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

妇女参政论者，她们是20世纪初真实存在的一群人，她们用尽一切办法使人们关注妇女平等参政的权利，为妇女争取选举权。

虽然早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遗憾的是这里的“人人”并不包括占半数人口的女性。

这群妇女参政论者的核心领袖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在这部记录了那段历史的影片中由梅丽尔·普利斯特扮演。

电影中她的出现不过短短几分钟，在当局的围捕下匆匆做了简短的演讲，她说，“我们不想破坏法律，而是要制定法律”。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并不是实际存在过的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可从她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群人的成长和抗争过程。

玛德·瓦茨是一位洗衣厂的女工，她自幼便在洗衣厂工作。

她的丈夫桑尼也在洗衣厂工作，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瓦茨最开始并不是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只是未像其他人一样明显对妇女参政论者表示反对，反倒始终抱着一丝好奇。

好奇心促使她决定去听同事在议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却因为同事遭受家暴无法作证阴错阳差自己坐上了听证会。

瓦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内容并没有指责任何人，只是平静地叙述了自己的情况。

不加修饰的的事实让人一眼看穿了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

当被问到她为何来到这里时，她说，“我想，也许生活会有另一种活法”。

我很喜欢戴锦华老师对这部影片的解读，所以我想记录下戴老师的解读和自己的思考。

一、做一个妇女参政论者要面对什么影片中有一个片段让人难以忘记。

瓦茨和其他女性在议会外等待议员宣布听证结果，当她们听到议员说“不会因此改变法律”时，在场女性大喊“Liar”。

仅仅是这几声抗议，换来的却是警察的暴力殴打和拘捕。

在监狱里，她们绝食以示抗议，又不得不遭受强行灌食。

如果查阅史料，我们会发现真实的妇女参政论者们的遭遇会更惨烈，有些人甚至遭到了警察的强奸。

当新闻媒体不再关注她们，当自行出版宣传物的机构被警察查封，当持续地发声已经无法实现时，她们迫不得已选择了更为激进的行动——破坏。

当然，首要原则是不能伤害到人，她们也确实做到了。

如果有人指责她们使用暴力，那瓦茨第二次入狱时面对这个质问时的回答可以堪称完美反击。

戴老师在分享中提到了她的台湾妇女运动领袖朋友们的遭遇。

她们经常不得不面对成年子女的质问，认为她们抛弃了作为母亲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这些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思想就是“母亲应该为孩子付出一切”“母亲没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就是错的”。

一个女性，首先应该是个人，然后才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

这些社会属性不应该阻碍或束缚她的成长，毕竟男性也没有被要求放弃自我去做父亲，不是吗？

妇女运动者不仅要在外面为女性权益做抗争，还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和埋怨，这就是大多数妇女运动者所要面对的日常。

思及此，不禁觉得这群人更加了不起，在孤立无援的时刻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

二、妇女运动下反衬出的男性怯懦戴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玛德从一名普通的工厂女工完成了自我的意识觉醒，成长为了一名坚定的妇女参政论者；而桑尼却恰恰相反，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成长又不堪忍受工友的嘲弄，他只是表现出了怯懦，还有他自己可能都未曾意识到的软弱和恐惧。

在玛德第一次被捕入狱之后，他没有去赎回她，我们可以说他受限于经济原因。

可他甚至没有去接她，并在她回家之后恶语相向，要求她停止这些“丢人”的活动。

当玛德问他：“如果我们有个女儿，她将过怎样的生活？

”，他冷冰冰地回答：“和你一样的生活，和我母亲一样的生活。

”不少人在评论里说桑尼直男癌，毕竟从这段对话中能看出他根本不了解也不屑去了解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

可似乎不仅仅是这样，我感觉他甚至害怕去了解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过着怎样的生活，因为他的潜意识是知道她们的生活中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没有收获只有付出。

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当被生活逼入绝境时，女主意识到按照当时的法律自己连儿子都保不住时，她坚定了成为妇女参政论者。

而男主呢，他将儿子给了别人，面对妻子的质问只是重复一句“我们被放逐了”。

何其懦弱，何其无能。

有时候，逃避问题总比直面问题让人感到轻松。

男权社会受到不公待遇的不仅是女性，还有男性。

可大部分男性不接受或者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样他们还可以假装自己占主导地位，他们永远可以欺凌更弱小的女性。

三、平庸之恶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就是负责追踪妇女参政论者们的探长。

他的第一次出现带来了最新型的照相机，可以不需要三角支架随时随地进行偷拍。

探长也曾谋划着策反瓦茨，当瓦茨用熨斗烫了洗衣厂厂长时，他出面保了瓦茨，条件是希望瓦茨为他提供一切情报。

他在试图说服瓦茨时说，“我见过太多想你一样的女孩”，“你们只是被那些大人物利用的炮灰”，“你真的以为有人会认真听你说的话吗？

”

这套说辞实在太熟悉了，他们在说服女孩放弃时总是这么说。

如果站在探长的角度来看，探长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忠职守。

可这恰恰构成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影片中还有一群人也很引人注目，就是女主的同事、邻居们。

他们在女主出狱归来之后，在女主被赶出家门后，他们冷眼旁观，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女主。

这群人中不乏女性，就像如今网络上也同样有不少女性反对女权一样。

听戴老师的解读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英国的选举权不仅对性别有要求，对财产也有要求。

不仅女性没有选举权，穷人也没有选举权。

然而正是靠着女主这样的人的不断抗争，才给女性以及穷人都争取到了平等的选举权。

我时常在想，这些因利益相关本该一同抗争却冷眼旁观甚至恶语相向的人，他们的所作是否也算一种“平庸之恶”呢？

致敬妇女参政论者们！

我们今天看来理所应当的权利，是前人们做出巨大牺牲乃至献出生命才争取到的。

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哪怕做不到像她们一样勇敢无畏，至少别拖后腿，别冷眼旁观，别坐享其成还说风凉话。

永不投降，永不停止战斗。

这是一场漫长的道路。

相比那时的英国，妇女权利确实得到了提升，只是还远远未到我们所追求的equal right。

影片中的艾米丽，在悍然赴死前对莫德所说的“never surrender，never give up the fight”久久的盘旋在我心间。

莫德从开始的麻木，到后期坚定的妇女参政论者。

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压迫，男权的压迫，夫权的压迫，她艰难的跨过那趟苦难的河流，将麦琪从洗衣房中救出。

她不想让麦琪重复她的命运。

而麦琪在影片的最后，也成为了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帮助布置葬礼游行，站在埃米琳的身旁。

仿佛能看到一代代的女性，为争取女性群体的权利而战斗。

像流淌的河水一般。

正如莫德写给探长的信上所说i am worth no more，no less than you讽刺的是，在莫德烫伤厂长后，与探长虚伪的交谈，这是一场单向的交谈——探长理所当然的打断了莫德的话语。

平和的抗争男人是听不到的，战争是唯一和男人沟通的的语言。

以另一种方式过此生——关于英国电影《女权之声》张泠2015年，关于二十世纪初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电影《女权之声》（Suffragette）上映，引发系列争议。

有人批评几位主演（凯瑞·穆里根、海伦娜·伯翰·卡特、梅丽尔·斯特里普）穿的T恤衫印有“我宁愿反抗也不当奴隶”伤害非裔人感情，也有人认为影片“洗白”女性主义抗争史，只关注白人女性运动者而忽略其他族裔参与者（这些批评主要来自美国）。

一部电影引发如此多话题，很可细述。

我的观影经验及听到、读到的经验，这几乎是“泪与火的旅程”，有悲哀的瞬间，也有坚定抗争的力量。

情感表达不至于滥情，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在当代听到回声。

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和平进行了五十年，被嘲讽、忽略，收效甚微，直到“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创始人、女性投票权运动倡导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858-1928）夫人号召女性要使用激进和暴力手段，令掌权者听见她们的声音。

《女权之声》故事便始于此时此地，1912年的伦敦，从一位劳动阶层女性的视角叙述（这人物并非历史上实有其人，却也并非虚构，而是几位真实人物的合体，如女工安妮·肯尼Annie Kenney、裁缝与社会主义者汉娜·米切尔Hannah Mitchell与康斯坦斯·利顿Constance Lytton）。

24岁的洗衣女工莫德（凯瑞·穆里根饰），与丈夫和儿子过着清贫但尚称得上满足的生活，直到偶然卷入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被警察殴打和羞辱、被丈夫训斥、被邻居侧目而视，她更意识到自己自7岁起在洗衣工厂超时劳动、超低工资、被工厂主性骚扰敢怒而不敢言、兢兢业业只为作贤妻良母……有改变的可能性，如她在国会作证讲述自己工作状况后所言：“我可以另一种方式度过此生”。

然而，这代价对于劳动阶层的女性尤其惨痛：莫德被丈夫扫地出门、被拒绝探视儿子、因反抗厂主而失业、屡次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被强行以吸管插入鼻中鼻饲……她与女性战友支持和鼓舞彼此，所有不公对待都令她们成为更义无反顾的战士。

她们打破窗玻璃、炸邮筒、破坏电讯系统、炸政要官邸。

莫德对警探讲的话振聋发聩：“我们打破窗户，烧掉房子，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在千家万户，是人类的一半，你们无法阻止我们！

我们最终会胜利！

” 她们使用激进手段唤起注意，但需要强调的是：她们破坏财物，从未伤害和恐吓过人，有些英文评论将她们的行为称为“恐怖活动”是极不恰当的。

她们集会、出狱时，总带着、传递着小花，在手中、胸前、帽檐，美好的生命的希望。

无人因她们而伤亡，运动中流血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最终，战友艾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1872-1913）在1913年的德比赛马日冲向国王的马，要将条幅“votes for women”悬挂其上，被疾驰的马踏而丧生。

这一景象被当时的默片拍摄，也被世界媒体广为报导。

她的牺牲，使得女性投票权运动为更多人关注。

遗落在现场的条幅，被一位父亲拾起，裹在新生女儿身上，参加了戴维森的葬礼。

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戴维森，受过良好教育，因是女性，就业机会受限，加入抗争后，曾被捕9次 。

她以生命践行了潘克赫斯特倡导的宗旨：“行胜于言”，也宣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女性抗争者们在狱中绝食，为狱友争取更人道的对待方式，为怕闹出人命对政府不利，狱方强行通过她们的鼻子喂食。

这一过程极度痛苦而屈辱，她们的痛苦喊叫（戴维森曾被强行喂食49次），触目惊心。

屡次入狱、也曾被鼻饲的潘科赫斯特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有生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尖叫回荡在我耳膜引起的痛苦”。

这段落被《女权之声》重现，声音慑人，久久回响。

而戴维森在赛马场一场，通过喧闹音景、震天马蹄声与她倒地后的突然沉默对照，令人窒息……摄影师Eduard Grau以晃动的、迫近的手持摄影，传达混乱的及时性和紧迫感，使片中影像粗粝、充满新闻纪录式的当代质感及感官性。

1918年，英国规定：男性21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有投票权；1928年规定，21岁以上女性可以投票。

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告一段落，而期间，曾有超过一千位女性被捕入狱。

在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抗争中，“一战”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影片中被省略）。

战争期间，潘克赫斯特提议结束武力抗争、支持政府、一致对外（德国），战后政府为安抚为国服务的各方，突破社会阶层和性别偏见，形式上做到政治权利的相对公平。

《女权之声》结尾字幕，出现女性获得投票权的国家与年份。

世界战争和权力格局重组，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也给改变不公带来机会，如俄国（1917）和中国革命（1949）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二战”和反殖使得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和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女性有投票权。

而被西方人视为“文明”的瑞士，女性在1971年才有投票权。

我听到后排的美国观众惊呼，他们一定不愿意相信，中国女性怎么可能比瑞士女性更早获得投票权……《女权之声》是几乎全部女性团队的制作，编剧艾比·摩根（《铁娘子》编剧）、导演萨拉·加芙隆（曾执导《砖路》Brick Lane）、两位制片人及主要演员皆为女性。

回应关于种族问题和“洗白”的批评，导演萨拉·加芙隆解释，根据她们十年来所做的历史研究，1912年左右的英国劳工阶层女性抗争者中，白人女性为绝对主体，“二战”后的五十年代，因移民政策的改变，英国的人口才更多元。

当时有两位亚洲女性参与其中，但她们是贵族，被官方更客气地对待，与劳动阶层女性不同。

英国演员海伦娜·伯翰·卡特扮演自制炸药炸毁邮筒的药剂师埃迪斯，坚定的反抗性别歧视的战士，而她祖母的父亲，正是曾激烈反对女性投票权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

海伦娜说：“我要以这种方式跟我的长辈谈谈。

”加芙隆提及影片的当代相关性：全球仍有6200万女孩因性别歧视无法受教育、英国只有22%议员是女性、多数行业有同工不同酬问题、三分之一英国女性遭受各种形式的性暴力。

而电影行业内部的性别不公、薪酬差异等近年也被更多女性从业者批评，至今，全世界只有1-10%的电影出自女性导演。

历史由强力男性书写，关于女性的历史被抑制、抹去。

很多出身底层的勇敢女性终年劳作，识字率低，也无暇写自传，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但她们是推动变革的先锋。

加芙隆愿意继续挖掘那些被历史遮蔽的女性的故事，令她们的声音被听到。

从年轻到年长的男性对此片的反响，也耐人寻味。

在伦敦，一位13岁男孩看完《女权之声》后在电影院里站起来大喊：votes for women! 制片人艾莉森·欧文14岁的儿子与男校同学去集体观看，回去组了个女性主义社团。

片中饰演爱尔兰警探的男演员布莱丹·格里森慨叹：“我这辈子从没进过雌激素这么高的剧组，感觉很好！

”当然，也有轻佻的男性网友写道：戴维森闯入赛马场被马踏而丧生，不知那匹马后来怎么样了？

居高临下的讥笑、嘲讽一直都在，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依然如此。

女性成长期间接受的教育通常是“别找麻烦，别出风头，作个好女孩”，而《女权之声》中的女性，为了抗争歧视和不公、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不惜使用武力，被污名化，她们说：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law breakers），而要成为立法者（lawmakers）！

1979年，英国出现第一位女性首相，不远的未来，也许美国会出现第一位女性总统。

但日常的与结构性的各种暴力、歧视，并不会因这些标志性的事件而消失（也如《女权之声》导演所言，希望影片有更广泛的意义，抗争的不仅是性别问题，包括一切族群、阶层等等不公）。

这些是一个个未完成的故事，应有权益的获得，并非通过上层开恩施舍，而是旷日持久的抗争，甚至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争取公平正义的抗争会持续下去，街头、家里、电影银幕，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听译了一小段 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一下这是Maud些给警官的那封信 当时看的时候这封信真的让我触动很深 不长 语言很简练 却是字字刺进心坎dear Mr Steedi thought about your offerand i have to say noyou see i am a suffragette after allyou tell me no one listens to girls like mebut i can t allow that any moreall my life i havent been respectfuldone what men told mei know by now————i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Mrs Pankhurst saidif it is right for men to fight for their freedomthen it is right for women to fight for theirs tooif the laws say that i can t see my soni will fight to change that lawwe are both soldiers in our own wayboth fight for our cause i will not betray minewould you betray yours?if you thought i wouldyou are wrong about meyou sincerely maud watts

又是一年三八妇女节除了买买买之外，我想推荐一部电影《妇女参政论者》，这是英国2015年的一部电影。

观影过程中我的心一直在疼，女性拥有投票权，拥有财产权，拥有子女的抚养权，不过才一百年而已。

而这些我们现在看来是理所应当的权利，却是一代又一代人拿命和鲜血换来的。

1912年的伦敦，一战还没有爆发。

当时的伦敦已是世界工业化的先驱。

而当时女性的处境却堪忧，主流人群认为女性在智力上是弱于男性的，其实从柏拉图到亚里世多德，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女性是弱者，不如男性的理念从古希腊哲学中就早已开始了，即使卢梭也认为女性在理智与理性方面是弱于男性的。

当时社会的主导者认为：妇女的父亲、兄弟和丈夫完全可以代表他们，一旦给了她们选举权，她们就不会停手。

因为她们的智力不够，没有男性的监督和教导，容易犯下错误和罪行。

无论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穷苦的女工，无不如此。

影片以一位年轻女工莫德 沃茨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当时人们是如何对待那些妇女参政者的。

莫德是一名洗衣厂的女工，24岁，丈夫也是这家洗衣厂的工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乔治。

车间内到处是熨烫衣服的蒸汽和染缸，一不小心就会断掉手指，烫到血肉模糊，就算极为小心和手艺熟练，这份工作也干不了几年，因为剌鼻的汽体会让她们胸疼、不停的咳，当无法干活的时候，就会被辞退回家。

女工拼死累活，她们一周的薪水只有13先令，并且工作时间至少比男工多出六个小时，而男工工作时长比她们短，还可以常常呼吸到新鲜空气，男工每周可以拿到19先令。

这样的生活莫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身边的人都这么过。

劳碌了一天回到家，和儿子玩耍一会儿，一家人一起吃饭，都让她觉得无比满足。

她将所得的工钱都如数交给丈夫，当时的女人都是这么做的，听从丈夫，顺从他，照顾他。

她甚至计划着夏天的时候可以带儿子去海边看看。

丈夫不同意，但是提议周末可以带儿子去看电影。

底层生活也偶尔会有快乐的时刻，日子就这么过吧。

此时，她坚定的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妇女参政论者，那些街头的女权运动也和自己毫无关系。

甚至当议员夫人站在工厂门口大声呼吁她们能否和她一起为女工争取权益而作证时，莫德只是好奇，但仍然没有想加入的想法。

直到她撞到工厂女工刚刚12岁的女儿，才第二天上班，就被老板泰勒强行侵犯时，她滴汗如豆，想到了多年前的自己。

她的母亲十四岁就在这家洗衣厂工作，所有的工厂都要求女工一生完孩子就要回到厂里上班。

莫德几乎就是出生在这家洗衣厂的。

她出生后，她的母亲用背带背着她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干活，她四岁时，母亲由于劳累，打翻了染缸，被活活烫死。

母亲死后，她七岁起就开始在这家工厂兼职。

12岁时成为这家工厂的全职女工，那时老板泰勒就开始不断的侵犯她、胁迫她。

即使已经过去多年，可是当泰勒靠近她的时候，她都会背上一僵，浑身战粟。

而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就如同她当年，可是即使这样，也不得不继续工作下去。

小女孩有个酗酒打人的父亲，她的收入是全家唯一来源。

晚上，莫德问丈夫，如果她生了个女儿，女儿将来会怎么样？

丈夫回答：会和你一样。

和她一样？！

她的女儿也要十二岁就去工厂洗衣，会被烫伤，手指会烂掉，还会被恶心的老板强奸，然后辛苦赚来的钱都要交给丈夫，也许还会挨丈夫的毒打。

在此之前，莫德从未想过她们还能有另外一种生活。

莫德愿意去上庭做证，说出女工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接触了当时女权领袖潘克赫斯特夫人所带领的一群人。

她听了潘克赫斯特夫人的一次演讲：我们现在抗争，是为了以后每一个来到这个世间的小女孩，都能与她的兄弟们享有同样的机会。

永远不要低估女性所拥有的，决定我们自己命运的力量。

做了，才能改变！

而当莫德参加了集会之后，给她带来的则是失去工作、被捕入狱，遭到一条街所有人的歧视，被丈夫赶出家门，并且不允许她探视孩子。

因为在法律上，女性没有孩子的抚养权。

她冒着雨，在窗边痴痴的等着，等着她的小乔治发现她，母子两人只能隔窗摆手，打招呼，她浑身湿透了，却满眼都是笑，至少能看到孩子，不然她会发疯。

可是，很快丈夫就将乔治送给别人收养，甚至不需要通知她，也不需要获得她的同意。

当时的女性，没有财产权，不能离婚 ，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子女抚养权，即使忍受着家庭暴力，也无法离婚，薪资不平等，这一切解决的关键就是女性要拥有投票权。

莫德曾与法官有一次对话：选举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得到选举权，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意义。

那你为什么来做证？

也许，这辈子我们会有另一种生活。

她们要求的，不过是最基本的权利。

然而，这样的抗争，却几十年都没有结果。

最开始，她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为自己发声，希望引起政府关注。

但迎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

她们一次次被关进监狱，被强行用鼻饲喂食，她们失去工作，被丈夫赶出家门。

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不断的抗争。

最后逼得她们不得不砸玻璃、切断电路，采用一些暴力手段，而即使采用这些手段，她们也选择在深夜和清晨，确保不会伤害到别人。

因为，只有战争才是男人唯一肯听的语言，她们采用和平方式时，换来的只有取笑和敷衍。

最后，是艾米丽手中捧着Votes for women的紫、绿、白三色旗帜拼着命冲到国王乔治五世的马前，当即丧生在马蹄之下，这才被世界媒体广泛报道，引起政府关注。

当时，有一位父亲，拾起旗帜，轻轻搭在怀中的女儿身上。

艾米丽的葬礼有成千上万的女性自发参加，这样惨烈的死亡终于引起了全世界对于女性基本权利的关注。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英国终于在1918年2月允许30岁以上的女性可以获得选举权，而男性21岁就拥有选举权了。

十年之后，到了1928年，英国女性才拥有了和男性同等的投票权利，都是年满21岁。

1925年，法律认可了母亲对孩子的权利。

最早拥有女性投票权的是新西兰-1893年。

1902年，澳大利亚女性也拥有了投票权。

1949年，中国女性也在法律上拥有了投票权。

即使是在今天，权力仍然有着男性的面孔和声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权利，从来都不是有人觉得理所应当才送给我们的，而是一代又一代勇敢的女性，冒着一无所有，鲜血四溅，失去性命的危险一点一点为我们争取来的。

感谢她们曾经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我们也将会为了自己，为了下一代能有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而继续努力。

做了，才会改变！

这部影片是采用记录片的手法，女人是虚构的，但事件全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

回顾一战前的女性，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到20世纪初俄国和中国所有国家的现代革命中，女性都了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但从结果看，却是有好有坏，其根本原因在于，女性没有坚持要求革命纲领正式接受和体现她们的需求。

相反，她们满足于做男性控制运动中的辅助者。

在权力斗争中，她们的支持会受到欢迎，但在赢取胜利之后，她们就被忽略了，并被迫回到革命前的从属地位。

以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为例 ，革命之前，法国妇女和全欧洲的妇女一样，婚前接受父权，婚后接受夫权。

孔多塞候爵是当时为数不多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和拥有教育权的男性。

但他的观点并不为主流所接受。

高层领导人全都认同卢梭的观点，女人应该衣着俭仆，在家辛苦劳作，永远不到需要讲话的公众集会上去。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看到被孩子们围着，为丈夫谋得幸福生活，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母亲，这样的情景才是最让人尊敬的。

当法国革命开始后，中产阶级的妇女提出了她们的主张：1、确保妇女的嫁妆不被丈夫挥霍2、确保妇女不受丈夫虐待3、要求国家建立为妇女增 加就业机会的公共教育制度。

但是，因为中产阶层女性没有将她们的诉求坚持到底，所以1789年8月通过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提到妇女的权利。

而底层工人阶级的女性则更加无畏和强硬，因为巴黎没有面包，她们在饿肚子。

1789年，她们向凡尔赛进军，并将皇室带回巴黎。

1793年春，当国王以叛国罪被处死，法国遭到5支外国军队入侵时，处于困境的巴黎政府号召妇女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女性们热情响应，她们在医院里卷绷带，为士兵制作衣服、帽子、袜子、手套。

共和政府为了感谢，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使离婚合法化，承认妻子拥有一部分家庭财产，为女孩们提供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

但在一年后，当外国入侵的危险过去后，对妇女革命者的反击又开始了。

1793年的民主宪法被终止，刚刚授予大多数女性的各项权利也被废止。

拿破仑通过他的《法典》重新巩固和加强了丈夫和父亲的绝对权威。

革命结束了，法国的政治领导人又发表演说，认为女性的贡献应该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外面。

但法国革命形成的女权主义主题在以后并没有被完全忘记。

整个19世纪，欧洲中产和上层的女性都为奔走抗争，她们拥有自己的书刊和杂志，建立了国内和国际妇女联合会的网络，但效果却微乎其微。

因此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女权运动的积极份子们认为，除非女性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和男性同样的政治权力，否则目标永远无法实现。

所以，妇女选举权成为一个主要目标。

电影《妇女参政论者》很好的重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勇敢和抗争，以及这条路上的痛苦和艰难。

事实上，选举权并不是象她们当初所预想的那样是解决女性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投票日投下的一票并不会自动授予政治权力。

当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没有妇女被选入代表机构，而残酷的事实是国际妇女运动在赢得选举权后活力大减。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一一战和二战爆发后，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因医学技术上避孕措施发展，使得女性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机能，母亲这一身份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才使得她们在工作上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还有二战以后女性普遍可以接受教育，使得她们可以走出家门，参与户外的经济活动，开拓了眼界，提供了实现她们潜在能力的很多新机会。

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后，女权运动又开始了蓬勃发展。

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几种力量的较量，最后的选择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为了避开了最差的。

所以，在我国如今还有各类女德班四处开办的今天，面对各种物化和矮化女性的言论，不退让，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这学期上了一个讲美国suffrage的课，只很简单的提了英国的情况，但是美国suffrage movement后期的millitant methods都是跟英国学的。

美国的第一代suffragists都是在室内开集会，因为女性根本没有上街游行的权利。

虽然也有逮捕事件，但是远没有后面这么激烈。

后来从第一波suffragists传到第二波，在1910年代millitant methods才被National Women‘s Party的Alice Paul吸收，开始成为除了lobbying以外的第二个方法。

后来，美国19th amendment的通过绝对有NWP的功劳，因为她们面对警察的虐待不屈不饶的精神打动了社会大众。

就像电影里说的，她们知道她们要做什么。

虽然游行的时候、砸窗户的时候街上还是会动乱，但是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我们上课其实都只是读书看图片然后讨论，虽然知道了很多历史，但是远没有电影来得激烈。

我看到警察痛打那些游行的suffragette，看到她们被所有人排斥，看到她们hunger strike的时候被force-fed的痛苦，还看到这些女性如何团结在一起，宁愿牺牲自己也要革命继续下去。

那个年代的女性什么都没有，法律没把她们当人看，甚至连自己的孩子的抚养权都没有。

Maud的儿子被送人那里我哭了，我真的觉得非常无助。

女性一点人权都没有，可能连3/5个男性都算不上。

明明她们占了一半的人口，她们有和男性一样的能力，为什么她们赚得比男性少，要经历骚扰，要被这样对待？

因为她们不想自己的女儿也活得和她们一样，站起来反对为什么还要遭到其他女性的耻笑？

影片最触动我的地方是Maud拒绝出卖自己的同伴，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suffragette。

她其实要求的也不多，她就想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想工厂不要剥削童工。

但是社会连这些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她，那她只好站起来反对了。

警察笑她说她会成为炮灰，她的声音不会被听见，但是全英国有这么多女性，还有愿意牺牲自己的人。

战争是男性唯一会听进去的词，所以她们肯定要战斗，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的声音会被听见。

虽然第一次女权运动并不是完美的，比如受压迫的有色人种仍然没得到投票权，社会变得更加等级分明，但是它标志着女性从零到有的第一步。

其实在第一次女权运动结束以后，Alice Paul就提出了ERA，但是因为当时美国男女劳工工作环境实在太艰苦，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提升所有人的工作条件，女性组织内部有很大的阻力，因为她们希望在劳动上被剥削的女性能继续享有政府提供的一些保护政策。

ERA后来一直搁置到第二波女权运动才被提及。

虽然它没能在1982年达成ratification的要求，但是它并没有被否认，还在等待重新被提上日程。

所以，即使在今天，平权战争还是没有结束。

上周我和我父母因为别的事情争执，他们让我顺应时代的变化，因为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如果时代对女性是不公平的，女性忍住没有反击，那她们的后代也要过和她们一样的生活，我们永远低人一等。

所以有些时候时代的潮流是可以被改变的，只是它需要很多人的力量。

现在国外的很多游行在我看来都成常态化了，也没什么人思考如何进行下一步，如何让上层做出改变。

大部分人因为拒绝给各种事情下定义，所以没有了目标。

我只是希望这些人能够再次团结起来，定一个目标奋斗，而不是各自行动。

不然这群人就会被政客利用，就会被类似我父母一样的人说很傻而且没有价值。

在这里贴一下我课程的题目以及一些课上看过的照片。

老师也说how we remember it才是课程的重点。

我们要接受这次movement并不是完美的，但也要理解女性迈出第一步有多不容易，要让这些先驱激励我们继续把斗争进行下去。

课程的名字

1915年的NY Parade，suffragists穿着已经给女性投票权的western states的衣服

在游行的女性

讽刺漫画：穿bloomers的女性

讽刺漫画

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根本想不到女性权益获得的过程会如此艰辛，也想不到为了获得和男性同样的选举权利，她们和平争取了半个世纪，却什么都改变不了。

最后只能被迫采取激进方式，因为只有那样，才会有人听她们的诉求。

我也想不到她们是如此勇敢、如此坚定，即使不被家人理解、被周围人嘲笑、排斥，被政府镇压、被关进监狱、绝食时被强制灌食，她们依然选择坚持。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备受剥削与压迫的洗衣厂女工莫德，在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下，如何看清现实，一步一步觉醒，从而成为一名“妇女参政论者”。

她在觉醒后，为争取女性选举权，和其他同行者一起，游行示威、炸毁官员宅邸、被送进监狱、绝食抗议，但都影响甚小，新闻被牢牢封锁，她们得不到发声的机会。

最后，她和艾米丽一起到王室赛马场，想借由此次机会，呼吁人们关注妇女权益，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

但由于无法接近国王，艾米丽选择带着标语闯进王室赛马场，向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赛马冲去，遭到冲撞而死。

因此，整个世界都报道了她的事迹，妇女权益的斗争终于吸引了全球的注意。

影片中的艾米丽是真实存在的，她是妇女参政运动的第一位烈士，全名是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

01‖当时的女性面临的生存境况1918年之前的女性没有选举权，没有财产权，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就业权。

下层女性因为生存和养家需要，虽然有工作，但是是在条件恶劣的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面临着工资剥削、性格歧视和性侵犯等困境，且她们的工资还要交由丈夫保管、由丈夫进行支配。

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一生都处于监护人的监护之下，她的监护人分别是父亲、丈夫、儿子。

她们更没有对子女的监护权，自己和子女的命运完全交由丈夫掌控。

当时的法律制度是父权社会的产物，以维护男性利益为主，纵容家庭暴力。

女性的生命健康安全和人身权利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还因为法律的不平等，而处于随时可能被侵害的境地。

02‖女性主义浪潮促使女性觉醒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

一批主张争取性别平等、争取女性教育权、选举权、就业权的女权主义者如沃斯通克拉夫特、泰勒、穆勒等，开始呼吁社会关注女性权益，推动社会性别平等。

在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立以揭露性别歧视、呼吁女性选举权为目标的第一个代表女权的政治主体——“妇女社会政治同盟”。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和平争取，谈判请愿、并没有改变女性备受压迫、不被法律保护的现状。

于是她们被迫采取激进的抗议方式，以争取更多关注和支持。

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了她们的斗争和牺牲，让我们知道女性的权益来之不易，它的获得交织着先驱们的血与泪。

03‖作为女性我们能做什么①对于过去，我们需要了解女性历来的生存状况是如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了解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们，前辈先驱们做出了哪些努力和怎样的牺牲。

②对于现在，我们需要对自身处境保持清醒，保持经济和精神独立；对于“消费主义陷阱”“美役”“粉红税”等保持警惕；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我们要积极关注，勇于发声。

③对于未来，我们需要知道在哪些方面做哪些努力，才能更好地维护女性自身的权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共勉。

我怀着强烈的痛楚写下这一篇影评，因为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因为我对于身边世界和社会事件的体察，更因为我对于未来的重重困惑和无限希冀。

本片虚构女主人公在逐渐投身于妇女参政解放运动后所遭受的种种驱逐和排斥，让我直接联想到了在大学时一位女老师对我们描述她的女权主义友人的一番话。

“她明明拥有一个收入颇丰的丈夫，孩子懂事可爱，自己也受过良好教育，本来完全可以好好过日子，但她就是要去搞女权。

现在婚也离了，孩子也不带了，反正吧，我觉得女权主义者是不是，唉，不好说也，可能都脑子都点问题。

”这就是，在2016年，一位已婚并诞有一女的双一流大学年轻女老师，对她的众多女学生，所描绘的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肖像。

麦基说故事的衰落标志着价值观的堕落，那么故事百年不变，是否也意味着百年以来，我们的价值观在历史的可怕“传承”中其实一直停滞不前？

2019年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依傍于女性主义讨论了门罗小说中女性的逃离与回归。

相较于如同动物本能般人类趋利避害的逃离，我更好奇为什么这些女人最后大部分都会主动地选择回归到当初那种让她们受尽折磨的生活。

这一思考带给我了很多至今未解的问题：当女性回望自己的生命历程时，她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女性凝视必然不是男性凝视的反转，但与父权相对的女性目光究竟带来了哪些本质的不同？

回归会不会其实是为了逃离更惨痛的体验——对抗一个家庭还是一整个社会、成为爱的“献祭者”或者追逐个人目标的“背叛者”？

也许女人是女人，母亲是母亲，她们的生命从来无法真正承受与孩子创伤性的、撕裂般的痛苦分离？

我就是这样带着这些未解的问题走向了更加让我感到无解的社会生活。

那些低分录取、肆意羞辱强奸案被害者的男👮‍♀️；那些性侵多名小学女生，最后仅仅被判了不到十年的男老师；这些光鲜靓丽、备受宠爱，像种猪一样玩弄女孩子的男明星；这些杀了女人就说自己“深爱着”她的男追求者、男跟踪狂、男朋友、前男友、丈夫、前夫；还有这些听到一个性别段子就能在网上四处叫嚣自己要杀了所有女权主义者，但明明和女人们一同围观了上述所有社会事件的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普通男人们。

我长时间的厌恶和愤怒早已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所以当我对本片中两位标志性的男性角色产生了这样另类的思考时，所得出的结论几乎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老得近乎愚蠢、因为懒惰而最终成为了一个日趋保守的邪恶背叛者。

我理解他们。

我理解他们就像我理解所有被困在历史的时间之网中的人们。

丈夫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丈夫。

他只是那个时代一个标准的一家之主，拥有历史条件下的所有责任和担当，但也浸透了那个时代的每一种偏见与残忍。

他感到愤怒，因为那个时代要求每一个丈夫都必须对自己的妻子拥有完全绝对的掌控；他感到耻辱，因为他以为女权主义者必定会沦为监牢中的下等妓女；他感到无助，因为他和他的家庭被整个社区瞩目后抛弃驱逐；他感到悲伤，因为他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生活，甚至必须亲手送走自己的骨肉。

警官也不是失智的冷血政府齿轮。

身为警官的他本就有对国家治安的信念与责任，他试图消灭的也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他眼中容易演变为伤害性暴力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甚至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佩服这些无畏的妇运分子，但他一定也像很多男性统治者一样发自内心地认为大多数女性的智商和学识“天经地义地”永远低于男性。

他们都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做，或者至少什么都没做错。

这话说得实在太有“平庸之恶”的意味，但我无意撇清本文中的与历史上的这个短语的用法与指向，因为传统性别秩序的恐怖与无端，在我看来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却只因贯穿了整个历史而被极其荒谬地视为“本该如此”的大型纳粹主义。

回想14岁的自己，我心说狗逼世界这个吊样居然还有人想活在其中，但如今24岁，我却想一口气活到94岁，最好是124岁，让在基础意义上明事理后的我能完整地见证这个世界一个世纪的变迁。

回望历史总是为了更好地建造未来。

百年前的上海，剪短发的女人被暴民们拖到城门口轮奸致死后削去双乳裸尸示众；百年后的今天上海已是魔都，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思想最开放、对“异类”最包容的城市。

我想百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想人类的确极易愚昧保守，但要说孵育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仍就是最值得被寄予厚望的存在。

What concerns human beings concerns me. 当对弱势群体倾尽关怀与拯救的轰轰烈烈的20世纪成为过去，我们这群在历史汹涌波涛后的短暂平静中被生育、被抚养的年轻人们，是否还有勇气和心性去扛起那些未尽的伟大事业？

作为一个年轻的导演，作为一个对世界充满复杂情感的艺术家，我能否以我有限的一生完成哪怕一项在我之前已经开启许久、在我之后的无限时间中仍将继续的历史任务？

我准备好面对痛苦、无助和绝望了吗？

我能够不卑不亢地接受我自愿扛起的重担吗？

我的后辈、我的妹妹、我的女儿，她们能够因为我的努力而过上比我更加自由、更加璀璨的人生吗？

我想让她们生来就拥有我曾用一生苦苦追寻过的一切。

在上世纪初，一切意味着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一本自己的支票，百年之后，这一当年幻梦般的奢侈已经逐渐成为每个女孩现实的拥有，所以也许狂妄，但我还那么年轻，我觉得世界的未来正在我的手中。

加油吧朋友们。

我们一起好好活完这一生。

她们为权利抗争，其实是为尊严而战《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 2015）是一部关于女权觉醒的电影。

当被问及“到底是什么导致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可能会想到当时英国的时代背景，比如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政治氛围等，然而，电影并没刻意从这些方面来展现。

显然，电影是想从人的内在因素来探究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内在因素会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是人的尊严，是人性尊严的需要促使了当年伦敦妇女联合起来为了自身权利而斗争的。

为了反映妇女权利抗争之路，电影重点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只要这些“不平等”没有改变，妇女的尊严就无从谈起。

影片一开始就为这种不平等定了个基调。

当女主角Maud在工厂工作时，外面喇叭里传来某个政客的演讲，大致是反对给予女性选举权的，然而，反对的理由竟然是“妇女性格里缺乏冷静，思想也不懂得权衡”。

这是一种严重的性别歧视，歧视的理由虽在今天看来令人发指，但在当时的伦敦，为此欢呼的呐喊声却响彻云霄。

这种“理由”是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女性哪还有起码的尊严，因为女性的特点就注定让她们矮男人一等。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政客提供了妇女无需参政的理由，认为妇女的参政权完全可以由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代为行使。

这种完全无视妇女独立人格，将她们当作男性的附庸的论调严然是对所有妇女的一种污辱。

影片一开始定此基调，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不平等的世界是很难改变的；若要改变，只有争取选举权，因为选举权才是改变她们命运的政治手段。

在这种不平等的基调下，影片着重介绍了女主角Maud从最初的权利意识萌动，到为自身权利斗争，到最后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战士心路历程。

她的每一次思想转变无不与她尊严丧失为前提，她的每一次反抗又无不与她渴望的尊严密切相关。

接下来，我们不妨对此稍作解释。

Maud本想听Miller夫人在下议院的听证发言，只因Miller夫人遭家暴后无法发言，她才被强行推上发言席。

她虽无法对“选举权”表达任何意见，但她解释了她为何要来参加听证会理由，即她希望“这一生可以换种方式过”。

显然，这是她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因为她已不满意现在的生存状况，她希望听证会能够促使女性地位的改变，从此她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

权利意识的觉醒显然与她经历有关，她不满现在的生存状况但又不得不忍受同工不同酬男女差别待遇，她曾遭受工头的欺侮但为生活不得不忍气吞声，她毫无家庭经济地位，自己挣来的薪水只能交给丈夫保管。

这些由于不平等导致的尊严丧失，显然是她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

她第一次参加女权主义者的集会不仅被警察大打出手，还被抓进监狱，她似乎认识到个人权利的获得无法离开整体女性地位的改变；当她听到丈夫说如果生的是个女儿就会跟她一样的命运时，她便决定参加第二次集会，再次遭到逮捕，结果警察利用她丈夫来对付她，她终于被扫地出门，她对自己儿子的监护权（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也被剥夺，从此她意识到个人权利无法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她的尊严甚至无法从自己丈夫那里获取，于是她坚定地走上了斗争道路，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法律不允许我见儿子，我就斗争到它改变为止。

”显然，她作为一名女性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作为一个母亲无法感受应有的尊严，是她走上女权主义抗争路的主要原因。

她两次和巡警Mr Steed的交锋充分说明她在为尊严而战。

当Steed想利用她为警察传递女权主义者活动的情报时，她不仅一封信拒绝了Steed让她当内奸的要求，反而意识到了自己和男人拥有同样的价值，因为既然男人为自由而战是正义的，那么女人为自由而战同样也是正义的，只不过战斗的领域不一样罢了。

此外，她也觉得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忠诚于自己的信念而不背叛自己。

显然，这封信是一种尊严的表达，也是她赢得尊重的一个条件。

第二次交锋是她们炸毁财政大臣家在建别墅后，在监狱里她和Steed警官的对话。

这次对话，她不仅有尊严地驳斥了Steed警官的伪善（不想让无辜妇女处于危险中，为何对暴乱中被殴打妇女袖手旁观？

），指责了法律的不合理（立法时妇女并无发言权），解释了女权主义者暴力的合理性（战争是男人们听得进去的唯一语言），甚至还封住了警官的嘴，表达了斗争的必胜信念（因为警察无法阻止占全人类一半的妇女），而且通过这次对话，她似乎成功地赢得警官的尊重和同情，这可从警官与他上司的对话中，以及在赛马场她和警官对视的那一幕上得到有力证明。

显见，两次交锋就是两次抗争，她是为尊严而战，也是为了尊重而战，更是为了女权而战。

似乎可以肯定，本片的价值可能不仅在于展示那个年代的女权主义者的抗争史，还在于它可警醒浑浑噩噩地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只要我们偶尔也曾有过“今生是否可以换种方式过”的想法，本片就值得一看。

因为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时，我们的尊严可能已受损，它也就预示我们尚有未尽的权利事业需要我们去奋斗。

（文/石板栽花 2016年1月8日星期五）

主演是穆里根，梅姨就出来一小段。

片子结构挺简单的，我觉得意义大于形式。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虽然有一些警察殴打抗议者的镜头，片子里男性对女性的直接暴力其实不多，对女性的控制手段更多的是羞辱：入狱时脱光抗议者的衣服，用警车押送女主回家交给她丈夫，在报上刊登照片，同事避女主如瘟疫，丈夫把妻子赶出家门，禁止她探视孩子，等等。

这片子里的女性被殴打，血流满面，大哭，挣扎，绝食，以命相搏，而相对应的是衣冠楚楚高视阔步的男人们，因处于权力的绝对优势而从容不迫，甚至鲜少高声嘶吼。

这种对比最终由Emily向奔马纵身一跃推至最高点。

弱者如能以血唤醒世界，竟然已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