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

《正义回廊》昭示出导演何爵天的野心。

而这，也是电影未能在内地过审的主要原因。

因为它过于赤裸。

就如片中不断闪回的碎尸画面，不断挑战大众的伦理常识，电影所批判的内容是反直觉的。

审判罪恶的依据是什么？

这是审视影片的核心落点，却是大众“日用而不知”的元问题。

所谓审判，其实便是人的审判。

老虎不会因为吃了羚羊便要接受羊的审判，因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

所以，朴素的审判依据是人心，是道德，是伦理，是人普遍的生活经验。

现代陪审团制度便源于此。

若我们以眼睛所看到的真相来审判罪犯，往往会造成许多冤狱。

因为人是不可靠的；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分辨出某个陪审员的判断是出于个人好恶还是社会公义的，是感性还是理性的。

对犯人而言，这是不可靠、不公正的。

于是，我们需要法律，需要围绕法律建立一整套司法体制，保证审判的公正性。

如果导演的创作意图止步于此，便是对《12怒汉》的简单模仿，没有拍出创作者的新意。

《正义回廊》表达了对人类朴素道德观和司法体系的双重怀疑，以及对人类幽暗意识的探索。

片中有大量张显宗的自我臆想，他是精神上的勇士，却是行动上的废物，他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有着区别于普通人的聪慧，甚至将自己想象为纳粹。

这也是致使他杀害父母后，还抱有逃脱法律制裁的幻想之根本原因。

相反，他用一种含糊其辞的手法，将自己的看法分布在不同人物、不同镜头语言中，以此坚定审判本身的合理性。

《正义回廊》的含糊给予观众一种清澈的痛快感，至于真相，所有人都有阐述真相的权利，这为真相披上了幽暗的阴影——萦绕在真相之上的幽灵，便是广义上的“事实”。

原文发布于公众号：肖恩先生25年说到香港的三级片，你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是光头演员徐锦江，还是肥仔导演王晶，是《蜜桃成熟时》还是《3D肉蒲团》？

说起三级片，我脑里的第一个画面也是限制级的。

但作为电影分级的三级片，并不单指色情，也包括暴力、血腥等要素。

在中国大陆，被划分为三级片的电影是不允许拍摄和公映的，而在港澳台地区，年满十八周岁的市民可以凭借身份证买票观看。

2022年10月，《正义回廊》开始在香港院线公映，由于内容包含大量血腥、暴力元素，被定位三级。

该片改编自2013年一宗轰动全港的“逆子弑亲案”，如今网络仍有大量关于本案调查、庭审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搜索论证。

影片在事实还原方面几乎与案件无异，但内核则是从罪犯、警察、律师、陪审团等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去剖析案件背后的故事，最后以半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无限的思考和想象。

目前该片已获得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项提名，在国内豆瓣电影网站也斩获7.9的高分。

01真相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此话原意是形容不要轻信传闻，看到的才是事实。

但无数的事实证明，眼见不一定为实。

否则哪儿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说，怎会有阴谋阳谋一论。

当然，老话的意义只是深入浅出的点拨，指阐述事实需要辩证思维，探究真相需要深入事实本身，换位思考，实事求是，才可理解和感悟。

所以“弑亲案”发生以后，无论是证据导向还是证人口供，张显宗的定罪几乎没有疑问。

问题的关键在于胖子唐文奇在本次案件中的参与程度。

这也是电影留给观众一个很玩味的思考。

影片用多线、插叙、倒叙的方式反复提醒着观众，张显宗是一个废材，是个早泄嘴炮、是个光说不练，半途而废的人。

俗称，怂人。

而唐文奇虽然智商不高，但影片中他的“傻”被浓墨重彩的反复提及。

尤其是影片末尾警察意外获得的证据，不禁令人脊背发凉。

宣判已立，故人已去，张显宗本就有心求死，即得所愿。

何为真相，仿佛也可以不那么重要。

02控制原生家庭。

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社会学词汇，它被认定为是很多凶案、惨剧的诱因。

在《正义回廊》中，有关于家庭对张显宗的影响也多次提及。

现实的二胎家庭里，父母和哥哥的态度，弟弟的位置和心态，有太多可以推敲的地方。

本片亦然，张显宗和唐文奇都是家中的弟弟，都是没有获得太多认可，没有准确人生目标，缺乏正向发展的同类。

在律师的举证和他本人的证词中，张显宗是从小被父母控制，缺乏独立人格，活得又苦又累的一类人。

所以他怨恨父母，甚至将自己的失败也归结于此。

而轮到唐文奇的审判时，似乎也能寻到如出一辙的蛛丝马迹。

只不过，那个控制、逼迫、掌控的人，反过来是唐文奇。

他会装病，卖惨来拴住姐姐。

“你嫁人了我就扑街了。

”他会在前女友家门口尿尿，像是一种威胁和警示。

最初，张计划在父母家自杀，目的是让房子变成凶宅，卖不出去。

而唐的劝解很富深意，他说：“你这么聪明的人……死了真的可惜……你要死，不如带一些人下去，也可以报了仇，不至于人一死，什么都没有……其实呢，你爸妈对你很好啊，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疼你，你不要恨他们……”种种细节拼凑在一起，你细品，这像不像在暗示，将目标转移到张父母身上。

单论此招，唐文奇比张显宗高了好几个段位。

证据中，有一本现场发现的笔记，其中详细记录着张显宗家的地址、门牌和电子锁密码，以及杀人分尸、物资购买的详细记录。

字迹来自唐文奇。

而在庭审阶段，唐矢口否认，并强调自己没读过书。

所以与其说张有逼迫唐的嫌疑，不妨大胆假设唐是拱火，递刀之人。

当然我所得处的结论，仅代表个人以影片内容为根据得出。

否则，张显宗曾有机会谋杀亲哥，为何又主动放弃呢。

因为他怂。

03陪审团陪审团本片特别重要的存在，甚至说是左右两人余生走向的关键天平，事实最终两人的命运也确实因陪审团的投票而改变。

张显宗，最终以陪审团8：1的大比数票选裁定有罪。

在影片中，投出无罪判决的陪审员如是说道。

首先是，自己有投票的自由，被告是否有罪、坐牢与否与自己无关，并且一票并不影响最终的判决。

我原以为这将是一出亵渎司法的荒唐闹剧，剧情顿时逆转，在有关于唐文奇的有罪推定的讨论下直接将剧情推向高潮。

在陪审团成员协商、裁定和推演的时候，身临其境，置身事中，并且他们都认为胖子唐文奇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参考“前科”、作案时间、模仿能力，甚至是会计考试证书等等，均间接证明他是谋杀参与者。

但也正是“间接”的推论遵从司法体系“疑罪从无”原则，最终陪审团一致通过，全员否定他的罪行。

在司法的公权之下，冤枉好人远比放过罪犯更可有失公允。

看到这里，我深感香港法制的与众不同。

要知道，我们小时候可是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教育下长大的。

04事外如果全片中有人置身事外，我想只可能是几名律师吧。

此类案件的律师多是政府指派，因此对他们而言，不重视，不在乎，更不需要探究真相。

所以，在庭审结束以后，可以双方友好的探讨“去哪儿吃。

”

据了解，本片整体投资不超过1000万港币。

在寸土寸金，天价片酬的流量时代，克制的投资实属异类。

尤其是看过那么多的“宇宙”之后，越发觉得恢弘之下的“正义”依然小家子气。

于我个人而言，相比夸张的特效和宏大的“宇宙”，我更喜欢看家长里短，市井小巷的寻常故事。

所以我看电影的好坏，更关注它有没有讲好一个故事。

《正义回廊》的后劲，令我连续失眠两夜。

无论是对血腥的恐惧，对真相的猜想，对媒体的指责，对执法的控诉，对司法的思考，或者对公平的探讨，都在后知后觉间，扰人清梦，惑人心智。

我们常说，艺术的内容只是人世间的缩影，真实的人生往往更为残酷。

希望我们都没有走进法院的一天，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无论是证人还是陪审。

胆小如我，由衷的推荐各位观看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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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转载，注明出处。

从去年开始，香港本土电影市场涌现不少黑马佳作。

去年有古天乐的科幻巨制《明日战记》和年度黑马喜剧《饭戏攻心》（内地叫做《还是觉得你最好》），两部热门电影先后打破香港票房纪录，收获超高票房与人气。

到了今年香港春节档，黄子华再度带来电影《毒舌律师》，上映至今票房一路飙红，竟然在本土取得破1亿港币的票房，打破百年香港影史票房纪录。

这三部热门港片都已经进入内地院线公映，让港片迷为之激动。

但是去年的香港影坛还有一部“话题之作”《正义回廊》，却无缘引进内地院线。

该片是香港影坛近年来少见的奇案片，故事改编自震惊全港的2013年「大角咀肢解父母案」，港媒也称为“逆子弑亲案”。

由于影片用写实的手法还原了案件中的血腥场面，在港上映时被划分为“限制”级，加上案件本身的争议性，直接导致此片无缘内地公映。

但是本片在香港的口碑却相当优异，国内评分网站8.3分，票房更是以小博大一路逆袭，在本土斩获4300万港币，创下香港成人电影中的票房新纪录。

被媒体誉为：2022年的香港本土票房黑马佳作。

很凑巧的是，《正义回廊》发行蓝光碟的同时，香港名媛蔡天凤碎尸案有了进展，被害人确认被害。

而电影《正义回廊》中的被害父母方式和蔡天凤的被害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本期就来聊聊这部备受期待的港片——《正义回廊》The Sparring Partner

本片的监制是香港导演翁子光，他之前的电影《踏血寻梅》，曾经拿下多项大奖，令港产奇案电影的类型再度受到关注。

《正义回廊》的导演何爵天是1987年出生的新导演，此前并没有独立执导长片的经验，但他曾经作为翁子光团队的副导演多年，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首次执导剧情长片就一鸣惊人。

本片因此受到翁子光的《踏血寻梅》影响颇多，都是根据真实血案改编，同时又区别于九十年代的传统港产奇案电影，在风格上追求写实冷峻，通过案件探讨人性批判与社会议题。

原型案件「大角咀肢解父母案」，发生于2013年。

当时的29岁香港男子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内，谋杀了自己的双亲周荣基（父）萧月儿（母），作案后，又与35岁同党谢臻麒一同非法处理尸体。

案件曝光后轰动全香港，引发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5年3月，涉案主谋周凯亮被判终身监禁，而次被告谢臻麒因为被鉴定为智力有缺陷，被裁定谋杀罪不成立，但因“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但因庭审结果宣布时已被还押两年，已覆盖其刑期，因此当庭释放。

写这篇文章的同时，香港又发生了一桩“名媛蔡天凤碎尸案”，竟然与“逆子弑亲案”同样骇人听闻。

死者蔡天凤据称是被前夫所害，也是被杀于一间出租屋内，凶手将其肢解，警方在冰柜内发现人体残肢，但未找到死者头颅。

改编现实案件的电影和现实恶性刑事案件同步，让网友惊呼：原来香港电影里的罪案都是真的！

说回“逆子弑亲案”，这起案件本身的骇人听闻程度，以及案件审理过程的复杂和最终审判结果的争议，都让其成为近十年来香港最具话题性的案件，因而被多次改编成为影视剧，如TVB的剧集《是咁的，法官阁下》，Fox制作的港剧《心冤》等等，都曾改编过这起案件。

电影《正义回廊》和TVB的剧集《法官阁下》类似，都采用了法庭戏的设计来展现这桩案件，故事变成了群戏，通过律师、犯人到陪审团、警方、证人的多视角，并加入了悬疑反转的情节设计，带领观众一起去探究这桩是非黑白模糊难辨的奇案背后的真相。

整部影片给人的感觉可以概括为：港版《十二怒汉》再加《罗生门》。

演员方面，由于是新导演的低成本之作，《正义回廊》并没有特别大牌的港星加盟，片中有苏玉华、周文健、叶蕴仪、林海峰等港片中的熟脸加盟。

至于电影中最重要的两位主角，“逆子弑亲案”的两名嫌疑人，分别由杨伟伦与麦沛东出演，两人此前都是舞台剧演员，与导演何爵天都是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的同门，两人双双入围了今年的金像奖影帝提名，可以说演技颇受肯定。

电影的开场编导用简练的镜头语言，交代了“逆子弑亲案”的发生。

作案人张显宗（杨伟伦 饰）联同好友唐文奇 (麦沛东 饰) 一起，在唐租住的大角咀旧屋内，合谋杀害了张的父母，之后又对尸体进行肢解，试图毁尸灭迹，同时将一部分尸块储藏于冰箱内，部分尸块抛尸于大海。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两位资深大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和游嘉莉（苏玉华 饰）分别代表张、唐二人上庭辩护，而检控官朱爱伦（周文健 饰）则在法庭上负责控诉两人的罪行。

法庭安排了一组九人的陪审团一起听审，围绕他们的商议讨论和律师、检方的法庭辩论，逐渐揭开“逆子弑亲案”背后的隐情。

故事的第一层悬念在于：张、唐二人为何犯下如此逆伦血案？

电影通过不断插叙、倒叙的剪辑手法来带领观众深入两名凶手的内心世界，而且在回忆部分是黑白色调，现实部分以彩色画面呈现，同时故事中还涉及到大量主角内心的幻想情节，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让近乎于舞台剧风格的法庭戏不再枯燥。

张显宗与唐文奇是两个在经常遭到排挤歧视被忽视的边缘人。

张显宗从小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与控制下长大，导致他与双亲关系不睦，后去国外留学期间，经常遭到黑人同学的霸凌。

学业未成的他回到香港后一事无成，加上炒股赔钱，本来父母留给他的一栋房子，也被父母转手交给更加稳重成熟的哥哥名下。

张显宗穿着从哥哥那里借来的西装去找工作面试，结果被内定人选加塞插队，回港后还曾尝试去面试做成人电影的演员（此为案件真实细节，原型人物的确曾经参与过《3D肉蒲团》剧组演员的招募），结果在试戏时发挥不佳，导致没能成为演员。

从以上经历不难看出，张显宗在社会与家庭当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意者，与父母双亲的不和和被霸凌伤害的经历，导致了他在情感上冷漠，曾经幻想过自己要在三十岁之前自杀，有很强的自毁倾向。

此外，电影中有个很重要的细节，片中多次出现张显宗在脑海中幻想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场景。

这也是原案件中的真实细节，编导借此表明了张显宗犯罪心理的复杂——他有很强的表演欲和控制欲，同时极度渴望认同，从而导致他的性格极度偏激病态。

案件中的另一名嫌疑人唐文奇，曾经因为一段恋情受挫，有过吞药自杀的经历，导致大脑受到了损伤，因而变得智力低于常人。

他的身材肥胖臃肿，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和张显宗一样是边缘人、失意者。

两人成为朋友之后，张显宗与唐文奇一起合谋杀害自己的父母并分尸。

作案后的张显宗又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寻找失踪的父母，还找来电视台的记者做采访，属于典型的表演型人格障碍。

之后，张显宗又主动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杀人，还曾跟自己的表姐亲口承认杀害父母的罪行，都是为了证明自己。

由此被警方逮捕，并发现了存放在冰箱内的尸块，案件因此曝光。

但张、唐两人到了法庭上却都矢口翻供，否认谋杀罪名。

检控官朱爱伦质疑二人早已部署杀人计划，为财谋命似是毋庸置疑。

而作为辩护方的吴和游两位大律师施展各自辩才，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同时，揭露案情审理过程的疑点。

同时，在身份、阶层、背景各异的九名庭审团成员内部，围绕两名嫌疑人的定罪与否也产生了诸多法理与情理之间的讨论，为故事增加了更多悬念。

随着庭审的进行，张显宗作为杀人主谋似乎无可置疑，但作为同谋的唐文奇却在出庭自辩时把一切指控推得一干二净，而负责给唐做精神鉴定的医生也认为，唐文奇的智力不足以杀人分尸。

于是案件迎来了第二层悬念：唐文奇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了行凶？

电影中借角色的台词发出两个疑问——“坏人就不能说实话吗？

”以及“笨蛋就不能杀人了吗？

”，在一幕幕激烈的法庭辩论下，两位被告上演出“天才”与“白痴”的戏码，真相似乎越辩越模糊。

观众就像电影中的九名陪审团成员一样，陷入对与错的正义思辩中……就观感而言，《正义回廊》确实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商业电影。

虽然是文戏为主的法庭戏，但胜在剧本十分精巧缜密，编剧塑造了复杂的人物群像，所有角色层次分明，人人有戏可演，就连故事中的陪审员都有鲜明形象。

在叙事层面更是相当紧凑，经由律师、检察官的言词攻防，陪审团的推敲、讨论，证人的口供，透过各种视角拼凑事情的真相。

此处必须称赞电影的视听语言和剪辑调度，为电影加分不少。

电影的主要场景其实并没有局限在法庭内，反而会跟随不同视角的讲述切换时空，甚至出现幻想和现实相结合、角色打破第四面墙的场景，引导观众来思考。

最典型的是后半部分出现的大排档那场戏，犯人、律师、陪审团成员，真真假假与不同角色拉扯到同一时空中，一边讨论一边将信息重新打乱重组，是整部电影最妙的一个镜头，让人难以相信是新导演的手笔。

还有电影最后一幕，唐文奇是否配合姐姐的「演出」而导了一出高明的骗术，随着片尾他被框限在蜘蛛网中的镜头，更增添了这起案件的悬念。

诚如导演何爵天在采访中所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从律师、犯人到证人，基本上每个人很努力地在“表演”，法庭就好像一个“舞台”，要把故事说得“动听”，谁能让九个不能发言的陪审团成员信服，那谁就是赢家。

电影以逆伦奇案包装，片中出现了不少金句如：「就算我们不相信它（法律），我们必在它的规则之下」、「冤狱比放过一个有罪的人更不公义。

」或是再三强调「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都在彰显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的重要。

但导演显然不满足于最后只是告诉观众两人“有罪或是无罪”而已，更希望在带领观众回顾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探究更多复杂的议题。

因此在片中可以看到张显宗成长过程所受到的种种创伤，警察办案过程中的程序不正义，庭审团制度的两面性（如同陪审团中叶蕴仪所担心的，自己是否真有资格来决定他人的生死？

）等等。

这些议题的探讨让影片拥有了高于九十年代香港奇案电影的剧情深度，让人联想起监制翁子光的电影《踏血寻梅》，同是借一宗凶案去审视人性与社会百态，「奇案」非电影的主调，倒是直视凶手的人性深处、探究法理与制度的利弊，始为故事的核心所在。

总的来说，这部《正义回廊》是一部香港本土近年少见的生猛处女作，可惜这样的电影我们只能在网盘看到！

唐文奇究竟有没有杀人？

这是看完《正义回廊》后最大的困惑。

电影最成功的是通过优秀的剧本和表演，树立起正邪难分、模棱两可的复杂人物——片中的第二被告唐文奇。

同时也造成了电影前后很强的割裂感，前期对于张显宗的人性黑暗的展示和探讨仿佛开庭不久即盖棺论定，焦点迅速转向唐文奇究竟是合谋主犯还是无辜胁从，唐文奇/麦沛东的出色表演征服了陪审团也征服了电影观众，但也同时留下另一个困惑，张显宗和唐文奇究竟关系如何，唐文奇为何卷入根本与他无任何利益关系的案件，两名被告的暗流涌动的关系本可以是电影更精彩的着力点。

如果前期加入更多唐文奇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更丰富地呈现唐文奇角色的沉潜到上浮、隐线变主线、小人物翻转大案件，也许电影改名《第二被告》更符合最后的观感。

但即便力有未逮，现在的《正义回廊》也足够精彩。

这部电影是何爵天首部长片，由《踏雪寻梅》的导演翁子光监制，主角杨伟伦、麦沛东名不见经传，这样的新人班底更可以抛弃浮躁，专心经营，《正义回廊》因为部分暴力情色镜头被评定为三级片，目前已经是香港影史三级片票房冠军，并且以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在内的16项提名领跑香港金像奖。

本片改编自2013年一宗轰动全香港的“逆子弑亲案”，张显宗联同室友唐文奇在唐文奇寓所杀害亲生父母，并且肢解蒸煮，人头藏在冰柜，肉块打碎抛弃。

张显宗先是在媒体发布寻亲告示，很快又承认自己杀人，被捕入狱。

电影的重点放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的各方对峙，法庭、律师、陪审团、警方、证人、记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场上激烈对峙，场下各怀心事。

张显宗为什么弑亲？

父母的严厉，求学的不顺，国外受辱的创伤，炒股失败的经济压力，各方面都比他成功的哥哥的对比，电影都点到为止，同时用了很多亦真亦假的闪回片段呈现张显宗内心对希特勒的仰慕，一个失败的个体，一个高压的社会，悲剧的发生仿佛水到渠成。

电影的重点也并不在此，张显宗的“恶”显然无需讨论。

这一部分的呈现也比较常规。

一直被张显宗当做自己同谋共犯的唐文奇出场后，审讯开始峰回路转。

辩护律师表现精彩，成功挖掘出警方办案中的逼供嫌疑，精神病医师、唐文奇前女友等人对唐文奇精神状况的质疑，成功把唐文奇“塑造”成一个低智商、精神状况混乱、容易被人操控的形象，与张显宗留给民众的聪明冷静理性的冷酷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姐姐多次狱中探视，要求唐文奇配合，里应外合，姐姐在庭审现场的哭诉，不仅明显回避了律师的质问，还加深了姐弟俩相依为命的苦情形象，这段戏会让置身事外的观众突然意识到，所谓“弱者”的眼泪具有着强大的迷惑性和煽动力。

唐文奇的表现更为精彩，与律师的对峙有来有往，完全树立了一个无辜的糊涂可怜虫形象。

九名随机抽选的陪审团成员出场时便有了《十二怒汉》的气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坐在一起决定他人的生死，这对他们的考验极为重大又极其“随意”。

陪审团的争论显示了价值观的多元取向，对任何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

电影展示争论多，妥协少，投票结果也比较顺利的产生。

张显宗有罪。

唐文奇无罪。

此时的镜头逐一扫过，张显宗的气馁愤恨是真实的，唐文奇姐姐的喜极而泣是真实的，其他人都只是做完一份工而已。

导演何爵天认为这部电影想探讨的是法庭存在的意义，“法庭是一个寻找真相和正义的地方？

还是一个表演舞台？

控辩双方各以不同理据试图说服陪审团，以左右他们的最终决定。

”电影后半段频繁使用舞台剧的呈现方式，让被告、律师、陪审团回到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

但时过境迁，“真相”早已不复存在，何为真，何为假，取决于如何表达。

唐文奇出色地展示了自己的“低智商”，其中的悖论极为明显：能够如此详实准确富有情感地回顾案情并做出全部有利于自己的陈述，是“低智商”可以做到的吗？

电影用了很多细节铺陈唐文奇的复杂性，前后不一的口供，与现实相悖的陈述细节，在案发现场重新发现的会计二级水平的试题，都在暗示一些可能性。

然而也仅仅是可能性。

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到达。

但电影传达的现实可能比呈现的现实更灰暗。

比起“正义究竟存不存在”，更严肃的问题是，“正义究竟重不重要”。

除了被告本人，亲属、律师、法庭、陪审团、警察、记者、证人等等，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事实、关心真相、关心他们的生死？

亲人可能哀其不幸，也可能怒其不争；警察可能依法执法，也可能刑讯逼供；律师可能洗刷冤屈，也可能放任真凶；陪审团可能问心无愧，也可能重在参与；记者可能探秘寻真，也可能博位求财。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义是否只对当事人有意义？

扩大一些，电影是在关注和探讨社会问题，但也是导演演员名利双收、跻身精英的捷径，冗余的暴力色情镜头是为了还原事件真相还是吸引观众眼球博取更高票房？

再扩大一些，观众观看电影，尤其是刺激性的限制级电影，是应该关注编导传达的社会议题，还是单纯享受感官愉悦满足猎奇心？

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部分，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累积起来的偏差足以改变整个事件的面貌。

如果确有歪曲的可能，法律还值得信赖吗？

执法机关还能保证真正的公平正义吗？

正义可以在非正义的情况下获得吗？

只有纯粹的正义才是正义吗？

如果电影在内地上映，可以想象结局必然是唐文奇幡然醒悟、投案自首，或者警方发现新证据，绳之以法。

这反应了大部分人朴素的愿景。

但现实可能正如片名所示，追寻正义的路是一条漫长的回廊，柳暗花明，前途未卜。

片中律师谈及张显宗与父母的紧张关系时曾说：“管教这把尺，无论是长或短，软或硬，有个衡量的标准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爱，没有这个衡量标准作为基础的话，这把尺只会教出愤怒的下一代。

”放在香港电影里，这段台词滋味复杂。

“爱”在影视作品中的“滥用”也到了陈词滥调的程度。

但依然要强调，因为远没有达到。

任何制度和规则的设计都应该是为人服务的。

正义可能是面目朦胧的，绝对的正义可能是不存在的，不要迷信正义，不要迷信规则，用“人”和“爱”的尺度，观照世界。

灰暗的不是世界，而是观照世界的眼睛。

模糊的不是正义，而是衡量正义的尺度。

第41届香港金像奖昨晚落幕。

影迷们呼声很高的《正义回廊》最终荣获最佳新导演、最佳剪辑两项大奖。

今年36岁的导演何爵天，也凭借这部长片首作成为华语地区极受瞩目的创作新星。

最佳新导演：何爵天《正义回廊》

2022《正义回廊》有趣的是，此刻在香港，何爵天的第二部长片作品《死尸死时四十四》正在热映中，豆瓣开分7.1。

短短两年的时间，先后有两部作品与观众见面，而且口碑都不俗，这对于一位新人导演来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2023《死尸死时四十四》借着香港国际电影节的机会，我们见到何爵天，跟他聊了聊这部新片，当然还包括一些前作《正义回廊》的解读。

影片《死尸死时四十四》讲述一个寻常的夜晚，杜志铭夫妻与外母在家门前发现一具无名裸尸。

没人知道死尸身份，他们只知道事件要是曝光，自住单位会变凶宅，楼价一落千丈，业主变苦主。

他们决定嫁祸别人，推死尸给邻居。

同层的住户有银发族陈生陈太，有未婚妇Mary姐，有火爆的张氏父子，还有一个神秘的吸烟女。

一梯四伙十一个活人，为这具死尸斗至你死我活。

直到天亮前，他们只能求同存异，合作把尸体运出。

这是死尸的故事，更是人的故事。

影片延续了何爵天“包裹类型片外壳，内核是社会问题反思”的创作理念，聚焦香港人对于楼价的焦虑与恐慌。

这一主题也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电影常常关注的焦点，只是在影片《死尸死时四十四》里，人物表现更夸张，也更充满争议性。

在前作《正义回廊》中，不少观众对现实与超现实的来回切换提出质疑。

而到《死尸死时四十四》中，这一大胆的方式仍然得到保留，甚至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互动。

这些部分显然加强了影片的交互感，更加天马行空，但也使其在叙事上比较跳脱，需要观众完全跟随导演的思路来肆意驰骋。

所以，面对《死尸死时四十四》，有评论认为影片完全没有逻辑。

对此，何爵天也给出了一定的回应。

事实上，这也是看这部电影的乐趣所在，某些时刻它会令你找到上世纪“无厘头”港片的感觉，只聚焦在人物此刻的台词与状态，并不需要为他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动机。

《正义回廊》对于何爵天来说，拍《正义回廊》和《死尸死时四十四》只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他向往能够成为斯皮尔伯格导演那样的多面手，无论何种题材都能充满兴趣，而且可以信手拈来地进行创作。

这当然非一日之功，但至少从这两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一位年轻的创作者身上应该具有的活力与冒险精神，我想这也是当下许多香港的创作者所格外稀缺的吧

何爵天导演专访看死君：从《正义回廊》相对比较压抑的题材，到《死尸死时四十四》荒诞搞怪的喜剧风格，这个转变还蛮大的，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何爵天：拍完《正义回廊》大概是2021年的年头，当时还需要进行补拍。

几个月后，钱小蕙（制片人、编剧，代表作《纵横四海》《辣手神探》）来找我，她是这部片的监制，她也是编剧。

还有另一个编剧是写陈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小说的江皓昕。

那时我就知道，能跟他们合作是很好的机会。

他们认识我不深，但却来找我拍一个投资规模是《正义回廊》两倍的片子。

所以我觉得很新鲜，为什么他们要找一个不认识的年轻导演来拍。

但有一点，钱小蕙是杨伟伦（《正义回廊》中饰张显宗）的经纪人。

杨伟伦知道我在拍摄现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把我推荐过去。

当然，翁子光（《正义回廊》制片人）也在背后帮我很多忙。

所以就开始谈剧本，在我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剧本写完六成。

我觉得，跟这样很有经验的监制合作是个好机会。

他们会有很多商业的计算，比如你要怎么写这个剧本。

跟不同的人拍摄，我能学到很多。

作为新人导演，我觉得什么都要懂得拍。

杜琪峰就很厉害，80年代他也要拍TVB、《开心鬼》这些项目，而不是只拍动作片。

练习的机会，和不同演员合作的机会，慢慢累积这种经验，慢慢拍出风格，我觉得应该这样。

《正义回廊》看死君：《正义回廊》改编自真实案件，这部《死尸》的故事也同样有真实事件打底吗？

何爵天：来自一起命案。

佐敦附近有个豪宅，然后有天，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就有一具尸体掉下来，掉在三四楼间的平台上，被住户看到了。

仵作跟那些住户商量，能不能经过他们的屋子里面，再从大门往外走，通过电梯把尸体运走。

那个业主当然不想这样，因为房子已经掉价，如果人还要进去的话就还要再掉。

还有心理上的，我不出这个露台，可能也不会想象到那么恐怖的画面。

所以，他们的恐惧有两个层面，一是面对死亡，二是怕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

最后，他们好像是用吊车把尸体吊出去了，但那个就很花钱。

我们看到后就会想，这个事情似乎有一种“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感觉，就是谁也不会让尸体倒在自己家的门外面。

这个东西很香港人，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这样。

看死君：香港市民对这样的案件会有什么反应呢？

是觉得很荒谬吗，还是毛骨悚然？

何爵天：就是很荒谬，很可笑。

我们看到一个自杀案件，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而是关心楼要掉价。

所以这个共鸣感很重。

在香港，租房子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城市都一样，人口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小，楼价越来越高，所以楼宇（产权）是人的生命。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影片《正义回廊》里杨伟伦（的角色）要杀掉父母，就有这个楼的原因。

这种荒谬感在于，就像《死尸》里的“尸体”先生，他没有钱结婚，没有钱去做其他事情，他只有这个房子。

对我来说，我当然没钱去买楼，但是“去什么地方住”这个问题也已经成为我的困扰，我觉得每个香港人都有这个心理。

看死君：说到荒谬感，在电影里你共设计了两个裸男，一个裸男“死了”，另一个在楼里奔跑，这是什么用意？

何爵天：最开始我们就在想，影片里要有个人全裸跑步，他在模仿奥林匹克，希腊以前的跑步就都是全裸的。

还有跑马拉松的那个人，他就是跑到最后死掉了，这些东西都挺有趣。

还有我们在台词里写道，（第一个人）往错误的地方跑了，你就跟着往错误的方向跑。

跑步这件事在电影里是有联系的。

看死君：你是如何安排“临海丰”小区这几户住家的设定呢？

希望通过他们达到怎样的状态？

何爵天：你可以看到，他们既不是什么坏人，当然也并不是什么好人，他们的特征就是自私，都想把霉运推给别人，这就是香港人很典型的性格。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把这些人都彼此碰到一起，然后就有了冲突，有了荒谬感。

后来有人说，这跟你在《正义回廊》里的评审团很相像，都是九个人在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他们也代表着香港不同类型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戏剧性很好。

毛舜筠这一家，男的都不是一家之主。

本来毛毛是占据有主动性的，到他们需要用吊车把尸体运走时，他们才开始有一点点主动性，要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

这个在香港很普遍的，也就是女权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在大陆是不是这样。

看死君：新婚女孩这个重要角色在影片中后段才登场，她的出现有何用意？

何爵天：这个女孩叫于素素嘛，我们起这个名字就代表她是侠女，谐音“殷素素”，还有演女侠的香港演员于素秋。

所以，她最后有个斗篷嘛，就带有一种女侠的气质。

这可能是全片最完美的角色了，但她对自己的父亲也是又爱又恨。

她本来是不想结婚的，想跟男朋友浪迹天涯，但她还是要满足爸爸的愿望。

这就叫世代矛盾，当下很多年轻人没法跟父母住一起，《正义回廊》如此，《死尸》也是如此。

所以，你说两部电影好像很不同，但很多东西又是相同的，除了拍摄风格和结构。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就很差，跟一个舅舅更是打算老死不相往来，某种程度上，我就像是《正义回廊》里的张显宗一样......

看死君：怀着类似于俄狄浦斯的精神？

何爵天：对的，但我们到最后肯定要融合的。

所以，这部电影更多是“融合”的东西，比如毛毛这一家。

对我来说，我妈妈就是跟我越来越融合的，因为她是比较了解年轻人的，而且她会尝试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看死君：《正义回廊》和《死尸》这两部电影，对你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在你的创作维度里，你会怎么评价它们？

何爵天：我跟其他年轻导演有些不同，他们是第一部拍完公映后再拍第二部。

但我拍《死尸》时，第一部还没出来，很多都不认识我，我心理压力就小一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看到很多同辈导演没有再拍第二部。

我不知道他们是没机会，还是心里想太多。

我觉得既然机会来了，剧本也很好，我不爱反抗剧本。

本来已经拍了一部不商业的，所以就尝试再拍一部很商业的。

反正拍来拍去，最后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我很喜欢斯皮尔伯格，他可以拍一部《侏罗纪公园》，再拍一部《辛德勒的名单》。

还有索德伯格也是，既可以拍《十一罗汉》，也可以用Iphone拍电影，要赚钱的可以，要艺术的也可以。

我有个心态，就是不一定拍自己写的故事。

有评论说，为什么何爵天两个片子都不是自己写的故事啊？

他不是一个很作者的导演。

但是从前希区柯克的电影也很少自己编剧，大都是拍的别人的故事，最后都变成了作者电影。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合理。

你选择这个题材，决定要拍这个电影，已经跟它产生某种程度的联系，然后你拍的时候就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

譬如《正义回廊》，本来这个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会对它产生兴趣，是因为原型人物就跟我们一样年轻很愤怒，也跟父母有矛盾。

我就很想了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东西原来是共通的，我可以把我对社会的了解都放进去。

我跟影片《正义回廊》的几个编剧创作“评审团”出来，就是把我们对社会变化的观察放在里面。

《正义回廊》看死君：拍《死尸》是第一次和毛舜筠、郑中基这样的明星们合作，跟他们沟通会不会有压力？

何爵天：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毛毛、郑中基）这些在我们的小时候已经拍过（很多戏）的演员，跟《正义回廊》里的苏玉华、周文健不一样，他们虽然拍了很多电影，但也已经很多年没有拍过了，所以也是一个很新的心态。

我就不知道郑中基和毛毛会怎么想。

这次合作我觉得很好。

其他导演会说，大牌演员你一定要对她好，镜头多拍她，毛毛不是这种演员，她没有关系的。

特别是在拍第一次去陈生陈太那里的时候，本来是毛毛自己表演，她觉得要做两个改动。

“不如把陈太放在旁边嘛”，她是希望其他演员也有演出机会，这个很重要。

那场戏拍完后，她就跑来对我说，“阿天，那个杨伟伦，我的儿子没有戏喔，不如我们有机会把后面的戏都重拍一遍吧，给杨伟伦机会来表演。

”这个心态是很好的，她完全是想着整体。

看死君：同样是拍奇案电影，八九十年代香港导演拍“十大奇案”，暴力的内容都会很直给，他们表达的情绪会更愤怒、更直接。

而从《踏雪寻梅》开始，再到《正义回廊》，会出现很多意识流的东西，你怎么看待奇案电影的改变？

何爵天：90年代大家教育水平不高嘛，就是看中暴力、动作和猎奇。

《踏雪寻梅》把奇案片变得文艺了，之前从没有人关心那个死者，它就是用爱情片的拍法拍奇案片，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的定义。

然后，我就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当然我的《正义回廊》没有那么文艺啦，我跟翁子光最大的分别是，他是很感性的，我是很理性的。

我就参考西方导演们的那种理性的创作，比如像大卫·芬奇导演的《十二宫》，还有奥利佛·斯通导演的《刺杀肯尼迪》，某种程度上也是奇案，但他们就会分析，就会在法庭上通过审讯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我拍《正义回廊》，就用法庭作为切入点。

大卫·芬奇《十二宫》

奥利佛·斯通《刺杀肯尼迪》现在观众们的观影经验改变很多，教育水平也变得更高。

在香港有Netflix，他们看电影就会看很多，里面的纪录片都是讲犯罪的。

我妈妈也不看TVB了，会看美剧，看查案类电影，所以知识水平越来越高。

还有，现在的人如果看不明白，他们不会觉得很担心，因为还有机会再看，90年代的人买票，基本上都没法看第二遍。

还有很多解读类的文章，我每次看不懂，就去豆瓣上看这些文章......看死君：你也刷豆瓣？

何爵天：我也会看啊，我觉得豆瓣写的比香港影评厉害。

反正很多人解读嘛，有些都是我没想过的，比如《正义回廊》的结尾为什么要拍蜘蛛啊？

看到这些人的答案，我就会想，为什么他们想的比我还要多很多？

这是个很有趣的点，如今这个时代真的不同了。

影片《正义回廊》结尾看死君：你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桥段，比如《正义回廊》里的希特勒，或《死尸》里刘江的角色突然暴毙，这好像成为你的风格了？

何爵天：第一，我对60年代日本新浪潮的电影特别喜欢，就喜欢他们突然间的意识流，非常得大胆，走得很前。

你现在看都会想，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能够想到这么恐怖的东西？

我特别中意的导演是增村保造，就是拍《盲兽》和《赤色天使》的日本导演，“蜘蛛”其实也是来自他的电影《刺青》。

我觉得日本电影就是什么都能拍出来，想到就去拍，这个很重要。

我不要被别的那些东西框死了，反正电影嘛，就是要天马行空一点。

增村保造《刺青》中的“蜘蛛”而那个希特勒，就是来自莱芬斯坦（大陆译名为：莱妮·里芬施塔尔）。

如果不知道莱芬斯坦是谁也没有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看不明白就可以上网找影评，所以不知道也没问题。

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这两部电影都依托了剧作的基本，我不会因为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把这些搞乱。

只要把尺度拿捏准，就OK了。

我相信你们看《正义回廊》，是不会把时空搞乱的。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也要让观众们了解，我很喜欢这样，还有费里尼，他的电影也有很多想象空间。

打破这个空间后，演员们的表演就多了很多层次。

比如《正义回廊》里的陪审团，他们如果不是回到案发现场，本来就是说说说说......（就会无聊）。

而《死尸》则更加疯狂。

看死君：有些观众会认为你的片子太“飞”了，或者太over，在看到这些评价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何爵天：确实有，譬如说《正义回廊》。

当然我也会很在意这些评价，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风向的问题，特别是上映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麻烦，因为它影响到的是票房。

我当然是会有不开心的，但没有把那个东西放太大。

因为终究你不能满足每一个人，那我也没办法了，反正都已经拍出来了，我只能往前看了，做自己喜欢的事请。

有时候我也会反思，很多人说希特勒这个东西拍得不好，我也会想，是不是会有更好的表现手法。

但其实评价很两极，有些观众很喜欢这段“希特勒”，就会问我为什么这样拍？

或者问我你是不是在装B？

同一个东西就很两极，但我是无悔的，反正是记录那个时候的我。

我就是很怕拍了很多年之后，因为当时怕被人骂，这“希特勒”就不拍了，我觉得不要有这个心态。

看死君：拍完第二部作品，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爵天：确实还想说一点，这部《死尸》我觉得最幸运就是跟胡大为老师合作，就是剪接，他是剪《英雄本色》和《辣手神探》，剪过吴宇森导演作品的人。

我作为一个新导演，能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幸运，他是从加拿大飞回来剪我这个电影的。

我在拍的时候会担心，是不是拍得不好，但他剪出来的效果很好，我就放下了心头大事。

还有他剪得很快，超级快，一些他找的点都是我没有想过的。

比如一个笑点，可能是一秒的郑中基的反应，我想不到在电影院的时候会转换成笑点。

我就觉得这剪接特别厉害，他的功力是真的很深，剪过太多电影。

而且他的心态很好，很贴合我们年轻人。

他已经70岁，剪了四十年的电影，思维还是很往前走的。

他的工作态度也很好，从上午十点剪到晚上十点，中间吃饭都是很快很快吃完，他不会浪费任何时间。

他来到香港差不多埋头剪了一个星期，已经有First cut，已经是能放到电影院里看的那种。

他的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看死君：你在决定执导一部作品的时候，什么是你最关注的核心？

创作的源头是什么？

何爵天：第一，是不是有什么要控诉，或者有什么要发声，可能这个比较重要。

不只是这两部长片，我之前在读演艺学院时拍的短片啊、毕业作品啊，包括后来也有拍过一些电视剧，我就都在想，为什么这个拍得好，为什么这个拍得不好，为什么这个拍得比较有劲。

原来，这些作品都会有个共同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个东西发声。

推动我拍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有没有anger，就是愤怒？

我会不会对这个东西有愤怒的感觉？

没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我是没有动力去做......或者说做得没有那么好。

影片《死尸》最后的对白很重要。

就是毛毛所说的，我们感到疲惫、感到愤怒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麻木。

我们一定不要感到麻木，要带一点愤怒生存下去。

采访| 队长+岛主；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最近，由翁子光监制、新晋导演何爵天执导的电影《正义回廊》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大热话，上映至今票房已冲破千万港元，且呈现稳步上升的强劲势头。

坊间好评不绝，对于一部有血腥暴力镜头的奇案三级片来说，如此成绩实属理想。

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弒亲凶杀案”，首被告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一处单位内杀死父母，后联同次被告谢臻麒合力肢解尸体，两人同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结果陪审团以8：1的大比数裁定周凯亮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谢臻麒谋杀罪名不成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因判决前已被拘留两年覆盖刑期，故当庭释放。

《正义回廊》是何爵天的首部长片。

与香港大多数新锐导演都会选择相对安全保险的家庭题材为出道作不同，何爵天更在意的是作品是否充满话题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引发观众的强烈好奇心和广泛讨论。

选择大角咀弒亲凶杀案，一方面因为案件发生时间距离现今不远，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有关两位被告的视频片段，而且凶手骇人听闻的犯案手法、对双亲痛下杀手的冷血残忍引人侧目，周凯亮甚至在杀害双亲后还若无其事地报警求助，又高调接受传媒采访，发出寻亲呼吁。

另一方面，当年法庭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谢臻麒因智力问题无法主动参与谋杀，只能受制于智商达126的周“操纵”和“诬陷”。

案情和判决背后的种种疑点，并由此延伸出对何谓“真相”、“正义”之思辨，都是编导希望借一度销声匿迹的奇案类型带出的值得深思的主题内容。

何爵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电视电影学院主修导演，毕业后曾涉足不同类型制作，如电影、广告、MV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

他在2016年拍摄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时结识导演翁子光，之后便在后者的工作室担任副导演及编导等职位。

由此可见，《正义回廊》深受翁子光《踏血寻梅》体察人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社会派脉络影响。

《踏血寻梅》对香港奇案片的重大革新便在于创作者注入对社会低下层人物的深度关怀与信任。

以往同类作品对事实及当事人毫不尊重、趾高气扬的猎奇剥削风气在《踏血寻梅》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细描绘“死者”王佳梅（春夏 饰）和“凶手”丁子聪（白只 饰）忧郁苦闷的日常，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心理活动，并从尝试重组案情的臧Sir（郭富城 饰）的连番发问牵扯出边缘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悲歌。

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之前已经摄制述说社会底层青年成长历程的《明媚时光》和《援交少女》，“阶级差距”、“房屋问题”在翁子光的作品序列里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翁子光接受港媒专访时曾透露， 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母用40万港元买下位于新界荃湾祈德尊新邨的500多呎（约46.45平方米）的住房单位，一屋只有两间房，却要容纳5个人居住。

翁导说他嫲嫲的房间能看到美丽的海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在对岸看着青衣的楼一直起，它变得像上海黄浦江一带，好多楼，一直起，一直起”，最后起到连海（峡）景也不见了。

这让翁子光心生感慨，在商业运作主导、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家”的概念轻易便会被影响与破坏。

《踏血寻梅》里王佳梅写在墙上的一组混杂英文与数字的密码，指的就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定程度也是他个人经历在其作品中的投射。

翁子光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大多住在狭窄逼仄的公屋和劏房，在他看来，香港公共屋邨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背后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劏房是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私隐，如此压抑不安的生长或居住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翁子光在作品中借由呈现“连打飞机都没地方”，令人難以呼吸的局促环境，从而对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的社会体制发出激烈控诉。

进一步说，如果说过去奇案片对于凶手/受害者的诠释是强行剥离社会性的“性格决定命运”，那么翁子光作品里则强调孕育人物成长的这片土地，以及对其内部结构与运作法则的观察和批判，即“环境决定命运”。

在《正义回廊》里，张显宗对父母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房产纠纷，箇中原因是不少香港人均将“上车”（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视为短暂人生的唯一目标。

不久前，《正义回廊》票房逼近一千万，作为主要投资人和监制的翁子光旋即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简单回顾了替《正》寻找投资的辛酸历程。

从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如今仍愿意为香港电影投放资源的投资者，他们对《正》的顾虑首先便是影片的主角都有谁？

怎么回本？

其次就是对主角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奇案三级片“能否过审？

能赚钱吗？

”从《正》在初始集资阶段遭遇的困境，翁子光以知名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四处奔走尚且如此，我们已可想象当时《踏血寻梅》的前期准备有多困难。

或许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光是投资“香港电影”便已面临亏本的巨大风险，而且还是一部放弃内地市场，仅在香港本地上映，带有血腥残忍场面的三级片，难免会令不少追求商业利益的投资者却步。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以翁子光如今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度，随便拿出几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吧。

实际上，翁子光在文中也说明了自己本来是想趁楼市低迷给首付买层“纳米楼”作为在港的栖身之所，好让自己不用再跟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里，结果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用在了支持新导演上面。

“纳米楼”（nano-flats）意指面积非常细小的住宅单位，虽然香港坊间多用215呎（约19.97平方米）作为纳米楼指标，而实际区间大概在“200多呎”范围游走。

但是低于200呎（约18.58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私楼最细的“龙床盘”面积只得11.15平方米）比比皆是。

简单比对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居住空间标准，中国台湾147呎（约13.66平方米）、英国398呎（约37平方米）、新加坡500呎（约46.45平方米）、日本269呎（约25平方米），香港可谓“细绝全球”。

言下之意，翁子光是押上置业首期（若按他在文中的话说，应该还有一部分是与编剧孙霏共同营运制作公司的积蓄）、美亚娱乐主席李国兴投资的部份费用（《踏血寻梅》也有美亚投资）、两位匿名贷款人、为人爽快的“K先生”（不少人猜是古天乐）的100万元，再加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250万元资助，才有今天的《正义回廊》（制作总开支约1000万元）。

翁子光早在2018年就说过，面对香港居高不下的楼价，他也是没有买楼置业的条件。

尽管在《踏血寻梅》的成功之前他已是两部卖座港片《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但在香港编剧的待遇普遍不高），之后更自组工作室提携新导演新创作，北上发展，身兼编剧、制片人、监制多职。

但是面对越发紧绷的创作氛围，连翁自己执导的新作，讲述港英时期四大探长叱咤一时的枭雄片《风再起时》何时能上映也还是个谜，谈何回本或赚钱？

再则翁导的作品风格本来就偏向奇情+写实主义的类型组合，多数投资者对该类题材无不报以万分谨慎的态度。

往现实一点说，当年《踏血寻梅》虽然获奖无数，但在票房上是亏本的，也难怪翁导在文章开首就半开玩笑地说《正义回廊》上映两周的票房已经超过《踏血》的总票房（800万港元）。

疫情久未平息、电影业青黄不接、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等，这是如今香港电影（包括翁子光自己）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与冲击。

但即便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依旧还是有新导演愿意去尝试、开拓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还是有不怕亏本的投资方愿意出钱出力。

我想强调的是，比起一再执着于港产片“死了没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创作者们该怎样在夹缝中求出路，将“消亡”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转化为涅槃重生的机遇，理应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与重视。

回到《正义回廊》，何爵天和三位编剧谭广源、叶伟平及梁永豪对弒亲案的审讯流程进行了戏剧层面的改写和虚构，如两位被告的姓名分别以张显宗（杨伟伦 饰）、唐文奇（麦沛东 饰）代替，真实事件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组织或团体名称均以假名或模糊化处理。

尽管电影不乏对凶手杀人、肢解、弃尸过程有着血腥味极重的细致描述，但区别于过往奇案片穷尽煽情之能事，只顾贩卖色情暴力、宣泄官能快感，何爵天和编剧们显然拥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在137分钟的影片时长里一并处理两名被告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犯案动机；检控官朱愛倫（周文健 饰）与两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与游嘉莉（苏玉华 饰）在法庭之上的唇枪舌战、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供词；警方的调查过程、取证手段；由9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内部辩论过程；以及案件对三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记者、律师、警察）产生的影响。

可想而知，要求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完全吸收并消化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堪比登天，而对于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导演和编剧来说，由于篇幅不足，以上题旨很多都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法深入。

但是香港观众普遍就对此类“包罗万有”（每样都有一点，即意味着难以拍得深刻）的影视作品怀有好感，当遇到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叙事内容，他们总有办法以“刻意留白”、“不轻易判断”等理由为创作者辩护。

与此同时，导演为了提高庭审戏在视听层面的可看性，运用了很多剧场的表现手法（戏中几位主演，如杨伟伦、麦沛东、林海峰、苏玉华、朱柏谦等人都曾有出演香港舞台剧的资深经历，因而能够很快适应舞台式叙事手法），例如舞台剧中的“转台”技巧，让演员们突破单一固定的场景（法庭内部），随着被告/证人的供词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情景，或旁观两名被告的行为和对话，或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交流”。

导演在聆讯过程还会利用一些光影、声效的特殊手法来表现隐藏在庭上问答互动背后的戏剧冲突，如剧情进行到张显宗表姐邵佩琼作供时，法庭内的灯光黯淡得像在教堂内告解，观众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双瞳，画面更不时回溯到张在餐厅向邵坦白杀人罪行的瞬间。

唐文奇自辩时，往往配上闪电及雷暴的音效，是否隐喻唐不可告人的内心挣扎？

又如，当呈现主犯张显宗复杂的心理肖像时，导演让张显宗幻想“成为”偶像希特勒，他的家人、唐文奇则“化身”纳粹军官和士兵，用一口流利德语交谈的超现实片段为核心内容。

诚然，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常看法庭戏的观众来说，上述为求达到特定叙事效果的戏剧手法的确值得他们赞不绝口，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熟悉香港司法系统的运作逻辑。

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影史，就会发现那批最为出色的法庭电影的共同特点均在于精彩绝伦的台词和对白。

《正》在“陪审团商议”和“法庭辩论”部分参考的正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十二怒汉》和《桃色血案》。

我敬佩新导演想要有所突破的创作激情，但是《正》在叙事手法上的所谓“创新”某程度而言只是为了掩饰对白的苍白肤浅。

兴许导演太想借一件过去之事讽刺、影射近几年的种种荒谬（大部分香港新导演的通病），趁机表达港人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哪怕被指“抽水”（指桑骂槐）也在所不惜。

于是人物不时会说出一些影射当下现实的“金句”，不仅明显与该人物在戏中所属的身份、身处的社会环境相悖，更是在间接削弱、甚至摧毁一部法律电影理应具备的严肃姿态。

若以此为出发点，《正》言语之间隐含的讥讽语气实际指向一种“代际矛盾”，而这也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之上围绕着“法律诠释权”而制定的控罪/辩护策略、由此展开的激烈论争，道德和真相变得模糊，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之外，引发观众通过持续的辩论思考“何谓公义”的陪审团内部构成隐含的深层意义。

导演将9名成员逐一划分为中老年大叔、师奶/青年、保守/激进、既得利益者/不相信制度、政治冷淡/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四个类别。

这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法确实有助导演言简意赅地向观众传递“陪审团”之于香港法治的重要意义，透过学识渊博的年青一代如哲学系毕业生高思钧在质疑体制（能否彰显公义）、认真讨论案情之余，又不忘向在场其他成员（和观众）解释陪审团制度的由来，以及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

“代际矛盾”因而在陪审团成员们对案情的一致专注中得到暂时性的和解。

话虽如此，陪审团的成员形象最后还是不免落入脸谱化的桎梏，光是从成员整体构成便能看出导演为了营造新老世代之间的戏剧冲突（及短暂和解），从而牺牲了个体自身的复杂性。

这种情况还出现在滥用职权的便衣警、害怕承担责任的上司/怀有良知的年轻警员；不讲道德操守的报社总编/良心发现的网媒记者；视法律为上位游戏的知名大状/替弱势群体发声的新人律师。

就连第一被告张显宗也抵受不住陈腔滥调的“侵袭”。

影片对张显宗的戏剧化处理实际上是放大了外界对他的各种猎奇窥视和想象：极度崇拜希特勒、对于性有着无限意淫，参加三级片试镜，却在性感美女的挑逗下窘态尽显，甚至连在法庭上与倒叙和闪回披露的弑亲原因：张的父母偏心、留学外国时多次遭黑人欺凌及歧视、张的物业被迫转交兄长以偿还债务，导演处理起来亦无非是突出其冷血猥琐的一面（不过片中提出的几种假设均无法充分解释张杀人的动机，这点我倒是欣赏的）。

至于讲述他进入职场面试碰壁（初识唐文奇）的部分，更加可以见到导演为了影射中港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实际情况（张面试时的表现如何？

能否胜任这份工作？

）。

要到影片最后一幕，被判决终生监禁的张显宗与兄长在监狱探访室的隔窗对话，这个角色的矛盾心理才真正凸显出来，可惜为时已晚。

英文片名“The Sparring Partner”，中文有拳击训练时的陪练员，证据确凿的张显宗显然就是那位上场比赛（杀人弃尸）的“拳手”，言下之意，故事的真正主角便落在了跟在他身旁的唐文奇身上：智商只有84的唐究竟只是一名人畜无害、整天挨揍的“陪练员”，定还是有份参与谋杀罪行的“搭档/同谋”？

这也是影片后半部分法庭和陪审团的辩论重心，导演和编剧们似乎倾向于认为唐文奇在庭审期间其实是装傻博取陪审团同情，然而除了张显宗的口供，并无更多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唐确实有参与谋杀，同时警方不恰当的取证方式、唐的姐姐声泪俱下的“感人”供词，令整场审讯逐渐偏向有利于唐文奇脱罪的言论立场。

如果说《十二怒汉》是陪审团通过深入分析讨论案情为无辜人脱罪，极力避免冤狱的发生，当中隐含对司法制度的高度信任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正义回廊》则走向与之相反的另一面：高思钧说出“冤狱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安慰观众的妥协话语（香港观众映后讨论的焦点还是在唐有没有参与谋杀），实际上是（创作者认为）本应接受惩罚的罪人无罪释放，一切只是因应“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及“精神障碍辩护”而采取的辩护策略。

所以《正》也包含如何“演场好戏”的后设元素，法庭之上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公义得不到彰显，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剩下历历在目的行凶过程，以及众人的“演技”。

我想导演和编剧们应该更认同《桃色血案》传达的法律理念（两面性），不过限于篇幅，电影亦只能浅尝即止。

尽管《正义回廊》并不完美，充满导演和编剧为讨好观众不慎流露的机心，但面对创作空间越发收窄、影视作品同质化情况渐趋严重，香港电影更需要多元化，更需要这样一部摆脱偶像崇拜、个人主义包袱的精彩群像戏。

今年下半年港产片集体经历了一次久违的口碑与票房双爆发，我衷心希望势头正猛的《正义回廊》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首发于「虹膜」

导演：“如果放弃内地市场，主力在香港地区上映，回本的确有点天方夜谭，于是，我又傻傻地去找大陆负责做网络电影的平台负责人聊下，得到的回应是:大佬，你的主角杀自己父母，怎么可能过审?本来我想趁楼市低迷，首付买回一套纳米房（20平以内的房子），好让我可以不用再睡在我父母那套“居者有其屋”的碌架床（指双层床），也好让无儿无女的我老去后有地方落脚，然而这笔钱终于都要用在这部《正义回廊》身上。

”

买票之前就标注是三级片，要满18岁以上才能看。

但是真正看的时候才理解到年龄分级的重要性，某些镜头无比血腥，很多地方我是用手挡着眼睛看的。

故事的主线十分直给，开头就已经交代了，报警寻亲的儿子，被发现是杀害双亲的凶手。

在结论先行的情况下，不同时间线和不同故事场景的碎片出现，不会显得乱而琐碎，观众也不会看的云里雾里，整体的推进逻辑很清楚，该交代的信息会及时交代，有一种难度恰当的拼拼图的感觉。

还有一个点很惊喜，整部影片看下来时间过得很快，不无聊，能沉浸下去。

按理来说，一个主场景全是庭审的电影，更多的是，似乎是依靠各方讲台词来推进剧情，但是本剧没有这种感觉，用各种方法把故事讲的很有意思，节奏很好，人物也各有各的特征，能跳脱出来，鲜活存在。

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开头的时候，是会用一些情节来交代两位被告的角色背景，尤其是男主面试被插队、跟导演大谈自己丰富的性经验、模仿希特勒的打扮讲德语、被父母强迫着将房子的产权让给哥哥……部分能大致理解主角的成长背景和性格。

后面律师辩论的时候，被告的陈述是安置在不同场景下的，虽然是在播当时的片段和动作，但因为目的是还原罪案场景，所以会有跟律师对话的意思。

也有一部分台词是对着镜头说的，就像是在跟观众交代，有点打破第四面墙的意思，这个时候观众即为陪审团成员，也在判断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当事人是否有罪。

关于两位老人被杀和两名被告交谈的场景，结合着剧情，有着几番不同演绎。

人们总是觉得，已经呈现出具体场景的东西，就是真实发生的，或是可信度极高的。

但这部影片就通过反复重现，逐步的提醒观众，你了解到的是真相吗？

他们说的可信吗？

第二被告长相憨厚，看起来傻傻的，反复强调自己什么也不懂，表现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就真的是被冤枉的吗？

在他与他姐姐做陈述的时候，特别给了陪审团的反应镜头，就是他姐姐在哭诉弟弟被关了两年，只能用借口跟母亲解释儿子为什么没有回家时，几位女性陪审团成员面露不忍，甚至流泪。

这些博取人同情的做法是有用的，即便过程中有许多事实信息，需要的是缜密的思考和逻辑推演，但投票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情感，给出自己有倾向性的一票。

在最后投票前，一位曾经做过老师，现在是家庭妇女的女士，向大家道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一名智商只有七八十的男性，能在法庭上那么鲜活的还原警方审讯时的所说内容及动作神态，在女朋友家门口守着的时候，是不是故意尿的。

她提醒大家，投票前要慎重。

由于此前剧情交代过，姐姐曾经到看守所，要求弟弟记住一些内容，说是为了他好，一定要照做。

所以这个时候观众心里会想，很有可能这番哭诉只是博取同情的武器，如果大家都被蒙蔽了，一名沾有鲜血的罪犯，很有可能无罪逃脱。

所以看到投票前的这一幕，我还以为剧情会有反转，最终大家能理性投票。

我觉得这也是很妙的一点，最终不但是投出了无罪的结果，而且是全票无罪。

这种法律制度的优劣赫然呈现。

投票前发言的那位师奶，也似乎说出了一番点题的话，大概意思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以前总觉得新闻中发生的事情离自己是那么遥远，遇见血腥事情也会躲着，被征召为陪审团成员，会想着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做出评判，抉择别人的命运。

以陪审团成员视角走过一遭的我们，大抵也有同样的想法。

眼见的真相即为真相吗？

就算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只有部分真相，整件事也是存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到底有几分是对的，会让人心生感叹。

在影片最后，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暗示，第二被告并非无辜，在会计成绩上表现优异的人，怎么可能是个傻子。

那个他口中出现在噩梦里的蜘蛛，在最后一个镜头中，有了新的意象，这个看起来憨直的胖子，手中拽着细密的蛛网，似乎一切都是织好的骗局。

当然，这个时候真相已经不那么重要，思想启发已经完成，我觉得这就是意义。

最后的最后，要赞一下两位男主角的演技，选角也真的好贴人物。

文｜梅雪风1近期香港电影有两部最值得关注，一部就是《毒舌律师》，另外一部则是《正义回廊》。

前者是正宗的爽片，后者则有则更为严肃的追求。

要区分这两者其实很容易，前者，一定会简单化现实。

这种简单化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片种的要求。

因为只有简单化，才会产生真正的爽利感。

这个世界比在现实中更为清晰，才会让人觉得更能够把握。

这是爽的最根本的心理机制。

爽片，当然会涉及到现实，但这现实只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加投入情感的一种手段。

而后者则不避讳现实的复杂性，它就是要让我们从自我的偏见和某些惯性的简单化的。

看法中解脱出来，呈现出这个世界更莫衷一是也更善恶难辨的混沌来。

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你就能理解这两种电影的巨大区别。

《毒舌律师》，抓住阶级压迫这一亘古不变的戏剧主题，唤起或者挑逗起观众对于这一在现实中司空见惯现象的巨大仇恨，然后用现实中极为稀少的邪不胜正的逻辑让观众得到巨大的快感。

《正义回廊》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加惨不忍睹的世界。

这个世界最大的罪恶，并非那种不言自明的强权对于弱势群体的欺压，而是底层之间绝望的互相杀戮。

现实中，强权对于弱势群体的压迫，可能并非如此戏剧化的赤裸裸，它更多地被内化或者是弱化为一种绝望的气氛。

底层的反抗也并非是面向上层建筑的叛逆，勇气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极为珍惜的东西。

将刀捅向更弱者，是人类发泄的最主要的渠道。

而权力对于弱势者的欺压，也往往都是通过代理人实现的，最大的代理人，往往是你的亲人，甚至是父母。

在你被社会虐待之前，你会首先被自己的父母虐待。

当然这个虐待也有着着它的理由，父母有着他们自认为的对这个世界的更清醒的认知，于是他们按照他们的理念，强迫自己的子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按照他们理想的样子，去打造自己的子女，为了让他们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能够平安的生活下去，但这种不顾及自己子女的自由意志的做法，却往往在子女的内心种下了最深的仇恨，留下了最深的伤痕。

这部《正义回廊》的悲剧原点其实就在这儿。

2这是一部很丰富的电影。

它既写了两个主人公也就是两个在现实中的失败者，怎么样通过杀死父母的方式来泄愤和救赎的心路历程，也写了法官公诉人律师以及陪审团所代表的普通民众他们基于各自的立场迥异而又复杂的价值判断。

这部电影其实有着强烈的社会学上的追求，它似乎想通过一个横切面去探讨正义的艰难与复杂。

它对主人公的心态的剖析是简单而又有力量的。

他找不到工作，这是社会对他的蔑视和抛弃。

他去应聘色情片演员不成，这是对他性魅力和性能力的嘲笑。

而父母让他转让房子，这是亲情在他最危机的时候对他的背叛和追杀。

这样一个在任何层面来说的绝对失败者，却深深地崇拜着希特勒。

一个被强者伤害的人在内心的最深处，却崇拜者最强者。

因为他要通过把自己幻想为最强者的方式，来平衡他在现实中所受到的挫折。

这是一个存在感极度缺乏的人，所以说他才在他杀掉自己的父母之后大张旗鼓的电视寻亲，这与其说是他指东打西的障眼法，不如说是他能够赢得别人目光的难得的机会之一。

杀掉他的父母从这个层面来说，不只是他泄愤的手段，也是证明他自我能力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他才在跟别人聊天时自我暴露。

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伟业，他无法锦衣夜行，他必须和别人分享他的荣耀，即使这种荣耀以终身监禁为代价。

杀掉他的父母从更深层次来说，是他与这个社会彻底决裂的一种宣示。

他用杀戮的方式断掉了这个世界上最为牢固和尊贵的一种关系，他是在向整个世界宣战，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他的骄傲。

如果说这位男主角因为处处被认为无能而要显示自己的卓越，以至于把杀人甚至于在法庭上受审都当作他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的话，那么另外一位主角这是将无能作为他的挡箭牌，甚至护身符。

若干年的经历，让他深深懂得自我虐待的妙处。

他自动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最为低贱的位置上，目的是激发出对方深深的道德负疚感。

他用自杀的方式，将自己的姐姐牢牢的拴在自己的身边。

他用逆来顺受的方式，反衬出警察粗暴执法野蛮逼供的行事作风。

他用他真假难辨的弱智，将他杀人的共谋甚至是主谋的身份推脱的一干二净。

他本能地将自己的弱智和老实武器化，高妙而隐蔽的发泄他对这个世界的恨意。

如果说前一个主角必须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他对这个世界的恨意，且有能力去表达这种恨意的话，那么这个人这以实质性的伤害这个世界同时以隐瞒这种伤害以为荣。

林海峰所饰演的律师是这个片中唯一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物。

他有着强烈的道德感，也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业精神，他本能地厌恶男主角，却又尽职地为他辩护。

至于公诉人和那位女律师，则是更职业的打工人。

他们惯性地义正词严，雄辩地诉说着有关正义的话语，但绝对不在其中投射任何自我的感情。

他们是真正的工具人，他们的彬彬有礼，以及这种彬彬有礼背后所透露的冷血，那我们看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这套社会运行规则背后的冷漠，以及这种冷漠的无处不在。

那些陪审团成员，则显示出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斑驳与参差。

老者非常自觉地自我带入到被杀的父母的角色身上，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寡恩薄情大逆不道。

而年轻人这本能地反对这种道德上的倚老卖老，认为这背后无非是一种想要垄断道德审判权的专断，和同理心的匮乏。

相对于男性对于逻辑的争辨，女性的天然的更容易被故事打动，当那位胖子的姐姐现身说法，所有女性都忍不住抽咽起来。

他们总是本能地以为立场就是真理，就是真相，面对真正的却与自己不一致的真相时，他们却更愿意视而不见。

3这部电影，和这部电影的监制翁子光的《踏血寻梅》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杀人案件，两个主角之间的关系也远远的偏离了惯常的凶杀电影的主线。

所不同的是《踏血寻梅》，更专注地深入到了两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那种无法命名的被漠视，那种不起眼的被拒绝，让他们对人这个物种有了一种他们都不能想象的恨意。

在他们的厌世情结，和杀人事件之间有着不那么理所当然的暧昧的空隙，而翁子光尊重这种空隙，并没有用一种武断的判断去解说和阐释它，于是电影就有了一种凄冷的幽微的气息，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却又稀薄的又能被瞬间点燃的东西，毁灭与拯救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被连接在一起。

与《踏血寻梅》的阴柔与深情相比，《正义回廊》则显得阳刚和愤怒。

《踏血寻梅》讲的更多的是人，而《正义回廊》讲得更多的是事儿。

《踏血寻梅》讲的是一种诡异的爱，而《正义回廊》讲的是无处不在的隐形的或者显性的恨。

《正义回廊》拍出了这种恨的层次和逻辑，也拍出了一个社会共同体里面这种恨或者说裂缝的更普遍也更温和的状态。

从某种程度来说，相较于《踏血寻梅》，《正义回廊》是一部更庞大的电影，也因为这种庞大，让它对每个层面的描述都有着格式化的嫌疑，影片中没有有类似于《踏血寻梅》里面男主角割伤自己的手去手淫这样让人瞠目结舌却又悲哀异常的场景，于是它对人性的描摹始终就缺乏一种临门一脚的穿透力。

当然这种横向的丰富在当下的华语电影里面仍然是少见的，影片试图通过这一事件透视香港人精神状态的企图心也值得尊敬。

在片中，我们能处处见到那种与现实钩联的蛛丝马迹，无论是片中抓捕场景中年轻警察的妈妈对于警察的厌恶，还是影片本身的主题之一弑父，都是这些年香港巨变或表或里的一种表达。

艺术终归是有关现实的，即使是最虚幻的最玄幻的电影，它本质上还是要与当下的集体心态有所呼应。

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仍然是华语电影最值得期待的地方，因为它的创作者还是有着这种自由有着这种野心，也有着这种责任感去表达那些萦绕在普通人心目中的悲伤或者愤怒。

悲伤或者愤怒，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正能量的正能量。

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对这个世界仍然抱有希望，代表着我们还不是弱肉强食的忠实拥趸，我们仍然相信某种更高贵的精神更理想的社会形态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

还是不错的，昨天有点没看下去觉得沉闷，今天看完了，拍摄手法取景灯光回溯现场剪辑各种都很有电影感艺术感，杀人真的相当的血腥真实不适——我一个看行尸走肉电锯惊魂都没啥感觉的人，第一次如此不适——反反复复的…太有真实感了，镜像联觉神经让我共情难受。

前面不觉得精彩，直到胖子上庭，之前我一直觉得胖子无辜鸣不平，结果真的唐文奇开始讲述以后，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他先说好臭被威胁分尸，后面又说第一天不知道杀过人，头在冰箱里，一会儿记忆力不好错乱都记不得，但是警察的每一句话，他都复述得丝毫不差，演得惟妙惟肖。

他姐姐叫他记住啥，会计证书，张显宗被刺伤的大腿…各种证据都指向他。

但是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和选感性大于理性根本不太懂法律逻辑的群众做陪审团，这样本来就不是很利于受害者公义的制度来说，案子就只能如此。

律师那边刻画得很好，3个人都很专业，各为其主，私下一起吃饭，张显宗的辩护律师很讨厌这个杀害父母的人渣，但是庭上为他辩护得非常给力精彩，主控也克制地说出自己的专业见解，3人都有共同的法律头脑和推断，但都不身陷其中纠结，没有公义道德冲突，公私分明，上班进入角色，下班了事不关己。

而陪审团的众人从一开始回避选中到后面绞尽脑汁，情感充沛，充分讨论，充满了热忱和人性的光辉，仍旧想不明白，做完了继续回到现实吹牛过着小日子，也是很写实的。

这部戏没有TVB那种律师剧里面的高燃正义之光，就是很写实，哪怕他有很多超现实拍摄手法，诙谐幽默。

犯罪心理刻画得也不错——不是针对罪犯而已，大众面对犯罪的心理活动也是。

值得注意的是，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是罪犯，智商低的人也可以很擅长犯罪，只不过像汉尼拔之类的美剧，总会去渲染一个高智商帅爹地形象让脑残粉跪拜。

片中提到的智商75的连环杀人狂确有其事。

其实很多超级罪犯都是相当的单纯——他们身上有最原始的动物性，凶残自利，缺乏社会性道德良知。

新闻报导里的杀猪盘，被骗的博士也不少，被pua教唆自杀的有很多高知女性。

从某个程度上来讲，去相信杀人狂都是汉尼拔那样的高智商精英帅逼，比去相信他们都是看起来像唐文奇那样弱鸡老实是人都可以嘲笑同情一样的人来说，好像更合理——符合大家在人类现代社会的阶级鄙视链和弱肉强食——从而让人更有安全感，活在知道自己更优秀更精英就更安全的某种认知的掌控感中。

如果凶手既不是高智商精英帅逼，也不是尖嘴猴腮看着就面露凶光感觉不对劲的脸谱化的人，而是生活中普通微弱看着面善能力又不强的人呢？

黑暗森林里，意外和明天真的不知道谁先到来。

反正我现在，看任何的案件，都没有受害者有罪论，也没有评论区里的受害者是蠢货自己是大聪明的感觉——这种更考虑聪明更考虑周全更强壮更有能力和受害者对立的感觉或许冷酷无情丧尽天良，却是很多人保护自己心理不受冲击，和受害者心理划分界限，甚至和罪犯共情，让自己感觉强大的简单心理机制。

我只会想，如果是我遇到，说不定我会更惨，没有受害者处理得好——甚至也会在想，我也会有残忍无情变态的那一面，只是没有像罪犯一样被场景激活。

我对人性上限下限捉摸不定的接纳度，帮助我更平和的面对未知与无力，并在共存中活一天算一天，继续坚持自己的善良不通过踩受害者得到优越感和安全感，并且外加了似乎对罪犯也没有什么道德优越感，更加地接近死亡，平静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