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1965至1966年，印尼右翼軍方叛變並在境內展開了針對左翼份子和共產主義者的屠殺並造成上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影片為還原真相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找尋與拍攝。

不同於平常，《殺戮演繹》並未採用受害者陳述或第三方資料等方式來試圖觸碰歷史灰燼中的餘溫；相反卻將視覺轉向當下那些曾經行刑的兇手，通過紀錄他們的生活、訴說以及對回憶的演繹來還原歷史真相。

導演將鏡頭鎖定於做為行刑人之一的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並說服他們在一部以屠殺共產黨人為題材的影片中扮演行兇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另人驚訝之處在於，兇手似乎並未對當年所做之事感到懺悔：攝影機前的他們對殺戮供認不諱——如今他們依舊作為當權者而被當作國家的英雄。

但隨著拍攝的進展，影片所關注的核心真相從歷史事件滑向人物自身，後半部一場郊外戲的拍攝虛構出了20世界下半頁人類史上的一幕慘劇並構成上述變化轉折的明顯標誌。

那場戲中，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扮演"的殺手火燒村莊並殘害了村中的婦女和孩童，兩位扮演犧牲者的女性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從表演中回歸現實，持續的哭泣與失神被導演的鏡頭捕捉但同時這一突發事件並未被在場的任何人所預知。

此事件直指影片核心：導演意圖使"真實"事件通過虛構的表演被重現，但將角色帶入人物後所造成虛擬對現實的創傷卻是無法可控的！

真實電影概念(Cinéma vérité)在根本上承認在紀錄電影中運用虛構手法並通過導演自身的介入引起事件的發生，挖掘真實而並非僅僅作為客觀的紀錄者。

基於此特點，我們一方面看到一條具有強烈"敘事"特徵的主線在塑造影片結構的同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思考紀錄電影真實性的問題：真實之於鏡頭是否可能？

它存在於何處？

電影的主線由安瓦爾自身態度在鏡頭前的轉變而形成。

影片開頭，主角安瓦爾引以為傲地向觀眾描述並表演當年的殺戮場景並將鏡頭帶入一個個案發現場。

曾經的兇手依舊是這個時代的勝者，其中的不少人仍被當作現任政府的元老英雄，權利在握的他們表面上肆無忌憚並堅持屠殺的正義性。

但安瓦爾內心的另一面卻同時被捕捉入鏡頭之中：影片開頭不久，一次為還原行刑現場的演繹之後，安瓦爾坦然需要通過酒精、毒品與舞蹈來麻醉自己（在導演另一部電影《沈默之像》中兇手則是通過飲用人血——這種對良心的背叛而並非欺騙的做法來繼續存活），恰恰舞與屠殺前後所構成的反差揭示出言詞對於內心的背叛；而作為演員在表演中身分的互換則使他在虛擬場景中體會對於罪惡的恐懼，這一切引向最終他的懺悔。

對被害者身虛構的"扮演"到對自身行為再現的"表演"，兇手從身分回歸真實自我。

影片後半部，在一次對犧牲者被處刑的扮演中，安瓦爾直言彷彿自己真的已經死了。

而諷刺的是相同的處刑場景緊接著又重來了一次，像是對兇手直言已死的嘲弄與懲罰，同時卻在另一側面提醒觀眾影片中的表演均為虛構，發生的都並非原有真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鏡頭追溯歷史成為不可能，真相永遠大於影像。

結尾處當兇手坦白扮演被害者被殺死時的恐懼時，導演自鏡框外的聲音尖銳並殘酷地道出了影片中唯一的一個真相，直接揭穿他的謊言，而那些感受不過是基於虛假的經歷，源於真實的恐懼他則永遠無法體會。

人無法成為他人，一方面使得人無須立足於他者而承擔其生命重覆，另一方面卻意味著他無法逃離自身。

罪惡感的幽靈纏繞著安瓦爾，他想要逃脫，但最終卻是徒勞的——他就是幽靈，當下的他就是那個想要逃離的過去。

影片中，兇手一遍遍地由"自己"殺死"自己"，背負罪惡感等待救贖，但最終回歸現實，已定格的歷史卻使得安瓦爾無路可逃。

在這裡，真實電影的虛構特質得以揭穿影像中的謊言而直達影像背後的真實：影像本身成為控訴事實的工具，也同時體現了影像本身無力。

安瓦爾從電影中學到了許多殺人方法並在之後的屠殺中得以運用，當他再次觀看影像中的殺戮時卻認為那與他在現實中所做的相比卻是虛假和幼稚的。

此處，影像在某種程度上被付諸於現實之後，那源於影像的衝擊力卻無法再次回溯到影像本身。

面對歷史真相時，鏡頭作為紀錄工具的揭示功能在龐雜且模糊的事實面前總以弱勢的姿態出現，當攝影機將鏡頭轉向一方時，客觀的揭示從一誕生便已死亡。

此時，基於其本質上的弱勢與無力，影像便自發開始了針對現實事件帶有立場的控訴，而這一過程則成為捕捉現實唯一有效的方式 。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面臨現實時的無力恰巧成為了其最強有力的工具！

《殺戮演繹》一片中，導演並非站在道德中立的角度，相比尋求真相，影片體現出更多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影片的結尾處的懺悔使得之前的行為成為兇手對自身的逃避的最終鐵證，而最後的幾個固定鏡頭則展現出他們良心的痛苦與死亡，而在屠殺共黨的電影中他們身著奇裝異服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則是他們無法直面的悲劇。

而作為反差，影片前半段兇手在鏡頭前對暴行的演繹在導演有關道德的正義訴求中成為控訴他們最好的證據，帶有強烈的道德判斷意識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攝影機背後——導演的視角中，並依此形成故事主線並通過後期剪輯而構成第三者——觀看群體的視角。

另一方面，設定的表演場景與真實的個人回憶被揉合為一個整體而呈現於鏡頭前人物的行動與訴說當中。

從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那一刻起，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不同程度上的表演狀態，而真相往往卻以悖論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中，電視機的不斷出現構成了雙重的視角：人物以影像方式存在並被他於當下所觀看（顯然安瓦爾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觀察與經歷這兩種視角於主體的衝突集中於Kino-eye捕捉事件的角度。

但是不僅如此。

當兇手抽離出自身並以觀者角度來審視表演時，真相作為事實已被固定在螢幕之上，而真實卻源於他那凝視真相的目光；如果真相只有一個，那麼真實則棲息於那不斷持續的回聲當中。

透過一開始對於歷史真相的尋找，我們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真實才可能觸摸到真相。

而真實不存在於歷史資料，也不存在於對歷史的演繹和對回憶的訴說，甚至不存在於歷史本身。

真實存在於我們看向的每一個人，以及那同樣看向我們的目光中。

而真實是什麼？

在一次採訪中導演說到影片標題"the act of killing"闡述了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指killing是做為人類本性活動的殺戮；第二層則是暗指acting做為表演使得兇手與自身產生的距離。

在影片中，一名兇手被問起假設被國際法庭審判將如何做之時，他引用該隱與亞伯的例子回答說如他有罪那麼自人類史上第一起謀殺之後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歷史的進程中不可能沒有犧牲品，而現今的所有人都是那一次謀殺後的結果，因此無人可以指責他的罪過。

而這個例子更為深層的含意在於，當我們作為第三者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見證的就是歷史本身：如同影片中的安瓦爾觀看螢幕中的自己，他明白，痛苦是真實的，殺戮也是真實的。

而觀看《殺戮演繹》時的痛苦，同樣根植於我們本性土壤下，真實且原始的殺戮。

在豆瓣上标记了无数的纪录名片，大多也只是变成一些片名，静静地躺在豆列里。

足有5个月没有提笔冲动，直到今天完成了受众研究的作业：观看纪录片《杀戮演绎》。

本片原名《the act of killing》，中文名翻译的太好，深邃到带了些哲学味道。

纪录片向来是小众的，类型片才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题。

或许是自己水平有限走到了理解的瓶颈，2013年年底开始，我发现在家把一部电影从头至尾看完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通常要分成几次。

开篇的乏味，固定角色的设定，人物生死安排，起承转合，对于我来说只是一遍遍的重复。

类型片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造梦机制，有时我情不自禁去研究它的运行原理，又经常死守固定的几种类型，趣味大大降低。

原本对纪录片是毫无兴趣可言的。

记得在世界电影史课上，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影像是为了再现我们所需要的真实，那么当它去再现日常的真实的时候，不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吗？

为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这种宣扬把摄像机搬到大街上去的理念会被电影界推崇至此？

又为何所有现代电影运动都奉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演出为电影真髓？

我想通过《杀戮演绎》可以窥见一点原由答案。

影片拍摄于印度尼西亚，导演目的是想挖掘并重现1965年前后印尼反共屠杀的真相，起初摄制组的对象集中在被害者身上，但民众至今不敢提起恐怖往事，共产党在当今印尼依然是禁词。

于是机缘之下，摄制中心转到屠戮者身上，突然一切都豁然开朗并且可以顺利进行了。

影片围绕主角安瓦尔·冈戈展开，他是那场大屠杀中屠戮千人的恶魔，但看起来也只是一个贫穷国家的普通老人。

剧组请来一些当年曾经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来一同组织拍摄一部“纪念、回忆大屠杀”的电影，借此机会也直接采访并拍摄了相关的元老头目。

这是一部“记录电影”的纪录片。

但所谓的拍摄电影只是一个幌子，导演的真正目的是旁观这场回忆，在其被再次构建的荒谬过程之中，以摄像机观察人们的所思所感。

于是，当年的刽子手成为了真正的演员，他们将出演自己。

全片前30分钟容易让人陷入犹疑不定的状态，完全看不出叙事的立场。

直到逐渐进入状态才明白过来，原来在印度尼西亚，这场大屠杀从未被定性、被批判、被追悔。

当年一手下令、实践的人们而今依然身处权利之中，并且毫不避讳谈及当初的屠杀行为。

在采访之中，人们言笑晏晏，从这些政客、党派代表、机构主席脸上我读出的是对往事的追忆神情，在无数个四季更迭，晨钟暮鼓的回忆里，他们谈笑风生的却是关于眨眼间取人首级的生死大事。

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评判的国度，规则完全是由当权者写就的。

这些年纪渐长的刽子手沉浸在对记忆的歌颂之中，无比热忱。

导演用一整个反讽的时间，拷问了这段触手可及的历史。

只是或许观众很难有闲暇去体悟内里的艺术表达，任何一个文明世界有自由意志的人都会身陷惊诧之中，身陷在其由独裁话语权构建出的，令人发指的社会恐怖之中。

纪录片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所具备的力量，影像的真实力量。

纪录片可谓是回顾、拷问这类历史事件最佳的媒介了。

不必由我们来排演彼方的对错，一切全由着他们自己来展现，甚至主角们自己都浑然不觉误把这场目光的审视当做荣光倒履相迎。

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杂，在人物身后投出一大片阴影。

故事的走向本身也是未知的，当事人经历了一次追忆，直到他自己扮演了被拷问的受害者，他略带疑惑的反问：当年那些人也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吗？

我感到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了。

答曰：那些人比你还要痛苦，因为你知道这只是表演出的审判，那些人却真的要死了。

几十年来屠杀的实施者们或多或少也受到过心灵的拷问，有些人疯了，湮没在历史的深河之中，有些人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出口，活的不尽心安但也还算理得。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安瓦尔·冈戈再次来到曾经行刑的天台，他再一次描述行刑的细节与画面，他在无声的流泪，因巨大的情绪波动导致一次次干呕。

这是影片最终的情感落定，是导演的拍摄初衷与立场，也是观众收获的立场。

并非审判后的认罪，却于无声处撼人心扉。

而整个的记录过程，也因为这种不可预判的、流动的真实性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们看到的并非精心编造的梦幻，而是历史，是人性，不该被随意操控，也不该被任意改写。

如果说有些现实与意识形态是旁观者无力介入改变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记录它，具象它，留存它。

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回归应有的位置。

而一部好的纪录片，是与历史、文化、社会并行的使者，这也是影像能释放出的最真实强大的力量。

（另：推荐南方周末专题文章《“他们对谎言上瘾” 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图片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

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

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

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

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

），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

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

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

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

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

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

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

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

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

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

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

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

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

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

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

（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

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

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

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

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

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

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

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

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

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

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

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

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

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The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paramilitary youth: gangsters slaughtered the "Communist" and ethnic Chinese.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

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

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

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

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

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

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

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

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电影CARA BUCKLEY2015年7月22日阿迪·拉昆在纪录片《沉默之像》中的一幕。

Drafthouse Films/Participant Media阿迪·拉昆在纪录片《沉默之像》中的一幕。

在获得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及其最新续作《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里，片尾字幕出现时都有这样一个格外令人不寒而栗的时刻：几十位剧组工作人员没有名字，以“匿名”代替。

《杀戮演绎》展示了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行凶者，这场大屠杀自1965年开始，有数以十万计的人遇难。

在镜头面前，这些行凶者骄傲地重新演示了残忍的杀人过程，他们从未遭到惩罚，甚至享有权力和声望。

《沉默之像》于周五（7月10日——编者注）在纽约上映，片中主角是温和的眼镜师阿迪·拉昆(Adi Rukun)，他的兄弟在那场大清洗中遇害。

影片拍出他与杀戮者和他们的领袖安静地对峙，展现了受害者的亲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公待遇。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从十几年前就筹划在遇害者的家人中收集故事，拍成一部纪录片，但开始采访不到一个月之后，受访者们纷纷受到威胁。

于是奥本海默转而拍了《杀戮演绎》，并且出于安全考虑，在该片发行前完成了《沉默之像》的拍摄。

之后他离开印度尼西亚，并且听取人权专家的建议，不再回到这里。

11年前，一位著名的印度尼西亚人权活动分子惨遭毒杀，这些暴行还在继续。

拉昆及其家人，乃至两部影片中匿名工作人员及他们的数十位家人都是印度尼西亚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祖国，他们的安全很成问题。

拉昆与母亲罗哈尼。

Drafthouse Films/Participant Media拉昆与母亲罗哈尼。

“我们试着弄清自己有可能面对什么样的危险或威胁，”一位参与执导了两部影片的匿名工作人员说，“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一大堆‘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面临危险。

更多的是担心。

”这位工作人员是在家中通过Skype接受采访的，视频聊天不能使用，他与家人住在印度尼西亚人口最多的岛上。

他仍然十分警惕，力图隐瞒自己的身份。

他从不冒险到1000英里以外的北苏门答腊，两部纪录片都是在那里拍摄的，他也从不让人拍摄自己，不接受面对面的采访，更不去任何准军事部队成员可能出现的地方。

要保护拉昆（本文作者未能联系到他接受采访）及家人免遭伤害又是另一回事了。

《沉默之像》发行六个月前，奥本海默和工作人员在泰国与拉昆一家会面，讨论该怎样保护他们的安全。

他们希望让他们搬到欧洲去住几年，但拉昆一家不愿离开印度尼西亚。

奥本海默建议推迟发行影片，直至行凶者们都死光。

“他们一家说，‘这片子应该现在就问世，’”奥本海默回忆。

拉昆一家最后选择离开北苏门答腊，搬到数百英里外一处地址保密的乡村。

奥本海默说，为保护他们，人权律师与活动分子们围绕他们居住，高度警惕着任何威胁或恫吓的迹象。

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真与假电影节(The True/False Film Fest)捐助了35000美元，帮助阿迪·拉昆开了一家验光配镜店。

奥本海默说，迄今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沉默之像》在印度尼西亚大受好评，要知道，一年半之前，印尼官方对大屠杀的否认似乎还是不可动摇的。

《杀戮演绎》一度在这个国家地下发行，秘密放映。

公开提起这部影片都存在风险；一位新闻编辑写了关于这部影片的影评，并且指名道姓地提到引起屠杀的准军事部队“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因此遭到袭击。

不过，奥斯卡提名令《杀戮时刻》获得了认可和道德肯定，这为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亚首映《沉默之像》铺平了道路。

影片在雅加达的公告牌上做了广告，吸引了成千上万名观众。

首映结束后拉昆的意外出现获得了观众们十分钟的起立鼓掌。

在某种程度上，拉昆一家的悲剧是两部影片的催化剂。

14年前，侨居伦敦（现居丹麦）的美国人奥本海默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帮助受某种化学除草剂影响而濒死的种植园工人们拍摄他们建立工会的努力。

奥本海默说，种植公司请来“五戒青年团”威胁这些工人，工人们只得迅速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但他们迟疑地给奥本海默讲了这个准军事团体几十年前便开始进行的可怕谋杀和他们一手造成的失踪事件。

“我意识到，杀害我的朋友们的，不仅仅是有毒物质，还有恐惧，”奥本海默说。

工人们还说有一个人名叫拉姆利(Ramli)，是这一带少数几个尸体事后被找到的遇害者。

奥本海默与拉姆利的家人，也就是拉昆一家接触之后不久，军方令其他幸存者缄口不语，于是，奥本海默说，阿迪·拉昆敦促他试着拍摄那些行凶者。

奥本海默就这样做了，那些人的耀武扬威令他哑口无言。

2004年，两个年长的前地区准军事组织领导人带他来到一条河边，热情地演示各种细节——他们当年是怎样把遇难者切成一块一块，甚至喝他们的血，这些人相信这些举动可以预防精神失常。

这段情节出现在《沉默之像》中，奥本海默说，正是这一幕启发了他拍摄这两部影片。

在看过未剪辑的原片后，拉昆希望见一见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们。

奥本海默说，因为显然有危险，自己起先拒绝了，但拉昆一再催促他。

剧组成员准确地预见到，在第一部影片中拍摄准军事组织的最高领导可以为第二部纪录片提供掩护——《沉默之像》中采访的较低级的区域成员相信，奥本海默是那些有势力的上级们的朋友。

两部影片带来的后果至今还在延续。

政治家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意识到它们在平民中的重大影响，在竞选总统的宣传活动中承诺提高印度尼西亚的人权状况。

他最终赢得选举，尽管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说，严重的虐待状况还在持续。

大多数新闻出版物呼吁政府直面过去。

在三月，这部电影在印尼一处军事指挥部上映。

奥本海默说，他最珍视的评论来自两部影片的制片人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

“他说，‘约书亚，艺术不能改变什么——长长的停顿——直到它最终真的促成了改变。

’”本文最初发表与2015年7月15日。

翻译：董楠http://cn.nytstyle.com/film-tv/20150722/t22docsafety/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

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

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

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

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

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

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

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

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

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

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

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

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本评论很长、很详实、很严肃，慎入！

——漫谈两部剖析人性的纪录片作品《杀戮演绎》与《沉默之像》朱晓闻注：本文原载于《瑞象馆》1. “艾希曼（纳粹德国前高官）的问题正是由于太多人像他一样，既非变态也非虐待狂，而是极度极度的平凡。

”“ 原谅是改变和自由的唯一途径。

唯有原谅才能逆转历史上不可逆转之潮流。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 近年有两部影片，确切说是纪录片，更确切说是纪录片结合新闻纪实结合影像艺术，再确切说，就很难用现有的影片类别来进行界定，因为它们的出现，在世界纪录片影坛掷地有声地让习惯了工业化、流程化、剧本化、知识结构化的专家们为之一震。

这两部影片，其实同属于一个项目，也有影评人认为，第二部影片从艺术上，难以脱离第一部影片而自成一家。

虽然我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但它们相互依托的实质是不可忽视的。

这两部影片，第一部叫做《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第二部叫《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它们调查、再现了印度尼西亚距今刚刚50年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百万大屠杀——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立场倾向共产主义的政府被支持西方势力的军队推翻，此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领导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反共大清洗，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和被当作共产党的华人遭到处决，大量左派人士、知识分子亦被扣上“共党”的帽子投入集中营，惨遭屠杀。

就像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一样，顷夜之间，本来是邻居的村民们被军队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在政变领导人的策划下，“好人”们拥有了武器，被赋予杀死“坏人”的权力和责任，虽然实际上，很多“好人”都是流氓头子和混混，而“坏人”则多为无辜的受害群众。

在这场为期一年的杀戮中，具体的死亡人数被认为从100-300万不等。

3. 历史资料、调查数据、陈列再现，对电影受众来说，意义何在？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版本的血泪史，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从小深度学习二战中自己祖辈受到的摧残，而前面提到的杀死全国总人口20%的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在短短的20年前。

有的历史错误被界定成为历史错误，所以它们被当作人类的教训来反思、学习。

但如果历史错误的制造者依然当权，甚至，他们权力的来源正是他们曾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他们必定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并且杜绝历史被真实再现的可能。

这是奥本海默决定拍摄《杀戮演绎》时，印尼的现状。

当年动用街头流氓和平民完成百万杀戮的军队头子们，成了政府现在的领袖。

虽然号称“民主”社会，其实是半军半匪的军阀专制。

政府用恐惧控制民众，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真相在电影拍摄前，一直是扭曲的。

奥本海默在一篇采访中这样介绍影片拍摄前印尼民间对大屠杀的看法：印尼不同地区的民众都知道1965年发生的惨剧，特别是北苏门答腊省，也就是影片的拍摄地。

因为当年的杀手是从黑社会招募的，而且此后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乐于炫耀自己曾经的“战果”。

大屠杀在北苏门答腊并没有被禁议，他们甚至在电视脱口秀上显摆自己的杀人事迹。

而在印尼其他地区，杀手来自学生群体和宗教群体，有时军队自己动手。

这些团体无意于炫耀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奥本海默的初衷是揭发被扭曲已久的真相，在国际范围，也在印尼国内引发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讨论、重新定义，因为只有承认事件的存在、挖掘事件的真相，才能界定其性质并引发对错误的纠正。

这种纠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反人类罪行。

4. 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名劳工权益运动激进分子。

他的祖父辈有很多家人在二战集中营中被残害。

出生于70后的奥本海默这一代犹太裔美国人，依然和祖辈及父辈经历的历史创伤有深刻的情感联系。

对于善于思维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罪行永诀于世？

辨证地来看，“永决于世”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如何杜绝这一惨剧再次发生要犹太人身上，当犹太社区不断地研究、强调、宣扬这一点时，不公正的屠杀和残害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强权的艰难境地。

奥本海默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悲惨”而“虚伪”的信仰，因为只有当公平、正义和仁慈可以普照到全人类的时候，屠杀和残害才会“永决于世”。

因而当他开始拍摄《杀戮演绎》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虽然影片的表象是这样，但他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惨剧对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影响、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面对、理解、评价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经历与立场，也包括施暴者的经历与立场。

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极尽诋毁希特勒，但他不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个人。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杀戮演绎》这部电影，就是通过剖析施暴者的经历和感受，让每一个观众意识到，暴行并非都是由残忍邪恶的怪兽执行的，而大多是由自私的普通人参与的。

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是每一个观众都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好人，但对施暴者产生同理心，意识到我们和他们都是心怀自私的人类，这是一部电影真正可能唤起实际改变的力量。

5. 从影片情节和表现手法来说，导演邀请了实际参与北苏门答腊屠杀的刽子手们在电影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残杀受害者的情形，其中包括了曾经杀人如麻、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充当政党喉舌、表明一本正经的新闻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安瓦尔的朋友和跟班、满脸横肉的地痞流氓赫尔曼，当年的行刑队队长阿帝、半军半匪的五戒青年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党羽。

这些曾经的刽子手，大多对自己的行径供认不讳，无论是为了高效杀人而发明的铁丝绞刑，血肉模糊的审讯场景，还是对亲人、朋友和婴儿也毫不手软的花样百出的虐杀方式，都是他们讴歌自己“英雄主义”、“大义灭亲”的种种实例。

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影迷，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这样的硬汉题材。

他会在后院教年幼的孙辈善待小动物，也对自己曾经杀人如麻的经历充满迷恋。

他不仅从好莱坞黑帮片里学会了用铁丝绞死人这样杀人不见血的高效手法，也深谙从身心两方面摧残受害者的恐怖主义行径。

他和他的朋友们当年是一群街头混混、地痞流氓，出于对权钱的欲望而成为军方的刽子手。

在一场杀人演绎中，他认真地向摄影镜头指画着受害者的位置、姿势，告诉奥本海默受害者是如何被打倒在地，然后脖子被一个沉重的桌角抵上，安瓦尔和他的伙伴们荡着双腿，坐在桌子上边看街景边唱歌，心情显得愉悦悠闲，等到差不多了，低头瞧瞧，“死了吗？

”“噢，早死了。

”然后跳下桌子，处理尸体。

在镜头前，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诉说杀人经历，还参与观看素材，并且不断提出改进建议。

他们自始至终把奥本海默当作一个合作者，甚至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正在供认罪行。

他们相信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为胜利了，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

正是因为依仗着权力的庇护，而国家最高权力又是受到美国保护的，那么当来自美国的约书亚·奥本海默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正面宣传，并且为之骄傲。

于是，导演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以不需要与刽子手对峙的方式，邀请他们自己指导、表演当年刑讯和杀人的场景，从开始朴素的讲解，找群众演员就地扮演，到后期摄影棚里血淋淋的化妆效果、道具灯光、全情投入的嘶声力竭、惊恐交加，奥本海默似乎始终是一位非常职业的拍摄者，敬业地与刽子手们合作，耐心地与他们进行剧情讨论，满足他们对镜头的要求，也特别重视他们观看素材时提出的种种建议。

他对和这些拍摄对象的工作方式作出过如下解释：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其实非常容易，我只要很正常的，表现友好、愿意聆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感觉到这种自然的态度。

北苏门答腊领导屠杀的军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他们的权力大到一手遮天，而其权力的来源其实就是对民众制造恐惧。

所有和屠杀相关的词汇，都被洗脑成“英雄主义”或者带有“光荣”色彩的含义。

比如“铲除”一词，对他们来说就意味“铲除共党”，这是个褒义词。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询问他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铲除共党的？

”只要我不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情绪，虽然这很难。

6. 在持续七年的拍摄中，并非学纪录片出身的奥本海默不仅学会了纪录片拍摄的各种技巧，还向受害者家庭学会了说印尼语，因为他不想拍一部传统的、拍摄者和对象间隔着安全屏障的研究型纪录片——毕竟，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调查数据的呈现，甚至真实人物的访问，都只会让习惯了把电影当作消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观众，在“感到震惊、难受、惊愕”之后，为自己的三观之正拍手叫好，然后回到“还好这些跟我无关”的现实生活中。

奥本海默相信，只有把自己放到和拍摄对象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即使他们是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犯，我们才会发现作为人类的共通点——一种建于自私之上的原始的罪恶倾向。

在和这些刽子手相处了七年之后，奥本海默发现，他们并不是一群有什么征服世界野心的人。

在拍摄安瓦尔之前，他已经采访了40个刽子手，这些人和安瓦尔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极度自私、虚荣，同时又特别看重荣誉感的人。

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自私。

”奥本海默认为，“夺取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我们可以称之为兽行或狂症，但这些词的使用不过是为了把我们自己同那些人区分开来而已。

但实际上，我们当前生活的经济体系是极力把自私赞颂成某种美德的——其实所谓的竞争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除非我们认定当前整个的经济体系是一种兽行或狂症，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刽子手是自私自利的，就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他们。

当然，我希望我没有那么自私。

但自私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

”导演把刽子手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也把印尼大屠杀当作和我们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依然非常相关的主题来看待。

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悲剧是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受、认识、想要做些什么。

同情受害者是明显也简单的，正如任何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行为都是明显而简单的，但我们有多少勇气，可以面对人性的恶，意识到我们和“坏人”的距离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遥远。

这是奥本海默用他看似主观的、超现实的电影展现手法，想要提出的实际问题。

7. 在《杀戮演绎》上映之后，奥本海默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荣誉纷至沓来。

麦克亚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授予他“天才奖金”，他少年时期崇拜的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美国纪录片殿堂级大师埃里尔·莫里斯不仅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也继续帮助他完成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制作拍摄。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终其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是一部流传于世的作品，也可以是某种永恒的精神境界。

约书亚·奥本海默在年届不惑的时候，似乎已经达到了值得被称为终其一生的追求。

但我们不能忽视他21岁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以一个短期项目为由来到印度尼西亚，然而在此期间发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从此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奉献其中的探索过程。

如前所言，《杀戮演绎》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奥本海默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在他刚到印尼的头几个月里，参与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期间，他自发组织了几个电影工作坊，教工人们使用摄像机，为他们放映赫尔佐格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

这两位电影大师致力于通过作品探索人性，同时饱含激情和孤独的狂想。

奥本海默在《杀戮演绎》中就有多处场景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象，比如安瓦尔幻想世界中飘然起舞的美女，从超现实的鲈鱼形状建筑里款款走出，又比如青山瀑布前，两个当年的被害者从脖子上摘下银光闪闪的铁丝杀人工具，掏出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唱颂道：“大恩人啊，感谢您送我们上了天堂。

” 荒诞和超现实，是这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对现实最安全的理解方式，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至发疯。

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说，也唯有不和刽子手们对峙，以友好开放的态度与之合作，才可能让他们如此坦然地开诚布公。

奥本海默不止一次地向媒体介绍说，如果要真正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观看比官方版本长4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在这个版本中，有更让人震惊的内容。

而事实上，奥本海默不是一个只有理性的智者，第一部影片为期七年的拍摄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而他所受到的心灵煎熬，在导演剪辑版中有所指示。

摄影棚中有一场戏，是安瓦尔演绎当年当着一个受审者的面，用刀刺死、刮烂他婴儿的场景。

拍摄中，安瓦尔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癫狂状态，奥本海默看出了他的恐惧与内心强烈的煎熬，并且深受其影响。

如果他考虑到了自己的立场，当时或许应该立即停止拍摄，因为这时他已经不仅是电影导演，而同时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但他没有停止拍摄，因为安瓦尔的癫狂折射出他被罪恶毁灭的一面，虽然他在平日里嘻嘻哈哈，以自己的杀人事迹为荣，但他无法避免噩梦的追逐，“仿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伴随着他的罪恶被杀死了。

”就在奥本海默继续拍摄的时候，安瓦尔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对他说道：“乔舒亚，你怎么了，你在哭啊。

”这时，奥本海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才发现自己确实在流泪，而他根本没有感觉。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此后的7个月里，他都无法入眠，因为害怕那个噩梦会继续伴随。

8. 当被问及拍摄《杀戮演绎》是否很危险时，奥本海默说，因为官方对大屠杀的定性及自己的美国身份，没有拍摄者以为他在揭发他们，即使是他跟随当地流氓去敲诈华人商人的时候，所以拍摄比大家想象的容易、安全。

但是拍摄过程中对人的心理煎熬，是非常极端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本海默于2012年又回到印尼，开始了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拍摄。

这时《杀戮演绎》的剪辑刚刚完成，荣誉还没有纷至沓来，因而印尼官方还不清楚他的创作立场。

此时，他已经认识并且拍摄了好多年的一名受害者家庭成员阿迪（在《杀戮演绎》中没有出镜）向他提出，自己要去和那些刽子手对峙。

奥本海姆的初始反应是，这肯定行不通。

受害者直面仍然当权的迫害者，这在任何纪录片中都没有出现过。

但阿迪一再坚持，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当刽子手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才能把人从罪行中分离出来，他才能原谅他们。

“原谅”，一直是阿迪的初衷。

这个脾气温和、身材中等的中年人，从来没有提到复仇，但他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他之后所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

在反复考虑和商议后，奥本海姆同意了拍摄。

虽然这很危险，但他考虑到，《杀戮演绎》还没有上映，所以印尼官方不知道他的动机，而且要真正完成这部作品，不能只有刽子手的说辞，大屠杀的罪行对普通人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只有通过受害者的阐述，才能展现出来。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更为朴素的、人性的，既催人泪相又饱含力量的作品《沉默之像》。

9. 与《杀戮演绎》采访拍摄了为数众多的刽子手不同，《沉默之像》基本只表现了阿迪一家的故事。

奥本海姆认为，一部亲密的电影必须是主观的，而一部重要的电影必须是亲密的。

虽然讲述10个家庭可以展现各有各的不幸，但是观众如何能对只占十几分钟的每个家庭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呢？

所以，他选择了只拍一个家庭，即表现这个家庭最百分之百的不幸。

阿迪是一个验光师。

奥本海姆非常有策略地制造了这样一种设定：他告诉被访者，那些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阿迪哥哥的刽子手们，阿迪会给他们免费验光，同时和他们展开关于大屠杀的讨论。

奥本海姆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采访过的大佬名字，所以这些被访者认为电影拍摄是官方许可并支持的。

导演还说，阿迪或许和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希望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在这样的设置下，我们看到影片开头，戴着彩色验光镜、略显滑稽的刽子手正面像。

这一画面在不同的场景中又出现了多次，除了明显的象征含义，其实也在不断强调和阿迪对话的人虽然有罪，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些人中，就不仅是第一部影片中的那些地痞流氓，既有因为参与屠杀而升官发财的戏剧老师，以宗教为名、正义化杀戮行径的退休老人，也有直接领导屠杀的高级指挥官等。

他们面对镜头，比地痞流氓们少了些假装的英雄主义色彩，因为他们没有被要求戏剧化真相，而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杀人经过。

影片的前半段，一方面是刽子手们对杀人过程的描述，一方面是阿迪年迈的父母面对丧子之痛无法愈合的恐惧和悲伤。

而在后半段，阿迪越来越直接地和刽子手们进行对峙，有时完全在道德上把他们逼上了墙角，其中有些人一旦听说阿迪其实是遇害者的家人，径直改口，脱卸责任；有些人恼羞成怒，口出威胁；有些人装聋作哑，力求逃避；也有人显出恐惧，但强词夺理。

阿迪，一个看似温和柔弱的验光师，和父母的关系融洽，对年幼的女儿充满关爱，他是一个非常不像英雄的英雄，但是他一次次面对刽子手，甚至当发现自己的舅舅曾经充当过犯人看守时，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质疑舅舅的良心。

他的母亲开始为他担忧，因为这些通过杀戮掌权的当权者会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一介平民的阿迪对他们来说，不过如草芥一枚。

但即使面对行政官的威胁：“你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如果你继续追问，就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了。

”阿迪不依不饶。

其实行政官的话是有违常识的，因为只有当尘封的话题被打开了，罪恶得到揭发，同样的惨剧才不太可能再次发生。

影片中，母亲为父亲洗浴、母亲与阿迪交谈、女儿与父亲笑作一团，都是充满爱和希望的画面。

另一处看似令人不安，但其实充满希望的地方，是唯一一个真心向阿迪道歉的，某个刽子手的女儿。

她先是被自己父亲直白的交代感到震惊。

当她父亲夸耀自己如何饮下受害者鲜血，以避免发疯的情形时，她不得不佯装镇定，并且为父亲辩护：“他那样是为了不发疯呵。

”而当阿迪平静地告知，自己的哥哥就是她父亲手下的亡魂之一时，刽子手的女儿留下了泪水，一旁的刽子手开始有些装疯作傻，东张西望，而女儿直愣愣地盯着阿迪，终于向他诚心地道歉。

阿迪亦难止泪水，因为真心的道歉对他来说意义重于生命。

他拥抱了刽子手的女儿，也拥抱了刽子手，表示原谅他们。

在现实中，他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仇恨无法化去悲痛，原谅才是希望的开端。

导演谈到这一幕时曾说，我希望通过《沉默之像》展现一种希望，既我们最终都会死去，但如果我们的结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11. 《沉默之像》的力量并非通过对情节的叙述可以再现，然而，有两则影像之外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作品的真实力量。

一则，是影片的结尾，阿迪所面对的一家人。

父亲已经过逝，他直接参与了对阿迪哥哥的杀害，并且曾经在镜头前的杀戮现场，情绪高昂地细致描述了对阿迪哥哥的虐杀。

同时，他因为在屠杀中表现优异，从区区一个学校教师，被提拔为地方官员。

他把自己的杀戮行径描绘成了一本绘本，在镜头前生动展示。

此时，他依然建在的妻子和两个与阿迪年纪相仿的儿子，和阿迪在镜头前对话。

然而，他们三人很快恼羞成怒，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和屠杀相关的任何信息。

儿子们说，我们当时都是小孩，父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无辜的。

你想要什么？

难道要复仇吗？

在实际拍摄中，奥本海默和这个家庭已经相处了三个月，他知道全部历史，母亲和两个儿子也知道全部历史，他们更知道奥本海默的知情程度。

然而，在镜头前，面对真正的受害者家人，他们害怕了，只能用苍白的否认来搪塞。

最终，即使导演向他们播放他们父亲曾经在镜头前的佐证，他们也拒绝观看回应。

小儿子甚至打电话报警，而这是奥本海默所有拍摄中唯一一次需要仓惶逃走的。

导演本以为这一段毫无用处，但在剪辑时才意识到，这种否认本身，其实直接指向了影片意义的全部。

二则，是影片中唯一选用了阿迪拍摄的一段素材。

奥本海默曾经交给阿迪一个摄像机，让他随意纪录家人的生活状态。

有一天，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印尼的新年，然而，也在同一天，阿迪年迈的父亲彻底失忆了。

他早已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用双手支撑着干枯的上身，一步步前进。

因为记不起自己的家，也不再认识家人，他陷入极度焦灼的恐惧之中。

他不停自问着：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请让我回家。

这一幕对阿迪的触动极大，因为他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地成为了恐惧的囚徒，他甚至已经没有机会重新谈论创伤，他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却不会明白原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机会面对真相。

也正是这一幕，让阿迪说服了奥本海默，同意他去和刽子手们对峙。

12. 在视觉语言上，《沉默之像》非常电影化，甚至有很多唯美的画面。

这和《杀戮演绎》的粗粝感相比，更加符合其人性的讲述。

两部电影有一段相同的开场简介，三段简洁文字概括了65年大屠杀的历史背景。

《杀戮演绎》已经是杰作，《沉默之像》也自有伟大之处。

然而，两部影片的合集，才从正反两面探索了人性与罪恶之间的距离。

如果说第一部影片是对记忆的外部重建，那么第二部影片就是对记忆带来的情感漩涡的内在调研。

阿迪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和那些自称英雄的刽子手们不同，不会以此自诩。

但他把对正义的诉求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恰恰是为了私利牺牲别人性命的反面。

奥本海默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他在谈到影片的乐观与悲观对比时这样说道：“对我而言，艺术不是一剂安慰人的良药，不然，我还不如去散个步！

或者找个比干坐在摄影机前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比如找你的爱人聊聊天之类的。

艺术的意义在于扰乱人们的神经。

所以艺术家必须有悲观主义，不然你做的就不是艺术。

但是如果艺术仅仅是悲观的，为什么我可以坚持7年？

因为我还有一部分是乐观的。

乐观的这部分可以感动人，也可以真的在印尼形成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了。

唯有这种悲观和乐观结合的创作，才可能激发这种改变。

”13. 谈到这两部电影对印尼的实际影响，《杀戮演绎》被印尼官方发行，但同时被电影部门列为禁片，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该片，但不是通过公共放映。

《沉默之像》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首映，1500个座位的电影院被3000多人挤爆了，影院不得不又临时加映了一场。

影片的内容，在印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65年后以来，这是第一次民众可以在不被集权恐怖威胁之下，公开谈论这起历史事件。

当《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得奖）之后，印尼总统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也终于在历史上首次承认大屠杀的错误性，但他同时又表示：“虽然印尼会反省，但我们不需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来提醒我们。

”14. 约书亚·奥本海默不止一次表示，这两部影片表述的，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

在《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刽子手们对美国文化的顶礼膜拜，在《沉默之像》中，最带有国际政治批判意义的恐怕不是那段“巴里岛铲除共党后变得更美了”的美国新闻资料，而是美国固特异（Good Year)橡胶公司的工厂静静伫立在成百上千无辜者断送性命的刑场之上。

正如一名刽子手大肆宣扬的一般：“美国教会了我们憎恨共产党人，他们应该邀请我们去参观旅游，如果没有专机，邮轮也行。

”事实上，奥本海默甚至采访到了当时任美国驻雅加达使馆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已经退休，居住在离奥本海默美国老家不远的地方。

他承认，当时自己曾经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列出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名单，交给印尼军方，而当这些人被“铲除”以后，军方会在名字后方打勾，然后把名单还给美国领事馆。

当被问及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时，退休外交官表示，幸好这事没发生在自己的家乡。

15. 奥本海默的这两部杰作并非没有面对争议，但相信所有好的艺术作品都会引发争议。

从26岁到40岁，他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件作品。

对此，导演这样表示：我感到很荣幸，可以为此片奉献我的青春。

注：本文中引用的原话来自FilmComment对奥本海默的采访 Interview: Joshua Oppenheimer by Nicolas Rapold on July 15, 2013。

叙述内容引自《沉默之像》在英国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首映式的导演对谈。

在观看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影的结尾，主角不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突然发现自己身负着不可救药的罪恶感吧。

果不其然，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这么直白无故的出现了，《杀戮演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中意的那块料。

电影里，所谓的诡异感，到底从何而来。

来自历史背景的荒谬，大数据所分析的结果，在印尼剿灭的共党的死亡人数，数不计数。

建立在放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极为特殊的个例上，在电影里亲身所经历的人们，缓缓诉说的故事，不仅直指历史，还直指传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如他们所说的，是还原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造神运动。

在意识形态先行的电影里，诡异的是，或者说让人倍感复杂的，在于放在一个虚假的摄制环境中，不管是群众还是主演，切实的在这个本知道虚假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恐惧，喜悦，以及麻木，在虚假的场景中，人的真实情感和劣质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我们在镜头面前，并不把这些可笑的道具当回事，但是，身处于镜头前的人们，却把一切切切实实的当做发生在当下的了，在这种矛盾中，人的情绪经过渲染，脱离了当下的场景，放弃了依附于事件的叙述，直至最为纯粹的情感，像动物般演绎。

但是，这场景有被化解的余地，当行刑人空中的描述告诉我们，这里或者那里所封存的历史时，我们下意识的给所见的一砖一瓦贴上了名为“真实”的符号，也倾向于和主角共同感受彼时所发生的悲剧，拒绝当下的演绎了。

所谓的诡异感，大致上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作者在本部片玩了结构的把戏，但是他也有明确地指向的。

在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同时，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CANGO总会去审阅那些已经拍好的桥段，如果放在电影工作流程中，这并不奇怪，但是，当电影的摄影机对准CANGO记录他所观看的反应之时，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不仅仅在于记录，而在于一种批判，一种揭露。

当CANGO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某种解释的时候，或者说，对电影发表某种看法的时候，在这几个片段里，CANGO从浅入深的给每一段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口中也不能离开对于他所拍摄的电影里，人物的政治符号化解读，以及对应到历史的真实，所展示的意义。

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解读后，CANGO和两个孙子观看了片段，在进行一段后，CANGO让两个孙子离开，将最终的问题对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似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起效的仍是“扮演”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换位思考”，CANGO在上述虚假的场景中所面临的恐惧，让他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对人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如同他所解读的，他将他屠杀的人不看做人，而是一种符号，“某种主义”的代表，而他作为行刑人，他所背负的罪恶理应归于国家，归于下命令的领导，这就是他能下意识杀人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本身的嗜血性。

所以在这段历史下，罪恶是不在于人身上的，而在于某种体制之中，但是，这样的体制现在在印尼还继续实行，不得不说的是，当把体制拨去，将罪恶还给人类自己，所谓的忏悔，会发生，也会迅速消散。

而让这一切得以转变的，是拍电影这件事情，在那里，CANGO才能稍微拨去体制所产生的禁锢，从而在狭小的空间内，让思维充盈自身，思索历史的意义，自我的意义，当面对最纯粹的自己时，他才会明白，自己被异化到如此地步，而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是在电影里的压抑和释放，是在电影结尾之前每一个片段所造成的积累，量的积累才能引发质的变化，让CANGO跳脱出所有框架，审视自身，人文关怀的回归也许只是素材上的一窥，但是，对于这部片来说，也就够了，结构所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如此明了，而第一层次的（纪录片）的结构，更加预示着，这是个符合好莱坞的故事，而非作为更深层次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在展示上玩出那么多花样的作者，做的也够多了。

素材的组合造就了这部电影，也毁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道德价值批判也极重。

作为藏在背后里的作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导CANGO，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出的结论却又如此简单，也如此直白，单纯，让人感到诧异，厚重的人文关怀在截取了CANGO的悔过，在曾经行刑场干呕，也就仅仅如此了，CANGO一生的经历，在那个晚上，全部被毁掉了，而第二天呢，他又如何，他是活在肯定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之上，而得以苟活的人，就在那一晚后，他又如何活下去了，电影里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作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CANGO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然后呢，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思想，也为自己泛滥的人文关怀用极为嘲讽的方式抹上重重一笔，可是嘲讽的力量在于伤人，当他们坚定无比的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带着摄像机，成为大法官，来审视眼前犯人的时候，谁又能成为批判作者的法官呢，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们，这样的行为也许是拯救，也许是毁灭，而拯救和毁灭，仅仅存于一线之隔。

真正的结局不止于此，而我们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当流氓当了家，效果也许还不如土匪他们为了贬低共产党的形象，他们决定拍一些杀戮的影片，并引以为豪。

不禁让人想起了若干年前，无数小学生在影院看过的一些电影。

政权毕竟建立在杀戮之上。

作者拍这部片子，给西方世界震撼到了。

同样也给了世界一记重拳。

这些屠杀背后的‘自豪之情’和对‘睡眠质量’的担心，必将永远萦绕在刽子手身边。

一部好的纪录片当然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引起观者的反思。

的确，一件让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往事。

由在多少地方，多少历史上存在过呢。

当胖子赫尔曼坦诚自己竞选的目的时，不需太多联想，就会感到一丝凉意。

看着这几个老流氓在敞篷车上高谈阔论的谈着‘杀死所有中国人’的言论，我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杀死了中国人。

最残忍的惩罚就是在你死之前告诉你，你所信仰的都是错的，而根本不给你忏悔的机会。

最后安瓦尔·冈戈回到当初的行刑地，无助地坐在地上，看着那些屠杀的工具，问：为什么我当初要杀死他们。

没有人回答他。

他干呕的声音，正如被他处决的人死前发出的声音一样。

也许他怀疑自己了，也许他渴望一个忏悔的机会。

但，他永远得不到了。

在死寂的处绝地，只有他和梦中瞪着他的眼神。

回应他的是历史的沉默和内心的梦魇。

而我们，就这么看着他，或嗤之以鼻，或是根本没有什么回应。

喝一杯咖啡，吃一片薯片，就这么看着，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一个杀死无数人的老流氓，老去。

平实与激进的镜头给予这部电影一种内在的矛盾感，从头到尾就像是游走在热带雨林与高楼大厦之间，时而天堂时而地狱，上一秒还在教导孙子温柔对待动物的老人，在下一刻就开始回忆自己曾经的杀戮往事。

杀人，勒索，强奸，放火，都伴随着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而当这些事情再一次用电影重演时，又能把人吓的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