。

当检察官Radman听到对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德国军人的指控，表现出和当时德国社会普遍的陌生和不解时，我心中百感交集。

说到这，可能大多数人都能猜到电影的剧情发展——Radman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找到了幸存者，落实了证据，把指控最终带上了庭审。

Radman在做的事，是揭开这个国家的伤疤，是审判自己国家的罪行，是让国民都背负残忍的包袱，对于当时民粹爱国者来说，是耻辱、是应该被“拖进毒气室”的人。

这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电影，让我了解了那段充满谎言和对罪犯包容的时期，看到了那段无法被抹去的战争罪行，让我也反思了和男主一样的问题，如果出生在那个年代，是自己被派去了奥斯维辛，我又会是何种作为？

这是一个我没办法深思的问题。

我第一次没有庆幸自己生活在和平年代，因为电影里的画面仍在这个世界上演，依然有不知廉耻的国家和公民再试图逃避和篡改历史，他们依然生活在谎言和理所应当的脱罪环境里，我们却不能奈其何。

我由衷的感谢历史上真实存在的Radman，感谢他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国家的尊重，才能让几十年后的我们能够如此的接近历史的真相。

不过遗憾的是，“1968年，在对19位在奥斯维辛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军人的庭审现场，没有任何一个罪犯表现出了忏悔和反省。

”——电影最后记载到。

在历史的潮流下，大部分德国人被要求加入纳粹党或者为纳粹服务，无论你是大律师，还是未成年的少年。

但是就在这个环境中，有的人受环境影响，肆意地极致地发挥自己人性中最丑恶的嘴脸，而有的人，则选择用自己善良的爱去对抗势力，偷偷的帮助那些被关押的人，当然，前提还是要学会明哲保身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从乱世回归平静。

曾经的那些凶恶的人，转变成了可以亲切的逗小孩子玩，给陌生人提供香烟火的普通的友善的人。

我不禁唏嘘，人性，到底是怎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人，敢于曾任自己过错的人，我认为就是应该被赞叹的人，被崇敬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逃避面对自己心灵深处良心的审判，他们想要去忏悔、弥补，甚至想要洗净自己。

对此，德国人做到了。

在战争时代，难逃其责的德国人不多，因他们不能避免不卷入历史的潮流中。

那些一直自责的人，是可以被谅解的，虽然大部分曾经犯下罪的人在审判中都是矢口否认自己的所有行为，1965年的德国社会的正义感，却是坚决要对他们实施制裁的。

反观日本，他们一直都遮遮掩掩，篡改历史，真正觉得他们虚伪和无赖。

这其实是一个相信法律正义性的检察官的成长历程，只是这个成长历程的背景是奥斯维辛审判。

我始终认可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所以在奥斯维辛服役的党卫军应该按照什么法律来审判相信很久以来就是一个蛮大的课题，如果是反人类战争犯的层面应该是国际法领域，波兰和以色列特地为那些在当地被审判的纳粹军官立法，那在德国境内呢，如果党卫军是听从当时的主权指令，那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法律什么罪名来指控呢，这样来想，这场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其实更多的不是法律意义，因为我总觉得太牵强了。

说到这里才绕回最早的那句相信法律正义性的检察官，如果他按照这个初衷去调查并起诉势必是要痛苦的，法律从来和正义性不能等同。

他在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意义的同时也揭开了德国普通百姓对那场战争和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种族歧视屠杀的态度。

到底谁才是盲目的？

是那些自欺欺人的百姓，还是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揭伤疤的“正义”人士呢？

当时加入纳粹的德国民众到底是被迫还是被洗脑还是这个民族骨子里的特性呢？

就像约翰说的，你们都是被迫的，只有希特勒一个人应该被惩罚吗？

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值得我们尊敬，如同最后约翰终于想通了这场审判的意义，惩罚什么人，怎样惩罚已不再重要，需要的是说出真相，让整个民族甚至人类反思。

当二战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且同盟国获得了胜利之后，随着纽伦堡审判的结束，二战基本上被划上了句号。

然而这个句号真的被画上了吗？

纽伦堡审判备受争议，类似的还有东京审判。

即便是所谓的正义的判决，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从而扭曲大众的意志。

因此，即便是二战真的结束了，那些被二战影响过的人群，那些参与二战的人群，他们应该怎么办？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缄默的迷宫》抛出来了这个问题，且没有准确的答案。

年轻的律师主要是审理公诉案件，某一天，他遇到了这样一宗案件，一个西德的记者大声控诉一位教师，这名教师参与了纳粹集中营当中对于犹太人的监控，但是如今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一名老师，进而逃离了法律的制裁。

年轻的律师对此意气风发，他决心要帮助这个记者找出证据，以此将这个漏网之鱼绳之以法。

律师很年轻，同时也很有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更有甚者，律师认为自己是绝对正义的，而整个纳粹在二战期间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他这样去做，不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吗？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律师不知不觉的已经深陷一种漩涡，这种漩涡是自己无法扭转的，而这个漩涡不过是二战的冰山一角。

《缄默的迷宫》向所有人抛出来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谴责纳粹在二战期间的暴行的时候，当我们用正义去审判纳粹以及参与纳粹暴行的德国人的时候，我们审判的是谁？

纽伦堡审判虽然饱受诟病，但那是一次针对罪犯的审判，我们尚且知道罪犯究竟是谁，东京审判亦是如此，然而当更多的罪犯开始涌现，我们作为正义的一方，应该如何审判？

这是问题的症结，同时也没有答案。

年轻的律师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对于纳粹罪行的揭露是正义的，因此，只要是找出来证据，就可以将纳粹以及参与纳粹罪行的人绳之以法，这是没有异议的。

然而令他无法接受的一幕其实早在电影一开始就做出了回答。

二战结束后，人们对于纳粹罪行的追缴，很大程度上仅仅集中在那些台前的操纵者，然而幕后的参与者呢？

当德国在二战中，以整个国家的全民参与进行了系统性的犯罪，当整个国家几千万人都是帮凶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审判谁？

恐怕我们应该审判的不仅仅是单个的犯罪分子，更应该审判的是这种被产生的纳粹的思想。

这一点就如我们开国领袖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囯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囯的民族败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即便是战胜国，你也没有办法对于战败国的所有国民进行追责，怎么追责？

向谁追责？

是杀光所有人，还是将所有参与者全部关起来？

正因为我们无法这样去做，因此，我们作为战胜国需要防范的是这种法西斯思想的传播，需要防范的是这种军国主义的思想的传播，这样才能更好的以绝后患。

而《缄默的迷宫》中出现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当律师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纳粹的后代。

当他自己的父亲跟自己的女友的父亲都是同样的人的时候，他自己应该怎么办？

本片虽然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是这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答案。

从律师本身的处境来看，即便是二战胜利之后的十几年间，人们已经彻底的将自己曾经的罪恶遗忘，德国人并不会进行全民族的反思，因为法律无法将所有的参与纳粹暴行的德国人绳之以法。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之后，德国人在道德上已经没有了心理负担，更何况纽伦堡审判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当历史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的时候，即便是盟军也没有打算将所有的对错好坏进行彻底的区分，因为盟军自己参与战争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并不在乎究竟能不能将所有的战犯以及参与犯罪的人绳之以法，或者是为他们后续不能参与犯罪提供保障。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结论，大家可以想想看，回形针行动的发起者美国他们不知道自己招揽的这些科学家们是不是纳粹成员？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然而当冯布劳恩成为土星五号之父的时候，美国人还愿意追讨冯布劳恩在二战期间的罪行吗？

同样的，当美国完成了对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全面接收，且让其帮助美国建立了诸如德特里克堡等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实验室的时候，731部队的罪行除了在我们国内被讲述之外，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彻底的烟消云散了，这个时候，正义走在了哪里？

因此，审判单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国家于事无补，我们应该做的是审判某种思潮，当今世界，纳粹思潮依旧活跃，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你好，再见

淡忘是件容易的事，从《缄默的迷宫》可以知道当时的德国，大部分人大都已经忘了二战那回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认出了一个在学校做老师的前纳粹，又被一帮有正义感的检察官知道，让尘封已久的一断难忘的往事，重新纳入人们的视野。

你身边的好人可能在以前是个杀人恶魔，甚至是你的亲人，战争不管是哪一方，但给予了暴露人性中恶的部分，不然怎么会下得了手，所以战争前先培养仇恨，即使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只有恨了，才有战斗力。

记得那时自卫反击战前夕，广播报纸，电影前的宣传片都是边境，越南如何侵扰中方的领域，杀人放火抢东西，搞得我们个个群情激奋，效果出来了。

回想起来有意思的，我想那时帮胡志民打美国，就在不远的时间里。

可怜生灵涂炭都是老百姓。

人类要远离战争，不要被少数人忽悠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热泪盈眶了，在这片中，当西蒙诉说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错信门格勒医生，将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女送走，后来听到别人叙述医生将小朋友如何残忍实验致死后，一世活着痛苦与内疚中的时候•••　　我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的心真的老了！

没想到羞涩干巴的背后还是可以激气一丝波澜•••　　其实，整篇故事没有太多露骨的残酷虐杀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冷漠、平静的脸孔，只有小数主要角色的激动滂湃，他们就像湖面下激烈摆动尾巴的小鱼，试图扬起湖面产出旋涡一样。

他们原本也是缄默的一员，为了各自的生活，各自重新建立社会中自己的地位，就好像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联邦德国，在觉醒沉默的背后有那么一丝蓄势待发窥探后，主角们都无法平静地坐着了，他们全部站起来，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实，为了一个只是为了告知，最终也许都无法有成果的事实，将迷宫中的错综复杂人物关系、罪恶根源统统解构出来，并记录在案。

当最后，男主发觉，线越来越多了，而线的分布竟伸向了自己敬爱的父亲，自己的妈妈再婚后的继父，自己深爱的女主的家人，甚至街上任何一个路人都是源头所在，他开始崩溃了，不知道自己所做之事是否再有意义，是与自己整个民族为敌，还是安然地像全民族一样保持缄默呢？

　　当然，我会尊重自己不可剧透的大前提的！

我始终深信，只有自己感受的电影，才是自己的电影，而这样才可以令电影工作的所有从业人员得到一份尊重。

如果一份好评，或者一颗星星就一概而论，那我们还需要花两三个小时完成一出电影之旅吗？

　　西蒙这个角色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引领了故事的发展，也牵动着角色的情绪，我记下了他的一句说话（我只记得大概内容）：　　“虽然我在这里有那么多的惨痛回忆，但我女儿第一次吃冰淇淋的笑容，我们第一次散步的街角，都在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那么，哪里才是呢？

”

说这部电影深刻或者是独特，在于它触及到了两个点，一是是否应该直面惨淡、残酷、痛苦的过去，二是是否应该拷问自己的灵魂，片名中的“缄默”，既是指大众对那段历史的缄默，也指当事人对自己目睹的史实、对自己在当时所犯下的罪行的缄默。

二战已成历史，但二战的记忆不可能随风而去，尤其是德国作为二战的挑起者、作恶者和战败者，德国人会怎样反思那段历史，更引人瞩目。

一大批德国人本能地选择遗忘，选择遮盖。

他们不愿意揭开已结痂的脓包，来一次彻底的放脓清创。

面对要追究此事的拉德曼，不少人选择了反对。

其实即便是拉德曼自己，当获知父亲也曾是纳粹党党员时，不仅父亲的光辉形象在他心底坍塌了，他继续追查下去的力量也顿时消于无形。

所以说，究竟是吞咽还是不吞咽这口苦水，便成为影片的一个关键点。

影片在描写追查恶之元凶行为的同时，也触及到“普通人的罪行”这一重大话题。

恶之元凶譬如希特勒、希姆莱之流，谁都恨得起来，谁都可以讨之诛之。

但问题是一场巨大的罪恶并非元凶一人或数人能够成就；罪恶还要靠他手下的主要帮凶，更有一大批完全听命于其的人去完成！

这些人有些是盲目的，但其中一大部分当时却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就像最高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所说：“德国人必须看到那里发生什么罪行，不止是希特勒和希姆莱犯下的，更是相当普通的人的罪行，很普通的人，他们自愿做出那样的事，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对的。

”鲍尔对拉德曼要干的事情的意义有清醒的认识，他告诉拉德曼：“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人送上法庭，用一场大审判。

我们就要走这条路。

相信我。

而这就是你的任务。

”这便是这任务的艰巨性。

对于过去的罪恶，必须面对，必须反思；每一个经历了、参与了这罪恶的人，更应该反思，要为自己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忏悔，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

这部影片反映的是德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生活，那时二战结束十几年了。

十几年的岁月已为一些史实蒙上了薄尘。

影片中一位20岁的姑娘，还有一位看上去20多岁的小伙子，都不知道奥斯维辛，他们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

甚至拉德曼自己也误以为奥斯维辛是一个“保护区”。

正因此，哥尼尔卡才悲愤地喊了出来：“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就这样被人遗忘，讳莫如深地瞒过去了，……一名德国检察官不知道在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真是耻辱！

”反观中国，“文革”这么一场浩劫，以及三年大饥荒、反右等等建国以后的多种罪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了渐去渐淡的往事，有意回避、阻止谈论的结果，造成了几倍于影片反映状态的现实：当今的年轻人不知“文革”、大饥荒者，何止成十上百万！

而且，截至目前那些对上述史实做出反思的撰文者，除受迫害者外，多数不反思自己，似乎一切罪恶均与自己无关。

由此只能得出结论：中国目前对历史的反思不仅缺乏广度，更谈不上深度。

从这一点上讲，我觉得中央台现在能播出这样的影片也算是一个大胆的行为吧，毕竟可以对我们、对当今的现实起到一些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