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一直对这个片名很熟悉，却没有关注过影片。

无意中看了才被震惊到，我竟然以为是个爱情故事，片名是恋爱时间什么的！

真是讽刺！

几段固定长镜头大段对话的戏都特别棒，更甚于最后手持的那一场。

有限的空间里不论激烈还是轻松的对话，从始至终弥漫着局促不安，随时准备通往一个悲剧。

女性，穷人，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无助而令路人甲乙丙和整个社会都变得更加无情。

唯一能做的，挺过去，忘了它。

女性的坚忍，反思，独立，仿佛是需要千百年来前进一小步的艰难过程，就如同一场绵延不绝没有尽头的分娩。

感谢导演。

看豆瓣才发现原来又是戈雅奖又是金棕榈的，失敬。

好遗憾没有在大银幕看到。

还是从结尾说起。

Gabita沉默地望着手中的菜单，Otilia把脸面向了镜头。

在电影后半段进行的同时，脑中回复着一些达登内的情节。

在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晃动跟拍，伴着急促的呼吸声，于是眼前人几乎便是又一个罗塞塔。

把60周年的大奖给了“1987年的罗马尼亚”，戛纳的选择不得不说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专一，不可否认其实至名归（不过[四周三月两天]只是我看到的第五部竞赛片）。

男人走后两人对谈的画面始终只出现Otilia的侧脸，离开Gabita的一个小时我们只能在遥远的电话铃声中和Otilia一同不安等待。

局促，和更多的可能性。

让人稍感宽慰，也不出所料的，情节没有将人物推至绝境。

扯得远点，大概与其相反的就是我并不很能接受像[盲山]这样的电影的原因，一个公映版的向善结局也没觉得挽回了什么。

她们付出了代价，好在换回了结果。

如一觉梦醒的Gabita，不再是眼神悲切的弱者。

而为其奔走了整部电影的Otilia，却没有走脱。

故事还未结束。

彻底的波澜不惊，也几乎无可挑剔。

如果要说注意到什么，Otilia离开男友家后墙角的一阵呕吐，回到旅馆房间门口一侧明灭不定的灯光。

两个女孩最终相对无言的陪衬，是一场举行着舞会的婚宴。

四月三周两天，罗马尼亚的电影，很沉闷，必定需要很多的耐心才能把这样一部片子看完。

奥蒂丽娅（Otilia）和加比塔（Gabita），两名美丽的女大学生，同居一室，关系分外密切，影片围绕着加比塔意外怀孕之后，如何堕胎为主线而展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时罗马尼亚的社会背景以及民众观念。

在当时政府统治下，堕胎是违法的，两人只好寻求非法途径来帮加比塔堕胎，我是比较喜欢奥蒂丽亚的，因为她的美丽，聪明，勇敢，对于朋友，敢于付出；相形之下，加比塔则显得懦弱，无力，而且自私。

寒冷的天气里，奥蒂丽亚定好了廉价的旅馆，而后去寻找那名非法堕胎医生，而怯弱的加比塔能做的就是一直在等待，甚至他还欺骗那名医生说她只有两个月身孕，而这也为奥蒂丽亚招惹了麻烦。

在那名明显心术不正的流氓医生和加比塔说了一大通狗屁不通的P话时，一旁的奥蒂丽亚一直都在关注着加比塔，丝毫不曾想到自己居然要为密友付出身体的代价。

我只觉得加比塔特别自私，她爱她的朋友么？

为了让自己成功堕胎，不惜撒谎，在那种医生威逼，奥蒂丽亚除了屈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做法的情况下，她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却是怯弱地让医生走，更是把密友逼到了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绝境。

于是，奥蒂丽亚用年轻的身体，换来了自己的一次手术，多么的无奈而荒谬。

赤裸着下身的奥蒂丽亚走到卫生间开始冲洗，她的表情无限冷漠。

而加比塔看着她开始抽泣。

我心里充满了对她的鄙夷。

由此想到其实友情都是不对等的，A对B无论多么多么好，掏心掏肺掏金钱等，可能还是都不够好，直到付出身体，才能让B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我至讨厌B角，我总觉得让人要牺牲很多，才能达成对自己的帮助，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情。

加比塔就扮演这么一名我讨厌的角色。

事实上我的所想应该是和导演相背离的，或许导演想反应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权的卑微，在堕胎不能成为女性自主拥有权利的环境下，女性为了实现身体的自由，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譬如就是以身体为代价，才能换来危险性依旧巨大的堕胎，多么的讽刺。

以此为延展，能想到的就更多了，堕胎本身就是双刃剑吧？

如果父母都从优生优育角度出发，甚至进行性别选择，扼杀了许多孩子生存的可能，那么这从伦理学的角度，又该如何解释？

呵呵，不能想这么多。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男权主义者，只是觉得这个社会真是有太多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

奥蒂丽亚在帮加比塔安置好堕胎用的探针等设备之后，出门去参加男友母亲的庆生宴，由于一直牵挂着女友，她很心不在焉，餐桌上她坐如针毡，我居然也感同身受。

亲戚们都在谈论家庭的问题，不自主透着居高临下的味道，而出身普通的奥蒂丽亚自然很有点不自在的感觉。

终于她和男友有机会聊天了，当看到她问男友，如果她怀孕了男友该如何处置时，男友的刹那犹豫，真是让人觉得难过。

呵呵，由此想来，女性总是弱者的，如果说爱情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男欢女爱就自然而然，而这样的任何结果却只能由女性负担，譬如怀孕了不能结婚，堕胎时必须遭受白眼，仿佛这是女性一个人的堕落，咎由自取，一般很少有人会想到要去指责造成她怀孕的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而在罗马尼亚那个左翼统治年代，男人们似乎只管随心所欲取乐，女人不小心怀孕了，则必须自行解决，生死由命暂且不是最为可悲，如果不慎被发现，更是面临牢狱之灾。

登时觉得在男女关系里，由于不可更改的生理构造，女性始终是处于弱势的。

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一样，如果有婚前不慎怀孕，承当苦果的多半还是女性。

奥蒂丽亚怎么都打不通旅馆的电话，心急如焚赶回，加比塔已经成功堕胎，小小的皱巴巴的胚胎看得我触目惊心。

于是她把胚胎装在包里，准备丢到那名流氓医生说过的某个地方粉碎，不留痕迹。

又一次折服于她的勇敢，在陌生的城市，冒着被警察发现则触犯法律的危险，一个人在黑暗中穿行，有惊无险之后，终于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等她返回旅馆，却找不见加比塔，正当无比着急之际，原来饥肠辘辘的加比塔已经到了餐厅。

两个女孩终于能轻松坐下来，好好吃一顿了。

这一两天发生的事情，绝对够她们记住一辈子的，而我不能理解的是，加比塔始终是欠着奥蒂丽亚的，不知道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她面对她时，要怎么才能做到坦然...我真是想太多。

我倒觉得这样一部电影其实满有看头，也许女权主义者会喜欢这样的电影，让人看到了女性掌握更多的权利是多么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

其实堕胎是否合法只是女性是否拥有足够权利的冰山一角而已，从社会的各个面都能看出男女待遇事实上存在的差异。

上帝啊，麻烦你告诉我，男女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真正的平等吧？

或者您会告诉我，只要男女生理存在差别，男女永远就不会平等呢？

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

该政策禁止离婚，并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又颁布法令，称节育和堕胎均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甚至妇女月经期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执法者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如被查出，便会受到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故事恰好发生在21年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大学里。

在影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女主角欧蒂莉亚到底在忙些什么：她似乎正在帮嘉碧塔做一件什么事情，但又不得其详；去见了男友，并告诉他晚上可能参加不了他母亲的生日聚会；辗转在饭店定下了一间客房，本想定三天但囊中羞涩；尔后又去见一个叫做贝贝的男人。

直到欧蒂莉亚和贝贝来到定好的客房面对嘉碧塔坐下并进行一番对话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欧蒂莉亚帮嘉碧塔做的，正是整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寻医堕胎。

钱、性和谎言对嘉碧塔来说，堕胎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堕胎本身，而是钱。

归根结底，嘉碧塔不能顺利堕胎的原因其实是她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抵偿贝贝先生为之堕胎——如果以“四月三周两天”计算，则应该叫做谋杀——的风险。

其实，两个家境十分普通的女大学生缺钱似乎是理所应当，但随后我们便发现，缺钱的不只是两个大学生；贝贝先生也并不富裕。

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好像也不止缺钱。

80年代以后，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共为了还清外债，极力缩小进口、扩大出口，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农副产品抵了出去，而这笔外债直到1989年才算还清。

在电影中，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有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幕：贝贝先生在随欧蒂莉亚到饭店之前，先开车回了一趟家，快到门口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坐在门口。

问及原因，母亲说是为了替邻居排队买糖，回来发现门被风吹上了。

由此可见，钱物两缺、物资匮乏已经成为当时波及罗马尼亚社会各个阶层十分严重的问题。

终于，我们来到了问题的起点：嘉碧塔缺钱，贝贝先生也缺钱——人性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暴露出来。

人们往往称贝贝是个披着郎中皮的禽兽，喜欢对他的恶行大加鞭挞；但，一个十分理性的医生在这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物质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快慰，还有什么选择余地？

反倒是，欧蒂莉亚的失身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嘉碧塔其人产生怀疑：她到底为什么对贝贝说欧蒂莉亚是她的姐姐？

同学向她推荐贝贝先生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对各种条件心知肚明吗？

难道她不是为了自己口袋中并不多的钱而牺牲了欧蒂莉亚的贞洁吗？

毋宁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表面上的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们的手段伎俩和心中的真正意图了。

出于对“弱势者”的同情，我们会对贝贝先生严加指责，会对嘉碧塔心存怜悯，但恐怕他们还都当不起这些评价。

只有欧蒂莉亚，她先是牺牲了参加男友母亲生日聚会的时间，而后冒着坐牢的风险帮助嘉碧塔把贝贝先生带到饭店，而后在行经期为了室友失身，接着又在黑夜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把胎盘丢掉了垃圾站。

无论是出于同为女性的同情，还是出于共处一室的友情，欧蒂莉亚无疑展现了人性当中最光辉、最母性、充满了爱的一面，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当时那个社会所能承载的一切现实价值，尽管她的爱时常是体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三种人和一盘肉世上有三种人——当然，我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男人、女人和公职人员。

这样的分类并不旨在区分他们的生理差距，而是要区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

从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教室门口的接待人，到饭店的女前台、长相酷似齐奥塞斯库的前台经理，所有这些人的特征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官僚化”，而是“职业化”。

各种行业的各式规定把人框定在一个范围内，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情感而成为职业的附庸。

他们在城市当中占据要职，有着稳定的工作，不用担心被分配到乡下，因此也就往往“高人一等”。

在他们之下，才是那些在身体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

导演在这部影片里着力刻画的两个男性角色——贝贝和欧蒂莉亚的男友，实际上都是性情温和、顾家敬业的好男人：贝贝对患者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医嘱时轻声细语；艾迪对女友也十分不错，言谈举止间给人感觉充满了爱。

但是，当贝贝面对没有钱的嘉碧塔和欧蒂莉亚，艾迪面对女友怀孕会怎么办的问题时，他们却双双偏离了好男人的方向。

毫无疑问，是毫无自由且极度不公的社会制度站在了人性的反面。

试想，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堕胎的有关规定，贝贝会做这种生意吗？

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规定夫妇结婚之后必须要生四个孩子，那么艾迪还会为责任问题在女友面前如此闪烁其词吗？

也许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人性的反面是制度。

这种解读很可能是“对丑恶的男人的丑恶的辩护”和“故意将电影政治化”。

那么让我们返回欧蒂莉亚手捧嘉碧塔四月三周两天的孩子快步行走在黑暗小路上的那个夜晚。

手里这个不久之前还是个正在孕育着的生命的东西使欧蒂莉亚恐惧不已；如果处置不好，自己连同室友和医生都将被投入监狱至少十年。

而伴随着这种双重恐惧的，还有一个夤夜里怎么也甩不掉的高大威猛的男人。

所有这些无疑可以深深嵌入她的记忆，构成欧蒂莉亚一生当中最恐怖的夜晚。

最终，她爬上了一座公寓，趁人不备将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胎盘扔进了垂直的垃圾通道。

一阵瘆人的叮叮咣咣，接着一声闷响，这个东西终于落地。

欧蒂莉亚返回饭店，却意外发现嘉碧塔并不在客房里。

几经寻找，发现她正在餐厅准备就餐。

欧蒂莉亚眼见侍者从对面的喜宴托来了一盘牛肉、猪排、肝脏和骨髓，二人盯着这盘东西，沉默良久。

惊于匮乏？

惊于骨肉？

影片在这里的戛然而止。

相对这些眼神和情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正如一些评论提到的，“难道禁止堕胎不是人道主义？

”嘉碧塔的男友为何如此坚定地要和她分手？

她与未出现的男友两个人在整个堕胎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007年，《四月三周两天》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当届金棕榈。

无比沉稳的长镜头、行云流水的叙事、精确的构图、悬念的营造以及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深刻揭露，凡此种种，都使这部电影成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巅峰之作。

现在想想，无论是贝贝为嘉碧塔作探针时的疼痛感，还是欧蒂莉亚在男友家与众人围坐一桌时的紧张和不安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可见影片带入感之强，而作为克里斯蒂安•蒙吉的第二部长片，《四月三周两天》还仅仅是个开始。

星期五言：通常，一部电影都是在试图找到某个社会背景下的人的共性的，比如说爱啦、信念啦、真理啦、正义与邪恶啦等等，这种共性总能博得观众的共鸣与集体道德意识的觉醒。

可偏偏有这么一部电影，即便其政治环境已经很明显了，它却似乎对找共性没什么太大兴趣，相反，它镜头下的那些人物似乎都有一套自己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伎俩。

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让这部电影显得更加残酷了，说的正是那部2007年摘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四月三周两天》！

（文末附电影百度云链接）注意，在电影《四月三周两天》里面展现的那些人物，有因为讲义气自己活受罪的人；有爱耍小聪明卖可怜的“绿茶妹”；有顶着国家政策接黑活的落魄医生；也有体制内冷漠的既得利益者…问题来了：这些个体人物行为到底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属于人性所致？

我们是该讨厌、谴责他们，还是该同情他们，另找原因呢？

这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解答方向。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看这部《四月三周两天》——

一、故事的社会政治背景1965年-1989年的罗马尼亚被称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其最高领导人。

在这期间，齐奥塞斯库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中央集权制；大搞三个五年计划，扩大出口；在文化建设方面，他实施文字狱，严禁个人拥有打字机，热衷领袖崇拜建设…而在齐奥塞斯库所有举措中，“禁止堕胎”这项法令最为臭名昭著。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奥塞斯库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

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 罗马尼亚前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1989年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特别军事法庭以“实施种族灭绝，屠杀六万人”、“危害国家”、”破坏公共财产“、“破坏国民经济”等5大罪状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没错，这部《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的前两年。

二、故事“四月三周两天”指的是剧中一个女大学生从怀孕到堕胎成功的时长。

这部电影讲的便是关于她堕胎的整个过程。

而堕胎这件事在上述政治背景下肯定是不合法的了，因此剧中涉及事件的人物包括堕胎的人、动手术的医生、帮忙的大学生室友都要面临坐牢的风险，他们的行为必须隐蔽进行。

自然我们在观看这部电影时也是处在一种紧张、压抑、烦躁的情绪之中。

“堕胎过程”是条主故事线，电影还有另外两条故事线，分别是Otilia（帮Gabita堕胎的室友）与男友的感情纠葛，以及给Gabita堕胎的医生的家庭背景。

没错，整部电影就是由这三条故事线组成的，每条线都有其内在人物要克服的一系列问题，而所有这些个要克服的问题，构成了这部电影故事的戏剧张力。

三、故事人物的社会身份与结构在观赏电影故事的同时，借助故事中的所有人物的身份特征，我们又能获知一些其他的信息：1、Otilia

我们通过这个女大学生的经历得知:原来在那时的罗马尼亚，农村女孩儿想要自由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学理工科，找个城市里的男友；原来那时在罗马尼亚大城市外地人也得办暂住证；原来城里人是瞧不起外地人的……另外，Otilia这人很讲义气，爱帮人，哪怕是吃哑巴亏也不愿把秘密跟男友分享，这又说明她对男友所代表的本地人是不信任的。

2、Gabita

这是个懦弱、没主见、爱耍小聪明，爱装可怜骗取别人同情的小女人，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仔细看电影中的细节，会发现她喜欢指示别人不说，还挑三拣四，洗发水得用好牌子的，吃东西抽烟也是要最好的，占了便宜后，还得挑点别人的毛病...3、医生

这个医生很难定性，他不像女室友Otilia傻到自己吃哑巴亏帮人忙，但似乎又没绝情到家；他有家室有孩子，但似乎又很烦躁，对那些堕胎的大学生有很大的意见（即便那些大学生是他经济的来源）；他跟Otilia（女室友）的性格简直是两个极端：一个傻的让人恨，一个理性的让人恨。

4、男友一家

男友一家人是典型的体制下的受益者，而他们受益的代价便是对底层人、弱势群体的旁观与冷漠。

剧中的“男友”倒是一度试图理解女友“Otilia”的苦衷，然而，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利益关系却成为了两者间不可逾越的屏障。

5、宾馆服务员

剧中的堕胎引流手术在宾馆中秘密进行的，因此，几个手术的当事人难免会跟宾馆的服务人员打交道。

借此我们看到了那些在体制下工作的人的冷漠、敌视与机械。

四、电影的拍摄手法电影中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肩拍镜头，给人一种类似纪录片的感觉；同时又给人一种慌张不安的感觉；大量的灰色调处理、逆光以及夜晚路灯的运用（让人物的脸部在黑暗中时隐时现）让那种社会的阴暗气氛更加浓重，当然，这种阴暗是针对普通底层大众的。

再一个是电影的开放式构图与静止画面，让其显得更加真实且压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自始至终没用一点原声配乐，这在电影中是非常大胆的，它会大大降低电影的故事趣味，但无疑更加重了电影下现实的残酷性。

五、我对《四月三周两天》的认同感回到开篇的问题上来：这些个体人物行为到底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属于人性所致？

我们是该讨厌、谴责、指正他们，还是该同情他们呢……恰巧我们去年刚发生了“刘鑫与江歌”那个案子，我一时觉得电影中那对大学生的遭遇跟这起案子的双方当事人特别像：一个求助于另一个，完了事逍遥快活，而另一个则替前者挨了刀子，吃了大亏。

面对此事，我们除了谴责抨击那些经历事件的个体以外，还做了点什么？！

这也便是《四月三周两天》中导演想要提醒我们的事情——个体事件、人物性格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纵观这部《四月三周两天》，与其说那是一部“政治电影”，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人物风情画”，导演并没有正面刻画统治阶层的高压集权政策，也没有过多解读人物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这些东西留白式的隐藏在了电影语言中，而剩下的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物们只是去处理他们手头不得不做的事罢了——帮朋友、堕胎、接活、坚守岗位职责等等。

只是临了，女主角向镜头的那一撇。

这一瞥又是何其无助与残酷。

百度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eYjE-yEHKr60A7OgFhlkQ 密码: 63kz

2019年5月1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参议院经过4小时辩论，以25比6的票数通过了HB314法案。

根据HB314号法案上的“人类生命保护法”，该法案把堕胎定为犯罪，将堕胎重新归类为A类重罪，医生可被判处最高99年监禁。

这意味着，该州女性即将面临全美最为严格的反堕胎规定：除了怀孕或生产会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命安全的原因外，她们将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堕胎，即便是强奸和乱伦行为所致的怀孕也被排除在外。

哪怕那个受害者，还未成年。

所有人都注意到，投出赞成票的25位州参议会议员，全都是白人男性，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有子宫。

蕾哈娜在instagram上晒出他们的照片并且愤怒地说：“看一看，这就是那些为美国女性做决定的蠢货。

”

同时她还对着在法案上签字的阿拉巴马女州长Kay Ivey说：“SHAME ON YOU 以你为耻！

”

在HB 314法案签署后的第二天，女性抗议者们穿着美剧《使女的故事》里的女仆装，在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前举牌抗议。

她们高举的牌子上写着：Abortion is a human right（堕胎是人权）。

在当下的美国，堕胎权成为了两党争取选民的关键之一，为了对抗具有民主党倾向的各州对堕胎权的法律保护，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共和党成员主导的州出台如此严苛的堕胎法案，无疑是在和民主党打擂台。

哪怕这个政治游戏的代价要用女人的生命来玩，他们也在所不惜。

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每一次，是每一次当有人觉得当下女权主义者已经太猖狂，女性地位已经太高的时候，现实的发展总会狠狠抽这些人一个耳光。

于是，我们看到历史再一次开了倒车，现在的美国，又在重复发生着四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

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一个阴冷、肮脏的下雪天，远远望去铅灰色的天空是如此低沉压抑，和以往的每一天没什么不同。

在这普通的一天，对女大学生嘉碧塔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

她怀孕了，她遇到了不负责的渣男，她不想也不能留下这个孩子，她决定堕胎。

堕胎对于20世纪的现代医学来说，本是个技术上非常容易解决的小问题，但因为涉及到繁殖，堕胎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历史情境下，就成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大问题。

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女性仍未完整地拥有生育的自由。

对生活在1987年的嘉碧塔而言，堕胎不是由她个人意志就能决定的，在彼时彼刻的罗马尼亚，堕胎是犯罪。

这不是电影的虚构，这是现实版的《使女的故事》。

苏联解体前的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曾长期采取强制鼓励生育的政策。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zong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禁止堕胎乃至禁止节育的政策。

齐奥塞斯库执政罗马尼亚25年，大搞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

西方称他是“共产主义皇帝”，反对派则称他是“喀尔巴阡的斯大林”。

△1989年东欧剧变，齐奥塞斯库政权被反对派推翻，他和妻子被执行枪决。

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

政策详细规定了夫妻完全禁止离婚，夫妻生活禁止避孕，只允许年龄在42岁以上或者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妇女堕胎。

单身、未婚和丁克都要多交税，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警察”。

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嘉碧塔的“堕胎之路”，是不折不扣的冒险。

没有男友帮忙，嘉碧塔幸运的是遇到了肯为她的遭遇奔忙的室友奥蒂莉亚，奥蒂莉亚不辞辛苦地为她准备堕胎的小旅馆、购买走私的香烟、香皂，筹集了一笔钱，托朋友找到了肯做流产手术的医生，准备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完成这次“冒险”。

她们能依靠的，只有彼此了。

但是事情并未如她们计划的那样顺利发展。

嘉碧塔是个自私、怯懦、没有担当的人，她只想要解决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

她欺骗了奥蒂莉亚和医生，说自己怀孕刚两个月，其实，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又三周又两天了。

超过三个月和未满三个月的手术风险性完全不同，超过三个月的胎儿，就需要引产了。

用医生的话说，打掉怀了那么长时间的胎儿无异于谋杀。

这样一来，她们原本准备的用于流产的钱就不够了。

医生提出了新的条件，在钱以外，奥蒂莉亚和嘉碧塔各陪他发生一次性关系，他就可以为她们铤而走险。

面对这样的一幕，我竟不能坦然地谴责医生的无耻，毕竟如他所说，他是冒着入狱十年的风险来帮她们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强迫她们同意，他给了她们选择。

只是她们，尤其是嘉碧塔，已经别无选择。

在特殊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在滥用自己手中的一点点特权，小到廉价旅馆的前台，想要从她手中订到房间，也必须用黑市的进口香烟贿赂。

那个叫毕比的医生，也不过如此。

如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他也许会做个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好医生，但是在扭曲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人性都不得不被摧残、被扭曲。

他们都是时代的受害者。

△奥蒂莉亚在和医生上床之后光着下体冲到洗手间里，神经质般地多次冲洗下身，仿佛在诉说未婚女子对生育的恐惧。

当然，还有那个四肢已经成型、五官依稀可辨的胎儿。

高能慎入想了很久，还是没有给这一幕打上马赛克，这是个可以列入影史最震撼长镜头的画面，没有之一。

这个生命在四个月又三周又两天便戛然而止的胎儿，成为了电影的片名，这部2007年拍摄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以其冷静、克制、如手术刀一般精准的镜头语言，赢得了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嘉碧塔打掉胎儿之后，奥蒂莉亚陷入了深思，她和自己的男友讨论意外怀孕的话题，得到的结果让她极其失望。

△那些共和党白人男性参议院所要挑战的，正是👆所说的美国最高法院在46年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确立的堕胎权。

在奥蒂莉亚看来，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女性，都有权享受性爱，至于性爱的副产品——孩子，则应该由女性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来。

我生或者不生孩子，应该看我想或者不想，生育本应是一件单纯的事，不应该和婚姻、责任、爱国等概念捆绑起来。

然而最可笑的是，从古到今对生育权的争夺上，作为主体的女性的声音，却是一直被忽视的。

她们不过被视作是“行走的子宫”，一种战略储备，一种可再生的资源。

齐奥塞斯库推行的强制生育政策，给罗马尼亚的妇女和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她们往往被当作叛国者，在边境线上遭到罗马尼亚士兵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

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

更令齐奥塞斯库感到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罗马尼亚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

仅仅一年，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根据《纽约客》报道，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婴儿死亡率都是美国最高的，佐治亚州也是美国堕胎法律最为严格的州之一。

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

（好笑的是，当时的美国也是义正辞严加入谴责大军中的一员。

）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

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

”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

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令人震惊。

上世纪二十年代徐志摩途径莫斯科写的《欧游漫录》中这样评价苏联的当权者：“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

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

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马尼亚的强制生育政策，造就了一片血海，齐奥塞斯库也亲手埋下了颠覆政权的引线。

有人会问，现今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行提高国内人口生育率的政策，为什么罗马尼亚却成为了负面典型？

因为，齐奥塞斯库采用的是行政惩罚手段，而非经济奖励手段。

他认为，为国生育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所以履行了责任的无赏，未尽责任的要受罚。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认可公民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因此没有采用强制手段推行人口政策，而是通过给愿意生育的夫妻提高生活福利、减税、减免学费等经济手段来鼓励人们的生育热情。

从短期的结果来看，经济鼓励手段显然不如行政强制手段，但是从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去考虑，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自主生育的倡导者何亚福曾在2008年的时候写下过一段话，如今已经应验了：如果公民没有生育自由权，如果国家有权控制公民的生育，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今天，政府借口“人口太多”而搞强制“一胎化”；明天，政府也会借口“人口太少”而强迫妇女怀孕，正如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那样。

Via 何亚福《从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说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2019年的前5个月，美国就有15个州提出类似的《心跳法案》。

其中，有4个州通过了《心跳法案》，分别是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州以及之前提到的乔治亚州。

所谓的《心跳法案》，就是规定只要女性怀孕时间超过六周，医学判定胎儿有“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母亲堕胎。

如果女性被认定是故意打掉胎儿，可以以二级谋杀起诉，最高可判30年徒刑。

听起来似乎还有一些转圜余地，事实上几乎所有女性都知道，怀孕六周就能及时发现自己怀孕并不是一个常态，六周其实还可以理解为自己的“大姨妈”推迟了两周，很难在这期间意识到自己可能怀孕了。

从罗马尼亚“为国生娃”的政策，到美国多个州违反联邦法律所推出的《心跳法案》和《反堕胎法案》，表面上看前一个是鼓励生育，后一个是保护胎儿生命权，但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在用行政手段推行强制的人口政策，公民依然没有选择生育的自由。

就像《四月三周两天》开头经典的一幕，嘉碧塔和奥蒂莉亚在寝室养了一缸金鱼，不注意看以为金鱼是自由自在地在空气中游弋，实际上，它们只能在看似透明的玻璃缸中有限地活动。

美国政客和女性爆发的这一次“子宫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人口战争。

从前，专家说人口是负担，人口越多人均资源越少，减少人口方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今，专家说人口是红利，人口越多的国家才越有国际竞争力。

这两种说法都对，也都不对。

美国的发达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少，印度的落后也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多。

当今大国的竞争，比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人口质量的高低。

十亿文盲和十亿大学生，创造的价值能一样吗？

引发的社会问题能一样吗？

高素质的人口，无论再多，都是资源；低素质的人口，无论再少，都是负担。

但是想要成为高素质的人口大国，光靠行政手段的干预是不够的，奉劝政客们别把注意力都放在女性的子宫上，还是多想想怎么才能创造一个适合高素质人口诞生、成长、生活的社会环境，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心甘情愿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期待将下一代诞生在这里才是正经事。

否则，这觉悟还赶不上👇这个他呢！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禁止女性堕胎。

一旦堕胎行为被发现，堕胎的女性和协助堕胎的医生都会被判刑。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即女大学生Otilia的室友Gabita不幸怀孕，于是在Otilia的协助下找寻愿意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

面对罗马尼亚政府不人性的法律，生活在罗马尼亚的许许多多个当事人却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暧昧。

影片中，Gabita的前男友从始至终未露面，作为孩子的父亲，他可以不背负任何负担而置身事外。

而Gabita则让室友Otilia代替男友分担她的困境。

Gabita在准备堕胎手术的过程中不断犯错，没有预约成功适合做手术的宾馆，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没有告诉医生真实的孕期，也没有亲自与医生见面。

她用表面的漫不经心掩饰内心的不知所措，终于把室友Otilia也拖下水，两人因为准备的现金不够，被迫接受了堕胎医生的性侵。

影片中，这些年轻的男女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成熟的面对男女关系和性行为，却往往在女方怀孕后露出怯懦的面目。

我们自然应该谨慎对待流产，然而呼吁谨慎流产的前提应该是呼吁谨慎对待性行为。

影片中，Gabita因为不谨慎的性行为而怀孕，而Otilia的男友不顾女方的反对，坚持不采取避孕措施进行性行为。

两个女大学生在面对医生语言和行为的压迫下，也屈服于医生的性侵犯。

在男友家中，Otilia曾经质问男友，假如怀孕的是她怎么办。

男友回答，“不会是你，一定不会是你”。

男友知道父母早就为自己打点好了未来的工作，也知道女友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任何的城市，两人未来未卜，他却依然要求女友满足她的性需求。

Otilia因为关心刚做完堕胎手术的Gabita，着急赶往宾馆时，男友却不顾Gabita的安危，只一味指责Otilia的离场让自己和家人难堪。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常常在性关系上做出妥协，以为自己是为爱或是为生活妥协，而男性却可以做那个随时准备提着裤子走人，然后把所有的烂摊子留给女性自己的负心汉。

这就是为什么，性和生育本来应该是自然对于女性的馈赠，却在现代社会中总把女性置于弱势地位。

影片中也到处弥漫着罗马尼亚民族衰败的阴影，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总也买不到的香烟，女大学生选择读工科只为毕业后不被分配到农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罗马尼亚才把生育当作是救世主，用法律剥夺了女性堕胎的权利，用新生儿换取民族的希望，而把风险留给女性。

《四月三周两天》里，经济低迷了，所以堕胎违法了。

《蛙》里，人口太多了，所以生育违法了。

《使女的故事》里，出生率太低了，所以一夫多妻又合法了。

亚当无聊了，所以夏娃诞生了，性爱可耻了，所以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了。

世界不好了，所以玛利亚怀孕了，所以耶稣诞生来拯救世界了。

可生与不生不是维持世界平衡的机器，更不是拯救世界的万能法宝，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子宫，也不是靠让下一代出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靠这一代人去改变现状。

如果现状不改变，那么下一代就像那个仓促之间被堕胎的婴儿，刚刚四月三周两天大小的样子，被母亲遗弃在废塑料上，然后被丢进垃圾管道中粉身碎骨。

前段时间，婆婆迷上了莫言。

去年去她家过元旦时，她把读过的那本《蛙》送给我，然后又语重心长的催我备孕。

单位饭堂里，热心的中年女同事问我，“你该准备要小孩了，再晚就高龄产妇了。

”我说，“我还没到三十岁”。

她又说，“你还要为二胎着想。

”在莫言的《蛙》里，生育被比喻成了养殖场里的牛蛙，生或者不生不过是科学养殖的手段，而牛蛙不过是一种产品。

有人要生，有人要不生。

生与不生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命题，女性的子宫到底是谁说了算。

所以是谁说了算，大约应该是我自己，然而真实的我却一边说着不喜欢抚养小孩，一边默默地屯起了叶酸。

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选择生不生育像是一场拉锯战，是天平两端的制衡，衡量的标准是年纪。

年纪小时，生的阻力大，我们因为男友的疏忽和自己的天真怀孕时，我们会瞒着父母自己筹钱堕胎。

年纪大时，不生的阻力大，你要面对父母的催促和别人的指点。

我几乎预想得到三十岁后我将遭受到的阻力，所以我只好提前投降。

我只是看不懂自己，这已经不是《蛙》和《四月三周两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了，道理我们都懂，为什么依旧不自由。

生或者不生逾越的不再是法律和愚昧的道德观念，横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敢逾越的是什么。

我们咒骂，我们不满，但我们可以把错误推托给谁？

我们走出丛林，走向文明世界，我们做好了与自身弱点决裂的准备。

可看我们把社会搞成了什么样子，科学养殖场么？

我们理解不同，宣扬多样化，我们以为自己心安理得了，可为什么舆论总与真实割裂。

看看现实中我们是怎么做的，排挤少数人，欺压弱者；自怨自艾，不知反抗。

我们当然可以抱怨社会对女性权利的漠视，但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对女性权利、对自我权利的漠视，组成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

我们宣扬女权，我们轰轰烈烈的开展“metoo”运动，我们以为自己有了盔甲也有了武器。

可我们的武器就是Otilia手里的那把折叠小刀，我们把它握在手里，却不知将它插向谁的胸膛。

不如，先剖开自己看看清楚。

有时候我非常狠女人，我遇见的所有女人几乎都是善变而虚伪的；有时候我非常需要女人，女人是这个世界最天工独匠的作品；有时候我非常钦佩女人，诚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卡捷琳娜，诚如《四月三周两天》里的奥提利塔。

影片的一开始，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独白，剧情就像是强行插入一般，奥提利塔和她的大学舍友加比塔，就像结尾一样各居左右霸占着画面，几组穿透力极强的长镜头，就将整个影片的气氛带入到一种逼人太甚的压迫感之中，丝毫没有喘息之意，这个言行果敢的女人爬上公车，邂逅男友，随后将自己勇猛的扔进了时代与社会的悲剧洪流之中。

哭泣的脱去鞋子，在一片死寂中，拖着血色的下体走进洗手间，这让我不经意的穿越回了《雾中风景》里12岁的乌拉被卡车司机夺去童贞的那个让人抽搐不已的镜头之中，导演未免也太残酷了，可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说过，导演应该滚回幕后，甚至离开摄像机，甚至抛弃蒙太奇，抛弃一切刻意破坏画面与镜头完整的技法。

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深受其害，所以便有了那该死的经典的“晚餐”长镜头，奥提利塔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忍受着男友父母及其亲友，而尴尬的男友被置于奥提利塔之后，就像整部电影中的地位一般：两难，所以当奥提利塔将加比塔的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语塞了，而奥提利塔就像被医生凌辱一般坚挺，在继续该死的长镜头中穿行于夜色之中，除了在公车上忍泣之外，她的内心、她的脚步、她的背影、她的果敢都是那么的凌厉而执着，就像被摄像机死死跟踪一般逃脱不开。

想刻意的去关注去观察那个1987年的罗马尼亚社会，但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似乎察觉了这一切，他同样的刻意去掩盖时代因素对影片的影响，毕竟这部电影被死死的定性为一首女性的时代挽歌，所以蒙吉驱使着奥提利塔无法停止着她的脚步。

最黑暗的镜头来自于那只四个月三周零两天的婴儿，画面直白的对准着这个故事的缘由，没有任何保留，就像奥提利塔下体体毛上的精血一般清晰，奥提利塔将无数的泪水、痛苦、委屈与绝望像那只准备装死婴的包里的东西一样掏而扔出，置换为这个死去的生命，尔后又一次穿行与夜幕之中，在死死跟随的镜头下喘息、奔跑、扭头...就像被一把手术刀切开皮囊一般曝露于画面之中，伟大的电影永远少不了伟大的结尾，镜头深处欢闹的婚礼、镜头重心的奥提利塔与加比塔、窗外的黑夜，三层画面重叠于此，奥提利塔、加比塔各局左右，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虚无飞过天空，似乎一切的一切都从这个画面才开始，奥提利塔面无表情的第一次正视镜头，也许正视的是窗外的黑夜，也许是盯着画面的你我，也许正视的是这个操蛋的现实。

黑幕起，强行插入而又强行抽出，这个电影用毫无喘息之隙的手术刀般的纪实主义将时代、将社会、将女性、将人性原封不动的放入到历史的长流之中，让人触之不及，又避之不及...起立，鼓掌，致敬！

1987年的罗马尼亚。

阴冷肮脏的融雪天。

铁砣似的交通工具在路上叽叽哑哑。

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

女大学生Ottila在学校宿舍楼里购买走私的进口香烟、食品、香皂 ，为和她在同一宿舍的 Gabita准备着秘密的行李。

Gabita 怀孕了，而堕胎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是非法的行为，她们找到了一个叫Mr.Bebe的男人来私自堕胎。

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在Ottila几经周折找到的廉价小旅馆里，Mr.Bebe提出了要挟，不仅是金钱，也包括Ottila的身体。

没有选择的Ottila满足了Mr.Bebe的要求，并且帮Gabita处理了胎儿的尸体：她把他扔进了垃圾箱里。

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结束之后，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沉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

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

而这一天，正是Gabita整整怀孕4月3周2日。

描述剧情对某些好电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听起来乏善可陈。

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如果你能坚持在二个小时忍受住影片表现出的巨大压抑，你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39岁的Cristian Mungiu，影片的导演、编剧、制片人能够获得2007嘎那影展的那片金棕榈。

外面用导演Cristian Mungiu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电影。

故事源自于我们生活中不可对他人言述的经历和隐密。

最主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堕胎的故事。

1966年，齐奥塞斯库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直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死去，社会主义政体在罗马尼亚结束，这项法令才被废除。

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

对于那段历史而言，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关乎于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

影片中军营式的大学生宿舍，冷漠而警惕的旅馆看门人，用西方国家的物品来代替钱的私下交易，乃至堕胎被强加的黑暗色彩，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如此相似，而且我相信，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曾经有更多的版本。

因为某种公共制度禁忌而产生的个人经历，以及不可预料的人生选择：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或者为了勇气和责任，我们只能象Ottila那样去经历难以启齿的、不堪回首的过程。

因为隐密，它甚至不能称之为悲剧，它是划在心里的暗伤，它是被时间吞噬的秘密，多年以后，耻辱感退去，才能够平静地向他人讲述这些经历，如同讲述他人的故事。

1987年，东欧政治剧变的前夜。

今天的西方评论者和观众在看这种背景的电影时，常常过于敏感地指向政治压迫和隐喻。

然而我更相信导演的本意，他在导演阐述里说得非常清楚：“我试着拍摄一部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电影，而不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不是影片的语境和主题。

我试着尽可能地尊重并且还原事实，而不是聚焦在对共产主义末期的老一套和标志性上。

那个时代在那里，在我的电影里，但是它们在镜头之后：公共汽车噼里啪啦的尾气排放声，形似熨斗般的罗马尼亚轿车，劣质的行李箱，盖满书页的墙，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习惯，比如Kent牌香烟可以代替货币在私下流通。

没有这些背景，我们将无法理解这部电影。

”这段话让我想起参加同届嘎那的娄烨的《颐和园》，在我看来，那是一部首先立意于描述“时代”，而不是人物和故事的电影，既然如此，还是让西方人把政治隐喻和宣传噱头留给《颐和园》这样的电影吧。

里面和柔弱而略显自私的Gabita相比，Ottila代表着另一种女性：坚强，勇敢，用中国人的话讲，有情有义，她象Gabita的守护神，承担着种种濒临崩溃的局面，尽管她也无助而惶恐。

被Mr.Bebe侵犯之后，Gabita赤裸着下身冲进浴室，用力地搓洗身体，之后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浴缸里，她一直背对着镜头，看不见她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声音，但是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这意味着什么样的痛苦。

在中途离开旅馆去往男友家的公车上，镜头里远远地，Ottila无声地留下眼泪 。

她不是不怨恨Gabita，Mr.Bebe的要挟和Gabita之前无意中撒下的谎言不无关系，可是这点怨恨很快转化为对Gabita的牵挂，因为她，是唯一能够帮助Gabita的人，就像她把最后一根烟留给了Gabita一样。

影片中有一个堕胎后胎儿尸体长长的特写镜头。

4个多月的胎儿，看得十分真切。

他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布满血污。

Ottila把他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我们只能看见Ottila黑暗中晃动的背影，听到她急促而压抑的喘息声，因为害怕和紧张，Ottila迟迟没有找到丢弃胎儿尸体的地方 ，她的头发在冬天夜晚的雾气里变得潮湿。

最后，她跌跌撞撞地走进一个居民楼，迅速地把装着胎儿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

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她的剪影，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

就像这场戏一样，影片充满了这种“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悬念设置，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极度压抑乃至惊涑的时空，我们仿佛可以清楚地听到Ottila和Gabita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Mr.Bebe侵犯Gabita，拍的始终是房间外惶惶然不安等待着的Gabita，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Gabita独自一人在旅馆里，中途赶去参加男友母亲生日会的Ottila始终心神不宁，打给Gabita的电话几次都被意外打断，打通的电话也无人应答；影片阴沉的调子，Gabita的柔弱形象，似乎象征着一场悲剧的降临，我们和 奔向车站的Ottila一样焦急万分，又在最后一分钟为看到还好好活着的Gabita而长呼一口气。

令人难忘的还有影片的拍摄方式和演员的表演。

Cristian Mungiu决定让影片保持一种阴暗的基调并且避免一切看起来像是经过刻意组织的场面。

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 ，他大胆地采用一些不无极端的拍摄方式：长到极致的长镜头--每场戏基本上只有一个镜头；肩扛拍摄，没有斯坦尼康，没有脚架，也没有刻意的晃动；大量的画外音，人物常常在镜头之外说话，观众完全看不见说话者的脸，一切的手段，都为了呈现这部电影最初确立的灵魂：情感和真实。

扮演Ottila的Anamaria Marinca令人印象深刻，她之前只是一个在伦敦闯荡的罗马尼亚小演员。

导演Cristian Mungiu直到拍摄前一周都没有找到饰演Ottila的演员，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飞去伦敦见Anamaria，他在导演阐述中这样写到： “第一次在夜晚的机场见到她，我很失望，因为她看起来一点也不象Ottila，但是第二天，当我们试戏的时候，改变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她完全成为了Ottila，我看见我的人物通过她的嘴唇被表达出来。

她是如此令人难忘，整部电影可以说都是依靠在她的肩膀上完成的。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完美，那就是演员的表演。

”正如Anamaria Marinca的演出，我深信每一个好演员身上都有一种常人未所及的惊人能量，以及或多或少的神经质，当摄影机转动的时候，他们熠熠发光，角色附体，他们是完美的谎言，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他。

好电影都是纯粹而完整的，好电影的好是一个整体。

剧本好，导演好，摄影好，演员好，音效好，灯光好，美工好，剪辑好，都好。

事实上，好电影让你看不见导演或摄影机的存在，也感觉不到演员个体的存在，所以以上所写只是基于某种背景介绍。

其实我们说不出什么，只是更多地了解到一点他人和表象背后的那个世界，或者被感动，或者微小的快乐和悲伤，或者久久无语。

电影就是色相，李安说。

这个导演好厉害啊，没有一句浪费的台词，甚至当女主进到男朋友家，背景中有位女士说，“他们总说我是谁谁谁的太太，都忘了我其实是化学专业。

”1987年，在那种环境里她说出来的话，想想就很酷。

后面用全家人既JJYY吵嚷又“指点”女主的杂乱声（导演甚至都没有给那位说教人的脸），不仅交待了时代背景，更是用全屏装满了说这些生活化琐碎但窒息的话语的人，这个画面框满话语和人，但镜头对准女主的技巧，让我从情感上完全get了她被围困的绝望。

然后是，虽然我也不喜欢她的室友，但我好像能理解她的“冷漠”、做法和诸多“错误”。

稍微地了解了她们那段历史，我想不会有几个人能做到女主那么冷静（当然这里或许有她不是当事人的原因），面对怀孕或堕胎，像女主室友应该才是慌张失措、无法正常思考的大多数。

（一开始我以为真是姐姐和妹妹，还为当姐姐的需要承担这么多而小小地难过了一阵。

）喜欢女主的态度。

男友面对她的质问，含糊下只说出，“（如果怀孕了）那我可能会娶你。

” 女主说，“我不愿意给你煮一辈子的土豆。

” 而且她也很冷静，反而男友真是，甚至搞不懂他究竟是顾左右而言他，还是不在乎，还是根本没想过两个人相处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觉得他还可以，转而认为女主当时是无理取闹（呵呵），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可以用“基本盘”概括他。

这部电影看起来不轻松，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是有技巧的），就是平铺直叙＋放慢速度，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能让人专注叙事本身。

愿意把它看完，我认为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