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多么标准的一部战后清算电影，所谓post war justice？

二战之后发明的电影类型？

聚焦于战后问题，德国在战争问题的反思算是在战败国中最深入的。

电影非常的德国风味，标准严谨克制，镜头语言漂亮，德国帅哥演员也好看，尤其最后一段庭审戏的时候的平行剪辑很漂亮，基本上挑不大出什么毛病，电影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我想是电影也由一条带缺陷的法案引出了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

电影里面批判了德雷尔法案，德雷尔法案在当时帮助很多纳粹政府人员开罪，得以让他们在战后的新政府里继续官僚生涯，或者是像电影里面一样让纳粹军官继续在德国成家立业而免于审判。

查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后的德国政府里许多纳粹官员官复旧职，一是因为新政府不是可以一下子就能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二是因为如果疲于审判，战争中的德国需要担负实施罪恶的责任的人不计其数，每个卷入纳粹机器的人都需要受到审判，那将是一件费时费力使国家停滞的工作。

“德雷尔法案”有其历史局限性和不正义性，可能是因为制定法案的官员就曾在纳粹法庭工作，他偏向于让自己的罪恶留在过去，又或者可以这么说，在1968年，整个新政府的态度大约与之相似。

这就要说到，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策略，一是加速遗忘，二是直面然后前行。

加速遗忘的好处来自于快速甩脱历史的包袱，国家不致于停滞不发展，坏处在于，当历史被快速甩开，往往无异于助长罪恶长留人间，直面的好处在于罪恶被得到公正的审判，受害者得以受到应有的安慰，坏处在于，直面之后可能便更难前行了，德国历史的包袱如此沉重，在那个年代几乎是让所有人审判所有人。

电影里面出现了两次审判，第一次1968直接驳回，第二次2001正义似乎得到伸张，我很难说第一次就是非正义的，第二次就是完全正义的，只能说希望世界和平吧。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

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

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

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

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

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

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

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

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

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

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

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

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

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

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

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

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

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

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

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

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

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

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

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

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

“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

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

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

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

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

”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

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

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当一个绝望的男人决定去赴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当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科林尼冷静的有点可怕的走进总统套房的走廊，去准备杀死那个位高权重的老人迈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条路既是一条复仇之路，也是一条救赎之路，杀死那个男人的同时也是在让几十年备受煎熬的自己得到解脱。

故事就这样引人入胜的展开了，我们不禁要问，科林尼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的杀死一个看起来那么绅士的老者？

然后自己解脱般的去选择自首，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个疑问使我们观众一下子看进去了，迫不及待想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导演却没有那么着急，开始掉转镜头对准一个从底层逆袭的新人律师卡斯帕身上。

看到一些评价说，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聚焦那个律师的生活干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除了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也在着重挖掘人性中善与恶的摇摆地带，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动物，我们内心深处的善念与恶念永远是互相并存的，彼此缠绕，彼此争斗着主宰我们的心灵。

正如第一个对准律师的镜头就是他在浑汗如雨的自由搏击，象征着他内心善与恶的彼此焦灼，面对法律的正义与人情的偏袒让他左右为难。

卡斯帕——是正义的坚守者还是罪恶的帮凶？

导演用前面1小时很大的篇幅在刻画律师与整个迈耶家族非常深的情感羁绊。

迈耶对卡斯帕来说是教育他成长，给他缺失父爱的童年带来欢乐，帮助他从社会底层逆袭到精英阶层的慈祖父般的存在。

同时，卡斯帕也与迈耶的孙子，孙女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见证彼此的青春成长。

导演越是强调卡斯帕与整个迈耶家族的情感羁绊，越是突出卡斯帕身份归属感的困惑，自己即是迈耶家族一份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还是偏袒人情的那一面，望着天秤两端为难的他，不断接受人性的拷问与善与恶的审判。

当律师卡斯帕一边看着迈耶尸检一边回想起他开车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兜风，教自己识字 时，导演运用镜头交叉剪辑，让丑恶腐朽的尸体与美好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让童年的光辉与死亡的黑暗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善于恶彼此互相缠绕的主题再次点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卡斯帕与父亲一起追溯整理相关案件资料的过程也达成了他与亲生父亲缺失成长陪伴的和解，在长大成人后，他与父亲在追寻正义的理念上达到一致。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是在案件结束后，他来到科林尼的故乡，在重归平静的街边咖啡馆小憩的时候接收到了一个孩子的足球，这里镜头意思是他收到了来自科林尼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感谢，感谢他为科林尼和他父亲所做的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声张，他和父亲终于在天堂团聚，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迈耶和科林尼这两个人物更是善与恶不断反转的更鲜明的例子。

杀人魔头与慈爱祖父，一级谋杀犯与复仇大英雄，正义的律师与罪恶的帮凶，这些看似绝对相反的人物身份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停的摇摆是本片在刻画人物的看点所在。

科林尼——是杀人如麻的谋杀犯人还是视死如归的复仇英雄？

科林尼的扮演者老戏骨弗兰科·内罗演技含蓄内敛，仿佛硬汉柯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附身，从自首后心如止水一言不发，到看到年迈故乡同胞热泪盈眶再到最后对历史的清算和追问情绪依次递进。

科林尼这个人物的戏都在内心，他眼神坚毅，愤怒的外表，绝望和悲伤的内里，虽是谋杀犯却有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当他回想起1944年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往事时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和颤栗也在表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是他始终不能平复的伤口。

这个伤口他尝试过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但无疾而终，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条决定让杀人者偿命，自己的人生也一同消亡的毁灭之路。

当科林尼终于说出内心的呐喊——法律为什么站在杀人犯这边！

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也无儿无女，剩下的唯有自己心中那点正义时，他委屈的眼泪让我们观众动容。

还有一个细节是，当他听见律师的质问——迈耶应该被判有罪时！

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一次眉头舒展了，他朝着远方天堂父亲的方向看了看，露出了释怀的眼神。

这些小细节的精准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情感转变。

迈耶——是慈祥祖父还是杀人魔王？

过失杀人诉讼的时效是20年，因为这个条款，他曾被判无罪。

但律师认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制定本身就是个丑闻。

为什么迈耶当年会对卡斯帕律师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

因为他年轻时作为纳粹军官残忍杀害贫民，杀害一个无辜贫民孩子的父亲，毁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毁了他的一生，他老了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曾做过的罪孽，之所以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底层孩童那么好，给他教育，给他车，培养他成长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犯下大错内心的赎罪。

而最后迈耶死在那时候孩子科林尼的枪下，迈耶的死与当时科林尼父亲的死交叉剪辑，也是天道轮回，生死报应。

迈耶家里书柜里一直藏着的那把二战时期德军特制的瓦尔特P38手枪，也是在证明他无论现在是一个多成功的商人角色，战犯角色始终无法更改，是他一辈子的罪孽与耻辱。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是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的同时还能够无任何立场的对人性中最复杂的那一面展开深入的挖掘，影片结尾案件的突然终止也是在给观众自己去评判谁对谁错的开放性空间。

影片中那些人性隐秘情绪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焦灼的细腻表现正是善与恶是始终对立，又始终互相依存着的最好证明。

影片之外，法兰克福大审判后，德国大众不断对历史开始反思，舆论迫使政府开始对纳粹犯的追责和清算，1979年，德国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

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

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在朋友圈突然刷到这部电影，本着罗老师推荐的，不会很差的想法，我看了这部电影。

结束之后，余音绕耳，回味很久。

忍不住再看了一遍。

作为一个非专业影评人，记录一下自己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

这个片名及罗老师的身份让我很断定影片讲的是一个很确定的谋杀案件，但是会被判定为无罪的故事。

这是一部德国电影，直译原名Der Fall Collini，科林尼事件。

谋杀凶手Fabrizio Collini，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名字。

谋杀的过程很明确，手段也很简单，在酒店内，凶手冒充记者进入房间，枪击，先击中左眼，随后是腹部，并且在死者死后，残暴的踢碎了一个85岁老人的头盖骨，疯狂发泄自己的仇恨。

（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是Collini完美复制自己的父亲被杀害的手段，是复仇，我想这个画面应该出现在Collini的脑海中绝对不止一次。

）凶手很平静的自首了，他叫Collini。

作案过程明确，证据确凿，这起谋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受害人是极具社会威望的企业家，而且没有人知道Collini的作案动机，为什么残忍杀害一个85岁的老人。

监狱的Collini一言不发，平静的等待着一切，他的辩护律师来了，除了摇头，没有更多的交流。

第一次开口是律师提到了自己的父亲，他眼神温柔的回复，“你应该多回去看看他，因为你并不是一直有很多机会看到他。

”这个与影片的最后相呼应，小时候的Collini与父亲一起踢球的场景。

年幼的时候曾经看到他父亲死在自己的面前，此后便是他一生的梦魇，Collini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在1986年通过法律起诉无果后，直到自己的母亲、妹妹去世，选择用暴力伸张了正义。

第一回合， 一个男孩偷了面包，这当然是偷窃，但如果他告诉你，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那他就会得到你的同情。

电影给到Collini这个镜头的时候，我猜到他自杀了。

在渐渐通向光明的时候，当听到法律承认自己袒护了罪犯的时候，Collini释然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得到了自己要的正义，自己的认可。

极为精彩的一段对白。

很难想象Collini的一生，半个世界的仇恨，1944年父亲被杀，当年他10岁；2001年，67岁，在监狱自杀；这57年他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无法想象。

因为他的指认，他的父亲成为了第20个，父亲眼神中透露出来的绝望、无奈、不舍，成年后的Collini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想，后悔着，如果不是自己的指认，他的父亲也许就能幸免？

这或许也是他一生都不能放下的原因吧，时间无法抹平，岁月无法烫平的伤。

他清楚的记得杀害父亲的手枪，开了几枪，击中了部位，对他说的话，“你必须学会坚强。

” 意大利的那个小镇还是那个小镇，枪决的那个广场还是那个广场。

影片的最后，仍然是没有判定的案件，关于审判没有结果，对于Collini，他释然，不是在杀死仇人的时候，是在有人承认错误的时候。

关于历史，我读的很少，看完这部电影，我很震惊，可能从很多的角度去分析去看待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个体，我看到了无法承受的沉重。

时代的灰落在了一个个人身上，都是无法摆脱的负重。

没有绝对的善良，没有绝对的恶人，法律规定的是做人的底线，一个好的国家运营机制，社会管理制度，应该是极大程度的激发人们的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

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

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

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

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

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

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

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

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

“反转”本身并无原罪。

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

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

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

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

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

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

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

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

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

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

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

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

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

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

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

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

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

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21年5月某期。

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茜茜公主”罗密·施耐德在1982年的生命最后阶段主演了一部根据她钟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无忧的过客》，影片跨时多年的绝恋故事背后，是二战受害者通过私刑处决战后逍遥法外、摇身变巨富的纳粹军官这个很可能潜藏在当时很多人心底的愿望，故事里对仇人执行这一处决的男人最终被释放，又与妻子被新纳粹处死。

1982年5月29日，罗密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同一天，一名叫埃利亚斯·穆巴里克的德国青年出生，三十多年后，他主演了《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将罗密遗作没有提及的涉及德国司法黑幕的层面接着讲完，这名小伙饰演的是为杀死前纳粹的意大利老人科林尼辩护的律师。

历史的神秘轮回。

被杀的纳粹迈耶，是国民口碑良好、连仆人都敬爱之的善良温和老富翁，也是陪伴那位律师从童年到青春期时代类似父亲角色的一个人，老人的亲孙女是他初恋，控方律师又是小律师的导师。

剧本在一言不发、放弃辩护的杀人者，和陷入多重熟人关系的律师之间，制造一种悬念，迈耶的前纳粹身份，也是影片铺垫很久之后才引出的事实——迈耶曾在意大利小镇大屠杀二十个平民，其中包括科林尼的父亲。

这段历史故事，是顺应情绪要求，一点点剪进影片后半截各个剧情节点的，在事件最恶劣的顶点，我们看到儿童科林尼被迈耶胁迫着观看他父亲被两次枪杀的过程。

我们知道，没有人能过得去这种坎儿。

这只是真相的第一层，惊人的是，科林尼曾企图通过法律途径申诉讨回公道并被驳回，这才引出影片最震撼的炸雷——随命令“报复式”屠杀平民的纳粹军官要被判误杀罪，但二十年追责期后，荣升政要的纳粹们，在1968年合力颁布了不允追究他们罪行的法律。

当法律不再公平，受害者只好自己行动。

回头看，大人物被谋杀，却派一个初出茅庐、没接过案子的小律师做科林尼的辩护律师，就是准备草草结案的。

影片没什么炫技的拍法，只用了镜头缓慢拉近说话人以增强分量之类古典技法，结尾也像是顺从原著小说家不知让法官如何判决而安排的看似合理实为偷懒的结局。

但影片的价值在袒露惊人的司法黑幕，真相被人看见，正义才得以伸张，这也是为何报仇后也没获得安宁的科林尼，最后能够自我解脱。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关于二战和大屠杀的，还孕育而生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反思历史小说（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然而，德国人这种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执著，而是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的探索。

电影《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费迪南的祖父巴尔德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并在纽伦堡党卫军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刑20年。

背负着席拉赫的姓氏，费迪南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议，也经历了复杂的自省。

费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师，他的作品也大都与刑事犯罪有关，《科林尼案》可以说是他长久以来司法经验与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费迪南·冯·席拉赫这种霍桑式创作呈现的不是单独个体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携带着重新追溯历史与正义的任务。

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呈三角形，即律师卡斯帕·莱尼（Caspar Leinen）、被审判者法布兹奥·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汉斯·梅耶（Hans Meyer）。

这种类似于三角恋情的人物关系把律师莱尼置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义子，也是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究竟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倾向于哪一方，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这是莱尼、费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杀后出生的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谋杀梅耶的案情铁证如山，科林尼是凶手，他对此也并不否认。

然而当主人公律师莱尼拨开层层迷雾，寻求谋杀的动机的时候，对于死者汉斯·梅耶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对于剧情我不再做赘述，情形更加复杂，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营造的冲突也很有看头，但不是我讨论的重点。

最后明显的是，随着尘封档案的缓缓揭露，被告科林尼从施害者变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复仇者”，汉斯·梅耶曾是一名纳粹，杀害了科林尼的父亲。

而因为《德雷尔法案》，汉斯·梅耶被认为是从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这一点让科林尼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起诉梅耶，所以他才选择自己动手，为父亲雪恨。

这里插一句，故事把陈年往事设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行经一度被吊诡地解读为“正当的”、“干净的”，“荣耀的”，这种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对死者的审判和辩护开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这个电影俨然是对一系列二战后审判的另一种反思。

据我所知，让汉斯·梅耶逃脱法律制裁的《德雷尔法案》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时候参考的法律情形类似，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自19世纪的法律体系，即刑事罪犯必须要以其本人的判断与动机实施的杀人行为，才会被认定为谋杀，这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战争，尤其是二战那么独特的战争，且也与国际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

这样已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定行为实质上是对部分法西斯行为的“非直觉”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为犯人脱罪，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为许多德国战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这种法律体系背后是对集体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区别对待产生的。

其实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国战争犯罪的审判就已经把战犯与军人身份作为主要讨论点了。

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在战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对战时军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定不仅对审判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军人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论个体或者集合。

历史学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给出这样一个例子，二战落幕后，纳粹国防军的许多军官对战时军队的身份进行了回溯与重建，他们将国防军与党卫军（SS）对立起来，以此展示自己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

这样的行为正如法国学者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面对重大国事，社会团体会自行创造出一个“参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协助自身在社会格局下身份的建立。

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ölkermord》对审判中的讨论如此介绍：通过对德军行为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阐释，二战时德军身份包括给予意图（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图（Sinnforderung），分别指向了军队个体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国家层面更能接受的集体叙事建构，后者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于是，许多战犯被去纳粹化，逃过或缓和了处罚。

这正是科林尼所要报复的，战争给了他终身的创伤，而司法上的不公对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起伏脉络都在解答“谁是受害者？

”这一问题，辩证地看，在更加宽泛地延伸中电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谁是受审者？

”当受害者这一身份从死者梅耶转移到被告科林尼这一时刻，法庭审判实际上也就转向了，苦脸法官惊愕的神情说明了一切。

究竟是谁迫害了科林尼？

是希特勒、是党卫军、是汉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国的司法体系、《德雷尔法案》、以及当时只是实习生的理查德·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当时的西德连邦议会。

就此科林尼案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的重新审视，而是对大屠杀及战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视作对于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纳粹德国对军队以及军人所构建的身份的审判。

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类似情节的影片《八音盒》对二战历史及其战后历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

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实上，就观影体验来说，老派的《八音盒》看起来更加舒服，整部电影丝毫不逊色《科林尼案》。

但是两部类似的影片叙事目的并不一样。

《八音盒》里的麦克·兰斯洛只是个在逃的战犯，庭审用一位一位证人的证词累计把他的罪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对历史的否认巧舌如簧都让这位战犯更加令人憎恶，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给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却触及了更广泛而且深刻的领域，影片对梅耶罪行的呈现比较单一，梅耶下跪接受复仇者的审判，这都大大削减了梅耶作为战犯的丑恶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节上，一开始梅耶已死，他已经被审判，被执行，到影片发展到最后的悬疑不再是战犯能不能被处决，而是关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补救、正义如何实现、对待历史态度的深层次反思。

梅耶与兰斯洛不同，他不是通过隐姓埋名，不是通过逃跑，不是通过谎言与诡辩逃脱了审判，而是不当的法律给予了他逍遥法外的权利。

《科林尼案》的结尾处理得很高级，审判没有结果、正义没有被修正、德国民族的救赎未完成。

正如德国1995年为大屠杀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民族社会主义犯罪的对峙可能已经是当下德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过去犯罪所造成的广泛的辐射还没有被大众充分意识到。

”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错误也许不能被弥补，它们留下的创伤和负罪感会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们制造的危险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机而动，当你遭遇它们、审视它们，你无能为力，只能转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训。

一老人主动投案杀了一长者，并不再开口为自己辩护。

法院给他安排的公益无偿律师是个菜鸟，这是菜鸟第一次作辩护的案件，而且被害人是领养过他若干时间的长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故事轮廓清晰，涉及的面广，包括悬疑、复仇、纳粹、司法黑暗和公正、个人情感等等，本可以拍得异常悲壮、后劲十足，但是剧本和导演认知把电影拍得像红色题材的口号宣传片一样，恨不得每一秒都尽可能嫌疑化、沉重化。

从人物设定、台词交代、表演处理，都特别讲究得很外化，特别是男主律师，应该是个偶像需要他来吸引票房吧，处处强化若有所思和灵机一动，直接怀疑导演和他是从国内某影视城毕业出来的，硬生生把一部沉重的反思佳作处理垮了…PS：值得敬佩的是，德国作为二战的罪恶国，他们大部分民众并不回避曾经的过错，并积极反思。

这样的国家才是伟大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那如何正确对待和规避过错呢？

我想他们的权力监督管理和法律惩罚是尽可能完善的，首脑和民众都明确的知道国家基本情况，透明了几乎所有。

最最重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前半段的节奏真的很慢，但是这样安排确实也更符合人性，一个曾经向法律寻求过帮助的绝望的“孩子”，被精心设计的法律抛弃了。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再开口，再给这些他已经不信任的人多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

科林尼始终咬紧牙关保持沉默。

观众可能也会代入主角，觉得被告油盐不进觉得被告“不识好歹”。

一把枪，三声枪响。

女服务生供词里面的“我觉得他当时有点冷漠，点杯咖啡喝也不奇怪的那种”。

陪审团以及旁听的人都觉得他冷血残忍。

而当画面转回1944年，那时候的迈耶呢，放过了小科林尼，却让他指认了父亲，抱抓住小科林尼，让他看着自己的父亲如何死去，一枪不够，第二枪，第三枪。

枪响之后确实再无赢家。

这场庭审也没有最后的赢家。

没有等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判，科林尼等到了一句迈耶有罪，就毫无遗憾地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死者不想再复仇”。

“听着”魔鬼说“你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你每个案子都会赢，你也要付出你的灵魂，和你孩子的灵魂，你父母的灵魂还有五个好友的灵魂”这里设计的好漂亮，后面理查德 马丁格的名字列在通过法律的与会名单上，上面有六个人的名字。

你和你五个好友的灵魂。

迈耶孙女“我也是这种人吗”，主角回复“你就是你而已”，喜欢这个回答。

科林尼的演员诠释得非常好。

前期光靠一双眼睛来表演。

暂时先写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