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作为记者，最感同身受的也就是那种无力感。

新闻没办法抵达真相，法律也没办法对付恶人，一切就发生在白日之下，那么真实，那么绝望，最后连愤怒都麻木了。

和《不止不休》歌颂纸媒黄金时代，处处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不同，《白日之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闻已死的味道。

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你只是记者；报社效益不好，深度部随时可能被裁撤；实习生面前不要谈待遇，让他们保留最后一点理想；领导不喜欢社会新闻，要做领导喜欢的内容；做新闻不能投入太多感情，要不然自己会受不了；社会新闻记者辞职，公司公关是首选……这些让人苦笑的细节，正是行业普遍的日常，一般观众可能无法代入，但是同行真的太有共鸣了。

影片结尾，难得一见，没有强行大团圆，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片名《白日之下》最后显现，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因为我们都知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已经成为最后的理想意义。

#第25届SIFF# 3.5星线下见到了尔冬升和导演，导演有点腼腆不善言辞，尔导不愧是大导演，有思想也很健谈港版《熔炉》，真人真事改编，这类事件在东亚世界真的屡见不鲜。

残障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宛若包袱，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很艰难，更别说作为人的被尊重。

被护工虐待、吃过最佳食用期的食品、被变态院长性侵等等，他们也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是无奈得有瓦遮头，有铺可睡即可。

谁不想好一点，最后只能去接受变通也是妥协，说得再好听，还是屈服于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新传系学子，真的有点感触记者这块。

记者的使命感是挖掘真相并报道给大众，可是连这个极具社会意义的职业，也变成博取流量or讨好老板。

当发现问题and传播真相的职业也变成这样，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电影也好新闻报道也好，公众只能探索真相发现问题，靠个体的确无法改变社会现状，这个时候需要ZF相关部门去解决问题。

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最后却责怪那个捅破表面宁静的那个人「不要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感到愧疚。

」雨过会天晴的，最难的时候过去了，就总会变好的整部电影很平淡如白开水，最后也没有爽片那种高潮时刻，最后的结局其实很现实。

恶人并没有怎样的恶报。

相比《熔炉》差了许多，为数不多的亮点可能就是讲述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的社会意义。

最后的结局70多位残疾院舍院友家属对女主的指责，反倒异常中国式现实。

我们不去指责不解决问题的机构，不想着解决问题，却去苛责那个提出问题打破表面宁静的人，很血淋淋的现实电影不能改变世界，个体无法逆转社会，不过是将原本回避的问题暴露出来，正视它并推动社会立法和改革这个世界会变好吧，就算慢一点

这不是一个单纯讲老年和残障群体的故事，这是一部给新闻从业者、法律从业者、电影从业者……给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电影。

这部电影一直站在女记者的视角，对老年和残障群体的呈现，都是通过女记者的眼睛。

这就决定了，对这个社会现象的探讨是不成熟的，不全面的，而且看起来是无解的。

我们看到的人是复杂的，我们自身是迷茫的。

最后，电影就弱势群体困境的解决，无法给出答案，但对我们给了答案——「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没有晚辈照顾的老人，就是无辜的吗？

水哥参加孙女婚礼被赶出来，通过孙女妈妈的只言片语，可以猜测事情不那么简单。

偷拿院舍奶粉去卖的阿琛，是坏人吗？

作为为数不多有认知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为院舍打扫卫生，做饭。

为了防止记者告发自己，收了钱告诉记者一些真相的他，也借衣服给水哥去参加婚礼。

最后也因为失去了住所而大骂记者。

失去了智力障碍儿子的母亲，感受到了解脱，我们应该指责她吗？

孩子被性侵的父母家人，选择不上诉和躲避，想要得到一些宁静，是错的吗？

那么多年，八十多个人，肯定有很多像通伯一样装傻的人。

他们对别人遭受的苦难视若不见，但也从不害人，只想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不够吗？

八十多个院友，只有两三个护工，有限的时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在护工位子上，我是否真的有那么多的爱和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老年人是包袱？

残疾孩子是包袱？

人的价值在丧失劳动力后就失去？

生育的目的就是供养老人？

年轻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没有了院舍，谁管这些人？

谁该为这些人负责？

……

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没有答案，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

那就什么都不去做吗？

但我们又知道不去做才真正什么都改变不了，没有什么是白得的。

那我们要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

「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已经太善良，太为别人着想，站在太多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了。

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只需要做自己该做的事，自己认为对的事。

记者就去报道真相，不要管真相揭露之后哪部分人利益会受损。

律师那就维护法律尊严，不要管道德层面是不是一样的结论。

电影人就去呈现，去表达，不要管会不会有用……不是说过程中不要有反思和改进，而是在当下，就在现有条件做自己能做的最大努力就好了。

后果不是你该承担的，你也不需要负责解决所有问题。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在自己的位置，做自己的事就好。

有人说《白日之下》是港版《熔炉》，我觉得也是也不是。

《熔炉》的故事，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里面的犯罪者，是让我们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程度。

《白日之下》呢，即使是发生在白天，即使案件已经被暴露出来，即使是现在的我们，都无法简单地得出什么结论。

每一个真实的人都是如此复杂。

离开旁观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代入，我很难说自己会怎么做。

有的人要的仅仅只有生存。

值得欣慰的是，《熔炉》促进了韩国“熔炉法”的出台。

《白日之下》的案件原型，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被指十年前，在院舍性侵女院友。

十年后，今年3月25日，院友索偿案获判胜诉，可获赔偿119.4万元，其中七成（约83.5万）会由张健华承担。

当时间跨度拉长，我们真的看到了世界是发生了改变的。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

现实中“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这一案件因为受害人家属坚持上诉，2024年3月25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了法庭裁定胜诉，等到了正义的裁决。

这两年的很多青年导演都是看似有希望，但简君晋的确让题材陈旧的港片有了题材和主题上的新的突破。

《白日之下》这个片名很有意味，将几年前香港的复康中心虐待患者的社会题材搬上银幕的确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影片没有俗套的说教，而是从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非常坦白的告诉大家，社会秩序永远都在完善的路上。

就像简导演分享的创作心得：电影能够提出问题，却不一定会解决问题。

［黑暗在白日下也黑暗］ 在银幕上见到年近八旬的姜大卫、鲍起静，年逾九旬的胡枫，很是高兴。

同时看着熟悉的面孔老去，以及片中饰演角色也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不禁阵阵心酸。

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掉队，这也是香港演员业务能力的体现。

影片的社会背景虽在香港，但导演能够抓住“共情”让更多人设身处地感受到生活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边缘群体。

而他们就是生活中处处看得到的残障人士、老年人们，而他们也许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不同、人老了会成为家庭的包袱…… 影片中的残障人士角色，对于演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突破，但作为一名观众，能够真实感受到影片中人物的内心。

尤其是片中小玲和明仔虽为智障，但当小玲被提及性侵时，看似情绪无常，但明显能感受到智障人士被镇压住最深处的理智。

小玲扮演者梁雍婷真的演出了那种层次。

那种被迫回忆伤害后撕心裂肺的痛，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也是近年来内地大银幕上非常有价值的镜头。

明仔感受到小玲受到人身威胁时试图努力挣脱绳索时的怒吼，以及在窗边感受外面世界美好的阳光与空气，影片也在这时插入了一个仿佛是明仔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生活，他荡着秋千，本该享受与大多数人一样的生活…… 姜大卫时隔多年再度回到大银幕上的通伯，影片中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他说，装傻总比不傻要活得容易。

而他对于小琪的正义行为更是在背后默默付出和支持，明知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流离失所。

通伯角色的人格魅力的确强大，对于智能手机这一新奇事物，他依旧有求知的欲望。

对待水哥（胡枫/饰）也是重情重义，每当小琪抽烟时，他就会夺过烟来，说：“少抽点烟吧，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无所谓了。

”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与话语，却给予了小琪对亲生爷爷的情感遗憾与空缺。

通伯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从未感受过的“爷孙情”，两人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柱。

而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场景当属水哥临终前一晚与通伯的对话。

水哥躺在床上向通伯说，每天晚上在床上时那种沉下去的感觉，感觉再也不会醒来。

而第二天太阳升起，又能够看到通伯的感觉真的很好，而水哥在这之后却是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遗体移走，又是一个老人代替了那个位置。

水哥的现实演员——胡枫，应当是现今唯一一个粤语片时代还健在的老戏骨了，现今92岁高龄，结合影片中的场景，更是感慨现在在银幕上能够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还身体健康，能够留下作品，真的很珍惜，很感恩这种难得。

老友共处的最后一晚 影片中林保怡、青年演员余香凝的表演也是影帝影后级别的，但不展开篇幅说了，期待下今年的金像奖吧。

影片中的台词、镜头的考究无一不是对这个还很不完美的世界的思考。

片中小琪的上司对于小琪那种正义、求真的韧劲，身为过来人很多事都看得清楚，但作为被现实打败的媒体老人，内心还是希望小琪能够秉持初心，最后对小琪的那句“去你的”，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欣慰。

［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人老了，就是包袱］［人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可以选择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加少；不要因为选择对而内疚］…… 再说到影片在内地的放映态度。

今天对港片的没落又有了重新的认识角度，看着内地院线屈指可数的排片，就连今天观影影厅都被放在一个微型影厅，甚至都不需要过检票口。

一直都在说港片不行了，但通过这部影片可见虽然题材敏感，但对待态度上何尝不是使港片持续没落下去的一个原因呢？

几天后同样关注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港片《年少日记》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对待呢？

港片近年来类似题材的影片，像《可爱的你》《杀出个黄昏》都很有思考性。

不止香港，中国各地的典型性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也非常希望更多导演能够透过电影让人们发现问题，就像影片最后，坏人依然逍遥法外，残障人士的家人活在阴影下，法律依旧不健全，但结尾记者们还是在奔向每一个接近真相，求得正义的路上。

希望永远不会泯灭。

虽然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无法改变，但能够透过一部作品引发点思考，就是一种进步。

“爷孙”的有爱画面

林保怡拿捏的又一个变态角色

92岁的胡枫，珍惜与他银幕上的相遇吧

《白日之下》电影主题曲

小时候看影视剧，每当正派出场，总有一句针对反派的标志性台词：“光天化日之下，你岂敢作恶？！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白天是安全的，只有黑夜才是滋生罪恶的时刻。

现在长大了，才明白“太阳底下无新事”才是社会的常态，罪恶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也没有因为朗朗乾坤而减少半分。

正如即将上映的港片《白日之下》（2023年）所昭示的，在天天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等口号挂在嘴边的法治社会，也并不意味着虐待老人、性侵有智力障碍的年轻女性的残酷事件就不会发生。

而更重要的是，一旦恶劣事件发生，如影片中的社会福利署、法院、新闻媒体等相关部门是否能够积极作为，选择惩治加害者而不是选择将舆论压下去或者隐瞒下去。

那么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体制内的公众人物，要如何去惩罚一个作恶者呢？

站在道德制高点引爆舆论就能保护受害者了吗？

依法起诉但法律本身并不完美就能将加害者送进监牢了吗？

很明显，答案并不唯一。

或许这也是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里的以暴制暴让观众觉得爽的原因。

因为太多人不想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善恶分明，为什么加害者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为什么选择善良之路总是这么艰难。

好在港片还是继承了这种深度思考的传统，从《浊水漂流》《麦路人》《流水落花》到《白日之下》，他们努力将镜头转向了社会议题中的“少数人”，并坚持相信：努力的意义，就是无论什么职业和身份，如果能够持续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始终保持愤怒和善良，那么阳光下的黑暗一角总有被撕开的一天，社会也总有进步的那一刻。

更值得庆贺的是电影还是照进了现实，让影片中的原型人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愿意相信，电影很有用。

"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啊“没想到围方今天中午这场结束后，还有主创演员见面和观众提问合照环节。

电影结束后，除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看到一些观众湿了眼眶电影讲的是香港残疾院舍发生的虐待跟性侵事件，可怕的是，电影所展露的只是现实世界中的冰山一角最终真相大白，可事情并没有变好。

被性侵的女孩因为创伤无法出庭作证，坏人逍遥法外，其他残障人士流离失所可追寻真相并没有错，白日之下无新事，唯有知道真相，直视残酷，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残障人士的家人送亲人去院舍也没有错。

他们出去赚钱，就没法照顾家人。

留在家人身边，就没办法维持生计。

安顿这些社会边缘人士，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一次次的新闻报道，一部部电影叙述，也许无法给出答案，但能一次次唤起公众的关注，一次次他们境遇的改善。

这不是绝望与压抑，而是带来希望的电影。

我们看到冰山一角，就要融化这一角。

本文应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之邀， 为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写下这篇影评，从社工的角度剖析香港的养老问题与破局之路。

2022年，我到在香港读社工研究生。

乘叮叮车在上环穿行，常见到高耸楼宇中的许多招牌，如XX养老之家等。

那时，课上我们时常讨论养老服务，我常常想：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中，长者们入住的体验是怎样的？

一年后，《白日之下》向我展示了楼宇内部的景象。

影片中，女记者凌晓琪的卧底报道展现了香港安老院舍中的黑幕，如：虐待、性侵院友，八个月内六人离奇死亡等。

这些情节均有事件原型。

但是，报道并没有带来「正义」。

当安老院被吊销执照，记者却受到了院友的强烈指责，因为院友们无处可去。

记者提出问题，电影展现真实，而谁能够为这样复杂的情况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电影直指香港社会福利署和社会结构；而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他们。

1.香港与安老院影片中的「彩桥之家」安老院，通过收纳尽可能多的长者、残障人士以获得收入。

那么，香港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现状如何呢？

在香港，如果一位老人需要长期护理，先会申请社会福利署的统一评估，再被分配到不同类型的院舍入住。

这些院舍主要为三类：非政府机构运营的津助护理安老院，竞争投标的合约院舍以及私营安老院。

与前两者的直接监管不同，社署通过【改善买位计划】向私营安老院购买宿位。

那么，对于私营安老院来说，收纳更多的院友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

然而，人越收越多，服务水准却没有提升。

按照规定，每100人的高度照顾院舍应当配有20名护理员，8名助理员等。

特定钟点（早上6时至晚上10时）须有3名助理员，2位护士（或4名保健员）及5名护理员值守。

而正如「彩桥之家」，现实许多机构中2位保健员要照顾100多个人。

每当社会福利署来检查，院方便会从其他地方调人顶替，甚至让患有精神疾病的院友工作。

而对于院友来说，能够入住这样的院舍已经不易。

根据2021年的报道，2020年轮候人数达到3.75万人，平均等待时间为3年5个月，有7000位长者「等到死」。

而在电影中设定的2015年，残疾人入住安老院的平均等候时间为15年，能够「有瓦遮头」已经不容易。

这不禁让我想起另一部电影《浊水漂流》。

那些没能成功入住安老院的老人被迫流落街头，面临另一个困境。

2.当院友受到虐待在上述背景之下，院长和工作人员对院友的控制更加根深蒂固。

一方面，院长和工作人员与院友长期相处，是最了解院友们生活的人。

他们提供的照顾哪怕仅能维持生存，也回应了院友们最紧迫的需求。

另一方面，流落街头是院友们更大的恐惧。

而且，他们大多为缺少社会支持的残障人士或者长者，在遭遇虐待时更加没有反抗的能力和资本。

因此，他们只选择忍气吞声。

而当记者深入安老院，想要帮助遭受虐待、侵害的院友时，面临的是重重制度性困境。

比如影片中设定的2015年，安老院院长多年来侵犯多位患有智力障碍的院友，却始终没有获罪。

过往几位受害人因为精神疾病而做出前后矛盾的证词，导致证词失效；被侵犯的小玲甚至无法完整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小玲的案件开庭时，律师选择撤诉；因为她患上了严重的PTSD，出庭再次见到加害者只会病情恶化。

此时需要的是更多制度性的改变。

比如，针对智力障碍人士出庭的特殊情况，香港警队于2015年5月成立「关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工作小组」，与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非政府机构等协同参与，评估当事人状况，在审讯中提供专业陪伴。

再比如，2018年，在香港公益机构「风雨兰」与一位求助者的共同努力下，受害者可以隔着屏风出庭，庭审结束时可以走特别通道离开；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或未成年人可以在隔壁房间用视频直播的形式出庭。

现在，香港警务处也专门整理了【性暴力求助资讯】，帮助受害人了解审讯的流程及自己的权益。

社会福利署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更完善的监管制度。

不仅留意到工作人员数量这些基本的信息，还要更加关注院友们的真实生存状况。

在安老院这样的封闭环境中，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绝对权力让反抗变得不可能。

而社会福利署的监管是将困境打破的唯一途径。

在2018年一份报告中，社会福利署坦承工作中存在大量延误执管甚或不执管的情况，在跟进一些虐老个案时没有积极了解调查结果。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普通院友该如何反馈这些问题？

这是社会福利署应该努力的方向。

3.照顾的责任相比于指责个体，影片提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谁应该承担老人和残障人士的照顾责任？

比如凌晓琪的爷爷，被她妈妈送到了安老院，最终导致爷爷自杀。

但是她指责妈妈时，妈妈说：「那你只能怪你的爸爸死得早。

如果要骂，把你的叔叔、姑姑一起骂！

」而晓琪自己也因为工作忙没有经常去看望爷爷。

此时，妈妈说出了一句更加无奈的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为了不给女儿增加更多负担，她也决定离开香港，回到中山乡下养老。

再比如水哥，早年间离开自己的家庭，导致女儿对自己心生怨恨；如果他都已经没有付出养育的义务，子女有责任赡养他吗？

而小玲妈妈的话更让人心碎：「我不应该上班，不应该把小玲送到安老院。

」如果自己照顾女儿，母女俩就会失去生活来源；而将女儿送到了安老院，却导致女儿受到了侵犯。

我想起电影中的一个镜头。

一条路上形形色色的老人，有的头发花白身体精瘦，却还在用力推着装满纸皮的手推车；有的孤身一人站在街头，背了好多蛇皮袋；还有的正在翻找垃圾桶。

这样的场景，我也在香港街头见过无数次。

如果他们没有家人，没有子女，没有住所，甚至没有获取相关福利政策的渠道也没有符合政策的身份的话，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除了公益机构，谁能够来填补这个空白呢？

这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4.公共制度建设近年来，香港院舍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根据研教所2023年3月发布的数据，现在的轮候人数已经从疫情初期的近4万人减至约1.8万人。

轮候时间也已经缩短至16个月。

居住在私营安老院中的院友在三年间减少了3700人。

究其原因，除了院友病逝、自然离世等原因，还与政府的举措息息相关。

除了增加宿位，社会福利署推出的【社区照顾服务】，能够让长者在日间中心、社区接受照顾，或者进行居家照顾，也缓解了院舍的压力。

与此同时，香港许多公益机构也在关注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探索。

当然，这些都远远不够解决眼下的困境。

在期待制度性变革的同时，我们作为普通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我与一些香港同行交流时，他们提到，香港照护最大的困难是空间不够。

去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推进「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鼓励香港长者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

今年2月19日，7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医疗机构被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

这会是香港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拭目以待。

把記者的正義感刻畫得太神聖、太不假思索了，沒有一點拷問和解構。

記者第一次和社署人士聊天的時候就知道，院社床位不足，殘障人士等位時間要15年，所以社署從來不釘牌——是結構性問題，結尾院社被釘牌，院友無家可歸幾乎是註定的。

但有多年經驗的女主還是遵從“正義感”，將調查重點放在更觸動她的虐待問題上，跟章院長狼狽為奸的捲毛男電影倒是拍了，可卻不在記者的調查範圍內。

一度以為本片是在諷刺香港的媒體行業，指責港媒為了做出“爆”新聞而不會審視結構和系統。

對於院社之外的城市中產來說，院社的環境處處都觸目驚心，但記者直到拍到以剝奪尊嚴為名的洗澡鏡頭，才認為做到了最“爆”的新聞，完全是中產視角的獵奇，在最繁華的消費都市卻每天只能吃過期燒麥，和死老鼠共處一室，裝傻扮懵才能得到兩餐一宿——在這樣的地方都不願意離開只因為有瓦遮頭，這不才是新聞的核心，尊嚴在這裡算什麼？

核心的問題難道不是他們為什麼寧願犧牲尊嚴？

記者追求的正義根本沒有落點和正當性，新聞發了、爆了，成就了記者的“正義感”，但是院友們全部流離失所。

正義到底有效還是無效？

電影沒有試圖解構或釐清這種正義感，所以增加了惡護士、強姦犯院長、自殺弱智少年三個角色來給女記者的行為增加合理性，令結尾院社被釘牌後，觀眾在情感上仍傾向共情記者。

但惡護士和自殺少年的角色真得寫得也太差了……我覺得點應該放在女記者在掌握很多資料後糾結要不要爆料，爆料是出自內心正義；不爆料是知道這樣做會導致院友無家可歸，再往後一步，她想到上面這一層，就會思考種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到底從何而來，爆料真能解決問題嗎，但是不爆料這件事從此就偃旗息鼓了？

轉化成一種對新聞倫理和內心道德的拷問，這個時刻，正義和善良才會發生。

正義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種一以貫之的東西，是無數個時間節點裡人的思考和選擇。

但本片是假設了一種虛空的正義，然後再為這些正義感找補。

幾個記者的角色也反映了創作者對這個職業的刻板想象，女記者對新人一副，“這又不是學校”的臉孔；男上司在辦公室大喊，“你以為你是誰，正義感算什麼”，不停地cue正義和善良，OMG，還能再俗一點麼。

在这个传播技术迅速迭代，传统媒体处境艰难，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影视界却悄然出现了一股潮流。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以媒体人为主视角和叙事线索，呈现媒体人事业与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密集地出现。

似乎最开始是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和《聚焦》带起风向，随后世界各地都在跟进，最近这股浪潮来到了东亚地区。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日本电影《新闻记者》、中国大陆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区都引起过话题讨论。

而在香港，这个商业化媒体曾经无比兴盛，以至于“港媒”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地方，新闻题材的影视作品更是有层出不穷之势。

比如早几年的《导火新闻线》，剧集版和电影版接连上线；再到前段时间的港剧《新闻女王》，收视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则是电影《白日之下》，大热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并最终夺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项大奖。

《白日之下》海报虽然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很多人吐槽陈旧保守，但其实还是有点新意在的。

比如，余香凝凭借《白日之下》女记者的角色获得影后，就是金像奖史上首个拿到帝后大奖的媒体人角色。

虽然之前得奖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体挨点边的例子，比如梁朝伟在《花样年华》中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个报社编辑，但《花样年华》显然不是在讲媒体行业，周慕云做什么工作根本无人在意。

此前的41届金像奖，八十多个影帝影后，一眼扫过去，最多的角色是什么呢？

影帝要么是黑社会老大，要么就是警察，这两大职业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后呢，估计最多的角色应该是妓女。

港媒声势最强的时候，港片没想到要拍他们。

等到媒体衰落，香港电影业也衰落了，这两个行业终于开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团取暖。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讲的是，A1新闻社接到一则线报，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养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况发生，女记者晓琪于是展开了调查暗访，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孙女，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时总痴痴呆呆的，但其实是在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晓琪由此顺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处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听话就会被护工殴打，或者用绳子捆起来不能动；吃饭极其简单凑合，可能只是几颗馊掉的烧麦；老人坐在轮椅上被脱光衣服拉到楼顶天台，护工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集体冲洗，旁边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智力障碍男孩的胳膊被订书机订得伤痕累累，后来不堪被辱跳楼自杀；智力障碍女孩长期被中年男院长性侵，几乎已成为院内一桩公开的秘密……《白日之下》剧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细节，桩桩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体曾经的新闻报道，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片中的A1新闻社也有原型，就是现在依然在运营的香港“01新闻社”。

女记者晓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门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

晓琪的原型名叫龙婉琪，当年她确实就是假扮成老人孙女进行暗访的。

她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侦查组，其实就是大陆媒体所谓的“深度调查组”，所以她的具体职业身份是一名调查记者。

虽然多数观众看电影时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院长和护工的那些恶行上，会无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残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无疑问就是女记者晓琪，整部电影都是以她的视角切入，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来，编导简君晋和演员余香凝都在力图塑造一个立体的记者形象。

晓琪在电影刚出场时，是一副有点混不吝的职场老油条的样子，会对新人记者的理想主义不以为然，直言自己做报道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做选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热血早已冷却。

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她是个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

其实她的新闻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还是温热的，只不过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时宜。

她平时都表现得坚强干练，会在主管面前为了稿子据理力争，也会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会在过节时自掏腰包买一堆吃的带到院友面前。

电影还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为爷爷去世前就曾经在养老院受到过虐待，所以她对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

为了获取材料，她甚至给了院里的一名义工一笔钱，以让他交待更多细节。

这个做法无疑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但又让角色更加立体了，因为电影并非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手段和目的常常是会错位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让晓琪脱离英雄色彩的，还有一直围绕她的那股挥之不去的职业上的无力感。

在她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对话，想必每一位媒体人听了，都会报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

比如：“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你能改变世界？

你只是个记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动物，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了。

”——“不会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从台词就能看出来，这群媒体人日常总处在一种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月亮与六便士，他们要维持平衡，虽然常常失望，却不愿放弃。

因为是由现实事件改编，电影又秉持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技法，所以现实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会有那种简单绝对非黑即白的判断。

比如，护工虐待老人和残疾人，表面看上去是个道德问题，护工是坏人，但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福利机构资源的严重不足。

一个香港残疾人要进入公立的福利机构，通常要排队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只能入住私人机构。

但私人机构的人手又总是不足，两位正式护工要照顾八十个院友，任谁长期承受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可能都会崩溃，于是不听话就殴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办法。

片尾，一名护工向记者举报虐待内情，也可以视为一种复杂化呈现。

出问题的不是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

挖掘到这一层，才是记者的工作重点。

片中媒体人开会时也强调了，一定要触及到制度层面，才会是一则成功的报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长章剑华，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

尤其是在林保怡脱胎换骨的演技加持下，这个角色既呈现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属性，又似乎能让人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章剑华的原型人物是张健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年轻时曾经是香港被表彰过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后来开设了专门照顾残疾人的“康桥之家”，也曾克勤克俭，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让这些人至少有瓦遮头，不至于衣食无着。

在一开始，他也曾是众人眼里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转化成“恶”的？

除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林保怡在一次专访中讲到的拍摄细节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一开始也把这个院长看作纯粹的坏人，会厌恶他，但在一番仔细揣摩过后，他把握到了这个院长的心路历程。

院长一开始对女孩应该是真的有在关心爱护的，所以会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会捏着挖耳勺给女孩掏耳朵。

在身体愈来愈亲近的过程中，他无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线，开始作恶。

而在事后，他必然会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摆脱负罪感。

他会想，这个智障女孩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感受男人的爱，而他这番动作，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她爱抚，让对方的人生完整。

当这番心理建设做起来，一个可怕的恶魔才算是最终形成，这会让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作恶，事后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没有错，是社会、是那些残疾人的家人抛弃了他们，而他给予的明明都是爱，为什么还要被控告被指责？

再加上因为受害的智障女孩无法出庭作证，作案现场的证据又不足，导致院长无法被定罪。

法律制度上的这一漏洞，无疑又助长了章剑华/张健华的恶行，让他更加有恃无恐。

这也是电影让人深感无力的一点，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晓琪会说：“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了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无奈：千辛万苦地调查真相，想方设法地把报道发出去，但最后似乎什么都无法改变。

恶行被纵容，社会并没有变好。

这还不是最深的无奈。

电影结尾最后一场戏，是“彩桥之家”因为报道引发公众声讨，终于被责令停业。

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残疾人和老人们被逐出院舍，连带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头失魂落魄无所归依。

这时，晓琪走过来，众人对她怒目而视，指责她多管闲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温馨的庇护所。

为众人抱薪者，为正义鼓与呼者，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谢意，而是冷眼。

只有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算是给了仅有的一点点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晓琪头上，让她能少淋点雨，然后缓缓对她说：“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这个结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

我以为这种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一般都要照顾观众情绪和社会影响，在残酷的事实揭露过后，总会给到一个正面的结局，告诉大家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至少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显然不是这样。

它只负责揭露问题，但不表现解决问题。

它会让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气吐不出来，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怅然、恍惚、叹息。

这种“反高潮”的剧情走向设置颇为大胆，必然要承受市场上的风险。

结果就是，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一星期，虽然豆瓣口碑高达8分，但票房只有一千万不到。

很多影迷反映，住处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话配音。

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就要花很多时间搜索信息，然后花更多时间奔赴影院。

这又让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绩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监制尔冬升、导演简君晋，还有余香凝、林保怡、姜大卫这一众主演，他们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绩，而是社会效果。

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导演说，那是因为作为原型的那些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因为现实的进展就是如此。

那种胸口堵着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也正是主创所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才会继续反思，继续追问，继续关注现实的进展，而不是像那些结局大快人心的爽剧一样，心灵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现实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而电影对媒体人的呈现，看似一直都在泼冷水，让大家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细再一想，这些媒体人的努力难道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好像也不能这样说。

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相，至少它们被记载下来并进入历史，至少还有人在追问。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讨论，张健华案被重新审理并改判，终于成功被定罪处罚。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些记者的努力啊。

电影上映后，晓琪的原型人物龙婉琪被找来，和导演简君晋展开了一场对谈。

龙婉琪现在已经改行做公关了（这是电影没交代的一个现实结局），她说，自报道发出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并没有看到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有明显的进步，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这时简君晋立刻表示，有身为社工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对他说，还是有少许一些改变的，记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晓琪有没有被安慰到。

希望她能明白，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换来微小的一点点改变，这看似是不值当的投入，但换一个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变，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如果有无数个像晓琪这样的记者，没有改行做公关，而是继续坚持，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一点点地累积着成果，那么终有一日，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虽然是冰冷现实中仅有的一丝暖意，但这恐怕也是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了。

有这句话作为支撑和鼓励，很多记者朋友应该又可以热血上涌，再拼它个几年。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媒体人在现实世界明明正在被边缘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来越浓墨重彩地被呈现，在全世界的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新闻题材的浪潮？

我想，这正是反映了群众内心的诉求和呼唤。

就算媒体介质再怎么变，就算传播门槛再怎么降低，就算公众注意力再怎么涣散，可是当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层出不穷，而网络上又只是满天飞的谣言，那么大众对真相的渴望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新闻记者，为调查真相而奔走，为公众利益而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正义之光冲破阴云的阻隔最终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片名。

电影的色调自始至终都阴暗、压抑，和这个片名构成了强烈反差。

但看电影的无数双眼睛自会带来光亮吧，当这些观众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现实，重新看待新闻媒体行业，那里面才蕴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后，向依然坚守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们，致敬。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在香港看这部片 感触更深刻不要为做正确的事情而内疚。

有事件发生，香港记者确实跑的比谁都快。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电影还原现实

电影基本还原了事件的全貌，在01新闻有完整的报道，包含专访，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说来也巧，最近我在香港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养老。

去实地拜访了很多户老人家，包括：（1）退休的黑社会大哥，虽然穷困潦倒，但坚信他有30个小弟可以帮他（有个问题是问是否有人可以借钱给你，他说这30个人一定都会借给他，只是他不需要）。

他住在公屋，一种香港政府提供给底层住的房子，租金每月只有一两千。

但从未有小弟来看望过他。

一辈子奉献给黑社会事业，到头来，两手空空。

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

（2）一个婆婆与女儿在香港相依为命，三个儿子在内地却让她操碎了心，一个内地坐牢，一个务农至今大龄未娶，还有一个家境贫寒。

只有女儿在香港有出息，负责养老。

（3）很多采访的香港老人都没有子女，非大数据，仅我们的采访的少量数据而言，大约30%香港老人无儿无女，独自养老。

一位没有子女的婆婆在旺角市中心朗豪坊附近有一套很房，黄金位置，房子却破到离奇，房龄至少50年以上，屋顶漏水，用床单接着水，面积大约只有十几平方（香港房子面积是尺，不到两百尺），还要和已逝的老公的兄弟挤在一起住，只因政府的公屋/居屋申请 需要排队几年甚至十几年，这和电影里要排队进养老院是一样的。

在香港什么都要排队，除非你有钱。

多位朋友亲身经历，公立医院急诊大约需要排五个小时以上，去的时候疼的要死，看到医生已经基本快好了。

香港是富人的天堂，无论你是来度假还是上学，或者养老。

香港更是穷人的地狱，底层老人在这里，就和电影里一样，没有尊严，静静等着那一天。

（全场电影哭了两次，一次是小熊饼干，一次是最后下雨的时候，爷爷给她戴帽子，勾起了对家中老人的回忆）