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嗣同或许“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二句更为世人所熟悉，然而这版本是康有为改的。

不错，改后全诗霸气外露，豪迈千云，符合就义之气节。

然而原诗叙述口吻更为客观，是时代的缩影，是清末民初“大人物”们的缩影。

而《走向共和》将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明争暗战有血有肉的陈列出来，不失为历史普及的好材料。

从而使人好好品味那些早已熟知却不甚了解的人物。

康有为：既然从谭嗣同的诗开始，那不妨先看看其师康有为。

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坏他的坟墓，说他是 “古今第一大保皇派”。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呢？

仔细了解发现，他当然配不上“古今”二字。

然而说他是民国第一大保皇派，却是错不大多的。

当年康有为联合张勋拥戴溥仪复辟，连摄政王载丰的积极性都不如他。

张勋就更不用说了，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康有为戊戌后流亡海外搞“保皇派”，处处为难孙中山。

每天叩拜光绪所赐的衣服，训梁启超忘恩负义。

后代历史学家研究他和他的弟子很难，因为他总是隐瞒事实，鼓吹自派学说。

但我幼时所知的康有为，是怀着进步思想的，是清朝改革派，是为变法鞠躬尽瘁的伟人。

怎么会这样？

四个字：其人迂腐。

这种迂腐，杨度也有。

用袁世凯的评价：康有为书生气过重，过于纸上谈兵，不办实业。

说白了，康有为是一个满脑子被君宪理想占据的人，这是他人生的全部。

只要有机会，就不会管任何局势，实力，缓急去大刀阔斧的实现理想，是个死脑筋。

自觉有理在手，恃才傲物，听不进良言。

因此，他的想法虽然是好的，却怎么也不能实现。

这不得不说是专制主义的毒害，忠皇之心太过于根深蒂固，科举制度下的书生是改变不了的。

梁启超：那为什么梁启超就改了呢？

为什么辛亥革命一成，他就回国赞成共和，不搞君宪了呢？

难道他不记得谭嗣同就义前要他坚持这理想了，抑或他的学生徐锡麟转投共和打动他了？

不是。

用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卓如，你老师不如你睿见，你迟早该自立门户”。

这说的意思是，梁启超会顺应时代潮流。

康有为参加过3次科举，连末代状元张謇都说南海先生才是真大才。

但监考司徐桐认得出康有为的卷子，总以其主张过于狂放为由，不让中举。

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得光绪召见，这种知遇之恩从此为康有为悲剧的人生打下基调。

但梁启超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康有为的君宪思想，未受科举毒害。

以谋求万民幸福为任，对国体的立场并不坚定。

他没有和清皇直接接触，所以不会犯历史错误，顺应潮流。

袁世凯称帝时想找梁启超做君宪顾问，张勋复辟时想拉拢他，他断然拒绝，正是如此。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李鸿章劝他自立门户确实为后世做了好事的。

像后来梁启超组建进步党，帮蔡锷离京等等。

如果没有梁启超斡旋，还真不知胃口大的袁世凯会把民初的政治体系毁成什么样。

慈禧：慈禧自己说：“我这个人，最要面子”。

这大概就是她整体的写照了。

简单说来，就是要让自己过的舒舒坦坦，有头有脸。

她要的手下，最看重忠心，其他次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奕匡贪财的程度在清朝恐怕仅次于和珅，可她就凭他忠心，让他坐到了军机首辅。

而瞿鸿机清廉爱民，慈禧一听人家说他有自己的小揪揪，马上革职回籍。

慈禧做事最爱争。

恭亲王奕昕朝政上争不过她，最后直接出家了。

后来李鸿章找奕昕说，这太后怎么就管她寿辰，不理北洋备战甲午了呢，我要不要争争？

奕昕说，这个嫂子阿，我最了解了，千万别和她争，服从就是了。

也就是说只要属下摆出一副万事都是为了服从和孝敬太后的样子，那具体这是个什么事，根本无所谓。

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一句：太后之事无小事，哄得慈禧心花怒放。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不给北洋水师钱买炮弹，却拿这笔钱去修葺（仅仅是为了修葺就花六十万两银）颐和园。

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开始赞同变法还政光绪，后面又追杀戊戌六君子。

还有她向来谨慎，但一看外国支持光绪不支持她就向十一个国家宣战导致辛丑之变了。

另外开始恩宠岑春煊后又怕其为康党革职查办也是因为她性格上问题。

用她在戊戌政变后说的话，我就是担心谁不让我过舒服日子，要是真这样，我决不放过他。

一志金钗就几万两黄金的太后，恐怕是清朝第一人。

但她又不全是负面的。

以上这些历史错误，是因为她一些传统的女性思想作祟，过于保守和爱面子。

然而她的政治觉悟却很高。

她甲午之后不罢免李鸿章，后来力保袁世凯实施庚子新政，都是因为她明白谁是能帮助清朝延续统治的。

在她当权的时代，她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训练了一班绝对服从的奴才，力保政策的执行力和国家的统一，对人的体察细致入微。

如此，她又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了。

总而言之，慈禧是并不比道光，咸丰们差多少，但她总也不开明，走不出个人观念狭小之限，以致于耽误了很多事。

除了上面那些以外，还有就是没有为国家培育多少栋梁之才，把皇亲国戚宠坏了，间接覆灭了清朝。

光绪：通识历史教育中的戊戌变法容易培养学生片面同情光绪而憎恶慈禧。

然而，一个人总是多面的，而历史的偶然总是脱离不了背后的必然。

慈禧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此前提到，是因其自身性格观念所致。

而光绪的失败，自然事出有因。

除了无实权军权之说外，我觉得还有如下些原因。

首先不妨看看，光绪帝载载湉是个什么样的人。

咸丰皇帝死时没有儿子，慈禧把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过继过来做太子，是为光绪。

奕譞体弱有病，代朝廷检阅北洋水师后吟诗一首，结果被慈禧怀疑不忠，说了两句吓死了，胆子就这么点大。

这样看来，他儿子光绪不屈于慈禧的权威才怪。

再者，光绪过于操切，变法一开始就裁撤六部，废军机大臣，让杨深秀刘光第这些六品以下完全没有权势和人脉的人直接处理奏折，必然引起官变。

这么没头脑的决策只能说明光绪和康有为一样，只有热情抱负，不管实情局势，没有政治觉悟太天真。

还有个小原因，就是翁同龢提前下野。

由于奕昕突然病死，走之前说翁同龢不忠，导致慈禧下定决心将他革职。

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都在外地，朝堂上无人与刚毅徐桐对抗。

康有为是翁同龢介绍给光绪的，如果变法时他仍是军机大臣，变法时间或许不会这么短。

另外，光绪被毒死也是因为他太天真的缘故，公开表现出一副和慈禧袁世凯耗时间的样子，于是非慈禧所能容了。

载丰：其实清朝的灭亡，载丰“功”不可没。

光绪无后，慈禧便生了立溥仪为继之心。

但溥仪太小，所以他便擢拔载丰为军机大臣让他先行历练。

可是他做的事基本就是和袁世凯作对。

这种只看私人恩怨不顾国家大局的举动只能用娇气来形容。

结果知道慈禧死，载丰也没学出什么经世治国的本领。

他将所有要职都给皇亲国戚担任，最后完全腐化了清廷。

在兵权上又没斗过袁世凯，遇乱世没有变通的能力，只得被赶下台了。

后来孙中山到访载丰，觉得他在清廷逊位的事上做出了贡献，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李鸿章：曾国藩给李鸿章的遗言是，凡事退三步。

这是曾知道李鸿章不喜归隐，操心诸多。

甲午战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平生最敬重李鸿章，不光点名要李来马关签约，后来还钻研梁启超所写的李鸿章传。

再后来，载泽端方的五大臣到日本考察宪政，伊藤博文公开批评清朝没有给李鸿章发挥的余地。

从伊藤的表现我们得以窥斑见豹知李鸿章是清末难得的有才干和头脑的人，且政治手腕也不输张之洞等人。

然而他被迫背下了许多骂名，实属无奈。

这才干方面，众所周知，创立轮船招商局，培养清末第一官商盛宣怀，修铁路办铁厂，创建当时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

办洋务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

当年张之洞的汉阳铁厂面临破产，是李鸿章用官督商办救的。

所以张之洞虽然总想与李鸿章争，却又不得不服。

李鸿章担任内阁总署（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时，手腕很硬，外国人对他又恨又怕，他的继任者奕匡连他的十分之一也不及。

鄙人幼时见不平等条约的签字均有李鸿章在场，对他颇有偏见，现在想来，是不对的。

慈禧每每派遣李去谈判，自是信任李的能力，而且李鸿章确实能争回一些利益。

但每次都要去签不平等条约，任谁都不愿意，所以李鸿章这份为国分忧的心难能可贵。

他在马关被日本乱民一枪击中脸部，近70岁仍不退缩并以此减少战争赔款，让人钦佩。

所以，后来梁启超劝李鸿章不要去签辛丑条约，说以先生之才可以领导革命做民国总统，何必出此下下策遭后人唾骂。

但他回应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

他心底并不是不知清廷制度之腐，只是不想首鼠两端，打自己一巴掌。

后来奕匡在辛丑条约上迟迟下不了笔，李鸿章说：“这天下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你路还长，让我这七旬老人来写吧。

”在感人至深同时敲响了晚清缺少像李这样后继儒才的丧钟。

甲午中日战争，在我看来，必然是对清朝打击最大的一场。

洋人在晚清的眼中一直是外来势力，所以吃败仗只是无奈，过一会儿便好了伤疤忘了痛。

然而日本却是自古是中国的藩国，输了颜面何存。

所以这一仗乃是敲山震虎，让中国人痛到骨子里，间接催生了后面的各种革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倒要感谢日本这个催化剂了。

《走向共和》中对于甲午战败原因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从军心来看，北洋水师建立已久，官僚腐败，而提督丁汝昌软弱纵容。

日本新式海军受天皇感召，满脑子民族主义，来势汹汹。

从装备来看，日本吉野号战舰是新式的，航速比北洋最快的军舰还要快7节／每时。

话说这吉野号本是李鸿章订购的，岂知慈禧怕修颐和园的钱不够，不愿拨款，日本趁机出高价买去。

所以北洋战舰大而慢，日舰小而快。

从决策上来看，李鸿章下令死守威海卫，而光绪认为战不能退，士气不可泄，冒然出击，直接导致战败。

可笑的是，李鸿章竟然要承担全部责任，辞去直隶总督。

另外，古书兵法上所讲一鼓作气的策略我认为是纸上谈兵的。

装备，军力，地利，分兵，战点这些才是实的东西。

孙子兵法也没说一腔热血蛮干能嬴的，关键要巧。

翁同龢与瞿鸿机：洋务派之外的清朝朝臣，除了徐桐刚毅这般未开化的顽固保守派之外，就是翁和瞿这样懂古典政务自恃清高的大臣了。

徐桐和刚毅对洋人的那种视为怪物的观点最终也每让他们有善终。

鼓动义和团的下场就是被洋人逼死。

翁同龢与瞿鸿机有看点正是因为他们若放在别的朝代，则可视为为官清廉，大公无私的典范，可惜在清末民初的大环境下，只能落得悲哀的下场。

他们的共同点，则是心胸都很狭窄。

翁同龢在钱财上为难李鸿章，打小报告这些做法在他自己眼里认为是对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品行端正，骨子眼里看不起办洋务的大臣。

就像瞿鸿机与袁世凯作对，一开始不过是因为看不起袁世凯没有科举出身。

他们可以办政务上的事，却生怕科举等与自己相关的制度被否定，只因担心自己的名誉有损。

如此这般导致他们在政治改革上出于下风，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

而且更为天真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乱世中虽不至于有大作为，但为官端正清廉，可明哲保身。

然而慈禧却不看重这个。

一旦挑拨，慈禧就罢免他们。

归根到底他们在朝为官没有摸清统治者的脾气，这样再自恃清高反而容易招到统治者的厌恶的。

“杨翠喜”案斗不过袁世凯正在于瞿鸿机自恃有理，去不知程序上有讲究，最终被人反咬。

另外，瞿鸿机被其徒吴毓鼎参劾一案我倾向于是瞿自愿的。

事实上，就算吴不参劾，瞿被慈禧架空事实已在，被罢迟早，瞿不如做个顺手人情，送其徒一辈子荣华富贵为上策。

荣禄：荣禄这个人一直是不喜出头但心里有个样子的。

所以比起李鸿章，慈禧更喜欢他。

当年翁同龢一状让荣禄去凉州待了20年，他一声不吭，足见其忍耐力之好。

慈禧觉得亏待他，所以让他在甲午之后接了李鸿章的班。

他知道自己才干不如李中堂，所以一切保持原样，上朝议事也不发言。

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没有主见的。

他自知光绪大动根基的变法不可行，任刚毅和康有为在朝堂上吵而一言不发，其后在颐和园一跪就是两天，以看太后脸色。

后来他力保袁世凯，要求严惩刚毅许彤以平洋人之气，这些都看出他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很有见的的。

这种隐而不发的个性恐怕更为可怕。

戊戌变政里，荣禄悄然用兵，秘密操作，才使得慈禧在政变中大获全胜。

袁世凯：事实上，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培育，荣禄让袁世凯在天津大练新兵，以及二人后来联合推举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等等，在历史大潮下，是没有错误的。

一则袁世凯在办事上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二则晚清实在是缺乏一些又忠又厉害的人才。

李和荣禄都知道袁世凯是一只饿虎，所以临死前对袁的劝诫都是不要生出谋逆之心。

没想到后来果不出所料。

这样一个枭雄，从其人生的经历来看，没有什么亏的。

军机大臣，总统甚至皇帝，他都尝过。

从被人追杀寄人篱下到叱诧风云呼风唤雨，袁世凯学会了谨慎和自保。

只要能保住或上升自己的地位，他是不在乎政治立场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政治上可以犯罪，但不可以犯错。

” 这大概是他处事观的写照了。

他能从团练升到军机首脑，因为他知道和谁在一起能被统治者青睐。

他在戊戌变法中站对立场，也是出于他的政治嗅觉极高。

他善于把握别人的关键人物的喜好和弱点从而笼络别人，譬如奕匡和李莲英。

这使得他在慈禧晚期如鱼得水。

同时，他心机极深，诡计颇多，例如“杨翠喜案”中他抹杀证据的手段以及强调西式的传讯方法让载丰无功而返。

他心知慈禧死后，载丰必然发难，所以深植党羽，掌握实际兵权，却又在慈禧面前演一出移交兵权之戏。

间接导致了后来载丰被罢黜倒台。

我相信，任何一个与其同时代的官员都不会愿意与这种人为敌的。

瞿鸿机的下场就是明证。

在“宋教仁案”后毒死内务总理赵秉钧体现了袁世凯心狠手辣的一面，间接导致了段祺瑞和他的离心离德。

孙中山在法治的地区长大，政治手段是比不过在清廷的人治系统下打拼的袁世凯的。

袁世凯钻《临时约法》的空子，让大总统的职权接近皇帝就是他手段更为狡猾的例子。

袁世凯称帝一事是让他身败名裂。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受清廷政治系统的毒害。

袁世凯看了半辈子皇上的尊贵，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华盛顿，功劳比皇上还大些。

况且虽然他这个大总统权利无限，但做黄帝是他的心愿，使得他犯了政治错误。

其次，杨度也责无旁贷，这个死脑筋火上添油了一把。

再次，袁克定伪造的媒体体气氛也让袁世凯认为称帝的时机到了。

这个错误导致了袁世凯含恨而终。

当然，袁世凯的出现对于历史的推动是有正面贡献的。

除了最后的称帝，他确是审时度势之人。

庚子新政中力陈变法，坚决废黜科举的措施都与他看清世界局势有关。

而最后他虽位居首席大臣，却仍然不愚忠于清廷，也和他认为革命的大体趋势是不会熄灭的是分不开的。

所以作为一个政客，他的精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但对于民主的贡献，他的价值观还是受限，这确实是他个人的悲哀吧。

北洋幕僚：徐世昌：跟随袁世凯最久，对他最熟悉的莫过于徐世昌了。

与袁世凯最交心的也是他。

组建天津新军的阵容，在东三省为他安插势力，以及后来料理内阁事物，徐世昌都出了力。

徐世昌知道袁世凯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所以他总是很会躲乖退隐。

而袁世凯念在旧情，也从未把他怎么样。

辛亥之后力荐袁世凯出山，反对袁世凯称帝，都能看出他识得大体，是能辅佐君王的好文臣。

段祺瑞：在这一干直系军阀中，赵秉钧忠心，但不得不为“宋教仁案”赔上性命；张勋愚昧；冯国璋喜欢躲在暗处；曹琨鲁莽；段祺瑞则狡猾。

袁世凯民国以后重用的军人就是赵和段。

赵死后，段任陆军总长，掌握了军队的总指挥权。

在袁世凯手下，段祺瑞确是表现出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做打手。

但实际却利用袁的信任，培植了自己的死士。

等到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便可以站出来反对了。

最后毫不客气的要挟袁世凯交出陆军权，活活气死了袁世凯。

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最像他，但段祺瑞却背叛了他，这也是一种悲哀。

但段祺瑞总算是袁世凯的实际继承人，在府院之争中黎元洪兵力不如段，最终落败。

张勋不成气候，也必然被段祺瑞直接消灭了。

杨度：我不明白为何君宪派的人都容易变的书生气。

康有为如是，杨度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和孙中山说要公平竞争，大大方方的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最后直接导致了兴中会的壮大。

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但好胜心太强，所以一直不服孙中山的理论。

最终成了策动袁世凯称帝的引子。

他对政治上的交易操作，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但一听君宪，就一股脑干劲。

我们姑且把这个叫做瘾吧。

至于他后来又变换政治立场，大概也与他不服孙中山有关吧。

真是世外奇人。

孙文：最后在看看孙中山。

其实人们对他的了解很深入，他的伟大也无需赘述。

孙文首先是一个执著的人。

和君宪派的许多人一样，他对自己的主张矢志不渝。

这种思想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了还要二次革命。

知道民主为止。

但他早期直接陈书李鸿章，和康有为争论，却是没必要的。

因为上面两人的政治观与孙文明显不同。

除了很烈，孙文也很纯粹。

他心中的理想大于他对于权力的追求，这是很难得的。

这才使得他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加快了共和的进程。

但他这种纯粹使得他政治主张有余，政治手段不足，被非革命党人窃取许多革命果实。

他的刚烈，纯粹，以及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让民国不至于倒在摇篮里。

这也算是天数使然吧。

用毛主席的话就会是，孙文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东亚双雄版煮酒论英雄文/荞麦花开

《走向共和》剧13集，甲午败后，李鸿章奉旨赴日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后进晚辈身份作私人拜谒。

座间，伊藤问：“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

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伊藤又问：“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闻言，眯眼一笑，拄杖站起，踱步道：“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又道：“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

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应声而答：“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双目直视李鸿章，一字一句最后一问：“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按，此段日版青梅煮酒，文字几于全袭梁启超《李鸿章传》。

梁氏在全著最后一节，纵论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就包括剧集这里提到的霍光、诸葛亮、俾斯麦、伊藤博文这四位。

1.李鸿章与霍光。

梁著写曰：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

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

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

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

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

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荞麦按：剧中李鸿章只有一句话：“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梁卓如忍不住插话：“你们还是有相同点的——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

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一章 绪论”）^_^）我理解剧集主创之意，也就是梁著中这句“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霍光历事三朝，两主废立，权过人主，政由己出；李鸿章固为大清第一臣，但权位、威望，视诸霍光，无疑远逊。

霍光执朝廷之政柄，权在天下；李氏持北洋之重器，职限方隅。

此诚不可比者也。

但不得不指出，剧中李鸿章这句话，剧集的意图、希望借李之口表达的意思我明白，是霍光负责全局，李鸿章则国务院的家一天都没有当过；但，这个话，从字面上看，根本错误！

按汉代官制，西汉宰相制度以丞相、御史大夫为“二府”，丞相为宰相，御史大夫为副宰相。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虽实际握有中枢最高实权，但其官职性质，是“中朝官”，究其实，他并不是循名责实的“宰相”。

李鸿章则恰好相反，按明清两朝，名义上不设宰相，但朝野一般还是以大学士为宰相。

有清一代，大学士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实，无宰相之名。

唯有既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方为“真宰相”。

但中国人传统上总是尊崇名分，在宰相这个问题上，排班论位，那就是“名大于实”，大学士这个“虚相”排位子是要在军机大臣这个“实相”之前的。

（比如朝廷有重典，如皇帝领大臣贺拜太后万寿，左右两列，便是满、汉大学士分别领头。

）而且军机大臣不“入阁大拜”（拜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例不称相；拜大学士，即便不为军机，人称“某相”，仍可捋须颔首，泰然受之。

李鸿章甲午败后，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唯独还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大学士属于定编定额，这边不开缺，那边想递补都递补不进来；是以《走向共和》剧中有一细节，袁世凯看李鸿章失势，去改换门庭，拜翁同龢，别时口道“翁相”，翁同龢递了一句“我不是什么相”，袁氏心领神会，这是只有“光杆”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想用他袁世凯这把枪指向李鸿章，怎样去诱使其上套，自请开缺大学士，好使我有机会“顺位递补”，成为真正的“翁相”。

（按剧中表现翁同龢想当真“相”，简直如饥似渴^_^皇帝看了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两本书，叹了口气：“贤士在野啊。

”身后随侍的翁同龢马上接口：“宰相之过。

”话儿是这么一说，但你究其实还不是宰相啊——师傅是在提醒朕这一点吗？

）——所以我们看清代官制，翁同龢哪怕什么都有了，一天没有“入阁大拜”，一天便不能称之为“相”；相反，李鸿章什么都没了，但只要大学士的缺还没有开，他就还是稳当当的“宰相合肥”。

所以《走向共和》剧编剧毕竟历史功底成色不足，稍一需要见真功夫，就露了短漏了馅儿。

要表达“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这个意思，这句话不该这么说“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据上所析，正名定义，实则“霍光不是宰相。

我是”这话才对），可以这么说：“霍光是枢臣。

我不是。

”或者再加一句：“霍光掌全国政柄，我职任直隶方隅。

不可比。

”——这样所言副所意，岂不妥帖！

2.李鸿章与诸葛亮。

梁著写曰：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

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

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

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

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荞麦按：剧中伊藤博文这句话“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全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此论，竟是剿袭伊藤氏^_^？

剧中李鸿章自评“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亦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论定文忠，毕竟同于传主自论^_^！

剧中李鸿章自论“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自视所业，难于诸葛。

按此论不从梁著中出。

梁著对比李氏与诸葛，各有臧否：认为总体来看，论“后此用兵之成就”，李氏“远过”诸葛；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则是重点点了李氏的命门：宰相合肥！

盖鸿章之不能尽天下人之器用、不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者，正在其持身不正，多为聚敛，“以豪富闻于天下”。

剧集虚构此段伊藤与李氏对话，于文忠与武侯比较部分，独略去合肥之“豪富”不表，得无“选择性无视”之嫌乎？

为尊者讳，似亦过矣。

3.李鸿章与俾斯麦。

梁著写曰：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

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

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

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

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

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

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

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

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荞麦按：梁任公这段话可谓痛快！

诚如所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学问则“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智术则“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其胆力则“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

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所引文句皆梁氏《李鸿章传》中论李之语，是为“以梁释梁”^_^）——剧中李合肥则可谓“老脸自厚”，于伊藤氏“东方俾斯麦”之面谀，泰然安受：“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试问爵相，还有半句没说吧：“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4.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梁著写曰：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

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

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

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

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

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荞麦按：梁任公论“伊非李之匹也”，“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恐非仅此！

诚然，相较李氏，在全球并世政治人物中，伊藤为后进晚辈；但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

即如袁世凯，于李亦是后进晚辈，但梁启超评袁有语，“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

”——确乎如是。

朝鲜甲申政变，袁氏当机立断，先干事，后汇报，果断定乱。

迟至九天，待到李中堂北洋来钧谕，却不过“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态度十分消极。

可以说，没有袁世凯的胆勇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而坐等北洋消极退让之谕，朝鲜早已沦入日本掌中，清国宗主权丧失，恐甲午一战，得提前十年！

而在甲午清日战争中，李鸿章亦是处处退让被动，屡失先机，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写曰，“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反观袁世凯在朝鲜，甲申定乱，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相差无几，且敌方占了先手和地利，袁氏卒能“打逆风仗”，攻入王宫，打败日人，控制国王，镇安全局，其胆勇气魄，谋略智术，皆足惊人。

（刘忆江《袁世凯评传》写袁氏甲申定乱：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

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

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

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

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

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

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

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李鸿章暮年暮气已重，以一垂老怠懦之翁，与新锐之日本陆海军争胜于疆场，固有勉为其难者矣；由是，笔者有一大胆揣想，若甲午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袁世凯，陆军海军之编练皆严整，有新法，甲午战事亦由袁世凯为帅指挥，则鹿死谁手，或未可知？

虽然，历史焉有假设？

惟馀一叹。

上段文跑题了。

少壮可畏，安知袁慰庭不如李中堂；后生可畏，焉知伊藤氏不如李鸿章？

事实上，“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梁启超《李鸿章传》“外交家之李鸿章”），此则李氏不如伊藤氏者，正不止于梁任公所云不知“政治之本源”一事焉——外交上，李鸿章之不如伊藤博文，亦以夥矣！

除对朝鲜之外交，多落伊藤下风，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又堕伊藤彀中，约定日后朝鲜有事，中日共同派兵，“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于是“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梁著中写，“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吾人默察伊藤内心，恐亦未免无对李鸿章傲然自大之气之一句不动声色的默不作声：“咱们走着瞧。

”扮猪吃老虎，正是：鸷鸟之击，必匿其形；貌似谦恭，实为麻痹！

此正东亚双雄版陆逊破关公！

剧中伊藤博文问李鸿章：“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伊藤闻言，默然片时，仰天大笑，其状甚悦。

至于这笑的内容，恐怕后人也自有评测了！

荞麦花开写于成都2017年1月22日

曾经朋友问过我，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中最认可谁，我当时回答慈禧，她还挺疑惑为什么不是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统治时期为大唐辉煌盛世时期，谁当都能做的不错，慈禧当政时期为积贫积弱的危机时刻，太难当了。

但现在我的看法完全变了，评价一个统治者不应该只考虑外部环境艰难与否，还是应该具体去看她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

慈禧我自己看下来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没有担当，她既要牢牢握住最高权利，又不想背负历史的罪责。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把光绪和李鸿章推出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义和团和大臣们丢出去，作为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做了错误的决策还是无力阻止错误的决策都是一样的，逃避其实不改变任何问题。

第二个是她是现实评估有重大偏差。

主要体现在两点，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她却仍然坚持要高规格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认为她代表大清脸面，不风光别人就不会尊重我国，和那种认为“我挎了个名牌包别人就会尊重我”的虚荣想法本质上没有区别，实力才是博弈的最大筹码。

第二次鸦片战争，明知道打不过，却因为西洋人要求她还政而咽不下那口气非要宣战，美其名曰为历史的新仇旧恨而战，以至于全面战败。

她总把个人荣辱等同于国家荣辱，但事实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清朝的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如此不分，到底是制度性问题还是历史理解偏差。

从慈禧角度出发，这个观点当然是合理的，这有助于为她以公谋私提供合法性正当性，但这是极需要警惕的很危险的观念。

当然我也不认为那段历史的侮辱是她一人的责任，这是另外一码事。

李鸿章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但史实知道和电视剧细节演出来给人的冲击力差异还是太大了。

看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觉得他好难啊，想要干点儿实事怎么那么难，大环境国家预算有限，年年赤字，争取军费很艰难；双头领导，慈禧和光绪都要搞定，沟通成本高，效率低；领导一意孤行，有限的预算非要用到修颐和园；同朝官员各种互相牵制斗争；外国列强时刻关注，伺机侵略。

看电视剧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真的好累啊，干脆放弃了算了，但他没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各种勉励坚持，然后我想每一个做大事的人应该都具备这种品质吧，无论多艰难，他们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有很多烦恼的地方，唯独放弃不在自己的选项里。

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前，李鸿章各种办法筹措军费需要购买炮弹更新设备，但预算一降再降也没能到位。

居安思危是一种很难获得的能力吧，慈禧和大臣们都会觉得眼下又不打仗，不如先把日子过舒服，军事嘛就先拖一拖，等有钱了就给你，也担心李鸿章掌握的权利过大。

但钱代表的就是资源分配，资源总是有限的，每时每刻都是稀缺的，顾全一方就必然要有其他方面的牺牲。

看剧的时候因为开了上帝视角，就会很生气，你们怎么这么天真这么无能，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但事实呢，打仗的时候你北洋舰队必须冲锋，没有武器也得上，仗打输了，北洋舰队全员包括负责人李鸿章本人都是第一批需要负责的人。

慈禧和其他大臣不会因此反思早知道不修园子了，早知道把钱都拨给军队了，早知道听李鸿章的建议只守不攻了。

都不会，他们只会责怪你让我大清倾力打造的舰队付之一炬，你无能才没能打赢。

毕竟甩锅是历史传统。

那么，最后到底是让谁好看了？

让北洋舰队全体士兵好看了，让李鸿章好看了，让百姓好看了，慈禧和光绪也好看了，那些大臣第二次最后也好看了，但那又如何了？

当大家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没有他法，只能尽力说服领导做对的事，尽力平衡同僚利益可以共同促成对的事，意气的去证明你错了吧，I told you，没有任何意义，后果都是大家一起承受。

电视剧里详细描述了两次丧权辱国的谈判过程，感悟各不相同。

第一次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作为清国代表去日本进行停战协议谈判。

然后日本的狂热爱国主义公然在大家上对他进行了枪击，没致命但重伤。

然后李鸿章在日本首相及王公探访时，就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有心理准备，我来之前大家告诉我不要来日本，日本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不一样，是很奇怪的。

俄国皇太子四年前不也是在日本遭到暗杀。

但是英法美告诉我，日本现在已经进化为现代化国家了，不会再那么野蛮了。

现在看来，大家还是不够了解日本啊。

”那个刺杀者以爱国之心做出的自我牺牲奉献之举，其实是在给这个国家形象抹黑，虽然他也受死了，但代价也得国家付。

当然站在我国立场上马关条约依然极度屈辱，但这是甲午战败以及东北不停失守导致的。

最后签署的条件比原本日本可以谈到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了，少了一万亿两白银的赔款，山东也未在主权上让渡，因为日本担心因为此事，其他列强各国会介入谈判，故而需要迅速谈定做出让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也是一样，义和团成员当街杀害德国驻华大使，后果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李鸿章的那段谈判让我热血沸腾，让我见识到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政治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味自我抬高没用，一味妥协也没用，谈判的核心还是要基于事实，摸准敌我底线和核心诉求。

他先是让联军统帅介绍各国将领，不卑不亢，然后介绍期间三两句模糊点出俄国日本来找我国私下有商谈，细节一律不给机会，各国心里一定会犯嘀咕，他们之间利益如何分配也是需要争夺的。

然后开始谈判，首先承认现实，西方大获全胜，我方军事实力相差甚远，理论上西方可以为所欲为，对方就不会认为你接下来的话只是在逞口舌之快。

然后告诉你们瓜分中国可以，但你们绝对守不住，四亿中国人都会奋起反抗，大家也不得安宁，然后拿出少有的娘子关胜仗举例，深入内陆联军一定会深陷其中讨不到好处。

赔款十亿不是我方不愿意付，但逼到绝境的话，我国经济全面崩溃，你们一分钱都没办法拿到。

最后明确提出诉求，慈禧不能杀，赔款我赔不起你们可以自行调整，但一定以我可承受为主，最后地不能分。

提完就走，多争辩无意义。

最后，联军考虑到实际情况：和美洲等国不同，中国人口众多且聪明，又一直是统一国家，要么放过慈禧勉强维持一个稳定政权，要么弄成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状态，还是前者更符合各国经济利益，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他们无力全面殖民。

赔款也按照人均一两降到4.5亿，接受把锅甩给义和团和“奸臣”身上。

谈判当然非常精彩,但核心还是对大局看的足够清楚，敌我各自的痛点在哪里。

然而，支撑晚清最重要的大功臣李鸿章却承担了百余年的骂名，因为他签署了马关条约，他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世界就是这么讽刺。

梁启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议和前，去找李鸿章的一段谈话也很有意思。

大家在不同位置，但彼此却都很尊重，可以敞开了聊，非常君子，只是各自政治主张不同罢了，非个人恩怨。

梁启超说如今有上中下三策，上策，率兵北上除掉保守派，完成君主立宪（康梁维新派）；中策，联合孙中山等革命势力推翻清政府，李鸿章做总统；下策，继续代表清政府议和，勉力维持清政府统治。

李鸿章自然是选下策，在他眼里这是他的忠诚，他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我其实也是蛮认同的，从历史进程来说，李鸿章自己应该也清楚这不能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统治力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他是清朝大臣，他不能“谋反”，他只能促进改革。

人与人的身份和背景是不同的，所以有些事只能有些人来做。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滚滚向前的吧。

纵观这几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不知道西洋科技已经如此进步，战败后努力改革。

但保守力量依然强大，康梁维新变法，看起来似乎是改革派过于激进导致变法失败，但我理解，冒进的问题固然是存在的，但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双头领导，太后希望光绪能扛起国之大事，用新领导去推进改革，但她又无法真的放弃权利，一个国家要做大的变革，势力斗争必然不会是和平的，一定会很惨烈，但她又无法坐视这种惨烈，那就只能功亏一篑了。

其实我不认为慈禧是保守派，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支持改革的，无论是重用李鸿章还是让光绪来主导维新，都是在默许改革。

但她又是矛盾的，他不希望步子迈得过快，也不能忍受权力失控。

光绪励精图治的决心是有的，也没有慈禧那么重的人情负担（和大臣王爷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但他缺乏政治经验，有点心急走极端。

但我觉得无论是慈禧亲自主导维新步子慢一点，还是光绪一人主导维新碰点壁都比双头领导要好。

甲午战争不自量力，不客观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只一味瞧不起日本小国，受不了挑衅冒犯，就擅自出海迎战，太幼稚。

但这种幼稚还可以理解，毕竟中日还有得打。

但义和团逞匹夫之勇，杀掉德国公使，慈禧反而借助义和团去和联军打，就是天真了。

两次战争前动员都无比正义，可歌可泣，但是仅凭着爱国之心卫国之志是没有用的，只有再文学作品中才可能仅凭这些逆风翻盘。

这些精神当然值得歌颂，但现实中力量对比才是最重要的，看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打的时候真的太痛心了，比看任何其他惨烈的战争还要心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散兵拿着落后的冷兵器去和手持枪炮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打仗，这根本不是战争，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只能叫屠杀。

逞口舌之快，还一时屈辱都没有意义，只有发展自己变得强大了才有真正的尊严。

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慈禧被迫远避西安，真的痛了，所以回来之后下定决心要革新。

一个人可能不是真的痛，是很难走出当前的舒适圈的。

慈禧回銮两年后，第一次前往天津视察革新成果，对变革的速度和成果都很不满。

从戊戌变法到巡视天津这时少说也有4年，而康梁变法总共也就103天，如果当时光绪和康有为不那么急迫，能够更循序渐进一些，会不会接下来的100多年就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路线。

当然，从孙中山的理论来说，无论如何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保皇改革路线最终也会失败，因为革命和保皇必然是冲突的，革命动员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指导思想不自洽，二者必须择一，革命必须要彻底。

袁世凯虽然投机分子，但确实还挺有能力。

可是越看到后面确实越觉得只有革命才可以，主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迫于外界的改革才可能推进。

慈禧的改革必须在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损才愿意，比如光绪的维新一开始是支持的，但发现光绪不用他的了，就不允许了。

立宪必须要做，那预备期就12年，不管身后事。

袁世凯是改革派，但光绪恨他，所以绝不能让光绪上，哪怕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维新改革的各种势力阻扰每一桩每一件摆在面前都好难，身边的太监、庭前的大臣、天下的科举考生，每一个时代向前都要牺牲一大批人，一个没有情感纠葛的新的领导群体还好办一些，至少少了情感牵扯。

慈禧离去之后，建立的内阁，皇族占主导，所以民众失望。

所以好多看似某个事件偶然造成了历史的转折，但纠其本质还是挺必然的。

如果慈禧没有活那么久，光绪的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吗大概率也不会，因为他无实权，很可能根本控制不住局面，可能更早就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孙中山之所以像袁世凯妥协，也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够。

袁世凯之所以无法统治，是因为他没有清晰的统治理念只会办事，不能给人民希望。

他只适合二把手，不适合一把手。

杨度对孙中山的一番评价真的精彩，袁世凯看不懂孙文，不认为他有改朝换代的实力。

杨度说他起义了十次全失败了但他就是一直坚持，为什么那么多能人强人愿意跟着他干，因为他没有私心一心为公，心里大大的一个诚字，所以很多人追随。

袁世凯不能理解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他笑称一回国就就任临时大总统就不能说他没私心。

杨度反问说曹操完全有称帝的实力却不称帝是私心还是公心？

是私心，因为他害怕背负篡位的骂名。

但是孙文却不，他一心想要实现共和的理想，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抓住不会放弃，其他的都不在他的考虑，这是为公，可以说他没实力也可以说不合时宜，但不能说他有私心。

这段话和我前面对慈禧的感觉很像，她这一生都是不肯放权却又害怕背负骂名。

看完走向共和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的统治会不稳固，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完全是在顺应国际去专制向民主的潮流，不像其他的朝代更迭都是通过艰苦的战斗才换来的，中华民国更多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胜利。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体制机制是一群率先开化的革命先行者和有志之士用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方式创设出来的，完全没有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那时的民众和官吏普遍都没有觉醒，一下子用最彻底的民主方式去统治势必会非常的脆弱。

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全盘学习美国，所以才会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等一系列曲折，一个国家要改变总不会一蹴而就。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处理真的很值得深思。

宋教仁刺杀案直接指向是赵秉钧，但赵秉钧到底是袁世凯指使的，还是真的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这个不好下结论。

但无论如何，当大家开始要调查赵秉钧的时候，袁世凯表面上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把赵秉钧的职务解除了，并且让这些议员们放心大胆的去调查赵秉钧，但背地里呢？

他非常不愿意他去接受调查，因为怕扯出很多其他的以前的历史的问题。

所以，就让他死掉了，这个其实真的还蛮恐怖的。

赵秉钧去找袁世凯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他还以为袁世凯真的要保他让他先去做直隶总督躲一阵儿之后再回来。

结果没有想到，那就是末路啊，对方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你了。

这种例子在今天这个社会可能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经常看到在查重大的贪腐案之类的，突然那个人就自杀了。

要么是真的自杀，保全家人，要么就是被迫自杀。

必须让线断到他那里，不能牵涉到更高层面的人。

所以假如真的遇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清醒的判断，要站在更高那个层面的人的角度去判断，他到底留你还是杀你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保全自己了。

在我国整个共和实验的阶段中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都很有意思。

曾经在清政府里面袁世凯是改革派，但是到了真正的共和的阶段，他反而成了保守派。

当然袁世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没有什么所谓的理想，他一开始走向共和也是因为那是大势所趋，但是真正到共和他发现他身为大总统却没有什么实权的时候，他对这个制度就产生特别大的怀疑。

权力有很多种体现啊，除了个人意志没有办法得到贯彻以外，确实是你想为国家半点事儿，也办不成。

他的心态在整个过程中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化的，执政越来越寸步难行，每一天都在制衡和讨论，实事儿却没办成什么，就越来越觉得共和这个制度不好玩了。

袁世凯说的一句话很对“民主，我也渴望民主，但民主是个过程，总要先集中力量建设，把国家富强起来，这个国家积重难返，最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民主，而是保守的民主。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很有意思，袁世凯称帝前也犹豫再三，他也很怕，身边的人分为两派，以杨度和袁世凯的儿子为主的一派主张君宪制，以梁启超徐世昌为主的支持不改变政体。

杨度一直以来都主张君宪，君宪有好的地方，但前提是君主没有变更，比如大清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变革成为无实权的君主可以，这有利于政权交替的稳定性，和袁世凯推翻了清廷又自己称帝虽然都是君宪，但本质已经截然不同。

梁启超曾经也是君宪制的倡议人，但他清醒的认识到国体不可频繁变更，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儿戏似的随意更改。

一开始如果是帝制专政进步到君宪，这是进步，但一开始无论基于什么考虑走上了共和，这时再退回君宪就成了退步。

这个关键点袁世凯和杨度忽略了。

此时袁世凯只愿意听他想听的。

国力孱弱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选择外国列强的表态很重要，袁世凯的儿子每天给他送假报纸，全是列强赞成中国实现君宪的报道。

可以说是他儿子出于私心想要蒙骗袁世凯进而获得君宪制下继承权利的资格。

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小心求证各国态度，就轻率的相信了几分假报纸，这似乎很不可思议。

这是人性中很值得反思的一面，我们都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观点的正反面都有支持的理由和证据，如果只选择性的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消息会造成严重的信息确认偏误，想要提高理性决策能力那就必须要抛弃主观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各种讯息和观点。

袁世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称帝，虽然他最后放弃了帝制可国家已经乱了刹不住车了。

想来也可笑，集权人治的反噬谁也躲不过，袁世凯军政大权于一身，逼退了清朝，段祺瑞黎元洪也逼的袁世凯一病不起。

袁世凯死前有一句话说的对“如果他都掌控不住这个国家，那就没人可以掌控了。

”，袁世凯退位后，的确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

袁世凯如果没有走称帝这一步，历史对他的评价应该会正面很多，他干了很多实事，和平的从帝制过渡到共和他也功不可没。

然而就这一步，他就从推动历史变为历史的倒退了，功再也没办法抵过。

孙中山这边的心态变化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捍卫自己共和的理想，但客观来说，孙中山他还是把自己和其他所有的领导人进行了一些区分。

他自己在临时政府里面实行的是总统内阁制，总统的权力很大，但是当他要把总统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就成了内阁负责制，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极大的约束。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建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民国这就是绝对的第一大党，竞选局面是即将在议会里面占绝大多数。

而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党魁，他理所当然可以控制或者是施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制度下，其实孙中山可能才是最核心的权力掌控者，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可能他才愿意让袁世凯去做这个总统，他不去竞选总统。

表面上看似大公无私，但实际上还是牢牢的把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上，并非我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孙中山，但袁世凯一定会怎么想。

所以在这一步的博弈后袁世凯就彻底的不信任国民党和孙文了。

在宋教仁刺杀案之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但孙中山他自己本身确实不擅长于军事也没有什么军事力量，没有办法跟北洋抗衡。

除此以外，国民党的党员所担任总督的那15个省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他的起义，所以孙中山感到非常气愤，他作为一个党魁，却无法对他党的党员施加足够大的影响力，孙中山认为这是造成二次革命失败的核心原因。

所以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修改党章的时候和黄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因为孙中山意识到了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是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他甚至希望把效忠孙中山写进党章里，也因此和黄兴等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爆发了剧烈的冲突。

这个心态的变化就很有意思了，我不认为说，孙中山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贪恋权力的人，我不想这样去揣度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会认为我如果来集权是不危险的，因为我本身不眷恋权利，我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共和，和袁世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所谓共和的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就是不要赋予任何一个个人过大的权利，要有一整套机制去制约。

所以走到这里的时候，孙中山的政治理念的主张和他的行为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逻辑不自洽的地方了，因此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根本的区别吧。

当后来国民党的统治也开始出现腐败，几大家族开始垄断经济又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道德优势丧失的同时也没有过硬的统治实力，共产党后来取而代之也就不会很意外了。

当然共产党的成立和成长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大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再也不是独立演化的了，是融入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大争斗之中的。

我党可能在一开始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什么逻辑不自洽的地方。

他没有举着共和的大旗，在当时我们的国民没有养成民权思维，最起码的文化素养都不具备。

并且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集权统治上千年，环境又特别复杂，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如果不集权的话一定会乱。

但同时又一定不能是封建的帝制的那种集权，我们依然要民主，我们要制衡权力，所以我们就选择党内制衡，选择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没有唯一的统治者，也不能传递权利，但同时我们又是一党执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会沦为空谈主义。

看了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种种矛盾，我觉得我非常理解民主集中制就是最适合我们的，而不是要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你又想专权，或者真的完成了共和，但是又没有办法维持国家的稳定或者没办法真正推动国家的硬实力进步。

在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曲折前进是必然的。

我党能稳定统治这么久，是找到了博弈的最佳结合点，不完美，但民主集中制确实是现阶段最适合我国的统治模式了，我以前只是学了也记了，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现在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并敬佩。

慈禧太后向列国宣战——吕中老师在《走向共和》中表演赏析文/荞麦花开题前：正餐上桌前，先来一碟开胃小菜。

世人皆知陈寅恪记忆力惊人，他在一次上课时，脱口而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19字（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一书p5-6：多少年来，人们往往被寅恪先生的记忆力所震惊，甚至传为奇人奇事。

我也有同感。

大学时代听讲《长恨歌》，到释“温泉水滑洗凝脂”一句，他连带提到清故宫武英殿之浴室，一口气就念出了西太后那长达19个字的谥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如数家珍，令人瞠目结舌。

）——慈禧太后谥号之长，为历代皇后之最，陈寅恪竟一口道出，关键是这还不是背诵十三经、前四史中的经典段落，属于所谓不需要占用有限大脑库存的“无用”文史冷知识，着实把听讲者镇住了。

——这件轶事内里深处或暗透此一消息：对于如寅恪先生这样的前清遗少遗老们而言，大清孝钦显皇后是相当令人肃然的一个存在。

这位实操大清帝国末造甚或整个中华传统帝制时代末期最高权柄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女性，到底有何魅力？

大陆科班演员远胜于港台演员之一大独门绝技，是当众大段台词戏，笔者时常回看摩挲譬如唐国强诸葛舌战群儒、骂王朗、斩马谡（《三国演义》），陈道明康熙乾清宫怒斥群臣、八达岭颁旨永不筑长城、千叟宴敬酒（《康熙王朝》），焦晃康熙承德戒得居怒斥众阿哥（《雍正王朝》），王冰李鸿章威海卫怒斥北洋众将（《走向共和》，配音为吴俊全）……这些经典桥段。

个人窄目所及，女演员演历史剧唯一能与上述“须眉”抗衡——甚或精采过之者，舍吕中老师其谁？

《走向共和》（68集海外版）25集慈禧向列国开战一场大段台词戏，在我心中是历史剧中最霸气无敌的存在啊，看了各种热血沸腾，第一次赶脚老佛爷个人魅力爆棚，其振作士气（煽动人心^_^）的功力与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某某必可一战……这里是谈戏的精彩，慈禧此举是一时嘴炮痛快祸国误民神马的就不多及了。

（按：细绎史实，历史上慈禧并无向列国宣战之实。

这个放最后分剖。

）按《走向共和》里演来，慈禧对与列国开战其实是颇有顾虑的，哪怕在事先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棍表演之后，她还是内心清楚这些都只是把戏，跟列强能不打尽量不要打。

但列强粗暴地竟去践踏老佛爷的心理禁忌——逼其归政皇帝。

这无疑是捋虎须批龙鳞了。

但见慈禧拿着放大镜看“洋人发来的照会”，面容无波；应该是看到列强逼其归政皇帝之语，抬眼，凝思，“哼！

”；剧集特写镜头——手中的放大镜颤抖（这种特写镜头是摄影出身的导演张黎的强项，《大明王朝1566》中也多用）；“啪”地合上外国照会红漆封皮，手中放大镜子扔在封皮上；一众臣子感到风暴前雷霆前的可怕窒息，胆颤默立，太后却只是利落简单丹田蹦出两个词六个字：“敲钟，叫大起儿！

”——吕中的表演是有收有放，有抑有扬，大抵慈禧平常之态为内敛平稳，故而偶露雷霆之威才更为慑人；这一点，“飘风骤雨不可久长”、一味只有高亢的斯琴高娃似乎就逊色一筹。

“叫大起儿”是清廷“土话”，召集四品以上官员朝会为“叫大起儿”。

剧里演来，但见数百官员顶戴补服色色鲜亮站得黑压压宫内殿外都是，张黎的摄影是一列列扫过去，那个壮观啊。

《左传》：“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更何况是“攘十一戎”，召集在京所有中央委员召开七千人大会，实属题中应有之义。

大清掌政皇太后也是正装庄容出席，脸上粉打得惨白，一如她即将面对的严峻形势。

如此大事，皇上也被从瀛台请来与闻。

太后眼中噙泪，压抑着哽咽以尽量平淡平稳口气道：“你们怎么不说话呀，都哑巴了？

大清的臣子们……你们就眼睁睁地瞅着，让洋人欺负我吗（最后一句泪声压制不住）？

”——“主辱臣死”。

不论我们今日如何斥骂慈禧，但在当日清廷臣子心中，特别是饱读经史的儒士臣僚心中，皇太后抚育本朝两代皇帝，灭长毛剿捻子任用曾左李张缔造同治中兴……在臣下心中确乎是朝廷权威、纲常伦理、天下大统的代表，且是唯一代表，主辱臣死，圣母皇太后受辱夷狄，那就是我中华大国受辱夷狄（昔日之夷狄——清廷，其时确已是中国文化上制度上的代表），臣子万死莫赎啊！

王国维殉清，也是殉中华文化之亡，因清之亡，实在已表示中华文物之衰亡……说远了。

且看吕中演来，说道“让洋人欺负我吗”一语眼噙热泪，语虽平淡而内中更有一股女人独有的受辱可怜之意，“圣母”皇太后之“圣母”二字，味道全部出来了。

理学儒宗徐桐身感“国耻”“国辱”尤其强烈，第一个跪下：“微臣无能，万死不能辞其咎！

”接着殿内外所有臣下黑压压跪下。

太后继续给力：“你们死有什么用……我要洋人死！

”（说到“要洋人死”咬牙磨腮，这咬牙磨腮好如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而蕴有余力，强自压抑着的愤怒仇恨比一味高亢如斯琴高娃老师所演孝庄太后用胸腔“喷出”大吼似更令人颤栗其雌威。

）刚毅、徐桐等领头放炮：“向洋鬼子宣战，打！

”一个满臣，一个汉臣；一个是无脑热血武人，一个是理学清流“圣人”；一个是我大清皇太后不能受辱（满族家法），一个是我中华皇太后不能受辱（中华文化）……于是乎群情汹汹，必欲与洋人决一死战，满殿喊开打！

皇上冷着脸一脸病倦站起身来，准备泼冷水；正拿手绢儿揩泪的太后侧脸一惊。

皇上从不能打、打不过的角度“以史为鉴”，一腔郁闷不敢吼亲爸爸，只能大吼刚毅“你疯啦！

”：“甲午年间，面对日本一个蕞尔小国，我大清败了。

如今，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

开战？

刚毅，你疯啦！

”太后适时将最高层分歧扼杀于萌芽：“皇上累了，歇着去！

”确保朝廷不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而是“只有一把号，吹的我的调”。

皇上躬身答“是”，悻悻而退，殿侧呆着。

然后刚毅徐桐继续一唱一和，把“大清陆军+义和神拳”说得天花乱坠，不过“不和谐”声音也出现了，蹦出两个主和派，“义和团乱民而已，朝廷利用他们向各国开战，这是拿江山社稷、万方生灵当儿戏！

”……瞬间朝堂乱成菜市……太后一看，不得不放大招了——叫身边的李莲英将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绑在殿外的恩海传进来。

拿小民做戏，微言大义诙谐讽谏排除异音定下主调，是《走向共和》一剧的擅场，后边戏袁世凯办新学也是找了个叫花子到朝堂唱段子，这且不表，且看太后与杀了德国人的恩海对话：太后：“洋人很厉害的，你不怕吗？

”恩海：“不怕！

奴才没别的本事，就能杀洋人！

”太后：“说得好！

洋人也不是那样了不得的。

大沽口炮台一仗，不是打得洋人狼狈逃窜了吗？

（按：大沽口炮台一仗其实是打败了，炮台失守。

剧里演来是刚毅谎报军情，慈禧受到蒙骗。

史实并非如此。

）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此前还一直违驳众臣的意思，等待他们的改悔。

可我等来了什么呀！

（手中拽着洋人照会，高高举过头顶，振臂一声厉呼“可我等来了什么呀!”——同时大赞张黎的镜头运用，从上往下俯拍全景，气场满满。

）”“圣母”皇太后雷霆怒吼一声“可我等来了‘什么’（重音）呀！

”缓步走下御座，来到跪地的恩海身前，轻声唤道：“恩海！

”（吕中老师的年龄、演技、眼神、神态、语音，确乎把“圣母”二字演得很到位，这“恩海”一声，恰如一位慈母对儿说话。

）恩海眼噙热泪：“奴才在！

”太后：“亡国就在眼前，可这朝廷上，却出现了卖国贼，你说该怎么办哪？

”恩海大声答道：“乱刀砍杀！

”太后：“好！

今儿个，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起身对刚毅）刚毅，你都听见了吧？

”……于是两个忠正直言主张不可开打的臣子被杀鸡儆猴了。

本来，按国际公法，杀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恩海也必须要杀，这是大清国在世界面前的交代。

不杀，就有了与全世界闹别扭对着干的意气了，而且是强烈意气。

太后继续以平淡平稳语气轻声对恩海道：“恩海！

为了我大清，你杀洋人去吧！

”这既是太后对兵勇的懿旨，又是慈母对赤子的嘱托，但见恩海眼噙热泪热血效死喊声“嗻！

”镜头切回，已是太后目送恩海远去后，站在大殿门口的背影，两边躬身肃立着王公大臣——她真正痛切的懿训，大幕要拉开了。

接下来，吕中所演慈禧太后这篇长篇训话，其痛切人心，令听者下泪，历史剧中似唯陈道明所演康熙皇帝于乾清宫怒斥群臣可比。

从话剧演员具体的表演艺术分析，二位老师的大段台词戏总体上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有平有兀，有收有纵，蓄势待发处如大江平铺，陡然震怒处如怒海澎湃，而神妙莫测令人醉心处尤在其波澜非止一叠，而是如长江三叠浪，浪浪叠更高，一段壮阔汹涌的交响大曲乃由几段有抑有扬的段子曲共同谱成。

详析：太后转过身来，沉痛凝重的目光在群臣身上扫射一遭，开口了，却是“从头说起”，开篇便振聋发聩：“这国难，非自今日始啊！

”以下先全文照录这大段台词：太后：“这国难，非自今日始啊！

明朝的时候，葡萄牙人偷偷登陆我澳门岛，从此就赖着不走了。

几经交涉，至今也没还给我们。

我大清入关以后，国泰民安，咱们关起门来，好好过了两百年的好日子。

可到了道光朝，英国人来了，他带着鸦片来了。

洋枪洋炮，逼着咱大清把香港割给了他，还闹了个五口通商。

以后没几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合着伙儿又来了，把你们的咸丰皇上赶到了热河。

文宗驾崩在行宫，京师百官星散，英法联军火烧我圆明园，那是我大清的万园之园哪！

国宝让他们劫掠一空，又逼着咱们订立了北京条约。

从此，西洋可在我大清内地传教了。

日后的祸根，当时就这么种下了。

以后，法国人想占我南陲，跟咱们打仗；日本人要占朝鲜，也跟咱们打仗。

这些都不再说它了。

可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强国也好，弱国也好，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信奉。

可为什么一定要信你西洋的耶稣和天主呢？

这就整天是教案了。

义和团起来了，他受不了洋教的欺负，他不能不起来呀。

就这么着，我拿洋人怎么着啦？

我没怎么着嘛。

小民杀了个洋教士，德国就出兵占了我胶州湾，没什么，咱们谈谈；意大利趁火打劫，什么也不为，张口就要我大清的三门湾，这个，叫我给回绝了；还有美国，说要利益均沾，别的国家占了我大清的便宜，他也得占一点，不能落下了！

这都没什么，咱们都可以谈，只要咱们还能和平共处着。

可怎么着了？

他是得寸进尺，居然要管起我大清的家事来了！

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可那洋鬼子偏偏就蹬鼻子上脸，居然要骑到我的头上了！

你们都知道，我呀，就爱护个脸面。

可我的脸面是谁的？

是大清的脸面，是咱们老祖宗的脸面，我不护着点行吗？！

所以说呀，今儿个咱们遇到的国难，不是今儿个一日的国难，是几十年来的旧恨新仇！

这战争既是逼到这儿了，咱们就旧账新账一块儿算！

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

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

这就是说呢，打了，就是个死。

可不打，也是个死。

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

至少死得光彩！

”吕中老师所演慈禧太后这段包羞发愤、蹈厉壮烈的开战前宣言，是历史题材制作中难得一见的经典段落。

个人以为，就气势之壮烈而言，可堪媲美者，历史“剧”中则陈道明在《康熙王朝》中正大光明殿痛斥腐败一段；历史“片”中则《大决战 淮海战役》中毛蒋隔空对话下定战役决心一段——前者语意之沉痛差相仿佛，后者语气之悲壮内在神似。

把两段台词恭录于下：《康熙王朝》剧质素固不能与《走向共和》与《大决战》相比，但陈道明此段台词确乎足以振聋发聩，动人心魄。

康熙：“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

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斑白？

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

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

……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

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

朕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

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

朕刚即位的时候，以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鳌拜；灭了鳌拜，以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葛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

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

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

咱们这儿烂一点儿，大清国就烂一片！

你们！

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哪？

忘啦！

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的后边，天天地盯着你们呢！

”下录《大决战 淮海战役》毛蒋隔空对话一段台词为笔者精校，自信是网络上最佳善本。

[蒋介石]徐州地方，历代大规模征战五十余次，是非曲直难以论说，但史家无不注意到，正是在这个古战场上，决定了多少代王朝的盛衰兴亡、此兴彼落，所以古来就有问鼎中原之说。

[毛泽东]战役发起以前，对隔断徐州、蚌埠，完全孤立徐州这么一大坨敌人，我们尚不敢做这种估计。

对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场，我们一直很担心。

现在看来，正是蒋介石破釜沉舟，调集了他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南线战略决战才显得这样非同小可，这样有声有色。

[蒋介石]当年先总理领革命军，分三路会合徐州，兴师北上，光复徐州的第二天，清帝见大势已去，宣告退位。

民国十六年四月，也正是在徐州城郊，我有幸亲率数十万健儿，征讨北洋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大获全胜！

[毛泽东]我讲过，抗日战争快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

现在看来，这个话，没有错。

照一般规律，总兵力和装备不超过对方，绝不可进入战略决战。

也不尽然。

解放战争两年多，我们滚大了，我们打精了，我们积累了有利决战的条件。

好比凹凸镜，向着炎炎的烈日，百倍、千倍的光度聚合到一点上，白热化了，冒烟了，不能不燃烧了！

[蒋介石]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项羽被困垓下，仿佛这中原古战场，对于我们注定了凶多吉少。

二十年前，我从徐州踏上征途，开始了第二次北伐，中华秋海棠叶遂归于一统。

本党本军所到之处，民众竭诚欢迎，真可谓占尽天时，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

短短二十年后，这里竟至于一变而为我的葬身之地了吗？！

[毛泽东]所谓战略决战，简单说，就是，赌国家的命运，赌军队的命运。

这个“赌”字啊很不好听，可又找不出一个更恰切的字来代替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啪”的一下，押上去咯！

正是因为如此，事情临到了面前，又禁不住心扑扑地跳，哪有这个道理呀，心跳的什么呢？

我们不怕燃烧，我们不怕白热化，我们不怕烫着这里、烫着那里，我们的手，不能发抖哇！

[蒋介石]无论怎么讲，会战兵力，是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

[毛泽东]六十万对八十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回过头来说慈禧太后开战前“宣言”。

细玩文义，这段宣言气势壮则壮耳，“文理”其实是有点欠顺畅的——换句话说，吕中老师台词的“气”壮，并不能完全洗去慈禧太后宣言“辞”不壮之嫌。

分析如下：按，本次势不得不与列强刀兵相见，肇端是教案。

教案一事，复杂万端，非本文数言可剖分明白。

大致说来，洋人的教会在中国主要是行善，也不排除部分打着上帝耶稣的幌子干帝国主义的勾当的行径。

中国的底层百姓固有受惠于洋教会对之感恩者，更大多数的则是“愚夫愚妇”，受外国欺凌而发泄于教会。

这中间的摩擦事故，极易如火星般引燃引爆受外国欺凌几十年来的国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这一火药库。

曾国藩处置天津教案，身陷其中如坠泥潭，千般小心终是措置万难，一代“完臣”几于“晚节不保”背着“汉奸卖国贼”的骂名黯然离开天津……教案之难处，可见一斑。

就事论事，多数教案肇事方实为国人之愚妄无知者；但一个处置不善便是“卖国贼、大汉奸”，众口铄金，可不畏哉！

梁任公在大著《李鸿章传》中以椽笔勾勒天津教案，要言不烦：“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

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弥，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

法人藉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

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

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

而法人之心犹末厌，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

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落拔除摧烧，即此时也。

），白简纷纭，举国欲杀。

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

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慈禧太后迟迟未下定决心与洋人兵戎相见，一来最核心的原因自然是打不过；二来或许有哪怕咱们吃点小亏只要洋人不生事便好的心理；三来，若说她高居九重完全不清楚她治下的国人多是肇端在先，似也不可能。

洋人是触到了她的痛处，逼其归政皇帝，这是涉及到最敏感的权柄问题了，她故而“不能不燃烧了！

”（《大决战 淮海战役》毛语）捋清了老佛爷的心思，再来看这段宣言，于其内部纹理便清晰了然了。

1.“这国难，非自今日始啊！

明朝的时候，葡萄牙人偷偷登陆我澳门岛，从此就赖着不走了。

几经交涉，至今也没还给我们。

我大清入关以后，国泰民安，咱们关起门来，好好过了两百年的好日子。

可到了道光朝，英国人来了，他带着鸦片来了。

洋枪洋炮，逼着咱大清把香港割给了他，还闹了个五口通商。

以后没几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合着伙儿又来了，把你们的咸丰皇上赶到了热河。

文宗驾崩在行宫，京师百官星散，英法联军火烧我圆明园，那是我大清的万园之园哪！

国宝让他们劫掠一空，又逼着咱们订立了北京条约，从此，西洋可在我大清内地传教了。

日后的祸根，当时就这么种下了。

”——这是讲列强侵凌中华的旧恨新仇，全是煌煌正理，没得挑。

太后一步步引石铺街，切入本次战火的肇端：“从此，西洋可在我大清内地传教了。

日后的祸根，当时就这么种下了。

”《康熙王朝》中陈道明康熙乾清宫怒斥群臣，起先是一大段“追忆逝水年华”，自己一生怎么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亲征葛尔丹，最后才清楚这些都不是大清的心头之患，“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

”吕中慈禧的大段“懿训”，也是以一大段“述古”起头，却不是追怀光辉岁月，相反，是追忆“受辱”岁月，从明朝开始葡萄牙人占我澳门，到本朝英军带着鸦片来叩开国门，再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宗北狩驾崩热河……这确然是一串血泪史国难史啊。

——整个一大段“听奶奶，讲革命”（京戏《红灯记》）语气平平，但所说沉痛，故言语无须激愤，痛彻人心者已在话中，最后到“那是我大清的万园之园哪！

”一句，陡然提高音量，两眼噙泪，双手摊开，似要掏心般掏给左右两列臣子。

在话剧艺术的处理上正如陈道明康熙开先一大段自述伟业“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亲征葛尔丹”语音也平顺，一直到“就是在这乾清宫！

”一句开始赫然发帝王之怒，声若洪钟，雷霆崩裂，嗡嗡回荡大殿之上。

——话题回转，圣母皇太后说的国耻，“非自今日始”，乃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则此耻已非复大清一朝之耻，甚至非明清两朝之耻，乃我华夏神州数千年未遇之奇耻！

——爱新觉罗氏既已“顺天应人，抚有华夏”，则我大清自然就等于我中华，中华的主要我来做，中华的耻也须我雪。

后边戏，庚子回銮厉行新政，废科举，太后也特特表示，科举非同一般，其为国之大事，不仅仅是我朝一朝之事，且是历朝历代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事，“事关国家一千多年的师道尊严，典章制度，我一个人可是不敢圣明啊。

这一回呀，你们都得跟着我，圣明一回！

”懿训切切，太后说得明白，华夏千年之典章制度，其分量庄严，更在“我大清”之上——职是之故，“华夏千年之典制存废”，可不慎之又慎乎？

“华夏千年之奇耻大辱”，可能一忍再忍乎！

——不得不说，太后的语言艺术相当高（核心是理论水平高），这一下子激起了全中国无分满汉所有臣子所有民众同仇敌忾之心，特别是身上国耻感特别敏感剧烈的士大夫清流、理学儒宗的代表徐桐徐师傅，听闻太后说得沉痛，那个老泪难禁啊（编剧、导演深谙中国历史文化，老儒臣徐桐的老泪纵横剜心之痛，多个镜头特写；演徐桐的老演员表现也十分到位，感染力深沉）。

《走向共和》一剧在镜头的运用上绝非其他剧比如《康熙王朝》可比。

陈道明康熙在上面慷慨沉痛大段圣训，摄影只懂下面给全景镜头，所有人都听哭了；吕中慈禧同样在上面痛切懿训，摄影给到下面却是百人百态，各尽其妙：1.皇上是一脸的不进油盐冷淡漠然——瀛台症候啊！

2.庆王是个主和的，荣中堂也清楚不能打，故而这俩既不感动涕零，也不激昂喊打，脸上表情颇有不以为然然而太后又劝不下来的无奈，种种况味，全在眉际——俩人还不时交换一个眼神，这简直了……3.刚毅是一门炮，用《雍正王朝》十爷的话说那就是“狗儿的，二五眼！

”所以面目狰狞简单粗暴。

4.但刚毅不是儒学士大夫，身上的耻辱感沉痛感远不及徐师傅，故而镜头屡屡切给眼溢热泪的忠心老臣，这些都是讲究啊，可谓一丝不苟，处处有嚼头。

2.“以后，法国人想占我南陲，跟咱们打仗；日本人要占朝鲜，也跟咱们打仗。

这些都不再说它了。

可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强国也好，弱国也好，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信奉。

可为什么一定要信你西洋的耶稣和天主呢？

这就整天是教案了。

义和团起来了，他受不了洋教的欺负，他不能不起来呀。

就这么着，我拿洋人怎么着啦？

我没怎么着嘛。

小民杀了个洋教士，德国就出兵占了我胶州湾，没什么，咱们谈谈；意大利趁火打劫，什么也不为，张口就要我大清的三门湾，这个，叫我给回绝了；还有美国，说要利益均沾，别的国家占了我大清的便宜，他也得占一点，不能落下了！

这都没什么，咱们都可以谈，只要咱们还能和平共处着。

”——细味文理，这段有点小“没理”，但大道理占着。

西洋教会在华行善为多，这是逐渐公开的史料客观反映的，毋庸讳言。

所以慈禧所言教案的发生是因西洋教会强行传教欺辱国民一语，并不公允。

但另外必须说，列强的确是抓住清廷处置教案“不公”的小辫子大肆得寸进尺，划租界、要港口、利益均沾。

所以慈禧太后几句话又把主题调子定到列强欺我太甚这一主线上来了。

3.“可怎么着了？

他是得寸进尺，居然要管起我大清的家事来了！

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可那洋鬼子偏偏就蹬鼻子上脸，居然要骑到我的头上了！

”——这段其实认真说来，太没道理。

为啥？

以“天下为公”、“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道理言之，真正不能忍的是列强凭陵欺辱我国家，至于我太后个人有权无权是次要的——只要你们全部退出中国，我归政皇帝就是！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嘛！

但，太后的小九九摆明了是，你们杀我的人割我的地，闭只眼也可以过去，只要不动刀兵；但你要夺我个人的权柄，那就对不起了，宁愿社稷为墟，也要跟洋鬼子拼了！

这正是“惟以一人享天下，岂为天下舍一人”！

所以，我不能同意有的观众说《走向共和》为慈禧洗白的评论，该剧比《雍正王朝》等剧胜出的，是不放入太过倾向的主观态度，而是冷静客观地把人物端出来、呈现出来，不发议论不做评价，让观众自己去体会人物的复杂，品评人物的得失。

慈禧有她非凡的一面，权术政略，俱有可道；也有古往今来孤家寡人共有的一面——冷酷坚忍，涉及到自身权柄，敏感异常，万事无商量。

慈禧讲述列强辱华，从旧恨说到新仇，一线而下，条贯井然；实际上她没有说出的、真正刺痛其内心令其难堪的，也有一个“一线而下，条贯井然”的“从旧恨到新仇”——那就是列强对她个人的“侵凌”：如她此处愤激所言“居然要管起我大清的家事来了！

”早在两年前戊戌政变她欲废黜皇帝而列国公然干预时便已有了；而她欲搜捕康有为悬赏重金购其首级，也是英国庇护康于香港英兵防卫森严而未得已；策立大阿哥也受到各国公使抵制……慈禧对洋人的仇恨，由来也已久啊！

但这番必欲与洋人大战一场的核心用意或云真正用意，却不便明言出口了。

值得细细咀嚼品赏的是，吕中老师在表演里，将前边儿大段波平浪静的台词里“抑够了”的情绪陡地平地掀澜，表情则咬牙切齿，动作则举臂指天，一句令百僚颤栗的“居然要管起我大清的家事来了！

”从丹田里涌上，经胸腔里迸出，道尽其被欺凌之辱、对洋人之恨；然后又平缓轻柔道出“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可那洋鬼子偏偏就蹬鼻子上脸”，“偏偏就蹬鼻子上脸”一语特别轻柔听来毛骨悚然，话剧台词阴阳张收之妙一至于斯，跟着又是平地一声雷举臂指天怒喝“居然要骑到我的头上了！

”真可谓怒海操舟而稳如泰山，波翻浪涌中将撼人心魄的剧烈情绪操控得炉火纯青，有如盘山道走怒马，稳控缰绳有惊无险，非话剧台词功力深厚之大师巨匠不能办也。

皇太后，请收下臣子的膝盖！

吕中老师，请收下观众的膝盖！

4.“你们都知道，我呀，就爱护个脸面。

可我的脸面是谁的？

是大清的脸面，是咱们老祖宗的脸面，我不护着点行吗？！

所以说呀，今儿个咱们遇到的国难，不是今儿个一日的国难，是几十年来的旧恨新仇！

这战争既是逼到这儿了，咱们就旧账新账一块儿算！

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

”——太后的“英明”之处就在于随时随地把“朕即国家”、“国家即朕”这一面大旗高高举起给臣僚看（此一点，袁慰庭大人理解最透彻。

后边戏他迎接太后回銮，伏地高呼：“太后就是大清，大清就是太后！

微臣的一颗心，永远向着太后！

”^_^太后满意道：“这话，才可我的心！

”）。

如上所析，她前边儿的话看上去没道理，但由于大清圣母皇太后就代表大清，就是大清，所以她的道理顺理成章就是人家欺负我，就是欺负大清，就是大清国的国耻！

我护着我的脸，就是护着祖宗的脸，就是护着咱大清的脸！

这个“大道理”，其实《走向共和》剧第1集开篇，她就借修颐和园教训过儿子和臣子了，“慈训”听来，与此段差相仿佛：“就拿这万寿庆典来说吧。

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人骂我穷奢极欲，谁个又知道，我这也是为的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哪！

寻常老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个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这一带就做得起人。

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

要是连我的生日都过寒碜了，不但连我的面子没地方儿搁，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儿搁！

还怎么个体现大清国海晏河清、国泰民安？

同治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都跑到哪儿去啦？

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

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

这样就会出事，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

这些个道理，你们是真不懂？

假不懂？

还是不想懂啊？

我看你们是不想懂！

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子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当臭鱼干儿给吃了！

”5.“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

这就是说呢，打了，就是个死。

可不打，也是个死。

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

至少死得光彩！

”——太后水平很高，她不忘照应一下皇上前边提出的最现实的问题：咱们打不过。

可经过前边儿一长段的国耻回忆录（从国耻到其实本与国耻无相干的“太后之耻”——在她的论述逻辑里被顺理成章地嫁接为国耻之最高耻辱、耻辱之极），那就是耻辱到这份儿，活着也没意思，那还不如壮烈成仁！

——前文已道，陈道明康熙怒斥群臣和吕中慈禧此段戏在表演艺术上的共同特点是“有平有兀，有收有纵，蓄势待发处如大江平铺，陡然震怒处如怒海澎湃”，将话剧台词艺术阴阳张收之妙发挥得淋漓尽致：陈道明康熙怒斥腐败，当其语及“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哪”，语重心长，“才，几，年，哪”，语气尤为缓重，一字一顿，拉开间隙，似乎用尽全力挤出这四字，挤出每个字都那般艰难不易，凝眸弯腰直要把心窝子掏给臣子们——一个短暂的停顿，接着一声炸雷也似的狮子吼“忘啦！

”伴随着雄浑的底气从胸腔中爆出，在肃静的大殿上滚滚碾过，康熙振臂一挥，手指全殿，“那颗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的后边，天天地盯着你们呢！

”吕中慈禧此段台词，“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

这就是说呢，打了，就是个死。

”一语平静淡然，若无其事，大不了就是个死，那又如何？

可接下来，“可不打，也是个死。

”咬牙提气，由抑到扬升一步台阶；紧接着，“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

至少死得光彩！

”不得不承认，这两句话听来令人热血沸腾！

特别是一句“至少死得光彩！

”大有重义轻生、一往无前之慷慨悲壮、豪迈洒脱。

闻鼙鼓而不思奋击者，非丈夫汉也！

本文开头我说“第一次赶脚老佛爷个人魅力爆棚，其振作士气（煽动人心^_^）的功力与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某某必可一战”，那么最可一战者，厥推此处。

话已说得透了。

太后分波破浪，走到殿旁偏房，群臣自动退后，皇上懵然抬首，惶惑起身恭立。

太后凝视“恨铁不成钢”的儿皇帝，语气沉凝得如结寒冰：“今儿个我把话说明了，我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向洋人开战。

这战争结果，尚未得知。

要是仗打了，还是个输，江山社稷还是不保，你，皇上，还有你们这些个大臣们，到时候别归咎我一个人，说是我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江山！

”按：这段台词是有所本的，《崇陵传习录》载慈禧语：“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

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

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义和团丛刊》第一册，第49页）——看得出来本剧编剧是全文“翻译”了慈禧这段半文言为大白话。

太后继续道：“皇上，拟旨吧。

（皇帝嗫嚅哀求：“亲爸爸……”皇上情知已无法劝阻，惊惶痛苦“扑”地跪地。

这一个镜头实在令人心酸。

如此母子。

如此大清。

）好，你不说，我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洋人欺我太甚，竟至国之将亡。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朕，今日庄严宣示，向英吉利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利坚国，开战！

向德意志国，开战！

向俄罗斯国，开战！

向意大利国，开战！

向奥地利国，开战！

向日本国，开战！

钦此。

”——这段皇太后代皇帝口述宣战诏旨，语意沉凝，语势壮烈。

一句“洋人欺我太甚，竟至国之将亡”笼括前边那一大段“旧恨新仇”长篇台词，编剧处理详略得宜，此处不再复叙赘述。

然后简短一句“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却是精警异常，堪为万古名句！

最后一列列排比句“朕，今日庄严宣示，向英吉利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利坚国，开战！

向德意志国，开战！

向俄罗斯国，开战！

向意大利国，开战！

向奥地利国，开战！

向日本国，开战！

钦此。

”队形整齐，气势壮烈，配合着剧里的镜头拉开退出，如大殿内外一列列伏地跪着的大清臣子，又如似画外音渐渐远去，远去到炮火纷飞的抗敌前线，让观众看到我中华子民，是怎样壮士一去，义不复生，一队队精壮的胸膛排着一列列悲壮的人墙，朝向列强的炮口，前进，前进！

排比句之用，无过于此矣！

品味了这份精短的开战诏书，让我们从令人热血沸腾的剧集现场回到需要冷静考察的历史现场。

关于引爆慈禧对列强怒火的最后一根导火索——内写有逼慈禧归政光绪条款的外国照会，两部有名的慈禧著作高阳《慈禧全传》、徐彻《慈禧大传》都提到是伪造，但具体作假者不同。

高著写道，端王载漪为谋求一己权柄，伪造了洋人照会，逼太后归政皇帝，挑拨慈禧对洋人的怒火。

徐著则写道，江苏粮道罗嘉杰得到照会，密报荣禄，荣禄密报慈禧，慈禧遂决定向列国开战。

则两处“乌龙”一是蓄意，一为无意。

高著为小说，徐著为研究专著，个人倾向于认同徐著所述。

但核心问题接着来了：被触怒的慈禧是不是真向列国宣战了？

全文下录所谓的“宣战”诏书《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

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

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

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

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

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

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

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

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

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

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天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

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

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

专恃兵坚利器，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待朕如天帝。

况慈圣中兴宇宙，思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

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烈；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

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按：剧中本段戏最经典的台词“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就出自此诏书原文。

编剧慧眼，功不可没。

另，“甘心从逆，竟作汉奸”一语，则清室当然以华夏正统自居，故“清奸”则“汉奸”，此韩昌黎《原道》所阐《春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义也。

——细绎诏书文义，所谓慈禧向列国宣战，其实在法理上根本是不成立的。

根据国际通例，要向一国宣战，必须是指名道姓，堂堂叫阵，如甲午战争中国对日宣战诏书指点得清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

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而所谓大清向列国宣战之诏书《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并未对列强指名道姓要开战，这实则只是一篇“此件传达至地市级”的国内动员令罢了（这从诏书题目也可见）；所以上面咱们激赏那一列列气势壮烈的排比句“朕，今日庄严宣示，向英吉利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利坚国，开战！

向德意志国，开战！

向俄罗斯国，开战！

向意大利国，开战！

向奥地利国，开战！

向日本国，开战！

钦此。

”只能视为艺术的加工了。

又及：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从朝廷制度上说，国家元首仍然是皇帝，皇太后只是“掌政”，发布对外宣战诏书仍需皇帝“玉音”。

故而剧中太后对皇帝说：“皇上，拟旨吧。

”如中华民国对日宣战，也不是以实质上最高领导人蒋中正的名义，而是以其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1941年12月9日）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

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

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

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

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

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主席　林森2015年7月30日写毕于成都

《走向共和》是一部历史剧，很少提及男女感情。

在为数不多的CP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对。

这一对小情侣出去约会，含情脉脉，可是最后也没更进一步。

为了吉野号，天皇每天只吃一餐，全民都在积极募捐。

纯子含着泪，割舍对朝彦的感情，跑去妓院出卖贞操再把钱捐给妓院。

最后，日本人终于如愿以偿把吉野号买回来，朝彦也作为军官出征。

他收到纯子寄来的护身符和信。

信上勉励朝彦，虽然自己的初夜已经没了，就用清国和朝鲜少女的初夜来补偿。

最后，朝彦战死在黄海。

虽然这对小情侣出场的时间不多，但看的太揪心了。

其一，我不由感慨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团结力是多么的强。

为了国家的强大，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实在令我辈汗颜。

可是，选择侵略道路最终给它带来千疮百孔的失败结局。

其二，纯子为了捐钱出卖初夜真的值得吗？

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日本有大量妇女下南洋卖淫。

虽然剧里没有提到纯子的结局，但是在当时狂热的环境下，结果也可想而知。

为了吉野号，卖淫捐款，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螺丝钉。

可是最后又换来了什么？

国家太大，个人太小。

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利益真的就无足轻重吗？

列宁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塞缪尔.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纯子和朝彦就是二战时日本人的一段缩影，被狂热的爱国主义绑架，最终和国家一起走向失败的命运。

看完大明王朝1566后迷上了张黎，迷上了历史剧，故又找到了这部电视剧。

刚开始几集感觉节奏略慢，但坚持看下去就渐入佳境，直到欲罢不能了。

朋友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剧，我说走向共和，他们都来一句，这是你们单位要求看的吗？

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真是无语，没有认真看过就随意下结论。

该剧中的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孙中山等人明明跟教科书上的不一样，再说其立意，根本就不是一句主旋律能够概括的。

首先，李鸿章，在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又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其卖国贼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

但其实李鸿章是一个极力要维新的洋务派、实干家。

他创建北洋水师，参与洋务运动，签订城下之盟忍辱负重地为国家争取利益。

然而他有历史局限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推翻清朝从而拯救人民，他的想法就是在有清朝的基础上尽自己所能地做个裱糊匠。

可是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走向末日，凭几个得力大臣的修修补补只能延缓他的衰亡，而不能阻止。

其次，袁世凯，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在清朝，他是肱股之臣，到了民国没多久，他就成为了玩弄宪政的好手。

无论什么政体国体，官场是一样的，袁世凯这样的政客都能玩的溜。

袁世凯非常有手段、很能干，但是他的野心私心更大，从剧中看到他只有对慈禧是从心底真正害怕的，可见慈禧也更是一个玩弄政治的好手，这两人倒可以说是同一种人了。

弹幕满屏都是骂孙文、捧世凯的，有个回答很对，这是对主旋律教育的报复性反弹。

袁世凯是成不了伟人的，因为他私心太重，后来还控制不住野心称帝了，落得个身败名裂。

再次，孙文，他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革命的先行者，但他在政治上比较幼稚。

他的革命好像是小打小闹，没有军队、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剧中他为了筹集经费常常闹笑话，看着像闹剧。

袁世凯曾说过，抓了孙文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慈禧对什么都举重若轻，唯独对孙文到死都不放心。

只因孙文代表的是民心，是孙文让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当权者可以控制人民的行为，控制不了他们的思想。

孙文最大的贡献就是这点，清帝退位民心所向，袁世凯复辟帝制举国讨伐，孙文功不可没。

最后，康有为，真是颠覆认识，除了前期思想还比较先进外，其他的一塌糊涂。

思想上，固步自封；政治上，极其幼稚；人品上，虚伪自负。

最后张勋拥溥仪复辟，所有人包括张勋、载沣等都没把这当回事，只有康有为虔诚地跪在小皇帝面前，势要为清朝肝脑涂地，可以说是相当可笑了。

电视剧还虚构了两个人物，学法律的罗文和女记者田沫，两人很聒噪，大家对这两个人物都感到很不适，觉得乃是败笔。

我觉得导演另有深意，是在告诉我们，法律至上、法大于权和新闻自由、新闻报道绝对客观真实都是虚构的。

立意深刻、针砭时弊，人物饱满、不脸谱化，不玛丽（杰克）苏，不主角光环，不谄媚市场，不逢迎观众，这样的电视剧真是少之又少啊！

第一等的作品，台词到情节，选角到演技，无一不精。

且赞且叹。

最优胜处在于多角度呈现人物的复杂多面性和历史背景的纷繁复杂，深刻地摹写了在那时中国，1、好人要做一件大好事却需要通过“坏”的方式方法去达成，2、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好人却误国比奸佞更甚，3、能臣栋梁不仅能在眼界宽手腕强治国有术，而且在于摆平各派的处世学，4、一个人想干一件事，就会有七八个人扑上来扯腿按胳膊，5、太后也想富国强兵，但其眼界和知识结构决定其格局只停留在古代，其好恶决定其偏倚了私利与国运的权重分配，6、史书推仰的清流现实是最无用处的，奢言道义心性，却全无实务执事能耐，承平时尚能做一党派，国难时便是僵化祸乱的渊薮，明末东林、清末翁徐皆此。

直观上呢，最爱这台词的精美，云霞满纸、珠玉铿锵啊，即连日常的生活起居都多以雅致的表述。

精彩处都不舍得他那么快念白过去，有时倒回来重听一次。

可能都是直接从章奏、史料上摘下来的，既利于场景贴合史实，又带出雍容高贵的气度。

中国的艺文在建筑绘画音乐上固然异常地、不合常理地原始落后，但在语言的优美成熟和辞藻华丽上却的确是超迈其他文明的。

其次，选角非常精到。

孝钦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三大主角形神兼备，自不必说。

清德宗的操切和消沉、孝定后的马脸与平庸、孙中山的理想化、政治幼稚但百折不回，都非常地如实还原。

　　国之干城，被时人和后人唾骂至今。

平时袖手谈心性的徐桐翁同龢，却一直以正人君子、世间大儒的正面形象留存至今。

世事不平，一至于此！

战前深知实力对比的李鸿章，力主调停和备战，被清流书生视为畏葸避战。

朝廷越级指挥出击，结果覆没。

覆没了，后果是李鸿章的，因为他带兵不力、贻误战机。

渤海湾和山海关已对倭寇大敞，无人能办外交谈和约，又得李鸿章挑这粪担子。

最后，和约谈成了，卖国的就是你，你签字了还不卖国？

李鸿章能不签约吗？

不签约庚子西狩就提前到甲午西狩了，顺带倭寇血洗京师。

翁师傅倒是高屋建瓴、朝廷倒是众正盈廷，这么能干何不去马关救国、力挽危局？

呵呵呵，这国要让翁师傅去救，两亿两赔款再翻一番是预料之中的！

况这一幕，庚子年还得再来一遍。

李鸿章病逝贤良寺，临终前还在问俄国态度如何。

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

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三看《走向》，想起关注了五年的一个干吏：当下干部群谱中学识、能力、操守、勤奋都在最强最优第一流的耿彦波，文史则匡复古建，理工则工程监理，开源则筹资巨亿，学养则文言作赋，年龄已不求上进，黎明五六点巡街，深夜不眠不休，这么一个数十年一遇的神一样的存在（有才干、又居官位、又富胆识、又善理财、又守清廉、又任劳碌、又聚人脉、又有品位），剔腐剐疮、活血生肌，把一个濒临崩溃、凋敝污烂的破落棚户之城仅仅五年蝶变成实践梁思成理想、古今并茂、足以列入教科书典范的顶级文化名城！

只手回天啊，在庸庸碌碌的晋北官场上茕茕孑立、旰衣宵食，原木原工艺地为我们民族拯救了一座已被筒子楼窝棚区湮灭数十年的煌煌府城！

耿彦波不是放在哪里都能有这番作为的。

放在我生活的广州市长任上，也就是多了个爱民勤政的佳话，而他的才具、胸襟则远不能有大同这样酣畅淋漓的发挥，而就没有了这段神话。

大同这样高楼覆压原址不多、街衢脉络犹存、原址多为十层以下当代建筑、有修复基础的老城，举国之大，也不过20座左右，如扬州、潮州、聊城、开封、镇远等。

其他上千座清末存留的名城也好古邑也好，绝大多数广厦蔽日、空余地名、尸骨无存，如广州、杭州、武昌、西安、洛阳、兰州、迪化、归绥、太原、无锡等等，便是遇上再钟爱传统文化的书记市长也无从挽回了，所谓“佛出世也救不得了”。

恰恰这20余城中，有一座迎来了一位有才有心有胆的市长，这样的璞石碰上了这样的玉匠，奇迹般有这小概率的组合，我民族何等侥幸！

这么神一样的存在，居然也多年深陷在愚民、刁民与政敌、庸吏挑起的争论漩涡，漩涡又裹挟进大量不明内情却喜以习惯经验轻率褒贬的异地群众，生生地把个通才型的楠木大梁抹黑、抹灰成“个性官员”“拆迁造城”，与仇和、王旭明之类搏出位者并提。

痛心之余，不觉泫然。

经过一周没日没夜的奋战，终于把走向共和看完了，听着清末的故事，却仿佛在说今天，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今的困惑，原来一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古人闹不明白的问题，我们现在也还是没有答案，而古人早已想清楚的问题，我们却还是经常性的在上面绕来绕去。

电视剧的结构是一个倒着的树杈形，庚子以前是以李鸿章为主线，庚子以后是孙中山、袁世凯两条线从一点出发，绕在一起，纠缠不清。

剧中的历史细节我不知真假，但这些细节确实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合情合理的串了起来，不像某些说法一样自相矛盾，不仅把历史人物当作傻子，而且把所有的读者也当作了傻子。

可以说，这是一部给明白人看的电视剧，即使有误导，那也是引诱，而不是强奸。

评价一下剧中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引任公之言，“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之材，当之无愧的实干家，几乎是凭一人之力与内外周旋；李鸿章之识，个人的原因外加历史的局限，没有办法；李鸿章之遇，内忧外患，处处掣肘，忍受屈辱，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反过来同样成立。

袁世凯，和李鸿章本是一种人，很有才干，但最后利令智昏，不得善终，是本身见识上的问题，也是品德上的问题。

再说孙中山，顺便提一下康梁。

孙中山是乍一看没什么了不起，打仗没个章法，屡战屡败，武昌起义与他也没什么直接关系，最后还被袁世凯骗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孙中山很早就意识到革命的必然性，为了革命与共和不惜牺牲一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没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智慧，但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坚持真善美，其他都可以妥协，唯独真理不能妥协，这种品质看似简单，但中国的政治人物缺的就是这种品质，中国政治太早熟了，没有钩心斗角绝难成功，所以，后期的孙中山手段上也有了些改变，或者说成熟了，真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难过。

中国从来都不缺纵横家，中国的政治家看的太透了，自以为暴力和愚民政策是最有效的，所以没有甘地，也不会产生马丁路德今，但孙中山是个例外，可惜的是，只有一个孙中山。

康有为与孙中山一样的执着，只是他始终抱着的是一个君主立宪，而且是只效忠清朝，大好的才华就这样浪费，一个缺点有时无关紧要，有时却足以致命，历史弄人啊！

幸好，还有一个梁启超，但梁任公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学问家，立功、立德、立言，也许没功，但先生的德永远熠熠闪光，先生的言就更是至今仍掷地有声。

那些对中国近现代史充满疑惑的同仁们，不妨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应该是不会失望的。

慈禧太后并不是我在《走向共和》中最喜欢的人物，然而之所以选择她来做分析，是因为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专制政体下一个国家治乱兴亡的根源。

《走向共和》的剧情几乎一直围绕着国体政体之争，而国体政体之争的背后又是权力分配之争。

封建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各方势力各种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疏陋如我，并无法断定其优劣，故本文只想从慈禧这个人物对待绪、康、李、荣、瞿、岑、袁等人的态度来谈一谈封建专制政体之下的治乱之道，俟以对中华民族的今天有一点微弱的启示。

愚以为，在《走向共和》中，慈禧的作用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车轮下各位英雄乃至枭雄的人生轨迹，是故分析慈禧，也就能见出各位英雄的志向襟怀。

观罢《走向共和》不由感慨，其内圣外王之说，诚有以乎！

有言道：欲知一国之兴亡，必先观其内，一国之内为百姓，百姓之内为法制风气，而天下之风气，必起于天子。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问道：“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

败于何事？

”崇祯帝说“诸臣误我”，然而慈禧恐怕不能如此推卸责任。

满清之亡，固然是亡于腐败的宗室吏治，亡于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然而慈禧也难辞其咎。

孙中山先生在剧中有言，“我们不是不信任袁世凯，而是共和政体本身就是对任何个人的不信任。

”那么所谓的专制集权，也便是对某个个人的极度信任了，孙晓说，这种信任的基础建立在在位者是一位“君子”，否则天地间的一切都会失序。

如果说权力就好比一把刀，那么约束这把刀的刀鞘便只有两个字——道德。

“天之历数在尔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从这些至诚的诰文，到孟子笔下的王道霸道之争，再到程朱陆王笔下的天理与人心……如果，道德的烛光仅仅照亮了瞿鸿禨一人，那么封建专制这柄闪着寒光的宝刀何以在我中华大地上横行数千年？

古有圣君，今有贤臣，李鸿章在，张之洞在，岑春煊在，瞿鸿禨此生不孤矣！

因为，他们都是阻止这柄宝刀滥杀的刀鞘啊！

乌托邦本身都是美好的，然而为何乌托邦一旦落实到现实中就会走样？

因为无论何时都会有一种聪明人，无论制度本身有多么完善，他们也依然能够玩弄制度于鼓掌之中：第一在于执行制度过程中的双重标准，第二在于借制度之名行私欲之实，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片面地强调一种制度的优劣是可笑的，因为任何制度的执行者都是人，而任何制度的执行最终都依赖于人的心。

只不过所谓的封建专制过多地依赖了君王一个人的心而已。

在《走向共和》前半部分展现的这段历史里，也就是依赖于慈禧太后一个人的心。

集权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

袁世凯弄权，李鸿章同样也弄权（甚至后期孙中山先生也不免暂行权宜之计，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然而一者为私，一者为公，手段一样，动机不同，那么性质也就大不相同了。

纵观中国近代史里对慈禧的批评，无非是说她专制集权，然而我以为慈禧之过，却不在集权，而在于她少了一样东西，又多了一样东西，她少的那样东西，叫做担当，而多的那样东西，叫做私心。

先说担当，私以为权责永远应该是统一的，《英雄志》中有云：“然太后虽为弱女子，亦可能有英明处，何以言为病灶？

其实这个病，不是病在她这个人，而是病在这件事，她抓了权，却不肯担责。

她不担责，却又抓了权。

故而有责者无权、有权者无责，做错事不知痛，便如行尸走肉……”再说私心。

天子之内有私心，无乃社稷苍生之祸欤？

平心而论，我对慈禧是有三分敬意的，她决非昏聩不堪毫无政治头脑的权谋家，人谁能无私？

君和社稷，私心和公心，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不矛盾的，然而等到发生了矛盾冲突，非要作出取舍的时候却要怎么办？

圣贤给了我们答案：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然而慈禧不能做到，义利发生矛盾时，公义总是让位于私欲，大是大非面前一旦退让一步，便埋下了断送江山社稷的祸根。

《走向共和》第二十六集的主要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

如果说之前慈禧太后决意和洋人决一死战，让我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血性。

那么这一集中慈禧太后的形象则远远颠覆了之前给我留下的好印象。

在位者一旦做出决策，便应该赌上自己的一切为这个决策负责，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用慈禧自己的话说是“死得光彩”，某种意义上说，慈禧的这个决策虽说愚蠢，却并没有错，然而面对洋人的问罪，慈禧竟然不惜牺牲一百七十四名“祸首”，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将决策的责任完全推到主战官员身上，将失败的后果完全转嫁到人民身上，只是因为“我真是不想死啊……”为了保住自己一个人的性命，甚至想让荣禄做自己的替罪羊，甚至答应洋人的一切条件，将天大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

弄得荣禄元气大伤，李鸿章油尽灯枯，“祸首”们蒙冤而死，为国尽忠的义和团死得轻于鸿毛。

义和团抵御外侮，何罪之有？

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何罪之有？

对比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说的“如果一枪能抵一亿两白银，那索性再打我两枪好啦”，人格之高下立判。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说的是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能让所有人代自己受过。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说的是任何人有了过错，都要由君主一个人代为受过，这句话是慈禧经常挂在嘴边的，然而观其行止，却是“朕躬有罪，加以万方”。

抵御外侮本来是正义的，慈禧承认了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是“祸首”，也就等于自己抹杀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自己打折了自己的脊梁。

然而这位昏君身上映照出的却是一位位贤臣的人生信条。

正如梁启超所言：“没想到，中堂大人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策……我为中堂大人可惜啊”。

对于儒生而言，比生命更重要的莫过于“名”。

“世上最难写的，莫过于自己的名字。

庆王爷，您还年轻，今后的路还长，让我来替您签了吧”，看到这里泪如雨下，中堂啊中堂，你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签完辛丑条约的中南海西花厅，长长的谈判桌两边所有的人影都隐去，只剩下桌上摊放的一张张卖国条约，李鸿章一个人坐在桌边，灯光渐暗，渐渐地李鸿章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我相信导演安排这个镜头是有深意的。

山河破碎，然而却只有一个人会为了这张卖国条约心痛，甚至心痛得耗去最后一丝力气。

长长的谈判桌边，李鸿章很孤独，这里没有庆亲王，没有光绪，甚至也没有慈禧，很快地，也就要没有他了。

中堂，若你不在了，下一回……还有谁来卖国呢？

我并不会如梁启超一样为李鸿章不值，因为我懂得他，但我相信慈禧永远也不会懂。

她以为这就是对她一个人的忠。

在第三十九集第四十集中，慈禧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便是“忠”。

因为这个忠字，她疏远了瞿鸿禨、岑春煊，却亲信了袁世凯和庆亲王。

当袁世凯交出自己所有的兵权时，他也从慈禧那里得到了莫大的信任，如此以屈为伸欲擒故纵的把戏实在令我冷笑不已，而慈禧竟然完全被蒙蔽。

如果说在戊戌年袁世凯的观望态度让慈禧有所察觉，那么之后他下的赌注却足够大，也骗过了慈禧。

君王为何每每亲佞臣，远贤臣？

在于佞臣每每迎合了君王的私心。

慈禧的私心在其权位，于是袁世凯便制定了十二年的预备立宪期，保障了慈禧的利益，却贻误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的唯一时机。

然而看到袁世凯的种种演技，我却不禁冷笑，袁世凯何忠之有？

他不过是抱那个最粗的大腿而已，等到把自己的大腿变得比谁都粗的时候，便会图穷匕首见，什么忠义，什么情分，全都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玩话而已。

而瞿鸿禨岑春煊不同，正如瞿鸿禨所言，太后正是看中了他这份“定力”，可惜瞿鸿禨的定力何曾定在慈禧太后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所谓的离心离德，慈禧远贤臣，又因所谓的同心同德，慈禧亲小人。

慈禧曾说，做臣子的最关键的在于忠心和能力，然而何为忠？

当然我不否认这世界上真的有忠于某一个人的愚忠，然而这恐怕也就是狗对主人的感情罢了。

何况，慈禧身边连这样的愚忠也没有。

袁世凯忠于她，李莲英忠于她，不过是从慈禧的利益里可以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罢了，不过是私心和私心交换和勾结，何忠之有？

所以，慈禧不懂李鸿章，也不懂瞿鸿禨和岑春煊，也就更不能懂得孙文。

在这天地间，儒生们只会忠于一样东西，一样高乎这世间的东西。

“吾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之人，念念在兹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读其遗事亦为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今虽不能视富贵若浮云，然立心之本，岂能尽忘？

我身入梏炬，我心受梏方，天地大无耻，吾对之以二字，曰……正道！

”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

这就是儒生们毕生的道统。

当李鸿章抽着陀螺说出“卖国！

”当岑春煊半夜在关帝庙前勒马大呼“臣救驾来迟”，当徐桐面对一丈白绫说出“臣领旨谢恩”……这并不是对慈禧一个人的愚忠。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本来就是没有私心的，儒生们又岂会忠于君王一个人的私心呢？

“天下为公”并不是孙文一个人的独创，从本质上来说，孙文的思想其实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所以说他是一个儒生也不为过。

我看这个思想便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是“廓然大公”吧。

封建君主专制便是建立在君是圣君，臣是贤臣的基础上，若是君臣都没有私心，那么自然同心同德，做臣子的又何必单单忠于君王一人，乃至一家一姓之天下呢？

这也就是孙文曾想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权力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是妥当的，因为他没有私心。

故窃以为，政体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权力本身并没有变，从专制到宪政，变的只是分配权力的方式。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心正者，即便集权，也能为天下兴利除弊，心不正者，即便宪法在上，谁又来秉公执法呢？

即便有人执法，法不责众，你又奈我何？

从专制到宪政也就是从自律到他律的过程，自律倘不奏效，他律又何尝尽能奏效了？

正如剧中所言，宪政的宪字，就是限制的意思。

然而，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正者何须限？

须限者又何尝正？

可见宪政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悖论而已。

咏篆香为李中堂作夜来谁共西风寒，独上高楼思悄然。

宛转焦心随漏浅，淹煎白首伴更阑。

芬芳任我形为烬，庄正由他迹作烟。

但得残息还一寸，宁使妖氛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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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慈禧：“醇亲王，这园子修得怎么样了啊？

”醇亲王：“奴才一直在张罗，可这银子...”阎敬铭：：“要银子没有，要命有一条！

”光绪：“但凭亲爸爸定夺...”珍妃：“沟水空留恨，霓裳枉断肠。

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李莲英：“老佛爷高兴是奴才最大的心愿”德公公：“这刚得了势，大清就要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盛宣怀：“官商官商，雪岩兄，这红顶商人不好做啊”明治：“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伊藤博文：“禀英灵之气，具匡济之略。

挽回时运，发展文明，不惮贤劳，匪躬自任，屹然为东洋之砥柱”康有为：“天下事尽在吾彀中......我可是奉衣带诏啊...”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张謇：“实业方能救国，看我大生纱厂！

”徐桐：“老朽啊，老朽，八股道德文章可是修身之学”翁同龢：“祖宗之法不可乱”丁汝昌：“有负中堂之托，百姓之望啊！

”邓世昌：“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冲啊！

撞沉它吉野号”奕劻：“什么最可靠，银子！

”奕訢：“军机无远略，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诡计本多端，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鬼子六，呵呵”刚毅：“搜刮大王，扶清灭洋”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

快哉！

”岑春煊：“微臣愿做太后的一条恶狗”瞿鸿机：“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

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

”吴毓鼎：“好歹是把老师卖了个好价钱”荣禄：“骤难移易。

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溥仪：“我是皇上......吗？

”隆裕：“袁世凯，你置我母子于何地？

”载沣：“你是皇上，老子就是摄政王！

”英子：“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音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慨多”袁世凯：“大泽龙方蜇,中原鹿正肥......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张振武：“老子是首义英雄，革命元勋，谁敢杀我”赵秉钧：“我是冤枉的，钝初兄和我亲人一般，我怎会下此狠手？

”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三造共和”徐世昌：“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

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人”孙文：“共和共和！

天下为公......哎呀呀，再给本总统介绍个红颜知己小loli”黄兴：“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宋教仁：“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

”杨度：“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蔡锷：“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张勋：“臣等今日请复辟，上承天命下归心。

张康二人非小可，他是文武两圣人。

文武两圣来保驾，天下指日可太平”黎元洪：“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