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I love you.”在Samuel向Sandra抱怨时间不够，希望她多带娃遭到拒绝情绪开始变得激动后，Sandra走到丈夫身边安抚他并这样对他说。

我们看不到她的脸，但她的语气温和平静，和她大部分时候那样，即使是在法庭上的关键审判。

然而，丈夫并没有因为她的安抚冷静下来，他坚持己见，并表示不想再围着妻子的安排转了，要求Sandra把他认为原本属于他的时间还给他，“你欠我的。

”很明显，这句话激怒了Sandra，她马上回击丈夫，“我不欠你任何东西，这都是你自找的。

”火药味开始弥漫。

夫妻俩陷入了激烈的冲突，Samuel指责妻子自私、剽窃、出轨，Sandra则在辩解中指责丈夫装受害者试图对她进行道德勒索，战争一步步升级。

火药味越来越浓。

当Samuel又一次指责Sandra只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出轨行为给他与儿子Daniel带来的伤害时，Sandra彻底爆发，开始向丈夫猛烈开火，一串串话语如炮弹般射向丈夫，诅咒丈夫目前的一切困境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要怪就怪自己，怪自己放不下自尊，怪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怪自己做不成事。

在愤怒的相互攻击中，Samuel成了Sandra口里的“piece of shit”，Sandra则成了Samuel口里无耻无情的“monster”。

随后，这对作家夫妻在歇斯底里的怒吼声和一片玻璃碎片声中大打出手... ...再回头看看开头那句“I love you”，结局有多惨烈，它就有多讽刺。

这段10分钟的夫妻撕逼大戏，是整部电影的核心，它可能不是Samuel与Sandra婚姻生活的全部真相，但却将他们的关系本质，以及他们各自的人格特征呈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真实，如此残酷，绝望到令人窒息，以至于第二天，当身为双性恋的Sandra与一位女性采访者在家里谈笑风生过后，Samuel选择从阁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幕戏过后，我在心中确信，Samuel死于自杀。

前一天的吵架，是他试图为自己的婚姻与人生寻找出路的最后一次奋起，只是他又失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失败，都绝望，他正是死于这种失败与绝望。

当一个人内心不够强大，无法支撑起摇摇欲坠的精神内核，又无法对外发出有效攻击时，他只能攻击自己。

而当他最后的防御被完全击碎，也就是他用最极端的方式攻击自己的时候。

而以Sandra的理性、冷硬与强悍，她可能在精神上杀死丈夫，但绝不会对他进行肉体消灭，实在没必要。

Samuel曾经风光过，身为作家、大学教师的他从内到外魅力四射，所以Sandra选择了他。

两位高知结合的婚姻，用她跟儿子说的话是：灵魂伴侣。

无论事后这句话听上去有多假，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曾经非常相爱，非常幸福，只是这一切都在儿子出事后改变了。

儿子Daniel在该Samuel接送的时间，由于他没有及时到场发生意外，导致视力严重受损，一年的医治又让夫妻俩面临财务危机。

在愧疚、悲痛与焦虑中，Samuel选择带着妻儿由伦敦回到法国乡下老家。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的写作无法持续，开始与妻子分居。

他们的关系，在变故与冲突中失衡；他们的爱，在不断的磨损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Samuel出于对儿子的愧疚，选择减少课程，在家教育Daniel，同时操持家里的粗重活，Sandra则似乎不受他们的影响，继续自己的写作之路，一本接一本出书。

在Samuel看来，他在为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努力付出，他在为妻子的工作提供了时间上的支持，他们的生活，都在围绕Sandra的安排而安排。

这些认知背后，在向妻子发出一个潜在的需求：在情感与精神上满足他，并给予相应的回报。

在Sandra看来，丈夫选择回乡对她一个德国女人来说并不友善，选择自己在家教育儿子也不明智，他中断了写作，他郁郁不得志，这都是他选择的结果，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他的情感与精神，那是他自己需要处理的事，而回报，在她看来是道德勒索。

在隔阂与不满中，Sandra选择出轨，她的理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不足挂齿。

这段婚姻，至此已名存实亡。

我不知道好的婚姻该如何经营，但我敢肯定，不愿意相互满足、相互扶持，没有共同婚姻家庭观的两个人，一定无法维持健康、持久的婚姻关系。

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突出，而我们也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抱持对方。

可是，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变故，甚至跌入低谷，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对对方不满，同时也是最需要对方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爱，我们与伴侣的关系是否还能保持平衡？

我想，每一桩婚姻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考验，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中，才能看到关系的最深处，看到伴侣双方的最低处。

Samuel在看似出色的硬件下，有一颗骄傲、敏感、脆弱的心（法式感性？

）。

当儿子发生意外，事业黯然失色，他在种种压力与自尊心的驱使下，退出了原先的生活圈，不得不说，其中多少带有一些逃避的意味。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自尊心，让他不甘于“退让”，他想重拾写作，夺回失地，但却总是不见成效。

在步履维艰中，他的自尊心进一步受挫，开始出现精神上的困扰，甚至曾试图结束生命。

此后他也不断挣扎意图振作，无奈已经力不从心，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失败，他需要一个理由，去维护自己的自尊，这时候，身边最亲近的人，最容易成为他的理由。

而Sandra，她看起来独立、知性、冷静（德式理性？

），但内里不免有些冷漠、自私、虚伪。

在她眼里，婚姻就像一辆由两班倒的司机合作经营的出租车，我开我的，你开你的，你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事故，自己去搞定，最好不要来影响我。

你要是搞不定，那是你的能力问题，要怪就怪自己。

她嘴里说着“I love you”，却不愿意在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用爱去支持他，反而选择出轨，被发现后又将这种行为对丈夫造成的伤害合理化。

对了，在她眼里，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她用自己的理性衡量婚姻关系，厘清责任，而忘记了，婚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爱，当责任在关系里的分量变得越重，爱的分量就会相应变得越轻，全然归于责任分配的婚姻，就宣告了爱的死亡。

因为没有爱，Sandra对Samuel的困境袖手旁观，她看到了丈夫身上的缺陷与阴暗面，却看不到自己身上同样有着这些东西，看不到丈夫阴暗面背后的正面需求，或者说对此不屑一顾。

我不想探究她要为丈夫的死亡负多大的责任（在Sandra之类的人看来，由Samuel负全责，谁让他自己软弱到要自杀呢），但正是她那番冷酷无情，直击丈夫痛点的话，将站在悬崖边上的Samuel那最后一丝求助、求生的意志彻底摧毁。

Samuel死了，自始至终看不出Sandra有任何悲伤或愧疚，似乎死的不是她的爱人，而是一个陌生人，她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从嫌疑中脱身。

她的眼泪，只有在儿子听完庭审，拒绝与她共处一室后，才第一次流了下来。

Daniel是父母千疮百孔的婚姻没有解体的一大原因。

在Daniel面前，Samuel与Sandra都极力去做一个好父母，把自己与婚姻中好的一面呈现给孩子。

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只是，当Samuel留给儿子的是一具血泊中冰冷的尸体，当父母婚姻的、个人的真实面目在法庭上被血淋淋地撕开，这种可怕的伤害，对于旁听席上年幼的Daniel来说，又该如何承受？

对于无限爱着自己父母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呢？

相比之下，用分离妥善解决无可救药的婚姻，何尝不是一种仁慈？

法庭审判最后，由Daniel的回忆与视角去看Samuel的死亡，那简短而平静的描述，仿佛这个几乎看不见东西的孩子，已经看透了生命，看透了生死，很沉重，很悲伤。

而赢了官司的Sandra，在黑暗中将儿子的导盲犬拥入怀中，安然入睡。

这个镜头，意味深长。

曾经自比导盲犬的丈夫已经死去，而真实的导盲犬还依偎在她身边。

也许，一只永远在揣摩主人需要，永远听从主人使唤的狗子，远比一个恼人的伴侣更受欢迎和宠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的悲哀。

后记：本片是我个人2023年度最佳影片，看的时候联想到前几年的《婚姻故事》，但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表演，我认为水准都在后者之上，除了死亡的悲剧意味和更为吸引人的悬疑氛围外，影片整体所表达出来的内涵也要比后者深刻得多，它不仅揭示了婚姻与生活难以言说的隐痛，还进一步指向人物最深层的人格精神，这是悲剧的根源，也是这部电影最值得回味的魅力所在。

另外，这部电影在表现手法上也相当巧妙，将儿子的角色设定为失明，他几乎没有视力，只能靠听觉去感知，而法庭上播放的那段10分钟的吵架录音，全场人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捕捉声音呈现出来的真相。

导演在最后夫妻俩矛盾总爆发发生肢体冲突的片段由事件回放画面切回法庭现场画面的做法非常聪明，这时候，连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判断，去感受那绝望到令人窒息的关系破碎（BTW：现场女主的表情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做法，更具思辨效果。

导演并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真相，包括Samuel死亡的真相也一样。

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很有限，即使是看到的，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冰山一角，更多时候，我们得用心去感知，去判断，这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对事物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女主这个段位的表演，值一个奥斯卡。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3年5月23日）校对：鸢尾花译文首发于《虹膜》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的新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对真实犯罪这一题材进行了敏锐、细腻且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创新，该片于本周一在戛纳电影节的全球首映中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部影片由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因在2016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托尼·厄德曼》中的表演而大放异彩，并在特里叶2019年的剧情片《西比勒》中担任配角——扮演女主角桑德拉·沃伊特，她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小说家，因涉嫌谋杀她颇为失意的法国作家丈夫塞缪尔（塞缪尔·泰斯饰）而在法国受审。

该事件唯一的证人是这对夫妇11岁的视障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

这种情节设置似乎指向了「她到底是不是凶手」类型的悬疑惊悚片，类似于《本能》或HBO最近的剧集《阶梯之间》，但特里叶似乎对推理不感兴趣，而是聚焦于司法制度对虚构叙事的使用——当缺乏事实时，检方会对动机进行联想——以及构成这些故事基础的保守的、往往涉及性别歧视的假设。

霓虹影业（Neon）在《坠楼死亡的剖析》首映后不久就拿下了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译者注：Neon负责发行的影片连续四届问鼎了戛纳金棕榈大奖）。

特里叶跟我们分享了她对真实犯罪故事的迷恋，她如何为惠勒塑造本片的核心角色，以及在银幕和法庭上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细微差别。

问：桑德拉·惠勒在这部影片中演得太棒了。

你创作这个角色时是否就在考虑她？

特里叶：是的，我和桑德拉认识10年了，当时她在一个电影节上给我颁了一个奖项。

当然，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也看了《托尼·厄德曼》。

那部电影和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欣赏玛伦·阿德，她的影片也给了我不少灵感。

我的脑海中确实时不时会出现桑德拉的身影。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西比勒》中的角色交给她，那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小角色，但她的表演仍然非常惊艳。

她有一种非常艺术的表演方法，与人们在法国演员身上看到的非常不同。

她从戏剧舞台出道，对自己的表演有非常强的信念，甚至肢体上也全部投入其中。

正是在拍摄《西比勒》期间，我有了为她量身打造一个角色的想法。

我的首要想法是主要用英语来写这个故事——关于一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作家，因为我觉得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东西，而且当你想和一个外国女演员合作时，语言应该是围绕这个外国角色的核心要素，她在外国被审判，不能用母语为自己辩护。

语言是情节的一个关键方面。

问：这部电影的结构非常符合真实犯罪故事这一类型。

你是这种类型的忠实粉丝吗？

特里叶：我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而且也常常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和剧集。

所以它们的确会为我带来灵感。

我一直都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拍一部以审判为核心情节的电影。

但是，作为这些剧集和电影的观众，或者当我阅读或观看它们时，我得到的印象往往是，故事太简单、太浅显。

最终的判决结果总是太过明显。

我不想剧透这部影片，但它的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

我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是保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在影片结束时仍然让人处于谜团之中。

我和联合编剧阿图·阿拉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案件和审判不断提出问题。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利用谋杀案审判这个设定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但没有共同语言。

对我来说，这就是故事的中心，审判只是一条副线。

问：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似乎是现实与虚构的对立，以及我们如何将现实世界的事实变成叙事性的故事。

影片中的这两位作家所做的工作是半自传性的；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

此外，在司法系统中，控方和辩方的律师使用非常模糊的事实来创造不同的虚构故事。

特里叶：正是如此。

我认为法庭是一个我们的生活被虚构的场所，在这里，一个故事或某种叙事会被强加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

甚至桑德拉和她的辩护律师也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歪曲现实，以便能够为她辩护——这也恰恰是检察官试图给她定罪时的做法。

这个体制对于她的生活方式有诸多评判标准。

在为这部电影做研究时，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选择而言，如职业选择或性开放，女性都往往会受到负面的对待。

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在该案中被用来攻击她。

我想说的是，这些审判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虚构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试图达到真相。

我对真相和试图通过故事寻求真相非常着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故事中的一个核心情节要素涉及这对夫妇吵架的录音。

这段录音在审判中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录音本应是一种绝对的证据、明确的事实。

但即使是这段录音也被检察官断章取义地使用。

它变成了虚构的材料，被用来攻击桑德拉。

每个人都完全脱离了实际发生的真相，并围绕着制造出不同的虚构故事。

问：说到那段录音，它是怎么制作的？

你们是在片场当场录制的吗？

特里叶：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那场争执的戏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来拍摄。

而且，从一开始，我与联合编剧一起写剧本时，我们对于这场戏并没有达成一致。

创作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于它的意义的争吵。

在拍摄时，桑德拉想在一天内完成整场戏，她不想停止或中断它。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后来，我们在第一天就拍完了。

然后在第二天，我看着他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有了所有需要的材料，从视觉上看，这两个人似乎都无法停下来，不间断地演完了整场戏。

所以我们一直开着摄影机，拍下了这场完整的争执戏，可能有12至14分钟长，结局非常暴力。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一直对声音非常着迷。

我更痴迷于记录声音而不是影像。

因为你不能像影像那样用声音来欺骗观众。

真相就在那里。

这是你会在犯罪故事和审判中看到的东西，观众对声音很着迷，他们能感觉到这种程度的真实性。

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你会在声音中感到永远无法通过影像创造出来的情感力量和忧郁氛围。

甚至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率先做出的决定之一是，省略一些影像而专注于声音，这将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一些寻求故事真相的素材。

问：采访时间快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简短而重要的问题：影片中的狗，一只边境牧羊犬史努比（Snoop），在剧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几乎锁定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狗狗金棕榈大奖。

与它合作是否是一个挑战，你是如何将它融入这个故事的？

特里叶：嗯，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史努比将是丈夫的替身。

他不只是另一个角色或某些到处跑的动物。

在许多方面，他代表了这个死去的丈夫，这个缺席的人。

我们还拍了一个最后被剪掉的场景，史努比在那里呕吐，很明显，它是替代塞缪尔的存在。

我以前也和动物合作过：我此前的电影里有过猴子和狗，我知道和动物合作往往不太容易。

但这次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在为这个行业训练动物。

史努比的女主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她帮助我们让它完全融入到影片之中，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一些场景中，我们的镜头位于狗狗的高度；我们从它的角度看问题。

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影片中的角色，这对我非常重要。

原文链接：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natomy-of-a-fall-director-justine-triet-interview-1235497578/

《坠落的审判》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1200万。

这对于如此小众的艺术片来说，已是相当难得的成绩。

毫无疑问，这和此前北大映后的闹剧有关。

也是经由这场闹剧，让旁观者明白，“坠落”一词虽没有董教授分析得那么高深莫测，也绝不仅仅是“跳楼”那么简单。

它实际在隐喻一种身份的跌落。

这一跌落过程，不止体现在影片内，也体现在映后现场。

而这恰恰也是一部好电影能达到的效果，它总在书写一些会不断变形、反复发生的故事。

01《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层次相当丰富的电影。

它是一部法庭片，也是一出社会派推理，它关于真相的不可抵达，也关于真相为什么总是难于抵达。

当然，更为重要的，它是一部女性电影，不仅因为它出自女导演之手，主角也以女性为主，更因为，它呈现的是独属于女性的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不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公权力的审判时，所身处的不利地位，更在于，在权力失衡之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还要在本就偏沉的天平上，再加一块重重的砝码。

于是，在这场事先张扬的审判中，女性的自辩之路，无疑困难重重。

02看这部电影，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真相，即那场无人目击的坠楼身亡，到底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

对此，影片始终保持开放，尽管有所倾向，但仍保留了全部可能。

郊外，无人目击的别墅，一个男人坠楼而亡，他的妻子成了唯一嫌疑人。

影片的悬念由此展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演）被判罪名不成立，她将回到郊外的别墅，和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可有个不易察觉的细节却在暗暗书写着裂痕，那便是，当桑德拉回到家时，儿子与她交谈所用并非惯常的英语，而是法语，似乎在说，这个家庭经历了这场劫难，已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法庭上的一切，还是在这对母子身上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

而他们也将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

03真相重要吗？

究竟对谁重要？

这是影片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法庭之上，所谓真相，不过是控辩双方的各执一词。

他们都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员，自己构建的这个故事，才是现实的唯一版本。

可对于围观群众来说，真相是什么？

真相不过是谈资，是交头接耳时的笑语，是目光灼灼下的狗血剧情，是私德化妆成公德的正义表演。

他们实际并不关心真相，只关心瓜大不大。

正如那位电视台嘉宾所言：一个女作家杀了她的丈夫，远比一个老师自杀了，要更吸引人。

以及，那个被事先排除的“意外”可能，或许也是因为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对公众而言，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才没人愿意相信——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脱罪的辩护策略。

片中，导演几乎没有给围观者任何画面，唯一的镜头，是法官突然被叫走时，镜头突然扫过台下，只见一张张挂着笑意的脸，正面面相觑，难掩兴奋。

这时，法庭大门打开，众人收声，男孩走了进来，这似乎是导演在暗示，整个事件中唯一在乎真相的人来了。

片中的小男孩患有眼部疾病，视力受限，他也成为了整个案件唯一一个“不可信赖”的在场者。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有男孩——这位死者和嫌疑人共同的孩子，才最在意真相是什么，因为这将决定着，他该如何看待父母，看待从前的生活，以及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

影片最终也正是把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中，让他做一个裁决，他的父亲到底因何而死，他的母亲能否脱开干系。

也正于此处，这部电影在男孩精湛的表演下，展露了其温情又凶险的一面。

在男孩动情的讲述里，在那段无法证实的回忆中，他的父亲被坐实了一个“准自杀者”的身份。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杜撰，更可能是男孩因为选择相信了母亲，而编造的一段“证据”。

但不管怎样，都很难说，它就是真相本身。

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根基。

它在说真相并不可知，可知的只有我们在纷乱矛盾的现实中，左顾右盼，最后选择相信了什么。

真相是信念的投影。

04事实上，正是小男孩最后的这番论述，而不是其他，左右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如果说之前控辩双方的角力，仍属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那么男孩的这番“回忆”，则基本给案子了调。

那么试想，如果没有这段“证词”，案件会如何发展？

就仍是未知。

片中的公诉人是个咄咄逼人的狠角色，他试图说服陪审员被告就是凶手，其利用的恰恰是大众内心的偏见。

这之中，最有趣的地方也在于，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公诉人是如何构建女性有罪的故事版本的。

究其窍要，不过是顺应了性别偏见，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模板，套用在了现实的素材之上，使得所谓“真相”更符合大众预期。

此中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一个常见家庭，而是所谓“女强男弱”的非典型组合。

而公诉人的策略是，将其重新放入传统家庭模式中，使得那些溢出的部分，全都成为“罪证”。

他会告诉你，这个家庭之所以女人强，并不是真的强，而是因为她对男性的欺骗、掠夺和打压。

庭审中，公诉人一直在试图证明几点：第一，桑德拉之所以开始写作，进而成名，是因为剽窃了丈夫的创意。

换言之，她的成功，本就是从丈夫那儿偷来的；其二，她是个不洁者，或更直白说，是个荡妇。

她不仅曾经出轨，还当着丈夫的面勾引访客。

而这也是审判一个人的惯用伎俩——当没法拿出实据时，我们就先从道德上搞垮她；其三，她还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施暴者，不仅脾气坏，时常对丈夫动粗，还对后者常年实施精神折磨，包括反复提醒他，儿子眼睛受的伤是他疏忽所致，以及明知丈夫已无力写作，还要鼓励他，使其备受煎熬。

借此，公诉人企图构建一种叙事，即，这个家庭里男人的“坠落”，是被女人所摧毁。

为此他请来了血迹分析师、丈夫生前的心理咨询师以及U盘警官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无一例外，全是男性，他们几乎都带着一副厌女面孔，要把被告席上的女性置于“死”地。

于是，一整套“辱男”叙事成型，几乎瞬间将一位女性的成就，全都转化成原罪。

这之中最悲剧的地方也在于，在这个家庭中，女性虽已变得强大，却并没能给自己提供更有力的保护，而只是招致了更猛烈的反扑。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公众人物，桑德拉不仅面对公权力的审判，也面对着大众的审视。

05看这场庭审，未免生出疑问：法国的司法制度这么不尊重嫌疑人的权利吗？

公诉人一直在妄加揣测、诱导提问，要是换作英美片或港片，辩护律师得把“反对”喊破了嗓。

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法国庭审与英美庭审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更重视证据和质证过程，而前者更在意还原来龙去脉，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司法观，即后者认为，真相只能来自于证据和程序本身，而前者认为，只要事实经过足够清楚，真相不辩自明。

那么很显然，片中法庭就为种种假设、推演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也正因如此，导演精心构建的真相不可知的死局，才使得法庭成为了各种观念、各种故事版本的演武场。

而她特地安排一个并非弱势的女性角色，将其置于嫌疑人的险地，为的是进一步证明一种结构性的男强女弱，绝非个体之力所能冲破。

换言之，尽管她经由儿子的证词赢了官司——毕竟相信母亲，对于儿子而言，是一个更具倾向性的选择——但在观念层面，女性的处境仍然艰难。

片中的丈夫一角，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委屈最终只能用来自毁。

06纵观全片，最为华彩的段落，当属夫妻二人的争吵。

首先这场本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戏，虽被导演原景重现，但考虑到全片从谋杀现场到男孩回忆，皆为假想，这场戏实际也是基于声音的想象。

而这也是影片的题中之义，它其实一直在说，语言、逻辑、音视频媒介乃至于整个司法系统——这些由人类所构建的工具，在帮助人类接近真相的同时，也一再成为通往真相的阻碍。

那么这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不必执着于结果的真相，而是要尊重生活的真相，尊重那片我们终究难以完全掌握但又可能步步靠近的复杂而暧昧的区域。

而那段夫妻间的争吵，显然就是这样的区域。

从中，你可能仍然难以得出自杀还是谋杀的结论，但你却可以知道一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事。

比如，生活里的是是非非总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比如夫妻间的孰对孰错，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们时而并肩战斗，时而独当一面，时而彼此对抗，这些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撷取任何一个片段去裁决整体，都有失公允；此外，你还会看到，当一个女性试图摆脱从属地位，获得独立时，她会遭受怎样的评判，以及，当一个男性被置于一个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坠落感，又会以如何汹涌的方式降临……而当你看到了这全部的真相后，你又会如何反应，这是影片留给你的课题。

于是《坠落的审判》，最终所审判的，其实是每一位观众。

它犹如一束X光，照见了我们内心最隐秘、最幽暗的部分，那里藏着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进程以及未来。

5.27 戛纳20h 场初看觉得惊为天人，6.1 在巴黎为了看导演和第二编剧的映前环节在mk2 bibliothèque 又看了一遍，不再那么惊喜，但惊艳处还是惊艳，动情处还是动情。

1. 直观感受。

悬疑，庭审，都是感情戏外面的罩子。

特里叶的前作都与夫妻/男女感情有关，但是«坠楼»因为有了一些外衣，使得感情故事本身的叙事比重没有那么大，表达的没有那么直接。

因为需要层层剥开，才能走进这对夫妻的生活，他们感情的真相，反而使得原本普通的婚姻道理，实践智慧，变得更加宝贵。

是这种探索活动，解密的过程，使得剧情终于有了纵深。

如果是时间线索，平铺直叙，就没了韵味。

就像导演采访中所说，不止电影中的孩子Daniel 目盲（cécité)， 庭审涉及的所有人乃至观众本身，都身处迷雾之中，在真相面前盲目。

二刷发现了电影的几次点题：Samuel 讲狗狗Snoop的品质其实是在讲自己，Daniel与Marge关于真相，选择和相信的对话既是讲庭审，也是对观众的讲述。

在没有充分证据时，在真相面前目盲时，如何复原（reconstitution) 真相？

影片从未以上帝视角展示Samuel的死亡原因，而这也是特里叶高明之处。

何为真相？

如何证明？

谁见证了死亡，谁又能见证爱？

没有目击者，只有生者留在他人回忆里的残片。

特里叶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决然的孤独：在法庭上围绕着一个永远离开的人的讨论，像一种另类的追悼：回忆着，讲述着，他人打断着，修正着这种讲述；在谈论着他，他的死亡的动机，手段……他的离开成为了讨论对象本身。

然而逝者永远缺席，女主面对摄像机所讲述的，只是她回忆里他们感情的断壁残垣。

庭审戏的辩方以及Daniel所做的一直是追悼，对于丈夫，父亲，家庭生活以及过去感情的追悼。

公诉方的进攻也是在解构这种追悼，回忆是假，感情是假，爱是假。

关于真假，电影也再点题：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师）说，假以时日，我们总能区分患者所讲是真是假。

但是女主的回应又破坏了医生科学的权威性：“你来到这里，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经历了什么？

”。

爱情的真不是科学的真，爱情不符合波普证伪性原则。

爱情根本上讲就不是逻辑的，一致性（consistence)不是爱情的本质。

2. 画面/空间。

除了显而易见的模糊和移动镜头，坠楼的摄影充满了空间性。

第一幕，玩具球突然从空中落下，引起悬疑—是谁扔的球—随即才看到狗狗的身影，哦，原来Snoop是球落下的动力因。

特里叶捕捉到的是时间上的先后性而不是逻辑上的先后性，寻找逻辑先后性是法官，女主家庭，以及观众在影片内外的共同使命。

发现Samuel实体前（后？

），房间内部的空镜；Daniel最后一次证词之前摸着顶楼梁柱的场景……仔仔细细的拍小木屋(chalet) 内部，外部，营造了一种亲密感，代入感，眷恋感，仿佛观众也是房子的主人。

然而如此这般，便让人感到房主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在地的深深感情和留恋。

悬疑的设置在体验的层面有了意义：如此的眷恋之情和亲密感如何能与杀夫的行为相容？

但如果如此眷恋，为何死者却对生者曾有如此怨怼？

这便是«坠楼»深入，纠缠，缠绵的地方。

层层套子：雪地，庭审，刑侦，小说情节……都是为了引人入局的手段，陷阱是男女主的家庭生活本身。

3.婚姻之谜—如何证明爱？

I chose him, we love each other, we are soul mates. But how to prove it?男女主的争论焦点，工作（时间分配，夫妻分工），儿子（事故，照看），忠诚（肉体，吸引力）；不停的转换视角，听双方几乎矛盾的讲述，直到录音吵架戏达到高潮—“第一次”身体暴力。

«坠楼» 给了我一种窥探的快感：既是窥探了一对夫妻的生活，女主几乎希望掩盖的生活真相（在录像的时候女主说希望保护-ménager- 丈夫的形象）。

但是这种窥探又是被动的—虽然录像是律师让女主讲这些不要讲那些，但在庭审上，婚姻的细节却赤裸裸一览无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坠楼» 是我心中绝妙的心理戏：既有精神分析一般说出来的心理，又有没能说出来的心理；既有画面呈现出的心理，也有画面之外（之下）的心理。

最后供词之前，Daniel用雾一般的蓝眼睛久久凝视父亲的照片；女主躺下之前，镜头也略过柜子上丈夫的照片；庆功宴律师的手放在女主耳后，女主顺势倒在怀中；女主捧着他的脸，却最终也只是凝视他的双眼……最后女主，律师分别以远离彼此的方向靠在自己的椅子上，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无法跨越的距离，正是回忆和心理带来的距离；一个缺席的男人“在场”了。

4. 婚姻的勇气I want you to do child's things; I want to be a child a little bit longer. 缺乏家庭教育的我因为女主的话，突然有了面对人生和婚姻的勇气。

谁不曾拥有一颗破碎的心，但别像塞林格，别只爱小女孩，不只有饮弹自杀的拥有媚俗妻子的中年男人 。

也许走过再大的épreuve, 生活也不会给人récompenses, 但还能回到家里，一张床，一条狗，就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怜的、可怜的万尼亚舅舅 啊。

你哭了......(流着泪)你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但是，等待着 吧，万尼亚舅舅，等待着吧......我们会享受到休息的......(拥抱他) 啊，休息啊!

1､30岁出头时，我发现身边一个现象：不少女同学离婚了。

于是写文章探讨了一下，一条高赞评论让我印象深刻。

那位网友说：家庭就像一个原子，只能有一个原子核，如果你必须要当原子核，又不能找到另一个甘当电子的人，你的家庭就必然分裂和消亡。

用物理现象来解释婚姻，听上去很有道理。

而我目之所及的婚姻，无论存在还是消亡，竟都很符合这一原理。

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我认识的离婚的女同学们，还是同学身边离婚的同龄人们，普遍共性是——婚是女人要离的，女人是在无奈之下离的，因为女人变得越来越强，而男人要么跟不上、不上进，要么是事业受创后出轨、赌博，又或者是双方关系失衡后渐行渐远。

一句话概括：曾经在婚姻里当原子核、是家庭中心的男人，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这一地位转移到了女人身上，但它不符合父权社会长期规训下的男女心理与权力结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适应新情势，于是只能分崩离析。

说了这么多，都代表了我看完《坠落的审判》后的复杂心情，以及对这些年耳闻目睹的回想。

电影非常精彩，尤其是审判中回放的夫妻吵架的那段录音，是全片高潮，堪称经典，亦成为无数婚姻生活的缩影。

最有意思的是：出自女性导演之手的作品，让这对婚姻中的男女地位“性转”了，妻子是强者，丈夫是弱者。

于是你看见吵架中的男人变成了“怨妇”，声声控诉家庭生活中分工的不对等、妻子的冷漠、她出轨带给他的伤害……这真是银幕上少有的让人感叹万分、五味交织的时刻。

终于，女导演让女人也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让男人也体验一下每天沉陷于带孩子、辅导作业、做家务的琐碎，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却被伴侣说“不要再抱怨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的委屈。

而这，正是全天下大部分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性日常。

电影中，当男性遭遇这一处境时，结局是惨烈的：男人死了。

虽然从始至终导演都未明确揭示男人是怎么死的，甚至因此引发了对女主的法庭审判——是否是她谋杀了他？

抑或男人是自杀？

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倾向于男主自杀，因为我想不出女主有什么动机要杀掉她的丈夫。

即便为了小说创作，在真实生活中也不至于此。

当然，很多人虽认为男主自杀，但也认为女主是有罪的——她的冷酷，她的缺乏同情心、同理心，逼死了他。

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即便在法国这样一个看似平权的社会里，当男人成为“家庭主夫”，扮演“照护者”角色时，他的内心世界也是失衡的。

他的欲望、野心、骄傲让他无法安心于这样的现实和日常，妻子的成功更让他不甘甚至愤怒。

当然，或许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如此，也有男性很享受带娃当奶爸的生活。

但你知道，在全世界这都算少数。

我们身处的世界，大部分男性仍然被规训和期待事业有成、有钱有势有地位有身份、担当家庭核心，而女性则必然是后勤保障，是照顾家庭成员吃喝拉撒的抚育者。

一旦男女角色颠倒和逆转，不是关系分崩离析，如我的女同学们那般，就是矛盾激化到失控，比如电影中的男女主。

而如果仔细分析双方激烈争吵的一幕，你会看到以爱为名的婚姻关系之下，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纷繁复杂。

爱、权力、利益，始终是流动的，能否适应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是每一段亲密关系中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正是我想要做的，通过分析经典的吵架场景，分析婚姻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双方表面语言之下真实的诉求。

所以以下内容涉及剧透，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还请谨慎阅读。

2､ 糟糕的婚姻生活有一个常见现象：因为一件起眼或不起眼的事情发生争执，随后逐渐升级和失控，多年积累的矛盾和情绪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最后以暴力或分离结束。

电影中，双方因女主即将外出开会，而就带孩子的分工展开讨论。

很快，男主将它上升到自己的核心诉求：重新分配双方在家庭生活中的时间和劳动，他要更多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

这其实是婚姻中一个相当重大的议题。

对它进行调整，就是对两人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

但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洗牌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大多伴随着刀光剑影、流血牺牲。

即便是只涉及到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也是如此，攻击依靠语言，伤口则在内心。

尤其是两个熟悉亲密的人，往往最清楚对方的软肋在哪里，说什么样的话最能戳到痛处，让对方痛不欲生。

而最终，和所有的权力调整一样，它的实现依靠的不是同情、理解、爱这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实力。

电影中，女主明显是强者，男主是偏弱的一方，所以当男主提出诉求后，女主的反应必然是拒绝。

女主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实际和“正确”——当初是男主选择让孩子在家里上学，因此理应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付出时间去教育和陪伴小孩，现在怎么又出尔反尔，让别人为你的决定买单呢？

女主的说法自然是说得通的，男主无力反驳，便使出了另一招：再次重申自己的需求——“我需要时间开始写作，就像你一样”。

女主的回应带着强者的自信和理所当然：“那就去写，作家不会因为孩子和家务就停止写作。

”男主的诉求得不到女主的回应和满足，便逐渐将矛头指向女主，开始了对女主的攻击。

且随着女主清晰理性的反驳，男主的攻击逐渐非理性。

他将女主塑造为强权者，“强加你的节奏、时间利用、语言、生活方式、说话方式、饮食方式，甚至是做爱方式”，哪怕身为德国人的女主跟着他从伦敦回到他的家乡法国乡下，女主的行为在男主那依旧是“在你的地盘上迎合你”。

随着吵架的深入，双方也来到了彼此关系和内心伤痛的深水区。

男主指责女主带来的一大伤害：出轨。

女主却反驳说，这是因为孩子出事后，你拒绝和我做爱，“我可以不做爱，但不能永远。

”说到底，这是女主为了自我拯救而找到的解决办法。

男主则指责说，她只顾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一解决办法是否会伤害到他和孩子。

至此，双方关系中最艰难、最核心的部分已然清晰：孩子意外遭遇车祸失明，而双方都认为男主对此有一定责任。

这成了双方内心最深的伤痛和裂痕，也是两人搬家、重构生活方式的起因，是彼此关系失衡的关键点。

而在如何面对孩子受伤给彼此人生的毁灭性打击上，双方也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女主在努力自救，男主想要弥补孩子，却让自己的工作与生活陷入泥潭。

更可怕的是，身为同行的妻子越来越成功，带给他更大的刺激和失衡。

他对女主提出的诉求和攻击，其实是压抑、痛苦情绪的释放，也是求救的信号。

但女主因为儿子不可逆的失明而对他怀有怨恨，内心已断掉了和他的情感联结。

而当男主以儿子之名攻击女主时，彻底激怒了女主，她说出了最伤害男主的话，指出了他的无能和失败：“你无法面对自己的野心，所以怨恨我，但不是我让你沦落至此的。

你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牺牲自己。

你的骄傲让你的头快炸了，以至于你连一个初步的想法都想不出来。

你四十岁大梦初醒，需要找个人来当替罪羊。

你被你自己的标准吓得瑟瑟发抖，你害怕失败！

”

理性地讲，女主说的是对的。

但“正确”，有时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是不必要的，也不是对方需要的。

女主看不到对方的真正需求，看不到对方的脆弱与危险。

正是这些正确的话，彻底将事业失败的男主推入了深渊。

但也不能因此说，女主应对男主的死负责。

他们的攻击是相互的。

而她没有看到、没有回应男主的求救信号，不等于带着清晰的恶意和动机主动杀死对方。

一段因爱而始的亲密关系沦落至此，是人世间普遍又惨烈的悲剧。

3电影中，男女在家庭分工和角色逆转上有一个刺激因素：孩子的车祸。

因此才有了这出不符合男性中心的婚姻关系，让男性置身于无数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沉陷于照顾和抚养职责中，被琐碎的家务和日常消磨了精力，失去自我，不被看见和理解，逐渐凋萎，失去生命活力。

大多数女性不需要什么特殊事件，而是在从古至今的社会规训中，无意识地进入了这样的关系和角色之中。

这些年的女性意识觉醒，才让她们的困境和苦闷逐渐被看见。

一如这部电影所呈现的那样。

豆瓣的影评中，一位网友的留言也揭示了这种真相：“和性别无关，真的就是哪个在家、哪个带孩子，哪个倒霉吗？

可能只有全职那个人才知道，家庭的琐碎有多消磨一个人，时间、精力、梦想，都会在日复一日的鸡零狗碎中让你身心俱疲。

如果你原本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更受不了自己原地踏步、另一个人却越来越闪耀。

夫妻也是这样，也会嫉妒。

如果这时候另一个人没有同理心，觉得所谓的你是你、我是我，跳出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为自己负责，我养家我有什么错，你不思进取还是我的错吗？

你之所以现在这样是你能力不行，是你没有抓住机会’，另一个人会怎么想？

那绝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只不过，现实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女性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和后果，在婚姻中逐渐被消磨，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但她们的劳动和付出却常常不被看见，甚至因没有收入、社会身份、良好的事业而被忽视甚至看低。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意义所在吧。

影片对于坠落真相的揭露不多，更多是对两性、亲密关系坠落过程的呈现。

希望观众能在影院更深入、沉浸式地去体味男女主间的关系，并由此思考现实中你我的人生：当男性成为婚姻中的“怨妇”，那些被遮蔽的婚姻现实、权力关系、弱者的处境，是否才会更被看见？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

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

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

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

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

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

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记者：csh编辑：dmc/郭亨宇 本文首发于NOWNESS谈及影片的放映时，特里耶想到了中国观众与女主角桑德拉的镜像关系——她们都需要身临其境，经历其他文化的环境与故事。

跨越语言隔阂的过程，有时是有趣的，有时是残酷的，后者正是《坠落的审判》想要探讨的重要主题。

来自德国的女主角桑德拉，在丈夫的家乡法国生活。

她面对着复杂的异国环境、多语言的交流与冲突，还有转译过程中意义的增减。

当她身陷亲密关系的窘境时，不熟练的英语塑造了障碍；当她接受审判者的质询时，异乡的法语又构成了暴力。

桑德拉的困惑，在翻来覆去的转译中，化作影片里那些短暂而尴尬的场合。

我们看到她摸索发音时抽搐的肌肉，听见她切换语言时艰难的重复。

语言的窘境在《坠落的审判》里体现为一系列视觉与听觉的元素，对导演特里耶来说，两者的结合正是电影艺术的核心之一。

特里耶指出，自己会在片场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风格策略。

但她不会给任何技巧设下确定的规则，在特里耶看来，她的电影语言基本源于女性的直觉，很难被理论化。

她和桑德拉一样，想方设法地要跨越隔阂，翻译那些最隐秘、最微妙的东西。

女性主义学者露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曾论述了译者和女性的相似处境，她们共享着相似的痛苦，譬如那些对译者的从属感、忠诚度的要求，同样压迫着女性。

但她们也共享着相似的力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文字令人震撼：“当女人写作时，她们会翻译黑暗……而男人从不翻译。

”在特里耶看来，男性常常要求女性去学习他们的思想，服从他们的规则。

因此她没有像许多其他电影一样，转译男性的语言，而是使用“女性的语言”翻译黑暗。

那是两性关系、法律制度、社会风尚、甚至人性与存在的黑暗。

影片中，语言的错位非常直观，但它也具有象征意义：桑德拉无法完全听懂丈夫、法官、检查官等人的语言，因此显得万分疲惫。

不过，她听见了隐藏在话语背后那些结构性的压迫，但她始终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展现出发声的渴望，还有试图沟通的力量。

Q：影片引进前的民间译名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引进后的官方译名是《坠落的审判》，两个片名中使用的四个词语似乎有不同的侧重点，您可以谈谈自己对片名的理解，以及对两种中文翻译的看法吗？

A：在“坠楼死亡的剖析”这个译名里，译者强调了坠楼死亡这种具体的行为，强调从技术上分析死者坠楼的过程。

至于“坠落的审判”这种译法，则是想要强调审判这种行为，其实也有一定的双关性，不仅涉及女主角是否犯罪的审判，也涉及她在生活中受到的审判。

很难评价两种中文翻译孰优孰劣，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译者的看法，也都对原本的片名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前者更强调坠楼和死亡，后者更强调情节内容里的审判。

相对来说，法语原名“坠落的剖析”（Anatomie d’une chute）比较宽泛，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坠落”（chute）一词在法语里至少就有三重含义，一是死者的坠楼，二是夫妇间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三是男性统治权的坍塌。

“剖析”（anatomie）也有分析案情、分析女主角的心灵、分析家庭结构与性别关系等不同维度的含义。

在我看来，中文译名提供了两种更深入的观点，法语原名则相对暧昧、多义一些。

Q：从翻译问题引申来看，影片中的语言环境也很复杂，台词相当密集。

大多数中国观众其实都是盯着字幕来观赏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观影方式？

A：中国观众在观看这部包含法语与英语的电影时，确实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

这是世界电影传播过程中普遍的问题，但有趣的是，这种不同文化隔阂恰恰是《坠落的审判》的主题之一。

我们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这也是电影想要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观众和女主角桑德拉其实非常相似。

在许多场合，我们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电影和字幕的关系，因为在电影中，最重要的是声音与画面的结合，但在观看外语电影时，我们的听觉和听觉都会受到影响，因为要频繁地阅读字幕。

Q：您可以更深入地谈谈影片中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吗？

A：在《坠落的审判》中，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听到好几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等等。

桑德拉是德国人，她丈夫是法国人，但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会使用中立的、非母语的英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体现了这对夫妻的交流困境，他们都无法使用自己最亲近的语言。

我刚才也提到，中国观众与桑德拉其实构成了镜像的关系，我想展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是同一部电影，但它在英语国家的放映，和在中国的放映给我的感受非常不同。

桑德拉在亲密关系中要使用不熟练的语言，而且在官方的审判中，也不断地接受着法语的轰炸，审判者的语速都非常快，而且很有侵略性。

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可能也有些类似，在一系列密集的外语台词间，大家会不时觉得困惑、喘不过气。

这一点上，也许中国观众比英语国家的观众更能和桑德拉感同身受。

当然，虽然很多观众可能不懂法语与英语，但字幕依旧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此外，那些意义相近的重复台词，也会传达相似的情绪。

在画面、节奏与译者的帮助下，中国观众还是能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这部电影。

Q：影片中的桑德拉确实要不断面对语言的窘境，有趣的是，女主角除了作者身份外，也兼职翻译工作。

有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和译者体验着相似的困境，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A：两者的处境确实有共通之处，我想起之前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曾经说过，在许多会议上，人们总是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却不会让男性讲述女性的语言。

在我看来，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女性为了达成相互的理解，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牺牲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妥协。

相较之下，男性却会觉得自己的言论是社会的准则，企图得到女性的迎合。

这种跨越性别交流的努力，就像译者为了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一样，常常会被忽略。

当然，如今的时代已经与五十年前不一样了，我其实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大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在发生变化。

总体来说，我觉得男女平等的整体趋势还是进步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也在越来越少。

Q：您在中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校园交流、与女性影人的网络直播交流，当然还有媒体访谈。

您可以谈谈自己的体验吗？

A：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

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

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我刚到北京的那天，参与的第一个活动是学院环境的交流，一开始就非常有趣。

当时两位老师进行了一些争论，他们抛出观点后，现场的学生就会鼓掌或是起哄。

虽然场面一度很混乱，但给我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第二天，我参与了与女性影人的直播交流，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创作者，所以就能更聚焦地探讨女性视角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媒体的访谈，这种形式相对来说更全面一些，可以更细致地交流电影中的各种细节。

总之，这些不同形态的交流都很独特。

Q：您本身也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创作者，近几年您的创作思路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A：近几年，相较于剧本的内容，我会更看重电影的拍摄过程。

拍什么当然也很重要，不过我现在更强调怎么拍。

在当下的电影产业里，各种虚构电影和电视剧集非常丰富，但其实故事都大同小异。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创作者的区别，恰恰在于讲故事的方式。

以《坠落的审判》为例，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我觉得如果交给其他的导演，很容易会拍出那种照本宣科、毫无新意的电影。

这部作品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会有意在片场制造一些小小的事故，就是那种随机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

我让专业的演员和非专业的演员合作，我还增加了小孩与狗的视角。

无论是狗、小孩还是未受训练的演员，其实都是影片中不可控的因素。

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真实，也不会总是按照专业创作者的逻辑行事。

这样就能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纯粹按照剧本来拍，最后呈现的影像可能会非常僵硬。

我希望创作一部灵动的作品，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电影。

Q：您提到怎么拍更重要，这部影片的法庭戏也拍得较为特别，您可以谈谈调度的思路吗？

A：影片中的法庭戏其实非常难拍。

因为情节要求，人物都不能进行幅度太大的移动，但我还是要统摄全局，记录下不同人物的反应，而且还要拍得足够有趣，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我记得在许多往常的法庭戏中，都会看到那种宗教式的、从天而降的视角，这种拍法塑造了人们看待法庭的传统观点。

我在看这些经典的法庭戏时，总会觉得它们的凝滞感太强。

我希望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场景中，呈现一系列的运动。

所以我不断呈现不同视点的空间，在不同人的视角之间切换。

这种拍法可以创造出运动的节奏和争论的氛围，而且还有一种象征意味：其实法庭上每个人所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Q：这部影片几乎没有任何闪回，但我发现在一场法庭戏中，桑德拉陈述证词后，画面切回她的家中，我们看到一个迅速的推镜头，带着我们从呕吐物出发，飞快地穿过客厅，最后观察到垃圾桶中的阿司匹林药盒。

您认为这个镜头是否有些闪回的特质？

A：尽可能不用闪回是影片的风格基调之一，包括法庭戏也是如此。

其他聚焦于法庭的电影，如果出现类似的举证场景，会用闪回的方式来追溯角色的部分记忆，而你提到的这个段落，虽然有回忆的元素，但我认为也不是闪回，我是用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模拟瞬间的举证思路。

这种风格技巧不是我发明的，我的灵感源于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ischer）的《勾魂手》（The Boston Strangler, 1968），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这位导演经常使用这种相似的技巧，在两种差异很大的运镜方式间切换，你提到的这个在动与不动间切换的场景，其实也受到了这些经典电影的启发。

这种在两极间变化的风格，可以呈现出交织与冲突的感觉。

Q：除了剪辑之外，景别的变化也有展现冲突的倾向。

您有时会用远景展示温情的场面，譬如桑德拉与律师樊尚的拥抱；有时也会用较近的景别呈现冰冷的瞬间，譬如桑德拉被审视时的身体特写。

这些效果是预先确定的设计，还是相对即兴的创作？

A：谈到思考风格的思路，我确实会预先确定细致的分镜头剧本，可是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我会反复升级自己原先的设计，让分镜不断地进化，最后达成我想要的影像。

在这种升级、进化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会依靠直觉行事。

我会根据演员的状态、天气的状况、片场的变化，对计划进行大量调整与修改。

所以，我不是那种一定要将某种景别与特定情绪绑定的导演，我会随着场景的不同，选择最佳的风格效果。

我刚才提到，我喜欢根据意外调整电影的故事，我同样会针对不同的意外，改变影像的风格。

我对空间与颜色的感觉，是非常感性、非常本能的东西，很难被理论化。

不过，我也有一些相对理性的偏好，譬如在拍摄某些关于爱的场景时，许多导演可能会喜欢用较近的景别，但我总倾向于把镜头放得远一些，因为这样会更有意思。

在《坠落的审判》这种展现复杂情绪的电影里，这种逆反的策略更容易奏效。

Q：在影片中桑德拉与丈夫塞缪尔争吵的那场戏中，情绪状态就非常复杂。

您认为那是一个“爱的场景”吗？

A：在我看来，它首先是非常残忍的一场戏。

桑德拉显然很残忍，她在这次争吵中说了很多真话，在亲密关系中，这些话是非常伤人的。

她的丈夫塞缪尔也很残忍，因为他居然在桑德拉不知情的状况下录音。

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两人之间还是有一点感情的，虽然存在刚才提到的语言问题，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

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

（媒体版访谈稿略有调整）

可能是最近三年金棕榈获奖电影里个人观感最好的一部，《永安镇》吐槽得好：“获奖的就没烂片？

”，前几年金棕榈都颁给什么鬼。

看《西比勒》就能感受到导演的潜力，这部更是明显能看出特里耶的进步，气韵浑然天成。

最喜欢女社工和男孩交谈那一段，社工在思考之后告诉男孩，没有决定性证据支持特定判断时，需要决心，同时明确告诉他决断不同于信念和知识。

但是，还是无法给五星。

庭审戏在视听层面拍得不错，但文本不行，公诉方的论证如果律政题材看多了都不难发现实在是太粗糙了：几乎不谈事实致力于构建故事（固然所有的司法调查都是建构，但是事实始终是这种建构的重要材料，建构不等于相对主义）后半段之所以对我而言还有悬念和情节张力，也是因为电影中的法官对检察官过度纵容。

司法实践中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还是略出戏。

更重要的是，这其实也破坏了电影本身对虚构与现实之张力这一议题的讨论。

如果检察官的论证本身很粗糙，后面动用视听对这种事实建构过程和方式提出的质疑就显得缺乏意义：因为被挑战的对象本身就显而易见地脆弱。

有人说夫妻吵架那一段和《婚姻故事》里那段都是婚姻吵架戏经典，我只想说，建议持此说者看一看《守望尘世》S3E4最后15分钟，看一看伯格曼和HBO的《婚姻生活》。

另外，这种中产婚姻生活题材我也是越来越无感了，当代全球布尔乔亚们的拖延、无能、缺乏责任感、不愿做决断在虚构与现实里反复上演，本片也没拍出新意。

社工说得对，关键在于决心，最后反而是儿子把握到了这一真理并果断行动。

PS，全片开头，男孩第一次出门时确实没带手套。

录音那段女主太激烈了，整个脸瞬间发红，让我见识到了白人变色。。

（不好意思讲个地狱笑话），她大声谴责丈夫最真实最恐惧的潜意识时，我感到她冒着红光……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法庭情节镜头的推拉紧凑、自然：画面反馈到大脑，此时精神思路得到的按摩感——如同摸着大腿肚子感受到的肌肉很紧又滑——我的日常通感为了满足人类大脑进化后能消化的最微妙的密度，钢琴必须被发明——看着弹钢琴的手的画面，我想到了这一句。

上点三观自我实现的精神快感比什么都爽，此时柴米油盐便会成为折磨。

柴米油盐既是折磨，也往往是创作的痛苦源泉——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混沌，我们在其中游走、碰撞、摩擦、披荆斩棘、发疯。

我们浑身都脏透了，湿透了。

本来也不想上升到什么价值。

但我并不是什么专业影评人，所以还是要抒发我的主观所思所感。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成功要额外付出好多代价。

孩子视力残疾明明是因为男人太自我造成的，在家辅导孩子学习也是男人慷慨决定的——源自于他不敢面对内心的愧疚和恐惧，尽管没人怪他。

实际上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男的自己没有能力自我实现而被怪罪。

没有创造力又缺乏勇敢的人——这里不分男女——才是真可怜。

男人内心戏很多，害怕失败，不敢真正尝试，而女方只不过大胆迈出了一步，并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

这种神仙剧情也就只能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发达国家......一个“无能的”男人居然在向妻子抱怨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时间太长而没有空去自我实现，虽然明明双方都在照顾。

但是在东亚这样的情况99%应该是反过来的，并且女人通常不会抱怨🤪只会任劳任怨。

而片中男人却会为此自莎，说明时间被占用这件事问题严重性有多大。

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电影我知道觉醒的女人是不会为自己伴侣的成功而发自内心高兴的，她需要的是自己成功，要彻底向内求而不是依附别人，世界上最不妥协的人更微妙温柔真实，仿佛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伯德小姐” douc.cc但女人很善良，通常不会去干涉他人的自我实现。

从这部电影我知道男人这方面更甚——他们往往不需要“觉醒”，这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还耍无赖↓短评区说出了某些非常典型的男性嘴脸（请勿对号入座），一些男的简直就像一个丑恶的巨婴在那耍赖，或者用诋毁和造谣的话毁灭对方，特别恶心：“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用‘无赖的方式’把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逼疯，还要委屈又骄傲的录下来，鸡贼透顶。

”🤫别问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发自内心让一些人下一秒就原地车祸爆炸。

有时让男女各自破防的点真的特别明显：男的最爱用造谣诽谤和耍赖，让女的因为委屈太大而歇斯底里；但男的破防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因为女的说了真话，他被狠狠戳到了🤫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案件耗时一年，法院还要派专人陪在儿童身边，加上法院为死者请的律师……这税得上多少？

律师帅极了，法国霍建华（笑死看了影人资料发现他外号是法国张震，我还是觉得更像霍建华！

）吃了两次阿司匹林的狗子内心：为什么都是我承受这一切？

我果然只是只条狗。。。

看着能让人舒服电影的确是也种舒适的大脑被按摩过程，有的导演手法娴熟，而有的烂导演会直接强奸你🤨盲孩忧郁矛盾的心情通过弹钢琴发泄，真的是优雅又中产呵。

几日以前，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海滨小城戛纳正式闭幕。

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执导的影片《坠楼死亡的剖析》（以下简称“坠楼”）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也让特里叶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而这距离上次法国女性导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获得金棕榈仅仅过去两年。

这一结果似乎彰显了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正在实质性地提高——当然，按照一些抗议者的说法，所谓“提高”可能仅仅是一个表象。

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法国著名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正式宣布退出影坛，她表示自己的决定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法国电影界包庇性侵加害者，毫无作为”。

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女性主义浪潮依旧汹涌，只不过在几年哄哄烈烈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之后，拍岸巨浪可能已经逐渐化为“暗流”。

就今年法国队（暂且排除合拍片）来说，主竞赛入围的女性导演占到了五分之四，唯一的男性导演还是隶属少数族裔的越南裔导演陈英雄，而他也凭借影片《多丹·布法内的欲望》获得最佳导演奖——单从现象上看，戛纳今年显然是“政治正确”了一大把。

不过可以肯定是，《坠楼》的夺奖完全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其水平确实过硬，在任何一届都是毋庸置疑的最高水准。

影片讲述了一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女作家在丈夫于自家坠楼之后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故事。

审判对她的家庭生活造成冲击，她与此前意外致盲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女演员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在影片中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技，其饰演的女主角桑德拉绝大部分时候显得知性、独立而克制，哪怕遭受检方攻讦仍然能够保持十足的理性，无论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喜悦都能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但与此同时，惠勒也有极好的爆发力，必要时刻不但能够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且还能让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

不出意外的话，影片应该也可以在明年奥斯卡上有所斩获，惠勒也可能成为影后的热门人选。

律政剧（legal drama）近一两年来数量不少：不久之前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就有两部，分别是《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前者提名香港金像奖多个奖项，并助力何爵天获得新晋导演奖，后者则一举成为香港影史上首部破亿票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大陆院线；国外方面，去年有威尼斯电影节最佳长片首作《圣奥梅尔》（Saint Omer）；今年戛纳则有两部，一部是主竞赛单元的《坠楼》，另一部是“影人双周”单元（今年更名，之前称为“导演双周”）的《戈德曼的审判》（Le Procès Goldman）。

这些影片里往往都有大量的法庭戏，有一些甚至全片都在法庭之上发生，它们基调有的冷静，有的激烈，《坠楼》基本处乎其间。

貌似巧合的是，这些律政剧质量往往都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成绩。

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是片中的案件通常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情节性很强，故事比较饱满，对观众比较友好；其二是控辩双方冲突往往比较激烈，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绪，产生共鸣；其三是表达上比较繁复，可能会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人性等诸多层面，可挖掘、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大，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各国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把错综复杂的问题熔于一炉，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切面，而法律从概念上讲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法庭辩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强大、保守的社会意识与个体遭遇之间的激烈冲撞。

律政剧拍起来看似难度不大，其实想要拍好实非易事：一方面，编剧上要处理好当事人、律师、证人、法官、陪审团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编剧往往又会影响导演的发挥，所以能够做到二者平衡，或者二者互为助力而非抵牾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

《坠楼》之所以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近些年来律政剧的最高水准，既与她的搭档阿图·阿拉里有关（此人从特里叶的上一部作品《西比勒》开始就与其进行编剧上的合作，二人之间显然已经比较默契），也与茹斯汀·特里叶自己深度参与编剧工作有关。

特里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她的第二部作品《维多利亚》又拍摄过法庭戏，因此对于如何拍摄法庭内外，构建人物、声画关系，她恐怕已经驾轻就熟。

从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被置入到一个充满悬念的情境当中：小男孩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去户外散步，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雪地里身亡。

接下来，我们几乎跟随小男孩一起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陈词，先是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一点一点深入到这场死亡背后的家庭纠纷：孩子身上发生的意外让夫妻深陷困境，二人之间的相互迁就最终转化成无法化解的矛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问题重重。

妻子似乎有绝对的动机杀害丈夫，但她在法庭上无比理智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没法给人留下杀人犯的印象。

每一个看似真实的生活截面都在更复杂的感情系统里趋于失效，每一个被遗漏的细节都有可能颠覆之前的结论。

特里叶不时调动她的摄影机，以特写捕捉女主角坚定的、毫不迟疑的面孔。

与此同时，摄影机也时常化身为颇有导向性的电视镜头，给出若有若无的判断和假设。

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观众的视点其实就是孩子的视点，我们像他一样头一回了解二人的争端，看不见背后的真相，只能在内心的指引下进行某种虚妄的选择。

母亲桑德拉究竟是不是杀人犯？

一个过于沉重、令人痛苦、无从应对的问题。

同样来自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同样是大部头，都发生在下雪天，都有大量对话，同样关注男女性别以及成人儿童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都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另一部来自金棕榈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影片《枯草》相比起来可能更加愤世嫉俗，然而影片对剧作的片面强调既让视听上少有可观，又反衬出编剧上一丝可以感知的匠气。

某种程度上说，与是枝裕和近似，锡兰已经从最巅峰的创作状态上下滑，求新而不成的问题可能对他们都造成了巨大困扰。

反观《坠楼》，大量的文本信息并没有给特里叶造成什么困扰。

实际上，特里叶从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以来就比较擅长构建复杂的文本和叙事结构，它们都与视听表达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复杂多面的人物，也带来复杂的观影体验。

片中最重头戏莫过于夫妻的吵架戏，二人从冷静的抱怨一点一点走向暴虐的疯狂，摄影从过肩正反打一点一点去掉过肩，两个人所处的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直到闪回突然结束、视觉突然断裂，录音的声音继续回荡在寂静的法庭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暧昧感。

我们只能从女主角的口中和现场搜集的实物证据来推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虽然在观看，但其实和没有视力的儿子区别不大。

审判似乎一直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早已不复存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们各自虚构着自己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的证据，其全部意义只在于摧毁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摧毁了我们对女主角的信任。

信任一旦摧毁便是永久性的，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自我说服。

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

到这里为止，《坠楼》显然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信任的难题。

特里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动摇和脆弱，或许确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他的新作《魔术师》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精神”是如此喜剧性地充满悲剧色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

《坠楼》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