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我说《南京》功利，朋友YK就说我还客气，他说这片子欺骗性强，稍不留意就被拐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许一般观众不这么看，不过我发现在和讯这个博客说这些话倒是有知音，没人断章取义。

有些人的留言一针见血，比我说得还准确。

但是我也就再多说几句。

这片子特明显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就是一种功利。

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感觉不统一，节奏感也不好，野心特大，才气却无，这都还是技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先行。

日军？

也有有良心的，最后甚至都扛不住自杀了（日军里花最大笔墨写的角川）。

军人？

有有血性的，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刘烨演的那个）。

知识分子？

软弱过，背叛过，最后还是有良知了，选择了大义凛然。

女人？

有很勇敢的。

妓女？

也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号称有史料基础，但是表现得特形式感的刻意）。

外国人？

有拉贝先生（淡化了他的角色，强调中国人的英勇）。

孩子？

有个孩子逃出来了，你看他都笑了说实在，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是我最想吐的时候，那些说“真实”的人都怎么想的啊？

肯定有人逃过了那一劫，但是你相信刚刚经过了地狱之旅的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忽然就那么做作地笑起来了吗？

还摘了小草吹毛毛！

这光明的尾巴，好莱坞式的结局，知道是在学呢，可惜导演功力太差，实在没法令人信服。

两个人能逃出来我已经很欣慰了，您能别再让他们做作了行吗？

要说人性，这时候任何正常的人性反应都不会是那么温柔地吹着小花小草，假惺惺地互相看着笑！

麻木，快跑，甚至歇斯底里的狂笑，默默呆呆地走，都有可能，突然来了MTV式的画面，我吐（或者用一年轻朋友话：被雷到了）。

电影不忌讳虚构，但是要建筑在心理真实的基础上。

这不能让人信服的结尾画面的虚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

影片中没那么明显的还有很多！

上面提到的唐先生忽然大义凛然起来，我们也感受不到任何心理发展的脉络，以至于夫妻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画面，一点也打动不了我，而是明显的地觉得这是在那里强写强演。

那些什么妻子伤心欲绝，忽然大义凛然的丈夫却在微笑地安慰之类的老掉牙的桥段，唉，美国人还嫌斯皮尔伯格媚俗呢，相比之下，斯当然是大师！

至于唐先生的形象---有那么多演员可以选来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非用范伟，范伟是个好演员，可是，在这么个悲情片里，且先不说他的喜剧背景让人分散注意力（任他怎么严肃地演），就说他的形象，也分散人的注意力。

真是抱歉，怎么看范伟怎么难相信是个说不止一国外语的拉贝先生的秘书。

这比起结尾那强扭出来的笑画面还算是导演技术判断上的小问题。

但是，我看到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写的文章，说得很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虽然在态度上和主观故意上没有问题，但在创作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使之成为了一部概念化的电影作品。

只不过，与过去国产影片常常出现的概念化毛病相比，它不是那种一味表现日本人如何残暴的脸谱化的概念化，也不是一味强调要复仇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概念化。

恰恰相反，它避免了过去电影中所有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毛病。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这部电影却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姑且称这种极端为概念化的人道主义，想当然的人道主义，文艺腔的人道主义，无关现实的浪漫化的人道主义。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

这种滑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创作思想，使得《南京！

南京！

》虽然在细节上尽可能做到了真实，但在整体上却虚假，是典型的伪现实主义作品。

我必须说，我跟陆川导演一样是爱国者，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是强烈的。

其次，我是一个艺术感受还算敏感的人（我是跟陆川导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硕士，他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不是没心没肺之徒。

但是说实话，我在影院两次看完《南京！

南京！

》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感动。

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既然我在观看半途中放弃了同时正在放映的英格玛•伯格曼影展，从电影资料馆匆匆赶到中影集团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的首日放映；既然我非常喜欢陆川导演的前一部影片《可可西里》；既然我对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的那次大屠杀一直是强烈关注并认真思考的；既然这部影片的制作是如此认真，导演和演员所投入的情感是如此显而易见，——那么，影片为什么却不但没有感动我，反而使我一直感觉到某种不安呢？

这个作者还写到：“我至今还能很清晰地记得若干年前第一次看《鬼子来了》日本人跟中国村民联欢那场戏时的感觉：在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跟日本人亲热的时候，我始终是紧张的，始终觉得日本人会跟中国人急，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是那日本人，我也会急了。

这种感受，是真正的感同身受，能使人吓出一身冷汗。

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

南京！

》几乎只能算是一道甜点。

《南京！

南京！

》里没有那样准确真实的细节，它的大多数细节都是似是而非的，可疑的，臆想出来的。

比如，唐先生为什么要换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影片似乎没有明确交代那是一名军人，也可能是剪掉了）？

角川为什么会动娶随军妓女百合子为妻的念头？

为什么唐小妹在屠城之日还有心情教孩子唱戏（为了表现美好事物的脆弱？

）？

甚至打麻将（为了表现中国人坚韧的生存观念？

）？

刚刚被放生，应该还不明就里、惊魂未定的顺子和小豆子为什么会马上有心情采摘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为了表现某种希望？

采花跟希望有何逻辑关系？

赶紧逃到安全地带才是正事！

）？

甚至唐先生小女儿一句“外面是不是在放炮仗”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便接受。

城市都被打得稀巴烂了，她还不明白那是在放枪？

难道她此前一直活在真空里？

不就是为了表现小孩子的天真烂漫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吗？

至于非得靠这种办法来表现吗？

什么叫文艺腔，这就叫文艺腔。

当然，最大的文艺腔莫过于还是角川的自杀了。

”这个作者举的这些例子也是我入不了戏的原因，所以我就懒得一一举例，直接摘她写的算了。

说实在的，这位作者又比我客气。

对待几十万死难者，任何虚伪的方式我觉得都有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可能性。

也许不是主观故意的，但是却不能让人无视之。

而这个片子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正在于，什么都想要，一边是学好莱坞主旋律（也没学好），一方面还要艺术性啊，深刻啊什么的，比如影像上追求形式感（相当刻意），再如就是对日军的处理。

但是我们得知道，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背景跟我们的历史完全不一样。

犹太人二战遭遇是很惨，但是他们之后痛定思痛，反思也特别强烈，行动上思想上有一大套作为，从以色列复国（现在从当年的被欺压者成为了对阿拉伯人的欺压者，这一点让我想起《暴雨将至》，为什么那个片子深刻，因为它指出了暴力的环环相扣），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二战中纳粹的恶行，集中营的悲剧，犹太人受的迫害，等等，以至于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惨。

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犹太人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最后遭受了那么大的悲剧，所以他们决定团结起来，不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有这样那样的行动可以理解。

另一方面，德国人对于二战中的行为，明确地认错道歉，就算心中有什么不服，都是不敢公开说的。

奥斯维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西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各国首脑齐聚历史遗址，为死难者默哀。

我们得知道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是在那么多的关于犹太人经历的文学，电影，传记，史书，等等之后，一个让人真的有点厌倦了的题材---是啊，犹太人你是挺惨的，可是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啊？

能不能稍微来点宽容啊？

可是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的历史并不是如此。

是的，之前有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是的，有了那么几本书（还基本上是境外的人写的影响大，如张纯如，拉贝日记），可是，中国人，亚洲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根本不像犹太人那样宣传的世人皆知。

并且，日本政府也没有像德国人那样正式地对历史做出真正的反思和道歉，不仅仅是对中国，包括对亚洲其他国家。

不仅如此，整整几代战后日本人无法从教科书里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这是我在美国上学时跟日本同学交谈时有亲身体会的。

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奢谈什么愤青狭隘民族主义？

我可不是愤青，我喜欢日餐日本设计至今最想去的地方是京都，在美国上学还选了日本艺术史，日本文化史之类的课，我也不抵制日货还特喜欢日货，在美国开的是日本车，因为日本车省油。

但是这个事情需要说理。

现在南京大屠杀也有纪念日，我们看到过日本首脑也如德国首脑去奥斯维兹纪念仪式那样到南京去祭奠的场面吗？

在这种情形下，你学斯皮尔伯格是学得起的吗？

斯皮尔伯格说，够了，德国也有好人，再说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犹太人那时候为什么群羊无首，还得靠一个德国商人救出那么几个人？

斯皮尔伯格潜台词你明白吗？

其实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英雄，也含有对自己民族当时现状的深刻反思，那时犹太人没有组织，真的是靠别人的怜悯和良心来获救的。

承认这一点，也是一种冷静的反省。

反观《南京》，对敌方与我方都没有真正的反思。

看一部电影，我总希望它能告诉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一点启发。

《南京》没有给我任何这种东西。

俘虏被大规模地射杀，慰安妇，强奸妇女，哪些我们不知道呢？

对，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导演编出的那几个具体人物，那时候也有勇敢的人等等。

可是如上所说，多数都是概念先行，让人无法入戏和感动（所有人都指出妓女小江那个部分，也真算是全片亮点了，但是那个女人举手的那种形式感也是特别刻意感。

这种戏特怕刻意感）。

就说是有个日本兵扛不住，自杀了，这个也不难想象，任何战争中都有扛不住的扛不住倒是正常的。

我更想知道，当时这场悲剧是怎样一环扣一环发生的？

之后，各方的反应？

人们做各种选择时最真实的处境和心理？

包括平民也包括有决定权的人物？

显然，有组织地把俘虏平民圈在一起像割麦子那么杀人，不是小兵绷不住的自发行为，而是某种级别的军官下令的。

任何到了战场上的士兵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国际级别的惨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了解一下更高层的人在这中间的角色？

日本军官的心理？

毕竟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是从高的审起，没听说审小兵的。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当然也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以前我们说国民党不抵抗，现在我们说其实国军也是抗日的，也有很多英雄行为，但是也没必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能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

毕竟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就是国民政府，南京是在这个政府统治下，这个政府的部队下沦陷的。

史料里也有当时的各种状况，包括封江的决定，使得大量滞留在南京的本来已经是从别地逃来的难民无处可逃，只能滞留在南京城内，而这些人日军来后很多没有身份证件，特别容易被日军当成是化装的国军士兵而处死。

说到更远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几年后被推翻，在当时的确是符合逻辑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当政的时候，让自己首都的公民承受了这么悲惨的遭遇，不可能不倒台！

这是说什么也没用的。

美国共和党政府不要说被人侵犯了，去侵犯别人搞得一团糟，都被选民给选下去了，这是民主的必然结果。

而当时的中国没有民主，所以当时共产党以装备的弱势靠枪杆子的胜利也必须承认是一种人心的选择。

这些东西不应因为历史的修正而就走到另一个极端。

任何一个政府也是要为这样的惨案向人民谢罪的，即使自己无能为力，那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道歉。

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道德承担，政府当然更得有道德承担。

所以，《南京》一片没给我任何我想了解的东西，只提供了一些廉价的所谓人道主义。

我也不相信《南京》会受到电影节之类的青睐。

艺术水准没到，而面面俱到更是有个性的艺术家最忌讳的事情。

当然，在中国的广电总局，日本人，国际影展，国内市场间玩平衡，也许就得这样。

也可以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另外，我不否认制作者创作者投入的精力，演员也是非常真诚地投入。

但是，从根子上有问题，任是其他的努力怎么也是没用的。

另：关于南京当时司令长官唐生智：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

九一八事变后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

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

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

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自相残杀（详见南京大屠杀#背景），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

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

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

他当时还任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这么一位人物，在国共两党倒都混得不错。

对我方的反思，也只能去读史料啦。

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可能面对真实的敌人。

在网上接着看：当时南京守军有十余万，归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但唐采用了将外围阵地放弃，困守孤城的战术，坐以待毙。

12月12日，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至正午，雨花台陷落。

下午二时，又攻陷中华门，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下午五时，唐生智匆匆开了一个历时二十分钟的师以上将领会议，散发了一份油印的突围命令，而他本人却不顾自己立下的“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仓皇地渡江出走了。

13日，日寇占领南京。

当日寇侵入南京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大多数都躲进了“难民区”。

其余有些人是公司、商店里的留守人员，有些人是市民，他们要看守自己的房物，因此，街道上已经见不到多少人了。

可是前方溃散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寇驱来的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了南京城。

他们来到南京后，敌人的炮声、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慌张，希望躲入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但又被拒绝；最后，则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

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向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过挹江门到下关中山码头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

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时，最后逃出南京的一部分国军官兵，蚁集在江岸上，未能脱险，此时深怕难民群妨碍他们，所以把挹江门、和平门两道城门紧闭起来，以便于他们抢渡逃生。

只见他左脚踩道德至高点，右脚踩“全面客观的历史”至高点，冷静、沉着地俯视众人，结果劈叉得实在是太开……泄底了……

军训的晚上，大礼堂放这部片子，片尾演职人员表出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

太沉重太沉重的一部电影了。

无论是从题材，还是呈现效果。

小学的时候，思想品德课上老师有放过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看得提心吊胆，直到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纪录片里提着头的目光呆滞的女人。

那一段历史，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我完全无法想象当时的人们会有多么绝望，多么无助，只是认识到这是一段可怕的历史，然后就不再想下去了，怕再想下去受不了，心里会很难受。

这部电影从一开篇就真实地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裸露在狼群的末日危城里弥漫着的恐惧和绝望，被炮弹蹂躏的千年古城墙，弃守的军队踩踏着同胞的尸体溃败，这种恐惧和绝望攫取着我，自始至终。

人间地狱、血流成河、身首异处......一个个的人就像秋后的庄稼一样被收割、被碾压、被抛弃、被厮打、被强奸......背景里有接连不断的枪响、有女人孩子的哭泣、有刀刺进身体的响动、有绝望回旋的空袭警报……镜头将史实变得生动而惨烈，屠杀的含义不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解释，而成了银幕上活生生地再现。

看完之后真的感到害怕。

倒不是怕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的伤害，而是不敢想象自己如果进入这样的绝境，我能做什么，并且我清楚地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

再说影片的设置。

关于把角川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视角作为主线贯穿全片，争议挺大的。

选取这样一个角度算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切入点。

我的理解是，连稍微有一点良知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犯下的罪行无法饶恕，而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依旧麻木不仁，践踏屠杀生命，以此来揭露批判这场屠杀的荒谬残忍、毫无人性。

说实话，我看到最后角川的自杀并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哦，这个日本人死了。

全片给我带来的那种绝望感震撼力和对日本士兵的恨已经让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一视同仁，所有日本士兵在我这里永远无法洗白。

角川有良知又怎么样？

他改变不了他队友的残暴，他无法唤醒其他日本人的良知，他甚至连一条人命都救不了，他心爱的小江还是死了，被他那些同僚害死了，死在他眼前。

并且角川人性的唤醒还是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死亡之后，他也只是拥有部分良知。

所以他最后自杀了，因为他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饱受良心折磨。

更何况，角川这种特殊案例，比例又有多少呢？

哪怕一百个日本人中有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有那么多条无辜的生命被残忍地肆意地杀害。

现实是，这种有良知的士兵，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能找出来一个。

看了看，导演是陆川。

他可能是有野心想把这部电影做好做大，想以不同的角度来演绎和看待这段惨痛敏感的历史，所以取了这样的片名。

他似乎还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放到日本，放给世界看，不知道他这点期冀达成了没有。

说实话，这是一部好电影，但至少，它配不上“一个城市的生与死”，这样气势恢弘野心勃勃的名字。

拷贝中的影像慢慢呈现出来这段历史 这一段我们必将铭记完事却从未真正发自内心去深究并祭奠过的历史影像好像一张张底片 浸入显影液 并快速翻动起来带着浓重的炮火和尘土的味道不加商量的把你带进了胶片之中130分钟我并没有流泪因为这并不是一部要教会你憎恨的电影刘烨被砍头的剧照 这个镜头并未在拷贝中出现我无法想象突然改变的上映时间究竟让陆川忍痛放弃了多少的初衷和演员的牺牲陆建雄死的并不特殊和所有被集体处决的士兵一样他死的很平常 甚至是他带着那些不愿意面对残酷死亡的兄弟们默默的走向无力反抗的坟墓“中国万岁”喊出口时 很多人都流泪了 我没有哭 始终没有哭 可是我觉得自己被点燃了心抖得厉害开场几个微小的市侩言行 她所饰演的妓女身份彰显无疑而随着拉贝难民营的陷落 我们也清楚最后拿肉体换回片刻大众生存权利的并将有这样一个曾经用身体吃饭却依然有着自尊的女人她叫江一燕 看过电影之后 开始对这个女人有好感是因为这个角色吧卑微的可怜却又伟大的让人心碎她无力拿枪 当男人们面对沦陷也放弃抵抗的时候一个女人 能做的也许只有这屈辱的奉献士兵被扫射和掩埋的时候 死的悲壮而她和其他的女人直到死亡 也是赤身裸体 互相压着 被平板车当众推走江一燕演得很好 她带出了一个女人骨子里的尊严 即便她曾经被生活所迫过很感谢她正如《金陵十三钗》一样这段历史中 有这样一种身份的女人值得所有人去尊敬并感激高圆圆所饰演的姜老师电影中的篇幅并不少 可总也不觉得这个女人是重心她不如范伟饰演的唐先生那样挣扎她简单的只是抱着只要在难民营 有着拉贝的保护 便可以求生存的信念声嘶力竭的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在自己身边的人到最后 这些需要保护的人 只有女人和孩子为了解救那些被抓的男人她很清楚自己在那几分钟中迎来的是自己生命的尽头一句“shoot me ”是一个女人为了尊严可以做的最后的选择这个角色很孱弱 弱到甚至让人有种要去保护她的冲动她和江一燕所饰演的妓女不同她们有不同的人生观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情操 不同的追求然而面对屠杀 面对那些已被战争摧残到麻木的更弱者她们只能逼迫自己去做些什么若你看完整部电影再在脑海中重新回忆那些场景画面那种沉痛的感觉 不知道我们的感觉是否相同似乎脖子上被人拴上了一块不明重量和大小的石块投入海里你想呼吸 想要将头探出海面但是 石块却一直拉着你向下沉 向下沉直到无法喘息直到你的所有血脉都凝固 静止直到你的心被撑到爆裂撑破心的是那些你无法承受和再次回顾的历史的重放坐在电影院中 一次次的在眼前重历死亡自己就像那些手中有枪 但是已经随着国家和城市的沦陷麻木的人们一样除了坐着 等待日本军人安排不同的死亡方式一样我只能坐着 等着导演安排出的下一幕剧叹气还是颤抖根本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这些屠杀者和被屠杀者一样的年轻他们也可以相貌英俊并非施暴者就是粗暴丑陋他们也可以有自己小小的幸福和期许并非屠杀者就不是人他们只是被集体意志所完全掌控的傀儡就像角川问道：“其实活着比死去更辛苦，对吧”中泉英雄在观影后一个人躲在角落哭泣我想一整部电影所带来的历史 一段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历史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一个人不能忍受自己活在谎言中一个人更不能接受自己活在国家编造的谎言中当他无条件的爱着自己的国家时这种直面自己祖辈暴行的场景不解困惑无颜以及自己来到中国接拍这样一部电影的压力他的泪水 含义要比我们来的更酸楚吧电影的音乐很好听 虽然他不乏日本音乐的元素我们的血会烧的灼伤自己的内心 为那些屈辱还有屠杀但是 电影并不会让我们去憎恨因为我们也能看到日本人的胆怯 日本人作为被扭曲者的挣扎和忏悔我们的放弃抵抗是麻木 而他们的持续屠杀又何尝不是一种服从的愚忠和麻木呢我们可以继续痛恨 痛恨那场战争 痛恨那些施暴者我们有理由痛恨 痛恨那些掩盖事实真相 并仗着时间的无情流逝 那场屠杀证人一个个老去逝去而从不反省自己历史的日本政府和军国主义但我们不要再盲目憎恨 不要以为砸辆日本车 摔坏家中的日本货就是爱国的热诚表现了爱国 请给自己多一些尊严 给自己的民族多一些尊严至少 请你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 能够等到字幕放完 音乐停止给所有的演职人员应有的尊重给那段历史一次尊重若你还有力气请你 鼓掌我觉得 这样也是爱国和铭记

【因为看的是首映，导演及部分演员均到场，答观众问。

有人提问为什么站在日本人视角。

陆川答：其实也只是1/4的部分是日本人视角。

以前我们拍了很多站在我们自己角度拍的抗战影片，但是从来没有被世界承认过；希望这部影片能走向世界，让大家都看到我们遭受过的苦难。

故。

请不要质疑整个中国群体的国难情结。

是人都会很怨恨。

可是！

怨恨没有用。

如果我们的苦难别人看不到，甚至连看都不愿意看，那么那些苦难永远只是我们自己的苦难而已。

最有力的武器，可能只是一柄最柔软的剑。

却能锋利刺入每一个它到达的地方。

所以啊，仇恨若只是仇恨，最无用。

尽自己的绵力做点什么吧，哪怕不随手乱扔垃圾也是一种尽力。

无非换种思维：日本干净，我们要比它们更干净。

此为举例，勿攻击。

多谢！

】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去做3周慰安妇，江一燕举起手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表情说，我去。

我是从这里开始哭的。

而一旦流下第一滴泪，之后便像绷断了弦一般，不能克制。

因为太难过，最后只能躺下来。

战争的大场面，因为好莱坞，已不再能震撼我。

特殊年代的英雄，因为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和几乎同一格调的措辞，也已不再能感动我。

然而，在特定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像海滩上的珍珠贝，总能吸引我一点点向他们靠近，然后深深被吸引。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曾经的统一套路的抗战题材影片误导了。

总是需要全民激奋，总是需要一个慷慨的英雄。

有人感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或者***这样的英雄了。

于是人们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在倒退、是在堕落。

我说，不是。

从来就没有什么英雄。

所谓英雄是用来激励人们前进的。

而在一个瞬间爆发的战争里，一切由平静急转直下，人是来不及思考太多的东西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们都是小人物，当镜头从人潮汹涌的俯视角度定位到某一张脸上，你会发现，在那一刻，他是平淡的也是刻骨铭心的。

我喜欢导演那样平静的刻画每一个人。

没有人是真正的英雄，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真正胜出。

所有的人，都是为了一个信念：活下去。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当慰安妇的时候举手。

生命已进入倒数阶段，我并不会介意做一个筹码去换取在当时来说珍贵的东西。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自己能力最大范围之内保护自己的家人。

无论是否知道有些事情会否带来更大的毁灭，我能做的只是当下让我们都存活下去。

当一部影片能让人联想到自己，观看时仿佛感同身受，我以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你不会觉得场面宏大到让你整个视线都涣散了。

你会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某一点上，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都是真实触摸到你的内心，你是真的在认同他的一言一行。

你必须得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光芒也有阴暗面。

因为是看的首映，有幸见到两位日本军人的扮演者亲临现场。

我对这样的演员，会不由自主地从内心生出更多的敬意。

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每经历一个镜头，就是对自己原有认知的一次挑战。

而当影片落幕，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也许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他们在这里不被当作英雄，他们回到故土兴许也要遭受舆论的质疑。

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参与到这样的一部影片中。

同时感谢所有参与过抗战题材的日籍演员。

我们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不必加诸到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们身上，同时我们也需要敞开胸怀。

若说这个时代，人们都在遗忘，这个论断我不能苟同。

最愤怒的所谓爱国青年，莫不是些在网上互相谩骂的无聊之人。

那么多帮助曾经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人里面，有中国和日本的志愿者，却从来没有过所谓的愤青。

如果看完这部电影，还在仇恨的人，我想，他们是带着原来对于抗战题材影片的旧认识来看这部影片的。

他们确乎过时了。

注：这是大二写周老师课的作业，现在陆川君更令人讨厌了。

其余不表。

先说一段戏言，在《南京！

南京！

》大规模上映引起巨大反响的时候，几个同学说起陆川的电影选题：《可可西里》，这次是南京，我问：“下次你说他拍什么？

”“512呗！

”不同时间地点的三个人给了相同的答案。

我想导演选择的题材是在好极妙极，可可西里已经足以令观众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尊敬，对导演的人道主义思想深深敬礼，那么拍战争拍屠杀则更是赚人眼泪，《辛德勒的名单》经常被拿来与本片作比，《辛》片珠玉在前，然而陆导野心颇大也不愿输人后。

“‘战争是什么？

就是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

’”陆川不止一次这样去理解战争。

——陆川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到。

而这段话在影片中有非常直白的反应，一段十几分钟的日军祭祀舞蹈——据说还是被剪过的。

看到导演这样解释这段舞蹈，我禁不住笑了，导演真是个实诚人，说到做到，说舞蹈就舞蹈。

谁看到了“异族的文化”舞蹈？

被英国殖民的印度人民可能看到过，澳洲被白人同化——“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孩子可能看到过，但奥斯威辛集中营走入毒气室的犹太民族恐怕没有看到过，同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仍然在南京的几十万中国军民恐怕也没什么人看到过，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各种统计从几万到三十万人不等，还没机会被异族奴役，没有像东三省的伪满国人民一样学日语升太阳旗，没机会融入“大东亚共荣圈”，就直接化为了万人坑里的白骨，上天堂或下地狱了。

导演倒是清楚异族的舞蹈是在废墟上，可惜异族文化的舞蹈倒是舞蹈了，只不过舞在一座空城里，亡灵们大约是看不见着舞蹈的。

如果说电影是导演对“人性”一番浪漫主义的解读，那么这段导演阐述只能说是词不达意，彻底错了。

抛开小豆子这条隐隐约约、不知可否称得上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一条让观众看得不明不白的线索不谈，电影的绝对男主角是羞涩的，头一次上战场的日本小弟角川君，（咦，陆川？

角川？

）电影告诉我们，如果角川君放到现在，不是在秋叶原买电玩的御宅，那就是在涩谷乱晃的潮人了。

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弟，初来中国，如何会杀人？

一次误杀打中了藏在暗门中的孩子，都令他狂吐不止。

还有，角川君也还没有过性生活，于是他面对慰安妇百合子如此温存，还要去她做老婆，那一幕简直如同《情书》一样纯洁的发亮了，可惜天不遂人愿，百合子死了。

角川君而后又把怜爱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妓女小江和女教师江淑云，可惜她们俩也死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女性的死亡后，角川君幻灭了。

一声枪响，电影里的角川君举枪自尽，死在了南京城外的一片花田之中。

在此之前角川君抬头看了看天空中明晃晃的太阳，这个场面与开头日军进攻南京城，百无聊赖的角川君抬头的镜头呼应，导演告诉我们，角川就是这么一个闲散的，单纯的小男生罢了。

自尽的角川君在陆川的视角下获得了无限的升华，导演企图用这一动作证明他完成了人性的双重救赎：对自己的救赎以及对被屠戮人民的救赎。

可是看到这里我忽然犯傻了：角川君这个日本士兵的优秀代表如此伟大又多情，难道是日本极右势力诸如石原慎太郎说对了，南京大屠杀根本没发生过？

如果鬼子们都是这么伟大又多情，误杀了人都会吐，不会征用慰安妇——就算征用了，他们也知道使用避孕套！

那么谁在强奸？

谁在杀人？

如果按导演的逻辑，课本上的那一套肯定错了：“攻占南京之前，日本最高统帅部已制定好策略，即通过残酷地打击南京，来瓦解中国人民抗日斗志，迫蒋投降。

”按照导演的逻辑，南京屠杀没理由发生了。

而陆川没有提及的是，那位在影片中扮演金陵女子学院的领导者的高个子白人女士，在现实中的名字是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

这位女传教士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四次不顾美国大使馆的最后通牒，毅然留在南京坚守女子学院，日军攻占南京后，在日军持续不断的骚扰和杀戮中她保全了四千多位女学生、妇女的生命和清白。

然而由于每天承受巨大负担和恐怖，魏特琳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于一九四零年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离开中国周年这一天她烧炭自杀，时年五十五岁。

临终前仍然说：“如有来生，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她的墓碑上刻着四个中文汉字：“金陵永生”。

这样的自尽，真能令人落泪。

这位女士，在最后的照片展示中，并没有出现。

许多人死了，不论是否真实或者是否被提及，不过小豆子活下来了，这无疑给观众注射了最后一剂强心针——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但是陆川还没有提及的是另一个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裕仁天皇的叔父：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亲王，根据战后的解密文件显示，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后。

朝香宫鸠彦所在的司令部立即发出一连串由朝香宫鸠彦本人签署的命令，上面还加盖着“机密”和“阅后销毁”的字样，内容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而这位元凶，在战后不仅仅得以逍遥法外，并隐居在青山绿水之间，还担任了“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他和小豆子一样活到了战争结束，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活得比小豆子好得多，他享尽天年，死于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活了九十一岁。

写在最后的话，陆川导演似乎打算以小见大，但其结果不仅仅不成功，而且令人恼火。

暂且不论其功力够不够，放下诸如叙事线索混乱，情节交待不清这类技术问题，因为这只要请陆川找几个好编剧，多翻翻史料就能解决，那么导演就不会让刘烨早早的死不瞑目——如果这是一部人像展览式的作品；也不会让拉贝秘书唐先生毫无道理的被日军杀害——其目的似乎就是为唐先生升华一剂说出那句”我老婆又怀孕了”的台词。

陆川让我想起了日军飞机在天空中撒下的传单，漫天飘下的纸片上面印满了中日亲善，做良民就万事大吉。

当年应该有不少的中国百姓就背着漫天遍野的阵势欺骗了，最后仍不免做了刀下之鬼。

今天的《南京！

南京！

》以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而来，宣传单上面写满了两个大字：人性！

于是乎人民群众再一次被感动了，上帝可以有这么一种视角，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这无常世界，生死对他来说只是弹指间的一颗尘埃，这是大概因为上帝住在天上，而陆川也如此悲悯，以至于侵略者屠杀者都被他捧在掌心，陆导还没有上天和上帝同住，这番悲悯就不必了罢。

我想，就算是不提那些陆川视角之外的永远不可能估算清楚的数字，即便是陆川镜头里这些活着与逝去的生灵，那些无法弥补的创伤和罪恶，我们也无法在《南京！

南京！

》中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人性也好，舞蹈也罢，这些词都是很美妙的，可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一座已成了焦土的死亡之城面前，它们浅薄甚至不配，尤其是不配给侵略者。

唯一的原因，就是三十万这个数字是粘着鲜血的，这个数字不是不小，而是太大，角川君的人性，负担不起。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终于去看了《南京！

南京！

》。

一部只有结论和导演意淫的影片。

屠城，这是一场人道惨剧，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是战争史上最肮脏的篇章，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悲痛的一页。

我要强调下这个观点，免得有人说我立场不对。

有些人讨论问题总喜欢先看立场，不管问题是不是问对了，自然也就掩盖了追寻答案的要求。

影片《南京！

南京！

》，简直像一部科幻片。

别误会，我不是说南京大屠杀是幻想的，毫无疑问，我从不怀疑这段历史的真实。

但是，我们需要的「真实」不只是 Yes 和 No 的答案，我们还需要「为什么」和「怎么样」，需要「谁」和「什么时候」，只有这样，我们的反思和讨论才有真实的基础，我们得出的判断和结论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要以史为鉴，史之不明，何以鉴之？

然而，这些问题，在影片《南京！

南京！

》中，全部找不到。

我说《南京！

南京！

》像一部科幻片，是因为，整部影片像是一个虚拟出来的时空，一个漂浮在黑暗太空中的舞台，没有前史，没有周边，没有上下文。

片中出现的人没有名字，没有来历，没有生活，没有灵魂，没有与其所在世界的任何关联。

即使是导演偶尔试图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也是断裂的、碎片的。

动机甚至都不存在。

日军为什么屠城？

或者下放到个体，一个日本士兵为什么会嗜杀成性？

人们为什么不抵抗？

同样地，下放到个体，一个普通市民，为什么不抵抗？

我要的，不是「抵抗」这个结论，我要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他们怎样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怎样面对一场要夺去自己和至亲好友生命的战争？

怎样面对一支和我们同样面孔和体格却像恶魔般行为的军队？

影片预设了这一切，即日本军队的嗜血、残暴、无人性，是无需解释的。

影片同样也预设了，中国人就是麻木的，是随时待宰杀的，是命如蝼蚁的。

影片中的日本士兵（除角川外）就是用来杀人的。

同时，片中的中国人，就是用来吃枪子的，用来成片地倒下，用来快速、高效地达到导演的预期。

他们像麻袋一样，被堆叠在洪水之前，面无表情，亦无生命。

这和我们多年来习惯的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主流历史观，有何不同？

很多人提到了《南京！

南京！

》片中对「人性」的描写。

是的，「人性」是有的，但只赋予了一个主角。

但即便如此，这个叫角川的日本士兵，没有身份，没有军衔，没有部队番号，没有年龄，没有出生地，除了他妈妈做的火锅很好吃，你不知道关于他的一切。

影片粗暴地省略了任何合理的交待，角川没有任何来历，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背景。

因此，虽然角川有了去向——自杀，但也无法掩盖这个全片唯一被真正「描写」了的人物的苍白与空洞。

甚至我们只被告知他姓角川，连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

想象一下，这还是全片主角的待遇。

至于陆剑雄（估计你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吧？

）、姜老师、拉贝，这些配角甚至更不配获得交待。

至于南京城，影片根本就无暇顾及了。

导演希望我们有一些新的理解，但理解什么？

用什么去理解？

《南京！

南京！

》迎合了主流的受害者控诉心理，这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没有本质不同，区别只是韩国大片式的声画效果，以及一个导演幻想出来的日本士兵的视角。

是的，我说它像韩国式的大片，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大片，因为它学会了在电影中使用大量惨烈与血腥的镜头，但连好莱坞那种通过现成套路造出内涵的技巧都没有掌握到。

至于导演幻想出来的日本士兵视角，这是一次创新，我必须承认，这毕竟打破了以往以“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来异化战争的主旋律做法。

但它仍然是幻想出来的，角川缺失的人格和身份，与我们的教科书对「董存瑞」和「雷锋」的描述方式一脉相承。

内心挣扎而后自杀的角川，不过是导演从受害者的角度去幻想施暴者的心理，从而获得补偿。

严格说来，痛苦的角川是一个被疏离了的旁观者，他连施暴者都不是，除了偶尔的军事行动和只言片语的对话，你甚至不知道角川和其他日本士兵的关系。

导演真正去试图了解施暴者吗？

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充满戾气、乃至变成恶魔？

施暴的过程中，他们内心是怎样的？

施暴之后，他们如何面对自己恶魔的那一段历史？

抱歉，这些问题，看来都不是导演陆川想要提供的。

《南京！

南京！

》一片，只提供了一个叫做「南京」的地方，它甚至连城市都算不上，因为它只有一个军营、一个难民区和一个教堂，甚至连军营和难民区的描写都是缺失的。

历史也是缺失的。

南京，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沦陷？

市民为什么无法逃离？

日军的暴行为什么没有人干预？

在影片中，一切皆只有果，没有因。

角川的死，貌似有因，但却是被强行施加了导演意图之后的因，是被粗暴剥离了若干内容之后的因，因此也是不完整的因。

这就像，当我们听说某大学男生跳楼自杀之后，我们如果只想知道他是为情所困，因为一个他喜欢的女孩拒绝了他，从而寻了短见，那这只会是小报新闻，或称社会新闻。

我们也许无法对每个自杀的孩子充满探因溯源的动力。

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小报水平上。

《南京！

南京！

》，把一切都变成了符号，侵略者、中国士兵、被屠杀的平民、施救者，包括南京这个城市，以及屠杀本身。

然而，任何一个事物，若变成了符号，它的深度和关于它的严肃讨论便会被消解。

而当历史事件和人物被符号化了，便会变成一个不可言说、不可探究的主题。

而这部影片给我带来的最大担心正是，我们对历史仍然是遮遮掩掩的态度，真话仍然夹杂着假话，并且禁止让人去讨论和辨别。

同时，我们的主流历史观仍然只有整体，没有个人，这种视角和思维方式维系了两千年，至今未变。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惨剧，它需要我们去勇敢地直面和公开地讨论，需要我们还原历史事件本身冷酷的起因和过程，也需要我们还原里面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被数字取代了的人。

但我担心，《南京！

南京！

》只会推动新一代人沿着旧的惯性前行，让我们继续难以真正去研究和反思。

（我个人认为13岁以下年轻人、儿童不该看这部影片，无论打着什么爱国主义旗帜，我都这么认为。

个人观点，仅供批判）《南京！

南京！

》：创新与缺憾并存的勇气之作文／压马路《南京！

南京》因为导演宏大的野心，而令影片众多的优点和缺点惊人对立并存着，影片足够发人深省，同时又有着众多缺憾，但凭其本身创作上大胆创新的勇气足以让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如果你抱着大哭一场、自己感动自己一把的心态来去电影院看陆川导演的这部新片，我只能很遗憾的告诉你，你会很失望的。

《南京！

南京！

》是一部少见地冷静，甚至是冷酷地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荒诞的国产电影。

虽然片中也有个别让人温暖的片刻，但坐在银幕前，你感到的不是热血沸腾，你也很难因为感动或震撼而一把鼻涕接一把泪，你只会觉得一股无形的压抑、窒息的气浪铺面而来，源源不断。

所以，要么你身体撑不住退场，可以试着以“不符合自己预期”为理由要求退票；要么你坚持到底，但随即陷入相当长一段时间来思考一个问题——这是个怎样的电影？

如果你想要被娱乐，或想被煽情一把，那就直接转道隔壁影厅去看《金刚狼》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吧；如果你想趁机炫耀一把自己内心的狭隘民族主义，巴不得在影院里就挑脚指着小日本大骂，那我建议还是把《叶问》的DVD翻出来，回家在自个儿的“家庭影院”里随便尽情表演。

但很遗憾的是，上面这些《南京！

南京！

》都满足不了。

很久以来，很少有一部国产片像《南京！

南京！

》这样会带给观众很多思考——关于电影创作本身，也关于电影以外。

这部电影可能最易受争议之处在于影片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屠杀中的日军角色，并以“日军视角”展现了大量日军屠杀中的日常生活情境和细节，这些显然超出了国内观众过去几十年的观影经验。

虽然用这种“人性视角”来拍摄关于战争的电影在国外非常普通，但国产战争电影，很少能逃出“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的桎梏。

人都有人性，“敌人”也是人，所以“敌人”也有人性——这三段论看着合理，说着也顺溜，可真正表现“敌人”人性的国产战争片极为少见，更不用说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电影里，直接以“敌人”人性作为整个影片的主视角和叙事主线，迄今估计只有《南京！

南京！

》这一部。

“日军视角”其实就是“人性视角”，放之四海皆准的电影艺术创作手法，在中国遭遇了几十年的尴尬，《南京！

南京！

》的“人性视角”反而成了中国电影创作的大胆创新，这次陆川似乎扮演了一把“皇帝新衣”故事里的那个小孩，他告诉观众“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其实也是可以这样来讲的。

单从中国电影创作发展角度来看，这次陆川着实向前迈出了勇敢而具有气魄的一步。

但要说这一步迈得正合适，还是太超前了？

时间会给出最后的答案。

所以，无论本片最终如何被争议，我认为这部影片所体现出对电影创作本身的尊重和执着、敢于创新的勇气都值得尊重，应该被肯定。

《南京！

南京！

》证明电影创作是如此奇妙，因为这部电影中，众多令人叹服的优点和众多令人惊讶的缺陷令人震惊地对立、并存着，时而交织在一起，最终成为这样一部发人深省而又充满遗憾的电影。

影片的优点除了前面所说敢为人先的创作坦诚态度之外，其整体制作水准相当精湛，整体美术造型突出，历史质感强烈，特别是影片的摄影堪称是世界级的。

影片随处可见才华横溢的镜头调度（唐秘书之死）、魔幻般的移动长镜头（陆剑雄赴死时梦幻般的主观镜头）、震人心魄的连续大特写镜头⋯⋯单从技术上看，《南京！

南京！

》绝对达到了好莱坞主流大制作的水准。

而且这样一部耗资近亿元的电影，从导演陆川，到摄影指导曹郁、美术指导都是一帮年轻电影人，他们比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更有活力，更生猛，而且他们用作品质量证明了他们的制作能力。

所以如果说从《南京！

南京！

》看到了未来中国电影技术制作层面的崛起和希望，这毫不夸张。

野心！

这是《南京！

南京》众多缺陷和遗憾的根本来源。

或许导演太想拍摄一部超越以往所有战争电影的大师作品，或许导演要呈现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受，最后从影片本身来看，某些东西达到了，但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影片最大的遗憾就是被符号化的人物和断裂的叙事，这是无论多少精彩的真正场面和诗意段落都不能掩盖的。

日本人角川是影片重要角色之一，但虽然花了很多篇幅，但角川这个角色依然是模糊的，反而拉贝秘书唐先生成了影片最完整、最丰满的角色。

组织反抗的陆剑雄开始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他是主角，但影片刚三分之一，他牺牲了。

影片需要很好的理由向观众解释，为什么明星演员扮演的重要角色电影还不到一半就没了？

影片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解答。

其他所有人物要么被符号化，要么被平面化，虽然有些人物特色鲜明，比如妓女小江，或者日本人伊田，因为篇幅有限，很可惜都只能几笔带过。

可能因为影片要传递的信息太多，但因为影片整体强烈的导演作者风格化，影片故意弱化故事性，把笔墨更多放在人物内心刻画上。

这就让影片充满大量写意、诗意的状态段落，而一些影片故事的重要信息、情节就已经没有空间来向观众传递了。

但因为《南京！

南京！

》从根儿上就没打算成为遵循主流叙事规则的影片，所以影片里看不到传统故事片叙事的起承转合在这里并不适用，影片直接通过一个个事件的生硬连接，配合导演引导观众去思考影片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战争中屠杀者与被屠杀者的关系。

另一个让人遗憾又无奈的问题，就是“人性视角”是《南京！

南京！

》最有价值之处，但却其实也可以说是败笔之一，因为没有做得更彻底、更深入，这就让影片叙事视角不断产生变更、游移，甚至混乱。

现在可以理解《南京！

南京！

》其实可以说是一部以反思战争屠杀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艺伦理片，“南京大屠杀”只是影片要讨论的话题的背景，而不是话题本身。

《南京！

南京！

》并未有意承担向观众全面解释“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来龙去脉的责任，比如影片没有回答国民党为什么从南京撤退，也没有展示日军如何精心策划这场大屠杀，并妄图使其在侵华战争中具有如何重要的战略意义等，这些都是这部电影所不能回答的。

当然也并没有谁规定要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就必须得回答上面这些问题。

所以陆川的这部电影只是在“南京大屠杀”这个惨剧中，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回答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文章开头我反复提醒观众不要抱错了期待，因为陆川从来没想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通俗的情节剧。

贯穿全片英文明信片的设置的意图显然是为进一步增强影片的“诗意”，是很好的想法，但因细节上的欠考虑，反而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每次英文明信片段落时所出现的中文字幕，每次出现字幕时的时间很短，同时因为内容多，字幕小，使用特殊字体不好辨认，而且还是竖排版，所以我估计影院里除了前排观众，没多少观众能来得及看清所有中文字幕内容。

而且要命的是，拉贝离别前的那一段字幕最后包含随后情节里的重要信息——唐秘书最后拿命去换的拉贝另一个助理，其实不是真助理，而是是一个军医！

观众如果没有之前字幕提示，那后面唐秘书自我牺牲的意义不仅大打折扣，而且还可能产生莫名其妙感觉。

因为野心，《南京！

南京！

》给予了观众一种全新的观影经验，原来“南京大屠杀”还可以这么拍；同样因为野心，让影片导演风格化过于强烈，导致影片缺乏均衡地整体感，缺憾多多。

从某种角度，这种缺憾可能并不是坏事，毕竟这部电影让人能看到这批电影人的巨大潜力，这只会让观众更加期待他们的下一部电影。

对于这样一部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电影，我个人倒是认为它来得恰如其份，并不超前。

我甚至认为，这部黑白影像的电影会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得大多数观众的支持和认可，一方面这部影片所散发出的才华与魅力让人无法忽视，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自身的强大，国人需要逐渐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力。

对待《南京！

南京！

》的勇于开拓和大胆创新要敢于支持和肯定，但对于缺憾和不足也该坦诚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希望无论媒体还是观众，在审视陆川导演的这部电影时，能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那就是——鼓励、包容、审慎、自醒。

09-4-22于公映日

虽然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通过陆川的采访（见下问），我知道这肯定是好电影，所以给了五星。

看到陆川的采访，口水一下，就直接转他的采访，比我唠叨强多了《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3月30日第11期“我不担心《南京！

南京！

》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

”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随着《南京！

南京！

》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甚至面对几乎同期和《南京！

南京！

》上映的相同题材的电影的竞争，陆川也显得非常自信。

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

他开始和很多大片导演一样为票房焦虑了，这可能是很多导演必经的心里磨练过程，小众的口碑已不再是陆川对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个大众层面上的认可。

因此，在一夜之间，陆川的脸上就起了多粉刺。

即便在过去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开拍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陆川的脸上也没有长过这么多的包。

三个星期之后，票房数字将决定他的容颜以及他在未来中国导演中的新位置。

这部耗资一个亿的电影，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

南京！

》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上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电影除了电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的意见下来才能决定。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

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

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儿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

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

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

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

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一百多万，“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

”年底，电影局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

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待？

那都是一帮小伙子，二十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

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

最传奇的就是12月份，记得是晚上11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

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

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

我说：“ 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

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

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

”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

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

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

”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

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

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

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

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

这对我们有用么？

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

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

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

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

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

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

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嘛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

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

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

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

”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

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

”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

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

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

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

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

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

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

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的，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

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 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

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

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

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

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

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

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

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

而《南京！

》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

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

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

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

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

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

”看完《南京！

》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

”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的视角。

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汉奸。

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

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

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

”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

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

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

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

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的工序都会重头来一遍。

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十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

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

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对他就不会激动。

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

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

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

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

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出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

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

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

比对。

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

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

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

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

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

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

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

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

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

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

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

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

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

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

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

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

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

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

魏特林的日记里写说“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

”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

那个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五万块钱的事儿。

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走。

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

”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

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

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 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

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

南京！

》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后浇上汽油把哥儿几个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觉得，这太‘牛’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是大概什么时候写完的？

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是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

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

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

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

比如刘烨，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

你知道像这么一个1米86的帅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

像这样颠覆性的这种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

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六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

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

而且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最大的变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去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

《南京！

南京！

》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

当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

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这鼓面，让这个皮紧起来。

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四分钟。

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

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

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

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

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

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

那天听完那哥俩敲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

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

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

前两天在北大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

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

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

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

不是。

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 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

在他们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

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

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当你去把它污蔑，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

所以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

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

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

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

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的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的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的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在成批的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的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

一百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

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九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一千万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

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的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

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够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

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

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的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

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的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的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实很强大支撑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

他是1938年2月18号离开的，那个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

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就是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的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的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在拉贝日记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等物品，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

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但是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么样的黑暗？

”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

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

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

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戏完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了，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

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什么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当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

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

”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http://luchuan.blog.sohu.com/113467909.html哭泣的人无法思考——《环球银幕》专访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就整体而言，《南京！

南京！

》是一部非常大胆的风格之作。

首先，日本军人角川才是《南京！

南京！

》贯穿始终、着墨最多、最立体丰富的第一主角。

虽然最终给人感觉很自然，但你不怕有人反感抵触吗？

事先没有考虑这些，最近给一些朋友放映的时候，才有人陆续对我说，极端民族主义者会不会跳出来说三道四？

这么设置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新电影。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很多了，成了一个很符号化的东西，但就我这几年看史料的感受而言，这个题材除了一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东西之外，其实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史实，说好听点，就是被遗忘了，说不好听点，是刻意被抹杀了。

那我就觉得这篇就得从头翻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不如随着日本人的目光进城，可能会更触目惊心。

据我们所知，影片拍摄的很多素材都没有用，刘烨扮演角色的戏份修改了很多，他既没有躲进难民营最后也没有逃出南京。

你不怕观众觉得故事上有断裂感？

在刘烨这事上，我们主创是有过挣扎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很统一地决定，让刘烨中间就牺牲掉。

原来剧本里的刘烨写得非常完整，但电影其实是有生命、自己会提出要求的。

我记得刘烨当时一进难民营的时候，群众演员根本藏不住他，一米八六的个儿，形象硬朗，鹤立鸡群。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让他活下去，这事就太像个电影了。

其实我可以完全这么拍下去，因为中国电影已经以很不讲究的方式拍出来不少了。

后来决定，这个事太重大了，也没有贸然做决定，就这么先拍着，其实从拍戏的第一个月起这事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阴影，因为他在难民营太扎眼了，如果我是日本兵第一个肯定先枪毙他。

当时日军在南京完全是以清洗的方式搜捕中国军人，所以你想想如果他一次次地出现还能活下来，逻辑是讲不通的。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这么拍了？

真是拍到最后的时候。

我呢一直揣着这想法，最后刘烨的档期也到了，所以我就顺水推舟地把这事给办了。

那你跟刘烨是怎么沟通的？

他最后一次来剧组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其实刘烨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

我希望他会以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中国电影的公众记忆之中。

我给几个海外的朋友和片商看过片以后，他们会说，天呐，这个男演员完全是巨星风范。

但当时说这事时，双方都很伤感，我后来为他专门重新写了挹江门屠杀这场戏，前段时间他来配音，完整地看了一遍，激动得不行不行的，在走廊里抽了很长时候的烟。

片中的主角们是否都有原型？

都有。

我可能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我有一个朋友叫樊建川，是一个四川房地产开发商，用自己的积蓄建了28座建川博物馆，其中有抗日馆等等。

那时候他知道我要做这事，免费把博物馆打开，让我在里面像蛀虫一样蛀了很长时间，角川就是根据多个日本兵日记综合而成的，姜淑云则是综合了一些中国教师的事迹，因为有一位中国教师在日记里记载，日本兵在一次行动中搜查男人，经过外国人的协商，日军答应有亲属的可以走，有一位老师就换衣服救了六个人，最后被日本兵发现。

小豆子也有原型吗？

这个角色着力不多，却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因为他一出场，瞬间就让人产生了心痛感。

建川博物馆有一个抗虏馆，我在里面偶然间看到一张照片，特别震动。

这是一张娃娃兵的照片，他叫季万方，浑身挂满了水壶和杯子，就是一个小催本儿，他是被日军俘虏的年龄最小的士兵，据说后来也是被杀掉了。

看了这照片后我就特别心痛，所以就想在刘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人，让色彩更丰富一点儿。

其实小演员长得不好看，但他特别真实。

这孩子是在天津找到的，我觉得他特别动人，没意识到他丑不丑，他那脸啊特别厚实，你捏一下他就冲你憨憨一笑，我一眼就特别喜欢他。

一拍戏，那真是全场皆惊，刘烨都得压着他点儿，不然戏就被他全抢光了。

他绝对不是故意想抢戏，但他做什么动作你都特别想跟着看他，比如说他敲敲刘烨的背，把子弹递过去，你的视线就会跟着他走，我当时就不得不让他出画，不然摄影机就不是跟着刘烨了。

原来设定是让小豆子在日军的活体刺杀中死去，而且也拍了，大家看了样片，都觉得让小豆子这么死了太可惜，应该让他往下活，就把这小演员请了回来一直养在剧组，因为让小豆子怎么活下去，其实还没有想太好。

后来一边拍结局就慢慢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原来的结局是刘烨活着逃了出去。

这小孩在剧组呆了8个月，长了 14厘米，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了少年。

有时候想想拍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蛮有意思的。

影片有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地方，就是你把摄影机对准了一张张群众演员的脸，而且每一张脸孔都特别真实，令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就是当时的牺牲者。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

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就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这种感受是我们主创共同的一个认识。

我说的话可能会触怒一些研究者，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形象真的是被刻意抹杀了，因为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清军入关在江南遭到的抵抗是很惨烈的，七八个月打不下来最后就屠城。

我在日本兵日记里看到，说有七八个妓女在慰安所拔出日本兵的刺刀去扎他们，而日本人受伤跑掉在外面吹集合哨要弄死这几个慰安妇的时候，这几个人抢一把刺刀纷纷抹脖子。

还有一个日本兵写道，他们一个小队进城，刚刚走过一辆被烧毁的德国坦克，突然有一挺机枪从这个坦克里伸出来，把小队的人打死一大半，里面的两个中国士兵就不跑，子弹打完了也不出来，最后被浇上汽油烧死。

这些事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日本人屠杀原来是因为我们抵抗太严重了，他们就要报复，这个就很符合逻辑。

我特别想通过《南京！

南京！

》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

事实上我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会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

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代价，最后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我们在科教书里所讲的，都是弱者姿态，70年后还老拽着别人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然后别人今儿一高兴摸摸你，就特美，可别人哪天挥手又一嘴巴，就又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

所以在《南京！

南京！

》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

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再现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他们的服装其实和主演一样考究，有100套衣服从做工造价等方面和主演是一样的。

每次在现场，我们都要按照历史照片在一千多的群众演员里仔细去挑脸，挑我们认可的中国人的脸，每次都经持续两三个小时。

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东北拍的时候，武警派出了大批部队支援拍摄，那些小伙子都来自农村，他们的脸很多还保持着中国人的质朴、坚毅还有那种无奈，信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看。

如果换一个人拍《南京！

南京！

》，可能会拍得特别煽情，而且比你更惨烈，但你是一直往回收这种情绪，这让《南京！

南京！

》有了一种更真实的强大气场。

这可能是我的个性使然，我拍片一直吝啬自己的情感，不太去放纵，尤其是这样一个电影，你稍微一放纵，就会哭声一片了，即使我很压抑地去拍，估计还是会有些场面导致哭声一片。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让观众尽可能地大部分时间是冷静地去“参观”这么一个惨烈的事件，让他们去感受，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泪汪汪。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至于你说的真实感，我在导演阐释里就说过，这种感觉要扑面而至，从开场到结尾，是要山呼海啸式的，必须用最强悍的大量新鲜的真实细节去淹没观众，让他们呼吸的全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只有这些最真实的细节，才能形成一个综合的气场。

《南京！

南京！

》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的情感系统，因为它最终讲述了双方都是受害者。

它给了我们一个新角度去看南京大屠杀，甚至是中日关系。

观众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是日本军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我在看完日本兵的日记后，就感觉战争在施暴者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景象。

很多事情对受害一方来讲，是太可怕的事情，但在日本兵的日记里，他们会说，今天跟班长出去了一趟，干什么是很隐晦的，要么说今天发现了一罐红糖，特别高兴，说晚上可以煮红豆年糕汤了，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你会发现，我X，你的地狱是人家的天堂，人家玩得可开心了。

对施暴者来说，战争不是你我想像的那种紧张状态，而是一个日常态，很松驰的。

这种对于战争的陌生化感受很有价值，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受害者，说不好听的，在明天的战争中，你有可能就是施暴者，当你居于上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成为战争之神后不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极高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会参与到这种群体恶行之中。

《南京！

南京！

》的情节淡化了戏剧性，台词少节奏也慢，但它却一直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往下看，这就让人觉得像是处在一个梦境之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最后剪定版时突然发现了这种感受，尤其到结尾，钢琴声起来，小豆子出来，突然感觉像老电影或默片，它形成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意义，就是这种梦幻感。

说实话，拍到最后角川死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也死了，这是我最后的感受。

拍到最后一天时，我才想出了这个结尾，然后跟大家一讲，他们都觉得好，第二天就拍了，出奇的顺利。

我会觉得这个结尾寄托着我的一个巨大的善意和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人类是这么去对待和尊重生命的，而小豆子就像一个火种，从刘烨的手里传递到姜淑云的手里，再传递到角川的手里，我觉得所有国家之所以能够和平相处，是因为它骨干的人民内心存在着巨大的善意，这些人在一起就能保护和尊重生命。

日军入城仪式令人很意外，因为它极有美感，音乐与画面产生了摄人心魄的力量。

我当时想，陆川要干嘛啊，把日军拍得这么雄壮？

但当他们处在狼烟之中时，突然又有了一种很诡异的魔鬼的感觉。

你是怎么构思出这场戏？

不知道你写稿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的，你可能是先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就一直飘浮在那儿，像一个浮桥，你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浮桥接通，达到彼岸。

这场戏当时就是我的几座浮桥之一，剧本几乎从头至尾都重写了，但只有这场戏一直保留着。

没拍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在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在一片瓦砾的海洋上，日军部队敲着鼓但又是无声地在南京废墟之中，跳着他们的民族舞前行。

我一下就醒了，赶紧把这事记下来，然后这个画面就一直挥之不去。

我特别信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拍这电影，把这场戏拍出来是挺核心的一个事。

我自己给这场戏准备好了一套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会降低这场戏的意义：这个场面是战争结果的一个抽象表现。

本质上的战争结果，我觉得是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

找到这个说法后，我就觉得这场戏必须得拍，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多非常可怕的异族文化还在我们的大地上舞蹈，可是它并没有通过战争形式就做到了。

我不去评价它的好坏，我敢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爱国者，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18岁就参军了，当了八年兵，该跳下长江和战友们一起堵管涌的时候也跳下去过。

当兵的时候，我研究过军史、历史和战争史，知道战争中屠杀的本质，所以觉得让现代人去了解这种本质，其实特别有意义。

这种威胁到现在还一直存在，而且我们不仅要警醒别人可能会来侵略我们，我们还要警醒我们可能会去侵略别人，真的。

丘吉尔说过，正义战争往向走一步，就是邪恶。

二战后期，德国人已经被打残了，而盟军还是在德莱斯顿平民区完全无节制地扔汽油弹，一夜之间烧死了4万人，后来照片公布，那地方被烧得就像月球表面一样。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南京！

南京！

》让人看完后，感觉创作者的立意和心态都是非常强悍的。

很多人可能想过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但我相信大家看了《南京，南京》后可能会放弃这种想法，或是反思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

人的一生都在渴望自由，希望有大自由，这种状态一死亡能给你，还有一个就是战场。

这就特别可怕。

有一个女作家写过一本讲战场杀戮的书，我觉得她的理解有点儿隔靴搔痒的意思，关键女性对战争没有欲望，而男性内心是有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

我觉得《南京！

南京！

》至少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方向，大家再去想这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

其实我内心的体验其实要比它呈现的多得多，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电影上映之前说说自己的想法，因为《可可西里》我想说的时候，电影都快下片了。

观众愿不愿意听陆川说话？

他们可能想听，但只是一点儿。

采访/世亚http://luchuan.blog.sohu.com/114479585.html

1937年12月13日，时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城沦陷，部分官员弃城逃亡，但仍有许多官兵留守，誓死保卫这个大厦将倾的城池。

　　宋锡濂部军官陆剑雄（刘烨 饰）协同战友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微弱而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压制，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成为俘虏，在枪炮声中血染长江；金陵女子学院安全区，女教师姜淑云（高圆圆 饰）奔波往复，尽力帮助和拯救所有来此避难的同胞，但兽性大发的日军早已虎视眈眈盯上了藏身于此的妇女；拉贝的秘书唐先生（范伟 饰）小心应付，委曲求全，为了保护家人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也为此付出代价；舞女小江（江一燕 饰）纵使逃亡避难也不愿抛却女性的柔媚，她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则在其女性的外壳下注入一份刚强；日本人角川（中泉英雄 饰）随部队进驻这个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城池，在这个人间炼狱，他的心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