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影片所讲述的不是阿伦特的生平，而是她人生中一个重大的事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出版，以及它带来的滔天争议，甚至似乎还导致了美国犹太人组织对她的绝罚令（据阿莫斯·埃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前言）。

片中阿伦特旁听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与她的犹太亲友讨论，提出：艾希曼不是反社会，甚至不是反犹分子、狂热分子，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一个官僚（但他的行为或说罪行，一点都不普通）。

艾希曼并不觉得他犯下了起诉书上的罪行，他只是在遵循元首的命令，执行法律。

这就是著名的平庸之恶，放弃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服膺权威。

考虑到人类的认知特点就是尽可能节约认知能量，更倾向于用直觉主导的“快系统”做出快速的令自己舒适的结论，除非每个人都非常自警，否则这点难以避免，同样的事情有机会就会重演而每次的“艾希曼”都不觉得自己在做艾希曼。

因此平庸之恶是永不过时的议题且在现在这个时间尤为需要温习。

不过这里试图讨论的的是另一个角度，对面的角度，不是邪恶的参与者而是邪恶的批评者的角度。

在阿伦特对犹太亲友提出这个观点时，犹太亲友们十分愤怒，不能理解作为一个犹太人她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阿伦特与亲友们实际上是否进行过这场对话不得而知，但《艾》书出版后舆论对阿伦特的批评、一些亲友的断交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这就是当时许多人的观点：阿伦特是在为纳粹辩护。

造成轰动后，大量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们）其实也并未阅读《艾》原文（“无法忍受读下去”），仅凭批评言论中对其观点的提炼就做出批评指责。

而事实上，阿伦特并未为艾希曼作辩护，她是提出了更深度的批判。

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做出了这种邪恶行为的人怎么会不是魔鬼，若非残酷、疯狂、仇恨犹太人之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这种人怎么会是正常人，怎么会和【我们】一样？

但是邪恶到底长什么样？

今天我们普遍认为纳粹的容貌是邪恶的，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它酿成了巨大惨剧而且战败被批判反思了多年后才回头看的，受事后聪明式偏差(hindsight bias)影响。

对是二战之前或者初期，一名普通的德国人或欧洲人，这种邪恶是否写在纳粹脸上？

在邪恶的普通讨论中，我们总把邪恶陌生化、刻板印象化，与我们自己与日常隔绝开来，这容易造成认知误区，让人直觉地以为邪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是特异的。

举个例子，一般发生了儿童失踪案，警方会先从其家长邻人等熟人开始调查，很多人会不理解：“这些人都是我们熟悉的好人啊” 但统计上大部分的儿童受侵害案，作案者都是熟人。

家长们教导儿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发生了案件大家忙着寻找一个面目阴险可疑的“坏人”，不会去注意自己熟悉的素行良好的人。

豆瓣前段时间流行一个书单，“疯狂的年代，清醒的极少数人如何渡过”，大意就是“我们正常人”如何在“狂热分子”中生存。

但我猜绝大多数看到这个书单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清醒的极少数人”，就算把书单给建立者本意里所指的那些“狂热分子”看，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人。

怎么“极少数人”有那么多呢？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太把邪恶当外人了，当成一个他者。

这样既不利于理解/了解邪恶，也不利于约束自己，阻止其发生。

艾希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邪恶长着我们每个人的脸。

人是复杂的东西，想象中的那种纯粹出于邪恶目的、动机的恶其实是少的，你观察生活，邪恶多数时候仅仅出自于“好麻烦啊，我们走那条容易的路吧”，还往往栖身于对greater good、美好理想的追求中。

我觉得我能准确认出纳粹，当我看到一个gov有在履行它的职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看到它扶助贫困，身边不少人日子在政策扶植下好起来了，虽然有些我也觉得有错的毛病，但我又能看清问题背后的资源不足或者能力掣肘限制，那它不是邪恶的。

有人揭露它干了邪恶的事，但没道理呀，它不是邪恶的，没有理由做邪恶的事，那必然是恶毒污蔑。

↑ 这是很多人认为的“狂热分子”我认出了纳粹，它全身上下就散发着邪恶，我能数出许多罪状，狂热分子们觉得它不是，心中真是充满了恶毒，不然就是有利益。

↑ 这是很多人自认为的“清醒人”以上，有时候是两帮人（在无效沟通），也会是一个人对不同对象，字面意义非比喻义的一个人。

其中指代可以随意替换。

邪恶往往不是单一面目的狰狞的，也许一个主体有其他的优秀行为或有好的动机，但有一些事单从做法上就是邪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

而自认为在正义一方的我，我很确定我真的是正义吗，如果下一次有种伟大的主张符合我的价值观呢，我会同意可以用“灵活的方法”打败“邪恶”来达成吗？

因此才会有被很多人认为“偏袒坏人”的程序正义，通往正义走的路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类有着各种本身的限制：有限注意力、大量难以消除的认知偏差，人类社会还有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行动的成本等等，种种因素让邪恶和正义并不那么清晰可辨。

邪恶是熟悉的舒服的，一点也不遥远和特别。

条条大路通邪恶，正义（if there is any）总在难的不爽快的那一边。

人的存在在于思考今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一位老师发出这样的感慨：人越来越远离人的本性，异化无处不在。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解释当前中国社会毫不过时。

我没有看过马克思的相关原典，但是“异化”这个词却是听得很多。

我把它浅显地理解为，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改变乃至扭曲了人的“本质”（当然我也不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

人们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受制于某种外在于人的精神或者物质力量。

人成了滚滚红尘中随波逐流的那个，但是身处时代洪流里的人却是不自知的。

他们（抑或是说，我们）丢失了人的主体性，把外界的无形或有形的控制当成了自己的道德律令或是普遍真理。

电影里，汉娜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说，思考是孤独的。

或许这种思考建立在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扎根于西方文化的“理性基础”之上。

但是何为逻辑，何为理性，什么才叫做思考？

世界上本来没有意义，因为人的出现，意义才被创造出来。

而人们又一代一代的前仆后继来研究这些意义的意义。

这种意义应该是群体性的，而属于这些意义的道德、法律、规范、善恶，都需要放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考量。

好与坏，美与丑，也许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以前看过一部迪士尼的电影《疯狂原始人》。

里面说，智人取代穴居人，是因为智人会思考，会创作。

影片里，那位智人男孩会观察、模仿、变通、制作，这些或许是人类智慧的发源。

而当我们的祖先，不仅留下了许多的物质文化，还将思维方式、文化模式、乃至道德伦理、规章制度一并传给我们时，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不仅存在一种真实时，人又是因何而存在？

恶之平庸在群体里、社会里，种种因素裹挟之下，某些由人们创造、传递、流传、践行的道德律令，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想法和行动。

而道德律令，并不是抽象的存在，它由种种可以单独发挥作用的原则或者伦理组成。

而这些道德的组成要素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

一方面是对上层的忠诚，一方面是数万犹太人的生命。

是选择忠诚，还是选择那些已经被塑造成“非人类”了的“东西”的“微不足道”的性命？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距离来谈道德（亦或者说“善”）。

有时候，我们会为宿舍楼下一只小狗的腿伤而伤心落泪，而看到报纸上登的中东的战火，一扫而过，揪心之后却以极快的速度忘却。

艾希曼在审判席上一直在说，他只是履行了职责而已，他的职责就是把那些犹太人载上火车，运往集中营。

一边是切实的责任，一边是不在自己目光所及范围之内的集中营。

是选择遵从命令，还是螳臂当车？

“遵从命令”，一句话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听者当然会觉得愤怒。

以上帝视角来俯视别人时，当然会觉得自己的道德无暇、以及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若是真正身在其中呢？

若愤怒的听众们生来不是受苦的犹太人，而是一个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进入了这个党派的科层制当中，面对结构带来的压力，他们又会作何选择？

汉娜阿伦特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尝试去理解他，但是并不代表我原谅他”。

理解，代表着她知道，世界上有迥然不同的“存在”；不原谅，意味着她作为一个人，也有自己的立场。

而若是把这个逻辑放在艾希曼身上，是不是说明，他也会思考，只是他有他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他的社会加诸于他身上的规定，本身就与犹太人的生存相背离？

他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他爱抽象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这句话是我看的一篇写顾城文章的标题。

感慨颇多。

“读书人”，“思考者”，往往把某种理想放在了高处，放在了普通人够不到的地方。

又想到一部电影《王牌特工》。

情节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但是其中反派的做法，我想了很久。

反派富可敌国，想通过一种高科技的手法，让普通人自相残杀，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提高人类的“整体水平”。

他自比为上帝，将他自己选中的人带上“诺亚方舟”。

这种逻辑，和法西斯思想出奇的一致。

虽然人们今天猛烈抨击法西斯，但是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祛除异己”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已经被尘封进历史尘埃里了呢。

汉娜阿伦特倒是坦诚，“你知道我不爱任何人，我只爱自己的朋友”。

不爱犹太人，不爱德国人，不爱美国人。

爱相濡以沫的丈夫、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朋友、身处远方的家人。

或许，她既爱具体的人，也爱抽象的人类吧。

不过她所认为的人类，应该是指人的主体性，即思考所带来的，对善恶、美丑的辨别，对善行、和美好事物的选择。

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情感》，简奥斯汀的一本书的名字，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二分法。

我们思考的时候往往会把二者分开。

哲人认为泛滥的情绪会影响理性，而大众却觉得，哲人们是聪明而冷漠的。

我时常在想，人们能不能够跳出二分法来思考呢。

既然理智和情感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剧中女主和她的反对者的行为，都可以理解。

女主尝试着不带着自己犹太人的情感，来“不是偏颇”地观察对艾希曼的审判；但是如电影里女主的朋友所说，这场审判，不仅仅针对于艾希曼个人，而是带有整个犹太民族的复仇色彩。

艾希曼，在战争的受难者看来，是刽子手，是魔鬼，是断送了他们亲人的罪大恶极者；但是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审判席上的艾希曼，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他并不疯狂与偏执，或许他只是一个更大结构中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固然有罪，但是错不在他。

他的错在于他背后的结构。

阿伦特坚持她作为学者的操守，而普通民众也是在践行他们的情感。

孰对孰错？

或者本来就不存在对错。

今天看一位人类学的老师，写他看学生的田野报告时候的感受。

他说，田野的观察者是“割裂”地去看社会的。

“学生总把人写不见了；看见人，才看见延续，见到变迁背后的不变，感受人身上不可化约的生命质感，触摸人性与社会的创造与生衍……个案需要丰富材料类型：语言、行为、情感、体验、谱系、历史文献……”嗯，也许人们都应该去看看真正的民族志。

看看如何理解“他者”，而且让“他者”理解自己。

抽烟Barbara Sukowa抽烟的时候可真好看呀。

（观后感，完）

不知看了多少部有关艾希曼及对其审判的电影，但这一部的角度最为特别，我很喜欢。

汉娜·阿伦特是个哲学家、作家，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以色列不是她的祖国，她也声称从未爱过这个建国不久的国家，尽管那里居住着与她相同种族的人。

她获得了前往以色列旁听审判艾希曼并发表“命题作文”的机会。

但当她置身于这场世纪审判中，却困惑于两点：这场审判有点像犹太民族的表演，集体情绪的宣泄，或者，究竟是在审判历史还是审判个人。

她进而发现艾希曼是个不懂得思考的普通人，不具有“人间恶魔”的特征，自然而然，“反人类”与充当杀人工具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艾希曼充其量只算得上是纳粹机器的一个零件。

于是她出版了一篇不符合“主旋律”的书，从此众叛亲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全世界抗争，与主旋律抗争，与潮水般正义的声音辩论，为自身辩护。

她争取到一些谅解，却扭转不了大方向，仍被主旋律视为叛逆。

我觉得汉娜·阿伦特是可敬的，她尊重人性，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她的灵魂没有被体征束缚住，跨越了种族与国界，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你怎么想？

来看看这部电影吧。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一年前，有一位想提前录取北大的同学的家长（是我的朋友），想请我给她儿子做个mock interview，假设我是考官，跟这位搞数学竞赛却热爱这些的同学天南地北神侃。

印象深刻的是，同学在镜头里告诉我，他说他喜欢汉娜阿伦特，但只是听说过她的一些观点，没有仔细读过她的书。

后来，虽然这孩子差了1分没进北大哲学，却以高分进了复旦数学系。

我还是很欣慰，哲学和数学是文理最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其实内核是一样的——揭露事物最初始的面目。

我说，你喜欢阿伦特，得看看她的几本代表作，我一直说等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送一本the origin of totali，而今却食言了。

惭愧。

扯得有点远——当好友推荐这部传记电影给我时，很多零散的记忆和思绪飘了回来，有大学的图书馆，有某几位老师的脸庞，还有那个在校园里没有统一论调、一切都允许争辩的大氛围。

说来遗憾，我自己也没有完整地读完Totali，年初买的全新版本还没开启。

这部电影整体的故事线较为简单——讲述阿伦特从德国来到美国任教之后，受到New Yorker之约去报道Nazi时期的一个军官Eichmann 在耶路撒冷的审判。

随后她的报道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她似乎并没有唾骂这位军官的十恶不赦，相反看上去还在为他开解辩护？

但她始终坚持一点：我看他，是看作一个single case. 不要什么都上升到“主义”（No ism）。

以及，在一个大的错误的框架之下，机器上的每个零部件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机械件”，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思考。

最后在大学课堂里的演讲，真的推荐能好好看几遍。

我是看完之后立刻倒回去做了全文听写（当然，听完之后发现网上有全文，好在核对之后发现正确率能有95%）这里谈几个印象深刻的点：1. 媒体的意义阿伦特在片中出现时的大是，她当时已经出版了Totali这本书，在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是有一位负责的编辑仍然不鸟她，说philosophers don’t beat deadlines. 可能跟我自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关，这部片子再次应证了媒体的取向整体是浅薄的。

媒体的KPI是meet or beat the deadline, 所以面对这么复杂的审判，阿伦特一定坚持看完所有卷宗，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抽丝剥茧的同时，也在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选择。

近来我深刻体会到，即便是very prestigious media, 大家的操作最终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先有一个类似于结论的东西定了调，然后去找证据。

What if it is an open-ended question itself? 而且，媒体的操作符合人类大脑的惯性，那就是去归类。

归类的本质就是做简化和做关联，但越是复杂的社会议题，这两者越是困难。

然而，影片刻画的那个时代里，以及New Yorker这个媒体本身，的确已经是crème de la crème。

总编辑的包容、允许争议、freedom of speech， 才能给阿伦特的首稿开绿灯（虽然，也是巨大争议的开始）。

台词里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真正好的文章，语言语法都非常其次（因为阿伦特是德国人，她的英语并不够outstanding）,而是思想，思想，思想。

只有思考缺位，才不得不靠词藻句式去堆砌，背后隐藏的是思想的残垣断壁。

而这还只是当年——前两天跟好几个朋友聊到为什么KOL也能去当主编？

Do we humans progress at all? 在新媒体时代，可以再去重看一下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本书。

2. 大学的意义那时大学课堂里的讨论活着 seminar, 不是学生做presentation, 老师挨个点评意思意思就好了。

在德语高级课上，阿伦特用最sophisticated case study, 跟学生做头脑风暴。

其实语言是文化最直观却也最浅表的体现，不懂说这个语言的人究竟在想什么，想问题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语言不如不学，真的还不如让位给AI。

片中有一句话说，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要我说，现在大学里能教授knowledge都算不错了，人人都在看skills/techniques, 也就是技能。

其实，思想大于知识，知识大于技能。

对于前两者而言，需要像阿伦特那样，即便功成名就，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话题却还能永远保持清零的心态，一定要从最原始的卷宗开始。

这也是我从18岁以后接受的正统教育：任何东西，除非受困于现实条件，不然必须看原文，或者最最接近于原文的译著（比如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只能看英语版本的）。

永远，不要去看解读，二手三手n手的思想，更不要轻信媒体的报道。

Mass Media针对的是Mass, 但大学生——你的意识必须是elite的。

怎么讲，在我眼中95%以上国内的大学都在错配地培养技工，白领技工。

其实，我国的确非常需要好的技工，但是大学和技校不一样，你应该是培养思考者的，哪怕毕业之后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很普通的职员工作，但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螺丝钉，你知道如何思考。

技工请交给专门的学校，最怕的就是资源的错配。

但我们的大学激励机制如何，老师都是怎样的人，学校的KPI不是就业就是升学还有就是冲进世界前xxx. 如果没有思想的流淌，我觉得这一天会很遥远。

3. 做人的意义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地方恰在于此。

我们习惯于为自己开脱，觉得作恶离自己很遥远，但其实，也许就藏匿在你的不作为里。

你觉得自己很渺小，跳不开大环境的束缚；但大环境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构成的么？

Mancor Olson的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是我为数不多的能读懂的诺奖经济学作品，里面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了类似的问题。

每个人都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做决定，结果是拉低了全社会的全体效用。

平庸之恶，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

习惯去问“为什么”不容易；去问“为什么不”更难。

但恰恰是思考，却让你距离真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口中的“人”，更近一步。

（这也是阿伦特剧中提到的一句话）我还喜欢的几个零星的思考点：激情和理性总是相对立的嘛？

我们若要思考，究竟拔到什么高度，既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但一旦上升太多，不就容易陷入“唯主义”论的怪圈？

（阿伦特在片中也说了：no ism）最后，还是把最喜欢的几段台词抄下来 每日三省吾身。

The greatest evil in the world is the evil committed by nobodies, evil committed by men without motive, without convictions, without wicked hearts or demonic wills, by human beings who refuse to be persons. And it is this phenomenon that I have called the “banality of evil”.I wrote no defense of Eichmann, but I did try to reconcile the shocking mediocrity of the man with his staggering deeds. Trying to understand is not the same as forgiveness. I see it as my responsibility to understan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pen to paper on the subject.Since Socrates and Plato, we usually call ‘thinking’ to be engaged in that silent dialogue between me and myself. In refusing to be a person, Eichmann utterly surrendered that single most defining human quality: that of being able to think. And consequently, h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making moral judgments. This inability to think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for many ordinary men to commit evil deeds on a gigantic scale, the like of which one had never seen before.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的毛衣两件套好看，最近miumiu又出了很多类似的套装。

开篇汉娜评论好友的丈夫不愿离婚是为了掌握更多主动权。

感想太多了短评不够。

汉娜好友家的玫瑰品种好像是女娲。

她竟然在57岁已经有相当存款和超稳定收入的时候还自己看着菜谱做饭。

烟瘾这么凶吗。

在逆境中坚持突破的勇气可以瞬间从有到无，这个我有体会。

汉娜丈夫对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的反对理由：以色列没有对艾希曼进行跨国直接抓捕和在耶路撒冷这个部分犹太人新国家对其进行审判的权力，所谓正义不能凌驾于公约法治上。

原来英国军队里还有一个犹太旅。

遗憾电影这种形式更方便展示人物的经历而不是人物智识思想的形成。

可惜中国人没有等来针对日军的纽伦堡审判。

反对审判成为煽情表演。

犹太战后一代与战争一代的分歧。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让受害者希望加害者加倍偿还也是正义，学者阿伦特追求在思辨中更精准的定罪，不是复仇思路。

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思路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

这场审判的律师很会打煽动。

阿伦特在这里默认了艾希曼是诚实地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在表演，但一个人对自己的记忆就是会随着当下的利益而修改，即使他自己没有非常刻意地掩饰自己，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人性。

艾希曼在代表整个纳粹被审判。

审判也是一种专家访谈。

为什么阿伦特在艾希曼说对希特勒的宣誓誓言在希特勒死后自然失效时笑了？

因为艾希曼在通过把自己看作一个工具来减少自己对恶行的主观责任吗。

艾希曼说自己对自己良心和行为职责的认知是分裂的，在二者之间摇摆，这只能论迹不论心地去听了。

一个邪恶组织中的“乖孩子”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恶行）但他的主要发心是赢得环境的认可不被环境排斥，而对环境本身的善恶没有思辨的愿望因此也没有思辨的能力，这样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电影中耶路撒冷的风景画面令人怀念起6年前的旅行。

结合我个人对恶行的复仇心态我可能做不了政治哲学家。

我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插花都不摘叶子，尤其是玫瑰，外国人养花只在乎外观不在乎花期是不是，后来电影里还出现了一瓶混色、一瓶艾莎，一把紫霞仙子与黄玫瑰。

犹太人也觉得美国人请假太多了。

电影好像在暗示汉娜的亲密女性朋友们都认为她丈夫在出轨只有汉娜毫不在意，不过查查资料没有他出轨的新闻。

电影的边叙边闪回的方法和节奏很适合我。

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怪不得像我这种表达欲旺盛的人总是感觉自己思考量不够。

第一次知道法国人在短暂地接收了犹太难民后因德国入侵（可能明显武力不敌）把犹太难民送进了法国的隔离营（也是一种集中营吧）。

也是第一次知道大大小小各处的犹太人领袖在早期与纳粹是有合作的并且这种合作对大屠杀的后果有直接影响。

对艾希曼进行绞刑是正义的表面的对恶行的惩罚，更勇敢的做法是让他活着。

（inspiring personally）。

阿伦特的犹太人朋友/同僚因艾希曼的职位和影响力而把他看作罪恶的首脑之一，阿伦特把他看作思辨能力有限的官僚体制中的傀儡，犹太人朋友当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洗地说法。

犹太人朋友希望有人能为罪恶负责。

我觉得更关键的需要去理解的是，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艾希曼对罪行的缺乏思考而“原谅”他，她似乎是在试图寻找更精准的对艾希曼罪行的描述。

（海德格尔）思考不产生实际的知识，思考不能赋予人行动的力量（怪不得我内心OS这么多还是行动力不足动力也不足）。

人思考是因为思考是人的天性（此处与对艾希曼的论述有冲突吗）。

——（安娜阿伦特）思考给人力量尤其在危急时刻阻止灾祸发生。

汉娜阿伦特是不是在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中半被动地做了小三。

她对交稿是真没有迫切性啊。

这就是已经成名的著名作家的底气吗。

汉娜阿伦特因这篇论述在部分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不是类似周树人在日本人政府工作时论述的地位。

看起来她所引发的公愤对她的攻击没有对她的情绪或精神有什么影响。

海因里克的红颜知己精神分析学者朋友对她的精神分析对了吗（partly）。

她的作家朋友好会吵架。

以色列的特务机关好厉害呀。

“我为什么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具备的爱”。

抽象的思辨，具体的情感。

初代网暴、恶评与线下boycott受害者。

她的朋友们在文章发表前都提出了发表的后果，是她的学术自信让她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的思辨结果。

”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

我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这种平庸不思考或怂于抵抗系统的邪恶在我身边仍比比皆是。

勇于公开回应。

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旦认为自己被伤害了情感，他或他们就开始拒绝沟通思辨了。

电影结束的时机也很好，适时的停顿。

令人想要继续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

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五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讯的文章。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四局B处四科的科长；那是盖世太保【1】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

政治思想家和犹太活动家汉娜•阿伦特写的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2】所谓的“内战”。

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说她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和热爱纳粹的人，而犹太进步日报【3】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罗伯特·洛威尔【4】把她对艾克曼的描述称为“杰作”，布鲁诺·贝特兰【5】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在整个纽约城，阿伦特的朋友们都表明各自的立场。

当《异议》【6】杂志在外交旅馆召开会议之际，有一群人集会抗议，想阻止阿尔弗雷德·卡津【7】和劳尔•希尔伯格【8】（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9】学者）为阿伦特作辩护，莱昂内尔·阿贝尔【10】在《党派评论》【11】上说，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形象要好得多"。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之后好多年，人们要么谴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要么为其辩护，而很少把它看作一本值得阅读和理解的书。

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要拍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讯的电影时，我有一些担忧。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来对阿伦特夸张的批判中，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且在一切传记片中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该片实际上让我们重新聚焦阿伦特的作品，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焦点。

电影开始于两个无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12】绑架艾希曼。

第二个场景描绘汉娜•阿伦特点烟，然后抽烟。

她的周遭一片黑暗。

足足两分钟，我们看她在抽烟。

芭芭拉·苏库瓦（Barbara Sukowa，她得过德国的奥斯卡——萝拉奖）用热情与张力打造的阿伦特就这样缓步走来。

她躺了下来。

她吸气。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根香烟的灰烬在黑暗中发出闪亮的光。

我们要明白：汉娜•阿伦特正在思考。

阿伦特的作品虽然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主题是明确的：在当代官僚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恶不是源于善的而是思想的缺席。

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做事情”，以及“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从未恨过犹太人”，阿伦特写道，这些说法让人“很难（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相信”。

不过，阿伦特坚持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13】，也不是麦克白”，不是出于邪恶而作坏事的人。

艾希曼吹嘘公民行动，吹嘘认真守法和尽职；他的优异表现还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在被告席上，艾希曼一口陈词滥调还打着官腔，他甚至于暗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

他罪行的巨大与本人的平庸让阿伦特深为震撼。

她想：历史上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也许不是气喘吁吁的疯子而是没有思想的丑角；她为此感到震惊。

这就是阿伦特那句著名的、也是广为误解的名言“恶之平庸”的所指。

出于恶意杀死自己的姨妈是一回事；有些罪行确是出于野蛮的动机。

但是恶意谋杀与行政性种族屠杀之间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

阿伦特的“平庸”说的是：没有艾希曼这样无思想的人，对邪恶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对独裁逆来顺受的事就不会发生。

艾希曼审讯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4】那个著名的实验：居住在纽黑文的居民被要求协助研究人员教育学生，方法是给予答错问题的学生（他们以为是）痛苦的（且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大部分助手都依照指示行事。

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大部分人会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违背了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

他的看法是：人并不需要支持（某权威）也可以服从（该权威）。

但是阿伦特并不这么看。

她坚持认为：服从包含了责任感。

对于批评她的人假设有思想的人会做出艾希曼做过的事，阿伦特感到震惊。

她担心：米尔格拉姆做的这类实验会把人们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

事实上，她把对她的书的愤怒的反应（批评她的人坚持把艾希曼视为恶魔）看作证据，认为这证明了：人们害怕自己缺乏道德上的独立性和能帮助他们反抗权威的那种思考能力。

震惊于无思想的危险，阿伦特用一生思考思维活动的问题。

她问道，思想能否使我们中许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免于参与官僚监管下的恶，比如行政性灭绝六百万犹太人这类事？

在阿伦特的想象中，思想防止我们简单化处理问题，防止我们重复老生常谈，防止我们做事落入窠臼。

阿伦特认为，只有思想才有能力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才有能力给予我们自由、帮助我们反抗奴役。

在她看来，这样的思想不能教会，而只能通过示范。

我们不能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法或研究来学习思考。

我们学习思考只有通过经验，当那些思想让我们心醉神迷的人启发了我们之际，当我们遇到某个特立独行的人之际。

在《汉娜•阿伦特》中，冯·特洛塔成功地把那种特立独行表现出来。

在记者室中，阿伦特看着一个又一个目击者作证讲述恐怖的犹太人大屠杀。

冯·特洛塔使用了真实审判中一些强有力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被触动了，她双眼圆睁，双手托着下巴，在毫无泪水的同情中一动不动。

在一位目击者（迪诺尔先生在谈论自己占星术和十字架的理论时被叫停而懊恼）晕倒后，阿伦特离开了法庭，在呆若木鸡、全神贯注于广播的一些以色列人中迂回行进。

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些动情的故事而忘乎所以。

阿伦特会指出：那些故事与公正地审判那人毫无关系。

他人称之为超然和冷淡的，在这里却是阿伦特道德勇气、打破常规、极度关注哲学层面的证明。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会简单地因为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

阿伦特的书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她思想的原创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一次审判的审判之作；在那一审判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一个人的恶行。

把焦点放在那一过程（德语里审判即过程）是由冯·特洛塔和帕姆·卡茨合作编剧的影片《汉娜•阿伦特》的大胆策略，用来直接应对在银幕上表现思想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一次关于她的老师和旧情人马丁·海德格尔【15】的闪回中，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思想是孤独的事业”。

除了几个挚友外，影片中阿伦特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除了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之外，一无所有。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阿伦特的香烟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暗号，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

相反，那只香烟留连在那儿，随着阿伦特的呼吸而动；阿伦特则一言不发地听着。

整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她沉默中的紧张；这种紧张驱使我们和阿伦特一起思考：她观察到了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

观众于是改变了视角：从观察阿伦特到和阿伦特一起思考。

在最后当阿伦特发言的时候，她已经想清楚了。

电影的高潮是阿伦特在不大的一所人文学院对一群大学生发表演讲。

长达七分钟的独白，在影片长长的证据收集之后，就像法庭上的总结陈词，非常扣人心弦。

阿伦特最后说，“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

这种思想走向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赋予人们力量，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少数关键时刻，从而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这整个演讲很可能是在一部电影中关于思想的重要性的最棒的口头表达。

阿伦特强烈鼓吹的思想，需要自尊，需要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某种傲慢——冯·特洛塔在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

电影忠实地表现了阿伦特及其思想的这一特征 ，且没有避开阿伦特的信条：对自身独特性的把握对于性格（形成）而言是必要的。

正如爱默生一样，阿伦特的写作赞美人格的独立。

在她看来，我们追求平等的民主愿望（和他人一样，不批评他人）使得无思想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然，考虑到材料事实的复杂性，电影存在一些虚构和疏忽。

由革舜•肖勒姆【16】写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由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7】说出来的。

更成问题的是：电影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替阿伦特辩护。

这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不理解她的洞见。

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冯·特洛塔重新构想了阿伦特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在瑞士拜访她的场景。

西格弗里德·摩西是阿伦特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时认识的，也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她不要在以色列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一要求在电影里表现得像是一次有威胁的伏击，而不是实际上朋友间约好了的会面，从而暗示了以色列政府对她远远比实际上更有组织的敌意。

电影整体而言成功地戏剧化了思维活动，所以冯·特洛塔这些戏剧化的改编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电影是一种挑战；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容易理解且扣人心弦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汉娜·阿伦特自己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五十多年来关于她的理念日渐衰落的争议声过后，一部电影有望激起严肃的公众辩论；而这是当年她出版那本书时的初衷。

冯·特洛塔的《汉娜·阿伦特》原本的题目是《争议》，更妥贴（且不那么商业化）的标题应该是：《阿伦特哲学进入主流社会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解读》。

影片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构想。

{作者：罗杰·贝尔科维奇【18】；原文发表于《巴黎评论》杂志网站}【译注】1. 盖世太保（Gestapo）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控制。

2.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年 - 1993年）是美国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3. 犹太进步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纽约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拥有大量读者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4.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全名Robert Traill Spence "Cal" Lowell IV，1917年 - 1977年）是美国诗人。

5. 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年 - 1990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有情绪障碍儿童的研究蜚声国际。

6. 《异议》（Dissent）季刊，美国左翼杂志，由纽约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4年，政治上既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7.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年- 1998年）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兼文学批评家。

8. 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年- 2007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学者。

9.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指二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0. 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1910-2001）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和戏剧评论家。

11.《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至2003年出版 。

12. 摩萨德（Mossad）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13.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人物。

他是奥赛罗将军的手下，阴谋毁掉奥赛罗。

1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的，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一年后。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回答：“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

16.革舜•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年 - 1982年）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884年 - 1963年）是德国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1911年至1914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

18. 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是纽约一私立大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性研究中心的学术负责人，他编过一本《黑暗年代的思想：汉娜•阿伦特论伦理与政治》。

Arendt & Eichmann: The New TruthMark LillaHannah Arendta film by Margarethe von TrottaHannah Arendt: Ihr Denken veränderte die Welt [Hannah Arendt: Her Thought Changed the World]edited by Martin Wiebel, with a foreword by Franziska AugsteinMunich: Piper, 252 pp., €9.99 (paper)1.In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Primo Levi’s final book on his experiences at Auschwitz, he makes a wise remark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rendering judgment on history. The historian is pulled in two directions. He is obliged to gather and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material and perspectives; but he is also obliged to render the mass of material into a coherent object of thought and judgment:Without a profound simplifica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would be an infinite, undefined tangle that would defy our ability to orient ourselves and decide upon our actions…. We are compelled to reduce the knowable to a schema. lilla_1-112113-250.jpg Hannah Arendt Bluecher Literary Trust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Sicily, 1971Satisfying both imperatives is difficul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with certain events may seem impossible. The Holocaust is one of those. Every advance in research that adds a new complica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ppened on the Nazi side, or on the victims’, can potentially threaten our moral clarity about why it happened, obscuring the reality and fundamental inexplicability of anti-Semitic eliminationism. This is why Holocaust studies seems to swing back and forth with steady regularity, now trying to render justice to particulars (German soldiers as “ordinary men”), now trying to restore moral coherence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Among Primo Levi’s virtues as a writer on the Holocaust was his skill at finding the point of historical and moral equipoise, most remarkably in his famous chapter “The Gray Zone” in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It is not easy reading. Besides recounting the horrifying dilemmas and unspeakable cruelties imposed by the Nazis on their victims, he also gives an unvarnished account of the cruelties that privileged prisoners visited on weaker ones, and the compromises, large and small, some made to maintain those privileges and their lives. He describes how the struggle for prestige and recognition, inevitable in any human grouping, manifested itself even in the camps, producing “obscene or pathetic figures…whom it is indispensable to know if we want to know the human species.”Levi tells the story of Chaim Rumkowski, the vain, dictatorial Jewish elder of the Łódź ghetto who printed stamps with his portrait on them, commissioned hymns celebrating his greatness, and surveyed his domain from a horse-drawn carriage. Stories like these that others have told and others still have wished to bury are unwelcome complications. But Levi tells them without ever letting the reader lose sight of the clear, simple moral reality in which they took place. Yes, “we are all mirrored in Rumkowski, his ambiguity is ours, it is our second nature, we hybrids molded from clay and spirit.” But “I do not know, and it does not much interest me to know, whether in my depths there lurks a murderer, but I do know that I was a guiltless victim and I was not a murderer.”Two recent films by major European directors show just how difficult this point of equipoise is to find and maintain when dealing with the Final Solution. Margarethe von Trotta’s Hannah Arendt is a well-acted biopic on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d its place in her intellectual and personal life. Claude Lanzmann’s The Last of the Unjust is a documentary about Benjamin Murmelstein, the last Jewish elder of the 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 who was considered a traitor and Nazi collaborator by many of the camp’s inmates, and was the only elder in the entire system to have survived the war. The directors have very different styles and ambitions, which they have realized with very different degrees of success. But neither has managed to replicate Levi’s achievement.2.Hannah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was published fifty years ago, first a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New Yorker and then, a few months later, as a book. It’s hard to think of another work capable of setting off ferocious polemics a half-century after its publication. Research into the Nazi regime,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the gestation of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xtermination machine has advanced well beyond Arendt, providing bette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she was among the first to address.In any normal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e would expect an early seminal work to receive recognition and a fair assessment, even if it now seems misguided. Yet that is only now starting to happen within the history profession, in works like Deborah Lipstadt’s judicious, accessible survey The Eichmann Trial (2011). As the strong reactions to von Trotta’s film indicate, though, the Arendt–Eichmann psychodrama continues in the wider world. Now as then critics focus on two arguments Arendt made, and on the fact that she made them in the same book.The first, and better known, was that although Adolf Eichmann was taken by many at the time to be the mastermind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trial revealed a weak, clueless, cliché-spewing bureaucrat who, according to Arendt, “never realized what he was doing,” an everyman caught up in an evolving bureaucratic program that began with forced emigration and only later ended with extermination as its goal. That one “cannot extract any diabolical or demonic profundity from Eichmann” did not, in her eyes, reduce his culpability. From the start Arendt defended his capture, trial, and execution, which were not universally applauded then, even by some prominent Jews and Jewish organizations.1 This her critics forget, or choose to forget. What they remember is that she portrayed Eichmann as a risible clown, not radically evil, and shifted attention from anti-Semitism to the faceless system in which he worked.Had Arendt written a book on what she called “the strange interdependence of thoughtlessness and evil” in modern bureaucratic society, it would have been read as a supplement, and partial revision, of what she said about “radical evil” i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o one would have been offended. But in Eichmann she made the unwise choice of hanging her thesis on the logistical “genius” of the Holocaust, whose character she tried to infer from court documents and a few glimpses of him in the bullet-proof glass docket in Jerusalem.To make matters worse, in the same book Arendt raised the sensitive issue of the part that Jewish leaders played in the humiliation and eventual extermination of their own people. These included the heads of the urban Jewis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at facilitated forced emigration, expropriations, arrests, and deportations; and the heads of the Jewish councils the Nazis formed in the ghettos and camps to keep the inmate population in line. These men were understandably feared and resented even if they carried out their duties nobly, while those who abused their power, like Rumkowski, were loathed by survivors, who circulated disturbing stories about them after the war.There was littl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se figures, though, until the Kasztner affair broke in the mid-1950s. Rudolph Kasztner was at that time an Israeli official, but during the war he had worked for a group in Budapest that helped European Jews get to Hungary, which was then unoccupied, and then tried to get them out after the German invasion in 1944. As thousands of Jews were being shipped daily to the gas chambers, Kasztner and his group entered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Nazis to see if some could be saved. After various plans to save large numbers failed, Kasztner persuaded Eichmann to accept a cash ransom and allow 1,600 Hungarian Jews to leave for Switzerland, many of them wealthy people who paid their way and others from his hometown and family.In 1953 a muckraking Israeli journalist claimed that Kasztner had secretly promised the Nazis not to tell other Jews about Auschwitz, trading a few lives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Kastzner sued for libel but lost his case when it was revealed that he had written exculpatory letters to war tribunals for Nazis he had worked with in Hungary. Before his appeal could be heard Kastzner was assassinated in front of his Tel Aviv home, in circumstances that remain obscure to this day. He was posthumously acquitted.The cooperation of Jewish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with the Nazi hierarchy became more widely known through the Eichmann trial and the publication in 1961 of Raoul Hilberg’s monumental stud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which Arendt relied on heavily without adequate attribution. Though Hilberg’s book is widely revered today, he was just as widely attacked after its publication by Jewish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ations for emphasizing the leaders’ cooperation and the rarity of active resistance, which he attributed to habits of appeasement developed over centuries of persecution, an argument Bruno Bettelheim echoed a year later in his controversial article “Freedom From Ghetto Thinking.”So Hannah Arendt was not betraying any secrets when sh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in a scant dozen pages of her book; she was reporting on what came up at the trial and found herself in the middle of an ongoing, and very sensitive, polemic. But exercising her gift for the offending phrase, she also portrayed the Jewish leaders as self-deceived functionaries who “enjoyed their new power,” and she termed their actions “undoubtedly the darkest chapter of the whole dark story.”Perhaps by “dark” all she meant was especially awful and a sign of “the totality of the moral collapse the Nazis caused…not only among the persecutors but also among the victims.” But pulled out of context her phrases made it appear that she was equating doomed Jewish leaders with the “thoughtless” Eichmann, or even judging them more severely. In any case, the whole discussion,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book, was psychologically obtuse and made her monstrous in the eyes of many.And the response was ferociou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r now former friend Gershom Scholem sent Arendt a public letter complaining, rightly, about her “flippancy” and lack of moral imagination when discussing the Jewish leaders, and declared her to be lacking in “love of the Jewish people.” Siegfried Moses, a former friend and recently retired Israeli official, sent a letter “declaring war” on her and got the Council of Jews in Germany to publish a condemnation even before serialization of her book in The New Yorker was complete. (He then flew to Switzerland to try to persuade her to abandon the book project altogether.) The American Anti-Defamation League sent out a pamphlet titled Arendt Nonsense to book reviewers and rabbis across the country, urging them to condemn her and the New Yorker articles for giving succor to anti-Semites.And in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 circles that had become her adoptive home, she became the focus of angry attention from friends who once admired her. At the controversy’s peak Dissent magazine organized a forum to discuss the work and invited Arendt (she declined), Hilberg, and their critics. Hundreds showed up and the evening quickly descended into a series of denunciations of Arendt, who was defended briefly only by Alfred Kazin, Daniel Bell, and a few others. Only when President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in November did she finally escape the spotlight.3.This messy episode is the surprising focus of Margarethe von Trotta’s much-discussed new film. As von Trotta tells it, her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trace the arc of Arendt’s life as a whole, much as she did with Rosa Luxemburg in her award-winning biopic Rosa Luxemburg (1986), but found the material too unwieldy. And so she choose to limit herself to Arendt’s life in New York. As she says in the short German book on the film edited by Martin Wiebel, what interested her was not the ins and outs of the Eichmann case but rather Hannah and her friends. This seems an odd choice for a movie but makes sense in view of von Trotta’s other work. Her specialty is didactic feminist buddy movies—in fact, one might say that she’s been making the same film throughout her career. The story usually involves two women, either friends or sisters, one of them a visionary or pillar of strength, the other a jejune admirer, and follow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against a political backdrop.In her first solo directed work, The Second Awakening of Christa Klages (1978), a woman holds up a bank to save the child care center she works at, then gets help from a soldier’s wife who becomes her lover and goes into hiding with her. They end up in a rural Portuguese cooperative getting their consciousness raised, are expelled for lesbianism, and have other adventures before it all ends badly. Marianne and Juliane (1981) uses as its model the life of Gudrun Ensslin,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Baader-Meinhof gang who committed suicide in her cell in 1977; the story follows the Gudrun character and her sister as their relationship develops from alienation to reconciliation, and ends in a display of sisterly solidarity that reaches beyond the grave.lilla_2-112113.jpg Bettmann/CorbisAdolf Eichmann with Israeli police at his trial in Jerusalem, May 1962Von Trotta’s Vision (1991), which treats the life of the medieval mystic Hildegard von Bingen, is the most transparent example of the type. It portrays a courageous, enlightened woman prone to epiphanies who stays true to her visions and resists the church’s attempts to silence her. Along the way she develops a deep if unequal friendship with another nun, then another, provoking jealousy and misunderstanding, though it all works out in the end. She dies revered by those around her, though not by the powers that be.And this, more or less, is the story of Hannah Arendt. The film opens with a jovial Arendt (Barbara Sukowa) in conversation with her best friend Mary McCarthy (Janet McTeer), who in the movie is reduced to a hyperactive sidekick. They discuss men, they discuss love, they have a cocktail party with Arendt’s devoted if wayward husband Heinrich Blücher (Axel Milberg) and fellow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n they get news of Eichmann’s capture and the imminent trial. More drinks, more discussion, and then Arendt is off to Jerusalem, where she witnesses the trial mainly from the press room (where she could smoke) and visits an old Zionist friend.Von Trotta deftly intersperses clips from the actual trial into her film and shows Arendt watching them on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in the press room. This device allows her to stage a conversion scene. As the camera slowly zooms in on Arendt watching Eichmann testify, we see on her face the dawning realization that he was not a clever, bloodthirsty monster but an empty-headed fool caught up in an evil machine. She leaves Jerusalem, writes her articles, and all hell breaks loose in New York.It is not true, as some reviewers have charged, that the film portrays Arendt as flawless. Throughout she hears complaints about her tone, from friends like McCarthy and her New Yorker editor William Shawn. She is also challenged repeatedly by her close friend the philosopher Hans Jonas (Ulrich Noethen), who is given some of the best lines in the movie (some drawn from Scholem’s letter). Jonas rejected the very idea of “thoughtless” murder and criticized her for lacking psychological sympathy for fellow Jews trapped in the most horrifying circumstances imaginable. Still, by and large, her critics are portrayed as irrational, defensive Jews who, unlike Arendt, refuse to think about the uncomfortable complexities of the Nazi experience, whether out of shame or omertà.But although Arendt defends herself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deftly throughout the film, particularly in a fine public speech at the end, we don’t see her arriving at her position through thinking. Film can portray inner psychological states through speech and action and image, but lacks resources for convey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weighing evidence, interpreting it, and considering alternatives. Barbara Sukowa smokes and rifles through documents and stares into space like a silent picture star, but we get no sense of the play of a mind. And so we are left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she, like Hildegard, has had a vision.And perhaps this is how von Trotta sees Arendt. She admits in the book by Wiebel that she, like many on the German lef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urned their noses up at Arendt for comparing communism and Nazism as instance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refused to read her books. But later she came upon Elisabeth Young-Bruehl’s biography and discovered a strong figure, a female philosopher engaged in political debate whose personal life was also rich in friends and lovers. This woman she could admire and celebrate. The problem is that von Trotta has chosen an episode in Arendt’s life where the stakes were so high,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that they cannot in good taste be treated as the backdrop of a human interest story. Though the battle may be lost, it can never be emphasized enough that the Holocaust is not an acceptable occasion for sentimental journeys. But here it’s made into one, which produces weird, cringe-inducing moments for the viewer.In one shot we are watching Eichmann testify or Arendt arguing about the nature of evil; in the next her husband is patting her behind as they cook dinner. When Blücher tries to leave one morning without kissing her, since “one should never disturb a great philosopher when they’re thinking,” she replies, “but they can’t think without kisses!” As for the short, incongruous scenes about her youthful affair with Martin Heidegger, the less said the better.The deepest problem with the film, though, is not tastelessness. It is truth. At first glance the movie appears to be about nothing but the truth, which Arendt defends against her blinkered, mainly male adversaries. But its real subject is remaining true to yourself, not to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In her director’s statement on the film von Trotta says that “Arendt was a shining example of someone who remained true to her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One can understand von Trotta’s reluctance to get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Eichmann case, let alone foreshadow what we know about it now, which would have violated the film’s integrity. But something else seems violated when a story celebrates a thinker’s courage in defending a position we now know to be utterly indefensible—as Arendt, were she alive, would have to concede.Since the Eichmann trial, and especially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 great body of evidence has accumulated about Eichmann’s intimate involvement in and influence over the Nazis’ strategy for expelling, then herding, and then exterminating Europe’s Jews. More damning still, we now have the original tapes that a Dutch Nazi sympathizer, Willem Sassen, made with Eichmann in Argentina in the 1950s, in which Eichmann delivers rambling monologues about his experience and his commitment to the extermination project. These have recently been collated and analyzed by the German scholar Bettina Stangneth, and the passages she quotes in her new book are chilling:The cautious bureaucrat, yeah, that was me…. But joined to this cautious bureaucrat was a fanatical fighter for the freedom of the Blut I descend from…. What’s good for my Volk is for me a holy command and holy law…. I must honestly tell you that had we…killed 10.3 million Jews I would be satisfied and would say, good, we’ve exterminated the enemy…. We would have completed the task for our Blut and our Volk and the freedom of nations had we exterminated the most cunning people in the world…. I’m also to blame that…the idea of a real, total elimination could not be fulfilled…. I was an inadequate man put in a position where, really, I could have and should have done more.2 In the end, Hannah Arendt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Holocaust or even with Adolf Eichmann. It is a stilted, and very German, morality play about conformism and independence. Von Trotta’s generation (she was born in 1942) suffered the shock of learning in school about the Nazi experience and confronting their evasive parents at home, and in a sense they never recovered from it. (She convincingly dramatizes one of these angry dinner table confrontations in Marianne and Juliane.) Even today this generation has trouble seeing German society in any categories other than those of potential criminals, resisters, and silent bystanders.When left-wing radicalism was at its violent peak in the 1970s the following false syllogism became common wisdom: Nazi crimes were made possible by blind obedience to orders and social convention; therefore, anyone who still obeys rules and follows convention is complicit with Nazism, while anyone who rebels against them strikes a retrospective blow against Hitler. For the left in that period the Holocaust was not fundamentally about the Jews and hatred of Jews (in fact, anti-Semitism was common on the radical left). It was, narcissistically, about Germans’ relation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unwillingness, in the extreme cas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Von Trotta’s Hannah Arendt shares that outlook.And so, in part, did Eichmann in Jerusalem. Reading the book afresh fifty years on, one begins to notice two different impulses at work in it. One is to do justice to all the factors and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inal Solution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might have affected its functionaries and victims, in surprising and disturbing ways. In this Arendt was a pioneer; and, as Bettina Stangneth notes in her contribution to Martin Wiebel’s book, many of the things she was attacked for have become the scholarly consensus.But the other impulse, to find a schema that would render the horror comprehensible and make judgment possible, in the end led her astray. Arendt was not alone in being taken in by Eichmann and his many masks, but she was taken in. She judged him in light of her own intellectual preoccupations, inherited from Heidegger, with “authenticity,” the faceless crowd, society as a machine, and the importance of a kind of “thinking” that modern philosophy had abolished. Hers was, you might say, an 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 Closer to the truth w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Artur Sammler in his monologue on Hannah Arendt in Saul Bellow’s 1970 novel Mr. Sammler’s Planet:Politically, psychologically, the Germans had an idea of genius. The banality was only camouflage. What better way to get the curse out of murder than to make it look ordinary, boring, or trite?… There was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sacredness of life. Banality is the adopted disguise of a very powerful will to abolish conscience. Is such a project trivial? Claude Lanzmann’s recent film The Last of the Unjust leaves no doubt abou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At the center of it is a remarkable interview he conducted in 1975 with Benjamin Murmelstein, the Jewish elder of Theresienstadt who survived the war. Murmelstein worked closely with Eichmann for seven years and saw through his camouflaging techniques; he even witnessed Eichmann helping to destroy a Viennese synagogue on Kristallnacht. Yet Murmelstein was also a master of the gray zone, a survivor among survivors whose reputation was anything but pristine. Lanzmann’s film plunges us into that zone and reveals more than perhaps even he realizes.—This is the first of two articles.

汉娜阿伦特✦充满魅力的女性思想者阿伦特于1906年在德国出生，1975年去世。

在德国时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面临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流亡他国，在流亡他国期间，还不得不做零工度日，同时着手自己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流亡法国期间，还曾被关入集中营，但幸好最后逃了出来（得益于她坚强的意志）。

最后阿伦特终于定居美国，她的主要著作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那时她已步入中年。

在阿伦特著作中最常见的是“无根”“孤独”“无助”“漂泊”“无家可归”“疏离”“恐怖”“绝望”，可以想见她曾长期处于怎样的一种环境中，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但在阿伦特“孤独”“漂泊”“恐怖”的生命里，有至亲挚友们成为她的“四壁”。

很有趣的是阿伦特对朋友的要求：观察和评判世界的激情（这世界既是与他们切近的世界，也包括更大的政治世界）；充沛的情感与并非多愁善感的“心”；敏锐的智识，绝不虚伪、骄傲或谄媚的观点；为那些失去传统家庭、共同体或宗教归宿的人通过友谊创造一个家园，对彼此有相当的忠诚与理解。

很早就想写汉娜了，无论是她的人格还是她的思想都对我极具吸引力。

但不好意思地说，我对社会政治历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如果要我从这几方面去做分析，那只能是借用他人的观点，大家如果想了解可以去阅读其他人的理解，我就不献丑了（逃）。

囿于我个人认识的局限，所以我更倾向于做人物分析，表达我所感受到的人物魅力。

阿伦特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一是她与她曾经的精神导师，她的哲学王海德格尔的关系。

她曾是海德戈尔的秘密情人，而海德格尔在后期成为了纳粹党员。

二是她关于艾希曼的论述。

在这里我只写一些关于她有关恶的平庸性的理论的思考。

恶的平庸性✦故事背景是在1960年，以色列抓到前纳粹德国高官艾希曼（艾希曼是纳粹德国时期的一名高级官员，在二战中主要负责将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在战争结束时，艾希曼逃亡阿根廷），并于1961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进行审判，而汉娜则完整地旁观了这场的审判。

然而汉娜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对艾希曼进行强烈而犀利的批判，而是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著名的“恶的平庸性”的观点，并且同时反思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其内部存在的问题（彼时的一些犹太复国领袖，常在没有民意支持，脱离人民的情况下，试图以外加收手段或党派利益交换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而甚至有的犹太社团领袖，配合纳粹将自己的“人民”送入集中营。

）。

然而她文章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甚至一些老友也和她反目绝交。

我们常会想像纳粹德国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决策是形式严密的，从上到下统一过精神的，有意为之的恶。

就像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反犹人士，汉娜无法说服他们相信，艾希曼只是一个平庸的执行命令，服从法律的官员。

而实际上，在屠杀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汉娜从非常丰富的资料里发现，纳粹德国官员像其它许多官僚机构一样，有勾心斗角，有阳奉阴违，也有消极怠惰，也就是说像艾希曼这样的官员在理解大屠杀的时候，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

这就是恶的平庸形式，如此极端的恶却是由一个个无思的、被操纵的人来完成。

在这里我截取几段艾希曼的表现，以供读者一起判断。

“我接到命令，不管他们是死是活，这次运输都必须完成。

这就是行政命令的处理方式。

”“他们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必须去做。

”艾希曼提到了自己的誓言，谁要是违背了誓言，那这个人就是卑鄙小人。

而他认为，一个宣誓的人，在希特勒死亡之后，他的誓言就可以被免除。

他甚至承认，一旦要是党卫军同龄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叛徒，他会亲手枪毙他。

但是在法官质询的时候，他又补充到，需要统领需要向他证明，他的父亲有罪。

法官继续质问：有人向您证明过哪些犹太人为何要被处死吗？

他不知羞耻地说，不是我处死的他们。

“难道您的良心和职责之间，您从来没有感受到内心的挣扎吗？

”“确实有分裂。

他形容是一种意识上的分裂，从一种意识跳到另一种意识。

”（我没懂他说的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很好笑）汉娜说，艾希曼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庸到丧失了思考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自己良心的主权。

而这种平庸的恶，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

缺乏共情、缺乏思考、盲目相信。

阿伦特认为，道德不应被固定的标准所左右，而那些已被外在标准左右的人，不能直接或具体地反思经验，同时也不能自由反思经验。

独立的思想是机变的——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自由的。

阿伦特坚持，在危机中，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要去寻找什么规则或法律，而应该说：我必须忠于我自己。

我不能做任何我不能忍受。

不忍回忆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些激进。

）阿道夫·艾希曼在审判中，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去独立意愿或思考，虽然他能机械的引用道德教义——但是这正显示出了道德教义如果离开了独立思考是何等无用；他已将自己的意愿托付转让给了希特勒。

（近代的中国也出现过由于“无思性”所造成的极端的恶，甚至至今，我们仍很难面对那段历史。

）汉娜✦汉娜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思考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一个人可以超越情感，去进行如此理性的思考。

她期望揭示真相，表达真相，避免人类再次走进相同的历史中去。

可为什么她的同胞不能接受她的观点呢？

夏洛特说她是脆弱的，她试图让自己作为那场灾难的旁观者，远离这个痛苦的故事，从而使文章成为她的文章，表达她所想表达的观点。

我觉得这段评价对了一部分。

汉娜绝不脆弱，她非常坚强，非常理性，甚至非常有勇气。

她在表达中体现出的“远离感”，恰恰证明了她的理性。

但为什么她的表达让人难以接受？

或许是语言中情感的表达和传递不在她所考虑的范围内。

她没有表达出人们所期待她作为犹太人所期待她表达的信息。

她参与了对纳粹的审判，她的同胞本会因她的参与而感到心灵上的慰藉。

但结果是她转过头来，审判起自己的民族。

我觉得她像一个父亲，一个严厉的父亲。

而此时这个苦难的民族此时渴望一个母亲，一个慈爱的母亲。

“无论哪里，犹太人都会有自己公推的犹太领导人，但这个领导层几乎毫无例外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与纳粹合作。

整个事实是，如果犹太人没有组织没有领导，势必会发生大骚乱和大苦难，但受害者的总数绝不会达到现在的400万-600万之间”这段话给她带来了汹涌的批评声。

以前看电影只相信主流叙事，相信电影里主人公的看法，将自己的判断交给了电影里的主人公。

所以如果配角的话被主角否定，那我也会直接下意识的否定。

但我却在夏洛特的这段话中，走进部分真相。

汉娜不愿意改变她的写作手法：讽刺。

她没有想可能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感受，而是注重表达的力度。

讽刺的表达力度是很强烈的。

而这也间接造成了那么多人批判她。

甚至亲密的人也感受到伤害。

在她的文字里人们感觉到她对她的同胞很冷漠，有许多人先被她的语言伤害，导致不能看到她所想表达的意思。

就连她的最亲爱的朋友，从小的玩伴本雅明，也因为她的文字感到痛苦愤怒。

汉娜说，你还没有读完的文章吧？

等你读完你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但是他，只是别过头去，“你书中谈论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时，不应该是那种狠心的，常常是讽刺、狠毒的口吻。

”只要说一个人是有生命的人，那他的情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想人最先有情感，然后有思考。

而我自己更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是情感型的人，我对他人情感的考虑先于我的表达，我甚至会为了照顾情感放弃表达。

汉娜的论述所引发的争论，其中有一部分原因确实在于她不够体恤读者的心情。

（但我讨厌一些写阿伦特传的作者，边写边揣测阿伦特的写作意图。

我以为阿伦特唯一的意图就是追求真理，认识世界。

怎能平常人的情感去揣度如此一位伟大理性坚强的人）思考✦从黑暗中醒来在平庸之恶里提到，正是人的无思性让他们被操纵，最后做出巨大的恶。

汉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思考不需要知识，“我们通常将思考称作，我开始与自我的沉默对话。

那个最为人类所独有的品格，那就是思考的能力。

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明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能给予人力量。

在这些不多的时刻里，在危机时刻，阻止大灾难的发生。

”但我觉得，这里的思考，是指道德的思考。

我也认为道德的思考，是不需要知识的，只需要你记住你是一个人，并且具有一定的共情能力。

说个题外话，我觉得我们普遍缺乏“基于学识”的思考。

我感觉有很多人，或者就讨论我自己，有思考的能力，在生活中具备提出问题的能力。

但是认识很局限，甚至想象力有限，所以思考经常停留在浅层，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支撑，用一个未证明的观点去证明另一个未证明的观点，或者最后到达某种很普适的观点里去，不能判断对，也不能判断错，我常形容这是一种混沌的中庸，我自己也常停留在这种混沌的中庸之中。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尝试寻找一个真理，并完全信仰这个真理。

我们所能真正相信的，是自己的判断力，由判断力去寻找答案。

阿伦特曾评价一位年轻人，“他还那么年轻，但已完全没有能力学习任何事情。

他看待一切事情只是看那些能增加他偏见的那部分，不能吸收任何具体的、真实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否也在我们身上存在？

书籍推荐✦汉娜是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思想者。

先码住这几本书(*^▽^*)。

《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传记推荐：《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

最后：感谢我亲爱的、可爱的、美丽的好友给这篇文章提出的建议

汉娜·阿伦特与好友 前排：尼古拉·乔洛蒙蒂（左一），玛丽·麦卡锡（左二），罗伯特·洛威尔（左三）。

后排：海因里希·布吕歇（左一），阿伦特（左二），德怀特·麦克唐纳夫妇（左三左四） 汉娜·阿伦特为人所知，一方面主要是作为20世纪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另一方面便是其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以哲学方式在《纽约客》上提出的“恶之平庸”概念。

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以后者为主线，呈现了汉娜·阿伦特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另外一条线描述了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情感历程，亦是电影的主题之一。

海德格尔在汉娜·阿伦特心目中思想之王的地位，从1925相识并坠入爱河到1933年纳粹上台后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暗示一位20世纪女性不断强大，寻找自我的人生历程。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好友玛丽·麦卡锡问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是不是她一生中的最爱。

阿伦特否定了。

当被问及海德格尔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阿伦特是这样说的: 有些事比人更重要。

"有些事"是什么事？

答案是:思考。

这便是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带来最宝贵的东西。

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一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海德格尔这条线是由阿伦特书桌上的相册引入的。

第一次，青涩的阿伦特，在自习室中得到同为海德格尔学生汉斯的消息，老师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

这是1933年，纳粹上台，也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二人人生的转折点。

这是电影中与海德格尔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场的呼应。

第二次，当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词在阿伦特的脑中不断重复，回忆来到1925年，满心欢喜而又羞涩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在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表达着自己的思考。

阿伦特此时着迷于海德格尔，她的一番表述，是对爱的渴望与对人生的恐惧共同交织的结果。

对于一见倾心于阿伦特的海德格尔来说，他成为了阿伦特的爱人，保护者，指引她前进的导师。

第三次，当阿伦特面临挚友汉斯的强烈反对与丈夫身体每况愈下，一根烟把她的思绪带回了1924年海德格尔的课堂。

海德格尔对年轻阿伦特的思考有着巨大的影响。

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纽约客》发表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还有每天不断的恐吓信和批评信，阿伦特不得不一人搬到乡下独自居住。

第四次，时间回到1955年，在美国已凭借《极权主义的起源》有所成就的阿伦特回到德国，而海德格尔则十分落魄。

在谈话中，海德格尔回忆了他们的美好相遇和热烈的爱情。

阿伦特却质问海德格尔交出尊严，屈服于纳粹的原因。

即使他做着无用的辩解，声称"那些都是诽谤"，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即使在这之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好，这意味着海德格尔思想之王地位在阿伦特心中的彻底崩塌，阿伦特的思想之王，不再是海德格尔。

每一次插入海德格尔这条线之前，阿伦特都面对着艰难的，不同的境遇陷入了某种沉思，似乎每一次都在从对海德格尔的回忆汲取力量，但其实汲取的并非是她从海德格尔身上学到的思考能力。

海德格尔思想对阿伦特的影响，已经被构筑到阿伦特思想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电影通过海德格尔四次出场所要表达的从"人"到"思考"的过程，早在阿伦特完成关于"恶之平庸"撰稿就已完成。

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1年，而汉娜当时时隔数十年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是在1950年。

1950年以后，二人的书信交往越来越频繁，虽说电影所展示的是海德格尔地位的崩塌，但是阿伦特在这之后对海德格尔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理解，甚至说二人的爱情火花重新燃起。

因此可以说，电影中陪伴阿伦特度过那段艰难时期，直到最后在大学课堂上发声为自己辩护的，并非海德格尔，而是"思考"。

电影结尾部分阿伦特在大学课堂上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对思考的理解，与海德格尔那条线中阿伦特沉浸在海德格尔思考世界的一幕相呼应，也证明着阿伦特完成了自己"思想世界"的构建，其思想之王已不再是海德格尔，也并非汉娜·阿伦特自己，她的思想之王，就是思考本身。

我想起了钱穆的"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放在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里，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阿伦特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悲惨，早年失去父亲，1933年纳粹上台后学术生涯一时中断，不断流亡，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二人侥幸逃离集中营，来到美国。

如上文所说，年轻时海德格尔之于阿伦特，是一种庇护，指引方向的灯塔。

阿伦特对自我存在的认同也是在二人爱情中不断确立起来的。

阿伦特并非一开始就怀有成为自己、世界思想之王的宏伟目标，而是人生的波折经历，与海德格尔感情的起伏，包括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背叛"，促使阿伦特不得不孤身一身面对黑暗，尝试着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汉娜·阿伦特》对学术领域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对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汉娜·阿伦特思想体系的构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存在主义情侣萨特和波伏娃，更多深入的研究说明，波伏娃并非像过往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作为男性一方萨特哲学思想的附庸，也颠覆了人们对女性哲学家的认知。

同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汉娜·阿伦特和波伏娃都展现了女性社会地位如何变化，尤其在思想和学术层面，而在今天，随着对这些伟大女性作家著作的关注、阐释不断增加，像波伏娃-萨特，阿伦特-海德格尔这类研究领域会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电影最后，阿伦特躺在床上，吸着烟，继续思考，因为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他还要面对犹太人潮水般的指责，诋毁和威胁。

好在汉娜·阿伦特已经是一个思想之王。

电影截图:阿伦特躺在床上思考

提示：这是一部艰涩深刻的德语电影，所以我也没法写一篇轻松的评论。

故事开始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前党卫军“犹太人问题”科的军官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抓捕。

按理说，被摩萨德逮到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当时已经1960年，西德是成了犹太复国运动中最可靠的盟友，而摩萨德搞的大量暗杀动静太大已经引起关注。

所以，在阿根廷的谴责声和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艾希曼被押解（绑架）回耶路撒冷受审。

这场世纪审判立即吸引到了汉娜•阿伦特的注意。

首先，她是《论集权主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作者，本世纪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之一。

其次，自己也是 “黑暗时代”里侥幸逃离集中营的一名犹太人，曾亲历邪恶。

于是，她接受《纽约客》的邀请，来到了耶路撒冷，自然感慨甚多。

从小看动画片时，我们常常会先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动画片里的好人慈眉顺目，坏人狰狞可怖，正所谓，相由心生。

而这个事件，好人坏人表面上看似乎不言而喻，一方是受迫害屠杀的犹太人，一方面是邪恶的纳粹官员。

于是审判开始了，世界听着检察官义列举着一桩桩我们早已熟知的骇人罪行，围观群众慷慨激愤，恨不能杀之而快慰人心。

而随着审判的深入， 被关在“玻璃笼子”的艾希曼面无表情，略带口吃地辩解道，自己根本不反犹人，只是纳粹官僚体制下一个奉命行事的公务员。

他对纳粹党教义从不关心，他喂流浪小狗，喜欢动物，并且希望努力工作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在他的一生中，不和人吵架，“从未亲手伤害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换而言之，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只是你我一样，是一个最最不起眼的普通人。

<图片2>这样一个有点像大学教授般温文尔雅的普通人。

而正是他所供职的犹太人问题科学负责“公文的流传和政策的落实”，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的政策。

随着审判的开展，汉娜阿伦特以作为哲学家的敏感和冷静发现了问题远不是一开始的区分好坏，这么简单。

20世纪人类社会的邪恶已经不再像魔鬼孟菲斯托般舞着疯狂的爪子向你扑来，有一种新的邪恶产生了。

它打着“努力工作，幸福生活”的口号，通过办公室里的公文，电子邮件，通过精密的推演测算，冷静理智地去杀人。

600万犹太人，对于艾希曼来说，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

他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没有扣动过扳机。

而最大的邪恶，一桩桩“行政谋杀”却是因为有一个个像艾希曼这样不问对错奉命行事的nobody，才最终成为可能。

汉娜•阿伦特把这种新形势的邪恶，命名为“平庸之罪”。

当她向纽约客交出她并不怎么“接地气”的作品，并坚持不做改动地出版后，读者们首先是震惊，其次是困惑乃至愤怒——恶徒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想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你给我们看哲学论文？

艾希曼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纳粹，你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居然为他辩护？

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进水了？

一时之间，“婊子”，“卖国贼”的骂声响彻全世界。

最后，甚至以色列的摩萨德也跑来威胁她，最好的朋友在也误解她无法原谅她。

汉娜在乡间林荫道上孤独地走着，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臭名昭著，众叛亲离。

思考，虽然并不一定能导致行动，但有时却比行动更需要勇气。

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德语Denken，被她的恩师海德格尔诠释为对于存在的领会和铭记，思想是把握人类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唯一道路。

从哲学角度理解很复杂，此文中难以尽述。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康德所说的，不依赖任何权威，为自己树立独立的人格和道德。

正如影片中汉娜的闺蜜，美国著名作家玛丽•麦卡锡所言：你们这些骂她的，大多数根本没有看过她文章的人，批判她的，批判的都是些她根本没说过的话。

汉娜作为集中营的受害者，能思考，能说真话，这更需要很大勇气。

影片的结尾，阿伦特来到大学课堂，以一场慷慨激扬的演讲解释了自己“平庸之罪”的哲学观点。

汉娜认为，艾希曼把自己当成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罪，他的罪在于“思考的匮乏”和“拒绝行使判断力”。

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齿轮，拒绝思考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把自己“非人格化”，主动放弃了作为人的资格，从而顺应集权主义暴政，从而带来了极端恐怖的恶。

阿伦特断言，唯有思想能够对抗“平庸之罪”，在整个国家机器逼迫你去犯罪时，每一个个体的人当以思想来行判断，指挥自己的行动，才能保持住人的尊严，来对抗集体的邪恶。

也许你问，反抗“平庸之罪”就是死，不服从怎么办？

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第一军团的风暴士兵们已经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们不会思考不会去问对错，也不会去问反抗军是不是该死。

“执行任务是军人天职”，况且背叛就意味着与整个军团为敌，螳臂挡车，no zuo no die但是构成这庞大军团的，正是他们自己，每个人成为自己觉醒的绊脚石。

一照思想之原力觉醒，才能尽破藩篱，冲散一切阴霾。

<图片1>集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国家暴力，而在于用洗脑让普通人停止思考。

只知道服从不知道反抗，最后只能被异化为“非人”，沦为国家意志行凶作恶的工具。

主动地去思考，哪怕不行动，也是对邪恶说不，保全自己的人格需要莫大的勇气（如《辛德勒的名单》），而当每个人都能尝试真正去做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集权主义的根基就轰然倒塌了。

《铁皮鼓》中写到很多二战后的德国人来到杜塞尔多夫一家叫洋葱餐厅的饭店里，花钱干什么？

切洋葱。

为什么要切洋葱？

因为洋葱“创造了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创造了人的滚圆的泪珠”，德国人终于又在体面地哭泣了。

的确，战争中，需要忏悔需要带着负罪感生活的，不仅仅有纳粹党卫军，那些逆来顺受地听任着一切发生的普通人，难道能心安理得吗？

不说德国人，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多犹太人被德国人提拔为小吏，去压迫，甚至去按下塞满自己同胞的毒气浴室的开关，活下来的人常常会在夜里一个人羞愧地自问，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日军在华屠杀时，帮忙抬尸体的是中国人，起哄围观的也是中国人。

我们建国后的30多年集体浩劫，几乎大部分人都间接参与了对“右派”的迫害，此后，邓公拨乱反正，运动结束。

因为有“平庸之罪”，每个人，甚至被迫害的人，都无法逃避面对历史时应负的责任，所以巴老提倡建议XX博物馆，而我们却选择集体遗忘。

只要有人在，集权主义的幽灵就永远不会死，停止思考，dark side of the force就一定卷土重来。

或许，这才是这部不太轻松的德语电影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