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的女孩

每次回老家，一个川北小镇，我都会听到很多故事。

那些故事经由我熟悉的亲戚家人讲出来，是我熟悉的语气语调，却是让人惊悚的画面与情节。

比如，初中女生被小太妹叫到旅馆房间，被一群小混混霸凌和性侵，之后初中女生也慢慢沦落了。

这是发生在2010年代的事。

这样灰暗的事还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包括我认识的人。

受害者大多走向堕落，而加害者有的被判刑，有的逃到外地，有的若无其事。

在2000年代及之前，这样的事更多。

它们包括但不限于赌博、偷盗、性侵、家庭暴力、人口贩卖，等等。

在犯罪之外，还有涉及到伦理的灰色地带，比如时而听到中学女生谈恋爱后堕胎的传闻，后来大多被证实。

所以看《想飞的女孩》，我能理解影片试图讲述的故事与命运。

那种不断拽着人往下坠的灰暗，让人深陷泥潭的无力，无处可逃的困境。

尤其是对女性，支持的力量太少，毁灭和堕落的陷阱却几乎无处不在。

一个小城小镇出生、没有家庭的庇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很容易成为影片中刘浩存饰演的田恬。

你要有足够强韧的生命力，才可能成为看起来稍好一点的姐姐——文淇饰演的方笛。

而即便是方笛，也只是成为了一个在剧组中不被看见和保护甚至被欺凌的替身演员。

所以十多年前，我还在北京的媒体工作，有一天和大学同学们聊天时说，我一直有一种认识和观念：毕业于好大学、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小众，我们的喜好、对世界的认知和观念，和这个国家最广大的群体是有偏差的（但没有谁对谁错）。

毕竟，哪怕是有两千万人口的北京，在全中国14亿人中也不过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

这种观念的得来，便是因为一路从小镇的小学到小城的重点中学再到一线城市的大学，身边的同学经历了一层又一层的筛选，离开的很多，留下来的很少。

初中毕业后（十五六岁）就有很多人去打工、结婚生子（男女都有）。

而每一次回到老家，回到一个我自己就是另类、小众者的环境，你会切身感受到那种更广大、更普遍的观念和氛围是什么。

也是在这个成长经历和认知基础上，看《想飞的女孩》时我很容易进入其中，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淡漠、灰暗与了无生气，那种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其中的泥潭与深渊。

再加之生为四川人，片中熟悉的方言、熟悉的川渝人讲话的方式、语气、表情，分分钟让人回到很多很多熟悉的场景。

因此有了这些想说的话。

1 电影中，第一个让我感到震憾和窒息的场景，是童年的方笛和田恬经历的一场家庭大吵，那也是电影第一次展现这个家庭剧烈的矛盾、阴暗下坠的所在。

那个场景里，全家人互相指责，父亲骂儿子是“烂眼儿”（四川话，大意为混蛋），儿子怼父亲甚至要和父亲打架，妻子吼老公让他莫说话……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激烈的家庭争吵场景，但还是很感叹：它太真实了。

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一肚子的道理要讲、一肚子的气要发，而身处家庭内部，人们撕下了在外人面前体面的面具，无所顾忌地展露着自己最真实甚至最丑陋的一面。

爱是真的，恨也是格外强烈的，而最最真实的，是无论爱恨多深都斩不断的关系和连接。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有时候就是这样爱恨交织、血肉模糊。

这个片段，或许川渝人会格外感触。

片中人们说着典型的川渝方言，那些方言的每一个腔调和语气里蕴含的无奈、痛苦、愤怒、厌恶，对我而言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也会格外被那些情绪和场景击中。

而这个片段，也揭露了电影中拖着女孩们下坠的力量来源。

片中，方笛的妈妈、一个中年女人，是家中的核心、所有人关系的调节方和主导方。

而她的弟弟，田恬的爸爸，一个染上毒瘾而拖累整个家族的“烂眼儿”，在那顿晚饭时告诉他女儿：这个家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做生意、开服装厂，都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妹妹，否则妹妹便可能被税务局的人在一次晚餐时疑似性侵、或者下套。

电影在这里用了模糊和打断弟弟的话的方式来处理，让这个影响着众人命运走向的关键事件和力量显得语焉不详。

但比较明确的是：权力主导着这个经商家庭的命运。

电影没有在这个部分过多讨论和展开。

而是将所有的负面能量赋予了染上了毒瘾的弟弟，他因为救过妹妹而居功，以此为理由向全家人索要毒资，拖垮了妹妹、女儿、外甥女和整个家。

也就有了整部电影花大篇幅讲述的两个女孩的沉沦和自救、逃离和救赎。

如果一句话简单总结，权力的作恶与不作为，原生家庭里父辈的软弱和自弃，成为笼罩着女孩们的一张网，拖着她们往下坠。

2､ 然后你看到，电影用了许多场景和情节，去讲述田恬和方笛两个女孩的人生处境：悲惨的、无力的、努力自救却又被拖入深渊的（田恬）；逃离的、坚韧的、担当的、但依然不尽如人意依然脆弱的（方笛）。

她们的故事，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时常谈起的一个话题：那个初中毕业就没读书的女生，那个读书时“操社会”（四川话，意为当混混）的女生，那个家头开厂后来开垮了、舅舅还吸毒的女生，后来怎么样了？

当然不好。

就像现实中，我知道大多数这样的女生（其实包括男生），也很不好。

电影中的田恬，17岁生小孩，后来还是被吸毒的父亲纠缠而坠入更深的深渊；方笛，和原生家庭断绝关系，独自在外打拼，是一个在大冬天来着月经也要一次次潜入水中拍戏的替身演员，并依然承担着家庭的债务。

而现实中，我知道很多初中毕业就没读了的女生，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就结婚（当然领不了证）生小孩，而之后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她男的好不好、负不负责、有没有能力；而读书时“操社会”的女生，此后有坠入风尘的，有非自愿做着底层工作收入微博四处打工也看不到出路的，当然也有洗心革面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后找到不错工作过上主流好生活的（这种一般都有还不错的原生家庭）。

而原生家庭不好、自己也不够坚韧、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就像片中的田恬一样，一生都在犯罪和被犯罪的边缘游走，甚至死于非命。

电影对两个女孩的悲惨处境有很多描绘。

你仿佛也跟随她们陷入烂泥一样的生活，不知这样的生活该如何收场，电影又将如何解决她们的困境与问题。

而最后，电影以田恬突然的死亡作为结束。

电影之外，我却始终在想：面对这灰暗的、拖人下坠的生活，女孩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电影中作为替身演员的方笛最后在武侠片中“飞”了起来，但现实中的你我当然无法真的“飞起来”。

这个世界需要织起很多层网，才能兜住人不往下坠。

限制权力的恶，提供应有的善，这本是一个良好社会应有的运转方式。

而在个体层面，我始终认为：多读书、多接受教育，尽量考大学，始终是女孩子更好的出路。

远的有张桂梅老师创办的华坪女高带给成百上千大山里的女孩儿命运的转变，而我在身边目之所及的几乎所有案例都证明：原生家庭再糟糕，个人经历再惨痛，只要坚持读书考大学，哪怕是大专，哪怕是一边打工一边成人自考，最后也都慢慢好起来了、有了还不错的出路，至少，没有再坠入深渊。

读书、考大学，有时不仅代表着一条现实的道路（哪怕是在学历贬值的当下），它或许更意味着一种依靠自己向上、向着光明走去的意念和心气。

只要这股心气还在，人就不会真的堕落到哪里去。

当然，有时这样的言论在沉重的现实面前显得幼稚而天真。

不是每个人都有学习的兴趣、天份、能力和现实条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住种种诱惑。

尤其是社会提供给女性的路径诱惑一直都在，比如恋爱、结婚、生子并以此改变命运。

就像波伏瓦所说：“女人的不幸在于，她们常常被各种诱惑所包围，这些诱惑让她们选择了一条看似轻松却充满陷阱的道路。

人们不仅不鼓励她们奋斗，反而对她们说，只要顺其自然地滑下去，就能到达一个理想的天堂。

然而，当她们意识到自己被海市蜃楼所欺骗时，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她们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 但，正因如此，才要一直讲、反复讲啊。

生为女性，永远都不要放弃让自己变好、变强大的可能性——不为别人，只为自己。

这或许是阻挡自己下坠的最先也是最后、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一道防线。

这部电影从创作的初衷来看未必是想要面对主流市场的，但是从选角到对犯罪悬疑类型片元素的拥抱，一步步走向了商业化。

但是导演明显还想保留些文艺片的调调，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多少有点儿不伦不类。

刘浩存的古典长相外加纯洁小白花的破碎感，在现偶或者古偶赛道应该所向无敌，参考刘诗诗。

但她真的不灵。

她在这部影片里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规定情境的表演，有爆发力，但是她没有能够完整地塑造一个角色。

从16岁的少女到22岁的单亲妈妈，在她身上看不出来这五年一边周旋于吸血鬼父亲，一边独自抚养一个孩子的痕迹。

这个问题也出现在了饰演文淇母亲演员的身上。

从服化道从演员的体态和精神状态，超过二十年的时间跨度看上去像两天，没洗头没洗澡的两天。

文淇的角色发挥空间有限，毕竟导演自己都说了像teenage pregnancy, single mother, drug withdrawal 这些buff全加到了刘浩存的角色上。

希望看到更多聚焦女性的电影，也希望看到更多聚焦女性的类型片，但是不想看到在既要又要中失去作者性独立表达的影片。

1.妹妹的人物性格。

没有一场戏能表现刘浩存的人物性格，告诉观众她都选择合理性。

找了个黄毛、生了个孩子，莫名其妙。

为了挣扎而挣扎。

2.姐妹俩人命运纠葛的必然性。

咋了，表姐妹就必须互相救赎？

别说不是一个妈生的了，就算是亲兄弟姐妹、父母亲子又如何？

人都向阳而生，中国这么大且自由，有什么必然性一定要被一个吸毒的男性长辈困住人生？

断亲是什么很难的事吗？

请导演告诉我不断亲的必然与合理性吧……设置一个表姐妹就以为可以不去做应做之工作，都不如做两个陌生女孩儿之间的故事。

3. 开超市那男孩儿是什么背景和性格？

为什么要帮这姐妹俩？

咋着，来配合拍青春偶像文艺片？

生活不太艰难，做生意是副业？

4. 电影的质感来自一个个戏，每个有效点戏都是无数的细节堆积出来。

但这个是啥？

除了文琪自身的演技在尽力在有限空间里做出人物性格，这里面每个人物刘浩存演的妹妹、姐姐的母亲姑姑、开超市的男主，有一个人物站得住脚吗？

最后结尾，啥也不是

重复，或者说复写，是解读《想飞的女孩》的一个关键。

在这短短几天，但又贯穿二三十年的时代叙事中，我们能看到很多次不同意象的“重复”。

在这些对不同概念的复写中，由方笛和田恬命运所牵引着的主题一点点浮现。

它们就像身为武术替身，一次次被投入水中，最终却根本不会在银幕上出现的方笛所经历的那样，一些人，一些事，始终在历史的波纹中重复着，但他们的身影却始终在其中隐没，如同方笛一次次没入水下，那是女性们，不同却相似的悲剧命运。

文淇在片中饰演的武术替身方笛，可以说就是一个始终在重复着不同动作的角色。

“重复”就是她这个角色的关键词。

因为武替做的，往往都是那些难度高的、或者主角不愿意做的动作。

难度便意味着重复，于是在她出场的第一个飞上屋檐的镜头里，我们看到她也重复拍了好几次，才完成了这个动作。

在这个场景里，她的确是在“飞”。

但这一次次的飞，更像是被身上的威亚所穿透、所束缚、所控制的，提线木偶般的行为。

那并不是飞。

很明显地，那场同样被数次拍摄的生理期下水戏，也是一种“重复”，由于方笛的拒绝，这种重复甚至带上了某种惩罚的意味。

方笛的梦想当然不止是做个武替，她想成为一位演员。

但成为演员以后就会更好吗？

影片用一场非常讽刺的戏，为我们暗示了答案。

在唯一的一场，方笛最接近演员梦想的试戏场景里，方笛也“重复”表演了两次。

可那些姐妹相争的戏份显得是那么的虚无和荒唐。

即便是站在一旁偷看，对表演毫无经验的田恬都能够从这枯燥的表演中感知到，这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但电影不就是由许多无意义的“重复”构成的吗？

留在银幕上的那些时间背后，是演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们反复调试出的精准，他们一遍遍在重复中蒸馏出的，是有关电影的那些决定性瞬间，是会被我们记住的有意义的时刻。

于是，这些“无意义”的重复在叙事中便构建出了关于重复的“意义”，那是方笛所谓梦想的虚妄，也是影视城的虚假浮华的虚妄，而对于电影拍摄带来的那些隐形的、幽灵般的、从来就不可见的无数的重复来说，《想飞的女孩》，也由此完成了它对电影本身的自反。

同样的“重复”，还发生在田恬的命运里。

她受累于父亲的过去，因此被犯罪团剥削。

她也受累于父亲的现在，始终逃不开被父亲吸血的困局。

她显然也在重复着父亲的悲剧命运，父亲是弟弟，在能干的姐姐面前，是家里不成器的最小的那个。

而田恬自己，也仿佛复刻般成为家中最小的、也最差的一辈。

这样的她，还未婚先孕，生下了最小的女儿露露。

无需多言，露露显然也会重复她母亲的悲剧命运。

就像乌鸦作为田恬这个角色的意象，反复在片中出现，甚至还被田恬纹在了自己身上，她身上从小到大始终存在的红色元素，乌鸦的黑色不详，女儿的未来，都是她这个人物命运的“复写”。

从田恬的“红色”开场这是个很残忍的现实，对那些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挣脱这种命运，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积累。

回头去看影片那段用画幅区隔开来的90年代叙事，就会发现故事并没有太大不同，上一代的悲剧命运，让这一代身上的复写显得更为清晰了。

方笛母亲是那个撑起整个家族的人。

她开设服装工厂，在重庆朝天门市场、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兴起的年代，她是那个走在前面，愿意去赌一把看看的人。

她不仅养大方笛，照看弟弟，甚至还一同养大了田恬。

但就是这样一个主心骨女性，在影片的大多数时间里，整个人就像淹没在逼仄的家庭作坊空间和布料的阴影中，我们甚至都不太能看清她的脸，换句话说，她淹没在劳作中，也隐身在家庭历史中。

方笛母亲的家庭作坊于是她也就成为了所有人。

就像无数同样淹没在家庭命运中的女性——那些曾浸泡在厨房里，从未被看见的女性；那些在扶养中被剥去了自我，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那些即便职业有成，却仍旧被要求母职、妻职，才能被认可的女性。

饶有意味的是，就连方笛母亲“疑似被性侵”这件事，也是隐没在叙事中的。

故事中的人们，尤其是她自己，都没有正面提及这段创痛。

唯有弟弟在彰显自己为这个家牺牲了多少的争吵中，才隐晦地提及自己是曾因此为她出头，才导致入狱。

可笑吗？

当一位女性足够强大，她就可以被整个家庭榨取。

而当一位女性不够强大，她所遭受的伤害，又成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来源。

而当她真的失败，那世界又最乐于看到这样的受害者，因为所有的责怪就都因此有了去处。

方笛母亲的这一代，也是曾经试图挣脱命运的。

但悲剧仍在重复。

影片最后，方笛穿着田恬的红毛衣回到“家”，那个被搬空的服装作坊，对着母亲说“田恬安顿好了，露露我要带走”的那个时刻，就是三代女性的命运共同体，依然被困住的时刻。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想飞的女孩》试图描摹的，是始终隐秘发生在时代与城市的历史命运中的，那种悲剧、困顿、无法摆脱也难以跨越阶级的，属于小镇工民商阶层的代际传递。

优渥与精英的人生可以被复制，被再生产，贫穷与悲剧也是。

这种在不同代际间传递、复制、复写的命运图谱，已经近乎微观人群的时代史。

方笛的父母一代，差不多是六零年代生人，在八九十年代正值青年。

他们有一些眼界，有一点触角，还有很多勇气，但他们所能触及到的，大概只是时代浪潮的余波。

于是他们跟着浪潮冲进重庆的朝天门服装市场，拿回一些样衣，在家庭服装作坊的逼仄空间里打板、做样、跑货，或许暂时借着潮汐在高位看到过那么一点点的海平线，却又很快被浪头抛下来。

属于他们的空间，始终还是“家庭”这个空间而已。

这个空间曾经变成工厂，却又很快被搬空，流进过一些财富，却又很快分到更底层的工人们手中。

就像片中，那些本来要离开服装工厂，却在看到方笛母亲手里成沓的现金后，又坐回缝纫位上的女工们。

无论时代和投机曾赋予这个空间什么样的可能和意义，它都改变不了贫穷的本质。

方笛和田恬所代表的新一代女辈，其实也是一样。

她们曾试图走出去，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粗暴，就像方笛身体力行想要实现演员梦。

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笨拙，就像田恬想要生下女儿来重新开启人生。

但她们，是在往外走的。

在这些往外走的时刻里，她们曾经上山下海，却还是被困在麻木的躯壳之中；她们不是没试过升上高空或是沉入水中，但那所谓的磨炼或努力不过是世界为她们打造的幻梦。

就像方笛和田恬最后躲藏的那个影视搭景山洞，暂时安全，“像梦一样”。

最后想来说说的，是“幺儿”这个词。

我自己是四川人，影片的故事发生地是重庆，幺儿这个词，是川南地区对家中最小孩子的称呼，可以是女孩，也可以是男孩。

电影开始和结尾的最后一句台词，都是“幺儿”。

这个呼唤家中最小孩子的词语，却在一头一尾和影片中段反复出现的场景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开篇，是犯罪者用“幺儿”这个词来叫醒田恬，温软的词汇却仿佛是地狱。

故事中间，田恬的父亲找上门来索取，大叫着“幺儿”，却只会让人觉得恐惧。

影片的结尾，一切回到开始，刚出生的田恬被带回家，彼时刚刚明白“爱”为何物的小方笛，试探着对这个小婴儿喊出了“幺儿”这个词。

因为她的到来，“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个身份发生了转移，方笛成了姐姐，也就成为了现在时间线下，田恬向方笛求助的开始。

多么唏嘘，这样一个意味着血缘纽带的词，可以在这些重复中生发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

它既可以意味着拯救，也可以意味着毁灭，就像家庭关系在困顿的生活中既可以是生息之光，也能够释放出碾碎我们人生的摧枯拉朽之力。

所以，方笛最后告诉母亲，自己要带走露露抚养，不就是又保护了新的一代“幺儿”吗？

对于自己生活都已经如此困顿的方笛来讲，我们很难说，这会不会又是新一轮破碎女性的命运重复。

但这不就是“她们”面对明天的力量吗？

就好像文晏此前在《嘉年华》里，也让小米飞驰在前途未卜的公路上。

明知路的尽头已无去处，她们还是要上路；明知前面是废墟，她们却还要向山海迈进；明知已经身陷囹圄，她们，却还憧憬着要去看一场日出。

看完《飞女》的第一观感是觉得电影中的2个主要人物“田恬和方笛”太不幸了，他们的原生家庭和生活遭遇很直白的呈现了“女性的困境”。

但我们只要深入的“二次体会”就很容易察觉，其中配角，即方笛的母亲（田利华），是更隐蔽的悲剧，是更深刻的困境。

在事业上，田利华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性，她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杀伐果断”的执行力，她经营的服装厂是一大家人的生活经济来源，试想，如果田利华是一个男性，那么这样的成就，在今天的评价体系下，几乎就是成功人士的定义，是“东亚大家庭”里最有话语权的人。

一个大家庭里再有什么不和谐或恶果，都轮不到这样一个人来“背锅”。

可田利华却在影片的最后检讨自己的过错，她似乎在真诚的反思自己，检讨自己。

“我不应该做生意，不应该去吃那顿饭”，似乎整个家族的不幸，都是因为自己做错了这两件事，才导致弟弟，以及自己的下一代有了不幸的结局。

我们不难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是这个父权社会把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原罪”。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压迫，无声的责任转接，与集体性潜意识的冷漠。

我们该追问的是，是谁（什么）导致了她们的“错”我们发现田利华身边的3个主要家庭男性都是“无能的”。

她的父亲面对一个“吸血”的儿子，能做的也只是在餐桌上直言不讳地表示后悔生下这个儿子而已，除了摔盘子无能狂怒之外做不了任何事情，这种不痛不痒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儿子的一种隐晦的纵容。

她的老公扮演的是她生活和事业上的助理，弟弟和弟媳刚生产回家后，他只能是去厨房煮面条，生意上也给不了田利华任何有价值的帮助。

她的弟弟则是她人生背负的最痛，最重的枷锁，一个彻彻底底的“吸血鬼”，由男性主导的一个错误的饭局，一个错误的行为，最后这个“罪”却让她来承担。

事业能力极强的人，在面对家庭问题时，却无能为力。

田利华除了嘴上一遍一遍重复“别吵了”之外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

正如面对吸血的弟弟，能做的只有无底线，无止境的包容和让步生意上的“杀伐果断”在家庭问题上突然消失了，她甚至不如田恬有勇气，敢于举报自己的父亲，这是田利华人性中软弱的让人愤怒的地方，除了哭就是哭，但我们已经不能再对她要求的更多，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多子女时代”，姐姐为什么会忍气吞声，以折磨自己，甚至不惜毁掉整个家庭幸福为代价而包容吸血的弟弟。

似乎女性天生就要承担这样的天职？

显而易见，她是父权社会“男性优先”思想的受害者。

是东亚家庭结构里典型的“扶弟魔”。

因为情感，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家庭伦理，这是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

“你必须对这个家负责，尽管这个家的衰败并非由你造成”。

这样的“性别-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先天的畸形，是田利华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

这是中国宗法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

影片最后，方笛成为真正的女将军，从城楼上一跃而下，她“飞”了起来。

方笛的人生或许很悲惨，但至少在影片的结尾，她觉醒了。

这是勇气的隐喻，是女性英雄的史诗描写。

田恬敢于举报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趴着的人”在精神上站立了起来，是顽疾思想的解放，是走出传统家庭伦理束缚的伟大实验，是巴士底狱般的胜利。

但田利华却并没有觉醒，她的一生都在“责怪自己”，认领了本不应该是自己背锅的过错。

如果田利华不应该做生意，那么谁应该做生意？

田利华不应该去吃那顿饭，那么谁应该去吃那顿饭？

田利华，“错”在哪里？

错就错在，她不应该认领那些“错”。

文/梦里诗书 作为文晏导演继《嘉年华》后时隔多年的新作，《想飞的女孩》曾是一部让我非常期待的作品，然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这部试图融合女性成长、犯罪悬疑与社会批判的影片，暴露出的是从叙事到主题的全面失控，电影甚至让人匪夷所思，同一个导演，同样关乎女性的题材作品，怎么可能拍出这样两部有着云泥之别的电影？！

我曾在《嘉年华》的影评中盛赞文晏导演展现出了“中国女性在成长中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困境。

”而《想飞的女孩》所呈现出来的在我看来，则是一锅文艺片调性+犯罪片套的夹生饭。

电影试图通过犯罪悬疑的外壳包裹女性成长的命题，却又因叙事结构的割裂而陷入尴尬。

故事主线是一对表姐妹的逃亡线与原生家庭创伤的回忆线并行展开，但两者的衔接生硬且缺乏逻辑支撑。

最明显的例子，毒贩追捕的紧迫感被频繁插入的回忆打断，电影根本无力去将两种叙事融合为一体，这直接导致电影的整体节奏变得拖沓了起来，观众也无法连贯累积情绪。

更糟糕的是，犯罪线中的反派被塑造成了滑稽的打手，追逐戏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暴力动作，严重削弱了故事的严肃性，沦为闹剧。

如果说叙事节奏的问题，还只是电影的表象，那么电影在塑造两位女主角上的失败，则是《想飞的女孩》问题的根本。

在电影中，田恬的“脆弱坚韧”与方笛的“隐忍挣扎”缺乏细腻的情感铺垫，行为动机模糊。

例如，田恬突然投奔方笛的决定仅用“原生家庭之恶”草草解释，而方笛对妹妹的态度转变更是突兀，从冷漠排斥到舍命相助的转折毫无说服力。

更为让我难以认同的是，影片将女性困境简化为“苦难”的循环：田恬未婚生子、方笛背负家庭债务、姐妹最终悲惨收尾……电影用这些苦难去呈现女性的艰辛并不是不可以，但当这么多的磨难被堆砌在一部电影中，看似具有了更多的戏剧矛盾，实则缺乏对社会根源的深入挖掘，仅以“原生家庭”作为万能借口，导致角色成为空洞的悲剧符号。

由此《想飞的女孩》看似展现了女性生存困境，却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

导演将姐妹的悲剧简单归因于了原生家庭之恩，这世界不合格的父母千千万，难道女性就不能逆风成长了吗？

电影更回避了广泛的女性职场问题，这就例如方笛作为武替演员的职场困境本可深挖，却仅以零散的受虐镜头一带而过。

其结局被包装成了宿命式悲剧，实则是对女性力量的彻底否定——她们的反抗毫无意义，最终仍被暴力吞噬。

这种为惨而惨的处理，在我看来不仅消解了批判性，更失去了一部中国女性电影本该有的力量。

电影的感动离不开真实，廉价堆砌起来的虚假苦难，只能让人啼笑皆非。

文晏既想延续《嘉年华》的作者性，又想拥抱商业类型片市场，最终两头落空。

少一些功利算计，多一些对角色与现实的真诚凝视，才能真正给女性插上梦想的翅膀，而非让“想飞的女孩”，折翼虚无，坠入深渊。

不知道文淇本人按照自己的审美会给这片打几星呢？

最开始知道这两个人演表姐妹的时候期待的原本是姐妹之间竞争和真心的微妙互搏，没想到会是这样平庸的晋江式疼痛，尴尬的台词反而成了最懒的吐槽的点，通病太多。

这个乌鸦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象征自由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是文晏本人的一念之间，她自己也说不出来，可能只是想要反套路结果闹了笑话。

又如许多边缘主题文艺片，过于简单的背景交代和毫无铺垫的人设给出，这样大片需要观众脑补的空白，缝隙和缝隙之间全是模糊的解读空间，我也在问我自己，到底是真的不重要还是只是懒惰？

或者说创作者自己也面对过于颤抖的画面陷入了恍惚？

高频手持对视力真的太不友好了。

即使再过平庸，二人之间也存在着化学反应的闪光，但在电影里惨遭浪费。

这和剧情本身没关系，纯靠人，同样，我感到尴尬的地方也不在于人。

从头到尾这么多对着女性痛苦状态的特写，我感觉文晏本人对刘浩存的态度是“看你失魂落魄我竟然心动”，让我觉得十分不适。

以及，文艺片总热衷于小镇边缘环境的叙事，因为我也是小镇出身，强烈的被审视感无时不刻让我皱眉，只有小镇才能喂养疼痛吗？

电影里的中国只有海边的小镇，望不到头的黄土地，电视剧里的中国只有，武康路的白人饭和三万一个月的出租屋，我以为中间人民的生活受到了真空化处理。

刘浩存在这里演得很好，文淇反而没怎么发挥，展现情绪的故事和特写无甚，最后一个镜头是她脸型最适合的角度，偏偏安排什么大鸦展翅啊？

01这部片光降低预期是没法看完的，得调整观影心态，要抱着看它到底能烂成啥样的心理才行。

文艺片要是烂起来，对观众的杀伤力比商业烂片大得多！

商业烂片最多就是无聊老套、粗制滥造，用娱乐的方式把观众当傻X来赚钱。

文艺烂片充斥的空洞矫情、故作深沉、自以为是，不但要观众的钱还要观众的命，是一种对观众情感和智识上的双重污染。

本片也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导演和编剧的烂面前，讨论演员表演的好坏意义真的不大。

刘浩存在片中饰演的田恬给观众带来的任何不适和困惑感，应该由Vivian也就是本片的编导文晏负责。

02田恬这个角色，剧作上本身就写得乱七八糟：人物逻辑不通，状态莫名其妙。

比如文琪饰演的方笛就能逃离可怕的、吸血的原生家庭，田恬是被什么困住了呢？

是那个患有毒瘾的废物父亲的“亲情”，还是让她未婚先孕的小黄毛的“爱情”？

田恬飞不起来，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拖累，不如说是导演需要她的处境来和方笛做个对照，人物命运真实的悲剧性在主题先行的刻意下消解于无形。

刘浩存需要在电影不多的篇幅和场景中，呈现出一个少女怀孕前的叛逆任性、怀孕后的虚弱坚强、染毒和杀人、从被误解到被理解等等近乎精分的多种状态。

以她现有的能力，确实做不到。

其他职能部门能给的支持，除了给她套上一件红色毛衣，打上满脸暗红的灯光，还有啥？

演员的表演需要导演带领着众人一起“抬轿子”，本片架不住编剧还给你“拆梯子”。

当田恬通过杀人这样极端的暴力行为从“恶魔父亲的阴影”中逃离出来时，导演花了极大的篇幅从她的视角看生理期的方笛吊着威亚在水里上上下下，传递女性悲惨处境的共情意图很明显。

关键是这种共情成比例吗？

共情之后呢？

“姐妹，我刚刚杀了人，但是心疼你来了大姨妈了还要沾水，哭哭？

”03文晏在这部电影上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处理好类型创作和艺术表达的关系。

诛心不好，但这片我是真的感觉创作者动机不纯，面上各种电影节奖项因素叠满，底子里显出作者表达的无所用心。

不知道是否因为《嘉年华》里梦露雕像意象运用的过于成功，导演在本片中拼了命的给“飞翔”不加节制的堆意象，从威亚、乌鸦到纹身、绘画、绳子秋千……生怕观众不知道你想讲的是两个“想飞的女孩”，哪怕片名就叫《想飞的女孩》。

对重庆这座城市和片场的发挥和运用也极为匮乏，除了重庆方言反复提及的台词“幺儿”和片场戏中戏的笨拙喊话之外，再无其他。

更别提在女性主义主题和形式呈现上的老调重弹和毫无新意。

这点在同档期外片《初步举证》和《还有明天》的反衬下尤为明显。

《想飞的女孩》这样的题材，导演可以坚持往《嘉年华》的方向拍，也可以学着往《送你一朵小红花》这类煽情的剧情片靠，又或者压缩故事背景、试着拍成《消失的她》那种剥削式的复仇爽片。

哪种都好、雅俗不论，至少不会是现在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存在。

文艺片或者所谓作者型导演，一定要对类型创作心存敬意。

没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随便拿类型作包装或者工具来利用，很容易翻车、暴露自身的短板，拍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想飞的女孩》正是这样一个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典型。

虽然是女导演、虽然是双女主，但是一点都不争气。

镜头一味对准女主的惨状，双女主没能从命运里顽强生长迸发出自己的力量和骨气，更别提浮于现实表面的悲惨叙事，文淇糟糕到让人频频出戏的配音水平，小学生般的点题手法，“乌鸦纹身”、“蝙蝠女替”、甚至直白到僵硬地直接插入“我好想飞”的台词，这种尴尬台词竟然还反复重复。

说是救赎，救赎何在？

直到死去都没反抗成功，而是花了无数篇幅刻画受虐的女人，而影片竟然以“逃跑被追上最后在海里淹死”这样的结局落幕了。

《出走的决心》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她反抗了，她下定决心要挣脱，要抵抗，要痛斥命运的不公，要在狭小灰暗的人生疯狂长出坚韧且富有生命力的藤蔓，于是什么都无法再阻止她。

前半部分虽然也看得人很压抑，很愤怒，但无比写实，甚至具有深深的讽刺意味，而后半段她的出走更是令人感动到热泪盈眶，结尾画面切换到真正的原型苏敏阿姨时，又让我想起无数个相似的身影，情难自抑。

她们不是一味只能接受欺凌的人，她们不能做被欺负了只能呜咽和逃跑的人，她们不是靠受伤和哭泣来博取男人的同情，被同一类群体压迫，又接受他们施施然的恩赐的人，她们要有自己的力量啊！

她们要靠自己的双腿站起来，要拼尽全力的揍回去，要仰天痛斥命运的不公，要酣畅淋漓的活着，要有“我生来就是高山”的骨气！

我为何失望？

我早已厌倦了观看受虐的女人们，看到她们坎坷、艰辛、无助、狼狈、毫无尊严的被打，最后默默地死去，我很痛心。

而《想飞的女孩》竟然没有给这些女人们一支翱翔天地的翅膀，而是冷漠地、带着欣赏般地记录了她们的死亡。

妇女节这天去看了《想飞的女孩》，英文名《Girls on wire》——在钢丝上的女孩，隐喻着“摇摇欲坠”是她们命运的底色，要么坠落深渊，要么振翅高飞，别无选择。

可这别无选择的命运又是谁给的呢？

这底色的背后，是东亚家庭里无数被困住的女性，一代又一代重复的悲剧。

整部片子没有大女主碾压四方的爽感，只有普通底层女孩挣扎求存的不易，也因此，更加具有现实性。

片子采用双线叙事：过去，在镜头里是摇晃的、混沌迷离的；现在，在镜头里是昏暗潮湿、不见天日的；破碎的过去是因，无望的现在是果，然而，因是他人种下，果却是自己承担。

因为一场饭局欠下弟弟的人情，要用一辈子来偿还的姑姑，在家人与服装厂之间周旋，想在偿还里偷一点喘息的时间；因为自甘堕落的爸爸，去姑姑那里骗钱的田恬，想在忽略里偷一点关爱；因为家庭的债务，做替身拿命换钱的方笛，想在压榨里偷一点生存的空间。

而她们最想偷走的，不过是原本该是属于自己，却被紧拽在别人手里的人生。

田恬重复着她爸爸的路，但她想逃离赌一把；方笛重复着她妈妈的路，但她想走出去闯一闯；命运在重蹈，悲剧在覆辙，重蹈覆辙中仿佛又多了一点细微的改变，于是绝望开始有了裂缝。

虽然结果不一定是得尝所愿，但，你能怪她们没有努力过吗？

她们明明那么努力。

只是，这些努力，在父权制的社会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未婚先育，男方家一句“他还小“，就继续读书生活去了，留下田恬辍学打工和女儿相依为命；方笛拼了命地赚钱替家里还债，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

而身为父亲和外公的男人，仅仅只是吹个口哨，就可以绑架你，看，“我对你那么好。

”当他们在委屈“我对你那么好，你在哭什么”之时；她们，光是活下去就耗尽了力气。

山城湿漉漉的地面，映照出桥上霓虹斑斓的灯。

两个女孩总是站在阴暗的桥下，像阴沟里生出的杂草，桥上的流光溢彩与她们全然无关。

方笛说：“才发现这大桥好像一把剑。

”这把剑直直地插入她们所站的肮脏的土地，方笛的语气没有丝毫的畏惧。

无足轻重的杂草，在不被看见的阴暗里，滋生出了不甘的生命力。

东亚女孩想要活，只能先“死”。

让被吸血的“女儿”死去，让被束缚的“母亲”死去，让被规训的“妻子”死去，一层一层的皮肉撕裂下来，最终才看清原本的自己。

再从这“死亡”的血与烂肉里长出翅膀，然后，飞吧，哪怕像只乌鸦一样去飞。

那被田恬抱在怀里的乌鸦，爸爸嫌它晦气，乌鸦并不晦气，它只是提醒灾难，却被人认为是它带来了灾难。

女性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是讽刺至极。

但也不必气馁，因为绝望一旦有了裂缝，光就有机会照进来。

如果有一天，你在腐烂的暗夜里，听见了振翅涌动的声音，请不要慌张，那是“死去”的女孩们正在重生，她们即将奔赴的是无际大海，去听日出之时，光“哗啦啦”铺洒下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