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作为成功的革命者，切格瓦拉身后的命运可谓是一部传奇。

因为，仿佛还没有哪位政治家会得到全世界草根们近乎神话的顶礼膜拜和在政治世界中的不温不火。

格瓦拉一生成就的不是开国盛世，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多个同质个体所积聚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支柱。

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传》更是还原了这个已经符号化的纯粹的精神力量在尚是凡人时的生活记录。

最初认知格瓦拉，是在风靡摇滚的时代，很低级的以为这个戴着贝雷帽的男人是某位摇滚大腕儿。

兀自端详，发觉不妥。

这个男人的目光太坚决，不似搞摇滚之人眼神中的迷蒙颓废以及透着某种欲望的常态。

况且，诸多摇滚青年的白T恤上都是他，而这个人哪有什么作品?这次的无知，仅仅让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古巴有关系，尚不知他作为革命者的传奇。

后来，看到已经老去的球王巨星身上也纹了那个经典头像。

在世界公认的两位球王中，一位已经正统到了政治家的楷模，而另一位一直在挺着酒足饭饱的腰身以纯粹个体的形式叛逆于社会，理想于自己。

后者球技超人又“离经叛道”，却依然是精神领袖。

所以，当看到那个纹身头像时，不禁困惑，格瓦拉何等魔力，让普天下追求绝对自由却最终还是倒在过度自由里的男人们如此膜拜？

因而，看过切格瓦拉的短暂人生，确实唏嘘。

辅佐卡斯特罗打天下，在成为精神领袖和实权人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时候功成身退，带着小票人马去继续开天辟地，蔓延革命的火种。

这本身就是壮举，暂不说革命后的古巴政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常态，就是在艰苦游击后不贪恋权利、成就和享受也是古往今来成名政客中的异数。

在1967年10月9日之前，格瓦拉在冷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独裁政治这些明确的时代符号中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是某些人的仇敌和某些人的关注。

索德伯格筹备七年的这套传记电影果然聪慧到大智若愚，几近纪录片式的表现手法围绕着格瓦拉的生活常态和这个人在人间的影响力，朴实无华、甚至可以称为亢长艰涩的记录还原了那个男人、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

对于死后至今，逐步被传奇、被符号、被象征、被商业化的这个人，有着一种从人到神的推动力在支撑。

真实社会的政治家们如何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格瓦拉革命生涯中的行为和最终命运。

他在寡不敌众被俘后被就地枪决，这对于一个早已功成名就颇具影响力的领袖级人物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和损害，也是命运的拐点。

在索德伯格展示的荒凉、贫瘠的穷山恶水中挣扎的革命者的不公待遇，无疑更确切了格瓦拉被超人化的浅显理由。

如果，这之前他是英雄和引路人，这之后他的遭遇确实可以成就传奇和神话。

当然，这照旧不是政治圈子里的评价，而是草根人们通过街头巷尾凝聚的口碑和种种传说的变异。

而且很奇怪的是，顶礼膜拜格瓦拉的草根却是西方社会的青年居多并发源于此。

索德伯格的这套传记电影高明在于单纯忠诚的以旁观者的角度推动格瓦拉的人生际遇，不存在任何倾向性的如流水账一般记录格瓦拉的个体行为。

观者可以认为这是新闻，也可以认为这是游记，还可以认为这是浪费胶片的行为。

总之，看不到任何关于格瓦拉传奇生涯的评断和指向。

这就对了，索德伯格很人文的关注个体就代表着神化的格瓦拉的社会影响究竟在哪里。

在运用完全的客观覆盖主题的敏感之时，索德伯格回避的悲悯之心隐然成为影片重量级的点睛之处。

一幕戏是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面对诸多要素，索德伯格的剪切俨然让影片转为了剧情电影：攻击的、缺席的、拥护的，以及整个环境产生的张力，都在德托罗饰演的格瓦拉固定时间的短短台词（重现历史）中展现，这在影片极具弱化戏剧性的场景中颇见功底。

另一幕就是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摄像机变成了第一视角：行刑者入画、走近、枪响、仆倒，与地面空间形成最后的视觉关系，淡出。

作为革命者的临终时刻抑或就义时刻，如此这般处理，不用说那些高大全的主旋律和一言不发的写实手法，就是在全片都是第三者视角客观乖巧的记录全景之后，冷然如此一番绝对主观的煽情设计，决算得上画龙点睛，也不枉格瓦拉拥趸的关切和对题材政治敏感性的妥协。

喜欢索德伯格作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总是可以在“毫不娱乐”的画面中言之有物，而且不管票房如何，照旧做自己的电影。

同样是彻骨的亢长写实，上部《阿根廷》就隐约透着一种向前的希望，而下部《游击队》的萧瑟悲剧性语境逐步慢慢贯穿全片。

这两种味道当然依据于人物命运的转折，但索德伯格在枯燥写实中成功控制了这些涉及主观情感且容易跑偏的细节，只是一切于无形而已。

http://axinlove.com/2009/03/che/《Che[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死了by @xinl.ve 090303开篇明义：电影不值得你花4个小时（上、下两部），因为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好说的地方。

《Part One》的游击战和后来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的影像交替？

没有什么惊奇，看不出Soderbergh的特别之处。

本文不值得你花2mins，因为更多是牢骚不断，英雄主义的极大渴望被掐死了。

什么样狗屎的文章，配合什么狗屎的电影，大爷个熊！

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的341天后，切·格瓦拉死了。

这不是他的第一次死亡，也注定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写到“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时，切·格瓦拉死了一次。

2008年Steven Soderbergh导演推出本片《Che》的时候，他又死了一次。

切·格瓦拉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和他在人心中一次又一次重生一样，永远没有结束。

话剧《切·格瓦拉》的剧本以图书的形式进入我的世界时，他从马克杯和黑底红色Icon的Tshirt上走了出来，开启了我蒙昧的激情，他在我心中第一次的复活。

沉寂忧郁的青春时代，看完她人借给我的《百年孤独》后，他又在胸膛里澎湃不已。

被生活羁绊，被惰性圈养，期待着某一刻他能带给革命的力量。

4个小时的片长，无法区分之为英雄的浪漫主义，还是Discovery的仿真实记录片，《Che》的Part One与Part Two都没有足够的特点。

没有史诗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也没有煽情的细节，革命胜利后的雪茄，游击战争时推崇读书，分配食物时优先考虑小孩，争取农民的支持时坚持不扰民，这样的细节，Benicio Del Toro饰演的Ernesto Che Guevara。

被一个名字激起的狂热和期望获得共鸣的情绪，慢慢湮灭于电影的平淡。

开始于“格拉玛”号的剧情，最后终结于同一幕，走过一段旅途后回到起点，我的热情被电影伤害，那种释放荷尔蒙，突出英雄主义，“鼓吹”革命和Change的人潮汹涌般的热情，冷却在格瓦拉贴近地面的时刻。

革命并不美好，山林游击战争的苦难不是乐观主义就能应对，伟大英雄个体的结局也注定悲情。

Soderbergh是在讲述他心中的英雄传奇，一部影像般的《奥德赛》，还是依据一本传记呈现着历史？

但愿保持敬畏之心，看待这些神一样存在。

————————卡斯特罗的古巴现在还没有普及手机，估计网络更不可能，海尔的冰箱在那边是紧俏供应的物质。

革命胜利后一党专制，“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革命”的现实成果，一样在爱幻想的脑袋瓜子里插上一刀。

Part Two的西班牙文片尾曲。

Che.Part.One.2008.DVDRiP.READNFO.XViD-RUSTLEChe.Part.Two.SUBBED.SCR.xViD-xSCR

一直以来，小资和愤青在审美情趣上几乎是水火不容，其趣味始终朝向分岔的方向，但在他们开列自己的偶像排行榜时，常常会难能可贵的出现一个交叉点：切•格瓦拉。

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总结：为人不知格瓦拉，识尽名流也白搭。

在死去三十多年间，切•格瓦拉演变为世界最知名的肖像，那幅带有红星贝雷帽、坚毅眼睛和长头发的肖像，在世界内在的影响力，远远比雷锋和梦露头像更为知名。

以至于肖像成为一种具有神祉意义的符号，使切•格瓦拉的革命史本身被有意无意的忽视、遗忘。

这样看来，电影《切•格瓦拉》在纪念切•格瓦拉的同时，也起到了“钩沉”古巴革命往事，普及切•格瓦拉英雄事迹的作用。

在切•格瓦拉偶像崇拜的累积过程中，传记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自己在前些年就读过两三种版本切•格瓦拉传记，其中有美国人写的，法国人写的，也有古巴人自己写的，还包括切自己所写的日记。

当然，这种热闹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了中国人，陶竦在写格瓦拉传记时，为之冠以“完美的人”的称号，《凤凰周刊》的师永刚做了一系列的画传， 图文并茂地将切•格瓦拉加入了流行明星之列：邓丽君、雷锋、梁朝伟、蒋介石……流行性与话题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

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中国导演张广天也曾拍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该话剧的台词时而像温柔如抒情散文，时而又激昂如战斗檄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张广天并没有把世人对切•格瓦拉的两种普通误解消化掉，并调兑好。

史蒂文•索德伯格在26岁那年，凭借《性•谎言•录像带》一举成名，并被誉为电影金童之后，拍了一些诸如《毒品网络》、《卡夫卡》、“罗汉”系列之类的二流电影，从独立到主流的路途中，他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因此筹备五年，选取了切•格瓦拉的题材，可谓是一次精明的选择，占尽了先天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切•格瓦拉身上所代言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几乎可以隔代相传地，成为物质时代文艺青年的迷幻药和镇定剂。

《切•格瓦拉》也顺应了近几年来多集电影的趋势，上下两集分别被命名为“阿根延”和“游击队”，分别对应格瓦拉的与卡斯特罗一起推翻古巴独裁统治和他离开古巴在拉美地区推行游击战争最终死于玻利维亚的两段历程。

电影开始于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开始，也就是说，电影的重心着力表现切•格瓦拉“革命家”的一面。

而他的成长过程，或许是为了规避巴西导演沙利斯所拍的《摩托日记》，完全没有展示。

或许是为了配合切•格瓦拉的革命性，电影中，索德伯格的叙事方式也充满“革命性”，他并不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尤其是上半卷，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只是切•格瓦拉在出席联合国大会后接受西方记者时回答的闪回。

电影的某些镜头，可谓是切•格瓦拉知名肖像的投射与放大：雪茄烟、高腰皮靴、浓密胡须、坚毅眼神、贝雷帽……除此之外，对切•格瓦拉的命运的讲述，总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情节的跳跃之下，留下很多空白，需要影迷引用自己对切•格瓦拉的了解来填空。

之所以出现这样纠结的局面，或许是因为索德伯格过于自信世人对切•格瓦拉的熟悉程度，但是他弄错了，即使每个人都对切•格瓦拉在生命史了如指掌，想在看电影的同时重温对切•格瓦拉的崇拜，但谁都想一帆风顺、舒舒服服地看完一部，而不是磕磕碰碰。

对比之下，几乎让人怀念起《摩托日记》里那种叙事的简洁和清新。

——即使像我这样，拥有几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人也不例外。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包括我看完上下两部传记电影，都没办法准确地记住这个名字。

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曾经看过那张在国际广为流传的照片，那张照片的名字叫《英勇的游击队员》，是一个头戴金色五星贝雷帽的人物肖像，它广泛地出现在T恤、水杯、海报等艺术工艺品上，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有什么故事，只是当做时尚潮流的东西。

我也是在看完两部电影，再去查阅相关背景资料，才将这个伟大的人物跟那张照片联系上。

那个人就是切·格瓦拉，阿根廷籍共产主义战士、游击队员、军事理论家、古巴革命核心人物、医师和作家。

这部长达4个多小时的电影，就是他充满光辉人生的传记。

电影的上部主要是讲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电影是采用切·格瓦拉在联合国演讲跟古巴革命进程交叉的方式演绎；下部主要是讲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由于怀抱着革命的理想，对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官僚化不满以及跟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展方向持相反的想法，于是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斗争和背负就义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影和人物，很有必要大概了解下切·格瓦拉的早期生活，才能更好理解他后来的很多行为和想法。

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父母是来自西班牙和爱尔兰族裔的贵族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没有经验的目前带着他去游泳，由此患上了哮喘病，这也是电影里他一直咳嗽哮喘的缘故。

切·格瓦拉受家庭左翼思想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他的姨父母是阿根廷的共产党人。

但真正让他思想产生深刻变化的是读书期间对拉丁美洲的周游，那时候拉丁美洲刚刚从殖民主义中解脱出来，到处是贫穷和痛苦，就像电影里说的缺少医疗教育和生活保障，这使得切·格瓦拉对人民充满了同情，希望通过革命的方法来解救他们。

真正让切·格瓦拉转变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在他为了逃避国内独裁政府的兵役去了危地马拉，在哪里是美洲唯一的左翼总统当政的国家，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下，当时推行改革的左翼政府被雇佣军推翻，人民生活和国家陷入动荡之中。

这促使切·格瓦拉彻底坚定了通过暴力革命解决美洲问题的信念。

在电影的上部当中，切·格瓦拉跟随卡斯特罗从墨西哥前往古巴，当时船上有82个人，在古巴登陆后幸存下来仅有12人，但正是这12人在古巴山区迅速发展起了游击队，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并且通过跟城市里的工人运动领袖达成了联盟，这也是为什么古巴的革命运动推进得非常顺利的缘故。

卡斯特罗的政治和斗争经验能够把各个阶层的力量凝聚起来，通过主动出击袭击政府军营地，让所有人都知道了游击队的存在，极大鼓舞了古巴的革命士气，最重要的是跟工人阶级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和联合。

切·格瓦拉则展现了很好的革命战士的素质，丰富的战斗经验，善于演说和宣传革命信仰，跟战士们同甘共苦，对待敌人和叛徒冷酷无情，逐渐成为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最终游击队占领了古巴首都哈瓦那，宣告了古巴革命的胜利。

而电影中穿插的切·格瓦拉在联合国演讲的历程，正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出使苏联获得支持，并且说服苏联将核弹运往古巴，避免美国干涉古巴的革命，在联合国为古巴的独立和自主做出精彩的演讲。

在电影的下半部开篇就是讲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并且留了信件给卡斯特罗说明自己继续革命的立场。

这说明切·格瓦拉不被古巴胜利后的舒适安逸生活所羁绊，勇于投入到新的革命当中，同时也说明他跟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的发展方向存在严重分歧，同时也看不惯革命者胜利后的官僚作风，这跟他早期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

他是怀抱着解救美洲各国百姓于水火中的信念的，所以不可能停留在古巴的胜利中安心度日，所以放弃了工业部长的高官继续去非洲和美洲的国家进行革命。

当时正是冷战时期，有苏联倡导的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理论，希望推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推翻独裁腐朽的政府。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切·格瓦拉最开始去非洲的刚果推动革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失败，而电影是讲述他带着古巴游击队去南美玻利维亚革命的过程。

玻利维亚革命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切·格瓦拉的暴力革命理论持反对态度，希望通过谈判来取得妥协，所以最初承诺的200人游击战士没有提供，而切·格瓦拉带来的古巴人很容易被当地人排斥，军政府也积极宣扬他们是外国人干涉玻利维亚内政的论调，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古巴革命中吸取经验，从开始就组织特种部队训练玻利维亚政府军，从情报军事宣传上进行围剿。

游击队不得不分成几个分队进行战斗，由于当地农民的出卖政府军获知他们的动向，很快派出大部队围剿。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附近矿山工人罢工的事件，并且捐款支持游击队，但始终没有双方进行更深入和做的下文。

或许这就是玻利维亚革命失败的原因吧。

最终切·格瓦拉也在战斗中受伤被捕和牺牲。

切·格瓦拉曾经访问过中国并且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在谈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和刚果的革命游击战时，曾经提出批评的意见。

认为有冒险主义和革命投机主义的问题，在当地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游击战就能推动革命的大幅度转变，这是冒险和碰运气的事情。

但从个人来看，切·格瓦拉堪称完美的革命形象，为了解救美洲的百姓，先是放弃了家庭的幸福生活，在去的古巴革命胜利后，不被高官厚禄和优越的生活所吸引和羁绊，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

在做人方面极为廉洁政治嫉恶如仇生活简朴。

那张流传全球的革命战士肖像，是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参加纪念活动时，由卡斯特罗的专用摄影社抓拍到的，登上了《时代》杂志，并且被评为20世纪改变世界的100名人物之一。

后来照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传并被广泛应用，他不仅仅象征着近乎完美的人格力量，也代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

但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头像主人的身份和故事了。

怀抱着理想的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人格，尽管有诸多争议和悲惨的结局，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追随潮流地拿他的肖像当头像，购买那些带有他头像的纪念品，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深刻了解他的人生和他的故事

英雄葬礼切，已经故去很久了，今日再看那段历史，感受依然很深，很深！

深到，已经不会打字，那就转抄几句吧！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

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

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

”女生答曰不知。

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

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

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

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

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

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

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

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

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

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

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

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

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

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

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

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

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

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

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

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

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

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

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

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

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

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

就完了。

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

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

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有点疯狂是好事。

”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

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

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

很明显的避重就轻。

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

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

幸而后来切及时地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

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

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

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

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

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

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

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

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

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

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

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

反而有些“形式主义”。

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

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

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

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

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

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

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

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

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

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

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

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

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

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

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切.格瓦拉》：一部关于“人”的史诗文/廖伟棠1955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彻夜长谈。

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年后墨西哥湾迷乱的浪花，切.格瓦拉靠在运载古巴革命者的“格拉玛”号船舷上久久沉思——四个小时后，电影的结尾又闪回了这一幕，浪花依然迷乱甚至过度曝光。

而上一个镜头，是切.格瓦拉的尸首被绑在政府军的直升机上，掠过玻利维亚的山谷，阳光灿烂，谁也忘不了，平静的绿林下，曾是围困他的地狱。

开头和结尾——剧情的透露我到此为止，我想说的仅仅是，开始时他尚有卡斯特罗等八十一人与他踏上远征，最后他孤身一人，他的战争既是少年大卫对巨人歌利亚的战争、也是他与自己一个人的战争。

电影百分之九十篇幅着墨于前者，以致于可以作为一部不辜负千万美元投资的战争巨片来观赏，但是百分之十极其克制和隐忍的对后者的表现，为战争的残酷染上了一层超越性的荣光，也使这部好莱坞制作能成为一部史诗式的悲剧。

的确想不到Steven Soderbergh可以如此现实主义——也许他终于明白了越真实越超现实这个拉丁美洲式道理，《卡夫卡》中残存的表现主义印记在这里被现实细节磨光，却渗进了骨髓，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犹罗峡谷中最后一战时凄惨得如来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鸟啼、以及那一两个长度不超过十秒的主观蹒跚的镜头，一下子纠结起前面三个多小时的压抑，转换成泰山欲倾的巨力向你压下来。

我承认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浑身战栗，不觉间竟然泪流满面——因为我们陪伴切.格瓦拉经历了他的地狱篇。

两个小时带着种种牺牲迈向古巴革命胜利的上集，紧接着两个小时带着更直接的牺牲迈向个人死亡的步伐，前者场面转换眼花缭乱，却让人感到沉闷，后者在狭窄山谷作困兽斗，忍耐的时间越长却越让人感到急促如心脏狂跳。

观众的心理速度跟上了切.格瓦拉挑战自己肉身极限的速度。

Steven Soderbergh用目不暇给的镜头切换配合明亮环境下的浅景深，成功地营造出游击战中充满不可知因素的噩梦氛围，我们不时看到焦点外的世界如幽灵一样向镜头飘来，迅即又落回实处，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也像极了切.格瓦拉在遗着《玻利维亚日记》里记载的战争，还有隐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内心：孤绝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冲突。

可以说没有上集《阿根廷人》对胜利的现实主义还原描写，我们不能从那个英雄符号中寻找出作为一个人的切.格瓦拉；但如果没有下集《游击队员》对残酷的失败所作的抽丝剥茧式提炼，我们亦不能在这个悲惨的死者身上寻找出圣徒的面貌——正当切.格瓦拉哮喘加剧、摇晃着骑马穿过光影斑驳的丛林时，一刹那逆光中我们看见他的面容圣洁彷佛不属于现世。

随即他堕马、发狂刺伤马颈等镜头又把我们拉回绝望的现世。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

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

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鲁迅如是说英雄，Steven Soderbergh也懂得这道理，正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混杂的切.格瓦拉，反证了被萨特誉为“二十世纪最完美的人”是可能存在于我们身边的。

这时再回去看上集的混杂也觉得明白了，与四年前Walter Salles《摩托车日记》相比，《切.格瓦拉：阿根廷人》更少浪漫化，前者回避政治冲突、只作感性提示，后者麻利地切入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的纠缠，历史历历在目，提出足够的问题让观众反思——一如下集的失败亦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拯救的人偏偏要叛卖你？

这是悲剧英雄必然的宿命吗？

现实与神话往往表面巧合，实质呢？

Steven Soderbergh并没有神话化地处理这些关键的时刻：游击队做梦一般走进河水中，埋伏的枪声大作，出卖游击队的农民罗哈斯脸上现出一个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而正是这“正常”令我们陷入最痛苦的疑惧之中。

罗哈斯这一张脸，和不久面对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张脸，竟然都属于人类之脸。

切.格瓦拉的临终遗言中有一句，Steven Soderbergh的版本与一般传记流行版本不同，当政府军士兵问切.格瓦拉是否相信上帝的时候，传记说切.格瓦拉回答“我个人倾向于耶稣”，而电影里切.格瓦拉说：“我相信人类（Mankind）”。

电影里的切.格瓦拉，是人，不是神，但是一个配得上人之称号的人；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塔尼亚，是人，因此会在说及失去联络的切.格瓦拉时痛哭、在最后一役穿上美丽的衣服。

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正是在缺乏人的现世，这些真正的人才被异化为“神”。

他是拉美独立运动中最著名的领导者和革命家。

他是影响力极大，同时也是争议性极大的左派人物。

可能你不一定能说出他的名字，但你一定在某些场合看到过印有他头像的T恤，书包，贝雷帽，林林总总。

我朝的公共知识分子高晓松说，切格瓦拉是个志大才梳的妄人，一个被包装出来的革命明星。

言语中极尽对他的讥讽与不削。

但就是这个人，在中东，在欧洲，在万恶核心的美帝，都拥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且被当作公众偶想化的革命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

之所以他被广大西方青年人与其他泥腿子赤匪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个人的理想（且不管用现今的价值观看，这样的理想是否乌托邦）而毅然放弃了殷实的家境。

而当他在古巴功成名就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战斗，直至被俘牺牲。

诚然，革命是不可复制的。

用我们这边的话讲就是“国情不同”。

但Che的这股二杆子革命精神还是值得称颂的。

尤其是现实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依然选择追逐理想的人还剩下几许？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唐吉柯德骑着瘦马举着长矛毅然冲向风车的画面，实在无厘头的很。

可细细品味一番，其中的可爱、纯粹，弥足珍贵，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切•格瓦拉以被俘的方式结束了他在尤罗峡谷必将失败的困兽之斗。

十几个小时之后，他被枪杀在一间破旧的小学教舍里。

他的尸体被玻利维亚军方炫耀式的拍照展出：照片上，已经死去的他须发虬缠，投向死亡的最后一瞥竟带着怜悯与安详，脸上闪耀着属于受难圣徒的柔和光芒。

切•格瓦拉的人生上是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传奇。

身出名门却矢志革命，大功告成却又挂冠而去。

放弃了在古巴的官位，身份，家庭和安宁，从刚果到玻利维亚，他践行着他所笃信的革命理想，直到子弹让这个不安分的生命永远地终结在玻利维亚的热带丛林之中。

如此悲壮而丰富的人生，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绝对的世所罕见。

也许这也就是他能够成为传说的最基本的理由吧。

对于历史人物来说，一大悲剧就是生前不得施展，死后却又被抽离成了布满光环的符号。

生前死后无人真的理解，身后收获的不是盛名，而是寂寞。

切格瓦拉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传说。

他被印在人们T恤的胸前背后，他被涂鸦者描绘在墙壁上，他的招贴画贴满了世界的角落，他被许多人奉做神的存在。

六十年代的巴黎，青年人喊着他的口号冲进壁垒，而在中国的云南边境，许多苦闷的知青被他的日记鼓舞，偷渡边境去解放东南亚受苦的人民。

人们把他当作反抗的象征和宣泄的出口，年轻人也在他的传说中寻找叛逆的理由。

愈发可悲的是，他被商业的力量打造成了无所不在的消费符号，与闪烁的霓虹交相辉映。

他被揉进了流行艺术，揉进了商业运作，被揉进了青春梦想，被揉进了革命旗帜，揉进了各式各样的载体，变成了时髦的象征，却沦为了一个内涵无比庞杂却空洞虚无的传说。

可毕竟，他只是一个人。

尽管他有着无比传奇而悲壮的人生激励，标志性的雪茄，虬髯，微笑和军装，但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复杂而悲情的历史角色。

他被人们比做终生奉献革命的英雄，可也有大量证据指明他是一个神经质的暴躁屠夫。

也许当我们拨开重重光环重新审视这个人，会发现所谓的圣徒光彩可能只是那些悲情时刻我们产生的幻觉。

在行刑前，据说切曾经被问到，你相不相信上帝，他答道：我更相信人类。

剥去光环并不是说要否认格瓦拉的价值，而是只有把他还原为人，才能真正的被这个不屈的人类灵魂震撼与感动。

索德伯格08年的这部分为上下两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格瓦拉传记片，平稳压抑的犹如现实。

挂着战争和传奇的噱头，讲得却是一个人真真正正的故事。

断断续续的四个小时看下来，很少能在心里泛起一丝波澜。

本来古巴革命的历史本然的就极富传奇色彩：82个人承载一艘名叫格拉玛的游艇从墨西哥秘密潜入古巴，一经登陆便遭袭击只剩十几个人生还。

却在短短三年时间，从深山密林的游击一举推翻了貌似强大的巴蒂斯塔政府。

但是电影的叙述，平淡而平静。

充满了各种游击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战斗的残酷。

通过对背景的渲染和营造，丛林游击的处处杀机给人带来一种窒息般的压抑感，但战斗过程本身确实平平淡淡，尽管充满了流血和死亡。

据说电影中的各处细节，是导演对格瓦拉日记和其他一些史料的真实还原。

而正是这种还原，让革命与游击，褪去了那份火红的浪漫色彩，只剩下热带雨林令人晕眩的绿色和树缝间投下的刺眼阳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残酷的奋斗牺牲。

格瓦拉就是这样带着这种奋斗与牺牲走向了一座又一座丛林，直到死去。

影片没有刻意地渲染任何悲剧色彩，因为故事和历史本身，就已然足够悲壮。

大量的细节展现了格瓦拉作为一个人的可爱与强大，而更重要的是无助和失败。

他的部下会叛逃，他招募的新兵会临阵退缩，他会被卡斯特罗安排到无关紧要的位置，他无时不刻地受着哮喘的折磨，他被他想要拯救的人出卖，他没能带着自己的部下冲出生天，他没能说服看守他的士兵解开他的缰绳，他最终被捆绑着手脚枪杀，他遭遇了人的失败和人的无助。

正因为格瓦拉被还原成了人，他在这场注定无法成功，用生命挑战宿命的战争中获得了神一般的光荣。

切人生最闪光的一刻，我想应该是当他放弃了在古巴的一切而重新拿起枪的时候。

他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战士或许最怕的就是胜利。

而我又觉得，他重新地踏上战场，召唤他的应该是那个当他二十几岁骑摩托车横穿南美大陆时在心里种下的梦想。

贫穷和压迫让这片灰暗的天空无法呈现彩虹，让这片贫瘠的土壤种出希望。

或许正是这种不公点燃了他心头的火种。

而我觉得，格瓦拉身上最强烈的魅力，不在于他的反抗，而在于他反抗的原因——那些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忘记的梦想，和那些对于压迫和不公的愤怒吼声，这或许才是格瓦拉传说的真正意义。

你或许不认可或者反感他的做法，但你不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他的梦。

他只是个传说，这个传说是属于一个被存在被创造的神的；但他是一首史诗，这首史诗，属于那些因为有梦而不安分的人类。

《切·格瓦拉：阿根廷》中的中心-外围论思想与古巴革命内容摘要：上世纪50-60年代，中心-外围论作为一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学说首先产生于拉美。

该学说认为世界分为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后者依附于前者并受到剥削。

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不发达世界像发达世界的现代化思想的有力回击。

200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影片《切·格瓦拉：阿根廷》获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提名，主演本尼西奥·德·托罗（Benicio Del Toro）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作为格瓦拉系列电影的上部，重点描写了切积极投身的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影片力求真实地再现格瓦拉的传奇一生，特别重视描写切的思想。

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理论的影子。

关键词：切·格瓦拉 中心-外围论 古巴 卡斯特罗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兴起较早，许多国家在19世纪就获得了独立，但古巴的独立最晚。

1901年1898年美国赢得对西班牙的战争后占领古巴。

1901年古巴新宪法被迫接受“普拉特修正案”，允许美保留干预古内政的权利。

1902年5月20日，美扶植成立古巴共和国。

到了20世纪50年代，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统治古巴，对抗议示威的人民群众采取高压政策，国家高层腐化堕落，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存入欧洲或美国的银行。

此时的古巴完完全全沦为美国的资本、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古巴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其中20%的古巴人永久失业，1.5%的地主控制着46%的土地，一半的人用不上电，超过一半的人住在Bohio（一种简陋的窝棚）里，37%的人是文盲，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贸易顺差已达到10亿美元。

用电影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说：“这个可怜的加勒比小岛，正在帮助支持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经济”。

而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引发了古巴的革命风暴。

而革命领导者们看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并不独立的现实，正是受到当时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的影响，格瓦拉就是其中之一。

一、青年时期的格瓦拉埃内斯托·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的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1947-1953年，子承父业的她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1951年，格瓦拉和他最好的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骑着摩托车游历了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五国，亲眼目睹了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落后，人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归程后写出《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一书，已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他那种朴素的社会良心与人道关怀已经开始萌芽生根。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11] 但此时年轻的格瓦拉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南美国家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距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也不过才经历了2年。

此时的格瓦拉与其说称之为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 同上，P62] 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乌戈·佩斯塞医生，他不仅仅是秘鲁的著名的治疗麻风病医生，也是秘鲁共产党的党员。

1952年5月1日格瓦拉和格拉纳多二人来到利马的麻风病院，受到了佩斯塞医生的极大帮助，期间格瓦拉聆听了佩斯塞关于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作用的思想后大受启发。

就像10年后他在送给医生的《游击战》一书中写到的：“给乌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

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

”由此可见，格瓦拉早年就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基本上在他人生的前24年里，还没有意识到依附论思想对于拉美反帝斗争的重要性。

但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就像他自己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再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

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是原来的那个我。

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

”而格瓦拉一家的反庇隆倾向也帮了他的大忙，母亲坚持让他洗冷水澡的决定家中了他的哮喘，从而免除了兵役之苦。

二、中心—外围学说与革命1951年，年仅37岁的危地马拉总统阿本兹开始了激进的改革，上来就拿这个国家的贵族和美国资本开刀。

新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案规定：凡占有90公顷以上土地的，其中的未耕地和休耕地都要被国家征用，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后台老板为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

格瓦拉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两年以后他来到了这个国家，在这里他结识了第一任妻子伊尔达·加德亚，以及古巴流亡革命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尼科）。

也正是在危地马拉的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切，在阿根廷的方言中就是“老兄”的意思。

在这段时间他潜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托尔斯泰甚至是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人的著作，在大量的阅读中，他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69] 1955年，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相识于墨西哥城，第一次见面二人就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长谈，可谓一见如故，电影中很好地再现了这一场景，而在二人的交谈中，都对古巴遭受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有目共睹。

正是这次会面造就了古巴革命的黄金搭档。

1956年11月25日，载着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共82名战士的小船“格拉玛”号驶离墨西哥，前往革命的目的地——古巴，这其中，只有12人坚持到胜利。

事实上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美国家普遍采用商品出口换取外汇，或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为发达国家加工产品的方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政治层面上则出现了军人政府国家和民主选举国家并存的局面。

尽管军人政府统治下的拉美国家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但民主的缺失、国家财富大量外流、两极分化的状况却严重困扰着军政府。

而文人组成的民主政府尽管为国家的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但他们面对着和军政府同样的问题，还要加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

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学说的大行其道差不多与古巴革命及建设同时，这个观点支持拉美的经济直到70年代，它认为初级产品的价格由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不如受益的增长那样快而下降，同时工业品的价格不断上升。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406] 而古巴的重点经济作物就是甘蔗，每年古巴出口的蔗糖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此外拥有美国大量投资，它的统治者是加勒比海最强大的统治者，他的居民是拉丁美洲最富裕、最兴旺发达、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3]故古巴的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

三、古巴革命的独特性在电影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革命者们来到一个村庄，切义务为村民们进行体检。

衣衫褴褛、骨瘦嶙峋的村民们纷纷排队前来，切对其中一位叫玛利亚的妇女说道：“重度劳累和营养不良，玛利亚有机会就多吃点肉。

”这时玛利亚的女儿小声对母亲呢喃：“妈妈，这个人是骗子，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还有一幅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一位农民在面对革命者们倾诉自己家的遭遇：“我老爹用四年的光景换回了100比索（古巴货币单位）！

”这些都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尽管古巴在美国的实际控制下成为拉美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并没有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土著人带来任何实际好处。

在整个拉美也是如此，跨国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巨大，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扩张严重影响了拉美国家经济健全、稳定的发展；并造成跨国公司所在国的贸易支付出现巨额逆差，同时跨国公司的产品多在当地销售，也就逐渐占领了当地市场；此外跨国公司还以其经济实力派及当地民族企业，控制重要经济部门。

而这一切必然要反映到政治方面。

[ 高铦《战后拉丁美洲经济思潮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7月，P52] 巴蒂斯塔无疑就是政治方面的代理人，而绝大多数古巴人民没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取得任何好处，所以这场革命自然而然地受到人民的支持。

前人总结古巴革命的特点是：首先，这是一次民族民主革命。

领导这场革命的主要组织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具有激进思想的“七·二六”运动，而不是1925年就已成立的古巴共产党（后改称人民社会党）。

第二，古巴革命的道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议会斗争或其他和平过渡的道路。

第三，古巴革命的道路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根据地，从农村到城市，直至取得全国胜利。

第四，古巴革命的胜利，是以“七·二六”运动为核心，建立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各种政治力量联合统一战线的胜利。

[ 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P120]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的革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背景都不相同：其一，古巴处在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眼皮底下，距美国仅90海里，且地处西半球，不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连，革命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直接支持；其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均是在世界大战之后，而古巴革命是在对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内独裁高压统治下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其三，古巴在革命成功后面临着道路的选择问题，而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

第三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中，格瓦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到1960年，卡斯特罗仍然表示他并不支持“社会主义”，而格瓦拉则是“七·二六”运动中对政治思考得最多的人。

他在与墨西哥的一位医生朋友大卫·米特拉尼的谈话中表示，他希望将古巴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而卡斯特罗并不支持。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98] 而在这期间美国的态度也是暧昧的，有种种证据表明，在1957年至1958年间，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暗地里向“七·二六”运动提供了大笔资金。

[ 同上，P103]四、理论与现实的落差当时赫鲁晓夫曾经讲过一个笑话颇为著名：上帝召见古巴的领导人，问道，“你们谁是共产党人？

出列！

”格瓦拉第一个出列，紧接着劳尔（劳尔·卡斯特罗）也出列了，但菲德尔·卡斯特罗无动于衷。

于是上帝质问道：“你怎么不出列，你不是共产党吗？

”卡斯特罗委屈的哭喊道：“上帝啊，我怎么成了共产党了？

我不是啊！

”这个笑话生动说明了古巴革命成功后的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差异，卡斯特罗曾经公开表示他实行的土地改革是基于“人道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他不愿古巴受到左的专制，也不愿受到右的专制。

格瓦拉的意见与其相左，他认为这场土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

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的最多的，是国家部门中的权贵，获美国政府中的人。

”[ 同上，P124] 这中思想实质上与中心-外围理论不谋而合，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格瓦拉本人与劳尔·普雷威什有过直接交往，但从侧面也可以印证了当时这一思想的广泛影响。

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本质上是为了能使拉美国家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独立发展之路。

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显然也是希望如此的，但由于古巴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想要发展困难重重。

卡斯特罗对社会的改造一开始并不激进，也就是说，还无法和美国完全撕破脸皮。

但由于1960年情况出现了变化，此时冷战达到了高潮，他从苏联那里找到了抵消美国压力的平衡力量。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5] 于是卡斯特罗敢于在经济政策中抛弃美国，并于同年与苏联签订了互惠条约，将原本销售给美国的糖转售苏联，以换取苏联对新生古巴政权的支持。

到了第二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

从中不难看到的是，尽管革命成功了，但并不意味着古巴从此摆脱了依附地位，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后台老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格瓦拉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时代》杂志曾有有过这样一段话：“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是革命的拳头，而格瓦拉则是将古巴革命推向左翼的大脑。

”在新成立的古巴政权里，格瓦拉担任工业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宣称早在1953年他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但尚未理解其中精髓，夺取政权后，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是他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132] 他本来对苏联模式抱有信心，1960年11月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但这一次出访却让他大失所望。

赫鲁晓夫对帮助古巴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含糊其辞和苏联官员和百姓的差距让格瓦拉感到十分不舒服，用他自己的话说：“苏联就是个狗窝！

”这次访问苏联之旅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的思想无疑是理想化的，他所希望的是世界革命，而苏联的做法仅仅是将古巴作为其世界战略中的棋子，尤其是苏联企图全面控制在古巴的导弹部队、军港和机场时，切更是坚决反对。

以至于赫鲁晓夫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格瓦拉同志，你的名字在我们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的意思，请你离开吧，我们之间合作也一笔勾销，而责任全在你一个人！

”尽管在苏联发生了种种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但1960年11月17日的中国之行却让他获益良多。

来到中国后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想见一见毛泽东，当两位游击战的大师会面的时候，切已经“因紧张说不出话来”，而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哟！

”[ 同上，P136]而看到中国的财政部长李先念也是一名军人时，他倍受鼓舞。

这期间他不仅走访了北京，还到西安、成都、上海等地进行了访问。

他看到了中国和古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为传统的农业国家的现实让他倍感亲切，这使他的立场向中国有所倾斜。

再后来的中苏论战中，他站在中国一边，这或许成为他最终离开古巴的一个原因。

但此时，古巴投入苏联的怀抱已是不可逆转。

五古巴的革命成功了，但美国绝不会允许第二个古巴出现，迅速加强了对其他拉美国家政权的支持，企图共同形成一个联合体系以阻止革命的蔓延，无心当中也加强了南美的威权主义政体发展。

1964年，切·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出现在第19次联大上，受到了媒体的热烈欢迎，同时也有许多许多尖锐的问题等待着他。

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女记者问道,如果美国最近帮助拉丁美洲人民的计划成功了怎么办？

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进行土地和税制改革，如果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那么古巴革命的宗旨不就失去其效力了吗？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的。

美国一方面制造武装干涉事件企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最著名的就是“猪湾事件”。

电影中格瓦拉在美国会见了大名鼎鼎的反共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双方友好地握手致意，切对麦卡锡表示了感谢，感谢美国组织了“猪湾事件”，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比革命更有效地巩固人民主权”。

另一方面由于古巴导弹危机，险些将世界拖进三次大战。

危机最终得以成功解决，美国方面作出的让步就是默认古巴政权，但同时一直没有放松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5] 对共产主义感到恐惧的并不仅仅是美国，还有拉美各国的上层阶级-军人联盟。

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的20多年里，拉美出现了左翼运动风起云涌，1970年智利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在尼加拉瓜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政权，萨尔瓦多和秘鲁的革命者无限接近了国家政权，当然不能不提的是格瓦拉本人也投入了这场拉美大陆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最终于1967年10月9日牺牲在玻利维亚。

游击队不断扩大势力也引起了军人政权的报复，但是在20世纪的60至80年代军政府严密的威权统治之下，拉美各国的政局得以相对稳定，至少说明了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开始寻求建立没有民众组织和政党的新型社会。

[ 同上，P382] 但到了80年代以后，在民众的压力下军人政权纷纷下台，90年代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心-外围理论在拉美受到了极大冲击，由于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失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智利）接受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自由主义在拉美占据了主要市场，但这显然也不是万能的灵药，中心-外围论的影响尽管降低，但也不是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世界体系论也代替了中心-外围理论的位置。

“显然，要打败帝国主义，却不消灭其根源美国是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在无形的牢笼之中，举个例子，你相信自力更生的神话，却不理解绝大多数人的机会是由无形的力量决定的。

”电影中的这段台词是切对于女记者提问的最好回答。

不仅仅是个人，这种牢笼同样可以引申到国家层面，针对二战后西方国家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中心-外围论可以说是最好的回击。

在过去的50年里，西方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将畸形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模式向外输出，在全球蔓延。

[ 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英】《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 P155] 或许现实当中最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就是环境的恶化。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从环境意义上讲，“国际竞争”意味着世界大公司为争夺资源而互相竞争，而这正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赖以生存的资源。

[ 同上，P157] 发达国家为此还宣扬全球化贸易将促进各国经济的增长，最终使世界各国均能得到发展，最终消除贫困。

可以说——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但这种全球化是以破坏边缘地区的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成千上万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迁移到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加剧了这些地区的贫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就连发达国家也有学者在惊呼：“如果在自由贸易状态下，污染和废弃物流向南方国家，生物多样性、财富和知识控制着知识产权的体制（例如GATT等‘自由贸易’协定相联系的制度）流向发达国家，那么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环境上的种族隔离。

”[ 同上，P158]格瓦拉显然认识到了上述情况，他在1965年2月24日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组织经济讨论会上提出了“全新的国际关系”概念：第一，知识与技术应公平转让（即放弃现行的专利许可制度，让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低的代价得到技术支持），第二，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第三，重启债务谈判。

这一设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连在巴黎的左派大学生们都争先恐后传阅他的演讲稿。

结语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可是说对古巴的革命和格瓦拉本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没有证据直接表明格瓦拉读过此类著作或与持此理论的学者们有过直接接触，但他在革命前后对未来国家发展模式的设想实质上是与其不谋而合的，双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选择问题。

作为一名国际主义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全心全意地贯彻自己的世界革命，他放弃了工业部长的头衔离开古巴，给卡斯特罗留下了情真意切的辞行信，先后前往非洲和南美洲，他希望整个非洲、美洲都能在他的引领下走向革命的道路，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最终失败。

但是，这种为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富强，敢于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精神始终鼓舞着全世界人民。

尽管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拉丁美洲国家仅有古巴取得了成功，尽管古巴还没有摆脱经济依附的地位，加之苏东剧变和美国经济封锁的巨大打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古巴进行了经济改革，特别是2001年以来，古巴逐渐走出了经济困难时期。

而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左翼势力有了极大发展，可以说格瓦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①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②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英】《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③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④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⑤中科院拉美研究所：《拉美研究：追寻历史的轨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