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钢的琴》2011年中国内地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好口碑电影，也是青年导演张猛的代表作，获得了第14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优秀新人导演奖和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等荣誉。

影片讲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里，下岗工人陈桂林的生活艰难，面临妻离女散的危机，为了挽救自己生活中的希望——女儿，希望她能留在自己身边，决定用尽全力去满足女儿的音乐梦想，送她一架钢琴。

为此，他去借钱、去偷钢琴、去造钢琴也终未能留住女儿。

影片通过对小人物辛酸而幽默的生活展示，表达了对那个年代记忆的一种情怀。

这部电影是一部风格化很强的现实主义作品。

虽然影片的主题是当代电影中不并多见的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主义题材，但导演在题材的影像化处理过程中却做出了背离传统现实主义的大胆尝试。

在电影投资越做越大，大片云集的今天，《钢的琴》以四五百万的小成本创作，达到了高质量的艺术效果，为我们的电影创作提出了一种思考。

本文试从镜像话语的角度对影片的艺术效果和表意内涵做出分析。

一、低角度与舞台效果《钢的琴》影像多采用正面或侧面的低角度仰拍镜头构图，不论是在运动拍摄中还是在固定机位拍摄中，镜头都保持着这种低角度的仰拍构图效果。

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影像画面构图方式，是一种强化性的表意方式，能够造成影像的扭曲和畸变，一般只偶尔参与特定影像的画面构成，用来对特定人物的姿态与环境风貌做造型处理，以强化对象的高大、突兀、压迫感等效果。

在本片中，导演大量使用低角度仰拍镜头来拍摄这群社会中的底层小人物，并将这一手法贯彻影片首首尾，并非是要制造他们的高大形象，摄影机在低角度中拍摄人物时采取了中规中矩的正面或侧面对准人物的方向，这样就避免了影像的扭曲变形和镜头的主观化，而使镜头保持了一种观众的客观视点。

这样的镜头拍摄方式在画面中制造出了一种舞台效果，导演仿佛是要给这群被社会遗忘，被时代抛弃的底层小人物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精神追求。

而镜头的视点则恰恰保持了一种坐在电影荧幕前面，仿佛坐在这个舞台下面的我们观众的视点。

如在影片的片头部分，以持续两秒钟的内银幕开场，仿佛是话剧开场前的暗场，这时画面中已经出现人声，开始了人物对话，接着画面开始亮起来，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对话的人物并排站位正面面对摄影机的中景镜头，低角度镜头中的二人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和一定的空间，但导演把摄影机仰角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了影像的过度变形，中景中的人物并没有给人非常高大或带有压迫感的形象，而是观看舞台人物式的一种感觉，使视点与人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人物所处的环境是在一个与舞台相似的平坦开阔的地方，一个废旧工厂外面，人物后面的背景是导演有意选择的，背景是一间有着两扇巨大屋檐的废旧房屋，人物站在房屋的正前方，在低角度仰拍的镜头前，这两扇屋檐正好分别处于两位人物的肩头，像一双张开了的翅膀。

历史的车轮辗过，让这双破败的翅膀再也无法载着昔日的工厂翱翔了，而对于这对正在谈判离婚事宜的夫妻来说，这双背景中的翅膀又成为暗示他们劳燕分飞的一个象征。

仔细看来，这两扇屋檐中，挨着男主人公一面的屋檐是破败的，只剩了空的钢架，而挨着女方这一面的屋檐则是完好可以遮蔽风雨的，这一细节也暗示了这二人在生活中、在这场离婚谈判中以及在影片叙事即将展开的二人对女儿抚养权的争夺中的优劣势地位，为后面的叙事做出了铺垫。

这一背景的选择与利用以及与人物形成的一种叙事关系都与舞台背景的作用与效果相似。

本片中贯穿始终的，执着的低角度仰拍镜头为影片叙事提供了一种舞台式的间离效果，对于影片处理现实主义的题材来说，起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意想不到的特殊艺术效果。

二、景别的选择与叙事表意景别与对象的关系是电影镜头构成的重要部分，不同景别的选择具有不同的画面表现力与叙事功能，在本片中，导演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来构图和叙事，使影像的话语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例如，在影片的片头部分中，镜头利先用中景呈现画面中并排站着的两个人物，根据对话可知，二人正在进行离婚谈判，中景使我们既能看清二人的面部表情又能看到人物形体上的神态和动作，同时也交待了废旧工厂的环境场景，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二人对离婚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及二人之间的关心矛盾。

接着镜头根据对话的内容进展，改变了景别，当小菊提出孩子的幸福问题时，镜头忽然跳至近景，使小菊说话时的面部表情在画面上更加清楚的凸显出来，起到了提示和强调的作用，提示了叙事的重点所在，使二人关系的矛盾在画面中逐渐凸显起来。

接着是陈桂林的近景镜头，镜头中凸显了他脸上坚定的表情，面对小菊的质疑，他内心充满了坚定的信心，认为他心爱的女儿会跟着他并且会幸福，如此，关于幸福的问题开启了影片的叙事。

接着，俄罗斯名曲《三套车》的音乐声响起，画面转入送葬场面，镜头先用中近景展现奏乐队伍的整体，接着切为近景，分别聚集两位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陈桂林与淑娴，交代他们在雨中卖力演出的情状，接着镜头切为远见，交代人物所处的大环境，在一块荒草丛生的空地上，矮墙背后露出两座高耸的大烟囱正在冒烟，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非常渺小。

接着镜头再次切为小全景，使画面中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与人物的位移、动作得到了完整的展现。

这一叙事段落结尾，影片再次转入远景，一大片荒凉的空地上，前景中死者的祭坛与后景中的两根冒烟的大烟囱形成一种画面张力。

镜头中两次大远景的展示具有很大的暗示力，大烟囱是那个工业化时代的象征，就如片中人物所说“烟囱比楼多”，这个场景中所展现的既是一个老人的葬礼，也可以象征整个大工业时代，以及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葬礼。

在影片的叙事中加入了一支关于烟囱的线索，在影片的最后，两根巨大的烟囱作为工业时代的记忆，在人们无奈的留恋中轰然而塌，摄影机在远景中仰望送别烟囱的人群，尘土在镜头前升起，遮蔽了人群，工业空间的摧毁暗示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丧失，历史变迁的大潮将渺小的个体淹没其中。

这里，影片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进行选择与变换，使画面构图有力地辅助了叙事中矛盾的凸显，并使故事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展。

此外，景别的选择也与叙事空间和话语权利有很大的关系，特写与大特写的镜头使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将镜头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人物身上，给人物充分的话语权。

而在本片中，镜头几乎没有用到特写或大特写，镜头的景别配合摄影机的运动形成了一个关于剧中下岗工人社会位置的有效视觉表达。

在景别上，他们被限定在一定的画面空间之中，无法占据镜头画面；在镜头运动中，水平移动镜头任人物在右侧入画、左侧出画，不去干预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也使人物无力掌控镜头。

如影片中有多处拍摄人物在巨大的废旧工业建筑中穿行的镜头时，采用了大全景水平移动镜头，刻意把巨大的废旧工厂建筑展示出来，让人物在画面中显得渺小，在巨大的建筑中出现，又在其中消失，人物与镜头的关系作为叙事中的驱动因素在本片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三、水平运动机位的悖反与创新本片的影像主要是在低角度仰拍的固定镜头与低角度仰拍的水平运动镜头里完成的，在镜头运动的方式中，水平移动的镜头最具机械特征，它不能伪装成人眼自如地观察事物，所以导演们一般都要慎用水平移动镜头，通常只出现为恐怖片的鬼视点。

而《钢的琴》中则有大量的镜头运动采用了水平移动方式。

不论是表现人物在场景中运动的画面还是表现人物在固定位置中的场面，导演都执着的采用这种单一的运动方式来表现，并配合水平上的场面调度，以这种看似简单的但却是非常大胆的艺术尝试创造出了一种丰满有力的艺术表达。

水平移动的运动镜头与场面调度强调一种画面的“扁平感”和空间的封闭性，导演利用这一效果来进行画面造型，在较适合水平移动的运动镜头的短景深或无景深场面中，摄影机用水平移动镜头从与人物移动方向成90度的侧面来横移跟拍人物运动。

在演员的调度上，刻意采取了从右侧入画，从左侧出画的走位方式来配合这种镜头运动方式的叙事需要。

本片中的低角度水平运动镜头在画面内成功地创设出了一种观众的在场感，从而使镜头的视点呈现出既与片中人物亲近，又保持一种观众的冷眼旁观效果。

而在大景深场面中，摄影机则采用了固定机位的长镜头静止或推拉来表现人物在景深场面中的纵向移动，塑造了一种纵深的空间感。

影片将水平移动镜头画面与固定机位长镜头画面交替剪辑在荧幕上营造出了一种垂直十字交叉特殊画面空间效果，这种空间是一种限定性的空间，是限定性视点下所能看到的空间，这样拍摄方式的选择体现了导演对本片题材处理时所持有的一种态度。

导演张猛出生在东北的工业区，在那个环境中长大，他熟悉那里的一切环境与那里的下岗工人们，他和影片中的小女孩陈小元一样体验了那个时代的剧变，张猛的影片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但他的重点却不是批评，他热爱那片老工业区，他崇敬那时候的老工人，怀恋那段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人翁地位，热火朝天干事业的社会主义岁月。

导演采用这种限知视角，尽量少的干预题材，在影片中营造一种充满温情的诗意来避免现实主义的苦情，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对那些处于现实困境中的普通人的内在精神的注目上，体现了导演内在的一种人文关怀。

如影片第一个段落中，镜头利用轨道在低角度仰拍镜头中展示故事发生地的某一条破旧的街道，然后镜头水平向右匀速移动，逐一展现人物，街道对面先掠过片头出现的几个奏乐工人，接着在镜头中近景中，骑在摩托车上的男主人公陈桂林从右侧入画，接着是第二个人物女主人公淑娴入画，人物在镜头中依次登场后，镜头接到表现陈桂林骑摩托车回家的场景上，镜头在水平横移侧面跟拍与固定长镜头之间交替，在画面中塑造出了垂直十字交叉的限定性空间效果，让观众明确掌握了陈桂林的运动轨迹，镜头中布局有序的工业建筑群也让观众熟悉了陈桂林所处的城市的环境状况。

第一段落通过陈桂林往家中窗内望的动作与画面上响起的钢琴声实现转场，画面剪辑到小元在红布帘内弹钢琴的推镜头，这一段仍然使用了水平横移镜头与固定推镜头的交叉配合，镜头在小元和陈桂林之间呈现出距离感和限定性的空间，通过镜头的操作暗示了剧情中陈桂林无法触及小元的音乐梦想以及掌握小元的成长空间的叙事线索。

四、声光色的能指渲染本片由于受到资金限制，影像画质与音响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但导演在画面构图上的独特造型与配乐上的精心选择则足以弥补这些不足。

本片结合影片不同段落的叙事节奏选取了多首五、六十年代的苏联、东德流行的社会主义音乐来烘托气氛，这些极具时代感和社会主义特色的音乐容易引起观众共鸣，使影像的时代特点一下子凸显了出来，同时也渲染了人物内心的情感。

如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聚到一起，各司其职的合力造琴段落，配音欢乐的节奏渲染了片中人物内心的兴奋感，影像中的场景在配音的烘托下也使观众感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欢乐的音乐所属的那个年代。

本片画面影像采用了一种怀旧的冷色调处理，人物的着装上面，只有淑娴有粉红色的大衣与大红裙装，而她那一群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在陈桂林挽救女儿的一系列行动中对陈桂林的支持与鼓励最多的人，是她帮助陈桂林度过了影片本文中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所以她的着装提示了她作为整部冷色调影像与影片叙事中的一个亮点的特殊性。

在影像布光方面以采用自然光为主，以配合其现实主义题材叙事的需要，在叙事中插入的几处超现实主义镜头中采用了不同颜色的人工的顶光来造型，如偷琴失败后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段落，导演使周围环境在一片黑暗之中，以示暂时逃离惨淡的现实，而安排一束白色的顶光投射在那台令人纠结的钢琴上，偷琴者陈桂林坐在钢琴前动情的弹奏着，渐渐将刚才偷琴失败的尴尬与失落驱散出去。

白色人工光和缓缓飘散的雪花营造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境，黑暗中顶光的投射便于表现人物的整体行动，不易造成画面形象的变形，能够造成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分离，使镜头表现的焦点投注于人物自我的精神状态当中。

本片中的人工顶光运用起到了渲染诗意气氛，表现人物内心情绪的重要作用。

影片《钢的琴》中镜像话语的特征体现了导演对现实的一种特殊理解。

运用一系列反传统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来表现现实，特写了张猛对工人阶级精神的一种深切理解。

影片以一种积极乐观、充满喜剧幽默与诗意的“语调”来讲述这个现实悲剧故事，导演让我们看到了“钢的琴”所象征的工人阶级在没落中自我救赎的精神。

小谈《钢的琴》影片优点和不足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一.《钢的琴》是部好电影，他好在哪？

1.题材优势——小中见大一个电影从无到有，在创作的过程中，题材的选取是最为首要的任务。

《钢的琴》在题材选取上就初步奠定了影片的成功。

一个故事，尤其是公映的叙事剧情片，其题材往往包含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主要事件，也就是常说的“故事核”或者说是“梁子”。

说白了，就是用一句话讲明白电影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故事核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下岗工人父亲为了能监护女儿，想方设法拉着朋友们制造钢琴的故事。

尽管故事简单，但是却较为巧妙。

在故事核心选取上，这首先是一个亲情的故事，同时还包含了家庭观念、友谊、甚至是信仰。

这些都是最大众化的情感，是有着广泛的观众群体，并且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内容。

而主角在整个故事中的动力是父爱，这本身即讨巧，又很具有说服力。

不论什么剧情，只要沾上父爱两字，就为影片营造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无论是对于剧中人物的动机和行为，还是观众对于影片的认可都是成立的。

而在影片的故事背景上，《钢的琴》更具有超越电影的社会性和历史感优势。

那就是影片选取的“下岗工人”群体以及“东北工业基地”背景。

不仅填补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公映也就是“地上”电影的题材空白。

更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下岗工人这一群体在当下观众中并不陌生，因为下岗潮不过发生了十余年时间，数千万的当事人乃至近亿的家庭仍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这不知不觉就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更何况，下岗工人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贫穷而无辜，恰好符合了观众心中同情弱者的思维习惯，使这部影片很容易讨好观众。

此外，影片在大背景和小事件的连接上也较为成功。

由小见大，一个父亲，一组朋友，巧妙的把数千万下岗职工的生活状态和东北工业基地当下的生活状况展现出来。

既不矫揉造作，也不单纯依靠大概念夺人耳目。

这种自然合理，使得这部影片在题材上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2风格——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在风格上，《钢的琴》也是较为成功的，在这部影片中，创作者选取了在大悲情环境下夹杂喜剧化处理的杂糅式生活流。

纯悲剧一来难写，二来容易陷入你剁手我就自毁双目你再死光全家的“比惨”死结。

而纯喜剧则容易走直奔下三路的闹剧路数。

换句话说，也就是讲述剧中主人公们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

实际上，苦中作乐也是大众电影的万用法宝，喜剧化的情节以及角色语言便于故事展开，丰富的肢体语言也利于角色的表演和发挥，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而悲伤的情绪最容易煽动观众的眼泪，使电影能够感人。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作为一部面向中国当下观众的电影，中国人无论所处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的差异，几乎都活得欠缺尊严、神经兮兮、充满伤痕。

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其实也正是大多数国人面对身边环境时所采取的价值观态度。

一部和最广大观众价值观一致的电影，只要不出其他大毛病，至少不会是一部坏电影。

3.叙事结构——经典和类型化的叙事结构尽管影片有着一个较为沉重和庞大的背景，但是其实使用的是一个常见的叙事结构。

即创作者将陈桂林作为核心角色，用其凝结了其他配角，来共同达成制造一架钢琴的目标。

这一结构较为常见，也是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惯，追根溯源，这其实是对古典传说中英雄获得诸神帮助而完成使命的经典叙事模式的发展和传承。

在近些年国内外广受好评的温情电影中经常使用这一结构。

尤其是美国那些市场反应热烈的商业剧情片。

从这角度来说导演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除此以外，创作者为了防止故事单一叙事枯燥，则加出了一条孩子母亲对孩子的抢夺来为角色施加压力制造困难，更铺设出一个背景即政府要炸毁两根烟筒的一条线索来增加影片的群体性和时代感。

影片的叙事容量不多不少，与一百分钟左右的标片容量较为合适。

4.人物——塑造较为丰满真实应该说，观众能否记住一部电影，或者说喜欢一部电影，其人物是否出彩十分重要，尤其是本片这种讲述小人物的状态，饱含温情的影片。

应该说，《钢的琴》在人物塑造上也还算成功。

主角陈桂林的形象较为丰满，其周边的角色也基本勾勒出了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至少让人觉得角色是活的。

而配角们各自也有着各自的职业，苦恼，这也增加了整体角色的厚度，让观众认可了角色的丰满程度，而不是浮在影片表面之上。

角色们方言的使用也是影片的一个特色，东北方言本身就有着喜剧性，影片中生活化的桥段更为影片的贴近民间贡献不小，也就是所谓接地气、亲民。

应该说，钢的琴的角色塑造基本是合格的.4.视听语言——运用基本得当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部投资不大的小成本电影，其视听语言运用无疑为影片增色不少，还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的。

首先是单幅的画面美感。

场景选取虽然看似生活化，但是却具有较强的视觉美感，静态画面的构图应该能看出摄影和导演是经过反复斟酌和商榷的。

镜头中人物站位、运动也符合了平面美学的原理，构图本身充满了美感，这在国产电影中应该说是较为精细的。

《钢的琴》对于音乐的使用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其配乐使用的较紧，配乐几乎从片头一直紧紧延续到了片尾。

如果说对于配乐是否运用过渡还存在争议，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则是，配乐本身与影片的内容结合的较为合理自然，无论是展现人物状态和情绪，还是展示背景的音乐，基本上都为影片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增色不少。

也弥补了影片中一些小的瑕疵。

尤其是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和经典中文老歌，与环境和剧情连接紧密，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表现作用。

《钢的琴》剪辑和摄影也比较成熟，节奏既不快也不慢，和影片的整体风格相适应，镜头画幅也松紧适中，该松的地方为环境流出了足够空间，该紧的地方也不掉节奏。

基本没有国内电影一沾文戏就拖沓的毛病。

5.其他有点——态度亲切、表现丰富、处理含蓄《钢的琴》讨人喜欢的地方，还包括创作者的态度。

按照导演自己的话说，这是给工人阶级拍的电影。

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

尽管角色处境并不如人意，但导演并没有突出刻画其苦难，而是让其保留着不失尊严的态度。

影片该煽情的地方煽情，例如影片中一群人歌唱怀念战友。

而该收敛的地方也收敛，例如对于陈桂林前妻，前妻的新男人也没有用态度鲜明的批判态势，这就让影片能够贴近角色又不失风度的讲故事。

这在中国电影不是猛捧塑造偶像就是瞎踩咕使劲批判的姿态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影片的表现手段也较为丰富，例如影片开篇的追悼场景，影片中间的追逐场景，收集木板的废墟场景，改造烟筒的长颈鹿，以及接近片尾的舞蹈场景，这些运用较为大胆，也足够丰富，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也突出了导演和影片的个人风格。

此外，创作者在虚实的表现上也比较合理。

例如陈桂林捉奸的时候一句“隔壁老王”就用较为含蓄而又不失幽默的交代了情节。

虚实结合的较为成功。

二.《钢的琴》还有哪些问题有所欠缺1.叙事节奏存在前松后紧的硬伤尽管上文论述了《钢的琴》在叙事上思路较为合理，创作构想也较为合理，但是应该说，在影片成片后，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

其中在情节和叙事上问题较为明显。

首先是影片的叙事节奏有一定问题，前松后紧是一个问题。

开篇导演光顾着让人物出场，多少有些罗嗦，导致了影片后半段有些太过紧凑，尤其是最后三十分钟情节的压缩太大，甚至出现了场景衔接生硬和不合理的硬伤。

例如一场抓胖头女婿，接着接结婚，这就对观众造成了巨大的误导，炸了烟筒和继续开工也缺乏因果铺垫。

尤其重要的是，节奏失衡导致了中心事件——造钢琴被弱化。

总片长就那么多，“砸挂”“包袱”多了，自然情节就显得薄弱，也让影片在应该出现的高潮处显得中气不足。

2.叙事线索单一复线累赘此外，影片的两条暗线，一条是陈桂林前妻对孩子的争夺，显得较为尴尬，要么应该加强这面的描写，强化一下人物的动机，也增添一些困难，要么则略写，甚至不写，尤其是前妻的戏份过多，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主线“造琴”，现在有些删之可惜添则不足的味道。

另一个烟筒的线索，在这帮废柴大叔造钢琴事件的背后——两根烟筒的去与留也不太理想。

现在影片中的跟烟筒与主线情节的联系太过松散，实际上应该加强烟筒的去留对于角色们内心的触动。

导演似乎也是想表述烟筒倒了角色们才继续造钢琴，但是由于铺垫不足，观众对于这种情感也不会太认同。

倒不如说本来他们要造琴，后来忽然觉得保住烟筒更重要，烟筒倒了伤心过后才继续造琴这样才能体现出主角们情绪和心态。

其他配角的戏也显得交代不足，最重要的是，那些配角的情节和主要情节无关，就让他们在影片中显得累赘，如果删去影片又单薄了。

所以应该增加支线和主线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比如他们抓了胖头女婿强迫那小子造琴之类，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角色塑造存在重复现在角色单个人物基本上问题不多，其合理性、逻辑也没有问题。

问题主要是作为群体性角色之间的重叠和欠缺。

可以看出，导演的创作意图应该是交代陈桂林哥们们不同的能力和性格特点，让一群人活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是现在看来这些地方处理不够。

首先是角色彼此区分不大。

换言之，次要角色的人物定位并不太到位。

一个人的状态不是设定的，而是依靠其在影片中的表现逆推才能反映的。

简单的说，收废铁的头目，被劳改的小偷，窝窝囊囊的二姐夫，他们江湖义气，凶蛮，窝囊应该是各自特征，可这些还仅仅停留在陈桂林等人语言的定位上，并没有通过剧情来展现给观众。

而且角色之间相互的人物关系网也设计的不到位，在这部电影中，男人间的友谊和矛盾其实也是很容易出效果的地方。

应该说导演还是明显有意图来交代人物关系。

例如陈桂林与王援朝关于女主角的争斗，快手和胖头之间的恩怨，但是这些仅停留在思路阶段，没能在电影中很好落实，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信息的交代手段也没有跟上。

有一些场景信息量交代显得单一和累赘。

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物缺乏变化与成长。

尽管大家都明白，陈桂林造出钢琴并不能赢得女儿，其他人的生活也还会是老样子，但是观众们总是希望看到角色有所成长的，不一定是精神层面，即使是恩怨的化解，习惯的养成，一句口头禅或者一个小动作这样的细节，也会让故事看起来更丰满。

总之，在人物和情节上，影片还是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整体评价标准剧情上应该是个三星。

人物上是三星半。

导演技巧在四星。

创作意识在四星半。

视听语言在四星半。

社会意义和题材选取应该在四星半到五星之间。

总的来说，影片应该属于四星电影，但是考虑到电影之外的东西。

给个五星也不为过。

因为这不仅是一部拍给工人阶级的电影，更是拍给每一个在种种困境中坚持活着的中国人的电影。

他们既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姥爷小舅子，更是我们自己。

仅此一点，推荐身边的人必看。

贫穷的爸爸要为了女儿做一架钢琴——多美好的念头。

电影制造奇观与美梦，使其跃然于银幕之上，着实动人。

但空有念头并不能代表什么，就像电影里一样，制造一架钢琴，得搭伙找人，材料，术业专攻，分配，连带做饭……一个也少不了。

念头固然好，但过程百般辛苦，孤独，无法言说，打落牙自己咽……最终才成就一桩美事。

我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好念头。

在一个没有是非与良心的国度，它的视角与勇气可敬可佩（说这部电影在当下中国是可贵一点也不过分）。

但，电影的过程远没有念头那么可人。

虽然材料一应俱全，剧本和演员都算是一流，但掌勺的将菜捣得四分五裂，虽然尝着还有那味儿，但菜早已不是那菜。

看看《钢的琴》中后段剪辑的那种仓促，情绪未完已经赶趟儿似转场的忙碌，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音乐，根本不给你任何沉浸思考的时间。

这部电影早已经偏离自己的念头。

如果它是奔着温情去的，这时已经是滥情（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滥情韩国导演郭在容的话）；如果它还想触及一下所谓的时代痛楚，现在也不过就是隔靴搔痒。

黑色幽默与镁光灯打下的那一束束光，连带那些忙不迭跑出来的音乐，在商业片里看着肯定节奏明快美轮美奂，而在这电影里，也不过浮躁二字而已。

我当然知道张猛是个好导演，不矫情的说，在中国导演里，能文以载道地看到他难得的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同情。

但他对于电影语言的短板也很明显，《钢的琴》更是在节奏上失衡得厉害。

电影当然可以谈主题先行，可以谈中心思想。

但念头可贵并不可能就让电影本身跟着高贵起来。

结尾那架钢琴做完之后，工厂里的大吊臂吊着它在画面中缓缓运动。

突然间整部电影的节奏都慢了——这才是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节奏之一，希望营造一种沉稳内敛，希望在生活表象下直指人心的力量——而现在不过是感受到了表象而已。

《钢的琴》算是一部真正的电影，而现在院线上映的电影中很多连“电影”的称谓都够不上。

文艺作品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处境堪忧，所以我依然愿意买票支持，并推荐大家去戏院，因为它的难得。

但一切不代表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对一个导演而言，肯定固然是好事，而过誉则如揠苗助长一样没有什么好处。

毕竟这才是张猛的第二部电影，当虚浮的荣誉涌来的时候，票房的惨况会被暂时忘记，而再好的念头也会变得不理智起来。

像郭利斯马基那样开始，像库斯图里卡那样结束。

对于《钢的琴》，这是目前我能想到的美誉最强音，同时也糅合了出现的多方评价。

但对导演张猛来说，这样讲又似乎攀亲带故的，有点捧杀之嫌。

按照张猛的阐释，《钢的琴》的核心情感简单得很，它跟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很近，无非底层小人物，悲喜间露出了无奈心酸。

像《偷自行车的人》，儿子跟在父亲后面，寻找那辆丢失的自行车。

《钢的琴》里，父亲要给女儿一架钢琴，木做的不行，偷琴也不行，最后只能拉上一帮人，回工厂里造钢琴。

所以，不管父子还是父女，有些东西是不能用理性逻辑去判断的，而是必须去体味。

如果你去质疑构架剧本的合理性，就像不相信那架造出来的钢琴，那么，《钢的琴》就不会为你而鸣。

在陈桂林努力去争取一架钢琴的背后，他好像是要维护家庭，争取到最后的一丝希望，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看她快乐，自己也能快乐。

但其实，那跟极力要找回自行车的父亲没什么两样，他们最终要维护的只是完美的父亲形象。

在儿女面前，父亲不想承认自己有做不到的事情，哪怕是不行本身。

从《大鱼》到《魔术师》，从《美丽人生》的罗伯托·贝尼尼到《美错》里的贾维尔·巴登，《钢的琴》最令人感怀的情感基调就在于此：当一名落魄父亲四处张罗又无济于事，一下子又控制不住脾气的心情，你只需静静看着，便可以联想到背后的心酸不易。

当然了，《钢的琴》的优秀并非只是情感的渲染，这只是一小段的序曲前奏。

或者打个比方说，它只用了半篇不到的乐章就完成了父女情感这段。

在涉及现实主义的话题以前，不妨先看下开场。

影片先是确立了萧索的冷调影像，而就是同一群人物，又迅速呈现了一个由悲到喜的转换过程，情绪还异常投入。

一会冷一会热，一会静一会动，一会悲伤一会欢喜，《钢的琴》包含了大量的转换跳跃，而从写实感很强的生活片段，突然跳进了欢歌热舞的场面——他们所在的舞台还是一样的。

这里的舞台可以是厂房，也可以是街区或者舞台本身。

影片格外注意人物与背景的搭配协调，人与背景物并重，形同一体。

正如之所以会有这群人，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破败的东北工业区，下岗失业，只能另谋出路。

所以，当小乐队开动起来，当陈桂林拿出手风琴来打发时间，我想到了库斯图里卡的那句话并模仿造句。

工厂等待被拆迁，巨大的烟囱轰然倒下，他们的人生时间都被打乱掉了，人们假装自己有着幸福美满的人生。

如果只从浓烈的影像和满溢的配乐来看，《钢的琴》并不会给人以“新现实”的感觉，但不谈新与旧，影片肯定是往现实主义靠拢。

所谓的新，可能是创作者对电影历史的自觉传承，同时又能把它跟常见的现实主义区分开来。

《钢的琴》没有粉饰、虚假、夸大或者臆造，一些在厂区从小长大的朋友，他们会惊觉里头人物仿佛脱胎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生活体验的魅力。

当张猛选择了与生活直接对话，把自己最熟悉的那些人物和那套生活模式加以表现出来，这就仿佛给影片安装了牢固的钢结构。

反观其他现实主义题材的中国电影，多是凭空想象，自行搭建的空中楼阁。

那跟个人的真实体验没任何联系，他们要抢占的无非是道德的制高点。

因此，《钢的琴》的突出优势不在于卖点或者主创班底之类，它就胜在质感上，结结实实，沉实厚重。

电影里面有可爱的东北人，有可以进入的父女情感和群体氛围。

就连它的表现形式，其实也是非常有观众缘的，不设障碍。

然而，如果张猛只是老老实实去做现实主义，那么《钢的琴》恐怕也不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

它跟生活距离很近，但在许多时候，导演又异常迅速地把观众带到一个远距离观察的位置。

当跳楼取代下岗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工人阶级的幸福感早已不复存在。

虽说时间也没有隔开很远，但《钢的琴》所讲的已经不是当下的事，不免有距离感的存在。

于是，电影有意识去利用了“距离之美”，听到音乐声，进而产生出画面感。

当《钢的琴》频频转入歌舞场面，就如同我们去回看那个特定的时代。

那会，没有人去真正想过，以后会怎样。

结果有一天，他们发现熟悉的一切没了，生活也变了。

进入后半段，《钢的琴》出现了一次最明显的跳跃：人物骤然变多，群像风格确立，钢琴也要正式登场，工厂成为了主场景。

如果忽视这个景深变化和景别扩大，那么很多人便会觉得，后半部分有些赶，出现了凌乱痕迹。

事实上，《钢的琴》的最终诉求既不是作为人像的主人公陈桂林，也不是作为物品的钢琴，它的诉求其实是工人和工厂的命运，一种自然而生的升华提高。

当烟囱倒下，电影要表达的最深处东西登时立了起来。

我相信面对那个场景，对安静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烟囱倒下就对应了生活中的超现实，就像千年的古城被淹没，记忆全没了。

超现实不一定要飞碟火箭，只要它超越了生活体验，它就是超现实。

而最讽刺莫过于，我们恰恰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年代。

这也是重新注视《钢的琴》，难免会生出复杂难当的情感，原来我们的身边人都默默承受了那么大的改变。

不可否认，在看待那群人和事物时，导演是饱含着深情，以至于产生了理想化的处理手法。

可就正如人们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那么，当张猛回看模糊的过去时光，他跟很多人一样，也难免陷入了一种理想化的表达。

也许，影片欠缺一场盛大狂欢，欠缺一个更妥善的收尾形式。

然而，感动之余更要冷静清醒，不足当中见丰盛，这也是我钟爱《钢的琴》的最大原因。

【城市画报 282期 延伸推荐：张猛个人专访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656496/】

在真正接触到影片的主题之前，我一直以为《钢的琴》是一部关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励志电影，一个普通工人为了满足女儿的音乐梦想，用工厂废料做了一架钢琴，这个一个多么《生活空间》的情感奇观故事啊，类似的题材还有农民造飞机、村民拍电视剧等等。

但是电影演到最后，这架钢琴能否造出来，圆圆是否能够留在父亲身边，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他们暗淡生活中的一抹梦幻曙光，这架钢琴如一台时光机，引领他们重温往日的温暖和荣耀，这是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已经忘却很久的感觉了。

《钢的琴》是在辽宁鞍山拍的，我的整个青春期也是在一个类似的东北重工业城市度过的，因此我曾亲眼看着这些产业工人几乎是一夜之间褪去了身上的荣光而变成歧路亡羊，他们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却不得不接受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钢的琴》就是为他们拍的电影，与影片导演张猛的第一部作品《大耳朵有福》一样，这里弥漫着一种颓废的反励志主题，但这反而让我觉得熨帖。

因为对于这些由社会主人翁沦为弱势群体的人来说，下岗再就业的成功事迹离他们很遥远，“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听上去有点刺耳，只有触手可及的困窘磨砺着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钢的琴》没有《耳朵大有福》那么绝望，于是更像是一场有抑有扬的春梦，这样的精神抚慰更能体现出一种实际的人文关怀，其功能就相当于伴着苦哈哈的哥几个喝一顿大酒，遥望一下当年的意气风发和志得意满，然后回家睡个舒坦的囫囵觉，第二天起来各自继续面对糟烂的生活……只有这些真正在困境中挣扎求存的人才知道这片刻的超脱对自己有多么重要，知道了这些才能真正读懂当他们高唱《怀念战友》时脸上的忘我和陶醉，才会知道那两个面临拆毁的烟囱对于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电影就是在为我们再造和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真实。

《钢的琴》让我想起了一些优秀的东欧电影，如捷克的《柯利亚》、前南斯拉夫的《爸爸出差时》、《我与铁托》等，都是用一个温情的故事来折射社会巨变之下心理动荡，而且片中大量运用前苏联和俄罗斯各个时期的流行歌曲作为配乐和有源音乐，更是突出了这种语境。

可贵的是影片在涉及到有关怀旧的惆怅和现实的无奈这些情绪处理时，避免了廉价的煽情，而是用黑色幽默的手段来化解掉影片本应有的沉重和感伤，这一方面有利于观众始终以较为兴奋的状态接收信息，另方面也不至于让黑暗和消极内容影响到影片过审，面对目前的观众趣味和审查体制，《钢的琴》体现出一种通俗而不媚俗的智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两位主演，王千源和秦海璐，都表现出人物所应有的极精准的生活状态。

【河北青年报】

我是个刚刚成年的南方人，几十年前东北的落寂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仿佛都离我很远。

不过这并不影响这部电影给我的触动。

它从电影层面不惊世骇俗，但是我很崇敬它关注的群体，也认同它传递的观念，所以我写了这篇文字。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本身我想给四星，但因为它表达的东西我应该给五星。

站在2021回望这部电影，我只觉得《我和我的家乡》之流的的电影早已忘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放在当下，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有了更深的意义。

注：我只是个穷酸学生，请各位罗杰伊伯特温柔指点先力所能及的谈谈这部电影吧————————————————————1优点1 适当的黑色幽默既舒缓了现实的沉重又颇有苦中作乐之感。

个人认为在抓出轨那一段特别有意思，压抑与沉重随着男主一跃而出烟消云散，音乐的喜感配上滑稽的追逐戏让这本应悲凉的被绿捉奸显得分外荒谬

长颈鹿烟囱过于喜感2 超现实主义镜头颇为惊艳甚至有库布里克式的感觉

废墟上的舞蹈

第一次出现的超现实镜头3 电影的背景音乐上也是很有特点的，反复出现的lube乐队的歌唱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咏叹着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

同时，这些歌曲是源于时代的，因而更具有现实意义。

4 本片在剪辑上保持了良好的节奏感，不像有的文艺片一样随性，让人看着实在有点累。

可以说 ，从剪辑上已经很注意观众的感官了，但是这部电影实在有门槛，无论是观影素养还是共情能力上，总之，六百多万的票房让人心酸。

5 本作在构图和色调上还是很有水准。

直接上图

恶搞最后的晚餐，隔壁老王坐在犹大的位置上

老爸的穷和老妈的富一目了然，镜头语言还是拿捏了

两束光形似两个烟囱，烟囱承载着理想与羁绊

看不出什么含义，但是凸显钢琴对于他们的意义———————————————————2 缺点第一个缺点挺无奈的，我觉得很可能是成本所限，本片后半段在群像塑造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的而言就是一些部分将人塑造的很有特点，但是看完了还是不知道谁是谁，也记不完全记得谁擅长什么，没有在支线上展开足够的剧情。

第二点人物动机上，其实也很可能经费所限吧，男主和前妻的释怀，和女友的复合，琴的续造，最重要的是和女儿的关系这些部分都显得含糊不清，尽管我可能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电影作品就有点混乱了，也失去了很多能触动人心的点。

所以，这部电影本身四星还是五星都可以，它没有神来之笔让它留名影史，但是它很优秀，如果放在2021就各位优秀了————————————————————3 接下来谈谈这部电影之外的东西我想问一个问题，理想是可以被赋予的吗？

世界文化已经越发迪斯尼化，最近刚刚开展了未成年人反电子游戏沉迷的一些措施，我对这种唯心主义行为是否可以让祖国的花朵争奇斗艳保持怀疑。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承认沉迷游戏是有如鸦片，但马克思的话还是其实不止于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就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宗教是有毒的，游戏是有毒的，但人民的苦难是真实的，年轻人的空虚是真实的。

游戏大可被消除，但假大空的东西填补不了年轻人的空虚，也弥补不了现实的不公，更消极不了飞天的房价。

就我个人讲，我周边最“爱国”的人都是毫不含糊的既得利益者，这与其称理想不如说是自私。

理想是不能被填补的，苦难是不能被消除的。

当互联网和消费主义消解掉个人意志与现实生活，妄谈理想都是一种自欺欺人。

但是他们这群人是有理想的 哪怕是和命运的抗争

———————————————————

结语当这台钢琴在一堆废墟被抬出来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

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可以随意炸掉两个烟囱，但却扼杀不了一群时代的尘埃去做一件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只知道可以用钱去买木的琴，但不知道可以去做一台钢的琴。

也许“钢厂”和“钢琴厂”之间，一字之差的鸿沟仿佛不可跨越，但理想给予了人的伟大是永远无法被这鸿沟掩埋的。

公众号：pseudo影评频道学有余力 努力写作

作者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

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

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

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

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

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

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

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

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

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

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

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

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

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

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

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

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

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

都过去了。

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

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

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认识张猛一年了，今晚重逢，他笑着说：“前两天翻工作照，发现咱俩还有合影，上次见面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当然没什么印象，我只是一个小记者，恰好喜欢《铁西区》，恰好是工人的儿子，恰好迷恋机床的汽油味、恰好曾在破败的电影院里斗殴追逐……恰好看了剧本很喜欢，恰好被派去探班……于是恰好在一张照片里，张猛说这话的时候，一如既往，盘腿在凳子上，他那三岁半的女儿玩着IPAD2 上的钢琴，旁边的制片教的曲子，正是《钢的琴》里最简单的那个曲子。

关于这部电影，很多人说过很多话，相信上映后，会有更多人说，我就不凑热闹了，只想记记流水帐。

去年夏天，应杂志要求去访问他，当时张猛住在周围都是进城务工者的城市边缘带的一个破招待所里，一路所见，都是端着搪瓷碗大口拨饭、大嚼馒头的面孔，当时就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导演啊？

到了他的房间，发现，原来剧组没钱，只好拼命开酒店空调，胶片就在空调下面……我们几个人哆哆嗦嗦在房间里扯淡。

那晚喝酒，他回忆起过去的生活，讲到在中戏的遭遇，讲到小时候对电影的迷恋，以及毕业后做舞台美工的不堪……那些故事说起来云淡风轻，听得我兴奋异常。

已我浅薄的采访经验，大抵可以得出结论，张猛是个人，不是人物，是个人，正常的人，只是恰好当了导演，想当导演。

中间出来去洗手间的时候，给秦海璐发短信，说“我喜欢张猛，这家伙真棒”。

秦海璐一如既往的语调回复了一条：“那当然”。

透着股子东北腔的骄傲。

瞬间，这种骄傲就感染了我。

也是那个晚上，看到了《钢的琴》，凌晨两点，剪辑的电脑还发烫，张猛和工作人员已经困得东倒西歪，我醉眼迷离…后来看完全片，首先问他，这片跟库斯托利卡有什么关系……他说，库是谁？

直到今年过年，他才和一群人一起看了《地下》，发现果然有类似味道。

不过，境遇是不同的。

张猛带着《钢的琴》剧本参加上海国际电影创投会时，其实是因为有免费机票和住宿，可以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转转，没想到拿了个大奖回去。

那个时候，他连酒店里上网都没钱，只赶插上网线搜到东西，立马拔了网线……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艰难的剧组，资金捉襟见肘，秦海璐“仗义疏财”，而张猛酒后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片是拍给工人阶级的。

是啊，过去工人阶级是老大哥，短短20年光景，工人阶级就成弱势群体了。

如果你仔细看，不难发现片中诸多符号化的指代。

今晚再问他，这一年感觉如何，像梦吧。

张猛点点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部戏会如此艰难，但拍完后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第一次见面，他就说，如果再这么拍一部戏出不来，就不干了，回家陪老婆孩子。

现在，他终于不用这样了，但是他和制片、助理兄弟几人，因为这个戏累出了大病，他甚至得去韩国做手术。

晚上张猛讲到一个段子，拍戏结束后，想给崔永元看看片子，正好崔在东北，制片说，你得带点礼物啊，他花仅有的180块钱，买了两条烟，裹着塑料袋专程拜访……如今，崔永元说，把那钢琴弄来，留在他那，跟那些老火车头摆在一起。

一年过去，《钢的琴》放映满场，张猛自己都买不到票，只好站在过道里看，结果被工作人员驱赶……他说自己是导演人家也不信。

前段时间，有天晚上跟阿诺喝酒，这家伙醉醺醺靠在我身边说：《钢的琴》，就他妈是我理想中的电影。

我拼命的点头，对我来说何尝不是呢。

不是说影片有多好，只是想说，我们就想拍这样的中国电影，可以留在电影资料馆里，等到若干年后再放，依然能满场……这件事，想想就挺美好的。

…

这片子评分很高，也因为推荐，特意看过，我不太喜欢。

故事是超现实的，一个父亲为了给女儿一台钢琴，找到一群下岗的老朋友，在车间用纯钢打造了一台。

后来女儿还是跟着前妻走了。

现实中，这基本不可能，不论是否造的出来，只是造琴这事，费时费力而且不实用，应该不会有人干。

这应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想，是对梦想的坚持，对过往生活的交待。

整个片子色调暗沉，节奏缓慢，空间狭小，人物面目模糊，我不喜欢。

一《钢的琴》于2011年7月15日在国内首映，导演张猛，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故事情节是：主人公陈桂林系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下岗后组织了一支乐队谋生。

其妻小菊找到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准备与陈桂林离婚，并提出要女儿小元的抚养权。

陈桂林一心想培养小元弹钢琴，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夫妻俩争夺抚养权的关键。

为此，陈桂林先是四处借钱不得，后又计划偷学校的钢琴失手，最后他集结起昔日的工友，按照以前厂图书馆的一本俄国文献开始制造一台独特的“钢的钢琴”。

虽然最终“钢的钢琴”制造成功，但陈桂林还是把小元的抚养权交给了妻子小菊。

电影的题材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

这个群体非常特殊继而非常敏感，其“得势”与“失势”，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昔日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在经历变革后，被削弱了原先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换言之，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下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

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步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原先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原本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分化。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实行“抓大放小”，二是实施“减员增效”。

“抓大放小”，即把原来小型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制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原来企业中的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待业，进入失业阶层。

“减员增效”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产业工人的下岗。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要讲好产业工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钢的琴》之所以值得分析，就是因为导演张猛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钢的琴》中，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产业工人遭遇的困境，但每段故事的设置和讲述，都使用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方式。

电影中历经下岗再就业的产业工人的形象不是处于被同情的、需要救济与帮困的低位，更多的镜头叙事用于展现产业工人昔日的风采：从事着未被异化的劳动、有知识懂文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电影的开头处有一场戏，是陈桂林的乐队为丧事演奏，一开始选择的音乐是《三套车》，后来葬礼的主办人说《三套车》太沉重，要求乐队换一个喜庆一点的曲子，乐队中的一个成员解释道，《三套车》的沉重正好符合丧事的氛围，但主办人依旧坚持要换音乐，于是乐队就开始演奏《步步高》。

这场戏或许隐喻着产业工人阶级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隐退，逐渐被历史遗忘、埋葬的过程。

在金钱主导的逻辑中，产业工人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自主性。

导演叙事的乐观体现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哀伤之中，当观众沉浸于《三套车》悲哀的情绪中时，把哀歌换成了喜乐，整个影片的氛围一下子明亮起来，暗示着陈桂林这样一批产业工人面对生活依旧乐观。

陈桂林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四处借钱买琴碰了壁，于是组织自己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准备一起去学校偷钢琴。

偷钢琴之前的动员方式是大家在一起吃饭，陈桂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咱们今儿喝完以后，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

”“动员大会”之后，一桌人开着卡车准备偷琴，一路上还都唱着欢快的歌曲。

这些片段中依稀可见往昔产业工人们无所畏惧、慷慨激扬的精神面貌。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偷琴未遂，一桌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

这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非常诗意，公安审讯的一段并没有展现，替换成了在黑暗中，一道光束照耀着陈桂林和一架钢琴，陈桂林独自演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光束下雪花纷纷扬扬。

一曲奏罢，镜头切回到公安局，校方决定不追究责任。

如果导演的设置是让陈桂林坐牢，女儿因此跟随母亲，恐怕会赚取许多同情与眼泪，可见，同情与眼泪并非导演的意图。

剧情继续发展，陈桂林决定自己做一把琴。

在陈桂林决定做琴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一段叙述中，电影的展现了昔日产业工人的文化涵养，也为做钢琴的可行性做了铺垫：在陈桂林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有工人图书馆，他在里面找到一本俄文图书《钢琴制造》；以前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称“汪工”，是一个留苏回国的工程师；与陈桂林关系甚好的女工人淑娴，会弹钢琴，懂俄文，喜欢唱俄语歌曲。

导演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形象，“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经这些都不是一句空话。

陈桂林又一次动员起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做一台钢琴，由于找不到好的木材做钢琴，加上他们以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对钢比较熟悉，因此，陈桂林决定做一台“钢的钢琴”。

汪工负责设计师，陈桂林和朋友们各司其职，重新干起了自己熟悉的手艺活儿，电焊、油漆、机床、吊车。

就在工作顺利展开的过程中，发生了2件事情。

其一，是工厂的2跟烟囱面临定向爆破的命运，许多工厂老工人联名上书希望保留烟囱。

汪工为了保留烟囱，动足了脑筋，想出了数十种烟囱的改造法，改造成长颈鹿或火箭模样的雕塑、改造成蹦极台、在烟囱上面种绿化，等等。

最终，烟囱依然没有保留。

爆破那天，工厂昔日的职工都去“见烟囱最后一面”，陈桂林再那里分发香烟，场面的感觉十分悲壮。

烟囱的不复存在，意寓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批产业工人都是亲历者。

第二件事是导演借着陈桂林妻子小菊的口，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跟你。

”是的，陈桂林似乎也明白，钢琴不过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表征，在女儿的眼中，谁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就跟谁，钢琴可以造，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陈桂林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同时回到车间里对大伙儿说：“钢琴不做了”。

导演可以选择把故事说到这里为止，女儿小元从此跟着妈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但故事还在继续，最动人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

最终陈桂林决定将做钢琴的工作进行到底。

钢琴造出来了，在热烈的西班牙歌舞《斗牛》的演出中，做完的“钢的钢琴”被缓缓推出。

歌舞营造出来的狂欢氛围，意寓着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在知道了自己时代的终结和小元的离去后，大伙儿再次团结起来的向心力完全是非功利性质的，在做钢琴的过程中，大家富有激情地挥洒着汗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集体劳动的快乐。

二《钢的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纪录。

在如今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类似《钢的琴》这样表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电影非常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大都被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所垄断与遮蔽。

不可否认的是，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面貌是一项异常艰难、太过繁重的工作。

新时期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

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逐步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因之出现了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浪潮；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尽管要创造有效的影像表述困难重重，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电影和导演们回避和拒绝表述的一种借口。

一方面，占有更多市场资源的导演们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创造出许多天马行空的“传奇”和“神话”，并且振振有词地辩护说：生活已经太辛苦，观众需要的是带来快乐的电影。

另一方面，现如今的中国的影产业，由于偏颇的制度设计和有失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因为资金或者题材的原因，无法顺利地进入体系中：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且莫说影片审查制度带来的禁锢以及难产的电影分级制度，单是放映制度方面就存在些许不合理。

放映制度中规定了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才能进入院线系统，换言之，许多用DV机、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公开放映。

这对于投资不够无法使用昂贵拍摄器材的剧组，以及坚持粗糙画质风格的导演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当下电影放映的操作模式当中存在某种“法西斯性”。

这种“法西斯性”是资本与行政权力“合谋”的结果。

院线的放映场次是有限的，放映时间分为黄金档与普通档，院线会给“名导演”的“商业大片”安排更多的场次，并安排在黄金档播出，对于类似《钢的琴》的电影，院线的预设就是此类电影没有观众，然后就安排在上午、下午等观众相对冷清的档期，场次也不多，整个放映周期短。

许多“小片”收不回制作成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商业大片”、“小成本制作”来命名电影成为了主流，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越来越成为讨论电影时必然出现的高频词汇。

媒体津津乐道地说着大片精致的画面和场景、逼真的电脑特技、强大的明星阵容、豪华的首映式、不间断炒作的花絮绯闻，自然还有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

此种市场引导有它非常可怕的一面，它将电影承担的文化功能导向休闲和娱乐。

在这样的文化功能逻辑下，力求真实的纪录、严肃的思考和探讨、厚重的历史感，将在何处安放？

此种将文艺导向娱乐与休闲的立场，是无知，抑或居心叵测？

三社会学家沈原在他的书中写道：“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

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其实同样的困境在文艺中也存在。

文艺究竟应该表现什么？

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可能是一个尝试，一种努力。

至少，它严肃地干预社会，它拒绝用“他者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它愿意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给我们展现了一段至今没有论断却被回避讨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在日后的改革中究竟谁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文艺的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社会和生活的想象。

当许多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追问，你要去的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走到了今天。

“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

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

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

” 我们太需要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而在这种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文艺不能怯懦地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