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杀

章宇、蒋奇明、李梦性张力合集，周冬雨性缩力，把这几个演员聚在一起演这部电影本身是一种杀猪盘，让我坐在电影院里看这样一部烂片是另一种杀猪盘。

一开始的服务员像赵涛，陈婷长得像于文文，救救我，怎么全是撞脸怪。

实在喜欢不起来张宥浩，太油腻了，演的很用力，但是差。

要是和燃冬换一下，把屈楚萧换过来就好了。

节奏是紊乱的状态，东一下西一下的，不知道为何双雪涛监制下台词还能如此差劲，差到离谱的程度，这部片子脏，和台词一样脏。

表演看起来十分生硬，所有人都像是在过家家，而且人物间的情绪实在是看不懂，张宥浩和章宇的gay戏看得令人恶心…人物与人物间的感情都是虚假的，立不住的，令人看起来坐立难安。

摄影对于氛围情绪的把控在电影正常水准，勉强负担起叙事责任。

音乐叙事极差，前一秒还在为突兀而起的悬疑伴奏不明所以，下一秒突然响起了重逢的音乐，捉摸不透。

就是喜欢喝完酒醉熏熏玩游戏，说不着边际的醉话，玩三人行…真的有人会被这种油腻的套话给骗吗，光是听语音都会生理不适，说实话我感觉我去干绝对比张宥浩干得好，但是可能会走不出来。

同样都是章宇看过的剧本，他却选择了这个…高潮的那句话还是网络文学…很难看的电影，相比之下《燃冬》的观赏性都变得强烈起来，全片只有李梦在正儿八经演戏，太差了太差了太差了…多一人观影，多一人受骗

几年前有天和同事吃工作餐，提起了有次被人邀请去参加某个已经被禁的充值平台宣讲会的事儿，同事一脸惊讶：：“没想到你这么缺乏社会经验”，五官移位的程度让我至今都记忆如新。

说实话这种靠诗意和浪漫就可以让人立即转账55万的电影看起来多少有那么点儿魔幻主义。

一线和超一线城市的打工人们啥没见过？

“睡我可以，骗我的钱那是万万不能的！

”这才是一线打工人工作面具下的真实心声，电影里面出现的这些，还是过于浪漫化了，完全避开了杀猪盘背后的资本本质，让其变成了一个来来回回拉拉扯扯的甜腻故事。

相对杀猪盘这种步步为营层层设计的流程化产物，舔狗必然比不上，尤其是舔狗有信必回毫无尊严底线的全天候覆盖的感受自然就不如杀猪盘因为多线程操作留白的想象空间，所以杀猪盘大多在受害者心目中仍然还是C位，是首选，而舔狗永远是在备胎位。

至于那些直男老实人，根本入不了受害者的法眼，他们只是同事，朋友，甚至毫不相干的人。

反过来所谓“缺乏社会经验”这个事儿就不是那么离谱了，而是在第一批就被筛选、刷掉，打上“因成本太高不值得投入”的标签。

整个电影当中的犯罪者和受害者，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为贪婪，都越出了资本可以重复运行的规则，一个不仅仅想要钱还惦记着人，一个则执着于情感上复仇。

实际上无论是这两者其中的哪一边，作出超越规则的动作，都意味着危险。

越是贪婪，失去的就会越多，物质上是，情感上也是。

至于“反诈”，本质上还是个噱头，主线逻辑虽然清晰，但导演的笔墨更多还是在情情爱爱相互拉扯上面，对潜在受害者这并不能起到警示的作用。

将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刻画成电影中的样子，一面在大城市享受成功，另一方面内心对浪漫爱情的饥渴让她们愿意给出自己的奋斗的果实，而且女主还是一个高翻，这就有点矛盾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感觉到编导们对中国男性的隐隐的恶意了。

文/梦里诗书将反诈“杀猪盘”当做噱头的《鹦鹉杀》，在电影中却让人发现被骗的是自己。

很难想象导演编剧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制作这样一部荒谬透顶，和诈骗犯谈爱情的三角恋“神作”，而整个故事从莫名奇妙的人物动机，到毫无逻辑可言用巧合拼凑的剧情，试图以文艺之名的粉饰，掩盖不了电影言之无物的平庸。

何为“鹦鹉杀”？

电影给出的解释是鹦鹉会模仿人说话，却并不具备任何情感，导演把“鹦鹉”用来隐喻用“杀猪盘”骗人钱财的骗子，而周冬雨饰演的角色周冉，则就是被“杀猪盘”诈骗了55万的受害者，她在被骗之后选择找到骗子，让骗子爱上自己，最后以骗治骗，来完成自己的反杀，这就是电影“鹦鹉杀”的寓意。

“骗中骗”与“反杀”是电影制造的两个爽点，然而这两个点想要爽到观众，离不开剧情的缜密，但这恰恰是《鹦鹉杀》最为薄弱的一环，且不谈一个本身从来没有骗人经验，涉世未深的女生拿什么去完成反骗，电影人物之间的关联，完全是依靠巧合建立的，这个故事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不比连中十次彩票头奖的概率低，这种荒谬的胡编乱造使电影在开始不久便完全失真了。

故事的失真只是电影问题的表象，《鹦鹉杀》最大问题是赋予了电影莫须有的浪漫，一个受害者，两个“杀猪盘”的骗子，三人间居然还有着“真情流露”的情感？

这种情感的衍生居然还成为了电影的主线？！

在我看来作为导演的麻赢心，错误的把主人公面对“杀猪盘”诈骗的内心情感变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爱情，电影也随之由一部犯罪片变成了一部让人尴尬不已的文艺爱情片。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我看来绝大多数该归结于导演的异想天开。

纵观全片《鹦鹉杀》的创作不是基于现实，更没有考虑过逻辑的合理性，它的创作者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杜撰了一个发生在受害人和骗子之间纠葛的虐恋故事，所以作为受害者的周冉才能轻而易举的又遇到骗子，又巧合的让骗子爱上了自己，来完成所谓的“反杀”，而所谓的骗子，居然被电影美化成了“乌托邦”式的男主？！

这种自以为是的创作，使电影经不起任何推敲，更偏离了“反诈”这一核心命题。

“杀猪盘”诈骗本是一个可以从很多面去深入的现实题材，但《鹦鹉杀》拿着一手好牌，却打出了最烂的打法，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电影创作者与现实的脱轨，自视曲高和寡的创作，实则把电影变成了一场对观众的“杀猪盘”。

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

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

麻赢心是电影《鹦鹉杀》的编剧和导演。

影片关于社会新闻“杀猪盘”，但重点不在奇观展示和反杀爽感，而是对准女性情感与心理——女性为什么仅凭想象就能爱上一个人？

又如何通过情感完成复仇？

电影在今年九月上映，主演是周冬雨、章宇、张宥浩。

作家双雪涛是发现麻赢心和这个故事的人，后来成为《鹦鹉杀》的监制。

曾有朋友对他说，我听说你那个戏的导演是坐轮椅的，我惊呆了好几分钟。

你告诉我，一个坐轮椅的人去登山我都能相信，但我不相信她能拍电影。

麻赢心三岁时遭遇车祸，从此开始了“椅中人”的人生。

她有诸多限制，写故事是她对生活的补充，也是她获得自由的方式。

在电影宣发期，麻赢心和团队主动回避了这一点。

有一次采访，被问到“拍电影对你来讲困难吗”，麻赢心说，对每一个人来讲，拍电影都是困难的。

制片人顿河听到后，私下对她说，这句话我同意，但不能完全同意。

这对于你自己的付出和坚持，以及他人的帮助，有一种刻意的回避。

作为创作者，特殊性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一开始面对这个故事是紧张的。

我害怕我不理解，更害怕我假装理解她真正的处境，就像麻赢心成为导演前做过的最多心理建设是，不要假装当导演。

过去一个月，我们长谈了几次。

在谈话中，麻赢心几乎不喝水，避免上厕所，也常常需要将双手撑在轮椅扶手上，抬起身体放松。

北京的深秋，日照变得短促，每次聊完我都坚持和她一起走回家（她并不需要），黑漆漆的傍晚，我一路走得心惊胆跳。

一个坐轮椅的人回家的困难，我刚刚有所察觉，而一个坐轮椅的人如何拍电影？

在麻赢心和顿河的讲述后，我才建立了这种想象。

顿河记得，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麻赢心开始发高烧，每天烧到40度，她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吗，有很多复杂的感受在里面。

我拍电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会面对这样的情景。

”顿河说。

而当影片完成，他们或许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实现无障碍拍摄的剧组。

对双雪涛和顿河的采访，我本想作为外围信息的补充，但意外发现，他们并不了解麻赢心的个人故事，也在刻意地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担心过溢的同情心，会对工作造成干扰，“我的原则是把她看作一个正常的创作者，我也强迫自己这么去认知。

”双雪涛不停地对她说，你要掌握电影的各种技术，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拍下去。

麻赢心以最大程度的自我袒露，也可以说是冒险，对我敞开讲述了这个故事。

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

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

在坦诚的叙述中，麻赢心说，她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故事。

我决定讲自己的故事三岁遭遇车祸后，我开始坐轮椅。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是不能走路的，对于身体状况，我没有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但人生蛮长一段时间里，我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家人和朋友也在帮我营造这种环境，无论我自己还是他们，都会避免使用残疾人这个词。

他们会使用更软性的描述，比如我有一个坐轮椅的朋友，或者我有一个朋友行动不太方便。

今年有一个挺重要的时刻，参加上海电影节期间有一个视频采访，有个问题是，作为女性导演，你会不会倾向于拍女性题材？

我说，其实你不会问一个男性导演会不会倾向拍男性题材，就像我也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就要拍残疾人。

这不会是我的创作初衷。

那天是我第一次，突然讲了这个词，而且是面对镜头。

我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讲完我自己也吓一跳。

电影节对于有一个残疾人导演这件事情是没有准备的。

剧组一起走红毯，在后台我突然非常紧张，冬雨很快就注意到，和我开玩笑，分享她过往的经验。

我说，一会儿你能不能拉着我的手？

至此冬雨就当成了任务，中途偶尔有人打招呼，她都会跟我说，姐你稍等，我马上回来。

整个候场的过程，她就这样一直拉着我。

红毯走完，主持人最后说，祝导演早日康复。

下来后，宥浩很紧张，立刻问我，你还好吗？

他很怕我受伤或者心里有什么波动。

好多人见到我，第一反应都是，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大家觉得我只是暂时的状况，不会认为我是一个终身需要坐轮椅的人。

《鹦鹉杀》剧组走红毯主办方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要沟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规划无障碍路线。

我和顿河说，要不就算了，顿河说不行，这个事情不只关于你，我们需要让电影节知道有可能会有一个坐轮椅的导演，如果我们提出要求，将来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想，可能随着我的生命经验增长，我终于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个词放到自己身上。

因为这样对我自己、对其他人都可能是有意义的。

我不能再假装我不是，我就是。

某种程度上我、双雪涛、顿河我们仨都挺莽撞的。

我们迅速进入工作，没有一个过程说坐下来聊聊我的人生。

他们也没问过我的故事，演员也是如此。

我觉得他们在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合作是出于你写了一个好剧本，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特殊的人。

但我相信它一定扮演了一部分角色，因为我就是特殊的，如果我不是这个状况，也许和雪涛第一次见面，他不会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确实很少人真正了解我的故事。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过于敞开，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

我和身边的朋友也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在一起，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朋友、一个在和命运搏斗的朋友。

我有意地让自己轻盈一些，多数时候是快乐小狗的样子（笑）。

《鹦鹉杀》上映期间，宣发团队也支持了这一点。

他们没有要求说，导演你快出来讲讲自己拍摄的艰难。

只有一次他们想要发导演幕后花絮，我说我希望这个东西不要发，他们立刻说好。

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布，观众无非两种反应：一种是导演好辛苦啊，我们要支持这个电影；一种是电影拍得好不好，与拍得辛不辛苦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种声音都不是我们需要的。

在决定做这次采访前，顿河稍稍劝了我一下。

顿河是第一个对我说“我希望你成功”的人。

这是一个我没有听过的表达，我更常听到的是希望你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

顿河所讲的成功，是一种体验，他坚持让我走红毯，参加一些party，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要，但他说，我希望你去体验一下，什么都体验一下，我希望你可以和其他人有一样的渴望和追求，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不能有这些呢？

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再敞开一下？

以及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些事情之后，也负有一定的公共责任？

我回想，我也受过他人诚实讲述自己故事的激励，我看过阿莫多瓦讲，他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长大，是少数群体，一无所有地到达马德里，但他想拍电影。

如果我没看到他们的故事，我可能不会觉得我也有这些可能性。

或许我的故事也有可能给大家建立一个残疾人的新形象，那么我的自尊心是不是有必要高到这个程度，高到我不能去做一些也许对他人有些意义的事？

我也有受到章宇的启发。

我和他一起工作，他不会掩饰自己对一个事情很在乎，也不会掩饰自己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一句台词，他会想很久，和我反反复复地讨论，还会告诉我整个琢磨的过程。

我过去的人生总是希望表现得很轻松，我对一件事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度过了很多忐忑的时光，但我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我没怎么努力和煎熬，我写了一个剧本，运气特别好，然后电影就拍出来了。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倾向。

如果不表现得很努力，最后失败了就不会显得很丢脸，但勇敢的人应该像章宇那样，不承认自己的努力是一种不诚实。

如果我现在决定尽可能诚实，那为什么唯独对这个部分不诚实呢？

我们现在的对话是非常私人的，某种程度上比我与生活日常里所有认识的人的对话都更私人，而且这些私人对话最终会面向公众，我也在进行着一场新的人生体验。

双身记《鹦鹉杀》是一个有趣的、但有缺憾的作品，它和我一样。

顿河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不兴奋的新人导演。

因为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没有显现出太多的兴奋，也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沮丧，但其实在我的心里，《鹦鹉杀》非常非常重要，它是我漫长的、痛苦的人生里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宥浩见过我哭，那可能是这个项目期间我唯一一次哭。

我们两个人聊剧本，聊了四个小时。

聊到最后，人放松下来，讲到自己的事情我就哭了，他也跟着哭。

麻赢心和张宥浩我对他说，我刚回国准备《鹦鹉杀》时，出了一次车祸，所以整个电影筹备到拍摄的过程，我都是骨折的状态。

那天我叫了一辆无障碍出租车，轮椅可以直接开上去，路上突然冲出一个人，司机紧急刹车，我摔下了轮椅，把腿撞骨折了。

到医院后，医生说，你可以做手术，把骨头接上，但是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正常人需要走路，你又不需要，你何必做这个手术。

医生讲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没有要伤害我，但是这个话在我听起来，它始终有一刹那让我很难过，就是客观来说这件事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说它还是有些分别。

说着说着有点伤感，我就落泪了，宥浩在旁边大哭，哭得比我还凶。

我第一次和人这么坦白地聊我的身体，我们迅速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信任和联结。

宥浩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拍《鹦鹉杀》我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利用”他柔软的部分，最终在故事里再把这份柔软毁灭掉。

我知道以我的状况，拍摄会很难，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想太多，开弓没有回头箭。

勘景时，我的制片主任和我说，导演你别担心，中国两个制片主任可以把泰坦尼克号给你打捞出来，你这个情况算什么。

麻赢心在拍摄现场他们发明了很多方法解决问题。

比如说我们拍许照家（张宥浩饰演的角色）的戏份，主场景在二楼，没有电梯，美术指导黄家伦就在楼外面搭了一个简易的电梯，我可以坐着轮椅直接上去。

但有一天拍完，天已经黑了，我怎么都不敢上那个电梯，因为什么都看不见，还特别晃，我又有点恐高，最后是导演组同事把我抱下楼的，楼梯特别窄，他们抬轮椅也很困难。

第二天开工前，我去找美术老师道歉，我知道他花了很多心力，做过很多测算，而且我相信我肯定是安全的，但人在那种境况下就是会恐惧。

他说，导演我明白，我今天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把电梯放到天井里，天井空间很小，这样你不会担心电梯倒，更有安全感一点。

拍山上的戏，山路狭窄陡峭，四五个人抬我上去，旁边就是山崖。

大家一路和我开玩笑，说平时抬机器就是这么抬的，导演没有机器重。

还有去小岛上拍摄，其他人拍完可以坐快艇回去，但我没有办法上去。

后来我是和装拍摄器材的船一起走的，船在海上不停地晃，晃到我觉得今天可能要死在这了。

当我终于到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远远地看到有个孤零零的人影站在岸边，是顿河在等我，当时我们什么都没说。

那其实是我们合作关系的一个缩影，他是最终站在那里等我的人，是为这个项目托底的人。

顿河没有向我提过他等在那里，但他提到一个背景信息：通常来讲，导演和演员完成拍摄，会是最早离开片场的人。

但麻赢心只能等所有工种都收拾好回撤后，再和器材一起回，“我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所有人都走了，只有导演要等着。

”前期去小岛勘景，美术和摄影踩完点，麻赢心坚持要自己看一次。

顿河说，他能明白那种感受，就跟所有人说，我们想想办法。

后来他们让导演坐在船舱前，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在后面扶着她，海浪很大，水扑打在人脸，他们只能这样减少晃动。

我35公斤，轮椅50公斤，从我落地北京到完成路演，这700多天里，我们的执行制片人赵宁无数次把我和轮椅抱上抱下。

因为他是男性，和我妈妈抱我不同，他还要确保我不会感到不适。

在找不到无障碍车的小镇上，他还买了升降台，自己改装。

后来，“无障碍”就成为了他的条件反射和工作意识，到任何地方，他都会先去看看轮椅能否通行。

除了这些困难，拍摄难度主要是体力，我每天要坐十几个小时。

平时在家，我可能坐一个小时，躺一个小时，身体在不断变化中舒展，但是在片场没有办法。

趴在床上是我最舒服的写作姿势。

我一直觉得我坐着写东西脑子供血不够。

如果我趴着和你采访，我可能也会说得更好（笑）。

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我突然高烧，每天早上起来烧到40度，吃完退烧药，能短暂地压下去，保持几个小时的清醒，我就在酒店看监视器，通过对讲机远程指导，一般中途又会烧起来，我就再吃药压下去。

第一次拍长片，我的精神过度紧张，身体太疲倦，造成免疫力下降，还有一点是我不想因为我耽误任何进度。

整个拍摄期，我基本不喝水，因为我上厕所需要离开片场，去到专门的车里，一来一回至少20分钟。

导演暂停半小时，整个拍摄就要推迟，所以我不到极端情况不喝水，尽量每天从开拍到收工只去一次厕所。

我上学期间也是这样，我很习惯控制这些事。

那一周，顿河也很紧张。

我们在封闭的东山岛拍摄，医疗条件有限，他一直问我，要不要立刻离开去厦门，去北京。

他后来告诉我，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知道自己可以熬过去，我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时刻。

但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周，幸好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所有人非常有默契，而且因为我不在现场，所有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情绪，导演不在，我们得努力。

后来冬雨的妈妈告诉我，那几天，冬雨会花更长时间做准备，她说，我希望拍得快一些，这样导演可以早点休息。

杀青那天，我觉得我必须到现场，否则拍摄像在沮丧或遗憾中结束的。

我多吃了一颗退烧药。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很不舍得。

章宇在对讲机里说，喊吧喊吧，早晚要杀的。

那周，剧组还放了孔明灯为我祈福，上面写着，此刻就是永远。

投入《鹦鹉杀》两年多的时间里，如果具体去看，有很多非常痛苦和艰难的时刻，比如我有两个月腿打着石膏不能洗澡的生活，但留在记忆里的反而是喊杀青的瞬间、顿河等我的瞬间、宥浩哭的瞬间。

我觉得人生就是瞬间，我们都在想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些瞬间，而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瞬间，它把那些非常美好的瞬间给凝结起来了，并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结果，我任何时候都能打开再看一看。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我的人生总体、始终是这种感受，并不会因为我做到了一些事，这种感受就发生变化，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瞬间，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我还记得，我和章宇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本他最近在看的书，我想多了解他一些。

他买了一本新的送我，那本书叫《双身记》。

他当时还写了一句话，我希望你的电影成为你的第二具身体。

中间某一版剪辑完成时，我第一次看到《鹦鹉杀》的全貌，我对章宇说，我的第二具身体还不错。

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打破它的渴望就越强烈《鹦鹉杀》上映前，李雪琴曾发过一条微博：“我小的时候，爸爸总是带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跟他们家的儿子一起玩，直到现在每次路过他们家的老房子还忍不住看一眼。

我知道他们家有个姐姐，聪明，有才华，我爸经常说你要向她学习，但是我从来没碰见过她，只跟弟弟一起偷偷玩过姐姐的电脑。

多年之后我在北京见到赢心，朋友介绍她说跟我是老乡，我非常惊喜，聊着聊着我发现她原来就是我小时候常听闻但从未谋面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姐姐。

”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的时候，我最早的意识是，长大我可以成为作家，这也是周围人对我的未来最大胆的想象，成为张海迪，成为史铁生。

雪琴说，她从小听我是“别人家的小孩”，其实是以我的状况，我只要出现，大家就觉得你是别人家的小孩，不需要特别优秀，大家就已经默认你很棒了。

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蛮自由的，家人对我没有太高期望，我姥爷甚至一度不希望我上学。

他一直对我妈说，她这样的状况为什么非要让她上学呢，她上学好累的，让她在家里玩就好了啊。

直到有一次我们回老家，看到一个乡村小学，学生们在上课，我说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就旁听了一节课。

家人发现我在课堂的环境是舒适的，感兴趣的，回到城市后决定让我上学。

那时我已经9岁了，直接上了三年级。

上学后，我的生活半径还是很小，娱乐很少，所以我的兴趣投向了看书、看电视剧、电影。

我可以非常自由，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我会一直看到电视台都没有节目了，哪怕第二天要上学，我妈也不会管我几点睡觉。

为了看一个喜欢的电视剧，有时我会装病，而我请假又很容易，只要跟老师打个电话说“我有点不舒服”就行了。

我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对我非常慷慨。

1998年，小学六年级，我有了第一台电脑，我可能是我们那个东北小镇最早有电脑的人之一。

那时学校开了微机课，但不能上网。

回家我就提出，我想要一台电脑，我要上网，上网能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家里觉得这个事情还挺大，决定商量一下，最后还是给我买了。

雪琴说她之所以一直记得她来我家玩，就是因为我家有电脑。

上网之后，我可以看任何我想看的电影。

当时有一些付费网站，几块钱看一部，和网费一起结算，我记得有一个月，我爸收到了一张两千多的帐单，他说，你真的看了很多啊，但并没有生气。

那时我还看了大量的体育比赛，在体育论坛里交到很多不同年纪、不同国家的网友。

体育比赛的戏剧性和电影很像，最终都是故事，一个人、一支球队，经历高峰、低谷、如此接近成功和失败，有无可奈何的伤病，有人生的痛苦，所有这些东西全在里面。

总体来说，我的童年是明亮的记忆。

那时，我作文写得很好，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想把它打破的渴望就越强烈。

我想体验更丰富的生活，而写作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体验，在房间里就能实现。

当你不能到达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个更大的世界。

写作也是我最初的、唯一能够得到的体验。

但进入高中，我开始了漫长的高烧，每天我只能上两节课，然后回家，没什么别的办法，我妈就给我打一剂退烧针，第二天又继续烧起来，这样的日子很长很长。

如今我是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很容易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或许就和我人生有大量的时间在发烧有关。

当身体不断发烧，人是没办法得到自由的，生活、学业，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反复中断，有大量的时间我只能卧床，电脑放在床前，里面是我所有的生活。

我常常烧到全身发抖，牙齿打颤。

发烧源于感染，那时起我腿上有个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自后有近十年，每天需要换药包扎。

最开始几年不停感染，后来身体好像习惯了，不再发烧，但是伤口还是不愈合。

家人带我看医生，找偏方，但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一直到我25岁，我下定决心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做了很多功课，最终通过一个大手术，才使创口彻底愈合。

与此同时，我还做了一个矫正脊柱的手术。

我从小坐轮椅，本身是一个反自然的成长方式，脊柱会侧弯，身体会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现在的身体里，脊柱两边各放了一支钢管，再穿过很多钉子固定。

那次手术，我输了3000ml的血，人身体一共也就4000-5000ml，而且我输血过敏，在ICU躺了三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那三天，我好像在做梦，同时有一个模糊不真切的意识，我感觉要不要就这么走了，但一直听到我妈在喊我，我觉得我还是要回来，我得拼命醒过来。

实际上我妈并不在旁边，ICU规定家属只能每天早上探视十到二十分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求生意识。

两个大手术之后，我终于进入一个身体没有病痛的状态，拥有了一些自由的生活。

现在和你回忆这些，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段、一些时刻，整体来说有点像是前尘往事，我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有句话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

我稍稍感受不同，我的人生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它只会是一个悲剧，从我车祸那天起，它就已经是一个悲剧的主调了，这个主调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它。

但是当你近看，在那些痛苦的时间里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比如在我不停发烧的那些年里，我还是有交朋友，有追星，有很多试图让生命变得开阔的努力。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最意外的是，手术由麻赢心主导解决，她去搜集资料，想办法，最后冒着极大风险，决定要做这个手术，从而赢得一些自由。

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她行走世界的方式。

使之发生我人生大部分改变都是自己决定的，21岁，我决定去西班牙读书，在我们小城这是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

我妈妈并不相信我去得成，但她觉得你想去，就让你折腾一下，不然你可能后悔。

2008年，我去北京读语言课程，同时等待办理签证。

那年十月，我一直喜欢的西班牙网球选手费雷罗来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我去看了比赛，那天我也在发烧。

结束时，我在球场外偶遇了他，我当时自学了一些西班牙语，问他，你可以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

那时我非常无所畏惧，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有多长时间，不至于说明天就会死掉，但身体确实处在一个极度糟糕的状态。

我有了他的MSN，我说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说西班牙吃得好，天气又好，你可以来。

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但我真的去了。

我和我妈落地西班牙的时候，一共只有2500欧元在身上。

我曾读到阿莫多瓦说到一个短句，翻译成中文是“使之发生”。

他说，作为没有资源的人，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你只要顺着走，你想要的就会发生。

你人生唯一能做的是“使之发生”。

我就是这种感觉，你想要让生活开阔一点，你只有使之发生。

我父母在我初中时离异，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在我们的关系里，我比较像大人。

我妈妈是更天真的一个人，也更容易焦虑，我不会和她说我们现在需要多少钱，我都是自己去解决。

在西班牙，我们两个人花费很少，但每个月也要七八百欧，所以每个月我一定得赚到这么多钱。

我在国内时就写球评赚钱，到西班牙后，我筛选了几家不错的欧洲媒体，给他们老板写了一封邮件，写了我对他们体育版块的看法和建议，我说如果我来做，我会做得更好。

当晚有一场德甲的比赛，对方让我写一篇球评，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份工作。

我也做过翻译、中文老师、编辑等等。

25岁的麻赢心我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跑球赛，做采访，写球评。

舟车劳顿对我来说非常累，为了省钱，我不坐高铁，更多选择坐大巴，如果晚上跟完比赛回不来，我会在车站待一个晚上。

所有这些，我妈都陪着我，一方面她当然很辛苦，但另一方面，她也很兴奋，能现场看比赛，她非常开心，她总能找到乐趣。

我妈无可取代的地方是，我想做什么，她都支持。

她不会和我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出国以后生活怎么办，她相信我总有办法。

在西班牙的头两年，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城市跑比赛。

我们会自己带饭。

最好笑的一次，我妈带了葱和蘸酱，非常东北的食物，我说简单带点面包就可以了，但她说，不，我今天中午就想要吃这个。

我妈就是这个样子，会做非常无厘头的事情。

到西班牙后，还发生了一件很梦幻的事，我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费雷罗的网球学校，开在他的家乡，一个南部小镇。

我很想去那个小镇看一看，然后我就去了。

结果那天正好遇到了他，他还记得我，他提着我的行李，邀请我一定留下来待两天。

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天，每天和他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那时候真的是小朋友，走之前我还哭了。

这一切对我来说，梦幻这个描述都有点小，不知道怎么形容，像把一种想象变成了现实，曾经它于我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我喜欢一个球员，他在一个西班牙小镇长大，我很想去那里看看，后来我真的去到了那里。

这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体验，并给我的生活带来一种持续的暗示，你可以接近你的想象，你可以不断把体验变成真实。

其实把那段时间放大，我过得非常辛苦。

没有钱，西班牙语讲得不好，身体仍然时不时出问题，对一切感到彷徨。

但是在这些彷徨的时间里，我有做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情，而且和费雷罗见完一面，就可以回来高兴好几个月。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直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

后来我跑赛事，也经常会去他的发布会。

每次见到他，我都心绪起伏，以至于行为怪异（笑）。

比如我会假装没看到他，迅速飘走，他经常会叫住我，你在这儿啊。

有一次工作中偶遇，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他交了个女朋友，然后立刻开玩笑，你不要不开心哦（笑）。

想不想给他看《鹦鹉杀》？

如果有一天电影在西班牙上映，他偶然地走进电影院，看到是我拍的，可能这个故事会有更有意思一点。

漫长的旅程这些年里，我一直都在写作，从小说到剧本，什么都写，不是为了发表而写，而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写作，我的生命常常变得无法忍受。

我有时候觉得能写作是一种幸运，它能让你偶尔离开具体的生活，一方面你需要写，另一方面除了写，你没有任何别的路径了。

在西班牙当记者的生活持续了五六年，期间我读了电影研究、表演课程，等书读完，手里有了一点钱，大概几千欧的储蓄，我就拿出来拍了第一个短片。

我只有一个剧本，和一个来西班牙读书的朋友见面时（她也是一名体育记者，我们在网上认识并成为了朋友），我提到想拍短片，她就问可不可以看看剧本。

看完之后她说，我来给你当制片吧。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制片，但她知道我非常想做这件事。

我想，当你特别想要“使之发生”，周围的人也会接收到这个信息，别人也会帮你。

按照现在流行的玄学说法，你向宇宙下了订单。

我的人生一直在发生坏的事，但一直在遇到好的人。

我们在网上发广告找人找场地，在西班牙读电影的安琪看到了广告，决定加入我们，并带来了一些她学校里的朋友，第一部短片《逝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之后，我和安琪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制片公司，慢慢接到一些活儿，我们把工作分成赚钱的和不赚钱的，我们心里隐隐有个目标：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有机会拍电影。

麻赢心和安琪20年疫情期间，她们还做了一个B站频道“周末电影派”，解读影视作品、导演和演员（曾有一期关于章宇的节目）。

后来，安琪成为了《鹦鹉杀》的声音指导。

再过了几年，我们又拍了一个短片《椅中人》，投了几个电影节，没什么水花。

直到《鹦鹉杀》，这十年里几乎都是失败的经验。

写小说，没有机会发表，写剧本，很多剧本付出的努力和《鹦鹉杀》一样多，但没有结果，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

但拍短片还是有意义，你要等待意义被兑现，又过了几年，雪涛看了《椅中人》，他觉得我当导演是有可能的，是值得一试的。

结识双雪涛是一个很像电影的故事。

那天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而双雪涛完全不记得了），关于他小说里的语句停顿问题，他听完可能觉得我真的读过他的书。

活动结束他主动走了过来，他问我在西班牙做什么，我说我写剧本、拍短片。

他说，他也有一些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如果你有写好的东西，想给人看看，也可以发给我，然后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当时我觉得是客气话，加上微信后的两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我写完《鹦鹉杀》剧本，我想也许我可以给他看一看。

我想他应该记得我，但我毫无把握他会真的看我的剧本。

麻赢心拍摄第一部短片《逝言》2019年夏天，双雪涛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书展，其中一站是和一个阿根廷作家的对话活动。

他们语言不同，也没看过对方的小说，只能聊聊梅西。

观众不多，以老头老太太为主，双雪涛马上注意到了台下的四五个中国读者，人群中心就是麻赢心，“她可以灵活地操控她的车”。

最早发到双雪涛邮箱里的剧本叫《东南亚往事》，一个挺大的名字。

通过类似情况递到他手里的小说或剧本，他都会看一看。

他最初写小说时也苦于找不到展示渠道，“但是赢心这个剧本我确实是从第一场戏开始，一点点读完了，没有速览，真的是读进去了。

”双雪涛被其中四人情感关系以及女性心理所吸引，他觉得剧本很有文学性，更像是小说的笔法，但距离实操仍有距离，更像是分场景写了一个故事，停留在一种情绪或假想。

雪涛记得，里面有一个鲸鱼嘴一样的电影院，主人公坐在里面看希区柯克的《迷魂记》，“银幕内外，都关于真与假的问题。

一个消失的女人又回来了。

但你知道不可能（用）嘛，版权费实在太贵了。

”在和麻赢心打完一通长长的电话后，双雪涛相信麻赢心可以试一试。

一半是判断，一半是直觉，“聊了几分钟我就感受到，她有领导力，非常非常tough，内心深处非常刚强，要不然她做的这些这事，出国，拍短片，都不可能。

同时她有很强的饥渴感，她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和小说观一样，双雪涛相信，电影最终是关于人的东西，这个导演是谁，TA就会拍什么样的片子。

他把剧本推荐给了与他合作过《平原上的摩西》的顿河。

顿河加入后，这个项目开始加速。

双雪涛说，麻赢心创作脉络总结起来是“大小谎言”，她写的都是小谎言，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放到银幕上，并被那么多人看到后，小谎言就成为了大谎言。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这么顺利地推进，他们在北京，我在西班牙，我和雪涛见过一次，和顿河通过一通电话。

他们的加入，这个剧本从精神性走向了现实性。

原来周冉的内心更加神秘莫测，难以捉摸。

顿河告诉我说，当你开始拍电影，一切都是物质，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物质的决定，不是一个精神的决定。

我常常用放大镜去看很小很小的情感和体验。

我认为它们非常宝贵，体验和记忆可能是人最后留下的东西，也是这些东西在增加生命的维度。

林致光（章宇饰演的角色）到底爱不爱周冉（周冬雨饰演的角色），我并不觉得是复仇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我对“证明、确认了他对我有感情，我就赢了”，或是“让他爱上我，而我不爱他，我就赢了”这样的叙事没有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被摧毁了情感的女性主动再开始一次情感体验、博弈，以此重建自己的情感能力，探索自己情感和理智的边界，她甚至允许自己在某些时刻投入、体验自己创造的情境，再从这种情境中抽离。

这个复仇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

这是《鹦鹉杀》创作中的一个冒险，但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觉得周冉一半是冬雨，一半是我。

电影开拍四五天后，有一场戏，周冉在床上哭，说她找到林致光了。

那一条我们拍了好多次，冬雨一遍一遍地哭，哭到精疲力尽。

我当时觉得差不多了，就喊了停。

这时冬雨来到我看监视器的房间，说希望和我单独聊聊。

等其他人离开后，她问我，为什么不继续拍呢？

我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她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你觉得很好的时候的样子我是见过的，现在不是。

”后来我们聊了很久，她说，“我希望你100%地执行你的想法，我接这个戏来到这里，就是来让你100%执行你的想法的，我会一直支持你。

”那天我意识到，她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一直在观察。

我不是一个会有即时反应的人，但她能够分辨出我非常微妙的情绪。

后来，我在拍冬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拍摄方法，我越来越喜欢拍她的脸。

我觉得一个人的脸上能显现出如此丰富的情绪是很罕见的，这需要她非常自由才有可能。

麻赢心和周冬雨拍摄前在海边交谈雪涛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短篇小说，它应该是一部100分钟的电影，你一定要做到让观众意犹未尽，而不是在某一个时刻感到有点多、有点长。

他说，电影里的时间像黄金一样，是论盎司的。

在剪辑室，我们常常围绕某个镜头一两秒的长度取舍展开讨论，但他的落款永远是，赢心你觉得行吗？

他一直说，这是你的电影，我们所有做的事都是为了你的电影。

电影上映的第三天，我哭过一次。

当时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无论好的坏的，我都比较平静。

直到雪涛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有特点的电影一定有缺憾。

我一边回他一边哭，他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回得很平静。

我难过的是，从剧本到剪辑，我和雪涛、顿河进行了很多很多讨论，但最终都是以我的意志为主，我在想，剧本有缺憾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意志较强，我说服了他们。

我前两部短片的剪辑指导曾经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拍重要戏份、重要时刻的时候，总是让人物坐着说话。

其实他说完我没有深想，后来拍《鹦鹉杀》，包括采访前你谈到“身体与创作的关系”时，我忽然又记起这件事，这可能是非常潜意识里的一种关系。

目前来看，可能我拍的静态的戏会超过动态的戏，这也符合《鹦鹉杀》的特质，但之后我会尝试更多动态的戏。

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我不是用42天拍了《鹦鹉杀》，是用了十年。

如果《鹦鹉杀》不够好，那我可以反思、总结、再用一个十年拍出更好的电影。

我和妈妈有一次见面，我发现麻赢心编了辫子。

出门前，她妈妈说，你上次见人家就是梳马尾，这次换个造型，然后立马给她编了辫子。

在西班牙，早期无人交流，憋得难受，她妈妈就自己跑到酒吧找人聊天，对方说西语，她说中文，夹带比划，她也要聊下去。

麻赢心正在筹备的下一部电影是一部公路片，讲述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在母亲去世后，决定安乐死。

这部戏在文本层面关于她此刻的困惑，在导演层面她要尝试一种更动态更复杂的拍摄。

我正在不断地修改这个剧本。

但有个前提一直没变，我在想我妈妈不在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

我通过写作提前面对这件事，虽然它和真的发生会不一样。

但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创作的初衷。

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更接近特别亲密的朋友，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对方，我们可以无话不谈。

我和她交流过，如果我先走怎么处理，她先走怎么处理，但我们不是哀伤的，我们东北人没有哀伤的习惯，我们是比较平静的，以开玩笑地方式，严肃地讨论。

我们会想非常具体的方案。

我和我妈说，如果我先走，我会给你留下一笔钱，但是这笔钱我不能放在你那儿，因为你可能无法避免被骗或者是好好运用这笔钱，我会放在两三个我100%信任的朋友那里。

如果你需要，你去找他们，但我不能全交给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责任会太大。

如果你先走的话，你肯定不用惦记我，我可以独自生活。

如果我觉得生活太痛苦了，或者不可忍受，我也有我的处理办法。

2021年西班牙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我可以去做安乐死，我觉得也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

麻赢心和妈妈我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个方案没有计划很久，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

30岁前我脑海里没有死亡，我觉得人生会无限长。

去年我姥姥去世了，我感知到这件事越来越近了。

我对死亡的恐惧小于我和妈妈分开的恐惧，如果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但是多数情况下它不会发生。

我的第一台电动轮椅是我姥姥买的。

有了电动轮椅，我得到了极大的自由，我可以一个人出门，去更远的地方了。

我现在这台轮椅，已经陪伴我十几年。

在拍《椅中人》时，男主角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导演，我把轮椅借给了演员。

我很喜欢轮椅后背上的单词karma，它的意思是“因果”，不是我们常说的因果，而是佛教里的“业”。

这个词很有意思，接近某种本质的东西，行动，契约和命运。

我每次出门，我妈妈都会送我下楼，送我过完第一条马路，再一直目送到她看不到我。

后来我读史铁生《我与地坛》，他写到他去地坛，“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

”这两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是重合的。

他写道，妈妈知道他身处巨大的痛苦中，需要给他空间让他出门，但她同时又害怕，会不会哪次出门他就了结自己了。

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倍的。

人在二十几岁时只能看到自己的痛苦，可能近十年，我才理解了妈妈的处境，我终于看到她的痛苦了。

我妈妈其实原封不动地和我讲过一样的话，“要是我能代替你就好了。

因为你想做的事情那么多，而我没有那么多事情想去做。

”我有时会在生活里的某个时刻突然想到史铁生写母亲的话，它时刻提醒我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我看《让娜·迪尔曼》（拍摄了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也会想起我妈妈，我今年37岁，她为我做了37年的饭和家务，这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

我有时候想，某种程度上一个生命是在“吃掉”另一个生命的。

但我妈妈不是一个悲情的形象，任何时刻她都不是。

她的底色是痛苦的，日常是轻松的。

她不去想这些，她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处理。

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如果是一只受伤的小狗，她也会照顾它37年。

无论是史铁生的妈妈还是我妈妈，她们都非常乐观和勇敢。

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那个遭遇不幸的人不会有“走出来”的机会。

她们不是用观念来支撑你，而是用无条件的爱，才让后面的一切变得可能。

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叫《我丢失了我的身体》，主角是一只断掉的手，它要和一个男孩重聚。

男孩遭遇了很多厄运，他觉得一切都如命定，但到最后他突然想要跳一下，命运都不会知道他要跳，因为这是无理的动作，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喻的事情。

这一跳是他的自主意识，是他对既定命运的反抗，他和命运的搏斗就完成了。

我也跳了，自不量力地，莽撞地。

稍稍再多一点理智，你就不该那么做。

但你知道你正常走，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买第一台电脑是跳去西班牙是跳拍第一个短片是跳拍《鹦鹉杀》是跳在真实发生那一刻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我不是那种很确信我一定能做到什么的人，我不确信，但是我会往前走，我总是想看看前面还有什么。

就像你刚刚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体验？

我基本上没有不想的，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放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去试一试，如果我不抓住，我的生命会变得很可怕。

如果我没有跳，我可能仍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放着蓝色电脑的房间里。

我的父母常讲，你一辈子不工作也可以，我们家还有两亩地，总能吃上饭。

想到这个，我是害怕的。

但这不是一个阶级叙事，我并不认为那是失败的生活，而是那样我能得到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是什么？

我虽然生活在家乡，但事实上我又不完全生活在那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看电影，我活在另一个想象的世界里。

如果我不能够去到屏幕中的世界看一看，我会觉得很残酷，甚至比没有看到过更为残酷——你明明看到了，但身不能至。

去西班牙小镇好像是一个追星的故事，但那是我第一次企及我脑海里的世界，那个世界几乎像是虚构的，我像跳进兔子洞一样跳到了里面。

它把你的生活撕开了一个口子，你的生活变大了，同时你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很艰难，会摔伤，会付出代价，会过上漂泊的生活。

直到此刻我仍在犹豫要不要把下一部片子的主角写成坐轮椅的人，与我犹豫要不要接受采访，几乎同时发生。

写之前，我没有设想过它是我的故事，写的过程中，它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故事，写到最后它一定又不是我的故事，但从根本上，它一定是我的故事。

我没有经历过杀猪盘，但《鹦鹉杀》是我的故事。

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一个剧本和我的联结是什么，而是在我不断写、拍再到剪的过程中找到的。

当电影完成了，我跟它的关系也完成了。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很远很远的世界有一种想象。

其实没有比电影能更具体地建立这种想象了，所以我最终走向了电影。

我也没想到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我的故事。

我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另一种生活召唤了，或许不是“另一种生活”，是“另外很多很多种生活”，可能在某一个平行宇宙，我去了更远的地方。

（感谢陈快快对本文提供的帮助）采访、撰文：康堤编辑：李纯图片：受访者提供运营编辑：Yuki看完麻赢心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由周冬雨出演本片女主角周冉的确再适合不过。

小个子，瘦弱的肩膀，一副很怕受到伤害的样子。

很符合网上的一个形容词“白瘦幼”。

我猜，骗子们就是按照“白瘦幼”标准挑选杀猪盘受害者的吧。

白领=有钱瘦=孤身一人，年龄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身边朋友不多，需要爱情幼=幼稚，感性，相信爱情

周冉是猎物，庞宁是猎物，所有幸存者联盟里的姐妹们都是被骗之后凑在一起寻找线索，希望追回钱款的受害者。

同为女性都是受害者。

周冉不光想追回钱，她更气不过，她希望以牙还牙。

电信诈骗并不只针对周冉这种单身女性，杀猪盘其实很广泛，针对人性中的各种弱点，只不过本片《鹦鹉杀》揭露的是杀猪盘的一种。

骗子们会先圈养猎物，获得猎物的信任，抓住目标的感情需求，就像把一只猪养得肥肥的然后送进屠宰场。

我曾在一个小红书的博主里看到一句调侃的话，她说“骗我感情可以，骗钱万万不行。

”实际上杀猪盘就是先骗感情，后骗钱，骗子们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没有良心。

自我感觉良好不会上当是根本没见识过骗子的厉害，骗子不光会在网上搞杀猪盘，现实中也会把恋爱脑骗得情财两空。

作为悬疑片，《鹦鹉杀》的悬疑浓度很高，像一团雾一样从片头维持到片尾，片中主角三人始终维持在互不信任和互相琢磨的状态。

一个人在明知是一场骗局的情况下选择再次进入，她究竟是蠢到可笑呢，还是另有目的呢，或者是真的相信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能改变一切呢？

girls help girls，导演兼编剧麻赢心并未选择唯爱永恒，爱能治愈一切的唯心论，她用《鹦鹉杀》呼唤女性们都硬核起来，用智慧和勇气获得尊重，守护自己赢来公平。

同为女性复仇题材，全钟瑞饰演的韩国犯罪动作电影《芭蕾复仇曲》选择用暴戾的方式反击，踏碎臭男人们。

在国内同样用暴力反击的方式肯定会遇到更多问题，甚至难以上映，所以《鹦鹉杀》的反击更聪明，更现实。

《芭蕾复仇曲》弱者反杀，并不是希望骗子死光光，周冉的选择更人性。

庞宁是和周冉关系最好的被骗的受害者，庞宁诱林致光进海里救人，林致光自己溺水。

周冉会游泳，她并不希望林致光就这样淹死而救出他，她似乎对林致光还有感情，这个男人似乎吃定她了。

庞宁的复仇简单有力，周冉显然更高明一些，她仿佛是麻赢心的魔杖，将观众骗入另一场精心设置的骗局。

骗子也会被骗，骗子也许没有良心也没钱，但是骗子有感情。

罗大佑的《恋曲1980》被林致光拿来反复用骗女人们。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

”

我差一点就以为周冉是个不可救药的恋爱脑，影片最后我相信，对于“骗子们应该付出更大代价”这句话，周冉是认真的。

女性复仇并不见得一定要像《芭蕾复仇曲》里的玉珠那样，用拳头，要见血，像庞宁诱林致光进海以生命为代价，骗子死掉之后刚开始会觉得很过瘾，但却给自己心里埋下有罪的阴影。

你骗我钱，我骗你感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骗子最终被感情骗了，多可笑。

电影结局的确揭示“相信爱情的人都是傻子”，但是总会有人选择心甘情愿被骗，如同一个硬币抛不出两面。

爱情啊就像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

不知道怎么吐槽了，实在是太tm难看了，两个男的演的像gay一样，一直在那念台词，张宥浩一看到女的就两眼放光痴汉笑，完全就是精虫上脑表情，出车祸之前骑车都不忘一副意淫的表情，演变态您真是敬业的。

另外此片贡献了目前在今年院线看到过最离谱费解的剧情，一个骗了别人情感和50万的职业骗子遇到曾经被骗的人，第一反应不是快点溜走居然tm是约会看电影，更是去同行家里带着受害者喝酒玩游戏！

wtf玩纯爱是吧，还指望两眼一对就原谅？

把观众当鹦鹉耍呢啊这是。

加一星给这片是因为真的很有教育意义，以身作责告诉观众，别再看到几个关键词就去电影院里啦！

这是杀猪盘啊！！

早期海报主打三角恋，以周冬雨为核心开展《燃冬》式宣传，后期反诈电影《孤注一掷》大火，而《燃冬》遭到批驳，海报迅速更新成类型悬疑片模式，将片中含量小于10%的杀猪盘内容当作宣传的全部，可谓见微知著，在首批不知情观众上割韭菜，砍下两千万高票房，盛气下映。

电影本身逻辑堵塞，情节寡淡，走忧郁文艺风，比《燃冬》的人物动机还不知所云。

周冬雨被骗一年后才去复仇，莫名其妙就碰上了诈骗闺蜜的许照，而许照基友就是骗自己的林致光。

周冬雨不知什么魅力，将俩男的迷得团团转、窝里斗，林致光偷渡都不去了，许照在马路上狂飙还出了车祸碰上了闺蜜召唤的警车，最后周冬雨浪漫地说着“永远爱你不是长度是程度”的撩人情话让林致光魂不守舍，对视十五分钟后捉拿归案。

简直是恋爱脑看了更恋爱脑了，直呼骗子也有真情在，三角更有性价比。

鹦鹉杀 (2023)5.42023 / 中国大陆 / 悬疑 犯罪 / 麻赢心 / 周冬雨 章宇

影片的题材是当下最热门现实主义题材之一，海外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在被骗后不甘心，通过对蛛丝马迹的追寻，找到了骗子所在的海滨小城，内心的反复挣扎中，用自己的情感作为代价，把骗子忽悠到最终落入法网。

乍一听似乎应该是个高智商复仇的故事，而且很期待会有类似《斯隆女士》那样精彩的反转，然后看完以后，大部分观众的表情都是一脸茫然的，似乎写着两个字：就这？

找到骗子以后，原本应该是精心策划的复仇过程，变成了一厢情愿的情绪共鸣，甚至在某些时刻，观众都难以分清到底是周冉在共情林志光还是林志光在共情周冉。

原本应该再次偷渡的林志光，虽然发现了偷渡已经被警察侦破，但选择继续跟周冉踏上同一班火车，就是很离奇了，是放下继续从事诈骗这份很有前途的执念要跟周冉双向奔赴了？

总不至于说是想在路途中故意被jc解救自己的灵魂吧。

另一边许照在大雾中出车祸被撞伤的设定也挺迷幻的，没太搞明白这个剧情设定的意义是什么。

还不如干脆设定一个在大雾中看到菩萨现身，然后被菩萨大喝一声：大威天龙，般若巴嘛哄！

然后就此放下执念苦海回头立地成佛，至少也算文艺到底了。

找到骗子，感动骗子，最终让骗子伏法，完全就是充斥了主观色彩的理想主义魔幻剧情，结果被拿来蹭电信诈骗这种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热门题材，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悖论。

影片立意基础上的矛盾，让剧情看起来就有些文艺不文艺现实不现实，摇摆的无所适从，观众更是看的一头雾水。

《孤注一掷》对诈骗集团的全景展示仿佛卧底记者的深度调查，让观众同时震撼于打工诈骗人和被骗普通人的悲惨命运，最后深深感慨“不要靠近网络，会变得不幸”；《消失的她》则主打智勇双全反杀小分队，手刃渣男大快人心。

紧随其后的《鹦鹉杀》因为同时贴上了“杀猪盘”和“女性反杀”的标签，观众自然将其纳入这一序列，对“你在热恋，他在诈骗”的极限拉扯充满期待。

然而结果却正相反，影片不仅没有获得预期中的高票房，甚至还反被许多观众指责为“杀猪盘”营销：说好的复仇和反杀，坐下一看竟然是我和诈骗犯的恋爱故事。

在北京从事同声传译工作的周冉在网恋中被骗走了55万，带着愤怒和不甘，她追到了阿昌曾经提到过的海边小城，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线索。

跟周冉一起来的还有同样被骗的上海白领庞宁，她们所代表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的网络情感诈骗受害者。

追查期间，周冉结识了旅行社老板许照，并发现来找他的好朋友林致光就是骗自己的阿昌，而许照本人竟然就是骗庞宁的人。

情节设计过于巧合让许多观众觉得不合逻辑，但最不满的还不是人物关系，而是周冉的复仇过程。

林致光在网上假扮完美情人阿昌，当面对质后的周冉决心要让对方也感同身受，此时二人的“恋爱”博弈才真正开始。

影片把重点放在受害者和骗子的“恋爱”博弈，可以说是完全不符合诈骗故事的情感逻辑，骗术类型片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做题家的反杀：首先充分展示试卷难度，骗术奇观徐徐展开，进而突显解题者的优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高分反杀。

但问题也在这里，同样是陪你演戏，为什么《消失的她》的反杀剧团就能大快人心，而《鹦鹉杀》的暧昧博弈却不够正确？

《鹦鹉杀》用暧昧博弈和身份交换让自身的讲述溢出了类型片的表达模式。

非类型电影无法在既有的宣发框架中做出有效宣传，观影人数越多负面评价也可能越多，这是国产电影在当前市场体系下的“观众困境”。

但情节设计和观影诉求之间的偏离还不是《鹦鹉杀》的最大困境，影片给观众带来的真正难题在于，它要挑战的并不是如何反诈，而是如何理解诈骗。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影片的诉求就不是形式上的反杀，而是要让观众从本体论层面重新思考爱与欺骗的共生关系。

一 骗后重逢：寓言故事与例外状态所谓“杀猪盘”指的是有组织的电信诈骗，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针对女性的诱导通常是恋爱交友，男性则更多是投资赌博案例。

“猪”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强度，这一类诈骗不存在偶然因素，每个案例都意味着长期定向培养的实现；二是情感深度，受害者越真诚越容易受骗，好像收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对方的愚笨程度。

“猪需要饲养”和“猪才会上当”分别指向集团化的作案者和污名化的受害者，作为隐喻的“杀猪盘”在命名之初就已经包含了矛盾张力。

开场不到五分钟，针对周冉的“杀猪盘”已经收网，影片没有对此做过多交待。

在观众的难以置信中，周冉开始了千里追击。

不详细讲述前期被骗的过程，把重点放到后期的四人周旋，这意味着“相遇”在这里并不是情节层面的命运巧合，而是寓言性关系的建立。

导演试图通过亮明身份之后的重新博弈，来让观众理解“生成-欺骗”的可能性。

这个故事之所以不被大部分观众接受原因也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重新理解欺骗和爱之间的辩证关系，寓言也就不能成立。

欺诈故事之所以能被讲述为犯罪/悬疑类型片，是因为我们默认被骗是一种例外状态，就像演员周冬雨在面对角色邀约时的第一反应——“你看我像是会在感情里被骗的那种人吗？

”也就是说，只有把被骗看作例外状态，我们才能既同情受害者，又把身处日常中的自己隔离开，带着只要我不走进陷阱，这一切就与我无关的心情，安全地欣赏影片带来的心理震撼。

但问题在于，当情感诈骗被讲述为一种失去理性的例外状态时，受害者的情感经历就从爱的实践中被悬置了，而如果所有的情感诈骗都被先在地划归出去，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何以发生了。

因此，《鹦鹉杀》的第一层努力就在于，它尝试把这种例外状态从等待正义宣判还原为一个模糊不清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爱和欺骗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悬而未决真的可能吗？

很显然，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不允许我们将欺骗视作可以博弈的模糊空间。

不把爱看作一种本真性的表达，以此区分真实的爱和虚假的爱，而是在暧昧不明的博弈过程中展示爱的表演性，这是《鹦鹉杀》的第二层努力。

我们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被骗，是因为相信自己可以理智地判断真假，但事实上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

首先，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是在情境中建立的，因此审视一个人不是纯粹的逻辑运算，而是对其情境表演的综合评判；更重要的是，与其说我们审视的是表演本身的真实性，不如说是表演者身份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如果阿昌是真正的男友，二人是在真实的恋爱关系中发生了以上的金钱纠纷，那么我们的判断也会随之变化。

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影片的开场。

周冉在决定打钱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在潜意识里做好了遇人不淑的准备，或许对方会拿了钱用作他途，或许对方没有她想的那么好，但这些她可以承受，她做好了为冒险买单的准备。

然而就在她下定“被骗”决心的瞬间，对方所有的行动戛然而止。

对情感诈骗受害者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痛苦瞬间——对方竟然不再骗自己了。

正因为不存在的爱人带来的冲击远大于损失金钱的痛苦，周冉才会耿耿于怀千里追寻，甚至不惜以自己为诱饵再次与对方周旋。

理解了骗后重逢的寓言性，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这个如海岛雾气一般模糊的情感故事。

二 “杀猪盘”：景观社会与爱的自我实现但即使理解了骗后重逢的寓言意义，也仍然不能解释阿昌的表演究竟为什么能成功，又或者说，在网络诈骗得以实现的这个空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孤注一掷》和《消失的她》都采用了情景再现的方式来审视骗子：前者把诈骗集团讲述为一个积极上进的资本主义企业，整个业务由严密的工具理性和熟练的剧班表演拆分，这里的工位和《下一个素熙》中的格子间并没有太大差异，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素熙的工作环境还更有“人情味”；后者则赶在法律之前率先进行了一场伦理复仇，剧团筹划越严密，越能反衬对手的凶狠，最终审判何非的也不是法律和手铐，而是他未曾及时看到的B超照片和悔恨的眼泪，这样观众就在道德层面获得了替代性的心理满足。

《鹦鹉杀》则完全相反，它选择了去奇观化的方式来处理被骗的过程，对于受害者来说，遭遇网络诈骗和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不同，不过就是说话唱歌送花谈心。

人们相信自己绝不可能走入“杀猪盘”，是因为把虚假网络关系的建立看成了幻觉的编织，因此认为自己不可能产生那样的幻觉。

《鹦鹉杀》的冒险也在这里，就在所有的骗术类型片都试图建立一个奇观空间的时候，它却把行骗放回了日常生活，并时刻提醒观众，欺骗和生活从来分不开。

正是这种去奇观化让我们看到，网络诈骗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既不是受害者的幻觉，也不是犯罪集团的高明，而是日常生活的景观化。

景观社会中的“景观”既不是单一的景象，也不是图像的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图像中介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

居伊·德波写下《景观社会》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从海德格尔提出“世界图像”以来，人和图像之间的关系就在不断变化。

人通过图像来征服世界建立主体性，图像也随之重塑了人的价值观念，是图像世界观的建立使得“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

正因为我们的情感生活被充分地景观化了，网络情感实践才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网恋还是网骗都依托于这样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

如果说虚假的“杀猪盘”尚不足以说明图像世界观对人的撕裂，那么家长群或许是更典型也更好理解的例子，在这里“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

它所说的无非就是‘出现的（ce qui apparaît）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

”一方面，家长需要随时能看见的图片、视频来确认好的学校教育正在进行，并为网络展示提供必备素材，另一方面，学校同样也用图片、视频方式来确认作为辅助的家庭教育是否合格，图像化管理对学校和家庭的深度介入让双方都苦不堪言。

景观化的家长群将当代教育带入了制造大量冗余信息的图像化管理时代。

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景观一边用图像世界观压榨着我们，一边又让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网络上精湛的求爱表演是为追爱者量身定制的跨媒介艺术展，恋爱关系的达成也是“景观-观众”关系的建立。

无论诈骗集团的骗术多么复杂高明，呈现在观众眼前的都只是简单的日常生活。

过于关注背后的骗术奇观，反而会让人忽略眼前的日常景观。

我们无法对景观之爱免疫，就好比无法拒绝在群聊中点赞。

理解了景观的内在矛盾张力，才能理解网络爱情陷阱的本质：恰恰是因为它不真实，所以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展开，又正是因为它美好，所以才让人难以察觉它的虚假。

也就是说，陷入“杀猪盘”的实质就是走入爱的景观，在这里所有“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都能以最感性的形式呈现，最终完成爱的自我实现。

网络情感诈骗与普通诈骗的根本不同也在这里，它等待的不是你的操作失误，而是思量再三后的决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杀猪盘”从不是简单的道德伦理问题，而是符号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三 假戏真做：情感资本主义肉搏战寓言分析和哲学解读虽然能帮助我们理解故事背景，但在导演看来，真切地感受欺骗远比合逻辑地分析欺骗更重要。

于是我们才会在一部讲述诈骗的电影里，看到比爱情电影更细腻纠缠的心动瞬间。

这样的表达让很多观众觉得不能接受，毕竟只有“恋爱脑”才会在遭遇诈骗之后还存有爱。

但情感诈骗最复杂的地方也在这里，只有网骗和网恋在表现上没有任何区别，行骗才能成功，反过来说一旦行骗成功，那就意味着“恋爱”已经成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懂得“一个人只要付出感情，就有可能被骗”的林致光的确掌握了情感诈骗的真谛：最关键的永远不是技术，是“生成-欺骗”中的情感强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冉、林致光和许照之间的再度周旋就好比吸毒者表演毒瘾控制，必定有人脱轨失控。

片头略去的假戏留待重逢之后真做，既给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回溯视角和倾诉空间，也映证了景观社会的情感悖论：只有在假戏中我们才能毫无负担地说出真话。

无论是三人游戏、海边救人还是火车15分钟，所有人都在借假戏说真话，而周冉最终能“战胜”林致光也恰是因为她说的都是真心话。

正是这段难以置信的情愫培养，补上了情感诈骗事件中最重要的女性受害者叙事，完成了理解女性而不是训诫女性的任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孤注一掷》中几近崩溃的梁安娜仍然不得不向阿天的家人道歉，即使阿天看到的“她”根本不是她。

劫后余生的潘生成了英雄，梁安娜还要在法律之外被追加道德连带责任，在道德层面她将永远是反面教材。

《消失的她》里，消失的“她”甚至只是一个符号，复仇越缜密畅快，故事越被架空。

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受害者不存在的故事，何非才在叙事层面占据了“受害者”的位置，即使居心叵测看上去也无助可怜。

伊娃·易洛思在《冷亲密》中提出了情感资本主义（emotional capitalism）概念。

她认为在情感和经济话语实践的互相形塑之下，我们的亲密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互联网对浪漫爱情的重塑上。

如果说传统的浪漫爱情是自发的意识形态，那么互联网则强调理性模式，一切都要讲逻辑可解读；如果说浪漫爱情关切具身的吸引力，那么互联网的好感则基于无实体的文本互动；如果说浪漫爱情以无功利性为前提，那么互联网则让浪漫互动趋向工具化，只有在工具理性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准确审视他人的“价值”；也因此，在网络情感交往中认知性知识的获取总是先于自己的情感生发，而互联网也不再支持浪漫爱情的独占和排他。

易洛思的观察既让人认同——所有人都在自我数据化、商品化的过程中疲惫不堪——又让人疑惑——既然“冷亲密”已经成为网络情感基本生态，为什么人们还会热切地在网络中被骗？

这里我们看到了景观社会的第二条情感悖论：越理性越可能对眼前的景观习焉不察。

如果理性判断最终都演变成了条件审查，那么情感关系反而可能变得没有保证，因为条件既可以伪造也会发生变化。

正如易洛思所说，过度理性也会让人变成傻瓜。

《鹦鹉杀》执意要拍出欺骗与爱的对峙原因也在这里，就像弗洛伊德把“病态”纳入“正常”以扩大正常的范围并使其问题化那样，我们也需要把“欺骗”纳入“真诚”才能真正对其进行完整解读。

由此，周冉和林致光在火车上的最后15分钟才成为整个故事的高潮。

这15分钟里不再有欺骗、博弈和不甘，这15分钟的永远是两个本不允许相爱的人的道别，这15分钟是周冉千里追寻的全部意义，只有承认爱的存在，才能面对爱的失败。

“杀猪盘”的实质既不是“恋爱脑”，也不是道德败坏，而是情感作为可量化、可交易实体的现实和我们对浪漫爱情的向往之间的惨烈搏斗。

万分遗憾的是，恰恰是失败的一方让我们发现爱还没有终结，还有人在为此冒险。

禁止欺骗无法终止欺骗，“杀猪盘”和相亲价目表不过是一体两面，如果后者不能被摧毁，那么前者也很难被消灭。

而这正是《鹦鹉杀》想要告诉我们的全部。

本文已发表于《电影评论》杂志

鹦鹉杀 (2023)5.42023 / 中国大陆 / 悬疑 犯罪 / 麻赢心 / 周冬雨 章宇

我有点这种感觉，这个电影感觉他根本就不是在拍诈骗，有点感觉在拍那种爱情扭曲的电影吧，所以说一直票房不高，可能跟这个有原因，他越拍越走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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