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之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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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之裂变》继续。

太子赢驷杀人，太子首傅公子虔被处劓刑，太子年少，废除人刑，流放四野。

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兄长。

整部剧接近高潮，变法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深层，卫鞅也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不得善终，作法自毙之路。

本以为能够看到秦公与墨家论战这一场重头戏，没想到被删了，删除的相当彻底，完全不顾剧情上的突兀，跳跃感十足，那一集简直不明所以。

墨翟是墨家巨子，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倡导兼爱非攻，尚贤明志，追随者也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且组织严密，吃苦耐劳，富有社会实践精神，十足的理想主义学派。

这与太祖奉行的思想理论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有些相似。

我想太祖出山之前博览群书，一定吸取了百家所长，然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丑，太史公的《史记》固然有些失真，但是比起演绎成份更多一些的《战国策》要好多了。

法墨论战没有看到，观今日，秦公在，卫鞅已不复，青山犹存，松柏难觅。

酷吏也好，贤臣也罢，不过是人言，史海钩沉，永无真相。

等到全部的51集看完，才认识到这是多么理想主义者的一部片子。

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其实没有什么确凿的事实，而只是几个关键的结点，作者从它们的逻辑关系，来演绎出了这样荡气回肠的史诗。

是要怎样一个深怀着对那个时代、那片热土的无尽的感情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故事啊，它包含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对那个苍茫的世界的全部的爱。

都太不容易了，每个人都太不容易，君上，商鞅，太后，臣子，百姓，或者是反派的嬴虔，甘龙，几乎每个人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坚持，每个人都在这命运和时代的洪流中坚持着。

他们的坚持又反过来交织成命运和时代的网络，在这个荒诞而无奈的世界里，挟持着每个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当看到再见到受了劓刑的哥哥嬴渠梁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我们杀了商鞅吧不再变法了，当看到老太后对商鞅说我知道你曾有一个可心的女子你把她接来吧我们全家一块儿住，当看到老甘龙得知了嬴渠梁的死后他说其实我还是服你这个后生的啊你那么早就走了老夫心疼啊……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难过，死是很容易的，尤其在漫长的历史故事中，它显得过分容易了，可是如果死是那么简单，那又为什么要苦苦坚守？

既然相互理解，又为何要以死来捍卫你的立场？

只因为那沉重的责任，相互的信任，性格的羁绊，命运的束缚，它超脱了生和死，那各种饱含着爱意和恨意的无比浓烈的感情，让人不得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是一旦开始便无法收起的抉择，只有如此，惟其如此，这幸或不幸的一生才称得上完整，称得上有那么一些意义。

作家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第一部，以《黑色裂变》（以下简称《裂变》）为题，用了上下两卷的巨大篇幅，对商鞅和商鞅变法做了尽情的讴歌。

很可惜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

小说作者无非是要向读者灌输这样一种历史观：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秦的强大是由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贯彻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国理念是最优秀的。

小说的作者为了宣扬他的这种历史观，对有关商鞅和商鞅变法的历史，做了全面的篡改。

　　　　一、对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

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个阉宦。

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

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

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

《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

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

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

《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

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

公战流血不朽！

”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公战不朽！

’”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

’”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

”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

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

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

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

”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了。

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

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

《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

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

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

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

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

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

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卬的旧交，骗公子卬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卬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卬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卬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

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卬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卬说：“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

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

记住了？

秘密。

”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

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

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

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

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

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

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

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

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

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

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

”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

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

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

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

《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

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

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

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

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

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

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

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

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

”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

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

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

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

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

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

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

”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

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

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

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

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

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

司马迁说，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

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

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

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

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

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

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

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

“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

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

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

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

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

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

新法万岁！

”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

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

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

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

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

”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

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

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

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

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

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

这个“久矣”，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

这样的指责，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

列国争霸，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

然而，秦是当时各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秦的统一是短命的。

大一统对于秦来说，不过是“过把瘾就死”。

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

而当统一完成，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刘邦、项梁、项羽、张良、张耳、陈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盗贼”。

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或藏匿于闾巷民间，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秦朝东郡，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杀了。

可见，大一统之下，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虽说很强势，其实也很无能。

　　秦朝的统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统治的文章，耗尽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点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溃。

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起因，不过就是因为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服役地点这样的小事，却要被判处死刑而引起的。

把国家改造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对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及灭人之国虽或许有用，但对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够用了。

那个时候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战争。

占据了人家的国土，俘获了人家的君王，这个国家就算是消灭了。

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再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是无用的。

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统”，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赏它的“过把瘾”，却无视它的“就死”，觉得“过把瘾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的变法，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

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

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

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

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

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以力聚之”，说它犹如“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

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

就总体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趋势，但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有利于统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问题。

比较而言，后来汉朝的大一统，较之秦朝的，就要巩固得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秦朝的“网密而刑虐”的教训。

但是，就是这种“过把瘾就好”的感觉，竟使《裂变》的作者，对秦的统一推崇备至，把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都说得无比完美。

这样的讴歌，如果是基于历史事实，或可以认为是历史观的不同，而另当别论。

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虚构的事实”，来赞扬商鞅及其变法的；所根据的是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有秦的统一这样的推论。

而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只有秦国才适合于商鞅变法。

作者因此认为，在“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了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原生文明的创造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

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

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

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看到田常被孝公感动，拔剑自刎的时候。

我突然笑了出来。

我想，你既然那么想谢孝公，辅助他就是了，干嘛一剑砍死自己？

然后我便对这个人物好奇了起来，我去百度历史上是否有此人。

于是，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因为我知道在写这一类人的时候会充满争议，我知道我们的民族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人物，最后的士风已经断送在三百年大清的辉煌屠杀之下，遗留的士，带着彻骨的绝望把王阳明的光芒带向我们的邻国，许多年后，当日本开始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中突飞猛进时，我们在麻木的苟活中沉睡。

　　 　　 士。

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卓尔不群，笑傲王侯的天才人物。

　　 　　 比如田常。

他曾经带着极度鄙夷的目光打量秦国，用嘲弄和责难攻击着秦国延续百年的混乱和落后，他希望看到秦人的暴怒和唾骂，然而秦国的国君同样是静默坚忍的人中龙凤，在灵魂的交锋分出结果后，田常选择用鲜血去宣扬秦公的坦诚和高义，也让嬴渠梁傲然独立的君王之心留住了真正热爱奋斗的人，他们在见证一个高贵灵魂离去的同时也见证了秦公心中的决不屈服： 　　 　　 公等对秦国百年以来之诸种弊端，皆做通彻评点，切中时弊。

嬴渠梁以为，非秦者可敬，卑秦者可恶。

诸位既敢公然非秦，亦当有胆略治秦，精诚之心，何自觉无趣？

　　 　　 公以国士报我，我以国士报之。

宁静的笑容，绽放在喧闹的堂室里。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自然现象。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习惯用力过猛。

　　 　　 很多年前，一个门客用自己的生命交换了赵氏家族的未来，活下来的另外一个人会选择在胜利的宴会上挥剑离开。

又过了许多年，一个叫做豫让的门客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证明士道的尊严，或者，在刘邦统一天下的最后关头，田横和五百士用决绝的死亡追逐了一个远去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华夏民族是那样热烈而年青—— 　　 　　 然后灾变袭击了这片古老的大陆，南下的马蹄声淹没了文明和光荣，当我们再一次被迫对世界张开眼睛时，奋发牺牲的剧变正在遥远的日本掀起新的飓风，我们嘲笑着他们的武士道和无所不在的自裁行为，却忘记了，从春秋战国，到第一帝国，到三国乱世，层出不穷 　　的自杀事件充满了每一个纪年。

　　 　　 我始终认为，从春秋战国到三国乱世，是这个民族最美好的时光。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充满了对道义的尊崇，对侠义和剑的膜拜，以及征服四方的梦想。

　　 　　 田常。

已经绝种的，不复存在的一种中国人，没有明哲保身，没有厚黑之术，有的只是意气风发和千金散尽。

　　 　　 而这些人，都已经死在了宁古塔的北风里。

读完，我又笑了，这次笑的是我自己

被豆瓣9.1分的好评打动，开始看《大秦帝国之裂变》，一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常常令我热血沸腾，简洁的台词，细致的场景设置，甚至是陕西味儿十足的秦人口音的细节，都让我迅速沉浸到剧情之中。

但是看了27集，我却意兴阑珊，思来想去，败胃口的原来是剧中关于卫鞅的两段感情戏：一段是和商贾之女白雪的情深不寿，一段是和公主莹玉的有名无实。

然而无论是哪一段，都让我忍不住为她们叫屈：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

作为剧中寥寥可数的女性形象，白雪和莹玉是白玫瑰和红玫瑰般的存在：先来说说白雪：白雪才情家世皆属上品，更可贵的是她有着宏图大志，即利用父亲留给她的巨额家产和庞大的关系网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然而乱世之中，身为女流的她最好找到一个可托的英才去实现这个蓝图，洞香春大盘灭国棋一遇，她看到了才华横溢的卫鞅，于是女扮男装，以“小弟”的身份帮助卫鞅躲过魏国加害，并逐渐和卫鞅生情。

到此为止，我都没有任何不适感，直到卫鞅在秦国得势，秦公又亲自做媒，想把妹妹莹玉许配给卫鞅，人物的走向开始变得令人迷惑：此前，剧情把卫鞅塑造成一个怀玉于胸，极其渴望遇到伯乐的大贤，秦公和他的志趣相投使他毫无后顾之忧的施展抱负，也深感这样的机遇来得难能可贵。

但面对赐婚的压力，他居然决定把变了一半的法丢掷一边，与白雪浪迹天涯，也许这样的作法是为了凸显他对白雪的情有独钟，但曾经在魏国游学的他，只因为魏王对他半信半疑，便连大司马的职位都不屑一顾，可见他有多么爱惜自己的才学，如今却恋爱脑上头要抛开一切，实在令人费解。

白雪的言论就更加令人疑惑：起先，她十分冷静的劝说卫鞅，和她远走他乡，只会让他的才华逐渐黯淡无光，而他注定该作一番震惊寰宇的壮举，如果他们退隐，彼此的感情会在平淡中消磨至失去意义，看到这里，我都还想为她击掌叫好，能如此理智的洞察世事，她必然会依旧潇洒。

然而紧接着，她就开始告诉卫鞅：婚姻和爱情其实是两回事，不必兼有，甚至两者不能共存的情况下，爱情会更加灿烂更加惊世骇俗。

看到这里，我已经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串台到了琼瑶剧：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不好吗？

何况她是名门白氏的后人，有那么多爱情之外的事可以去做，也应该去做，她却偏偏成了童话里必须被王子轻吻才能苏醒的睡美人。

而后，白雪和卫鞅分开去归隐，又在离开后托人给卫鞅带话，说她已经有了卫鞅的孩子，真不知道目的何在？

既然要卫鞅放手去施展抱负，又何必带给他这个消息令他分心呢？

哪怕是想把这个情节告诉观众，以体现白雪的牺牲，也完全可以有除此之外的一千零一种方式，她还叮嘱卫鞅要善待莹玉，实在让人感到“善极而近伪”。

再来说说莹玉：首先说演员的选择，虽然近几年高圆圆已被推上“女神”的神坛，但在这部剧中，莹玉的扮演者齐芳无论在气质上还是扮相上都略胜一筹，眉眼光鲜明亮，神采顾盼生辉，换上男装也是英姿飒爽，当她马背上驰骋四方，你会从她的身影中看到同父兄一样汹涌奔流的王族血液。

遇到卫鞅之前，她以不亚于父兄的激情，渴望和将士们一样为着老秦的江山而浴血奋战，没有丝毫的儿女情长，我本以为，她会以这样的人设贯穿全剧。

然而，同样是那场大盘灭国棋，让她的心扉在卫鞅叩动的棋子声中悄悄打开。

那时她也是女扮男装，自称名叫“黑林”，就这样开始了和卫鞅的不解之缘，卫鞅入秦后，在秦公的支持下大兴变法，她对卫鞅愈加钦佩，这钦佩逐渐成了爱慕，嬴氏王族便开始筹划她与卫鞅的婚事，一开始，卫鞅避而不谈，太后了然，告诉莹玉他必然是另有所爱，莹玉却毫不气馁，这也符合她身为公主的任性和倔强。

但当她大呼哪怕卫鞅已经娶妻也无妨，自己不必做正妻，我便再也看不到那个明亮而独立的公主。

后来莹玉和卫鞅大婚，心有所属的卫鞅在洞房花烛夜以办理公事为由留在官邸躲避莹玉，莹玉就手捧为他暖好的米酒前去寻他，路上，身着婚服的她走着想着，自己如何能走进卫鞅的心，她提醒自己不要急，一定会有一天，和卫鞅一起欢声笑语，在这样的月夜谈论着诗词歌赋……看到这里，我已无法接受，曾经那个自信果敢的形象就这样坍塌成了二十四孝贤妻。

同样是关于米酒，当风尘仆仆的莹玉探访公子嬴驷归来，卫鞅没有关心她一句可饥可累，就急着问她嬴驷的下落，她嗔怪道自己饿，卫鞅随手倒给她一碗米酒，她便大喜过望：“夫君，你待我真好。

”也许这样的情节是为体现莹玉的率真可爱，我却深深感到悲哀：为这样的点滴感动甚至感恩，为什么要爱得这样卑微？

如果说莹玉本就生在缺爱的环境，尚可以理解她的易于满足，可是，她本来是家里被众星捧月的小妹，她那连年征战的父亲，临死之前都想着要亲手为她戴上成人礼的头饰，慈祥的母亲也一直疼爱地唤她“碎女子”（这是陕北常用的方言，“碎”就是“小”）。

莹玉本该深知真正的爱是怎样的面貌，却这样安于卫鞅小小的施舍，还对他诚挚的说：“我只想好好照顾你，帮助你实现你的大志。

”真不知让我说什么好，只想起宝玉的一句话：“有些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莹玉就这样满怀欣喜的走进她的婚姻，成了一颗雾蒙蒙的死鱼眼珠。

也许在编剧看来，白雪与荧玉越发的出众，越发对卫鞅迷恋和牺牲，就越能衬托出卫鞅那无人能及的个人魅力。

但是，这番剧情的设定却反而让这两个原本精彩绝伦的女性形象变得前矛后盾，在遇到卫鞅以后最终沦为乏味单一的扁平化脸谱。

甚至在她们的命运走向中流露出男性视角下一种自鸣得意的油腻腻的暗爽：这样绝伦的女子都曾为我爱得舍身忘死，我是何等成功，何等优秀……如何写好“爱”，如何由此而呈现真正的“人性”，可能仍然是当下大部分国产影视剧必须要突破的一个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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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这个人，要是和他交朋友肯定很不舒服，司马迁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常人往往做不了大事，做大事的人确实不是很容易让人接近的。

成功者会坚持的自己的信念，很大程度取决于与一般群众的距离保持有多大。

所以基于这个层面，我们有理由相信领袖的所谓亲民只是作秀而已，是的，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的领导者，给我们真正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自己宣称的正确方向。

方向要是对了，我们的柴米油盐鸡毛小事也就没必要领导关心了，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防范得当或者措施有力，我们就永远不需要那些领导人在灾难废墟前面悲天悯人。

商鞅变法的时代是一个大家都在变法的时代，变法是时代的潮流，但变法没有标准，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里应该说有运气的成分，更多说是环境使然。

这是外因诱导内因的时代，大家的创造力都很旺盛，所以说当一群猴子开始进化的时候，某只猴子的修成正果化身为人显然是个小概率事件。

在战国外部世界相对平和的年代（除了一点胡人目光短浅的劫掠以外，确实没有什么与华夏文明相当的文明干扰），这个概率被准确计算为7分之1。

商鞅入秦无数线头中的一根，一个言听计从的秦孝公算一根，秦国的一穷二白没有历史包袱也算如是，重要的是概率中的另外7分之6在自身的变革以外也无偿提供着经验和激励和鞭策。

所以说商鞅的成功是个幸运的事件，变革成就了秦国的一统，就比如车裂成就了商鞅。

比如灾难成就了普罗米修士。

虽然中国没有悲剧的传统。

但现实教育我们，悲剧是时间走向深刻的必有之路。

商鞅必须得死。

这也是电视剧《大秦帝国》放大给我的一个概念。

这概念我相信编剧是从谭嗣同戊戌变法后求死以全慷慨之义那里得到的灵感。

这或许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所谓的烈士情怀，使国人更愿意以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放弃理性和周旋。

电视剧杜撰了商鞅在人生末途的态度。

使其从仓皇逃离到奋而反击的过程改变成慷慨赴死。

我们篡改历史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获得一点激越的快感。

但我个人更喜欢商鞅在最后的反击（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

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

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

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

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一如吴起在最后时刻所设计的报复。

这种快意恩仇的态度似乎并不被中国历史所延续。

战国后那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自虐情节一直延续到文革。

而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而今文艺创作的一个弊病。

就是人物的性格被事先定格。

不仅性格缺乏变化而且标本化严重。

假大空的毛病从来都没有被改正过，我们总是看到焕然一新的人物，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物本来性格和事迹是什么，一些不约而同的谎言造成了我们的集体失忆。

所以电视剧给了我们一个显然不真实的商鞅。

要我理解，商鞅并非如此坚持不懈或者刚直不阿。

也不是这样理想主义到以身赴死以保全信念的程度。

商鞅是什么样的人，要我说，首先就是其的圆滑及对人的洞察。

从公叔座对魏王说如不用商鞅就杀商鞅，而商鞅很不以为然，认为魏王不听你用之言也就更不会听你杀之言一段来看，商鞅是一个多么明白的人。

而商鞅三见秦王，两次讲不切实用学问以托出第三次所讲出的真正学问的高明。

看以看出商鞅的心计之深，运用之妙，游刃之有余。

这样的人怎么会迂阔到以死赴义。

或编剧认为秦法之严之细之密，而估计制法之人之审慎之严肃之固执而无变化。

而不知《围城》里有句话，说规矩都是不守规矩的人定出来的。

这些变法人本就因不拘泥于程式而肆意汪洋大刀阔斧变革。

商鞅立木为信已足见其机锋之巧，为信而信，信而不诚。

也看见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

秦法严苛，说明的是立法人对于世人的不信任，如所言人性恶使然。

也是聪明人处置他人采取小聪明的办法。

从这点，与商鞅性格吻合，他的智慧，在于洞悉他人智慧后的应制之法。

商鞅之人，是法家而非儒家，法家讲究的是办法和规矩，认为人心不可测所以不制其心而制其行。

而儒家则反其道，以为其心可以被引导向善，而引导以所谓理想的力量。

电视剧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在文革期间大为流行，后来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而继续以其改革身份为之今人楷模。

但过犹不及，近百年精英们求治心切思潮纷涌，有点战国大论战的感觉，但论的太多做的太偏激，安定个几十年就乱，现在又处于这样一时期，我们怎么办，往哪里去这些都是问题，电视剧说以法治国，摆脱人治。

但我们不无悲哀的发现，其实商鞅靠的还是秦孝公，法治的基础并不牢靠，干扰的因素很多。

当然在现在，比起原来我们相信青天以外，相信法治肯定是更大的进步。

最后说电视剧过于冗长，可删掉一半，我们对于历史往往不较真，对于人物因不熟悉而可任之评说。

文艺家担心群众不明是非，所以热衷以自己的思考取代观众思考，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获得一点真实的信息，以便自己有一点认识，哪怕是错误的。

许亿的屁事http://hym1976.blogcn.com/index.shtml

人们都说王志飞是从《突出重围》时进入观众视线的，其实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他，还是在今年看《高纬度颤栗》时。

当时就被他的独特气质所吸引。

其实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独特气质”呢？

说白了，就是拿腔作势。

呵呵。

他并不仅仅严丝合缝地真切还原一个角色，而是在其之上添加和杂糅了自己的强烈的风格。

这样一路演绎下来、塑造出的角色，并不是脚踏实地地一步步丈量出准确的轨迹，而是有些类似“水上飘”似的漂浮，保持离最准确的地面高出两三尺的位置。

这样做，有点像高手走钢丝，没飘起来就没有戏味，飘得过高就失之癫狂。

《高纬度颤栗》我其实最后没坚持看完，但是其中李雪健老师极投入的演出和王志飞颇具勇气的剑走偏锋，相得益彰，让人印象深刻。

真正认真感受他的表演，是在《沉默的证人》。

坦率讲，刚看那部戏时，我对它有些失望，——可能是之前看到的吹捧太高的原因。

陈俊威很有意思，应该是演员们非常心水、争抢的角色。

在看完《沉默的证人》后的几天里，我像老牛反刍一样逐步回味起它，首先觉得电视剧还确实挺不错，有味道；王志飞的演绎也很有意思。

他偏着头、用有些古怪的断句方式（有人说这是他在表演界的首创）分析着、陈述着，鞭辟入里，他略微眯缝着眼的微笑……这都成为了他赋予给角色在行为特征上的风格和佐料。

首先，让心理专家这个角色感觉很有说服力之余，又有些说不清的古怪，这，达到了剧情的要求；同时，这也是他施展水上飘，在精准刻画人物的同时，附加自身的一些任性的写意的表现。

从某种角度讲，王志飞这样的演绎方法，其主旨并不只是真实的还原、把观众带入；而是一种类似于话剧的感觉，在“拿腔捏调”中追求一种并行于内容的形式美。

《沉默的证人》本身是姜伟在尚未摆脱文艺情结时的作品，里面充斥着大量话剧式的台词，而王志飞的演绎正符合了这样的风格。

据某些八卦透露，王志飞此人性格怪癖骄矜，也得罪过人。

看他的表演，此种说法应该比较可信。

可能这也是最近几年他始终不能红的原因吧？

最近睽达两年的大秦帝国终于在各地方台上映，主创人员马不停蹄赶赴各个首映典礼（某场首映礼的表演上，侯勇频看台词，而王志飞镇定自若，可恶的是这小子表演完了还反复说对不起没准备好，哎还是外表谦厚内心乖张），《南都》等报纸不遗余力地吹捧，网上蓄积了一年多的拥趸们摇旗呐喊……看来这部戏要火，希望王某人能乘此东风红起来。

话说回来，大秦再火，火不过《潜伏》，因为不如其行进快速而吸引；火不过《蜗居》，因为不如其富有现实的话题性。

本来这种严肃题材就只能火到一定程度。

近几年，一批憋屈了很久的演员浮出水面，冲击了前两年被陈道明、王志文一伙垄断已久的一号梯队。

说到陈道明、王志文，当年刚出道时，都很惊艳地演出了平凡的角色：方鸿渐的小知识分子的唯唯诺诺和小聪明，方言的在感情中的青涩自然……但这两位成为大腕后，变得真正地拿腔捏调，装深沉，让人不喜之余也很感惋惜。

但原本就爱剑走偏锋的王志飞，当他步入一号梯队时，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拭目以待。

想不通为什么此剧会有这么高的评分。

主角完美得像一个圣人，剧中动不动就强行煽情，居然还时不时唱歌，狗血无比的言情。

加之毫无文化味，充满现代味的对白，毫无古风，让人完全出戏。

公孙痤坐在那发呆看着几十米外的绳索越过几百人的武士扔来，引颈就擒，然后被勒着脖子一直在地上拖就是不死，还有嬴渠梁孤身一人如赵子龙般冲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然后把他父亲救走了，脑残的情节比比皆是。

这剧与我之前看过的《东周列国春秋篇》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亮点太多：1、“公如青山，我如松柏”鉴现代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信托责任缺失。

2、“纠纠老秦,共赴国难”鉴现今国人血性的缺失。

3、“国有二法，国之悲哀！

”鉴现在法律的执行缺失。

还有更多，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